编者按：
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
培根所指的“知识”，大多是那些能够帮助人类征服和利用自然的自然科学知识。“知识”也就被赋予了这么一层自然科学的色彩。
今天，即使是搞人文社科，也多半逃不开统计、数据处理、数学建模。一切都变成了“铁的自然规律”，供我们去认识和利用。
然而，这样高度理论化的知识，真能成为我们的力量，帮助我们理解和对抗现实世界的不安定和阻力吗？大概未必。
下不能对接实践、上不能对话争鸣的所谓“知识”，只是当代学术工业制造出的“理论”而已。这些“理论”生活在高处的象牙塔里，失去了实践的生机和活力，叫它一声战五渣大概不为过。
只有在实践和对话中产生出来的、活生生的知识，才能在这不安定的世界里给我们以力量。
在今天的很多人那里，“知识”已等同于书本知识，“良好教育”已等同于完整学历，“知识就是力量”无异于文凭就是身价和话语权。
这一论调无疑是一种短视之见，不过也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知识如何成为力量？在诸多学科纷纷“科学化”，书本逐渐与现实脱节，全球现代化问题复杂而迫切的今天，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知识与行动？相信本文会给你启示。
电影《心灵捕手》（1997）剧照
在社会人文领域，经济学看上去已最像“科学”，至少最接近“科学”。这一学科在逻辑化、数理化、实证化等方面都努力向理科看齐，且走得最远，表现最为突出，动不动就有统计、民调、量化、实验的硬数据支撑，各种数学建模相当酷炫，不懂高等数学的人根本没法在圈子里混，一般文科生也读不懂他们的文献。但可惜的是，对2008年始于美国华尔街的全球金融海啸和经济地震，这个学科一直麻木不仁，发出预警的吹哨人极为罕见。差一点就囊括了本世纪所有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大神们，尽管团购批发一般摘金累累，各有骄人建树，从总体上看，却也从未拿出有效对策，来标本兼治产业空心化、不平等加剧、气候变化等危急趋势。两位诺奖得主受聘到华尔街操盘，甚至在汇市、股市里炒得自己大栽跟头。这不仅仅是哪一国的现状，全世界似乎都程度不同、特点不同地面临同样的窘境，面临同样的精英危机。也许，衮衮诸公的研究并非一无是处。蚊子也是肉，钢镚儿也是钱，众多局部的发现和创见，积累于人类文明的长河，均可望助益新文明的成长。只是从总体上说，从实效上看，这些学科的“科学化”，即向理科的靠拢和模仿，离预期目标还十分遥远，至少尚未出现经济学、政治学、心理学等领域里划时代的牛顿和爱因斯坦，并未在人类重大的困难和挑战面前，有效履行科学家“整理事实、找出规律，并做出结论”（达尔文语）的职责。他们是在哪里偏离、远离甚至背离了“科学”？或者，我们是否一开始就误解了“科学”本身？如不少前人所指出，科学是近代以来的特定产物，并不等同于“知识”（否则传统艺人、哲人的所有知识都可算作“科学”，中医理论更是如此）；也不等同于“正确”（托勒密的地心说，哥白尼的日心说，在后人看来都不算“正确”；热力学、活力学等在将来肯定也这样）。科学只意味着一种并非万能、不会完结的新型知识生产机制及其过程。不过，这已够激动人心的了。作为欧洲启蒙运动的核心，这种科学，即数理与经验（演绎与归纳）的双引擎发力，缘聚则生，修成正果，贡献了一轮空前的全球性知识爆炸，带来了生产方式与生活形态的翻天覆地——特别是物质层面的巨变，把人类送入现代文明。以至当今太多人，会情不自禁地把“科学”等同于“知识”，再等同于“正确”，一个词集万千宠爱于一身，无限越位，无限升格，视之为可解决一切问题的神器。——即便这已类似神学家的态度，即很多科学家强烈反对过的态度：以为上（ke）帝（xue）可搞定一切的妄自尊大。不过，真正懂一点科学，真正学来科学的精神和方法，并且在运用中增强而不是削弱文科自身的所长，克服而不是包装文科自身的所短，并不那么容易。比如，不太好的消息是，文科生所热烈追求的科学——特别是基础科学，在20世纪却不幸陷入停滞。有心人已发现：1970年，第一架波音747飞机从纽约飞往伦敦用了八小时，而五十年后，类似飞行的时间未见任何缩短。1969年载人航天器着陆月球，但接下来的半个多世纪里，人类足迹未能延展得更远，太空探测器也无质的更新，如火箭仍依赖化石燃料。爽约不胜枚举，也令人困惑。回望1915年（广义相对论提出）、1927年（量子力学完成）、1928年（《基因论》发表），现代科学最重要的几大基石，竟在短短的近二十年间相约而至，高峰迭起，砍瓜切菜一般——那是多么辉煌的狂飙时代呵，后来的人类怎么啦？学制越来越长，经费越来越多，队伍越来越大，论文越来越厚，但悠悠百年过去，科学界仍活在前辈巨人的阴影之下，即便在一些枝枝叶叶的项目那里，很多人也不过是为赛道上毫米级的胜出而毕生呕心沥血。1969年7月20日，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与奥尔德林，乘坐阿波罗11号，成为首次踏上月球的人类。图为奥尔德林，阿姆斯特朗摄。
这是新科学临盆前一时的屏息宁静，还是科学在微观和宏观两大铁板之间已脱困无望？没有人知道。当然，基础科学的大体封盘，并不妨碍近几十年来应用科学、应用技术的长足发展，甚至日新月异，遍地开花。人们毕竟迎来了抗生素、电视机、计算机、互联网、核动力、太空望远镜、人工智能……这一切在媒体上眼花缭乱热浪滚滚，正在全面定义新的业态与生活——不过，称之为“科学革命”让人犹豫，换上“技术革命”“技术繁荣”之类用词显然更合适。不是吗？技术受惠于科学——特别是其基础与核心的原理，总是比后者慢一拍，不过是科学的传导、应用、衍生、物态化以及潜能释放，是科学这棵大树上晚来的开花结果。人们享受果实时，希望确保果树根系的强旺活力，确保下一轮种苗的萌发，大概不会是一份多余的关切。古希腊学者虽不排斥实践，但不觉得实践是多大的事——也许那些宗教精英、贵族精英们成天翻着羊皮书，对出门干活流汗一类本就不大擅长。在他们眼里，“真理”（true）高于“真实”（fact），是世界固有的内在性逻辑，是以数学为范本的抽象体系。人类不是靠观察，而是靠洞见才能一步步进入那个普遍、绝对、神圣的公理化秘境——为此，你哪怕成天闭门造车，也没什么关系。一旦与发端于英国的经验主义思潮两相汇合，互为依托，便如虎添翼，牛顿时代的喷薄而出就只是迟早问题。人们或是靠实验采集知识，然后用数理加以组织；或是靠数理预测知识，然后用实验加以印证，似乎怎么走都顺，哪一条腿迈在前面都行。以至从某一个节点孤立地看，有时知识还可以跳过实践，把实践落在后面，在学者密室里以先知预言的方式“先验”地发生——上帝就是这样干的吧？海王星的故事就是这样：先是有人推算出它的空间位置，当天文学家后来架起望远镜，对准夜空中的那个位置时，果然发现了一个小小白点，与预估点位竟相差无几。正因此，爱因斯坦在晚年《自述》一书中谈及真理的标准，除了“外部的证实”，即经验派所拥戴的实践检验，还加上了另一条“内在的完备”，包括逻辑的简洁和美（比如他爱不释手的E=mc2）——这其实是延续唯理派一脉遗风，深切怀念演绎法永远要求的严密与纯净。爱因斯坦认为，“逻辑的简单性”在选择和评价各种理论时起着重大的作用，但是确切地把它表达出来却有很大的困难。“上帝不会掷骰子。”他的另一句名言，显示出他对因果律笃信不疑，相信世界就是笛卡儿心目中那种精密运行的钟表。提到这一点，是因为唯理派在牛顿时代的好运气，并未延续太久。一旦遭遇现代科学的冲击，“钟表”之喻渐渐不合时宜。不妨耐心回顾一下。源自古希腊的理性主义，一种普遍、绝对、神圣的世界因果秩序，首先在黑格尔等人那里撞上辩证法，陷入正题、反题、合题的迷阵，形式逻辑让位于辩证逻辑，“自相矛盾”从此有了合法性。接着，它在贝叶斯等人那里撞上概率论，必然逻辑让位于或然逻辑，等号几乎都成了略等号，“差不多”和“大概是”从此有了正当权。再后来，它在哥德尔等人那里撞上“不完全性定律”，发现公理的一致性与完全性不可兼得，数学的自洽和相应证明不可兼得，看似完美的逻辑体系原来一直处于带病的状态，不能不让人惊醒和沮丧。到最后，它被欧氏几何与非欧几何的分裂炸了个半晕，发现在高斯、黎曼等人那里，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此真理和彼真理居然互不通约，统一逻辑变体为多重逻辑。它还在普朗克、海森堡、玻尔、薛定谔等人那里，被量子力学拖入一片泥沼，发现在亚原子层面的微观世界，与常规世界不同，几乎一切都“测不准”。A也是B，有也是无，到底是什么，其随机结论只是取决于人们采用何种观察方法和观察工具，因此因果认知的客观性被釜底抽薪。换句话说，作为科学远航的双引擎之一，唯理论看上去已透支和冷却，数理工具的有限边界日显，对实验工具引领和支撑的作用远不如昨，即便——如前所述——数理革命的余热还热在应用技术的另一头，包括成为某些文科研究领域的新时尚，包括“数字经济”启爆革新大潮，“大数据”“云计算”风起云涌，算法工程师和独角兽企业拿走了业界最丰厚的年薪或利润。实践确实是真理之母，哪怕在爱因斯坦那里，也是检验真理的“唯二”标准之一，响当当的。只是作为科学远航中的另一台引擎，进入现代以来，实践也面临新的故障。这么说吧，前人的观察和实验都较为简易，便于操作，花费不大，也比较个人化。阿基米德靠一盆洗澡水，就可以发现浮力原理。牛顿靠一个枝头掉下的苹果，就可以构想重力学说。伽桑狄在一条航行的船上，从桅顶落下一块石头，就能检验地心说的真伪……那时的科学家都像草根“民科”，多是单枪独马，小打小闹就做出大学问，在知识的荒原上到处开疆拓土。相比之下，随着日常环境和常规层面的科学发现接近饱和，易啃的骨头已啃完，科研就不再以米为单元、以克为单元、以秒为单元，而是一头指向亚原子层面的微观，另一头指向深空星际的宏观。这时候，观察和实验的成本急剧升高，“民科”风格就行不通了，绝大多数聪明的人和机构被排拒在机会之外。大型球面射电“天眼”，只有一两个国家可做。一台高能粒子对撞机，动不动就数百亿甚至上千亿的投入，连美国、日本都供不起，谁还能玩？故杨振宁建议中国根本不要去搞。在高预算、高设备、高薪酬、高技术产业、高质量教育等配套条件缺位时，发展中国家的很多创新也无从谈起，几乎“被贫穷限制了想象”。很多国家的理科大学近乎奢侈品，于是重文轻理，甚至弃文从戎，实属学子们的无奈之选，诺贝尔奖这事不必想得太早。进入一个市场经济时代，若无公权力的大手笔合理调控，很多实践总是缺乏后援。投资商以赢利为目的，只会青睐那些周期短、见效快、有购买力的应用科学和应用技术，宁可对奇巧淫技砸下重金，也不会对荒漠化、农田土质修复、非洲地方病等投入情怀；宁可“山寨”“接汤”“做下游”，到处捡一些边边角角的业务，也不会对基础科学长期的冷板凳和可能的投资黑洞，多看上一眼。长此以往，知识与利益捆绑，知识生产中的一部分，即零收益或收益不确定，却可能是人类迫切需要，乃至整个知识生态中至关重要的那部分，倒可能受到市场挤压，退出人们的视野。一个前辈观察当下的生活，也许也会觉得现代人太无能，在越分越细的现代分工体制下，只能打拼在生产链的一个小小节点，只能是偏才，只能是人形零件，放在相邻工序就是废才，比如医院里的胃博士不可代班肠大夫，管结肠的与管直肠的也各管一段相互袖手。这远不如从前：医生多是全科医生，教师多是“全科”教师，连一个农民也可能是“全科”农民，如此等等。现代人回到家里也许就更笨了，即便是高学历的白领，也可能煮不好一碗面，洗不好一件衣，更不懂如何修桌子或出门挖草药。他们被“傻瓜化”的各种家用自动设备，被发达的电商配送服务，宠成了一个个“巨婴”，屁股常在沙发里生根，不时靠旅游、八卦、表情包来打发闲暇，还以为自己操弄傻瓜相机就懂得了摄影。专业细分是知识增长的势所必然，有利于提高劳动效率，不就得这样吗？何况日子过好了，有钱人无须什么事都自己干，很多过时的知识和能力，要丢那就丢了吧。不过，如果他们的实践面过分收窄，“零件化”的职业状态叠加“原子化”的心理状态——某种个人主义的自恋和自闭，就很可能失去走出自我的能力，失去对父母、亲戚、邻居、朋友、服务者、合作者、庶民大众的兴趣和了解，失去在困苦、焦虑、情义、背叛、绝望、斗争、虚伪、牺牲中的历练，欠缺作为一个群居生命不可或缺的社会阅历。经验蕴积不够，必有感受机能的退化失敏，一如赤道居民对“冰雪”一词无感，即便翻字典读懂了，但肌肤、神经、情绪上还是无感。到这一步，任何优秀的文化和思想都不易与他们的心智接轨，更谈不上共振。“奶头乐”的亚文化潮流便会应运而生，取而代之，找到最合适的生长土壤，找到兴风作浪的资本吸金神器。娱乐为王，刺激为王，搞笑搞怪就是一切。因一味迁就受众轻浅的理解力，各种“神剧”都能成为热剧，“狗血”与“鸡汤”最容易成为头条。即便偶尔涉及历史和政治话题，有几枚流行标签就够了。他们一通嘴炮打下来，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记得的恒记，不愿记的恒不记。碰到不顺耳的看法，有条件时要踩，没条件时创造条件也要踩——事情就这么简单！奶头乐(tittytainment)，泛指令人沉迷的消遣娱乐和充满感官刺激的产品，目的是令人沉浸在“快乐”中，不知不觉丧失对现实问题的思考能力。这一社会麻醉剂将会带来“马太效应”，沉迷的人继续沉迷，清醒的人保持清醒，人与人的差距，甚至阶层间的差距也就拉大了。图为日剧《女王的教室》截图。
最日常的现象是，一些大学生居然被小无赖忽悠，一些硕士或博士被校园贷、高消费、假网恋、出国梦、成功学、邪教组织无谓吞噬生命，悲剧时见报端。他们的学业高分，他们的超长网龄，都不足以摆脱“利令智昏”的古老魔咒，不足以换来连古人也不缺乏的基本判断力，无法健全自己成熟和正常的人格。延续前面的话题，这是指现代人特别容易重知轻行，以知代行，使自己的实践日益虚浮，知识生产“脱实向虚”。这也就是说，牛顿和爱因斯坦那个时代尚属正常，资本主义拉动生产力，知识多服务于实业；然而自后工业时代以来，正如金融玩起了体内循环，知识也开始服务自己。金融（投机）与知识（自肥）两大产业，已构成新资本主义的双“虚”。读书当然是一件好事。特别是在古代，交通和通信工具不发达，人们的活动半径小，知识多是亲历性的直接知识，所谓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就要亲自吃上一口。由此产生的知识量显然不够，非常不够，人们急需用书本补充间接知识，不能不羡慕“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变化的拐点很快到来。中国的文盲率已从七十年前的80%降至4%，高校毛入学率接近五成，这意味着印刷机、网络服务器开始热得发烫，谓之“信息”的间接知识出现疯长和爆炸，反过来大规模挤压和取代直接知识。在很多人那里，“知识”已等同于书本知识，“良好教育”已等同于完整学历，“知识就是力量”无异于文凭就是身价和话语权。书本有什么不好吗？能因此见多识广、旁征博引、集思广益，充分吸收前人和他人的成果，不正是人类智商提升和文明兴旺的最大优势？这话没错。不过，美国电影《心灵捕手》（1997年）里，一个禀赋过人的学霸，一位叛逆的天之骄子，曾被老师的一段话震击：你从未离开过波士顿，是吧？所以你说到艺术，只有一些艺术书籍里的粗浅论调，关于米开朗基罗，关于他的政治抱负，关于他与教皇的故事，关于他的性取向和他所有的作品，你知道得很多，对吗？但你不知道西斯廷教堂的气味，你也从未站在那里久久凝视美丽的天花板。不明书本之短，便有上述电影中的书本学霸，便有“知识最大的敌人——不是无知而是知识的幻觉”（霍金语）。这些大量冒出的“知道分子”，与真正的知识分子的最大差别，在于前者缺少现场性的感受和经验，缺少实践的重力与活性。采访、座谈、参观、视察、实习……当然也是实践，聊胜于无，但如果不足够和深度地去做，便不足以激活、消化、修正、补充间接知识——更不要说发展了。永动机式的空头理论，看似环环缜密，甚至合得上能量守恒定律，做起来根本没戏，就是这样来的。文科里的“口舌之学”而非“心身之学”（王阳明语），也是这样来的。笔者曾在一篇文章里说过：一位从未做过任何生意的在教经济学，一位从未参加过任何实战的在教战役学，一位从未当过记者或编辑的居然开讲新闻学，一位既未当过官也未造过反的居然把持政治学，而一位个人品行很糟糕的家伙则可能一再发表伦理学论文……你就那么相信？把他们的学问不断学舌和复制下去，人们就那么放心？这样，很多企业和事业机构常感到无人可用，而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却对社会感到畏惧，不愿毕业离开安全的校园，也不愿结束“宅男”“宅女”的日子。教育与社会的裂痕日渐扩大，知识的信用度一路下滑。“我喜欢没受过什么教育的人！”特朗普这一口白，迎合了相当一部分底层人对精英阶层的戒心和愤怒，竟助其收割了史上选票第二高的政治人物光环。美国学者尼古拉斯·卡恩斯对全球228个国家和地区进行统计和比对，发现政治家中，平均学历高的反而比学历低的治理成绩更糟。连麦肯锡这个全球最大的人力资源咨询管理公司，其老板的用人标准，也是一要hungry（饥饿），即绝不要富二代、官二代；二是要street smart（街头聪明）：即灰头土脸摸爬滚打一路拼上来的，切不可是高学历的书呆子。一个中国女孩穿条花裙子被指责为资产阶级的遗毒，与一位西方老妇戴口罩被指责为对自由主义信仰的背叛，实为异曲同工。中国当年并无贫富分化，也没外来移民群体，不存在具体利益冲突，也闹得那么凶，似乎不好理解。当这种失控出现在经济、教育高度发达的地方，出现于“山巅之国”和“上帝选民”，也是一种不好理解。可见，不论东方还是西方，不论在穷国还是富国，人类的理性启蒙成果都不宜过于高估。意识形态教条化、极端化的失控，可随时击溃人的智商和温良，集体犯晕是一个持久的隐患。事情看来是这样，人们只要深入实际，来到现场，面对具体问题，由于各方都熟悉问题的来龙去脉和上下左右，有信息的充分沟通与分享，达成共识是大概率事件。要排涝就排涝，要修车就修车，要包产就包产，要反腐就反腐……谁会同自己的眼睛和钱过不去？除非白痴，很少人不通情理。因此，常见的情况是，越是到工人、农民、商人、基层官员、科技人员那里去，就越少听到意识形态化的口水仗。相反，一旦远离具体现场，一脑子事实换成一脑子理论，人们活得高雅和高深起来，闪耀着这种或那种“政治正确”的神圣光环，事情才会陷入危险，连“花裙子”和“口罩”也能通过“上纲上线”顷刻间变得易燃易爆。到那时，书本左派对抗书本右派，书本激进对抗书本保守，书本效率对抗书本公平……在书本知识的混战危机中，再好的道理都没法说了。这并不是说“读书越多越反动”，不是说大老粗具有天然优势。事实上，无论学历高低，人们谈“主义”时都容易崩，谈“问题”时都不难磨合，与穿不穿草鞋没关系。这也不是说书本一定会惹祸，而是说这世界上，所有知识最终都需要落地。唯实践能清醒所有“永动机”式的理论空想，唯实践能给神主知识退烧、脱敏、活血、解毒，是知识重获解释力和引领性的前提，是一切伟大理论活的灵魂。如果说神主知识不可取，碎片知识同样让人头痛，是时下求知者们的另一大灾情。这样说的背景，是当代的知识产能实在太强了，未来的知识更可能多得令人望而生畏。严格地说，对每一块石头都可考古，给每一个人都可写传记，而天上每一颗星星都值得成立N个研究院去探索……但我们需要那么多知识吗？太多信息让电脑死机，太多知识让人不堪其累，会不会反有多方丧生之虞，让人们不是更善于行动，而是更难于行动？物理学家霍金称：“21世纪是复杂科学的世纪。”他是指理科。如果以物为认知对象的理科尚且如此，那么文科（还有医科）以千差万别和千变万化的人为认知对象，当然更是复杂加倍——虚无主义也许不失为一面应时的破镜。由于识字率越来越高，由于知识产能马力全开，由于各领域、各层级、各门派、各分支、各种方法和风格、各种利益背景和实践细节，无一不在盛产知识，再建“大叙事”确已困难重重。于是人们习惯于各说各话，自说自话，头痛医头（甚至只医头发），脚痛医脚（甚至只医脚皮）。不是要百家争鸣吗？争一争也许不错。既然都有理有据，那么任何人都有权发声。但如果人们都是用高音喇叭拼命发声，都希望别人张大耳朵听好，却缺少耐心、兴趣、时间听别人发声，失去了理解和包容他者的能力，大概不是一种正常。长此以往，众声喧哗，谁也听不清谁。没有统领小真理的大真理，真理便让位于形形色色“我”的真理。换句话说，“大叙事”溃散，其意外代价是大“三观”（世界观、价值观、认知观）随之缺位或暖昧，碎化了浮躁而低效的心智，使碎片知识无法得到一种知识方法、知识伦理的黏结与组织，离可操作性已越来越远；这一情形离争夺资源的难看吃相，倒可能越来越近。作为知识失能的正常反应，民粹主义和反智主义的入场便不可避免。很多人无奈之余，最容易把解决乱局难题的希望寄托于一些强人，那些根本不要知识、不讲道理、作风粗鲁而强悍的可疑救星——比如指望一两个政治枭雄来痛击疑点重重、劣迹斑斑的“全球化”。“刘项原来不读书”（毛泽东诗句），那意味着历史再一次把知识搁置和冷藏，大棒再一次成为最有效语言，知识分子目瞪口呆暂时退局旁观。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又称作知识无用论，是一种存在于文化或思想中的态度。可分为两大类：一是对于智性、知识的反对或怀疑，认为智性或知识对于人生有害而无益。另一种则是对于知识分子的怀疑和鄙视。反智主义常常伴随民粹主义政治出现。科学史家库恩说过，“在公认的危机时期，科学家常常转向哲学分析……为新传统提供基础的一条有效途径”，包括借助“直觉”“意会”“无意识”，以革命的方式共约和共建新的“知识范式”，打造一个新的思维共惠平台。这差不多是说，在不同专业之间，靠嗅也能嗅出一种有关知识的知识，向上升维，分中求合，以结束各自的画地为牢，结束各自专业可能的死局和不安全感。这种哲学高瞻，需要对人类实践实现大规模的修复，需要来自实践前沿的睿智，既贯穿于各自的专业自信，也体现于及时的专业自疑，永葆自疑这一求实求新者的必备能力之一，以促成新思维的蓄势待发。这种哲学高瞻也需要人格与胸怀。康德是一个兼职数学家，终身蛰居偏僻小城，过着清贫的日子，其墓碑上却刻有这样一句：“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在我心灵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越来越历久弥新，一个是我们头顶浩瀚灿烂的星空，另一个就是我们心中崇高的道德法则。”这一墓志铭体现了一个伟大时代众多求知者的风貌，也蕴积了当年知识之所以成为力量的磅礴心志。那时候的人们并非说话句句在理，但天地和心灵是多么广阔！人们握有经验方法与数理方法两大工具，差不多就是握有理科版的“接地”“接天”之道，就能把整个天下真正揣在胸中。前人已远，后人接薪。时值全球现代化面临新的十字路口，各种知识小格局碎了又碎，我们能否重建“三观”，重建形而上，打通知识的任督二脉，找到各种知识既能相互博弈和碰撞，又能相互通约、消化、滋养、激发的成长机制？我们能否跨过前人的许多见解，但找回前人的志向，谋术有别，为学相济，做事有別，为道相通，让全人类文明成果再次汇聚成共同前行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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