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照遇见苏轼!
今天,让我们跟着苏轼
游九仙山
一起品味东坡行旅中的“诗和远方”
在日照遇见苏轼
张克奇
苏轼是个既让我膜拜又让我感到心疼的人,我在他身上倾注了太多的情感。他在“身如不系之舟”般颠沛流离的一生里所表现出来的“竹杖芒鞋轻胜马”“一蓑烟雨任平生”的随缘洒脱,以及不为外物得失所累的旷达个性,托举起了他生命的至高境界。
纵观苏轼的一生,虽然大部分时间都在坎坷磨难中度过,但是因为密州,因为马耳山、九仙山,使得他的生命得到了很多温暖和慰藉。宋代熙宁七年(1074年)十月,37岁的苏轼由杭州通判调任密州知州,得以主政一方,一时意气风发、身心通明。当时的密州,管辖今天的诸城、五莲、安丘、胶南等地,地域也算辽阔。苏轼在这里抗洪灭蝗、赈贫救灾,久藏于心的诸多抱负得以施展,深得民众拥戴。公务之余,苏轼怀揣一颗激荡之心,经常在那片土地上策马奔驰,亲山友水,把酒临风,活得既舒展又充实。
这些诗词是不是写于九仙山已不得而知,但是里面一定包含着九仙山的影子,包含着苏轼游走九仙山的那份快意和飒爽,以及久酿于胸腹的百转千回。因为对于苏轼来说,九仙山是一座永久矗立在他心里的山,是他生命里的另一座“超然台”。宋代熙宁九年(1076年)十月,苏轼被调往河中。临别之际,苏轼对马耳山、九仙山作了最后的远望,并挥笔写下《江城子·前瞻马耳九仙山》:前瞻马耳九仙山。碧连天。晚云闲。城上高台,真个是超然。莫使匆匆云雨散,今夜里,月婵娟。小溪鸥鹭静联拳。去翩翩。点轻烟。人事凄凉,回首便他年。莫忘使君歌笑处,垂柳下,矮槐前。
也许苏轼永远不会知道,在一次次通往九仙山的路上,他不经意间就把文化的种子播撒,把文化的基因注入了这片原本瘠薄的土地。在苏轼离开密州五百年后,“拂衣而归”的丁惟宁隐居九仙山东麓的丁家楼子村。丁惟宁于明代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中举人,次年又高中进士,先后任直隶(今河北省)清苑知县,四川道监察御史,巡抚直隶,明代万历十四年(1586年)督饷陕西,授湖广郧襄兵备副使。次年因遭诬陷愤而辞官,回到故里隐居九仙山,笔耕不辍,创作出一代奇书《金瓶梅》,成为那个深藏不露的“兰陵笑笑生”。清代康熙四年(1665年),其第五子丁耀亢因作《续金瓶梅》六十四回被捕入狱,经友人全力营救才得以获释。
关于《金瓶梅》的作者,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2000年、2013年,第四届和第九届《金瓶梅》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日照五莲县召开,来自国内外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虽然直至今天对于《金瓶梅》的作者到底是谁依然没有定论,但是能把两届研讨会放在五莲召开,已充分说明业界对丁惟宁和《金瓶梅》两者之间的关系有了一定程度的认可。光阴荏苒岁月长,总有扑朔迷离事。已经默默矗立了四百余年的丁公石祠和仰止坊,应该最明了这里面的真假虚实吧。
除了苏轼、丁惟宁,明清时期的王铎、苏京、阎毓秀等历史人物也与日照有着割不断的关系。在岚山区多岛海景区里,我亲眼看到了他们留下的被誉为“万里海疆第一碑”的海上书。此碑始刻于清代顺治二年(1645年)间,是目前中国唯一的古人在海边礁石上的石刻作品。碑身东半部分竖书的“万斛明珠”“砥柱狂澜”为王铎所撰;西半部分横书的“星河影动”“撼雪喷云”为苏京题写,“撼雪喷云”下面的“难为水”三字为阎毓秀手迹。王铎和苏京皆为明代进士,明亡后皆归顺清朝,同为两朝重臣,又都擅长书法,成为挚友。阎毓秀是清代武进士,曾任安东卫(即今天的日照岚山区)守备(最高军事长官)。他们三人皆在宦海沉沉浮浮,想必内心都有着复杂的千感万慨,甚至难言之隐。涨潮时,碑身隐于海水之中;退潮时,碑刻露于海滩之上。这涨退之间的隐与显,也一定暗含着某种特别的隐喻。
面对这部海上书,我久久不肯离去。
作家简介:
张克奇,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作家协会散文委员会委员、山东省散文学会理事、山东省作家协会第六批签约作家。已在《散文》《雨花》《散文百家》《山东文学》《时代文学》《中国铁路文艺》等发表文学作品100余万字,部分作品被《散文选刊》《散文海外版》《中外文摘》等转载,曾获孙犁散文奖、人民文学征文奖、山东省五一文化奖、山东散文三十年创作新锐奖、齐鲁文学作品年展奖等。日照日报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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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大众日报
编辑:许芮
审校:丁晓丽 责编:夏宗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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