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稻葵的“中国中世纪落后论”看来在西方广受欢迎
4月17日《经济学人》发表了一篇很学术的文章——Where growth is concerned, is population destiny?
讨论的是某国的人口规模和经济增长的关系。
文章的总体论调是，人口规模越大的国家，在经济增长的后劲儿方面有很大的优势。工业革命之前，如果有较为有效的计算GDP的公式的话，就会发现人口体量庞大的亚洲是世界经济的重心。
哪怕就今天的评价标准，到2020年，全亚洲的总GDP要占到全球GDP的一半还要多。
如果这样的话，西方人口不占优势的情况下，领先全球几个世纪，是不是反常呢？
人本身也是经济发展的“原材料” raw material，从纯理论上讲，人口越多的地方，出现海森堡或者瓦特的可能性就越大。
普林斯顿大学的Esteban Rossi-Hansberg把人口规模和经济增长做了更强的关联，他这个团队把这个理论拉长到四五百年的长度，认为人越多的国家，受惠于技术变革的程度就越大，因为人多，需求多，消费带动的是市场规模的扩大，一旦科技变革，转化带来的经济增长的幅度就越大。
文章还打了个比方，爱迪生发明了电灯泡，但是电灯泡需要卖出去投放到市场上检验，才能推动电灯泡技术的不断革新，这个时候就需要人口规模较大的国家来驱动，美国就算是一个。
不过文章的后半段，把画风转移到“移民”问题上，就显得有点顾头不顾尾。
人口多但是国家穷的话，后发追赶需要400年（典型的就是中国）。但是富国最容易吸引移民，让自己的人口池变得更加庞大，人才库的准备更加丰富。
李稻葵
文章这时候用了李稻葵的数据：
第一，中国古代的经济发展水平按当今的标准看是十分落后的。例如，我们发现按1990年美元测算，明代人均GDP约为920美元，清代约为760美元，低于改革开放后的水平。注意以上美元计价的绝对值取决于古代与现代的货币比值，在之前我们发表的一篇文章里，按照实物产量乘以当今世界物价计算，以上收入水平更低。作为推论，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古人生命的经济价值，是远远低于现代人的。战争中生命牺牲的经济成本比今天低很多。
第二，从北宋初年（公元980年）到明代，中国人均GDP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波动，清代则呈现出下降的趋势。我们的分析表明，人均GDP下降的原因，主要是人口增长速度超过资本、土地的积累速度。在将近900年的时间里，人均耕地面积持续下降，这一下降没能被粮食亩产量的上升所弥补。换言之，人均占有的土地量、劳动工具包括牲口数量是下降的，这导致劳动生产率不断降低。
第三，通过国际比较我们发现，宋代中国的生活水平世界领先，但在1300年（元朝大德四年）之前已经落后于意大利，1400年（明朝建文二年）前后被英国超过；1750年（清乾隆十五年）之前，虽然中国的部分地区和欧洲最富裕地区的生活水平相距不远，但是作为整体的中国已经落后于西欧，因而，东西方的大分流在工业革命之前已经开始了。这一发现与以上人均GDP逐渐下降的发现密切相关，也就是说，中国人均劳动生产效率的不断下降对于经济发展、国家进步而言是重要的负面因素。
文章接下来基本上就把李稻葵的文章翻译了一遍，而且用了“大分流”这个词，绘图如下：
1800年东西大分流，中印被西方甩开
“东西方的大分流在工业革命之前已经开始了”这个论断其实渐渐在西方学术界有共识的倾向，直接影响到了中世纪欧洲史的研究（中世纪后半段就孕育了工业革命的萌芽）。
文章最后说，National populations matter to the extent that borders do.国民人口的重要性已经和领土规模（边境线的长度）相当。
虽然文章对中国在未来50年的发展抱有相当程度的乐观，但是有几个问题还是难以回答：
1 人口膨胀的南撒哈拉非洲国家和阿拉伯国家似乎看不太到技术革新的潜质，生活水平提高主要还是得益于全球化；
2 李稻葵对13、14世纪中西经济实力对比到底有多少benchmark（基准）作为依据？
比如宋代中国的生活水平世界领先，但在1300年（元朝大德四年）之前已经落后于意大利，1400年（明朝建文二年）前后被英国超过，这是有很大疑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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