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美机器”发声：“受害的是我们，吃药的也是我们”

“今天的家长和老师，试图把孩子打造成听话、用工、考高分的‘完美机器’。而孩子们希望被当做‘人’来对待，想要被看见、被理解、被尊重。这中间的落差越大，撕裂越严重。”

撰文 | 石悦欣  撰文 | 沈佳音

《看天下》杂志原创出品 

2023年，大年三十晚上，陈瑜正在跟家人看春晚。突然，她的手机亮了，一份好友申请，“我想做一期少年发声，做完之后就可以结束了”。陈瑜急了：“结束是什么意思？”“大概就是die（死）的意思。”

陈瑜一面稳住她，一面立即启动危机干预，让咨询师介入。春节期间，陈瑜一直提心吊胆，告诉少年：“我珍惜你的生命，就像珍惜我儿子的生命，我不能接受你做完‘少年发声’后就离开这个世界。”

咨询一两次后，孩子的状态有所好转，她也说服了父亲，参与了咨询。

陈瑜

陈瑜是家庭教育品牌“少年大不同”的创始人，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2020年6月，陈瑜开启了“少年发声”之旅，通过和少年们对谈，试图探寻孩子内心的冰山暗礁。三年中，陈瑜已经和70多名全国各地的少年展开过对话，让少年发出自己的声音——“我们为什么这样，我们经历了什么”。

2021年，有16名少年的故事被收录到《少年发声》中。今年，《少年发声2：不被理解的孩子》面世，陈瑜选择了15名与心理疾病斗争的少年，焦虑症、抑郁症、强迫症、厌食症、双向情感障碍……他们在鸡飞狗跳的家里，与父母交锋，与疾病缠斗。

患双向情感障碍的圆子，初二、初三彻底失控。考得不好时，圆子妈妈对她拳打脚踢，把她裹在被子里，压在身下揍。圆子不敢哭出声，哭得难听，又是一顿暴揍。圆子只能闷着，在泪水中颤抖着睡去。之后，圆子变得亢奋，易怒，骂人，大哭，不想睡觉。她发现了自己好像病了，主动用心理学自救。

桃李从五年级起便患上了强迫症，父母的歇斯底里和暴力，让她不能允许自己犯一丝错误。强迫症发作时，她时时刻刻都要检查衣服、裤子有没有穿好。手一碰到凉水就要上厕所，上完厕所再洗手，反反复复，有时一个半小时都无法从厕所出来。走路时，需要指挥自己的脚一步步往前迈。桃李艰难地读完了大学。

桃李大学毕业后找到陈瑜说：“真正病的是大人，但最后问题呈现在我们身上，受害的是我们，吃药的是我们，还要承受老师、同学异样的目光，药物的副作用。问题的根源不在我们身上，但最后落得这样一个下场，对我们得病的孩子来说，真的是非常悲惨、非常不公平。”

英国儿科领域权威SCI期刊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and Allied Disciplines（JCPP）曾在2021年5月发表了一份中国儿童青少年精神障碍流行病学调查报告，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整体精神障碍流行率为17.5%。流行率最高的的几种障碍分别是：注意缺陷多动障碍（6.4%）,对立违抗障碍（3.6%），重性抑郁症（2.0%），品行障碍（1.9%），强迫障碍（1.3%）。《2022国民抑郁症蓝皮书》显示，青少年抑郁症患病率为15%-20%；在抑郁症患者群体中，50%为在校学生，其中41%曾因抑郁休学。

《明日的约定》 剧照

陈瑜感到今天的家长和老师，试图把孩子打造成听话、用工、考高分的“完美机器”。“而孩子们希望被当做‘人’来对待，想要被看见、被理解、被尊重。这中间的落差越大，撕裂越严重。”

以下是陈瑜的自述：

“完美机器”失灵了

第一本书出版后，来找我的孩子，大多都有一些心理问题。《少年发声2》就更聚焦于这个群体。

一个妈妈来找我，只要说一句“我小孩小时候成绩可好了”，我就知道这将是一个怎样的故事。他们画像普遍是学霸，乖巧，但升入初中，尤其初二过后，成绩不行了，出现了典型的抑郁症状，只能无奈休学。

他们小时候成绩非常出色，但是心理承受和自我评价方面都是有问题的。当升入初中，他们在竞争过程中不能再名列前茅时，那些曾经成绩赋予他们的价值实现感就会渐渐消逝，各种问题暴发，就很容易全线崩溃。

对于“学霸休学”这个群体，虽然我这边没有具体的统计数据，但我觉得，无论是我做采访，还是一线咨询的反馈，这都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量。这完全不同于大家以往认知，不爱读书的孩子休学。这真的要反思我们教育价值观的部分，家长、学校和社会，到底给孩子们的心田里栽种了怎样的种子。

而今年有了新的情况，疫情结束后，全国各地前来咨询的家长，大多都是因为厌学和休学的孩子们。上网课的日子中，孩子的学业和心理状态变得非常波动，再加上家长的责难，孩子们很容易一路往下。网课后，很多孩子真的不去上学了。

休学的孩子们，绝大多数都会重返校园。但如今，孩子休学的时间越来越久，从过去两个月、一学期，到现在可以长达两三年。孩子们的抑郁程度也比以前严重和复杂，这就加大了重返校园的难度，休到最后，会觉得无聊，失去目标，没有同伴，甚至打游戏都会觉得痛苦。

如果孩子遭遇的困境得到改善、家庭的亲子关系得到修复，大部分孩子会选择回到学校。但有一些孩子，说起来真的不是读书的料，但不代表他没有其他的兴趣和特长，如何为这样的孩子提供人生更多的可能选项，也是一个社会议题。

孩子病了，但家长不相信

有一些三四线城市，甚至更小地方的孩子通过《少年发声1》找到我，这让我比较意外。我非常赞叹这些孩子们，即便在非发达地区，也有广泛的阅读和深刻的思考和表达。前两天接触了一个河南的姑娘，她告诉我自己生长的地方，很男尊女卑。妈妈每天刷抖音，学女人如何抓住男人的心。她特别想给妈妈推荐书，但是无果，她们也没有精神上的交流。

无论是一二线，还是三四线，甚至更下沉的城市，家长和学生都是冲着高考去的，孩子们面临的竞争也是越来越强的。我首先看到了学业压力。这个没有地区之分，大家压力都很大，只能说发达地区的孩子们会有更多的资源，家长们的要求会更高一些。

《明日的约定》 剧照

第二是亲子关系，这也是孩子们最痛苦的部分。有些一二线城市的家长，并没有因为学历高、见识广，就比下沉城市的家长们更懂教育孩子们。甚至他们的连接感要低于三四线城市的家长们。所以我觉得，家长的学历、社会地位都不是重要因素，自身的价值观和对待孩子的态度才是。

但对三四线城市的家长们来说，大多不认可孩子们有心理问题，都用“矫情”掩盖过去了。而孩子们在互联网中，接收到大量的信息，有着不逊于发达城市孩子的思考力。当他们强烈提出希望得到专业医治时，爸妈也不会带孩子去，再加上，下沉城市心理层面资源本就匮乏，就错过了很多及时医治的机会。

孩子们主动求医，家长们为什么拒绝呢？其实有很多原因。有一些家长是真的无知，小孩子能有什么不开心的。

第二种是家长自己在回避，就会用一种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姿态应对孩子们。当孩子表达自己失眠，父母就会说，你躺着也是休息。孩子们只会更加痛苦，觉得不被理解。

第三种是病耻感。家长们觉得孩子生病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情。我曾经遇到过这样的家长，对孩子再三嘱咐，不能让老师知道，否则影响他们评奖评优。特别是自身发展好的父母，孩子生病了可能是他们人生中最大的挫败，所以他们更会隐藏这些事。而家长的病耻感对于孩子的康复是雪上加霜的，他们会觉得父母不接纳自己。

《明日的约定》 剧照

孩子们如果及时就医，会有专业的医嘱，能开具更针对性的精神类药物，再根据具体情况适当增量减量，都是有讲究的。而很多孩子和家长，在初期会因为一些不舒服的生理反应，自行断药，其实是不妥当的。也有一些家长认为，药物会让孩子变笨，不让他们碰药。

但也有一些医生，专业性存疑。当孩子确诊为焦虑症和抑郁症后，很多孩子在服药阶段无法跟随正常的教学进度。即便他们坐在在教室里，也完全没有办法吸收和消化知识。哪怕家长只要求孩子坐在教室里，但他们可能踏进校园的那一刻就开始窒息，坐在教室里一直冒冷汗，多坐一分钟都是煎熬，马上就崩溃了。但医生仍反复说，孩子要到集体中去，多跟人打交道，父母就会听医生的，强行让孩子去学校。但我们要知道，孩子这个时候已经没有学习的能量了，需要时间进行自我修复。

当孩子们遇到这样的医生，就会抗拒专业的帮助，认为医生、咨询师和家长都是一伙的，就会主观断绝专业的支持和帮助，真的很可惜。

《明日的约定》 剧照

这就像一个人，退行到婴儿阶段。他们需要重新建构自己，重新确认父母对自己的爱，才会渐渐有力量走出来。我们看到很多休学的孩子，成天拉着窗帘，躺在床上，房间被搞得很乱，有的孩子不洗澡，不讲卫生，完全丧失生活下去的能量了。而家长又非常不理解，非要敲门、开锁把孩子们抓出来，加剧亲子关系的紧张。但我认为，当孩子已经躺在家里时，绝大部分家长还是会反省自己的。

不过，教育只是整个社会问题集中体现的领域之一，所以这也不是只在教育环节就能解决的问题。不同的时代环境、经济周期、价值理念都对它有深刻的影响。

“家里最痛苦的人，最想改变”

家里最痛苦的人，求助和改变意愿是最强的，他们往往都是孩子。

有的父母在我看来很幼稚。情绪不稳定，说发火就发火，说骂人就骂人，控制欲强，一切都以自己的立场为出发点，之后孩子还要去哄父母，孩子就会非常痛苦。

但他们的父母如果毫无改变意愿，孩子是很艰难的。在惊涛海浪的环境中，怎么能要求他心神安定地学习和成长呢？

我曾遇见过一个极端的家长。一个孩子已经有厌学情绪了，希望双休日能睡个懒觉。但孩子的爸爸仍强制要求她早起读书。他们家住别墅，女孩把房门关了，爸爸架着梯子从三楼翻进去，把孩子从床上抓起来读书。

我之前采访过一个女孩，发朋友圈都会屏蔽母亲。有一次她收到一朵白色的玫瑰花，很开心，拍下了照片，转发给妈妈分享自己的快乐。但她马上收到一连串微信语音方阵，她没有点开，直接就把每条语音都转为了文字。这一个细节，就能看出她预判了母亲的话一定会伤害到她，她的生存模式，就是想办法减弱这种伤害。

现在也有很多大学生来找我，我和他们聊的内容仍是中学阶段的。这说明，即使他们通过了高考，孩子们出状况时，问题的根仍是小时候的。通过他们的视角，来反思中小学的问题，说服力可能更强。

当一个家庭环境中，父母的争吵永无宁日时，孩子对婚恋的看法很可能就会变得消极。我接触过一个已经读大二的女孩，她认为任何爱情发展到婚姻，最后一定是破碎的。为了不步入这个结局，她就不让爱情发生，也无法和异性有正常的交往。

我看到更多的孩子们，用自毁的方式逼迫家长改变，真的心痛，这个代价太惨烈了。

如果有一个情绪稳定、有一定的格局和见识的父母，就会为孩子的成长营造好的土壤。但很多有心理问题的孩子，成长的土壤本身非常的贫瘠，就更难茁壮成长了。

《明日的约定》 剧照

有时我会建议他们，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与父母隔开一定的物理距离，比如高中选择住校等等。其次，要看清原生家庭中哪些是可用的资源，哪些是父母的局限性，得不到的东西选择放下，再走自己的路。

但我也能感受到身为父母的无力和可怜。

有很多孩子对父母有巨大的愤怒，言辞激烈，甚至会动手。父母被自己的孩子推搡和诟骂，当然是痛苦的。很多父母会变得谨小慎微，在低气压的家中，家长不知道该如何和孩子们说话。原本两人一起组建的新家庭，有了自己的孩子，到最后大家却互相伤害，这是非常让人痛心的。

在我父母那一代，社会竞争氛围没有现在浓烈，父母不学习、不成长，也说得过去，问题不大。但今天的家长们，要学习如何去托举孩子，如何让自己更强大。

孩子想向社会发声

来找我的孩子们，一方面是想表达倾诉，另一方面，他们明白这些稿件都会发布，他们愿意从自身出发，面向社会，形成更大的影响。他们有更大的格局，甚至超于自己的需求。而“少年发声”这件事，变成了我和孩子们的共创，他们的加入，使它不只是单纯的咨询，而是真的向社会“发声”，我觉得这个特别了不起。

在新书里，我讲了蓁蓁的故事。蓁蓁是全国重点高中的学生，重度焦虑和强迫症患者，在800名学生的重点高中，她能排到300到400名。

她在高考前三天加了我的微信，但我担心影响她，便约到了高考后第三个晚上。

蓁蓁读初中时，就有强迫症了。每次考试，至少要检查10遍考号，5遍选择题的涂卡，两位数加减乘除要算好多遍，最后导致数学试卷答不完。

蓁蓁的高中聚集着数一数二的顶尖大学霸，在那样的环境里，她的“自卷”程度真的震惊到我。从高一起，蓁蓁和舍友有两个半月的时间，早上4点起床，学两小时数学，6点去吃早饭，然后背英语，晚上12点睡觉。有一次她们5点出门后，看到班上成绩好的同学都开着台灯在天井里学习。冬天也一样，寒冷能防止犯困。

蓁蓁的爸妈对她非常严格，无以复加地严。他们希望看到女儿无时无刻都在学习，家里明确规定，三天以内的小长假，不可以出去玩；三天以上的长假，可以和同学看个电影。只要蓁蓁出去玩，父母就让她回来多学习。后来，蓁蓁不想跟父母做拉锯战，对于不合理的过程，她不再追究了。

之后，一学习或考试，蓁蓁发现自己总是处在躁狂的状态里，无法放松。4个小时的睡眠，让她的生理期紊乱。但蓁蓁却觉得这是件好事，这样，月经就不会影响自己考试。蓁蓁很明白，自己完全没办法以平常心面对结果上的失败或成功。而到了高三，她发现在学霸如云的班级中，很多同学出于各种原因休了学，没有参加高考。

她来找我，就是想把这个事情说出来，即便是高考前三天，她也有这个表达的需求。看到孩子愿意表达，去影响更大的公共意识层面的一些东西，我很佩服她。

很多孩子跟我聊很多，可能我和他们家人比较大的区别是全情投入的倾听和不加批判。父母如果可以平等沟通，不加入评判的视角，当孩子们感受到平等后，这个对话是可以建立起来的。

但很多父母仿佛忘记了自己的职能，完全变成了监控成绩的机器，除了读书以外的兴趣爱好，都是浪费时间。

《明日的约定》 剧照

我自己也是一位母亲，我儿子今年也14岁了。到了青春期，我会经常跟他沟通，因为现在他的生理发生了一些变化，激素水平使得情绪有一些波动，都是正常的，我跟爸爸都可以接受。关键是当孩子意识到了这个事情后，会更能理解自己。我们会明确告诉儿子，我们永远是可以给他支持的人，永远是一起解决问题的伙伴。

所以我觉得真的不要小看孩子们，孩子们的自愈力是极强的，当原来令人窒息的教育方式开始松动，光亮得以一点一点地透进来，他们真的就会像枝杈一样伸展开来，展现出生命本该具有的旺盛活力。他们每个人都是一个丰富精彩的世界。

听听孩子的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