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泽克评农民工读海德格尔｜中国的奇迹

摘自｜《自由》

文｜齐泽克‍‍‍

译｜蓝江

序言 移走你的布尔丹之驴

中国的奇迹

2021年11月，农民工陈直的故事成为了中国网络上的热点。

他大二辍学，在照相机厂做了10年薪资微薄的机器修理工，穿着蓝色无尘服，眼睛裸露在流水线上工作。工作之余，在每天 12 个小时的重复而又令人虚弱的工作之后，他自学了英语，开始阅读海德格尔，并将理查德·博尔特（Richard Bolter）的《海德格尔导论》翻译成中文。在完成其他一些翻译后，他在网上询问是否可以出版这些书，以证明自己可以上大学。他的提议遭到了拒绝，但媒体在网上发现了他的帖子，并成为网上的热搜话题。

这种对海德格尔的献身精神是一种解放，还是一种虚假的出路？不难想象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答案：流水线工人不需要海德格尔作为解药，他们需要的是改变悲惨的工作条件。海德格尔似乎是一个非常糟糕的选择，原因显而易见。最近，在海德格尔的《黑色笔记本》出版之后，由于他的反犹太主义和与纳粹的联系，将他排除在应予严肃对待的哲学家名单之外的企图比比皆是。正因如此，我们应该坚持认为海德格尔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即使在他最糟糕的时候，也会出现意想不到的联系。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海德格尔说过“有些人和群体（黑人，例如卡菲尔人）是没有历史的……然而，动物和植物生命却有着长达千年的峥嵘岁月……在人类区域内，历史可能是缺失的，黑人就是如此”（“卡菲尔人”在种族隔离时期是对南非非洲黑人的种族蔑称）。即使以海德格尔的标准来看，这段话也很奇怪：动物和植物有历史，而“黑人”却没有？动物和植物的生命有一千年漫长而多变的历史——但肯定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海德格尔所说的存在的敞开……那么，像中国或印度这样的国家又是什么情况呢？

那么，在康奈尔大学任教的当代著名黑人哲学家格兰特·法里德（Grant Farred）的例子是否应该被视为一个简单的误解案例呢？法里德的短篇小说《海德格尔拯救了我的生活》 （Martin Heidegger Saved My Life）是针对一次种族主义遭遇而写的：2013 年秋天，当他在家门口耙落叶时，一位白人妇女停下来问他：“你想换一份工作吗？”显然，她误以为他是住在这所房子里的富裕家庭的有偿园丁。法里德讽刺地回答：“除非你的薪水能赶上我在康奈尔大学的薪水。”

为了弄明白发生了什么，法里德转向了海德格尔： “海德格尔救了我，因为他给了我一种语言，让我能以一种我从未写过的方式来书写种族问题。海德格尔让我能够以这种方式写作，因为他让我思考如何思考。”他在海德格尔那里发现了一个非常有用的概念，即语言是“存在的寓所”：它不是科学和国家行政管理中抽象的、普遍的语言，而是植根于特定生活方式中的语言，是始终独特的生活体验的媒介，它以特定的历史方式向我们揭示现实。不难想象，这种立场如何使主体抵制被吞没在技术统治的全球宇宙中……然而，这就是对抗我们生活中常被称为“美国化”的方式吗？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思考——正如法里德反复指出的，这是他从海德格尔那里学到的，不仅要思考，还要去思考思考。

要说明的是，我不是海德格尔主义者。但我知道的是，我们生活在一个独特的时代，这个时代催生了思考的紧迫性。我们所处的时代并非一个和平的时代，不是一个可以让我们惬意地静下心来思考世界的时代，而是一个我们人类的生存本身受到来自不同方面威胁的时代：计划入侵我们思想本身（“连线大脑”）的全面数字控制的前景、无法控制的病毒感染、全球变暖的影响……我们都受到这些威胁的影响，所谓的普通人甚至比其他人受到的影响更大。因此，我们应该对陈直这样的奇迹感到欣慰——它们证明了哲学不仅仅是一门学术，它可以突然打断我们的日常生活，让我们感到困惑。

巴迪欧在《真正的生活》一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从苏格拉底开始，哲学的功能就是“腐蚀年轻人”，使他们远离占主流意识形态缔造的政治秩序。歌德早就知道这一点：“没有人比那些错误地认为自己是自由的人更无可救药地受到奴役。” 一个致力于破坏厚重的社会习俗网络的“自由”民粹主义者真的自由吗？毛泽东在 1957 年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今天，我们应该说：让百个陈直研究哲学——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找到摆脱悲惨困境的出路。

本文出处：欧陆思想联萌 / 齐泽克《自由》

文章采编：雪球

排版：王抗

审核：王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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