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研究海德格尔多年，但大多是在美国留学时和中国的大学里从事这种研究，除了1997年为写《海德格尔传》，利用在比利时访学的便利，来德国短期参加海德格尔年会外，一直未得机会较从容地就近体验海德格尔祖国的文化，实为缺憾。这次得到德国学术交流中心(DAAD)的支持，到德国讲学近一年，也就算了此宿愿了。而且，天缘凑合，讲学的两所大学――图宾根与维尔兹堡――都位于德国的西南，正是海德格尔出生与学术活动之所在。不过，实地的体验，却也不限于海德格尔和现象学。这里我只就“文化”讲一下自己的感受。文章题目故意保留了某种模糊，也就是“对德国文化的感受”与“在德国对文化问题的感受”这两层意思之间的模棱两可。
四月初，我到了巴登－符腾堡州的图宾根大学。这是一所相当古老的和有人文传统的大学。大学的文科在山下，我住在靠近山顶处的“干草山门道”，旁边是一个巨大的自然公园，名叫“美丽的山毛榉”，极目所至，几乎全是连绵起伏的森林。我第一次入林散步就为之打动，高大的枞树、砂石小道和远处修道院传来的钟声把我带入了一个格林童话般的世界。德国能产生那么多伟大的诗人、音乐家和思想家，与这种清新雄浑的自然环境不无关系，它好像就是为古典音乐、古典哲学而天造地设的。第二天，我进城办事经过内卡河桥时，看见了久闻其名的“荷尔德林塔”。它位于河畔，已是这座古城的一个象征。荷尔德林现在被不少人视为德国最伟大的诗人，而“荷尔德林现象”也可为我们提供一个了解德国文化的良机。荷尔德林（Friedrich Hoelderlin, 1770－1843）出生并主要生活于这一片叫做施瓦本的地区，在图宾根大学神学院读书时，与谢林和黑格尔是同学和朋友，三人一起散步、讨论问题（据说我住的山上亦是他们散步之处），一起为了庆祝法国大革命而种下“自由之树”。据现在学者的研究，荷尔德林的确从哲学思想上影响过这两位同窗，而谁都知道，这两位后来成了有世界影响的哲学家。然而，荷尔德林却没有他们的好运。他毕业后，不愿做牧师，而是去法兰克福一家望族做家庭教师，很快与年青的女主人苏瑟特（在荷尔德林诗中以“迪奥提玛”出现）有了相互投入的爱情，最后不得不离开。此位女子于1802年去世，荷尔德林也开始精神失常。离开这个家庭后，他还尝试过申请耶拿大学的教职，得到席勒的支持，但〔可能〕由于哥德的作梗而失败。到1807年，他陷入了决定性的精神错乱，被图宾根一位“富而好礼”的木匠收留，在这个塔楼（即木匠的家）一个临河的房间中度过36年，最终默然去世。我到那里，唯见空空房间里的两把椅子，再就是墙上挂的荷尔德林发疯后写的“春、秋”诗。窗外“逝者如斯”，天鹅与野鸭闲游；窗内则斯人已逝，徒令凭吊者感怀。二十世纪初，德国学界发现了荷尔德林，如同西方画界发现了梵高。因此，他的诗作不仅深刻影响了当代诗歌，而且通过包括海德格尔在内的一批思想家和文人的推崇，影响了德国魏玛时代的精神氛围。一位美国历史学家盖依甚至认为，由于“荷尔德林的文艺复兴”而逐渐形成的一股反理性、反启蒙运动、寻求原本的有机整体性的浪漫思潮，与希特勒的上台有某种关联。盖依的判断不一定对，但他的这个观察不错，即“荷尔德林”在二十世纪乃至今天的德国精神里是一个有着某种魔力的名字。这一点，我在图宾根也有所感受。大学所在地的一条大街以“荷尔德林”命名，到此地来旅游的人都要看那座塔楼，书店里的书、哲学系的教师则在不断挖掘荷尔德林诗文的更重大意义，我则一连买了两套不同版本的荷尔德林诗文集。我们北大哲学系的毕业生先刚正在此地读博士，他来之前译出了荷尔德林发疯后写的《塔楼之诗》。到这里后，他将译文送给了塔楼中的管理者。正当他从塔楼中出来，准备回家之时，一位先生追上了他。这只是一位来旅游的参观者，偶然听到了先刚与管理者的对话，便要赶出来向他表示谢意：“您居然将荷尔德林的《塔楼之诗》译成了中文，实在太了不起了！”一边说，还一边不断地鞠躬，搞得我们这位学子很不好意思。了解日耳曼性格的人应该知道，能让一位德国男人给陌生的外国学生鞠躬的是一种什么感情。德国人崇尚不平凡，崇尚不离历史源头的理性（与“知性”不同）的探讨，而且，如果这理性不能化为精神上的激荡，不能放出夺目的神性光彩，也不会被看作上品。不仅谢林、黑格尔是这样，马克思是这样，叔本华、尼采是这样，就是康德的“批判”，尤其是后两个批判，也是如此。荷尔德林之所以打动了当代德国，就是因为他的深邃思想在古希腊与大自然的谐荡中放射出了“令人神往的美”。而他的疯狂，倒是为这天才抹上了最后的神秘一笔。“多少年来，在这样的夜晚都是荷尔德林的光芒照射着我。”（德国哲学家本雅明语）海德格尔终生无条件推崇的只有两人：他的同乡荷尔德林和悠远的老子。当然，他对荷尔德林的评释是大量的和公开的（涉及到的《海德格尔全集》不少于7卷），而在公开出版物中对老子和庄子的直接称引与评论，就我迄今所发现的，只有5处。但这两者对他，都是“诗性的思想者”，而这正是最高的赞许。“诗性的”（dichtenden）在德文中、尤其在海德格尔后期话语中，还有“原创的”意思。海德格尔认为荷尔德林是“诗人中的〔唯一〕诗人”，因为他不仅用诗来表达自己的感受，而且更能向语言与正在来临的时代（原本的“时间”）敞开自己的生命，让其涌现为诗歌。所以，在海德格尔看来，荷尔德林的疯狂并不只因为那位“迪奥提玛”，而〔更〕是由于接受了过多的神性光明所至。它充满历史感地提示着西方的命运。“在此贫乏的时代，诗人何为？”海德格尔的家乡梅斯基尔希与教书的弗莱堡都离图宾根不远。我抽空又重游了弗莱堡，同时去了另一些黑森林的胜地。由我们外哲所的一名毕业生（现在此地做访问学者）带领，我找到了胡塞尔故居，以及萧师毅（1946年与海德格尔合作试图翻译《老子》为德文的中国学者）回忆海德格尔文章中提到的“木材市场”和“野鸭塑像”。后者是为记念一只在弗莱堡1945年遭盟军大空袭而被毁前扑腾飞鸣了12小时、以警示市人的野鸭，但当我们询问一位正在给孩子照相的当地人知道不知道这塑像的来历时，他却给予了否定的回答。看来这类警示是需要一再重复的。我与弗莱堡大学哲学系的冯·赫尔曼教授又通了信（他和他的太太在我上次访问德国时有助于我），他在回信中向我推荐了一些新书。当我在图宾根大学图书馆中找寻它们时，却意外地在2000年出版的《海德格尔全集》75卷（也是关于荷尔德林的）中找到了海德格尔完整引用《老子》11章的又一个材料，而且是结合对荷尔德林的阐述而一并引释的！更珍贵的是，这篇短文写于1943年，比我以前找到的有关海德格尔道家因缘的四处材料，要早起码14年，是在他与萧师毅合译《老子》之前，所以他引述和讨论的方式与那些材料有较大不同，是针对《存在与时间》的核心问题而阐释的。它说明，海德格尔对道家的热情，与他本人的前后期思想和对于荷尔德林的领会都是息息相关的。我现在正在赶写一篇介绍和分析这个材料的论文。读了先刚译的荷尔德林的《塔楼之诗》，我眼前仿佛出现了另一个荷尔德林，与以前读到的他发疯前写的诗作风格大异。那些诗天才横溢，充满了对人生、爱情、历史、神灵和哲理的激情。而这里却是“伎俩全无”、返朴归真，如王维的晚年诗一样的天然纯真，且大多以季节（德文里叫“年时”，Jahrszeit）为题。所以，我也想知道海德格尔是否有评论这组诗的文章。按我的推测，海德格尔如果看到了它们（一般的集子还不收它们），应该有感应，因他的眼光大不同于一般轻视疯狂的评论家，而且他自己在山中小屋写出的诗也颇有道家风味。果然，我在75卷中找到一篇文章，评论此塔楼诗集中的“秋〔之二〕”诗。海德格尔对它的阐释精妙出新，与他同卷中引释《老子》的分析很有些内在的思路联系。这里无暇细述之，只能顺便将这首荷尔德林的晚年诗（据海德格尔讲是诗人死前一年所作）的中译文写出，以飨读者。
德国人喜爱天鹅，可能自古而然。瓦格纳名剧《洛恩格林》的唱片封面就是一只白天鹅，因为此剧中可怜公主的冤情就是靠古日尔曼传说中的天鹅骑士洗清的。天鹅是骄傲的。据人讲，图宾根有一小湖，曾是“天鹅湖”。因要修湖，就将天鹅赶走，但湖修好后，天鹅却连一只也不再来了。我在那里只看到了野鸭和鹈鹕。天鹅又是极美的，一次乘火车，瞥见多瑙河里的两只天鹅，在毫无人烟的野景中美得惊人。但天鹅却可能被驯化。我去瑞士开会，一出苏黎世火车站，就见桥下河中的天鹅；又去了卢塞恩，在它的河边饮啤酒，几只肥壮的天鹅就在桌椅外的河岸边上游来游去，等你喂它，已少了“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的气质。中国古代照理也有天鹅，但未得诗人的特别钟爱，只有丹顶鹤被视为“仙”品。德国人又爱建城堡（可能中世纪的西方皆如此），而且没有傻到像现代的中国人那样，把自己的城墙都当作“封建主义”拆了，所以到处可见城堡。不止地名叫“堡”的地方有城堡，像图宾根这种地方一样有。它们一来可以当作旅游点，二来许多文化活动可依它们而举办。我现在所在的维尔兹堡，其大城堡保存完好，里边设了不少文化机构和展览厅，一些庆典与文艺演出也在那里举行，声情并茂。晚上还一定要打上灯光，因它是城市的骄傲和象征。山水配上城堡，相得益彰。德国的自然风光就要数这西南的山区最好，北部一马平川而已。但南边瑞士的风光更美。火车过境不远，就见一条大河，是蓝色的，在山间激出雪白的浪花。这景象我在德国是没见过的。苏黎世湖、卢塞恩湖和大大小小的山间湖泊的水就从这些河来，皆是清澈、幽深、碧蓝，再加上阿尔卑斯山的高耸挺拔，令世人为之倾倒。我们在卢塞恩湖（又叫“四林地湖”）的一个叫“威矶子”的地方度过了几个小时，在湖边一棵大橡树下看到一块铜牌，上边刻道：“马克·吐温说：‘威矶子是我生活过的最迷人的地方。’”我相信这话的真实性。但内子告我，咱们四川那边的山水比这儿还要好，我更相信；只是，不要糟蹋了才真好。但德国有一处，我觉得从文化上强过瑞士，那就是位于德国南端菲森小城的新天鹅城堡（Neuschwanstein），这里天鹅与城堡奇特地结合起来。它是由巴伐利亚的一个国王路德维希二世于19世纪后半叶所建，前后用了十七年（1869－1886），还没有真正完成。此国王近乎李后主，爱艺术甚于爱江山，耽于幻想，着迷于瓦格纳的音乐。城堡位于山腰，上边和周围都是层峦叠嶂，下边有两个湖泊，从城堡内望出去，可谓美不胜收、气象万千。路德维希立志要将此城堡建造成一座理想的、梦幻般的珍品，为此投入大量金钱与精力。里边的重要厅室或者是按照瓦格纳的某个歌剧（比如《洛恩格林》），或是按某个古希腊罗马的爱情故事而设计和装饰的。后来此国的议会或什么有权力的委员会指责他不务正业，废黜了他，于是这位“亡国之君”便日日在此独对“无限江山”了。此城堡中到处绘有天鹅，还有一陶瓷的白天鹅，供在显眼处。不管怎样，路德维希肯定是自诩为超尘绝俗的天鹅之君的，而他最怕的就是此城堡为俗众玷污。但是，他不久落湖而死，此城堡数周之内就对公众开放了。决策者何其“忍”也！我第一眼就近看到它，就为之震憾，它实在是太完美，如梦一般！拔地而起，通体由纯白山石砌成，设计与做工都极为讲究，朴素之极又精美之极。建于一百多年前，可看上去就如新的一般。从高处望下去，它就如一只巨大的白天鹅，游于林海湖光之中。待那远山积雪、初春乍绿之时，又会是何等的人间胜景！据说美国的迪斯尼乐园的“城堡”，就是仿它而造。当然，狗尾续貂而已。
德国在西方列强之中，崛起较晚，而失败最多。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头号战败国。她为纳粹覆灭付出的代价是一片焦土上的四国占领，和四十多年的国土分裂。所幸苏联、东欧巨变，西德趁机收编了东德。但这些年来国内经济持续低迷，前些时的一个调查声称，有相当一部分德国人现在希望柏林墙依然存在。不管怎样，德国终于统一，在欧盟中的声音加强，也敢于在美国攻打伊拉克时与法国一起唱唱反调。哈贝马斯与德里达还共同表达了文化欧洲的声音。而且，据说德国（不同于日本）已相当彻底地反省了过去，走上了健全的民主之路。但是，依我所见，德意志在纳粹断层之后，还未真正找到自己“走向未来”的文化方向。德国的政治军事的惨败与她曾经有过的灿烂文化恰成对比。她不过一个中国大省的面积，可其近现代哲学独步天下，由路德掀起的宗教改革夺了西方信仰的半壁江山，爱因斯坦、海森堡改变了人类的世界图景，而马克思也曾让半个世界的无产者联合起来。但德国也造成了纳粹，而且是按照合法的民主程序操作而成的。这道文化难题至今并未有解。二战后，德国（西德）人相信“发展是硬道理”，全部重心都是经济建设，于是浴火而飞出一只经济奇迹之凤。她的政经基本模式是趋向美国的（当然有不少区别），德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好像也正安然走在这条全球化的功利主义与经验主义的道路上。但是，德国文化的创造活力却并未在其中得其所哉。图宾根人曾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追仿美国，结果在城边山上建了一批现代化的高层建筑，效果很差，早已停建。我每次出来散步，都尽量不往那边看，以免煞风景。法国人倒是机灵些，巴黎城的视野内绝无这类暴发户式的建筑，只在北边过了河的远处建一个比纽约还“摩登”的高层建筑小区，让要过瘾者去过就算了。所以，目前德国文化确是多元的，但似乎却是一种缺少内在联系和源头的无奈的多元。当然，这比糟糕的一元化要强得多，但总让人觉得少了点什么，而且是很重要的东西。宗教当然是一个能让德国人超越两次大战而寻求精神慰藉的去处，所以德国国家电视台和州台经常转播教堂内的活动。最近圣诞节将至，更是弦歌讲颂不绝。另外就是怀旧，电视台常播大型的文艺演出，唱老歌、奏名曲，老演员，老观众，还请出过去的名人来讲点什么。我们觉得它亲切（这种演出在中国大陆不少，但在美国少见），但也反映出问题。教堂和怀旧活动的参与者大都是老人或年纪偏大的中年人，明显地缺少时代活力。据一些调查，德国的信教者、尤其是年轻的信徒要比美国少得多，在欧盟也属最低一类的，而离婚率、同居率、单身汉、单亲家庭却越来越多。在全球化的压力下，德国的经济结构也出了问题，正在被迫进行那不受欢迎的经济改革与教育改革。纳粹的阴云也没有完全过去。同情纳粹的“光头党”借机闹事，右翼政党得票率上升，虽然它们在目前不成什么大气候，但确在“潜伏爪牙忍受”。前些时候，德国上映了一部表现希特勒在柏林地堡最后十二天的电影《毁灭》，引起不少争论。批评家置疑：是否应该表现希特勒的人性的一面？编剧者则反诘道：说希特勒不是人而是恶魔，才是对受害人的侮辱，因为一个疯魔是无法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西方个体意识化的人性观在希特勒这里遭遇了两难。而且，此事还反映出，“让希特勒进入历史”的努力还未成功，大家都还做不到心平气和。当然，还可以问的是：到底有没有让人完全心平气和地观看的历史？德国最有新意的政治与文化现象是绿党代表的潮流。到目前为止，绿党正式进入政坛的情况好像只在德国出现。现任内阁中就有绿党的部长，因为此内阁由社民党与绿党联合组成，当然以前者为主。绿党主张可持续发展、保护环境、保护地方特色、发挥民间社团的功能，反对一味市场化、全球化。它全力推动干净能源（太阳能、风能等），抵制恶化自然环境的致富之路。所以，在德国，要想占地建工厂或搞任何“发展项目”，必须过许多关口，当地百姓不答应也是绝对不行的。州电视台放过一个名为《黑森林》的片子，就演一对住在黑森林的夫妇一年四季的生活，黑土地上的农牧养殖，鸡鸣狗叫，收蜂蜜、烤面包，男木刻、女编织，简直就是现代的森林牧歌，是绿色意识中幸福生活的完美体现。我在图宾根结识了一对同情绿党的夫妇，人非常好，既爱助人又心胸开放，会世界语，对东方充满兴趣。他们送我两本书：《因素四：加倍富裕－减半自然消耗》（乌尔里希与洛文斯夫妇著，Knaur，1995年）和《生态资本主义：21世纪的工业革命，与自然协调的富裕》（豪肯与洛文斯夫妇合著，Riemann，2000年）。它们的基本观点是：现有的技术手段已经让人类能够实现一次工业革命或生存方式的革命，只要我们转变价值观念与经济管理方式。这次革命的效果是：人类的富裕程度加倍，而自然消耗减半，因而对于人类是四倍的收益。我不知道这种看法是否成立，问题在于，那让现有技术运作的体制与思路能允许“生态资本主义”的成功吗？民主制会允许它吗？绿党本身的命运也在回答这个问题。即便在德国，绿党的得票率也难以超过百分之五，就是一时上去一点，一旦经济恶化，还是会跌下来。但无论如何，绿党给这个前途阴暗的世界（想想电影《明天》的图景）带来几线新的可能，而且它在德国政治中的突破也有着文化的根源。比如，它与上述“荷尔德林的再现”所体现出的所谓“寻求原本的有机整体性的浪漫思潮”就有着隐蔽的联系。读一下荷尔德林那些歌颂乡土和大自然的诗歌，乃至海德格尔后期的带有生态哲学含义的文章与诗篇，就会明白这层关系了。“自然的光辉是更高的显象。”不仅政治生活是这样，哲学界也是“有气而无力”。近几十年来，德国几乎没有出现什么有世界影响的新思潮与新哲学家，与法国当代哲学的群星灿烂形成尴尬的对比。学院派的治学方式统治着学界，二十世纪前半叶的那种原创力再难寻觅。我在维尔兹堡大学“发现”了一位很有创新力的现象学家海因里希·罗姆巴赫（H. Rombach）。他是海德格尔与缪勒的学生，曾参与创立了德国的现象学会。后来提出了“结构存在论”的新现象学思想，而且对东方哲理如日本禅学与老庄思想都有借鉴。但这种思想不为德国的现象学界所欣赏，因而默默无闻。他今年年初在孤独中去世，其教席由一位与他毫无关系的中年现象学家接任。据说他的思想在日本与韩国已有些影响。
我在德国开了一门“全球化中的中国传统文化危机”课。之所以讲它，是由于这样一个考虑，即中国自十九世纪末以来，全力现代化、全球化，实际上是西化，“乐不思蜀”，忘了或故意忘了自己文化已处于衰亡的重大危机之中。而知识分子的主流，或左或右，皆受制于一个在19世纪后期酝酿、新文化运动中成形的世界观、历史观的框架。所以，如果不从西方文化的全球化本性及中西文化的差异、尤其是中西文化的历史遭遇入手，此危机的来龙去脉及对于中国人的含义就绝难说清。这门课就旨在做这样一个思想和历史的文化意义的梳理。所以，我一开始就讨论“文化”的含义，尤其是西方文化――以古希腊罗马与犹太教－基督教为两大来源――所独有的普遍化与全球化的冲动。这样看来，全球化虽然到今日才特别明显地表现出来，但它的根子却在西方的古代文化之中。在历史方面，我的讲述始于明末清初利马窦等耶稣会士与中国文化的遭遇，但重点是放在鸦片战争引起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衰落过程，分析南京条约、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辛亥、五四、中国共产党和改革开放的文化含义（与现有历史书的看法多有不同），以及中国的文化现状、应对文化危机的主张等。在这样讨论中，我对于西方文化自然多有批评，因为我根本不认为这个文化给世界带来了幸福和存在的可能，反倒造成了对所有非西方文化和全人类生存的越来越紧迫的威胁，尽管它有其他文化没有的把握形式的能力，因而具有更强的战斗性、进取性（或侵略性）和科技性。我的学生们是德国的大学生或研究生，他们对我所讲有一些遥远的兴趣，每次讲完课，他们大多会敲敲桌子（德国人在不少场合用敲桌子代替鼓掌），有时也能提出有趣的问题。比如，当我说由于中西信仰方式（这与双方的语言及思维方式有关）的不同，在西方有过长期的宗教战争，现在也没有完全停止，而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就没有这种现象，一位学生提出问题：黄巾（信仰太平道教）起义与官府（信仰儒教）的镇压算不算宗教战争？太平天国运动（基督教与儒教之争）又算不算宗教战争？这都是要费些心思与口舌才能回答的问题。在我讲另一个看法，即西方的哲学与宗教有一种普遍化的倾向，而中国的主流文化中基本上没有时，一名学生置疑道：那儒家的主张不是也想让所有的人相信和追随吗？说“人之初，性本善”、“天不变，道亦不变”不也是有普遍性诉求的主张吗？我只能回答：从形式上看这些也是全称语句，但深究它们在每个人和每个朝代那里的体现，或其意义的具体实现，就可看出它们的非普遍化特性。比如：性善首先体现为亲子之间的孝慈关系，而亲子关系则是特殊的、活生生的，不可能被完全普遍化，所以才有孔子讲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论语》13.18）的说法，它在西方传统哲学和伦理学的主流形态中是不可设想的。而且，汉朝以后“天不变”的讲法，是以西周的“天命靡〔不〕常”及《周易》的变易天道观为基础的。这种回答能否使他们满意，甚至是否能让他们理解，我就不清楚了。说到德国学生与我所讲的问题的“遥远”，除了知识上与实际经历上的隔膜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他们很难设想会有一个不要自己的传统主流文化的民族，而且这个文化还是那么著名、曾那么令西方人羡慕。在德国，可能还在世界上的大多数民族国家中，自家的传统文化从来都得到精心的保护，从传统的信仰、文字、经典到传统的建筑、风俗与工艺。他们怎么能够设想，在德国会没有了基督教，没有了牧师、神父、星期日的礼拜（德国的星期日禁止一切正式的商业活动，因为这一天是主规定的休止利益活动而思慕传统的日子）、众宗教节日、宗教的和民族的服装、读经班和神学院？纳粹时代都没有禁止它们，现代化也没有完全冲毁它们。所以，要让他们明白在中国这类事情确确实实是发生了，很不容易。中国儒教或活的儒家已经消失了，没有了儒士阶层；基本上没有了官方认可的传统节日（就一个春节还被禁“哑”了），汉族没有了自己的民族服装（唐装一点也不“唐”）；没有了真实意义上的春秋祭孔、冬至祭天；大学里没有儒学院，社会上难见读经班；刚要推动儿童读经，就有新文化的卫道士出来反对；“非典”时老百姓在门上插菖蒲，还要被当作“封建迷信”；等等。现在只有一种迷信，就是迷信科学技术，实际上是迷信权力，因为科技之所以被崇拜，就在于它们是第一等力量。总之，礼崩乐坏，良风美俗无存。这在有过悠久传统文化的民族中，恐怕算是独一份了，因而耻为人道，难叫人懂。中国现在无儒士阶层，但并非全无儒者，蒋庆先生应算一位。所以，我在图宾根召开的一次学术会议上提交了一篇介绍蒋庆的政治儒学的英文论文，主要阐述了他对于牟宗三的“良知坎陷说”和西方民主制的批评，以及他自己的“政权合法性”的理论与设想。论文读完了之后，马上有一位年轻气盛的图宾根大学教授出来指责：他对自己设计的“通儒院”和“国体院”的合法性，有何超出个人主张的切实论证？这种儒家政治，有何实现途径？它在今天的中国可能有任何让人关注的影响吗？但另一位特利尔大学教授则认为此政治儒学是值得关注之文化动向，表明中国思想有一“辩证发展”，从传统，到新文化运动之否定，到今天又试图重续传统。还说大陆比之台湾，更不轻从西方。在场的除我之外，皆西欧学者，其大致反应可形容为：“听之惊愕，旋示兴趣，群起置疑。”我只能尽我所能解答，学识所限，或不能阐发蒋庆先生之奥旨，但亦切感在此要害问题上文化鸿沟之深，似不是几篇论文和几次讨论就可以填充而跨越的。海德格尔或罗姆巴赫来参加会议，情况可能会有改观，但这也只是遐想，天意存仁还是不存仁，谁又能尽知呢？甲申孟冬二十日（西元2004.12.1）草就于德国维尔兹堡
因篇幅原因，省去注释部分
来源：《社会科学论坛》2005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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