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宪实：从张骞出使看中国文化的“土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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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张骞出使看中国文化的“土著性”
张骞出使西域，是丝绸之路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张骞出使之前的丝绸之路是研究的重点之一，考古给出了许多证明，在张骞之前这条道路早已存在。因为丝路贸易以转手贸易为主要方式，所以代表中国的张骞出使，意义依然不可替代。张骞出使的许多问题尚有讨论的必要，如河西地区因为匈奴投降出现真空，西汉朝廷为什么不是首先进驻而是要派出张骞邀请乌孙回归故地？张骞提出“行国”与“土著”两种类型的国家，学术意义何在？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土著国家，这一文化传统具有什么价值？张骞出使，第一次代表中国观察更多的国家，这种理论提炼有利于我们理解当时的世界。张骞的这一贡献，需要给予重视。
不管从哪个立场出发，西汉时发生的一件事都令人迷惑难解：当霍去病的西汉军队打败匈奴，迫使匈奴浑邪王帅部投降之后，河西地区出现了真空状态。在这种情况下，西汉不是自己进据河西，而是首先派出张骞千里迢迢出使乌孙，希望说服乌孙重新回到敦煌祁连间居住。当然，西汉的这个希望落空，最后不得已只好设置河西四郡，移民实边。如何理解汉朝这个政策的背景，也是理解张骞出使西域的重要方面。张骞曾经用“土著”与“行国”来区分西域的国家类型，认为土著之国“颇与中国同业”，可见中国属于土著类型国家。作为农业立国的传统中国，至今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土著国家。张骞出使体现了中国文化的浓重底色，即“土著性”，这与西方的“殖民性”历史传统存在着天壤之别。以下试加论述，敬请批评指正。
张骞出使，是汉朝联络盟友共抗匈奴战略的一部分。实现这个战略，首先是需要找到可能的盟友。张骞的使命，第一次出使是寻找大月氏，向大月氏推销汉朝策略。第二次是与乌孙谈判，继续推行汉朝策略。汉朝之所以选择大月氏和乌孙作为盟友，主要是从匈奴战略出发的，大月氏是匈奴的敌人，乌孙与匈奴关系也有问题。所谓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对此，策略是战略的一部分，策略服从战略需要。但是，众所周知，张骞的努力最后都没有成功，史书用“不得要领”这个概念来评论此事。
汉朝到底是如何设计结盟策略的？从张骞出使大月氏来看，其实是语焉不详。《史记·大宛列传》记述为：
大月氏王已为胡所杀，立其太子为王。既臣大夏而居，地肥饶，少寇，志安乐，又自以远汉，殊无报胡之心。骞从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领。留岁余，还……[1]
这里，仅仅叙述了张骞的出使不成功，有关汉朝的战略细节，没有丝毫透露。因为大月氏曾经在敦煌、祁连山之间居住，后来战败被匈奴赶走，他们对匈奴理应有复仇之心。那么，按照汉朝的计划，大月氏要怎样与汉朝结盟对抗匈奴呢？是在大夏故地发动对匈奴的进攻吗？还是迁回敦煌祁连间与汉朝携手抗敌呢？现在史书都没有给出清晰的答案，我们的理解只能伴随推测进行。
汉朝建立战略联盟的具体设计，是在张骞第二次出使时才显现出来。《史记·大宛列传》记载的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背景如下：
骞以校尉从大将军击匈奴，知水草处，军得以不乏，乃封骞为博望侯。是岁元朔六年也。其明年，骞为卫尉，与李将军俱出右北平击匈奴。匈奴围李将军，军失亡多；而骞后期当斩，赎为庶人。是岁汉遣骠骑破匈奴西（城）〔域〕数万人，至祁连山。其明年，浑邪王率其民降汉，而金城、河西西并南山至盐泽空无匈奴。匈奴时有候者到，而希矣。其后二年，汉击走单于于幕北。[2]
这段文字，可以理解为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的背景说明。元朔五年（前124），卫青在北方取得重大胜利，元朔六年张骞获封博望侯。转年，因为右北平之战，“后期当斩，赎为庶人”，这是元狩元年（前122）。转年即元狩二年（前121），霍去病两次出击陇西，大破匈奴西方浑邪、休屠二王。这导致匈奴内部矛盾爆发，单于要诛杀战败的二王，催发二王向汉投降。后来，虽然浑邪王杀休屠王，只有四万人投降，但是通往西方的道路却畅通了。对于此事，《汉书·张骞传》说法更明确：“其秋，浑邪王率众降汉，而金城、河西并南山至盐泽，空无匈奴。匈奴时有候到，而希矣。”[3]同年，匈奴在正面发动反攻，代郡、雁门和右北平都发生战斗，汉朝损失几千人，博望侯张骞等人误军期，赎为庶人。此时，汉朝虽然不能全胜，但事实上已经掌控了战场局面。元狩四年（前119），卫青、霍去病再次出击，取得巨大胜利，迫使匈奴远徙，漠南无王庭。
这就成了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的背景。张骞第二次出使时间依然模糊不清，《资治通鉴》置于元鼎二年（前115）叙述：“是岁，骞还，到，拜为大行。”[4]因为张骞要劝说乌孙回到河西走廊，最晚也是公元前121年之后。有关汉朝与乌孙结成统一战线共抗匈奴的战略，现在能在《史记》中看到完整的叙述：
是后天子数问骞大夏之属。骞既失侯，因言曰：“臣居匈奴中，闻乌孙王号昆莫，昆莫之父，匈奴西边小国也。匈奴攻杀其父，而昆莫生弃于野。乌嗛肉蜚其上，狼往乳之……昆莫收养其民，攻旁小邑，控弦数万，习攻战。单于死，昆莫乃率其众远徙，中立，不肯朝会匈奴。匈奴遣奇兵击，不胜，以为神而远之，因羁属之，不大攻。今单于新困于汉，而故浑邪地空无人。蛮夷俗贪汉财物，今诚以此时而厚币赂乌孙，招以益东，居故浑邪之地，与汉结昆弟，其势宜听，听则是断匈奴右臂也。既连乌孙，自其西大夏之属皆可招来而为外臣。”天子以为然，拜骞为中郎将，将三百人，马各二匹，牛羊以万数，赍金币帛直数千巨万，多持节副使，道可使，使遗之他旁国。[5]
张骞说服汉武帝的理由可以归纳为三点，其一，匈奴与乌孙首领昆莫有杀父之仇；其二，乌孙有相当的实力；其三，乌孙同样喜欢汉朝的财物。汉朝能够联合乌孙抗匈奴的诸多原因，来源于张骞的分析推导，首先需要说服汉武帝。在获得汉武帝同意后才转化为政策，并由张骞亲自执行。因为与匈奴有仇、贪爱汉家财物，可以结成对匈奴作战的盟友；因为有实力，这个联盟对汉朝是有价值的。具体的政策很清楚，其一用金钱财物联络乌孙，说服乌孙，这来自“蛮夷俗贪汉财物”的判断；其二，请乌孙东来居住浑邪王故地，此地现在因为匈奴投降出现真空；其三，与汉结成“昆弟”关系。总之，如果实行这个政策，意义重大，近期可以收到进攻匈奴的效果，就是“断匈奴右臂”。远期可以影响更远的西部如大夏等国，甚至能够与他们建立臣服汉朝的外臣关系。
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说服乌孙与汉朝结盟，除了张骞的个人原因外，最重要的新形势是浑邪王降汉，河西出现无人居住的状况。当然，匈奴暂时失败，远未屈服，汉朝与匈奴的战争还看不到结局，所以汉朝需要继续积蓄力量，建立联盟，具有现实需要。事实上，张骞的判断存在问题，与乌孙的联盟政策在推行中并不顺利，结盟没有达成。《史记》《汉书》对此都有记录：
骞谕使指曰：“乌孙能东居浑邪地，则汉遣翁主为昆莫夫人。”乌孙国分，王老，而远汉，未知其大小，素服属匈奴日久矣，且又近之，其大臣皆畏胡，不欲移徙，王不能专制。骞不得其要领。[6]
张骞制定的汉朝政策，是从汉朝的需要出发的。之所以依然“不得其要领”，是因为乌孙不了解汉朝。乌孙与汉朝联盟，共抗匈奴，这是一个关涉乌孙整体利益的决策，匈奴依然强大，而盟友的情况毫无所知，从乌孙的立场理解，新政策显然存在风险。对于这个结果，《汉书》记载在《西域传》中，更为详细。其文为：
骞既致赐，谕指曰：“乌孙能东居故地，则汉遣公主为夫人，结为兄弟，共距匈奴，不足破也。”乌孙远汉，未知其大小，又近匈奴，服属日久，其大臣皆不欲徙。昆莫年老国分，不能专制，乃发使送骞，因献马数十匹报谢。其使见汉人众富厚，归其国，其国后乃益重汉。[7]
所谓昆莫年老，不能专制，表达的是昆莫权威不足。其实，这是乌孙回答张骞的理由，能够说出口的推脱辞令而已。真实的原因是不了解汉朝，无法判断结盟的利弊得失，这是导致张骞第二次出使失败的真实原因。[8]但是，乌孙没有因此放弃与汉朝的来往，而是派出使者，以献马的名义前往汉朝，实地了解汉朝情况。最终，发现汉朝“人众富厚”，这为后来的结盟打下了基础。所以，张骞之策，虽没有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从长远看，还是具有积极正面意义的。
为了应对浑邪王投降、河西地空的问题，张骞建议汉武帝联合乌孙，断匈奴右臂，而邀请乌孙东归故地，是结盟的重要内容。因为乌孙不了解汉朝，结盟未成。但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学界讨论不多，对于河西地空的问题，为什么汉朝不是首先自己进占呢？
张骞提出联合乌孙的政策，获得汉武帝支持，并很快推行。在决策过程中，并没有见到汉朝对此有所讨论，质疑的意见也无从说起。张骞很快实现了第二次出使西域，可以认为作为首选的联合乌孙政策，获得朝廷的普遍支持。虽然如此，张骞之策的依据，我们还是不清楚。
前文引用《史记·大宛列传》的记载，而《汉书·张骞传》的记载与《大宛列传》大同小异，但不同之处颇能说明问题。河西问题，是汉朝匈奴新政策“断匈奴右臂”推出的最直接的推动力。《史记》此处所记并不清晰，反而是《汉书·张骞传》有所补充。
天子数问骞大夏之属。骞既失侯，因曰：“臣居匈奴中，闻乌孙王号昆莫。昆莫父难兜靡本与大月氏俱在祁连、敦煌间，小国也。大月氏攻杀难兜靡，夺其地，人民亡走匈奴。子昆莫新生，傅父布就翕侯抱亡置草中，为求食，还，见狼乳之，又乌衔肉翔其旁，以为神，遂持归匈奴，单于爱养之。及壮，以其父民众与昆莫，使将兵，数有功。时月氏已为匈奴所破，西击塞王。塞王南走远徙，月氏居其地。昆莫既健，自请单于报父怨，遂西攻破大月氏。大月氏复西走，徒大夏地。昆莫略其众，因留居，兵稍强，会单于死，不肯复朝事匈奴。匈奴遣兵击之，不胜，益以为神而远之。今单于新困于汉，而昆莫地空。蛮夷恋故地，又贪汉物，诚以此时厚赂乌孙，招以东居故地，汉遣公主为夫人，结昆弟，其势宜听，则是断匈奴右臂也。既连乌孙，自其西大夏之属皆可招来而为外臣。”[9]
同是张骞的话，《史记》中所记“今单于新困于汉，而故浑邪地空无人”，而《汉书》所记是“今单于新困于汉，而昆莫地空”。到底是浑邪地空，还是昆莫地空？其实所指是一个地方，即所谓河西之地。用“昆莫地”更强调了这里是乌孙昆莫所居故地，这对于说服乌孙东归是重要前提条件。而《史记》用“浑邪地”表达，是因为这里后来变成匈奴浑邪占据的区域，并无错误。另外，《史记》中张骞只有“蛮夷俗贪汉财物”一句，《汉书》中变成“蛮夷恋故地，又贪汉物”。《汉书》后出，基本内容与《史记》一致，但这些新补入的内容，绝不是没有意义的。至少，这对于说服乌孙联盟是有意义的，更具说服性。
不仅如此《张骞传》还更正了《大宛列传》的说法，即乌孙与匈奴的关系问题。《大宛列传》中，乌孙王昆莫与匈奴有杀父之仇，是“匈奴攻杀其父”。《张骞传》更改了《大宛列传》的记载，乌孙、大月氏和匈奴的关系写得更清楚了。昆莫的父亲难兜靡是被大月氏人杀害，因为大月氏与乌孙都居住在“敦煌、祁连间”，难兜靡被杀，乌孙的土地被大月氏夺去，是匈奴收留并抚养了昆莫。昆莫长大后，又是匈奴把他父亲的民众交给昆莫。当时，大月氏已经被匈奴打败，向西迁移，西迁过程中打败塞王，占据了原来塞王的土地。昆莫强大之后，为报父仇，在匈奴的支持下，西向攻打大月氏。大月氏失败，继续西迁，在大夏居住下来。而乌孙则留居在大月氏的土地，即原来塞王之地。匈奴单于死后，乌孙不再听从匈奴的号令，匈奴曾经派兵攻打乌孙，没有取得胜利，也只好听之任之。如此一来，与昆莫有杀父之仇的并不是匈奴而是大月氏。匈奴对于乌孙的关系，是后来昆莫强大之后有了问题，最初乌孙遭受大月氏攻杀的时候，匈奴对于昆莫不是有仇而是有恩。
《汉书·张骞传》如此更改《史记·大宛列传》的记述，应有自己的依据。如此，上文我们依据《大宛列传》讨论张骞联合乌孙之策的时候，以为报杀父之仇是可以理解的重要因素，而根据《张骞传》，就不存在这个杀父之仇的问题。如此，对于《大宛列传》和《张骞传》，关于汉朝与乌孙联盟的原因，就出现了巨大的不同理据。乌孙有实力，这是汉朝主动联合乌孙的重要原因，没有一定实力，无法抗击匈奴，无法完成汉朝断匈奴右臂的战略。那么，乌孙是否有联合汉朝的意愿呢？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否则，实力再雄厚也无济于事。既然没有杀父之仇的问题，乌孙的意愿几乎只剩下喜欢汉家财物一条，这从《张骞传》的内容看，这一条其实已经无关紧要，因为采用贸易方式也可以获取汉家财物，并非一定要采用战略联盟的方式。
《张骞传》事实上转换了原来《大宛列传》的诉求依据，一是把“浑邪地”改为“昆莫地”；二是强调“蛮夷恋故地”。敦煌、祁连间，即现在的河西走廊，大月氏与乌孙共同居住在此，说这里是乌孙地或者大月氏地，都是不错的。大月氏打败乌孙，吞并了乌孙地，而匈奴赶走了大月氏，最终成了匈奴的“浑邪地”。大月氏与乌孙在河西走廊如何分布，史书并没有说明，但根据乌孙民众散落于匈奴、大月氏后来向西迁移的情形分析，乌孙应该居住在河西走廊的东部，而大月氏在西部。把这里称作“昆莫地”并非不可，但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昆莫故地”。只有把“浑邪地”改为“昆莫地”，才有劝说昆莫“东居故地”的下文，否则逻辑不畅。如此，《史记》与《汉书》出现了记载差异，甚至不无矛盾之处。观后世史家如何处理，当有所启发。
《资治通鉴》记述此事，《史记》与《汉书》并取。
浑邪王既降汉，汉兵击逐匈奴于幕北，自盐泽以东空无匈奴，西域道可通。于是张骞建言：“乌孙王昆莫本为匈奴臣，后兵稍强，不肯复朝事匈奴，匈奴攻不胜而远之。今单于新困于汉，而故浑邪地空无人，蛮夷俗恋故地，又贪汉财物，今诚以此时厚币赂乌孙，招以益东，居故浑邪之地，与汉结昆弟，其势宜听，听则是断匈奴右臂也。既连乌孙，自其西大夏之属皆可招来而为外臣。”……骞既至乌孙，昆莫见骞，礼节甚倨。骞谕指曰：“乌孙能东居故地，则汉遣公主为夫人，结为兄弟，共距匈奴，匈奴不足破也。”乌孙自以远汉，未知其大小；素服属匈奴日久，且又近之，其大臣皆畏匈奴，不欲移徙。骞留久之，不能得其要领，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阗及诸旁国，乌孙发译道送骞还，使数十人，马数十匹，随骞报谢，因令窥汉大小。是岁，骞还，到，拜为大行。后岁馀，骞所遣使通大夏之属者，皆颇与其人俱来，于是西域始通于汉矣。[10]
依上文分析，《通鉴》此处，先节用《大宛列传》文，再节用《张骞传》文，前文有“故浑邪地空无人”，后文有“乌孙能东居故地”，乌孙故地不知来处。后来，虽然胡三省在“浑邪之地”下加《张骞传》内容，弥补《通鉴》前后文不符的问题，但《通鉴》最初的选择说明并没有重视《史记》与《汉书》的差异。
《册府元龟》记载的张骞出使乌孙，显然来自《张骞传》而不是《大宛列传》：
（元狩）四年夏，大将军卫青将四将军击走单于于幕北。先是，卫尉张骞坐后期，赎为庶人。帝数问骞大夏之属，骞既失侯，因曰：“臣居匈奴中，闻乌孙王号昆莫，昆莫父难兜靡，本与大月氏俱在祁连、敦煌间，小国也。大月氏攻杀之。昆莫后攻破大月氏，大月氏西走，昆莫因留居。今单于新困于汉，而昆莫地空，蛮夷恋故地又贪汉物，诚以此时宜厚赂乌孙，招以东居故地，汉遣公主为夫人，结昆弟，其势宜听（言事势听从于汉），则是断匈奴右臂也。既连乌孙，自其西大夏之属皆可招来，而为外臣。”天子以为然，拜骞为中郎将，将三百人，马各二匹，牛羊以万数，赍金币帛直数千钜万，多持节副使（为骞副，而各令持节），道可便遣之旁国。骞既至乌孙，致赐谕指（以天子意指晓告之），未能得其决。骞即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月氏、大夏，乌孙发道译送骞（道，读曰导），与乌孙使数十人，马数十匹（与骞相随而来，报谢天子），因令窥汉，知其广大。骞还，拜为大行。[11]
《册府》作为类书，分门别类保存历史资料，在这个问题上选择信从《张骞传》是有意义的，证明《张骞传》的影响在后世显然大过《大宛列传》。[12]
南宋学者王益之著《西汉年纪》，《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都在他的考证范围之内。《西汉年纪》外，王益之另设独立的《考异》如《通鉴》，现已附于《西汉年纪》正文之下。所记张骞出使乌孙事迹，也如《通鉴》一样书写在张骞归来之时，但有关乌孙内容的记述，张骞往返过程，一概取自《张骞传》，并在《考异》中作了简明注释。[13]
总之，在张骞出使乌孙的历史叙述上，《史记·大宛列传》与《汉书·张骞传》出现了分歧，可以认为是两种说法、两个版本。而后世的史家，多从《张骞传》。赵翼《廿二史劄记》有“史汉不同处”条，指出“班固作《汉书》，距司马迁不过百余年，其时著述家岂无别有记载？倘迁有错误，固自当据以改正。”[14]以此理解《张骞传》对《大宛列传》的改正，不为不当。另外，正如王鸣盛所指出的，司马迁对于《大宛列传》中的主人公张骞和李广利是总体否定的，对张骞则“著其首倡邪谋也”；对李广利则强调这是为了“宠姬李氏”，所以认为“体例明整，马不如班；文笔离奇，班不如马”。[15]《史记》不为张骞立传，人所共知，司马迁不赞同汉武帝时期的政策，应该是关键因由。但张骞出使事确实重要，所以全在《大宛列传》中叙述，张骞却不得立传。至于乌孙事迹，《大宛列传》文字明显不如《张骞传》准确，不应该看作是司马迁的有意为之，后世多从《张骞传》，没有必要怪罪司马迁。此类失误为史家常态，不必苛责，所谓前出不密，后出转精。
再回到张骞与汉武帝讨论联合乌孙“断匈奴右臂”策略的时刻，究竟是什么因素让张骞认为乌孙会响应汉廷的主张呢？匈奴曾经有恩于乌孙的首领昆莫，并不存在什么杀父之仇，最多匈奴控制乌孙不力，乌孙不太顺从而已。这样的情形下，怎么保证乌孙一定响应汉朝的战略设计呢？最重要的因素，现在看来就是“蛮夷恋故地”而“昆莫地空”，乌孙人怀恋原来的居住地，恰好现在此地又无人居住。
所谓“蛮夷恋故地”之说，完全来自张骞的推断，而这是乌孙能够合作的重要基础。后来的事实证明，张骞的这个推断完全落空，从乌孙的反应看，没有丝毫这方面的考虑。问题是，张骞的推断说服了汉武帝，自然是汉武帝也相信这个推断。朝廷中人，未见有人出面反对或质疑，大概率的情形是无人能够否定张骞的推断。
第二次张骞出使的政策，是张骞亲自设计的，而第一次出使张骞不过是一个执行人而已，并没有参与联合大月氏的决策。有关大月氏会相信汉廷政策的理据，史书记载并不充分，除了与匈奴有仇这个理据之外，大月氏曾经居住在“祁连、敦煌间”这个事实，也不该被忽略。与汉朝联合，回到故地，报仇雪恨，这正是汉廷的理解，认为大月氏必有如此心理。当然，联合大月氏的战略没有实现，这个推断也没有获得证实。
“蛮夷恋故地”之说，本质上是汉朝的一种“以己度人”推断，真正“恋故地”的不是蛮夷而是汉人。按照张骞的说法，中国当然是“土著型”国家，所以以土著的心理理解其他文化或人群，是很正常的表达。类似“蛮夷恋故地”这类思想观念，绝非个例。汉代古诗十九首第一首《行行重行行》诗，其中有“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诗句，李善注：“《韩诗外传》曰‘代马依北风，飞鸟栖故巢’。皆不忘本之谓也。”[16]用胡马或者代马、越鸟或飞鸟比喻故土难忘，说明连动物都有不忘根本的特征，言外之意便是凡人就有不忘本的秉性。不忘故乡就是不忘根本，这是胡马和越鸟的秉性吗？当然不是，这是汉代诗人用以表达自己心声的比喻而已。真正“恋故地”的人群，是土著型国家人民的集体意识，可以认为是中华传统的文化精神。
虽然张骞出使西域的具体目标没有到达成，但丝绸之路由此开辟，中国与世界的联系空前加强。历史发展的脚步，没有因为汉朝的推断失误而停止，中国一步步迈向西域，西向从此成为中国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17]
河西出现居住真空，西汉推出的政策首先是邀请乌孙回归故地，却不是自己进占这个地区，充分表现了文化的土著特质。不仅如此，汉匈战争的防御性质，由此获得证明，对于西汉而言，领土扩张不是目标，取得战争的胜利才是目标。后来的事实证明，汉朝对大月氏、乌孙的判断依据不足，联合抵抗匈奴的战略没有实现，[18]至少邀请他们回河西走廊居住的愿望彻底落空。
汉匈战争，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秦朝与匈奴战争的继续。秦朝采取的许多政策是有参考价值的，比如在战争胜利后，设置边郡管理和移民实边。秦王三十三年（公元前212年），将军蒙恬驱逐匈奴人，秦始皇立刻采取行动。“三十三年（前212年），……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四十四县，城河上为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阳山、北假中，筑亭障以逐戎人。徙谪，实之初县。”[19]在新占领地区，设置地方机构并且移民，这是第一次。三年之后，秦廷再次采取移民政策，“迁北河、榆中三万家，拜爵一级”。[20]
葛剑雄先生估计，秦朝两次河套移民，将近30万人。[21]若以五口之家计算，第二次大约十五万，那么第一次的“徙谪”，规模大体相近。有关秦朝的“徙谪”移民，在后来的文献资料中，汉文帝时晁错的评论具有史料性和代表性。他认为，秦朝移民实边动机不正确，“非以卫边地而救民死也，贪戾而欲广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乱”。更重要的是，在具体推行时过于暴力，强力推行，不顾民众利益，“秦民见行，如往弃市，因以谪发之，名曰‘谪戍’”。谪戍的含义，大约与《史记》所谓“徙谪”相似。具体而言，根据晁错的描述是“先发吏有谪及赘婿、贾人，后以尝有市籍者，又后以大父母、父母尝有市籍者，后入闾，取其左。发之不顺，行者深恐，有背畔之心”。晁错称秦朝的强迫移民戍边是“威劫”，“发卒也，有万死之害，而亡铢两之报，死事之后不得一算之复，天下明知祸烈及已也”。晁错认为，秦朝移民实边最大的祸端在于威劫性，而不是给移民以适当的酬劳，只有危险和牺牲，民众理所当然抵制或逃亡。
如何建立边疆地区的安全，晁错主张只有移民实边，但一定要汲取秦朝的教训，他的具体建议如下：
要害之处，通川之道，调立城邑，毋下千家，为中周虎落。先为室屋，具田器，乃募罪人及免徒复作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赎罪及输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乃募民之欲往者。皆赐高爵，复其家。予冬夏衣，廪食，能自给而止。郡县之民得买其爵，以自增至卿。其亡夫若妻者，县官买与之。人情非有匹敌，不能久安其处。塞下之民，禄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难之地。胡人入驱而能止其所驱者，以其半予之，县官为赎其民。如是，则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徙民实边，使远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系虏之患，利施后世，名称圣明，其与秦之行怨民，相去远矣。[22]
晁错的观点很明确，移民实边是解决边患的根本之计，但是秦朝那样的威劫移民是行不通的，秦末中原混乱，原来的移民趁机逃回家乡。《史记·匈奴列传》记载：“蒙恬死，诸侯畔秦，中国扰乱，诸秦所谪徙戍边者，皆复去。于是匈奴得宽，复稍度河南与中国界于故塞。”[23]秦朝移民实边最终失败了，晁错归因于秦朝政策过于残酷。晁错并不提及秦朝也曾施行移民拜爵的政策，可能是因为站在批判的立场上。秦朝的移民实边政策失败，秦朝的威劫肯定是一个方面的原因，秦朝速亡，移民实边立足未稳，也应该是考虑的因素。
就中国文化传统的“土著性”而言，动员民众移民河西，很可能代价过于高昂。比较而言，或许邀请乌孙回归故地更容易施行。张骞说服了汉武帝，张骞第二次出使顺利成行。不过，根据《晁错传》的说法，晁错的建议受到汉文帝的重视，并且很快采纳，但具体材料比较罕见。[24]对于河西，西汉没有首先采用移民实边政策，但在成熟的北方已经开始移民。《史记·匈奴列传》有如此记载：
其秋，单于怒浑邪王、休屠王居西方为汉所杀虏数万人，欲召诛之。浑邪王与休屠王恐，谋降汉，汉使骠骑将军往迎之。浑邪王杀休屠王，并将其众降汉。凡四万余人，号十万。于是汉已得浑邪王，则陇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徙关东贫民处所夺匈奴河南、新秦中以实之，而减北地以西戍卒半。[25]
浑邪王投降，西汉“居顷之，乃分徙降者边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为属国”，五郡，指的是陇西、北地、上郡、朔方和云中。[26]所谓五郡塞外，就是五郡之北的长城之外。从秦朝开始，河套地区是与匈奴争夺的核心区域，当蒙恬把匈奴人赶出河南地之后，随后采取的是大规模移民政策，许多山东百姓成为移民。但是，在秦末的战乱中，这些移民寻找各种机会逃归故乡，此地再次被匈奴人占据。汉武帝反击匈奴取得阶段性胜利，再次建立郡县，移民实边，具体位置就是“新秦中”。[27]其实，新秦中还是五郡之地，与秦朝不同之处是长城之外，有投降汉朝的匈奴人的“属国”。
那么，河西之地如何处置？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张骞返回长安，随来的各国使者带来了西域各国的信息，但邀请乌孙回归故地一事，没有实现。《史记·大宛列传》有如下记载：
初，天子发书《易》，云：“神马当从西北来。”得乌孙马好，名曰“天马”。及得大宛汗血马，益壮，更名乌孙马曰“西极”，名大宛马曰“天马云”。而汉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因益发使抵安息、奄蔡、黎轩、条支、身毒国。而天子好宛马，使者相望于道。[28]
这段叠加了几件史实的文字，后来被《汉书·张骞传》全文照录。首先，得乌孙马，然后是大宛马。前者，是在张骞第二次出使归来的时候，乌孙献几十匹马报谢。然后，张骞派出的副使陆续归国，才有大宛马出现。中国既然与西北诸国交通，于是“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酒泉郡作为河西四郡之一，是最先设立的。
那么，这个初置酒泉郡，是在什么时候。关于河西四郡的设立，因为《汉书》等基本史书记载混乱，学者讨论也难以统一。这个问题也一定困扰从前的学者，《通鉴》对此的处理是放在元鼎二年（前115）：“乌孙王既不肯东还，汉乃于浑邪王故地置酒泉郡，稍发徙民以充实之。后又分置武威郡，以绝匈奴与羌通之道。”[29]把乌孙王不肯东还与设置酒泉郡联系起来，是因为注意到张骞出使的目标。既然乌孙不能指望，汉朝只有自己控制河西地区。当然也有更新的目标，这就是通西北诸国，并切断羌胡联络。而对于匈奴的战略依然有积极意义，向匈奴的右侧发展，亲自切断匈奴右臂。《通鉴》重视张骞出使的目标，在前史记载不一的情况下，强调汉朝政策推行的顺序，是卓越史识的表现。是否注意到张骞出使与设置酒泉郡的先后关系，是这个问题的重要侧面。[30]
以设立河西四郡为标志，汉朝对于西部的战略发生重大转变：一改过去建立外部联盟为主导的战略，开始自我管理河西，主动经营西域。过去的战略，以汉匈战争为核心。现在，则目标多重：既有围困匈奴，减少匈奴西部之援，又要切断羌胡联络的传统战略；又联络西域诸国，即使不能建立反匈奴联盟，但至少保证西域不要成为匈奴的帮手；联络西域，供应中国，汉武帝对天马的热情代表了汉朝的态度；更长远的政治目标是外臣西域，实现中国古人的徕远夷的理想。
从劝返乌孙到设郡管理，汉朝实现了自我突破。一方面是匈奴的威胁尚在，河西的战略地位重要，不能置之不理；另一方面，秦朝开始的移民实边政策得到改进，效果明显；第三，因为长期坚持，政策不断得到巩固。王莽时期，改变了诸多边疆政策，导致西域管理出现一系列混乱，但河西四郡稳定，成为朝廷管理西部边疆的前沿阵地。
张骞出使西域，不仅打通了丝绸之路，建立了中国与世界的新型关系，张骞代表中国，第一次对世界进行了有意义的观察。张骞归来之后的报告，不仅提供了中亚各国的国情，也包含了重要的理论归纳。比如，张骞把中亚各国分作两种基本类型，即“行国”与“土著”，作为重要的文化概念，我们理应给予充分重视。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思想家们观察思考中国与夷狄的文化异同问题，如《礼记》就有这样的概括：
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不粒食，地气寒，少五谷。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31]
这里，概括了“四夷”及其文化特征，同时指出，各种文化体之间的相互交流的存在。《荀子》对于诸夏和夷狄也有这样的归纳：“故诸夏之国同服同仪，蛮、夷、戎、狄之国同服不同制。”[32]但是，先秦时期的中国思想家研究的文化大体不出中国这个范围，文化的异同是充分关注的，但尚不能对政治实体进行类型归纳。
在我们所知的范围内，《史记·匈奴列传》是具有创新意义的，其中的匈奴与中原文化对比分析，具有文化类型学研究方法论意义。该传开篇有一段概括介绍匈奴社会文化整体特征的文字，如下：
逐水草迁徙，毌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毌文书，以言语为约束。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士力能毌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鋋。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礼义。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余。贵壮健，贱老弱。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其俗有名不讳，而无姓字。[33]
概括一种文化，实事求是是基本立场，但对文化特征的观察总结是否准确则是更高标准。秦汉时代，与中原交往最深的莫过匈奴，对匈奴社会文化的了解，有利于双方关系的展开，甚至有利于战略战术的制定实施。汉文帝时宦者中行说投降匈奴，与汉朝使者辩论汉匈文化优劣，就有利用文化特性制定双边政策的清晰思路。观察《匈奴列传》的这段概括，若干内容就来自中行说的辩论之辞，不过是汉使认为匈奴的道德倾向存在问题，而中行说则坚持理解贯通。最终，《匈奴列传》坚持了汉家立场的道德评价，众所周知，不详议。
《匈奴列传》对匈奴社会文化的描述中，逐水草无城郭、擅长骑射等内容成为后来的经典文句。但是，这里并没有一个综合概括之语。阅读《匈奴列传》会发现，在汉朝与匈奴的交往过程中，汉朝和匈奴都把匈奴称作“引弓之国”，而这无疑是对匈奴国家类型的一种归纳总结。
汉文帝四年（公元前176），匈奴单于给汉朝写信，内容如下：
今以小吏之败约故，罚右贤王，使之西求月氏击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马强力，以夷灭月氏，尽斩杀降下之。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以为匈奴。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34]
“引弓之民”是指匈奴和西域楼兰、乌孙诸国，这是来自匈奴的概括还是汉朝呢？同书也引用了汉文帝的一封信，内容如下：
孝文帝后二年（公元前162），使使遗匈奴书曰：“皇帝敬问匈奴大单于无恙。使当户且居雕渠难、郎中韩辽遗朕马二匹，已至，敬受。先帝制：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命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使万民耕织射猎衣食，父子无离，臣主相安，俱无暴逆……[35]
汉文帝的书信中，引用了“先帝制”的内容，把长城之北，称作“引弓之国”，并受命于单于。先帝，当指高祖刘邦，可见用“引弓之国”指代匈奴，最初可能来自中原，最终双方都接受并使用这个概念。
然而，用“引弓之国”概括匈奴这种类型的政权是否准确呢？这显然是一个问题，因为从后来的情形看，引弓之国的概念并没有获得普遍认同。一个很简单的事实，不论中国还是匈奴，都普遍使用弓箭，如此说来，谁不是引弓之国呢？崭新的国家政权类型说，来自张骞。张骞向汉武帝介绍西域各国的时候，采用了新的概括，一是行国，一是土著，根据《大宛列传》的文字，西域各国的情形可以列表以示：
西域各国一览表
张骞的报告，对于汉武帝的西汉朝廷而言，是全新的知识。文帝时，匈奴的信件使用的是“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即使不是有意隐藏真相，至少能够导致误会，以为西域诸国，都是匈奴一样的草原游牧之国。张骞的报告证明，西域有匈奴一样的“行国”，也有中国一样的“土著”。有了行国与土著之分这个前提，汉廷在制定相应政策的时候，就可以拥有完全不同的思考。很快，在身毒（印度）问题上，汉廷立刻出现了新的判断和政策。《大宛列传》有如下文字：
骞曰：“臣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问曰：‘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贾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其俗土著，大与大夏同，而卑湿暑热云。其人民乘象以战。其国临大水焉。’以骞度之，大夏去汉万二千里，居汉西南。今身毒国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今使大夏，从羌中，险，羌人恶之；少北，则为匈奴所得；从蜀宜径，又无寇。”天子既闻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属皆大国，多奇物，土著，颇与中国同业，而兵弱，贵汉财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属，兵强，可以赂遗设利朝也。且诚得而以义属之，则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天子欣然，以骞言为然，乃令骞因蜀犍为发闲使，四道并出……[36]
这就是西汉经营西南夷的政策，虽然通往印度的道路没有找到，但加强了中原与西南地区的联系。最需要指出的是，寻找通往身毒（印度）的政策推动，与身毒的“其俗土著”存在着极大的必然联系。“土著，颇与中国同业”，表达的是一种天然的文化亲近感，这成为国家之间联系的纽带桥梁和文化基础。
张骞以“土著”与“行国”归纳国家类型，不仅符合历史实际，对于当时世界的农牧二元基本构成也具有深刻的理论价值。张骞对各国的观察和归纳，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为在此之前，类似“引弓之国”的概念，显然不能满足基本的理论分析需要。日知先生指出：“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古典史学名著《史记》中，第一次对政治学和政治史提出了行国的概念（《大宛列传》），以与城郭之国即邦或城邦相对。”[37]吴于廑先生在《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和农耕世界》一文中，不仅提及张骞的归纳，而且认为当时世界的基本构成便是“游牧”与“农耕”的两个世界，就欧亚大陆而言，北方为游牧世界，南方为农耕世界。因为农耕世界生产力水平较高，所以发展出城市和手工业技术等。[38]张骞出使西域，两种类型的国家都是亲眼所见，所以有机会比较分析，与农牧二元世界的现状十分契合。
张骞出使西域，不仅打通了丝绸之路，对沿途各国从国家文化层面进行了观察，并给予了理论上的归纳总结。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理论遗产，[39]证明中国古人不仅有历史观察，也提供理论分析的框架与概念。
以往，言及农耕文明，都会强调封闭与保守，对于安土重迁的特征，多进行无情批判，以至于把中国现代化的症结，也要归罪于农耕文明。事实上，工业革命之前，世界上存在一个漫长的农耕时代，工业革命是以农耕时代为基本历史背景的。工业革命之后，西方列强依仗技术优势，在世界范围内大搞殖民主义运动，明火执仗的侵略还能找到文明输出的借口，被侵略者往往被冠以文化落后的帽子，加害者拥有道德优势，受害者还要忍受道德的责难。不仅如此，受害者指责自己的文化传统，在中国几乎成为主流思想。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土著国家，中国文化的土著性格，确实与农耕文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有关农耕文明的若干特征，人们通常会举证《吕氏春秋》的文字：
古先圣王之所以导其民者，先务于农。民农非徒为地利也，贵其志也。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主位尊。民农则重，重则少私义，少私义则公法立，力专一。民农则其产复，其产复则重徙，重徙则死处而无二虑。舍本而事末则不令，不令则不可以守，不可以战。民舍本而事末则其产约，其产约则轻迁徙，轻迁徙，则国家有患，皆有远志，无有居心。民舍本而事末则好智，好智则多诈，多诈则巧法令，以是为非，以非为是。[40]
这段文字，从统治者的立场出发，发现农耕文化的若干特征十分有利于统治，因而主张重农抑商。这一总结，并非与农耕文明的实际不符，可以看到，农耕文明的确缺乏扩张性与侵略性。重土难迁，热爱故乡，在后殖民时代的今天，依旧看作是文化的劣根性吗？
事实上，居民与土地的深厚关系，是合法性最根本的证明，这就是“土著性”的法律意义。古代中国包括版图边境，确实是处于发展之中，汉武帝时期是中国版图奠定的重要阶段。但我们从张骞出使西域的最初政策设计可以看出，占领更多的土地不是汉朝的核心诉求，反映了中国文化传统的土著性。每当边疆地区战争发生的时候，在中国总会有一种声音反复出现，强干弱枝是必不可少的，中原是躯体，边疆是四肢，反对本末倒置。这种具有保守主义色彩的主张，并非总能支配朝廷的政策，但表现出一定的理性精神，在完善朝廷政策时，往往会发生作用。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的发展节奏相对和缓，稳重而扎实，与文化传统的土著性，存在着深刻的关联。
唐太宗贞观五年（631年），根据《资治通鉴》的记载，中亚的“康国求内附”，请求唐朝同意，康国成为唐朝的一部分。对此，唐太宗有一番说词：“前代帝王，好招来绝域，以求服远之名，无益于用而糜弊百姓。今康国内附，傥有急难，于义不得不救。师行万里，岂不疲劳！劳百姓以取虚名，朕不为也。”遂不受。[41]这类事情，在中国历史上绝不止此一件，而唐太宗话语的背后，正是中国文化土著性的充分反映。
张骞出使西域，为早期世界一体化的进程做出重要贡献，同时也创造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把国家分作“行国”与“土著”便是重要的政治学概念。本文仅仅是稍加接触，深入的研究尚待来日。
[1] 《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中华书局点校修订本，第2013年，第3807页。《汉书》卷六一《张骞李广利传》的相关文字，几乎都来自《史记》，没有加入新资料。
[2] 《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中华书局，2013年，第3817页。
[3] 《汉书》卷六一《张骞传》，中华书局，1964年，第2691页。
[4] 《资治通鉴》卷二○，中华书局，1956年，第657页。王益之《西汉年纪》，也采用这个方式记载此事。王根林点校，中华书局2018年，第282页。
[5] 《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中华书局点校修订本，2013年，第3817—3818页。
[6] 《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第3818页。
[7] 《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下》乌孙条，第392页。
[8]参见孟宪实《张骞出使的“不得要领”与丝绸之路的开通》，《西域研究》2020年第4期，第1—10页。
[9] 《汉书》卷六一《张骞传》，第2692页。
[10] 《资治通鉴》卷二○，元鼎二年，第656—657页。
[11] 《册府元龟》卷一七○《帝王部·来远》，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1888页。
[12] 《册府元龟》卷九六八《外臣部·朝贡》有这样一段记载，可以证明《册府》选择《张骞传》具有一贯性：“武帝始遣使至安息国，其国因发使随汉使者来观汉地，以大鸟卵及黎轩眩人献于天子，天子大说。又帝令张骞使乌孙。骞既致赐，谕指曰：‘乌孙能东居故地，则汉遣公主为夫人，结为昆弟，共拒匈奴，不足破也。’乌孙远汉，未知其大小，又近匈奴，服属日久，其大臣皆不欲徙，昆莫年老国分，不能专制。乃发使送骞，因献马数十匹报谢。其使见汉人众富厚，归其国，其国后乃益重汉。”（凤凰出版社，第11206页），所谓“东居故地”，正是《张骞传》的出处。
[13]王益之著，王根林点校《西汉年纪》，中华书局2018年，第282页。
[14]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劄记校证》（订补本）卷一，中华书局，1984年，第14页。
[15]王鸣盛著，黄曙辉点校《十七史商榷》卷六“匈奴大宛”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56—57页。
[16] 《文选》卷二九《杂诗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343页。
[17]参见孟宪实《中原与西域——西域研究若干思考》，《西域研究》2015年第4期，第8—11页。
[18]多年截止后，汉朝与乌孙的联合正式实现，张骞的政策设计获得实施，在西域与匈奴的战争中，发挥了实效。不过，乌孙始终没有响应回迁河西走廊的建议。
[19]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319页。《史记》卷一一○《匈奴列传》也记载：“后秦灭六国，而始皇帝使蒙恬将四万之众北击胡，悉收河南地。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徙谪戍以充之。”第3468—3469页。
[20]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327页。
[21]葛剑雄《中国移民史》第二卷第三章《秦朝：大移民时代》，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69页。
[22] 《汉书》卷四九《袁盎晁错传》，第2283—2286页。
[23] 《史记》卷一一○《匈奴列传》，第3470页。
[24]葛剑雄先生认为“从各方面情况看，实际效果并不大”。葛剑雄《中国移民史》，第149页。
[25] 《史记》卷一一○《匈奴列传》，第3493页。
[26] 《史记》卷一一一《卫将军骠骑列传》，第2934页。
[27]有关新秦中的概念，《史记索隐》如淳云：“在长安以北，朔方以南。”《汉书·食货志》云：“徙贫人充朔方以南新秦中”是也。《正义》服虔云：“地名，在北地，广六七百里，长安北，朔方南。史记以为秦始皇遣蒙恬斥逐北胡，得肥饶之地七百里，徙内郡人民皆往充实之，号曰新秦中也。”见今本《史记》注释，第3493—3494页。
[28] 《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第3820页。
[29] 《资治通鉴》卷二○，中华书局，第658页。
[30]河西四郡的设立时间，学术界争论已久。张维华主张酒泉郡初设在元鼎二年，张掖在元鼎六年（前111），敦煌在元封六年（前105），武威则在昭帝末宣帝初。见《汉河西四郡建置年代考疑》，原载《中国文化研究汇刊》1942年第2卷，收入《汉史论集》，齐鲁书社，1980年，第309—328页。周振鹤认为酒泉郡初设在元狩二年（前121），张掖、敦煌俱在元鼎六年，而武威则在地节三年（前67），见《西汉河西四郡设置年代考》，《西北史地》1985年第1期，第19—25页。王宗维认为酒泉郡设在元封三年（前108），张掖在太初三年（前102），敦煌在后元元年（前88），武威在地节二年（前68），见《汉代河西四郡始设年代问题》，《西北史地》1986年第3期，第88—98页。
[31] 《礼记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99页。
[32]梁启雄《荀子简释》，中华书局，1983年，第239页。
[33] 《史记》卷一一○《匈奴列传》，中华书局标点修订本，2013年，第3461—3462页。
[34] 《史记》卷一一○《匈奴列传》，第3479页。
[35] 《史记》卷一一○《匈奴列传》，第3486页。
[36] 《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第3815—3816页。
[37]日知《张骞凿空前的丝绸之路——论中西古典文明的早期关系》，《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4年第6期，第25—32页。当然，根据《史记》的记载，这组概念是张骞提出的，《史记》只是尽到记载的义务而已。
[38]吴于廑《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和农耕世界》，《云南社会科学》1983年第1期，第10—16页。
[39]从“行国”“土著”这种国家类型出发，最近几年十分热闹的“内亚”理论，可以看作是“行国”的翻版，而比较“行国”与“土著”，内亚理论无非是更重视“行国”的历史贡献而已。
[40] 《吕氏春秋》卷二六《上农》，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学林出版社，1984年，第1710页。
[41] 《资治通鉴》卷一九三“贞观五年十二月”条，第6091页。
（原文刊载于《丝路文明》第六辑，2021年11月，第13—30页）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编排：杨春红
审核：陈 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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