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女孩被围猎，文学可以赦免一切吗？
“会不会艺术从来都是巧言令色而已？”
撰文 | 李心怡
《看天下》杂志原创出品
13岁的不知名少女和近50岁的知名作家在一起了，人们说这是自愿的爱情。
瓦内莎·斯普林格拉的青春就在这样的谎言下被掠夺走。
当悲剧在她身上发生时，法国社会崇尚没有边界的自由，甚至包括未成年人和成年人发生性关系的自由。
瓦内莎将这段经历写成作品《同意》（Le consentement），2023年2月在中国出版。
在书中，她化名为V，将自己在少女时期被法国作家加布里埃尔·马茨内夫（书中化名为G）引诱控制的经历记录下来。
“这么多年来，我如笼中困兽一般，脑海里满是谋杀和复仇的戏码。终于有一天，我望见了出路。它清清楚楚地摆在我面前，那便是让猎人掉进他自己的陷阱：将一切都写进这本书里。”
当时，在只有加害者写作和发声的法国文化界，瓦内莎的书写引起巨大震荡。检察官对在文化界具有声望的马茨内夫进行调查，3家出版社与他终止合作，他的终身津贴也被取消。
《同意》一书还推动了法国政府关于性同意的立法——2021年，法国国民议会一致通过了将性同意年龄定为15岁的法案，填补了之前的法律空白。
最重要的是，《同意》让法国社会重新审视了恋童问题，也引发了更多思考：文学可以藐视道德吗？自由应该具备边界吗？沉默难道就代表同意吗？
被围猎的少女
“我恋爱了，也感到被爱。”13岁的少女瓦内莎发出感慨，她的对象是年近50岁的加布里埃尔·马茨内夫。
尽管人们已经渐渐遗忘了马茨内夫，但他曾经是法国文坛非常知名的作家，获得过法国文学最高奖勒诺多奖，其作品甚至受到当时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的推崇和喜爱。
面对一个未成年女孩，马茨内夫拥有绝对的话语权、经验和智识。
13岁时，瓦内莎跟随在出版社工作的妈妈参加一个晚宴，在那里，她第一次遇到马茨内夫。
父母离婚，瓦内莎的童年几乎没有得到过父爱。当马茨内夫向她露出微笑时，瓦内莎误以为，那是一个父亲般的微笑。
但她不知道，一场围猎开始了——
马茨内夫给瓦内莎写了一封郑重的信。被这位知名作家当成大人的感觉让瓦内莎很激动；
《洛丽塔》
马茨内夫会去瓦内莎的学校找她，经常与她见面；
马茨内夫与她发生了关系，那时瓦内莎才14岁。
而后马茨内夫用华丽的诡辩将自己的行为合理化。
他告诉瓦内莎，在古代，成年人对年少者进行的性启蒙不仅被提倡，甚至被视为一种义务。《爱丽丝漫游仙境》就是作者刘易斯·卡罗尔从一个小女孩身上汲取的灵感。
这些话让瓦内莎觉得自己有权利爱上任何人，同时也为自己能够成为马茨内夫的灵感缪斯而感到激动。
瓦内莎的母亲知道马茨内夫是恋童癖，当知道自己的女儿和他在一起后，她十分反对。
《洛丽塔》
但马茨内夫的声望又让她怀疑自己的反对是否正确。她询问身边人的意见，但他们都表示不用太过担心，于是瓦内莎的母亲最后也接受了这一现实。
她自我安慰道，瓦内莎看起来很早熟。母亲的不作为将瓦内莎进一步推向了马茨内夫。
后来，瓦内莎指责母亲当时没有保护好自己时，母亲的回应是“和他上床的人是你，而我却得为此道歉？”“你本可以察觉到的，察觉到事情没有想象中那么美好，不是吗？”
瓦内莎并不能察觉事情的真相，但马茨内夫早有预谋。
马茨内夫同时也在切断瓦内莎和其他人的联系。瓦内莎几乎所有时间都和马茨内夫待在一起，她没有同龄朋友，不去学校，差点儿被开除，老师对她也没有什么好印象。
马茨内夫甚至策划了一起事件，让瓦内莎觉得他们是不被祝福但彼此相爱的浪漫情侣。
他给警察写匿名信，举报自己和瓦内莎有不正当关系，告知“约会”的时间和地点。当警察前来调查时，由于马茨内夫的社会地位和名望，一切只是象征性地走个过场。
马茨内夫以此为借口，带瓦内莎躲进一间旅馆里——房费由赞助马茨内夫写作的人支付。
“我们的爱情是被禁止的。”这种感受反而加剧了这段关系的浪漫感，瓦内莎觉得自己更加不能离开马茨内夫。
剥夺的范围也越来越广。
起初马茨内夫占有瓦内莎的身体，随后想控制她的信仰，到最后，连瓦内莎如何写作也要干预。
瓦内莎什么也不剩了。
“这个我爱着的人，他怎么可能是邪恶的呢？是他，让我不再是那个在餐厅中孤独地等待着父亲的小女孩。是他，让我终于找到了存在的价值。”
瓦内莎需要的是爱，而恋童癖马茨内夫需要的是青春的身体。当身体开始成熟，抛弃也随之而来——当瓦内莎的身体发生变化时，马茨内夫感到恐慌，任何形式的变化和真实都让他无法接受。
所有恋童癖的受害者都曾经历过这样的事情，他们总是会怀疑，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到底是不是爱情，自己会不会是独一无二的。但无一例外，当他们日渐成熟时，加害人便失去兴趣，开始寻找下一个受害者。
而此时的瓦内莎已经无法回归正常生活。她没法去学校，对人群感到恐惧。她开始怀疑自己和马茨内夫的关系，但她又不能说自己是完全的受害者，因为她没有激烈地反对。
如果马茨内夫的行为是错误的，那自己是不是帮凶呢？瓦内莎心中也充满困惑。
放纵的“自由”
那是一个过于包容甚至纵容的年代，所有的事情一旦冠以自由之名，就能被接受。
《洛丽塔》
1968年，“五月风暴”之后，高喊着“禁止‘禁止’”的口号，法国涌起一股追求自由和性解放的风潮。这在文化界尤为盛行。
1977年，法国媒体《世界报》刊出一封公开信，主张将成年人与未成年人发生性关系的行为无罪化，许多知名的左派知识分子、哲学家、作家等都签名表示支持，其中包括罗兰·巴特、西蒙娜·德·波伏娃、让-保罗·萨特等人。
他们认为，对青少年的性进行限制是一种社会压迫，而那个时代的主旋律就是“反抗对欲望的禁锢，反抗一切压迫”。在反抗的热潮中，他们失去了理智。
30年后，《世界报》承认了曾经的错误，他们的辩解是“媒体不过是时代的映射”。
失序的时代浪潮之下，陷入困惑和迷茫的是一个个个体，包括瓦内莎的母亲。
她的青春时代十分保守，父母不会跟她谈论身体和欲望，她在不谙世事时步入婚姻，离婚后，只想随心所欲地生活。
因此她不确定，自己是否该严格约束女儿，是否应该禁止瓦内莎和马茨内夫的“交往”。
瓦内莎的母亲在文化行业工作，“我们周围都是些生活作风放荡不羁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道德上的出格对于他们而言只是小事一桩，甚至还受到推崇，再加上G（马茨内夫）才名在外，这一切都使这件事得到了美化。”
没有人能够脱离时代和环境进行完全独立的判断，这是整个时代的迫害。
自由伴随着风险，当成年人鼓动青少年享受身体自由时，他们似乎并没有想清楚，这些十几岁的孩子是否已具备健全完整的人格，以及为自己负责的能力？
很少有人真正考虑到未成年人，大家只对文化界的自由津津乐道。
《洛丽塔》
1990年，马茨内夫在电视读书节目《顿呼》（Apostrophe）中宣传他的新书——一卷私密日记。
这本书记录了他如何对小女孩下手，而这竟被当成一件趣事在节目上光明正大地谈论，主持人最多只是温和地嘲讽：“您可真是收集小女孩的行家！”
只有一个人感到震惊和荒谬，她是加拿大女作家丹尼丝·蓬巴蒂耶。她难以置信，法国电视台不仅允许马茨内夫这样的人参加节目，甚至让他宣传自己的恋童行为。
面对蓬巴蒂耶的震怒，马茨内夫说自己是一个有教养的男人，不会像她一样谩骂别人，随后为自己辩护道，这些女孩有享受爱情的自由，更何况，她们从未对自己感到不满。
蓬巴蒂耶因为在节目中的言行被一些法国媒体评为“泼妇”，法国文学界也将其逐出，认为她并不能理解这里的先进文化和自由风气。
这到底是未成年人享受性的自由，还是成年人放纵自己的自由？
马茨内夫总是声称这些孩子们都同意了。而这些同意只是他钻了法律的空子。
马茨内夫和一些菲律宾小孩发生关系，在他笔下，这些小孩都是自愿的，他没有丝毫强迫。事实上，只是因为菲律宾没有严禁未成年人卖淫。
瓦内莎也无法坦然承认自己是一个受害者。她曾希望从马茨内夫这里获得爱，而付出的代价就是违背本意地与他发生关系。
“作为对获得爱意（或是家里缺的那笔钱）的交换，他同意成为玩乐的对象，也因此在很长时间里都无法成为他自身性欲的主体、主角和主人。”瓦内莎意识到，马茨内夫口中的同意只是未成年人懵懂的交换行为。
“选中那些孤独、敏感、缺乏家庭关怀的女孩时，G就清楚地知道她们不可能威胁到他的名声。因为沉默便意味着同意。”瓦内莎写道。
文学可以赦免一切吗
“会不会艺术从来都是巧言令色而已？”林奕含在《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中提出这个问题。她根据发生在自己身上的真实事件，写下了“少女爱上强奸犯”的故事，加害者陈国星正是用文学粉饰一切。
瓦内莎也提出了相似的问题——文学可以赦免一切吗？
V.Springora ©JFPAGA
就像马茨内夫，用文学获取社会地位，美化罪行，并随意书写受害人的命运。在他的笔下，自己与瓦内莎的关系被美化成浪漫的爱情，而他将瓦内莎塑造成一个被忌妒吞噬、情绪不稳的女孩。
马茨内夫掌握了这段故事的阐释权，他随心所欲地解读自己和瓦内莎的故事，并借助自己的名声将之扩散给公众。瓦内莎走到哪里都会被人议论。没有人觉得她是受害者，只觉得她是一个放荡的疯女人。
当瓦内莎意识到不对劲时，曾找过马茨内夫的好友、著名哲学家齐奥朗求助。
令人吃惊的是，齐奥朗告诉瓦内莎，马茨内夫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能被他选中是瓦内莎的荣幸，她应该奉献自己、陪伴在马茨内夫身边。
“女人往往不明白艺术家需要的是什么。你知道托尔斯泰的夫人每天都要将她丈夫的手稿用打字机打出来，然后不知疲倦地为他修改哪怕最微小的笔误吗？她彻底地奉献出了自己！自我牺牲和奉献精神——这才是艺术家的妻子应该具备的品德。”
当瓦内莎指责马茨内夫的书写不实时，齐奥朗则说，谎言是文学的一部分。
这番言论是多么自私又虚伪——让一名少女牺牲自己去供养一个老男人的欲望和写作。
马茨内夫身为恋童癖的事实众人皆知，因为他将自己和少男少女的故事写进作品。
在作品《未满十六岁》中，他如此写到：“当你抱过、亲过、爱过、占有过一个十三岁的男孩，一个十五岁的女孩，其他一切都显得沉闷、沉重、平淡。”
和他一样自诩知识分子、艺术家的人，像是贪婪的寄生虫，褫夺青春的活力，浇灌病态的写作。
直到83岁，马茨内夫才为自己的所作所为道歉，同时他仍在辩解，在那个时代，没有人真的以为那是犯罪。
《洛丽塔》
当真如此吗？
如果马茨内夫问心无愧，又怎么会大费周章地在报刊上发表公开信，并邀请文化界的名人们来签名支持？他又何必用历史中各种备受争议的恋童癖的故事来为自己背书，并用花言巧语将自己的行为合理化乃至浪漫化？
对某些人来说，文学的确是十分好用的工具。也许我们应该对文学和艺术祛魅，它们不止有美好高尚的一面，也有虚伪可憎的另一面。
《顿呼》的节目主持人贝尔纳·皮沃曾是龚古尔学院主席，很多年后他回忆这些事情，“图书界和文学界认为自己高于法律和道德。”
“相比于文学大师的著作，一个不知名少女的人生又算得了什么？”这就是许多人的想法。
许多年后，瓦内莎有一天在路上遇到一个眼熟的女孩，她曾见过马茨内夫和这个女孩在一起。两个受害者共同回忆起过去的遭遇，发现彼此都因过去的经历饱受折磨。
这个发现是一种慰藉，也让瓦内莎觉得自己应该把这一切写下来。
“如果我想要彻底地消除我的愤怒，并重新夺回对这一段人生经历的掌控权，写作或许是最佳的办法。”
也因为她的书写，在和马茨内夫的故事里，文学不再是加害者虚伪的粉饰工具，而是成为了受害者们打破僵局、传递勇气的利刃。
2020年，瓦内莎的作品《同意》在法国出版，引发激烈的舆论讨论，进一步推动了法案变革——2021年4月15日，法国国民议会将性同意年龄定为15岁，同时也加重了与未成年人进行性交易等罪行的刑罚。
不放过施暴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