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哲学家休谟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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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大卫·休谟是最伟大的英国哲学家，他于旧历1711年4月26日出生在爱丁堡。他在去世前的四个月即1776年4月完成了告别辞《我的一生》，这是一篇只有五页的自传。在文中，他为自己父母双方的良好家世而自豪。他的父亲约瑟夫·霍姆从事法律职业，在贝里克郡的奈因威尔斯拥有一处庄园，自16世纪以来，这份地产就一直属于他的家族。如休谟所说，他的家族是“霍姆或休谟伯爵家族的一支”（D 233）。在20世纪，这个家族中将会诞生一位保守党首相。他的母亲凯瑟琳是“司法学院院长大卫·福克纳爵士的女儿”，她的一个哥哥继承了贵族头衔。这对夫妇有三个孩子，大卫最小，哥哥约翰生于1709年，姐姐凯瑟琳生于1710年。

1713年，大卫还是婴儿时，父亲约瑟夫去世了。长子继承了财产，大卫每年只有大约50镑的遗产，即使在当时，这点钱也不足以使他经济独立。家里人希望大卫能继承父业成为律师。大卫的母亲没有再婚，在约翰成年之前一直经营着这块地产。他的母亲是个热忱的加尔文派教徒，并按照这种信仰把孩子们抚养大。据说大卫深爱他的母亲、哥哥和姐姐。虽然他在十几岁时拒绝接受加尔文主义和其他各种基督教教派，但这并没有影响他和母亲的关系，这表明他向其隐瞒了此事，或至少是没有表现得很强硬。大卫一生性情温和，无论在公开场合还是私下都不愿与人争论，但他并不缺乏勇气在书中表达自己的信念，无论这些信念是多么非正统。据说他的母亲曾说：“我们的大卫是一个令人愉快的、温厚的火山口，但头脑却异乎寻常地清醒。”是否真有此事我们不得而知，如果是真的，它可能表达了大卫脱离家庭供养、变得经济独立时母亲的一种恼怒之情。

1723年，还不到12岁的大卫与哥哥一起进入爱丁堡大学，在那里度过了三年美好时光。他们没有拿学位，这在当时很常见。他们报名参加的必修课有希腊语、逻辑、形而上学、自然哲学或现在所说的物理学等，还选修了伦理学和数学等课程。虽然这些课程的水平似乎还比较初等，但在这个阶段，休谟可能对牛顿和洛克的重要著作有了一定的了解。对于大学学习，他只说自己“成功地通过了普通教育课程”。

回到奈因威尔斯之后，休谟试图着手研究法律，但很快便放弃了这种尝试，因为他对文学（当时的文学包括历史和哲学）产生了强烈的兴趣。他在自传中写道：“这种热情占据了我的一生，是我身心愉悦的巨大源泉。”这种热情太过强烈，以至于他说：“除了研究哲学和一般学问，我对任何事情都不由得产生一种厌恶。”（D 233）虽然他说自己正在“暗地里如饥似渴地阅读”西塞罗和维吉尔，而不是那些法学家的著作（他的家人还以为他一直在研究这些著作），但他的心思主要放在了哲学上。1729年，“新的思想景致”向年仅18岁的休谟敞开，并将在他第一部也是最著名的著作《人性论》中显示出来。

这一发现所带来的兴奋以及巨大的工作强度损害了休谟的健康。他的不适是由精神压力引起的。此后他按时锻炼身体，辅以充足的饮食，没到两年就从一个“骨瘦如柴的高个子”年轻人变成了他所谓的“体格健壮、充满活力、面色红润、朝气蓬勃”的家伙。但实际上，他仍然患有抑郁，并且伴随着心悸等身体征兆，他经常造访的当地医生无法使他痊愈。他最终决定，至少应暂时放弃研究，以便“更积极地生活”。1734年2月，他离开苏格兰赴布里斯托尔，在那里担任一个糖业公司的职员。他决定离开苏格兰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当地有一个女仆在由休谟的叔叔主持的教会法庭上指控休谟是她私生子的父亲。这一指控未被承认，即使在当地也没有损害休谟的名誉。事实上，后来的证据表明，休谟易对女人动情，尽管他一生未婚，性情镇定而宁静，又完全沉浸于理智追求中，根本称不上爱向女子献殷勤。

休谟在布里斯托尔结交了几位好友，但仅仅四个月，他就认定自己不适合经商。据说休谟被解雇是因为他总是批评其雇主的文学风格（M 90），不论这是否是事实，毫无疑问的是，休谟很高兴能自由地致力于哲学研究。在布里斯托尔逗留期间，为了符合当地的发音，他将其姓氏“霍姆”（Home）改拼为“休谟”（Hume），这是这一时期所产生的最为持久的结果。

既已决定投入《人性论》一书的写作，也许是为了使他那份微薄的私人收入能够更好地维持生活，休谟移居到了法国。在巴黎短暂逗留期间，其苏格兰同乡谢瓦利埃·拉姆齐为他作了一些有益的引荐。此后他在兰斯待了一年，又在安茹的拉弗来什小镇住了两年，这里有一所笛卡尔曾经就读的耶稣会学院。休谟与耶稣会的神父们交上了朋友，并且利用了该学院藏书甚丰的图书馆。到了1737年秋天，休谟完成了《人性论》的大部分内容，遂回到伦敦为其寻找出版商。

事情的发展并不如休谟所愿。一年之后，他才与约翰·努恩成功地签订了《人性论》前两卷即第一卷《论知性》和第二卷《论感情》的出版合同，印数1000册，他的收入则是50英镑和12部合订本。1739年1月，这部著作以不具名的方式出版，定价10先令，总标题为《人性论：将实验推理方法引入道德学科的尝试》。此书的第三卷《论道德》在出版时尚未写成，直到1740年11月才由朗文公司出版，定价4先令。

《人性论》受到的冷遇使休谟大为失望。他说：“再没有什么文学尝试能比我这本书更为不幸了，它一从印刷机中降生就死了，甚至连在热心人当中激起一句怨言的礼遇都没有得到。”（D 233）这样说并不完全准确。虽然休谟在世时努恩版的确没有卖光，但这部著作还是引起了国内外刊物的注意，并且获得了三篇较长评论。

麻烦在于，这些评论大多数是怀有敌意的，有时甚至是鄙视性的。休谟认为，这种敌意主要源于对其观点的误解，为了消除这种误解，他在1740年出版了一本不具名的定价为6便士的小册子，并宣称它是“遭到众多反对且被说得异常糟糕的哲学新著《人性论》的摘要，对它作了进一步解释说明”。但它出版时使用的标题并无攻击性：《一本哲学新著〈人性论〉的摘要，对该书的主要论点作了进一步解释说明》。

这本小册子逐渐被人遗忘，直到20世纪30年代末梅纳德·凯恩斯发现和确认了它的一个副本，并与皮耶罗·斯拉法为其写了引言，且以《1740年〈人性论〉摘要：大卫·休谟的一本迄今鲜为人知的小册子》为题将其出版时才被人记起。此书引起了人们对休谟因果关系理论的极大关注，该理论的确是《人性论》的特色，《人性论》后来也因为这一理论而变得极为著名。

休谟渐渐认为自己要为《人性论》一书失败负责，因为它在叙述上存在缺陷，后来则倾向于与之脱离关系。这种迹象最初可见于他两卷本的《道德和政治论文集》第一卷的序言。这两卷分别于1741年和1742年出版，且仍未具名。在这篇序言中，他被称为一位“新作者”。这部文集共27篇，是由安德鲁·金凯德在爱丁堡出版的，各篇严肃程度各不相同，论题内容广泛，包括评论、风度、哲学和政治等。它们获得了好评，尤其是像《出版自由》、《政府的首要原则》等主题的政治随笔。

《罗伯特·沃波尔爵士的品格》这篇文章引起了特殊的兴趣，这位政治家失势后，休谟觉得自己对他的评价过于严厉了。因此，休谟无疑未在这部著作后来的版本中重印这篇文章。他还删去了书中《爱与婚姻》、《无耻与谦逊》等几篇分量不太足的文章。

这些文章的出版不仅给休谟带来了大约200镑的收入，而且使他有胆量申请爱丁堡大学的伦理学和精神哲学教授职位。1744年，休谟的朋友爱丁堡市长约翰·库茨建议他申请这一职位。在过去的两年里，当时占据该职位的亚历山大·普林格尔一直在国外做军医，且被任命为佛兰德斯军队的医务长，因此仍然担任爱丁堡大学教授似乎不太合适。

当时在市议会中没有人公开反对休谟接任，但不幸的是，普林格尔直到库茨不再担任市长才辞职，此时休谟曾经得罪过的那些狂热分子已经有了时间来聚集力量。在1745年休谟匿名出版的《一位绅士致其爱丁堡朋友的一封信》这本小册子中，他否认自己曾经拒绝接受（而不是阐释）“凡开始存在的事物必有原因”这样一个命题，也否认其《人性论》的论点会以任何其他方式导致无神论，但并未平息那些人的怒气。同年，该职位被授予了休谟的朋友和导师、格拉斯哥大学道德哲学教授弗朗西斯·哈齐森，哈齐森拒绝后，市议会决定提拔一个一直在代普林格尔工作的讲师担任这一职务。

由于仍然缺乏那项任命所能带来的财务保障，休谟接受了一笔每年300镑的薪水，担任安南达尔侯爵的家庭教师。安南达尔是个古怪的年轻贵族，不久便被诊断为精神错乱，住在距离伦敦不远的圣阿尔班附近。尽管安南达尔侯爵行为古怪，而且家中有一名重要成员对休谟抱有敌意，但休谟对自己的职位非常满意，哪怕降低薪水都可以。他这样做无疑是因为能有空闲时间从事写作。正是在这段时间里，他开始撰写《关于人类理解的哲学文集》，后更名为《人类理解研究》，旨在取代《人性论》的第一卷。于1748年出版的《道德和政治随笔三篇》很可能也是在这段时间写成的。

事实上，《人类理解研究》要比《人性论》写得好得多，其区别更多在于侧重点而不是论点。在《人类理解研究》中，休谟凸显了因果关系这一中心议题，较少受到现在所谓的心理学的拖累。《人性论》中也有一些章节，比如论“时间”“空间”的章节，在《人类理解研究》中没有对应。另一方面，《人类理解研究》增加了“论奇迹”一章，休谟出于谨慎把它从《人性论》中删掉了。这一章的中心论点是：“任何证词都不足以确立一个奇迹，除非这种证词的谬误要比它所要确立的事实更加神奇。”（E 115—116）这一论点以及书中所蕴含的反对偶像崇拜的思想使休谟在同代人当中声名鹊起，这是他的纯哲学著作中其他任何内容所无法比拟的。

1748年2月问世的《道德和政治随笔三篇》是休谟第一次冠以真实姓名的著作，此后他将延续这一做法。这几篇随笔源于年轻的觊觎王位者的反叛。在这些随笔发表之前，休谟说他们“一个是反对原始契约论的辉格党体系；另一个是反对被动服从的托利党体系；第三个则是新教继承者，我希望人们在那种继承确立之前认真考虑一下自己应该坚持哪一家的观点，权衡各方的利弊”。事实上，关于新教继承的随笔直到1752年才发表，在1748年出版的书中则被代之以一篇名为《民族特性》的随笔。

休谟绝非英王詹姆斯二世的追随者，但却写了一本小册子来捍卫他的朋友斯图尔特市长，这位市长曾因把爱丁堡拱手交给反叛者而在1747年受到指控。不过由于印刷者的胆怯，这本小册子直到斯图尔特被无罪开释之后才得以出版。

虽然休谟甘愿就其家庭教师工作达成妥协，但并未奏效。1746年4月，他被解雇了，而且有四分之一的薪水没拿到，直到大约15年后，这笔钱大概才付清。一年前，休谟的母亲去世，对此休谟极为悲伤。他本想回到失去母亲的苏格兰，但因远房亲戚圣克莱尔将军所提供的一个职位而作罢。这位将军曾奉命率军队远征加拿大，以帮助英国殖民者驱逐法国人，他要休谟担任自己的秘书。正当远征军在朴次茅斯港等待适宜天气时，休谟从秘书晋升为圣克莱尔所领导的全军的军法官。由于风向不好，远征队改道去了布列塔尼，在那里没有攻下洛里昂城。

正当法国人决定投降时，他们放弃了包围，几乎一无所获地回到了英国。圣克莱尔将军的命运似乎比应受处罚更为不幸，面对伏尔泰的嘲笑，休谟后来曾撰文为将军在远征中的行为进行辩护。休谟不得不再次等待多年才从政府那里拿到他应得的那份军法官的薪水。

远征军解散后，休谟回到奈因威尔斯小住。但在1747年初，他受将军之邀回到伦敦，担任这位身为“驻维也纳和都灵宫廷的军事使节”的将军的副官。休谟身着一套可能并不合适的军官制服。据一位年轻目击者说：“这个胖家伙会让人想起吃甲鱼的市政官，而不是优雅的哲学家。”（M 213—214）同样是这名年轻人，虽然后来自豪于与休谟的熟识，但评论过休谟丰富的心灵世界与茫然若失的面容之间的不一致，嘲笑他讲法语或英语时带有那种“非常浓重且极为粗俗的苏格兰口音”。

来源：《休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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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编:槐序    排版:初尧    审核:云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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