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静 | 丝绸之路上景教的本土化传播及其衰落
来源：《西域研究》2022年第3期
景教沿丝绸之路传播，始终面临着一个挑战：作为主流文化中的“异质”成分，其如何植入当地民众的社会生活当中。无论是在西亚、南亚、中亚，还是在中国境内，景教的传播始终在一定程度上遵循着“本土化”的路径，这是景教得以在这些区域展开传教的重要原因。14世纪上半叶始，景教在丝路沿线的传播遭遇困境，根本原因是其“本土化”的程度不够，未能真正完成“本土化”，在佛教文化、儒家文化、伊斯兰文化、天主教文化诸多主流文化的重重包围中，其生存空间愈益缩小，最终趋向衰落。
聂斯脱利派（唐代汉文文献称之为景教，也称聂思脱里派）是基督宗教的一个支派，因推崇君士坦丁堡大主教聂斯脱利的神学主张而得名。该派教会以叙利亚文为正式文字，信徒集结于波斯境内，教会总部初设在底格里斯河上的塞琉西亚—克泰锡封双城，后迁至巴格达。独立后的景教教会，在教会组织、宗教仪式和宗教教义方面，均发展出自己的独特类型。在这个教会中，叙利亚语所处的地位，等同于拉丁语在西部地区的地位。以塞琉西亚—克泰锡封、巴格达为基地，景教的传教活动辐射至西亚、中亚、南亚及中国广大区域，本部教会管辖着从叙利亚到远东广大地区的地方景教教会组织。
651年，波斯萨珊王朝被阿拉伯帝国（唐代以来的中国史书称之为“大食”）征服。阿拉伯帝国初期，由于景教徒掌握着罗马、希腊文化及技术，故在帝国境内颇得信任与重用，常有被任为一方之长官者。[2]景教比较成熟的宗教礼仪与规章制度，也被早期的阿拉伯人所借鉴。阿拔斯王朝时期，景教在西亚地区的传播范围有所扩展。893年，大马士革主教爱利雅斯（Elias）作有各主教驻节表，可以看出景教的传播区域：一区为教务大总管（Patriarch，也译作教长、法主）的区域，驻巴格达；二区，主教驻强的萨波儿城(Jandisapur)，位于伊朗胡泽斯坦省（Khuzistan)；三区，驻尼锡比斯（Nisibis)，位于底格里斯河畔；四区，驻今伊拉克境内底格里斯河右岸摩苏尔城（Mosul)；五区，驻拜脱格马城(Bethgarma)；六区，驻大马士革，位于叙利亚境内；七区，驻莱夷城(Rai)，位于伊朗德黑兰南；八区，驻哈烈(今阿富汗西北部赫拉特)；九区，驻亚美尼亚；十区，驻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十一区，驻伊朗南部法尔斯城(Fars)；十二区，驻巴尔达阿城(Barda'a)；十三区，驻哈儿汪城(Halwan)，位于伊朗西部克尔曼沙赫省（Kirmanshah)佐哈伯城(Zohab)南八英里。景教传播的最东面至撒马尔罕。[3]
10世纪后，阿拉伯文化逐渐发展，对景教徒开始进行打压，987年以后，景教教长开始由哈里发任命，伊斯兰教对景教的冲击日益加甚。1012～1014年间，埃及和叙利亚遭到破坏的教堂达3万座，景教徒若不改宗伊斯兰教，就只有向东方逃亡。[4]这推动了景教在中亚、南亚及中国境内的传播。13世纪中叶蒙古西征，1258年，旭烈兀西征军攻陷巴格达，灭黑衣大食，1260年，以大不里士（今伊朗大不里士）为中心建立伊儿汗国（1260～1355年）。总部设在巴格达的景教，其在西亚的发展开始与伊儿汗国的宗教政策密切关联。
伊儿汗国后妃中多有景教徒，如旭烈兀汗的脱古思可敦、忽秃可敦，阿八哈汗的脱端可敦，阿鲁浑汗的乌鲁黑可敦等，均信奉景教。[5]所以汗国当权者对景教采取较为优待的态度。如脱古思可敦（克烈部汪罕孙女）：“她受到充分的尊敬，很有权势。……基督教徒在她的时代势力很盛。旭烈兀汗尊重她的意志，因此对基督徒大加保护、厚待：在所有的领地上都建立起教堂。”[6]旭烈兀还把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穆斯台耳绥姆（Mustasim，1242～1258年在位）的一座宫殿赠给景教大主教马基哈。在蒙古人的优待下，景教在西亚各地建有大量的修道院。[7]
由于统治者的扶持，景教的发展进入黄金时期，总部管辖着25个大主教教区。13世纪中叶产生的新的大主教驻节表显示，传教区域相较于9世纪末叶有较大的拓展，西自亚美尼亚与波斯湾，东至汗八里（今北京地区），皆在传教范围内。这一时期各大主教驻节地如下：一区，强的萨波儿城；二区，尼锡比斯；三区，今伊拉克巴士拉省省会巴士拉；四区，摩苏尔及埃尔比勒（Arbela，位于今伊拉克北部的亚述古城)；五区，拜脱赛流西亚（Beth Seleucia）及喀尔察(Carcha)，在亚述境内；六区，哈儿汪城；七区，波斯及万（Van，在伊朗西北）；八区，呼罗珊，位于伊朗东北方、土库曼斯坦东南方和阿富汗西北方交界处，中心地木鹿城（Merv，梅尔夫，又称马雷，位于今土库曼斯坦马雷市附近，古代丝绸之路上的交通要道)；九区，哈烈；十区，阿拉伯(Arabia)及阔脱罗拔(Cotroba)，今索科特拉岛（Socotra，印度洋西部一群岛，属也门索科特拉省)；十一区，秦尼(Sinae)，指南部中国；十二区，印度；十三区，亚美尼亚；十四区，叙利亚或大马士革；十五区，阿塞拜疆；十六区，莱夷及塔巴里斯坦（Tabaristan，伊朗历史上的一个地区，为里海南岸的高地)；十七区，低廉，在里海南岸；十八区，撒马儿罕；十九区，喀什噶尔（在今新疆）；二十区，巴里黑城（Balkh，中亚古城，今阿富汗北部巴尔赫）；二十一区，赛笈斯坦(Segestan)，位于今伊朗东境；二十二区，哈马丹城（Hamadan），在今伊朗境内，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站点；二十三区，汗八里(Khanbalik，今北京)；二十四区，唐兀(唐古特，今陕甘西北至宁夏一带)；二十五区，察赛姆格拉及脑克忒(Chasemgarah and Nuachet，似为印度名词，地方无考)。[8]可以看出，景教在西亚地区的教务工作进一步巩固，在中亚、中国区域的教务也大大拓展了。
《马可波罗行纪》中也反映了蒙元时期景教在西亚地区的传播清况，如帖必力思城（今伊朗西北部大不里士），居民有“聂思脱里派人，雅各派人……”；毛夕里（今伊拉克摩苏尔城)，居民中有聂思脱里派同雅各派之基督教徒，“他们有一总主教，名曰阿脱里克（Atolic）。此总主教任命大主教、修道院长，以及其他一切司教，遣派至各地，至印度，自报达（巴格达）至于契丹（中国），如同罗马教皇派遣人员至拉丁诸国者无异。”“此地之一切基督教徒为数甚多，皆是雅各派同聂思脱里派，与罗马教皇教会所统治者有别。”[9]克思马可兰（Kesmacoran，今伊朗与巴基斯坦交界的莫克兰地区），由此地向南海行约500里，抵达男岛、女岛，两岛相距约30里，“居民皆是曾经受洗之基督教徒”，岛民无君主，服从一主教，而此主教隶属一大主教，此大主教居住在速可亦剌岛（索科特拉岛，属也门索科特拉省），由男岛、女岛南行约500里，即至速可亦剌岛，“居民皆是已受洗礼之基督教徒，而有一大主教。”“此大主教不属罗马教皇，而隶驻在报达（巴格达）之聂思脱里派基督教徒之总主教。”[10]速可亦剌岛为二十五区大主教驻节地之一。
考古资料亦可证明景教在西亚地区的传播。1993年考古发现一处6～7世纪的景教教堂遗址，位于阿布·达比（Abū Dhabi）西部希尔·巴尼·亚斯(Sir Bani Yās)小岛的阿里·卡乌尔（Al-Khawr）地区，编号为第九号遗址。九号遗址包括三处主要建筑物，南面是一座教堂，其后殿东墙外发现了一片装饰有十字架的残构件（图1），十字架的形状表明了它的景教特征；教堂的东北处是一座拥有七间房的建筑，该建筑的西北是一座有着八间房的建筑，考古学家们推测这两座建筑物为修道院遗址。20世纪60年代吉尔施曼（R.Ghirshman）领导的对阿拉伯地区一系列景教遗址的考古发掘，也找到了一些景教教堂、修道院及所属图书馆。[11]
图1 十字架残构件[12]
伊儿汗国后期逐步伊斯兰化，汗国境内景教的发展遭受挫折与打击。合赞汗（1295～1304年在位）即位后，正式改信伊斯兰教，1295年6月下半月，“合赞汗和全体异密们……承认了唯一的真主，他们全成了伊斯兰教徒。……为了建造清真寺、伊斯兰教经学院、寺院和慈善机关，他竭诚颁布命令。”[13]1301年，景教徒所居阿裴拉（Arbîl）城被阿拉伯人攻破，城内景教徒遭到血腥屠杀，围城期间，景教教长雅巴拉哈三世（Mâr Yahbhallâhâ Ⅲ）被囚禁、殴打。[14]完泽笃（1304～1316年在位）时期，汗国伊斯兰化更进一步。1317年，教长雅巴拉哈三世去世。不赛因汗（1317～1334年在位）去世后，伊儿汗国蒙古贵族间的纷争、当地民族的独立加上伊斯兰势力的复兴，景教在伊儿汗国境内举步维艰。
印度的景教由波斯传入。公元774、822年，有两批基督徒移民团到达印度，受到印度统治者的优待，对于新来的景教会给予广大土地，并派约600名士兵加以保护。关于景教在印度的发展，阿内丁（Adeney）说：“现在我们在印度之叙利亚教会里，约五百年间，差不多均为宣教的空白时代。……从精神方面看，可以说是教会的冬眠时代。仪式是教会的主要机能，但是履行松弛。基督教徒作为优越的社会阶级生活着，看不出从前他们祖先所怀抱的传道热情。”[15]在印度受到宠遇，反而使他们宗教热情愈来愈衰弱。我国史籍对印度的景教也有反映。《元史·世祖纪》载，至元十九年（1282）九月辛酉，“寓俱蓝国也里可温主兀咱儿撇里马亦遣使奉表，进七宝项牌一、药物二瓶。”[16]此处也里可温主即指景教主教，寓居于俱蓝。俱蓝在南印度半岛之西南角，是元代东西往来必经的商埠，景教于较早时期在此地建置有教会、教堂、主教。[17]鄂多立克《东游录》中也提及印度一些地方有景教徒，如在印度塔纳（Tana，位于印度孟买北，中世纪时一度是重要港口），此地有15户聂思脱里基督徒；梵答剌亦剌，此地居民“有些是基督徒”，梵答剌亦剌在今卡利卡特（Calicut，也译作科泽科德）以北十六英里，卡利卡特是昔日马拉巴地区（Malabar，印度西南海岸一带）的一部分，7世纪起即为印度和阿拉伯人的贸易中心，景教传播于此地有其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马八儿（指今科罗曼德耳Coromandel海岸，印度德干半岛孟加拉湾海岸的一部分），此地有15家聂思脱里基督徒。[18]
印度景教后来受到罗马天主教会的冲击。葡萄牙天主教传教士初来印度时，和当地的景教徒相处融洽，但不久，罗马天主教会即看出这些叙利亚教徒属于异端的聂斯脱利派，于是对之加以打压。1599年在果阿（Goa，位于印度西岸），天主教耶稣会集合所有叙利亚教会的代表召开大规模宗教会议，强制他们服从罗马天主教会，同时烧毁许多叙利亚语书籍。会议之后，景教教会完全处于天主教会的支配之下。[19]
景教在西亚、南亚的传播，与其能够积极适应本地文化相关。景教在传播过程中，除使用叙利亚文外，还积极使用各地方语言，例如中古波斯语、粟特语、回鹘语和汉语，都产生了各自的文献，虽然这些文献大部分是译文，但其中也有用当地语言写作的作品。[20]多语种景教文献的出现推动了景教在亚洲广大区域的传教工作。最初的景教信徒，主要生活在罗马、希腊文化区，进入波斯帝国后，即开始了东方化的进程，除《圣经》的多语种翻译外，最为典型的是在波斯境内，在宗教艺术的表达上，“珍珠”与景教“马耳他式十字架”（Maltese Cross）开始紧密结合，这一风格在东方景教传播区域广泛流行。“珍珠”元素在波斯、中亚及中国唐代出土的景教遗物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图2）。[21]
图2 唐代《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碑首图案（拓片）
14世纪上半叶始，景教在西亚、南亚逐渐趋向衰落，这与伊斯兰文化、罗马天主教文化的强力扩张有关。文化的变迁是不同文化接触、冲突、互动及至此消彼长的过程，景教在这一变迁过程中，由多元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逐渐趋向于边缘化。
中亚是景教传播的中心地带之一。5世纪时，景教即已传播至伊朗东部的文化区，在锡斯坦（Sistan，赫尔曼德河下游盆地，位于阿富汗与伊朗之间）、木鹿城和赫拉特等地，都有主教。一份粟特文的教会史文献，列举了一系列位于波斯与巴尔赫（阿富汗北部巴尔赫省会马扎里·沙里夫附近的一个村庄）之间的据点，这些据点是在活动力很强的主教时代建成的。[22]
巴尔·沙巴是木鹿城传说中的第一任主教，在新疆吐鲁番布拉依克出土的粟特语写本《巴尔·沙巴》残卷讲述了他的故事。粟特语写本把巴尔·沙巴看作是从法尔斯（位于伊朗南部）到戈尔甘(Gorgan，伊朗戈勒斯坦省省会城市，位于里海沿岸)、徒思(Tus，故址在今伊朗迈谢德Meshed西北)、阿巴沙尔(Abarsahr)、萨拉哈思(Sarakas)、木鹿·鲁德(Marv al-Rūd)、巴尔赫、赫拉特、锡斯坦一系列地区景教教堂的建立者。[23]撒马尔罕是粟特人分布之地，也是中亚古老而又稳定的景教大主教教区。约从5世纪起，粟特人接受了景教，并创造出粟特基督教文学，它以叙利亚文学为样板。[24]亨利·玉尔（Henry Yule）认为这一地区在503～520年间建立了主教。[25]在撒马尔罕发现了至晚7世纪的景教遗物——纳骨瓮，这些藏尸骨的瓮上刻有十字架和其他一些象征基督教的元素。[26]约8世纪后，在撒马尔罕建立了一个大主教区。893年，大马士革主教爱利雅斯作有十三区景教主教驻节表，其中第十区即驻撒马尔罕。[27]在中亚粟特人分布的其他区域也发现有一些景教遗物，如在赭石（今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出土了一枚银币，背面边缘环绕一圈萨珊联珠纹，中间为一景教十字架，年代约为6~8世纪（图3）；在喷赤干（今塔吉克斯坦片治肯特）粟特古城遗址，出土了一块刻有叙利亚文《诗篇》片断内容的陶片。[28]
图3 景教硬币[29]
粟特人在进行经济贸易的同时，也进行宗教的传播工作。20世纪初在新疆吐鲁番境内发现大量9～10世纪的粟特语景教写本，即可说明粟特人在景教东传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吉尔吉特（位于今克什米尔西北部）和拉达克（位于克什米尔东南部）发现有刻画在岩石上的十字架，其附近常刻有包括粟特文在内的各种语言文字，说明粟特景教商人的活动已远至于此。较有代表意义的是在拉达克什约克（Shayok）河谷的章孜地方一块岩石东、南、西三面上有碑文、碑刻，南面刻有三个很大的由花枝烘托着的马耳他式十字架及九行粟特碑文；岩石的西面也有一个十字架和一段碑文。南面粟特碑文如下：“在210年，……来了这个萨末鞬人(Samar Kander，即撒马尔罕)……Nošfarn作为前往吐蕃赞普处的使者。”景教徒常用伊斯兰教历（以622年为纪元），210年即公元825年4月24日至826年4月12日。从撒马尔罕前往吐蕃的使节的碑文刻在十字架附近，这处碑刻地点在中亚通往印度和西藏的交叉路口，这表明，通向西藏腹地的道路对粟特景教商人是开放的。[30]
中亚草原地带游牧部族信奉基督教约始于公元644年。木鹿城一直是前往中亚游牧部族中传教的根据地，成书于7世纪末的《历代志》（Chronicon Anonymum）记载，木鹿城大主教伊利亚斯（Elias）把基督教带给了游牧部族，使他们“改变了信仰”。[31]景教教长提摩太一世（780～823年任职）的《书信集》中收录了他的两封叙利亚文信件（第41、47号），第41号信件谈到在他任职“13年上下”，有一个中亚区域游牧部族首领在10年前与他的大部分臣民一同皈依了基督教，首领多次写信给景教教长要求派一名大主教去，这个请求已得到了满足；在第47号信件中，提摩太告诉他的挚友埃兰（‘Elam）大主教塞吉厄斯（Sergius），最近他已为那里委任了一位大主教，这封信写于794～795年或795～798年。[32]从波斯—阿拉伯语文献中，我们也可追寻到9世纪时景教在锡尔河以北草原传播的踪迹。据纳尔沙昔（Narshaki）《布哈拉史》（成书于943～944年）记载，893年萨曼王朝(874～999年)的伊斯马因·本·艾哈迈德（Isma ‘il b.Ahmad）远征怛逻斯（今塔拉斯），怛逻斯异密（al-Amir）和村民归降，该地的一座大教堂被改成清真寺，说明此地之前一定存在着景教徒。[33]
蒙古统治中亚时期，这里的景教发展进入繁荣期。13世纪中叶产生新的主教驻节表中，25个教区中分布于中亚者为：八区、九区、十八区、二十区。[34]蒙古时期，撒马尔罕仍是景教活动的中心地带，建有大主教区，此地“居民是基督教徒同回教徒”，基督教徒“在此城建一大礼拜堂，奉祀圣若望巴迪思忒（Saint Jean Baptiste），即以此圣名名其礼拜堂”[35]。直至1404年，西班牙使臣克拉维约在撒马尔罕逗留时，还提及此地“伊斯兰教以外之亚美尼亚人、希腊教徒、基督教之雅各布派（Yakubi），聂斯托里派（Nasturi），皆有”[36]。
蒙古时期，中亚七河地区[37]是景教活动的中心地带。1885年始，在托克马克南部的布拉纳村庄附近（西辽都城虎思斡鲁朵所在地）、楚河边的比什凯克附近的卡拉吉迦齐（Karajigach）以及新城（Navekath）[38]的三处墓地，先后发掘了630多块形制大致相同的墓石，其中568块刻有碑文，碑文的文字为古典叙利亚文福音体，大部分墓碑都刻有日期，采用叙利亚基督徒使用的希腊历（即塞琉西纪年法）。据日本学者佐伯好郎研究，这600余件墓石中，年代明确的有432方，绝大多数立于1248～1342年间。墓石碑文表明，14世纪30年代末到40年代初，这里发生了可怕的瘟疫，当地居民大量死亡，这个景教徒聚居区突然衰落，大量立于1338～1339年的景教徒墓碑上，叙利亚文写有“死于鼠疫”，由于来不及为每个死者准备墓石，甚至出现了三个人名共用一块墓石的现象。[39]
七河地区的景教信仰情况在威廉·鲁布鲁克[40]的记载中也有反映。1253年11月18日他抵达海押立，在城内的一座偶像庙宇，他看见一个人手上有墨染的小十字架，鲁布鲁克向他询问：“为什么在这里十字架上没有耶稣基督像？”那人答道：“那不是我们的习惯。”受偶像教徒礼拜仪式的影响，这些地方的景教徒决不在祈祷时合掌，而是在祈祷时把手伸向胸前。11月30日，鲁布鲁克一行离开海押立城，在离它大约三英里远的地方，“发现一个完全是聂思脱里人的村子”，村里有一座教堂。[41]刘迎胜先生认为，海押立在今哈萨克斯坦巴尔喀什湖东南塔尔迪库尔干附近，这里是哈剌鲁部的驻地，成吉思汗兴起时，这里是景教的中心之一。[42]
景教在中亚的兴盛是“本土化”“民族化”的结果。景教总部在推广教务过程中，给“外部教区”的大主教区以较多的自由，他们只需以信函方式与总部保持联系。780～823年在位的提摩太一世对传教工作特别支持，在他任职期间，甚至免除了主教们必须请教长亲自任命他们职务的义务。尽管东部的大主教区与教会总部保持着联系，但他们却有很大程度的自主权，在传播信仰时，可以适当地照顾到具体的民族条件和文化条件。[43]赋予外部传教区相对多的自由，这一举措有力地推动了景教在中亚、东亚地区的传播工作。如赭石出土的景教银币，背面边缘环绕一圈萨珊联珠纹；拉达克什约克河谷的章孜地方发现有十字架与粟特语碑文结合的岩画，凡此均可说明景教在中亚区域与当地文化的调适与融合。鲁布鲁克笔下海押立一带的景教徒，受偶像教徒礼拜仪式的影响，在祈祷时把手伸向胸前，更是生动地显明了同一区域多元文化的交融。
立足于波斯境内的景教，在与波斯文化结合后，沿着丝绸之路传播至中国，从唐代至元代，景教在中国境内的传播一直绵延未断。据《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记载，唐贞观九年（635），叙利亚人阿罗本等传教士由波斯至中国长安（今西安），受到官方隆重的接待与礼遇，并进而展开传教活动。景教在贞观年间传入并被官方认可，与这一时期丝路交通的畅通有关。
据《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贞观九年阿罗本携经至长安，受到唐太宗的礼遇，贞观十二年秋七月下诏，准其传授，并由政府出资在长安城义宁坊建教堂一所。高宗时，“于诸州各置景寺”“法流十道”“寺满百城”；玄宗时，亲自给教堂牌匾题字，并于天宝四年（745）九月下诏将景教寺名由波斯寺改称为大秦寺。[44]肃宗时，“于灵武等五郡，重立景寺”；德宗即位后不久，于建中二年（781）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武宗会昌五年（845），下令灭佛，“秋七月庚子，敕并省天下佛寺。……勒大秦穆护、祅三千余人还俗，不杂中华之风。”[45]受灭佛运动的牵连，景教在中国内地的发展趋于衰微。
唐代景教作为外夷宗教之一种，信仰者多集中在入华的波斯、粟特人当中，在汉人中影响甚微。唐代景教主要分布在胡人相对聚居的区域。西安出土有波斯人李素及其妻卑失氏墓志，显明是一个入仕唐朝的波斯景教家族。[46]西安西郊三桥还出土有《米继芬墓志》，米氏家族是一个来自中亚米国的信仰景教的粟特家族。[47]2006年5月洛阳东郊出土唐代大秦景教石经幢一件，由所刻文字可知，这件经幢的墓主人（卒于814年）和参与立幢的景教人士均为中亚昭武九姓粟特人。[48]肃宗时于灵武（治所在今宁夏灵武西南）等五郡重立景寺，说明此地是景教活动的重要区域。敦煌石室发现的唐代写卷中，有七种属景教汉文文献，此地还建有大秦寺一所。[49]此外，敦煌吐蕃文书P.T.351号卷子40～44行是景教的思想范畴，卜辞中“夷施弥施诃”（i-shi-myi-shi-ha）是Jesus Messiah（即耶稣弥赛亚）的音译；P.T.1182号卷子和P.T.1676号卷子（《广本般若经》）上均有一各翼等长的十字架图形。[50]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和哈拉和卓盛唐至中唐时期的墓葬中，发现一装饰有十字架图案的陶罐（图4），为景教遗物。
图4 十字纹陶罐[51]
五代十国时期丝路交通不畅，景教在中国内地的传播趋于衰亡，但在边疆地区，唐亡后直至蒙古兴起前，景教活动一直未有中断。蒙古兴起前，景教在高昌回鹘王国、敦煌、辽、西夏境内及北方草原地带的克烈、乃蛮、汪古诸部落中均有流传。
1905～1906年，德国吐鲁番第二、第三次考察队在古代高昌城外共发现两处景教遗址（年代约为9、10世纪），其中一处是位于今吐鲁番市北部十公里的布拉依克(Bulayiq)附近的水盘（Shui Pang）遗址（推测为修道院遗址），这里发现了大量包括叙利亚语、粟特语、中古波斯语、新波斯语、回鹘语的古代景教写本。[52]通过对写本的分析，可知来自西亚、中亚的粟特人是这个地区的主要教徒，波斯人也担任过领导职务。[53]另一处景教遗址（推测为教堂遗址）位于高昌城东门之外，在遗址的东墙外侧出土了两件壁画作品。[54]在中亚著名古城碎叶城内，也发现有一座景教教堂遗址（8世纪），碎叶的景教教堂、阿拉伯地区的卡乌尔教堂和高昌城东的景教教堂在建筑方式上具有类似性，这种建筑模式可称之为波斯模式。[55]
唐亡后，景教在敦煌继续流传。斯坦因曾在敦煌千佛洞发现一景教画像，画面人物帽子正中、胸部及手杖顶端各有一十字架，身周环绕莲花、梅花，充满浓郁的佛教气息。[56]敦煌藏经洞还出土了一件粟特语景教占卜文书，编号Or.8212（182），写本共八行，属归义军时期（851～1036年)遗物。[57]莫高窟北区石窟B105窟还曾出土青铜十字架1件，标本B105：2，时代为宋或宋以前（图5）。
图5 铜十字架[58]
景教在辽、西夏境内也有传播。辽清宁九年（1063），景教教长萨布里硕三世（Sabrīsho Ⅲ）遣主教乔治（George）自锡斯坦赴远东之第四主教区北中国（Khatai）。[59]此处“北中国”，应指辽。1890年，在张家口西北150里的石柱子梁墓地，发现七块刻有十字架的墓石板，同时出土的还有八枚辽圣宗（983～1030年）、宋徽宗政和（1111～1117年）时期的钱币。[60]1995年，在鄂尔多斯东南部的一座西夏古墓中，出土一套透雕铜牌，是一种用于蹀躞带装饰的十字架；考古工作者在黑水城遗址先后发掘数件叙利亚文景教写本，说明此地有景教团体的活动。[61]
草原丝绸之路对景教在克烈、乃蛮、汪古诸部落中的传播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克烈，活跃在斡难（今鄂嫩河）、怯绿连（今克鲁伦河）两河沿岸。[62]11世纪初，克烈部举族皈信景教，史载，1001～1012年间，巴格达城的景教教长接到木鹿城大主教阿布迪绍（Abdishō）的报告，称有东方部落名克烈的，信奉景教，克烈王曾请求大主教阿布迪绍派人为他们施洗礼，他部下二十万之众，全部跟随他信奉了景教。[63]乃蛮部，游牧地西至斋桑湖、东至色楞格河上游，成书于13世纪的《世界征服者史》记载：“乃蛮人原本大多是基督徒。”[64]金元时期，汪古部主要有三支，分别居于天德军丰州（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一带，阿剌兀思剔吉忽里家族）、净州天山（今内蒙古四子王旗西北城卜子村，马氏汪古）、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一带，赵氏汪古）地区。[65]据《马氏世谱》所载，“马氏之先，出西域聂斯脱里贵族。始来中国者和禄冞思。”辽道宗咸雍间（1065～1074年），“遂家临洮之狄道。”[66]“金兵略地陕右，尽室迁辽东。”[67]金太宗（1123～1135年在位）时，再“徙家净州天山”[68]。
蒙古兴起前，景教在克烈、乃蛮、汪古诸部落中广泛传播，诸部与蒙古王室联姻，故蒙元统治者对景教采取极为优待的态度，促成了该教在帝国境内的兴盛。成吉思汗时，“厚礼基督教徒，视其为能言真理之人。”[69]贵由汗（1246～1248年在位）执政时，在他的大幕帐前一直设有一个小教堂，身边还留有一些神职人员，并向他们提供俸禄。[70]此外，元时驿站交通发达，“四方往来之使，止则有馆舍，顿则有供帐，饥渴则有饮食”[71]，为景教在中国广为传播提供了有利条件。
蒙元时期，基督教徒（包含景教徒、天主教徒等）被称为“也里可温”。[72]也里可温基本是蒙古人和色目人，属四等民制中的一、二等，元朝政府对这两个等级的人委以重任，他们多在中央或地方的重要部门任职。[73]元朝也里可温中，有宫廷高级官吏、孝子、良医、文臣学士等等，此外，元代公牍，常以也里可温与各路诸色人等并举，还表明其人数较众。[74]蒙元帝室后妃中也多有景教徒，多为乃蛮、克烈诸族女子，如成吉思汗所纳克烈首领汪罕侄女亦巴哈、定宗乃蛮真可敦、拖雷之妃唆鲁忽帖尼、旭烈兀元妃脱古思可敦等等。[75]景教在蒙元社会较为活跃，故政府需对之加强管理。至元二十六年（1289），元设置崇福司，“掌领马儿哈昔列班也里可温十字寺祭享等事”[76]。崇福司是中国古代第一个专管基督宗教（包括景教、天主教）事务的中央行政机构。
元代，景教徒地域分布广泛。新疆地区，可失合儿（今喀什）、鸭儿看州（清代称叶儿羌，今莎车）、欣斤塔剌思州（今新疆库车一带）、哈剌火州（今吐鲁番东三十里）都有景教徒，喀什境内建有教堂。[77]13世纪中叶，景教二十五区大主教驻节地中，喀什噶尔被列为第十九区。[78]阿力麻里（察合台汗国都城，今新疆霍城一带）遗址曾发现元代景教墓石30余件，上刻叙利亚文、十字架及莲花图案（图6、图7）。[79]1986～1990年间，在敦煌发现一件叙利亚文写本残片（年代为1250～1368年间），内容为使徒保罗(Paulus)书信的片断；另一件出自莫高窟北区第53窟，为折子式双折4面叙利亚文写本（编号B53:14），内容为《圣经·诗篇》的片断（图8）。[80]有学者认为，B53:14写本不是当地生产的纸，很可能是从西亚一带随着景教的传播而辗转流入敦煌的。[81]另据《马可波罗行记》，肃州（今甘肃酒泉）、甘州（今甘肃张掖）、额里湫国（今甘肃武威）都有景教徒，甘州城内有壮丽教堂三所。[82]13世纪中叶，景教二十五区大主教驻节地中，第二十四区为唐古特，在今陕甘西北至宁夏一带。[83]额里哈牙国（今宁夏银川），隶属唐古特，“有聂思脱里派之基督教堂三所。”[84]
图6(左上) 阿力麻里景教石刻[85]
图7(右上) 阿力麻里景教石刻[86]
图8(下) 莫高窟北区第53窟发现的《圣经·诗篇》叙利亚文写本[87]
内蒙古境内，汪古考古遗迹主要集中在敖伦苏木古城（位于今内蒙古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百灵庙镇之北）、王墓梁遗址（位于今内蒙古四子王旗城卜子村附近）等地，这片区域收集到的刻有十字架、莲花、叙利亚铭文的景教徒墓石达数十方之多（图9），并有铜、铁质十字架及景教教堂遗址的发现。[88]20世纪上半叶，在内蒙古鄂尔多斯沙漠中收集到十字形状的铜牌物件一千多枚，习称鄂尔多斯青铜十字(图10)，应为汪古部景教信徒的遗物。[89]20世纪80年代，在内蒙赤峰也出土刻着十字架、莲花、叙利亚文、回鹘文的瓷质碑。[90]根据马可波罗记述，封地在今东北地区的宗王乃颜（成吉思汗弟帖木哥斡赤斤的曾孙），“为一受洗之基督教徒，旗帜之上以十字架为徽志。”[91]在流经海伦西面的通肯河畔（松花江左岸支流呼兰河的支流，位于黑龙江省中部）曾发现一青铜十字架（大小4厘米×4厘米），风格类似于鄂尔多斯青铜十字架。[92]
图9(左) 汪古领地景教徒墓顶石[93]
图10(右) 鄂尔多斯青铜十字[94]
13世纪中叶景教二十五区大主教驻节地中，汗八里（今北京）被列为第二十三区。[95]忽必烈时，有景教教士扫马（Bar Sâwmâ），自大主教阔里吉恩（Mâr Gîwargîs）受削发礼，扫马的徒弟马可（Mark）由汗八里的京城大主教聂思脱里（Mar Nestorius）为之行削发礼。[96]二人后西行至巴格达，之后马可担任了景教教长一职，被尊称为雅巴拉哈三世（Mâr Yahbhallâhâ Ⅲ）。[97]
13世纪中叶景教二十五区大主教驻节地中，第十一区为秦尼，指南部中国。[98]江苏扬州，鄂多立克在其《东游录》中记述扬州城内“有聂思脱里派的教堂”[99]。扬州的景教教堂由出自于马氏汪古的马天民建立。[100]1981年，在扬州发现元代延祐四年（1317）“也里世八”墓碑一通，上刻十字架、莲花、天使图案及汉字三行、叙利亚字母拼写的文字十二行。[101]据《至顺镇江志》所载，至元十四年（1277），马薛里吉思(先祖来自中亚撒马尔罕)受任为镇江府路总管府副达鲁花赤，在任期间，先后在镇江、丹徒、杭州等地建立七座景教教堂；镇江有也里可温侨寓户二十三户，口一百六，躯一百九。杭州的景教教堂名样宜忽木剌大普兴寺，位于杭州荐桥门。[102]哈剌章州的押赤（今云南昆明），有“若干聂思脱里派之基督教徒”[103]。另据《元典章》所载，温州也有景教的传播，温州景教还与当地的道教发生过冲突。[104]福建泉州，迄今为止发现的古十字架石刻七十余方，石刻所用文字有古叙利亚文、八思八文、回鹘文、汉文等，内容主要包括墓主的姓名、死亡时间和经文等。这些石刻上有十字架、云纹、莲花、火焰、天使等浮雕图案（图11），是泉州城内一度盛行景教的实物证明。[105]元代泉州为海上贸易的重要港口，促成了景教在此地的兴盛。
图11 须弥座祭坛式墓垛石局部：叙利亚文字[106]
蒙元时期景教在今蒙古国境内也有流传。1254年4月5日，鲁布鲁克一行到达哈剌和林，据其记载，此地的教堂大而美观，整个顶篷用织金绸料铺盖。景教徒给鲁布鲁克一行使用他们的施洗堂，其中有一个祭坛，他们的大主教从报达（巴格达）送给他们一张四方形的皮子作为可移动的祭坛。景教教士们在复活节前夕（4月11日）有秩序地给六十多人施洗。[107]
从唐代至元代，景教在中国境内一直有传播。进入中国境内的景教，受主流文化的影响，与佛、道、儒文化结合，无论是经典的翻译、画像的风格，都在积极地寻求“本土化”，以便于中国民众的理解。
唐元二代景教的“本土化”路径主要有两个：一是在图像表达方面，吸收佛教、道教艺术图案，莲花、祥云图案被大量使用。唐代《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敦煌景教丝织画像、洛阳出土景教石经幢、新疆阿力麻里景教石刻、内蒙古汪古部景教刻石、赤峰出土景教瓷质碑、江苏扬州景教徒墓碑(图12)、福建泉州景教墓石，均可见莲花图案，莲花成为石刻图案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莲花、莲台、莲座为佛教艺术中常用的图案，在印度，莲花被佛教当作安放菩萨的承座，莲花组成的基座吸引人们注意到一尊佛或一尊菩萨，而在中国境内各地出土的景教遗物中，莲花被当作安放十字架的承座，景教很巧妙地借用了佛教的艺术形式。此外，泉州出土的景教石刻中天使的形象，受波斯艺术的影响，并已经中国化，也受到佛教艺术的影响。[108]二是在文字表达上，景教大量地借用儒释道三家的术语，用以诠释景教的基本教义。唐代《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碑文、敦煌石室发现的七篇唐代汉文景教写卷，均大量使用佛、道、儒家术语和用语，用以阐释景教的基本思想。[109]元代泉州出土的汉文景教碑中，也有“佛”“寺”“住持”“大德”等佛教术语的借用。[110]任何一种外来文化，在初入一个相对来说较为陌生的环境之中，必定会遵循“本土化”的路径，为适应当地的主流文化而做出一些文化特质的改变，景教是如此，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也昭示了这一文化交往的一般性规律。佛教传入中国初期，为在中国站住脚，即与中国本土的道教相融合，并极力和儒家思想相调和。佛教在传播过程中，并借助“格义”之法，即将佛经中的名词、概念和义理，运用为中土人士易于理解的儒家、道家等的名词、概念和思想去比附、解释。佛教作为外来之宗教，要在中国扎根和发展，不借助“格义”之法，是难以为中国人所理解、接受的。[111]
图12 扬州出土景教徒“也里世八”墓碑拓片[112]
唐元二代，景教进入中国，正是在“本土化”的努力过程中获得了一定空间的发展。
14世纪上半叶始，景教在丝路沿线的传播遭遇困境，在佛教文化、儒家文化、伊斯兰文化、天主教文化诸多主流文化的重重包围中，生存空间愈益缩小。元代末期，景教在全世界范围内，逐渐趋向衰落，究其原因在于其“本土化”的程度不够，未能真正完成“本土化”的过程。在讨论元代末期景教衰落的原因时，拉图尔特（Latourette）也认为：元代景教较唐代更多的在由境外入华的人中发展，在中国本土居民中的传道则不成功。[113]
蒙元时期，中国内地的景教徒，多为蒙古人及色目人，在汉人中的影响则较微小。《至顺镇江志》所载镇江之也里可温（景教徒），即大多为蒙古人或色目人，如马薛里吉思、阔里吉思、安马里忽思、也里牙等等，汉人姓名者未见。[114]色目人、蒙古人中的景教徒进入中原之后，受佛、儒文化的影响，景教信仰逐渐淡化。如蒙元帝室后妃中多有信奉景教者，至忽必烈定都北京后，推崇喇嘛教，又渐受华夏传统文化的影响，之后皇室后妃间即不复闻有奉景教者。[115]陈垣先生《元基督徒之华学》一文，详细论述了马祖常等元代景教徒在儒学、道学、中国文学及书法等方面的深厚造诣，也可说明信奉景教的蒙古人、色目人在入主中原后，深受华夏传统文化的影响。[116]蒙古人退回蒙古高原后，随着各派政治势力的角逐，藏传佛教渐渐深入影响到蒙古社会。蒙古社会形成“汗与喇嘛如日月并照于天”的社会思潮，宗教意识上升到主流地位，藏传佛教在蒙古社会占据了精神统治地位，[117]景教在蒙古高原逐渐失去了生存的空间。
[1]本文为“新疆通史”基础工程和辅助工程项目“新疆基督教史”（项目编号：XJTSB041）阶段性成果。
[2]张星烺：《中国交通史料汇编》（一），中华书局，2003年，第279页。
[3]张星烺：《中国交通史料汇编》（一），第309～310页。
[4]朱谦之：《中国景教》，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6页。
[5]刘光义：《蒙古元帝室后妃信奉基督教考》，《大陆杂志》第三十二卷第二期，1941年。
[6]拉施特主编；余大钧译：《史集》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9页。
[7]徐良利：《伊儿汗国史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38页。
[8]张星烺：《中国交通史料汇编》（一），第310～312页。
[9]沙海昂（A.J.H.Charignon）注；冯承钧译；党宝海新注：《马可波罗行纪》，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72、81、90～91页。
[10]《马可波罗行纪》，第665、667、671页。
[11]陈怀宇：《高昌回鹘景教研究》，《敦煌吐鲁番研究》第四卷，第170～171页。
[12]图片取自陈怀宇：《高昌回鹘景教研究》，《敦煌吐鲁番研究》第四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77页。
[13]《史集》第三卷， 第278页。
[14]E.A.Wallis Budge，The Monks of KÛBLÂI KHÂN Emperor of China，London，1928， pp.270，305.
[15]朱谦之：《中国景教》，第53～56页。
[16]〔明〕宋濂等撰：《元史》卷一二《世祖纪九》，中华书局，1976年，第245～246页。
[17]张星烺：《中国交通史料汇编》（四），第2215页。
[18]何高济译：《海屯行纪、鄂多立克东游录、沙哈鲁遣使中国记》，第43～44、55、58页。
[19]朱谦之：《中国景教》，第56～57页。
[20]〔德〕克林凯特(H.J.Klimkeit)著；赵崇民译：《丝绸古道上的文化》，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年，第80～81页；朱谦之：《中国景教》，第42～43页。
[21]姚崇新：《珍珠与景教——以十字架图像为中心的考察》，《西域研究》2021年第1期，第81～93页。
[22]赵崇民译：《丝绸古道上的文化》，第83～84页。
[23]陈怀宇：《高昌回鹘景教研究》，《敦煌吐鲁番研究》第四卷，第 191～192页。
[24]赵崇民译：《丝绸古道上的文化》，第140页。
[25]王治来：《中亚史纲》，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198页。
[26]Nicholas Sims-Williams，“Sogdian and Turkish Christians in the Turfan and Tun-huang Manuscripts”，in A Cadonna，ed.，Turfan and Tun－hung：The Texts.Encounter of Civilization on the Silk Road，Firenze，1992， p.44.
[27]张星烺：《中国交通史料汇编》（一），第309～310页。
[28]陈怀宇：《高昌回鹘景教研究》，《敦煌吐鲁番研究》第四卷， 第187页。
[29]图片取自陈怀宇：《高昌回鹘景教研究》，《敦煌吐鲁番研究》第四卷，第177页。
[30]〔匈〕乌瑞著；王湘云译：《景教和摩尼教在吐蕃》，《国外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选译》，甘肃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60～62页；王尧：《吐蕃景教文书及其他》，《西藏文史考信集》，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第211页。
[31]牛汝极：《中亚七河地区突厥语部族的景教信仰》，《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7期，第165～166页。
[32]王湘云译：《景教和摩尼教在吐蕃》，《国外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选译》，第58～59页。
[33]刘迎胜：《蒙元时代中亚的聂思脱里教分布》，《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7）》（南京大学学报专辑），1983年，第68、72页；陈怀宇：《高昌回鹘景教研究》，《敦煌吐鲁番研究》第四卷，第186～187页。
[34]张星烺：《中国交通史料汇编》（一），第310～312页。
[35]《马可波罗行纪》，第158～159页。
[36]〔土耳其〕奥玛·李查译；杨兆钧译：《克拉维约东使记》，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157页。
[37]指巴尔喀什湖以南、河中以东，以伊塞克湖、楚河为中心的广大区域。
[38]新城（吉尔吉斯语：Невакет），即科拉斯纳亚·瑞希卡遗址，是一座中亚古城，距离首都比什凯克30公里左右。历史时期，该城的主要居民为粟特人和葛逻禄人，祆教、景教和佛教均曾在此地传播。2014年6月25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39]牛汝极：《中亚七河地区突厥语部族的景教信仰》，《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7期，第163～164、168～174页；刘迎胜：《蒙元时代中亚的聂思脱里教分布》，《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7）》，第67～68页。
[40]威廉·鲁布鲁克（William of Rubruk），法国人，方济各会士，奉法兰西国王路易九世（Louis IX）的秘密使命，携带信函，于1253年5月7日从君士坦丁堡出发到钦察草原会见拔都之子撒里答。撒里答将鲁布鲁克一行人送去见拔都，拔都又把他们送往蒙古去见蒙哥汗，1254年4月5日到达哈剌和林。鲁布鲁克请求让他留在蒙古地区传教，遭到蒙哥的婉言拒绝，1255年8月15日返回的黎玻里，撰写有旅行经历。参见耿昇，何高济译：《柏朗嘉宾蒙古行纪鲁布鲁克东行纪》，中华书局，1985年，第183、201～203页。
[41]《柏朗嘉宾蒙古行纪鲁布鲁克东行纪》，第201、248～249、256页。
[42]刘迎胜：《蒙元时代中亚的聂思脱里教分布》，《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7）》，第67页。
[43]赵崇民译：《丝绸古道上的文化》，第83～84页。
[44]〔宋〕王溥撰：《唐会要》卷四九《大秦寺》，中华书局，1990年，第864页。
[45]〔后晋〕刘昀等撰：《旧唐书》卷一八上《武宗本纪》，中华书局，1975年，第604～606页。
[46]荣新江：《一个入仕唐朝的波斯景教家族》，《伊朗学在中国论文集》2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82～90页。
[47]《隋唐五代墓志汇编》（陕西卷）1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25页图版。
[48]赵晓军，褚卫红：《洛阳新出大秦景教石经幢校勘》，《河南科技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第29～32页。
[49]翁绍军：《汉语景教文典诠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第113、159、171～210页；朱谦之：《中国景教》，第116～128页。
[50]王尧：《吐蕃景教文书及其他》，《西藏文史考信集》，第210～215页；王湘云译：《景教和摩尼教在吐蕃》，《国外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选译》，第58～59页。
[51]图片取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吐鲁番县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发掘简报（1963～1965）》，《文物》1973年第10期，第11页。
[52] 陈怀宇：《高昌回鹘景教研究》， 第165～214页；Nicholas Sims-Williams，Sogdian and Turkish Christians in the Turfan and Tun-huang Manuscripts，pp.43-61.
[53]赵崇民译：《丝绸古道上的文化》，第84页。
[54]P.Y.Saeki，The Nestorian Documents and Relics in China，Tokyo，1937，pp.416-418；Albert Von Le Coq，Buried Treasures of Chinese Turkestan，Hongkong，1985，Plate 9.
[55]姜伯勤：《敦煌莫高窟北区新发现中的景教艺术》，彭金章主编：《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研究》（上册），甘肃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118页；陈怀宇：《高昌回鹘景教研究》， 第171～172页。
[56]朱谦之：《中国景教》，194页；P.Y.Saeki，The Nestorian Documents and Relics in China， p.408.
[57]郑炳林，陈于柱：《敦煌占卜文献叙录》，兰州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87～288页。
[58]彭金章等编：《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二卷），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43～44页，彩版二，2.十字架B105：2。
[59]A.Mingana，The Early Spread of Christianity in Central Asia and the Far East，Manchester，1925， p.31．
[60]P.Y.Saeki，The Nestorian Documents and Relics in China， pp.426-427.
[61]参见陈玮：《公元7—14世纪景教在宁夏区域发展史研究》，《敦煌研究》2014年第1期，第111页。
[62]《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册，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207页。
[63]张星烺 ：《中国交通史料汇编》（一），第304页。
[64]志费尼著；何高济译：《世界征服者史》（上），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72页。
[65]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一），第322页。
[66]〔元〕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卷四十三《马氏世谱》，李修生主编：《全元文》卷九六二，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36～40页。
[67]〔金〕元好问：《恒山刺史马君神道碑》，《遗山先生文集》卷二十七，四部丛刊初编缩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272～274页。
[68]〔元〕脱脱等撰：《金史》卷一二四《马庆祥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2695页。
[69]《马可波罗行纪》，第229页。
[70]《柏朗嘉宾蒙古行纪鲁布鲁克东行纪》，第104页。
[71]《元史》卷一〇一《兵志四》，第2583页。
[72]关于也里可温之词义、词源，学术界有较多地探讨，诸说不一，参见殷小平：《元代也里可温考述》，兰州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6、30～46页。
[73]殷小平：《元代也里可温考述》，第111～112页。
[74]陈垣：《元也里可温教考》，《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一集，中华书局，1980年，第8、17页。
[75]刘光义：《蒙古元帝室后妃信奉基督教考》，《大陆杂志》第三十二卷第二期，1941年。
[76]《元史》卷八九《百官志五》，第2273页。
[77]《马可波罗行纪》，第156、161、198、764页。
[78]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一），第310～311页。
[79]牛汝极：《中亚七河地区突厥语部族的景教信仰》，《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7期，第174页；黄文弼：《新疆考古的发现——伊犁的调查》，《考古》1960年第2期，第9～10页。
[80]牛汝极：《十字莲花——中国元代叙利亚文景教碑铭文献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42～56页，图版2～3；〔德〕克罗恩，土巴奇著；赵崇民，杨富学译：《敦煌出土叙利亚文基督教文献残卷》，《敦煌研究文集——敦煌研究院藏敦煌文献研究篇》，甘肃民族出版社，2000年，第502～503页。
[81]姜伯勤：《敦煌莫高窟北区新发现中的景教艺术》，《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研究》（上册），第126页。
[82]《马可波罗行纪》，第204、208、253页。
[83]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一），第310～312页。
[84]《马可波罗行纪》，第192、256页。
[85]本照片由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祁小山先生提供。
[86]本照片由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祁小山先生提供。
[87]图片取自牛汝极：《十字莲花——中国元代叙利亚文景教碑铭文献研究》，第52页，图版2～3。
[88]详见余逊，容媛：《西北科学考查团之工作及其重要发现》，《燕京学报》第八期，民国十九年十二月，第1610页；江上波夫：《汪古部的景教系统及其墓石》，《蒙古史研究参考资料》第十四辑，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室编，1980年，第40～50页；Desmond Martin，“Preliminary Report on Nestorian Remains North of KUEI-HUA，SUIYÜAN”，Monumenta Serica，Vo1.Ⅲ，1937-1938，pp.232-249；盖山林：《阴山汪古》，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70～295页，图157-163。
[89]罗香林：《唐元二代之景教》，香港：中国学社，1966年，第42、168～169页；明义士（James M.Menzies）：《彙印聂克逊先生所藏青铜十字序》，《齐鲁大学季刊》3、5合期青铜十字专号，1934年。
[90]哈米顿（James Hamilton），牛汝极：《赤峰出土景教墓砖铭文及族属研究》，《民族研究》1996年第3期，第78～83页。
[91]《马可波罗行纪》，第288～290页。
[92]P.Y.Saeki，The Nestorian Documents and Relics in China，pp.441-442.
[93]图片取自盖山林：《阴山汪古》，图一六一14。
[94]图片取自明义士（James M.Menzies）：《彙印聂克逊先生所藏青铜十字序》，《齐鲁大学季刊》3、5合期青铜十字专号，1934年，第68页。
[95]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一），第310～312页。
[96]E.A.Wallis Budge，The Monks of KÛBLAI KHÂN Emperor of China，London，1928，pp.124-132.
[97]有关二人的事迹，原为景教徒以波斯文撰写，后仅有叙利亚文写本流传，1928年，英人E.A.Wallis Budge依叙利亚文原本译为英文，参见E.A.Wallis Budge，The Monks of KÛBLAI KHÂN Emperor of China.
[98]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一），第310～312页。
[99]《海屯行纪、鄂多立克东游录、沙哈鲁遣使中国记》，第77页。
[100]〔元〕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卷四十三《马氏世谱》，《全元文》卷九六二，第36～40页；《元典章》卷三六《兵部三·铺马》，中国书店，1990年，第548页。
[101]王勤金：《元延祐四年也里世八墓碑考释》，《考古》1989年第6期，第553～554页。
[102]《至顺镇江志》（一）卷九、卷三，〔清〕阮元辑：《宛委别藏》（46），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02～103、317～320页。
[103]《马可波罗行纪》，第428页。
[104]《元典章》卷三三《礼部六·也里可温教》，第491页。
[105]杨钦章：《元代南中国沿海的景教会和景教徒》，《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3期，第49～55页；吴文良原著；吴幼雄增订：《泉州宗教石刻》（增订本），第254～262、365～439页。
[106]图片取自吴文良原著；吴幼雄增订：《泉州宗教石刻》（增订本），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380页，图版B18。
[107]《柏朗嘉宾蒙古行纪鲁布鲁克东行纪》，第201～202、285～289页。
[108]〔英国〕约翰·福斯特著；杨钦章译：《刺桐城墙的十字架》，《海交史研究》1989年第2期，第110～111页。
[109]参见王静：《唐代景教在华衰落之文化原因探讨》，《西北工业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第53～59页。
[110]《泉州宗教石刻》（增订本），第418～420页，图B51、B51拓片。
[111]任继愈：《中国佛教史》（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序”第5～9页；《中国佛教史》（第二卷），1985年，第200～201、 552～568页；任继愈：《汉唐时期佛教哲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13页。
[112]图片取自朱江：《扬州发现元代基督教徒墓碑》，《文物》1986年第3期，第68页。
[113]K.S.Latourette，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New York，1929，pp.76-77.
[114]《至顺镇江志》（二）卷十八，〔清〕阮元辑：《宛委别藏》（47），第705～706页。
[115]刘光义：《蒙古元帝室后妃信奉基督教考》，《大陆杂志》第三十二卷第二期，1941年。
[116]陈垣：《元基督徒之华学》，《东方杂志》二十一卷纪念号，1924年1月。
[117]王德恩：《北元蒙古社会思潮与佛教》，《内蒙古社会科学》1992年第3期，第49～50页。
[118]余太山主编：《西域文化史》，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6年，第328、350页。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丝绸之路研究院）
编校：王文洲
审校：王润泽
审核：陈 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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