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孩政策下，被忽视的农村女性

绝大部分女性的留守是由于生育造成的。

撰文 | 曹颖 

《看天下》杂志原创出品 

“我不想生了，如果还要我生三胎，那我又不能出去，有三个孩子要带。”已经生了两个男孩的小许向胡桂香倾诉。生二孩时，小许从广州的工厂辞职，因为要带两个孩子，没法再外出打工，一直留守湖南西村家中，和在广州打工的丈夫长期异地。

生了两个女孩、目前留守在家的小赵谈论三孩政策时，同样感到担心：“我大女儿已经上初中了，小女儿上小学，本来政策不允许生了，和丈夫商量孩子上学稳定之后就交给公公婆婆或者外婆外公带，自己与丈夫一起出去打工，一是补贴家用，二是夫妻俩有个照应，但三孩政策到来，公公婆婆就会还希望生一个男孩，丈夫是独生子女嘛，那就只能留在老家了。”

2021年，湖南省妇女儿童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长沙师范学院教授胡桂香在湖南西村做田野调查时，接触到这些农村女性以及她们关于三孩政策的想法。她问了二十位育龄女性同一个问题，“您会生三孩吗？”其中十七位回答，“不会。”

胡桂香

湖南省妇女儿童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

长沙师范学院教授

（受访者供图）

出生于1970年代的胡桂香，经历了“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子女”的计划生育时代，父母曾因妹妹的出生被罚。在华东师范大学读博期间，深耕妇女史与性别史的胡桂香发现，关于生育政策的研究很多，但以女性为主体的研究相对缺失。“女性是生育政策变迁中受到最直接影响的人。”于是，她将研究的目光投向了她们。

2008年，胡桂香深入湖南西村进行了长达四年的田野调查，了解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至1980年代末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对当地育龄女性的影响，并完成《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与西村妇女1950-1980》一书。

2021年5月31日，三孩政策发布后，胡桂香关注到许多观点与声音聚焦政策、措施及其在城市的推行，但鲜少投向女性，尤其是农村女性。

胡桂香又一次深入西村，待了一个多月，采访了60后到90后等不同年龄段的三十位女性，试图探寻三孩政策的实施会如何影响农村女性的日常生活、家庭生活、夫妻关系等。2022年年初，她发表研究论文《生抑或不生：“三孩”政策对农村妇女的影响研究——基于湖南西村的田野调查》。

西村是胡桂香丈夫的老家，位于湖南沅江市北部。1990年代，打工潮的兴起让许多农村劳动力选择去城市打工。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流动人口超过3.75亿，其中仅31.2%实现了举家迁移。

胡桂香在研究论文中提及：“近80%的外出农民工与家庭成员处于长期分离的生活状态。这种分离状态尤其在孩子出生前后加剧。”

留守妇女与儿童的大量出现是当下许多农村的困境，也是西村的困境。很多西村年轻夫妻一起外出打工，但女性因怀孕生育又回到西村。在城市中，她们没有稳定的住房，没有带薪产假与生育保险，也没有人照顾，回来之后，往往也很难再出去。

胡桂香发现，西村大部分育龄女性都曾有留守经历，最长的曾留守8年，绝大部分女性的留守是由于生育造成的。

“西村可以视为中国农村的小小缩影，所有生育政策都会在这个村里上演，也会在每一个家庭中上演。”胡桂香说。

为了融入西村的女性，胡桂香采取参与式观察，和访谈对象一起种西瓜苗，摘葡萄，打牌，逛街。最初，她提出访谈请求的时候，村里的女性不理解这个陌生人的想法：生孩子这件事有什么好问的？胡桂香便和她们分享自己的经历，生育的过程，避孕的知识等等，慢慢打开了她们的心扉。

“每个年代的政策不一样，女性所面临的境况也不一样，我希望女性的声音被传递出来，目前从女性尤其是农村女性出发，谈论三孩政策的比较少。我们都是女性，我们都会面临相同的问题，也应该有更多人知道我们的经历。”这是胡桂香的初衷。

以下是对胡桂香的访谈。

不愿生三孩的顾虑是经济

· 看天下：你在研究论文中提及，目前西村80后、90后是生育的主力军，调查的20位育龄女性中，近一半育有二孩。农村生育意愿除了受多子多福、人丁兴旺等传统观念的影响，有其他原因吗？

· 胡桂香：目前还是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一般家庭认为生两个孩子比较好，尤其是二孩政策实施后，我关注到生两个孩子的家庭还是挺多的。就西村而言，愿意多生的家庭一般是条件比较好的家庭，在独生子女政策实行时期，生完一胎还想生二胎的家庭，条件都不错，即便被罚款也能承受，他们期望家族人丁兴旺。

但现在生两个孩子不一定是出于传统观念里传宗接代的考虑，更多是考虑到两个孩子可以相互陪伴、相互照应，毕竟独生子女很多事情要自己担当，如果有两个孩子的话，以后也可以相互分担。

· 看天下：当你问及“会不会生三孩”这个问题时，17位受访女性给出了否定回答，她们不想生三孩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 胡桂香：最主要的原因我认为是经济压力，这是城市女性和农村女性共同面临的，但她们所面临的经济压力体现在不同方面。对于城市女性而言，更多体现在生育二孩三孩后，可能中断职业发展，从而影响经济水平。农村女性则更多是留守，生育多孩会加剧这种留守现状，导致她们无法自己获得经济来源。

西村女性在田间劳作。（受访者供图）

· 看天下：农村女性留守确实是不可忽略的问题。你也提到三孩政策的实施可能给农村女性带来许多影响，包括留守女性增多造成婚姻不稳定、性别的劳动分工、家庭经济地位的不对等引起夫妻矛盾、多孩抚育过程中婆媳关系冲突频繁以及高龄生育对孕产妇身体带来伤害等。当女性因为养育孩子不得不留守农村，出现潜在的婚姻危机，如何解决呢？

· 胡桂香：这是很现实的问题，包括婚姻危机在我看来也是比较重要的问题。多育确实会加剧农村女性留守的现状。生二孩，家中长辈勉强还能帮忙照顾，生三孩，只靠长辈几乎不可能，而且养育不是一年两年的事，它是不间断的过程，孩子越多需要陪伴的时间越长。

在中国大部分农村，养育孩子仍是“夫出妻守”的模式，女性留在家中带孩子，男性外出打工，这样的模式既难以保障婚姻的功能，又降低了婚姻幸福感和婚姻质量，还在一定程度上威胁到婚姻的稳定性。三孩政策在农村的实施应该要考虑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同时，留守的现状也会进一步加剧性别不平等。男性外出赚钱养家，经济地位往往高于女性，会造成女性的弱势加剧。对农村女性而言，外出打工最重要的一点是让她们能够重回公共领域，提升经济上的优势，但多育使得她们不得不撤回到家庭。

在女性的生命历程中，成为妻子后可能还有属于自己的时间，但成为母亲后，她的时间几乎不由自己做主了，生育孩子数量会大幅增加女性的家务劳动量，挤占休闲时间，同时对孩子的照料、陪伴、教育等情感家务劳动投入也是巨大的，女性的贡献率超过80%。

· 看天下：论文中也有论述，其实在西村，年轻人已经在挑战传统性别角色的刻板印象，但大部分男性对自身的定位还是受限于传统性别观念，不太会主动打破传统育儿模式，或由男女双方共同承担育儿责任，所以现状没有太大变化？

· 胡桂香：中国有着深厚的“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尽管女性开始参加社会化生产，但“女主内”的传统依然存续，绝大部分男性并没有相应地参与到家务中去，这在很大程度上与传统性别角色观念有关，这种情况在农村地区更为明显。

所以说女性的经济独立真的很重要。通过这次调查，我觉得女性在生育三孩之后，经济方面确实存在弱势。大部分农村男性的观念没有变化，也不仅仅是农村，我们仍处于父权制文化之下，所以困境是存在的，我希望把自己的担忧表达出来，期望提高生育意愿的政策与措施能关注到具体的人，尤其是女性。

· 看天下：如何打破这些传统观念和模式？

· 胡桂香：其实改变这种情况我个人觉得还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且还比较艰难，不过真要我提建议的话，我想一方面，相关部门应加强宣传教育，调整性别分工观念，树立正确的性别分工模式，减少家务分工的不平等，承认家务劳动的价值，保护家务劳动者的利益，完善保护家务劳动者的相关法律，解构社会意识形态对家务劳动的传统认知；另一方面，男女两性应共同承担起育儿责任。

家庭成员之间加强沟通，建立合理的育儿工作分工模式。媒体、医院和社区等组织应加强引导和教育男性参与育儿工作，鼓励男性陪伴孩子成长，为男性树立正确的父亲家庭职责观念。

政策措施应向农村倾斜

· 看天下：对于多孩家庭的出现，你提出要不断完善教育、医疗等配套措施，尤其是在农村，这也会成为影响农村女性生育意愿的重要方面，为什么？

· 胡桂香：目前农村教育、医疗等基础设施太差，公共服务体系尚不完善，村里中小学校太少，教学质量不好，优秀教师太少，教育费用太高，降低三孩生育养育以及教育成本，几乎涉及到全生命周期。

我自己的村子已经十几年没有幼儿园、小学和初中了。西村的小学在独生子女政策时期由于生源少已经被撤掉了，目前变成了养猪场，孩子要上小学，都是父母包车送他们去镇上或者市里。初高中虽然有，但教育资源不足，生源不好，家长们多送孩子去城里，租房陪读，一年的开支不是小数目。

对城市而言，多孩教育的问题可能在于能否选择更好的学校，选择民办、公办还是私立。但对农村而言，在教育方面是有没有选项的问题，目前没有更多的可选项，基础设施跟不上，经济条件不太好，那么农村家庭更加不想生小孩。

废弃的西村学校。（受访者供图）

· 看天下：如何解决呢？

· 胡桂香：我们不断谈论三孩生育的配套措施，但我担心这些措施会不会优先城市，对农村的重视还不够？比如有的城市提出生三孩可以多休产假，三孩家庭可增加购房资格等，看到这些配套措施的时候，我都会想这些在农村可行吗，对农村女性有利吗？

我认为三孩配套措施需要进一步考虑在农村是否具有可行性，如何向农村倾斜。政府财政要加大农村公共性、公益性、普惠性的托儿托管、幼儿园、中小学教育资源以及儿科医疗资源等事关孩子成长的资源供给，解决三孩家庭以及将来可能出现的多孩家庭对育儿、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的需求，真正让农村女性生育养育多孩，没有后顾之忧。

· 看天下：为什么在城市打工的大量农村流动女性选择返乡生育？

· 胡桂香：目前城市对农村流动女性的生育保障还有所欠缺，她们无法与城市女性享受同等的生育待遇。

比如，西村女性说她们没有参保生育保险，只有新农村合作医疗。在外打工的育龄女性，她们所打工的单位一般很少交生育保险，女性怀孕后就只能回家生产。

· 看天下：对此，你有什么建议吗？

· 胡桂香：对于城市中的流动农村女性而言，在生育方面的保障措施要一视同仁，包括生育保险、产假、孩子上学问题等。比如，全面普及流动女性的生育保险制度，如果能普及生育保险，能在打工的地方生育，这也能解决她们的一些后顾之忧。

同时，大部分生育三孩的女性几乎是高龄产妇，面临的健康风险比较多，因此要将高龄产妇的孕检产检纳入生育保险的范围，尽量减少她们的经济负担。

农村现在常常谈乡村振兴，村里的企业工厂也应该考虑如何吸引农村人口留在当地工作，将乡村振兴与三孩政策结合起来，让更多年轻人愿意留在农村工作，让女性不要独自留守农村。

无形的网依旧存在

· 看天下：在田野调查过程中，有遇到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女性吗？

· 胡桂香：在一胎化政策实施期间，有比较典型的例子，那时候女性承受的心理负担很重。我在西村认识一位女性，她生了七胎，因为丈夫是单传，所以想要儿子，就一直生。等第七个孩子出生后，一胎化政策开始实施，就不能再生了。

因为生的都是女儿，她觉得自己没有为家庭传宗接代。我访谈的时候，去她家几趟，最开始一直被拒绝，后来她才慢慢愿意和我聊。我听说，如果家里有客人来吃饭，她都独自在灶台边吃；村里有红白喜事，村民们都会去，但她几乎不去，连至亲兄弟姐妹的生日都不参加；我每次访谈都会给受访对象拍照，向她提出请求，也被拒绝了。

有人说她性格古怪，我觉得不是，她的这些行为是因为她觉得自己生的都是女孩，抬不起头，再加上婆家的压力。现在很多人羡慕她有七个女儿，能照顾她，但她真正经历过那个时代，有过深切的感受，在当时的环境里，她所承受的压力是巨大的。

 2021年6月23日，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产科，新挂牌的“‘三孩’生育咨询门诊”引人注目。（@视觉中国 图）

· 看天下：你在田野调查中，接触到不同年龄段的农村女性，她们对生育的态度和意愿有发生变化吗？

· 胡桂香：会有变化，我是依照年龄来分段研究的，因为不同年龄段的女性所经历的生育政策不一样。

出生于五六十年代的女性在当时所处的时代与社会中，几乎不谈论与生育有关的话题，谈论避孕等性知识都是可耻的，当时有带头的女干部挨家挨户做科普讲解，她们会被赶出来，会被骂，甚至她们的家人也不理解她们的工作。在那个年代，关于生育，关于性，是有耻感的。

当时，女性因为要参加村里的集体劳动，自身生育意愿并不强烈，但她们也不敢采取避孕措施，当时的避孕措施也比较少，多数农村男性不愿意戴避孕套，其他避孕工具比如子宫帽则对女性很不友好。虽然女性自主生育意愿不强，但当时的主流观念仍受传统影响，主张多子多福。

到了七十年代，提倡生一个两个正好，这个年代的女性在生育方面有更强的自主性，比如会主动结扎。

1980年9月25日，以“一胎化”为中心的计划生育人口政策启动。在农村，如果家庭第一胎生的是男孩，就不允许生二胎；如果第一胎生的是女孩，间隔三四年可以生二胎。这个期间矛盾也凸显了，就像小品《超生游击队》里呈现的一样。

· 看天下：总体来看，女性在生育上的自主性是不断进步提升的？

· 胡桂香：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随着经济的发展，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在生育方面的自主性一定会进步提升。但我们不能单纯从纵向来看女性自主性的提升，还必须从横向来观察男女两性在这个过程中是不是平等的，是否受到同等的重视。

比如，三孩政策的实施过程中，有没有更多聆听女性的声音，提高生育率或者降低生育率最直接的影响是在女性身上体现。一胎化时期，为了降低生育率，许多已经怀孕的女性不得不去做人流手术。

尽管女性在思想意识上有关于婚育的自主性，但大环境之下，周边还是会有人不断问：“你怎么没结婚，你怎么没生小孩？你怎么没生二孩三孩？”从性别研究的视角，来自某些传统的无形的网依旧存在，所以希望生育政策能够真正聆听并体现女性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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