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曼玉 | 柏林藏吐鲁番叙利亚语文书的整理与研究

来源：《西域研究》2023年第3期

柏林藏吐鲁番叙利亚语文书的整理与研究

丁曼玉

内容提要

1904～1907年，德国第二、三支吐鲁番考察队在西旁（Shuïpang）遗址等地发现约1100件景教文书，其中近半数为叙利亚语文书。这些文书现分藏于柏林国家图书馆、亚洲艺术博物馆、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吐鲁番研究所。本文据有关资料对这批叙利亚语文书的发现、流转、刊布与研究等情况进行了梳理。文书的研究历程可分为四个阶段，研究主题可分为宗教文书和世俗文书两个方面，研究内容则主要集中于释读和比定文书内容、考证文书年代、探讨文书所继承的东叙利亚传统和希腊传统等方面。最后结合目前叙利亚语文书和吐鲁番景教教团的研究，总结学界对吐鲁番景教教团身份和来源等问题的探讨，并对未来相关问题的研究进行展望。

1902～1907年，由格伦威德尔（Albert Grünwedel）和勒柯克（Albert von Le Coq）率领的德国吐鲁番考察队，在高昌故城、胜金口、交河故城、柏孜克里克石窟、吐峪沟石窟等地，获得大量写本和印本等文物，这些文物后被运往德国。[1]其中文书绝大部分为佛教和摩尼教文书，景教文书共有1092件，[2]主要为第二支和第三支探险队所得，其中481件为叙利亚语（Syriac）文书（包括10件用回鹘字母书写的叙利亚语文书），460件为用叙利亚字母书写的粟特语（Sogdian in Syriac script）文书，另有55件用粟特字母书写的粟特语（Sogdian in Sogdian script）文书，82件用回鹘字母书写的回鹘语（Uighur in Uighur script）文书，和25件用叙利亚字母书写的回鹘语（Uighur in Syriac script）文书，还有13件中古波斯语（Middle Persian）文书，以及4件用叙利亚字母书写的新波斯语文书（New Persian in Syriac script）。[3]目前学界已经对这批景教文书中的粟特语文书[4]和回鹘语文书[5]进行过大量研究，对叙利亚语文书的研究则相对较少，国内学界亦较少关注，本文即对这批收藏于柏林的叙利亚语文书的整理和研究情况，进行回顾总结。

一  叙利亚语文书的发现、出土地点与流转

1905年6月，勒柯克率领的德国第二支吐鲁番考察队，在吐鲁番考察时，其助手巴图斯（Theodor Bartus）在吐鲁番城北布拉依克（Bulayïq）的西旁（Shuïpang，也译为水房或水盘）遗址发现大量景教文书。[6]此外，德国吐鲁番考察队在高昌故城（包括城内K寺遗址）、吐峪沟也发现了少量景教文书。[7]另外，现存叙利亚语文书的原始编号表明，这些文书的发现地点，还包括阿斯塔那（Astana）和库鲁特卡（Kurutka）、胜金口（Sängim）、吐鲁番山前坡地（Turfaner Vorberge，包括西旁遗址）。[8]

绝大部分景教文书皆出土于西旁遗址，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将其定名为西旁遗址，[9]该遗址位于今吐鲁番高昌区北面葡萄沟和桃儿沟之间火焰山西端南麓的山丘上。[10]结合今西旁遗址的地理位置和相关记载，勒柯克记载西旁遗址所在的布拉依克（Bulayïq），应为清代《西域图志》中记载的布拉里克。清刘统勋、何国宗等编纂的《西域图志》（1872年）卷一《图考一》中《天山南路图一辟展属》，标注吐鲁番北有布拉里克，[11]卷十七《疆域十》中亦记“布拉里克，东南距辟展城（今鄯善县）二百五十里”[12]。《西域图志》中地图标注和文中所记布拉里克的地理位置，大抵对应今吐鲁番北的葡萄沟一带。陶保廉《辛卯侍行记》（1891年）中亦记“布拉里克，汉人呼为蒲桃沟（葡萄沟）”[13]。此外，1906年，芬兰探险家马达汉（Carl Gustaf Mannerheim）到访吐鲁番，在日记中记载：“在吐鲁番火焰山一条山沟的出口处，可以看到绿荫中的布依鲁克村（Builuk），那里有条窄窄的绿带。”[14]布依鲁克，维吾尔语意为长葡萄的地方，今葡萄沟内仍有布依鲁克村和布依鲁克河。结合今西旁遗址的地理位置和相关记载，勒柯克记载的Shuïpang遗址即位于吐鲁番北的葡萄沟。

吐鲁番出土的叙利亚语文书被运往柏林后，最初收藏于柏林民族学博物馆（Museum für Völkerkunde in Berlin），1912年以后转藏于普鲁士皇家科学院（Royal P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二战期间这些文书辗转各地，亦有所遗失，二战结束后几经流转，这些文书现分藏于柏林国家图书馆（Staatsbibliothek zu Berlin）、亚洲艺术博物馆(Museum für Asiatische Kunst)、德国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吐鲁番研究所（Turfanforschung，Berlin-Brandenburg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15]另外，二战时一些尚未来得及转移的文书，则被苏联人带回圣彼得堡，现藏于艾尔米塔什博物馆（Ermitage）。[16]

二 刊布情况

1905年，萨豪（Eduard Sachau）根据勒柯克从吐鲁番寄来的照片，公布了B-55（已遗失）、B-7（SyrHT 41—43）、B-26（MIK Ⅲ45）几件叙利亚语文书的转写、部分翻译和摘要。[17]此后近一个世纪中，发表的叙利亚语文书也仅为少数几件。1934年，汉斯·雅各布·波洛茨基（Hans-Jakob Polotsky）公布并翻译了两件记载巴尔沙巴主教（Barshabba）传记的叙利亚语文书。[18]1937年，佐伯好郎将萨豪公布的几件叙利亚语文书完整翻译为英文。[19]1965年，希罗尼穆斯·恩伯丁（Hieronymus Engberding）公布了叙利亚语文书B-26（MIKⅢ 45）中1～5页的内容。[20]1984～1991年，马罗特（Miklós Maróth）陆续公布了几件叙利亚语文书（SyrHT 1、SyrHT 2、SyrHT 95、SyrHT 360、SyrHT 361、SyrHT 362、SyrHT 364、SyrHT 365），[21]并专门介绍了柏林收藏的叙利亚语文书的概况。[22]

与此同时，弗里德里希·威廉·卡尔·缪勒（Friedrich Wilhelm Karl Müller）、卡尔·安东·鲍姆斯塔克（Carl Anton Baumstark）、弗朗西斯·克劳福德·伯基特（Francis Crawford Burkitt）、埃贡·威尔斯（Egon Wellesz）、奥拉夫·汉森（Olaf Hansen）、维尔纳·宗德曼（Werner Sundermann）、尼古拉斯·辛姆斯—威廉姆斯（Nicholas Sims-Williams）等学者，在研究叙利亚语—粟特语、叙利亚语—新波斯语等双语文书的过程中，也刊布了一些包括叙利亚语在内的双语文书。[23]

在中文刊布方面，陈怀宇《高昌回鹘景教研究》一文，根据马罗特等学者的研究整理吐鲁番出土文书的目录，其中包括2件古叙利亚语文书条目：《用雪松油治疗脱发症的药方》（T ⅡB17 N.4）和《致拜占庭的书札》（T ⅡB18），以及5件用叙利亚字母拼写的回鹘语文书条目。[24]荣新江主编的《吐鲁番文书总目（欧美收藏卷）》中，收录了1件叙利亚语文书条目（MIK Ⅲ45）。[25]

2008年，由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的艾丽卡·亨特（Erica C.D.Hunter）教授主持，马克·狄更斯（Mark Dickens）、辛姆斯—威廉姆斯、彼得·茨默（Peter Zieme）等学者参与的“吐鲁番基督教图书馆”（Turfan Christian Library）项目，开始对柏林收藏的叙利亚语文书进行系统整理和研究。在此期间，狄更斯和亨特也对这些文书的基本情况进行过一些介绍。[26]另外，狄更斯还对这批叙利亚文书的形制和抄写实践（包括书写材料、格式与规格、标注、字体、标点符号与发音、红字、旁注、抄写错误与更正、尾题与抄写字体、插图等）进行了讨论。[27]2008～2014年，在“吐鲁番基督教图书馆”项目之下，亨特、狄更斯、辛姆斯—威廉姆斯、茨默等学者，陆续发表了50多件叙利亚语文书的释读。[28]

2014年，亨特和狄更斯出版了“吐鲁番基督教图书馆”项目的最终成果《柏林吐鲁番收集品中的叙利亚语文献》（Syriac Texts from the Berlin Turfan Collection），[29]该书介绍了519件文书的基本情况，其中包括486件叙利亚语文书，和33件插有叙利亚语段落或句子的粟特语、新波斯语和回鹘语文书。486件叙利亚语文书中，包括比定出内容的411件文书，和尚未比定出内容的75件文书。亨特将486件文书中可缀合的文书合为一条编目，共编目481条，每条编目描述的内容包括：文书的现编号和原始编号、主要内容、形制、边注、字体、字体颜色、内容示例、翻译、缀合情况、文书内容类别、比定者等。

已比定出内容的411件文书，绝大部分为教内文献，少部分为杂撰。教内文献共377件，[30]包括礼仪文献（Liturgy）228件、《旧约》（Bible-Old Testament）75件、《新约》（Bible-New Testament）35件、祈祷文（Prayers）34件、圣徒传（Hagiography）10件（详见表一）。

表一 《柏林吐鲁番收集品中的叙利亚语文献》教内文书编目统计[31]

杂撰（Miscellaneous）共34件，内容包括日历（Calendrical）11件、基督徒与犹太教徒的对话（Dialogue between Christian and Jew）2件、书信和箴言（Draft letter & Proverbs text）1件、名录（List of names）2件、药方书（Pharmaceutical recipe book）2件、哲学主题（Philosophical）7件、抄写练习（Scribal exercises）5件、回鹘字母写的叙利亚语1件，非叙利亚语文书（Non-Syriac）3件（2件用叙利亚字母写的粟特语文书，1件用叙利亚字母写的回鹘语文书）。

2018年，格里高利·凯瑟尔（Grigory Kessel）发表《柏林吐鲁番收集品中的叙利亚语文献》书评，对该书的体例和内容进行了简要介绍。[32]2020年，林丽娟也对本书的主要内容和既往研究情况进行了介绍，同时对该书的优点和不足之处进行评介，指出该书纠正了原文书抄写者在抄写过程中的一些错误，不过释读中也存在个别问题。[33]

目前，柏林国家博物馆收藏的叙利亚语文书已全部公布在“国际敦煌项目”网页，[34]德国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吐鲁番研究所收藏的叙利亚语文书可在吐鲁番研究中心的“数字化吐鲁番档案”和德国的IDP网页上查询。[35]

三 研究回顾

柏林收藏叙利亚语文书的研究历程，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05～1970年；第二阶段：1971～2007年；第三阶段：2008～2014年；第四阶段：2015年至今。

第一阶段：1905～1970年。这一阶段，缪勒和汉森等学者在研究双语文书时曾涉及一些叙利亚语文书（参见上文）。专门针对叙利亚语文书的研究较少，其中值得注意的有萨豪、波洛茨基、恩伯丁等人的研究。1905年，萨豪将叙利亚语文书B-26（MIK Ⅲ45）比定为9或10世纪东方教会（Church of the East）的礼仪文书《轮》（Ḥuḏrā）。[36]1934年，波洛茨基对巴尔沙巴主教传进行了相关研究。[37]1965年，恩伯丁指出B-26（MIK Ⅲ45）中1～5页的内容应来自古代东叙利亚的“请求和赎罪礼仪”（Request and Atonement Liturgy）。[38]

第二阶段：1971～2007年。这一阶段，叙利亚语与粟特语、波斯语等其他语言的互动研究有所增加，主要学者有宗德曼、辛姆斯—威廉姆斯等。1974年，宗德曼刊布了叙利亚语—新波斯语（MIK Ⅲ112）《诗篇》，后又发表了三篇文章，重新翻译了之前缪勒发表的叙利亚语—粟特语《新约》文书。[39]辛姆斯—威廉姆斯在多篇文章中讨论了粟特语基督教文书中的粟特语是如何译自叙利亚语的等一系列问题。[40]此外，马罗特专门对叙利亚语文书中的一件药方书、一封来自拜占庭的书信、《圣乔治受难记》进行了研究。[41]

第三阶段：2008～2014年。2000年以后，叙利亚语文书的研究相对滞缓，直至2008年，在“吐鲁番基督教图书馆”项目之下，亨特、狄更斯、茨默、辛姆斯—威廉姆斯等学者开始对这批叙利亚文书进行系统地释读和刊布。亨特负责叙利亚语文书，狄更斯和茨默负责叙利亚语—回鹘语文书，辛姆斯—威廉姆斯则对叙利亚语—粟特语和波斯语文书进行释读。

此阶段的研究主题，可分为宗教文书和世俗文书两方面。宗教文书方面，主要为对礼仪文书《轮》（Ḥuḏrā）、圣徒纪念、《诗篇》、祈祷文等叙利亚语文书的内容进行考证，探讨文书内容对东方教会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如据亨特的研究，SyrHT 41—43文书中的Ḥuḏrā[42]、SyrHT 140文书中对殉道者居利亚库斯（Cyriacus）和他的母亲朱丽塔（Julitta）的纪念，[43]SyrHT 99、SyrHT 330文书中对塔姆西斯（Tamsis）的纪念，[44]这些均体现出吐鲁番景教教团对东方教会（礼仪）传统的继承。

狄更斯主要对叙利亚语—回鹘语《诗篇》和祈祷文进行研究。他研究指出，吐鲁番出土的叙利亚语《圣咏集》作为现存最早叙利亚语《诗篇》的范本，对讨论古叙利亚伯西托本（Peshiṭṭa）《圣经》中《诗篇》的演变历程具有重要意义；[45]在考证9个双页（SyrHT 20—27、MIK Ⅲ 58）叙利亚语—回鹘语《诗篇》后，狄更斯指出该部分内容应来自叙利亚文《圣咏集》和圣以法莲（Mar Ephrem）著《圣神论》，他还讨论了回鹘字母拼写叙利亚语的规则和存在的问题；[46]通过对U338祈祷文进行释读与讨论，狄更斯引用加利福尼亚的东方亚述教会马尔·阿瓦（Mar Awa）主教的比定，指出该文书中的叙利亚语祈祷文部分，应来自东叙利亚颂词（Euchologion）。[47]

世俗文书方面的研究，仅涉药方书和日历书。辛姆斯—威廉姆斯研究了叙利亚字母书写的新波斯语文书M7340和n175两件药方书，并在文中指出n175和叙利亚语SyrHT 1药方书中使用的数字符号，均混有古阿拉美文（Aramaic）的数字符号。[48]威廉姆斯和狄更斯对日历文书的研究表明，吐鲁番景教团体与当时欧洲、中东、亚洲等地的基督徒一样，也遵循大斋期和复活节（Lenten and Easter）。[49]

第四阶段：2015年至今。亨特、狄更斯等在“吐鲁番基督教图书馆”项目结束后仍继续进行相关研究，在比定文书内容、确定文书年代、讨论文书渊源等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2014年《柏林吐鲁番收集品中的叙利亚语文献》出版之后，也引发诸多学者的关注，如林丽娟根据亨特目录中的内容，对相关叙利亚语文书的内容进行了讨论。这一阶段的研究主题，除继续讨论叙利亚语文书所体现的东方教会传统，也对文书中包含的希腊渊源进行了探讨。

狄更斯考察叙利亚语文书（SyrHT 80、SyrHT 279—284）中的安条克（Antioch）神学传统，总结了其中圣经片段（《诗篇》和经文日课）的内容。[50]亨特指出献给马尔·塔穆西斯（Mar Tamsis）的祈祷护身符（SyrHT 99、SyrHT 330、n364—365），和献给马尔·塞浦利安（Mar Cyprian）的祈祷护身符（SyrHT102）中，包含了来自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传统，[51]另亨特也指出MIK Ⅲ 45文书中对希尔（Shir）、巴尔沙巴（Barshabba）、扎尔万多克特（Zarvandokht）、薛尔吉思（Sargis）和巴考斯（Bacchus）的纪念，体现对东方教会（礼仪）传统的继承。[52]

另，亨特和詹姆斯·科克利（James F.Coakley）对MIK Ⅲ 45文书的持续研究也十分重要。MIK Ⅲ 45文书现存61页（原200多页），用黑色墨水书写，带有红字题词，使用源自福音体（Estrangela）的东叙利亚字体，由受过良好训练的抄工抄写。[53]MIK Ⅲ 45文书的碳十四测年数据显示，其绝对年代为8～9世纪。[54]亨特根据其中出现的一些词汇，指出MIK Ⅲ 45文书包括7世纪中叶宗主教伊索雅伯三世（Isho'yab Ⅲ，649～659年）编纂的《轮》（Ḥuḏrā）的内容，[55]也为该文书的断代提供了参考。

MIK Ⅲ 45包括两部分内容，第一部分（第1～21页）包括忏悔节期的祈祷文（1～7页）、圣徒祈祷文（7～12页，包括对巴尔沙巴、希尔（Shir）、扎尔万多克特圣徒、3世纪罗马“军事圣徒”薛尔吉思和巴考斯的纪念（13～19页），以及为所有圣徒共同守夜的内容（19～21页）。[56]第二部分（第21～61页）包括新教会的祝圣仪式（consecration）、日常赞美诗、牧师和执事等人的葬礼仪式、杂项祈祷等内容。亨特指出，MIK Ⅲ 45文书有关尼西比斯城（Nisibis）主教把尔扫马（Barsauma）和萨珊王后马尔·希尔（Mart Shir，原萨珊王后，后与萨珊王室脱离关系成为木鹿传教士）的内容，表明该文书与萨珊帝国的塞琉西亚—泰西封（Seleucia-Ctesiphon）存在密切关系，同时也将MIK Ⅲ45的成书地点指向木鹿（Merv，今马雷Mary）（见图一）。[57]另外，亨特还指出MIK Ⅲ 45文书中记载纪念马尔·希尔的内容，提供了与阿拉伯语《塞俄特编年史》（Chronicle of Seʼert，《东方教会编年史》，成书于9世纪）所记载的不同版本。[58]

图一 MIK Ⅲ 45 第7个双页 左页第14行 红色标题为木鹿（Marv）的传道者马尔·希尔[59]

林丽娟则主要对叙利亚语文书中的希腊渊源进行了讨论，在马罗特对6件有关《圣乔治受难记》研究的基础上，[60]指出吐鲁番出土的8件叙利亚语文书提供了不同于传世叙利亚语《圣乔治受难记》的另一个版本，也更接近古希腊语版本，同时也是粟特语、回鹘语、中古汉语中《圣乔治受难记》的母本。[61]林丽娟还对SyrHT 1、SyrHT 388两件药方书进行再研究，并指出这两方治疗脱发、乌发、去除头皮屑药方，遵照古希腊、罗马传统医书的编排体例，与古罗马医生盖伦（Galen）的医书存在相同之处，并包含古希腊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医学传统的元素，证明叙利亚基督徒很早就将希腊医学知识带到了吐鲁番。[62]这些医书和SyrHT 99、SyrHT 152中出现的“疾病”“治疗”词汇，也表明当时这座修道院除布道外，也为人治疗疾病。[63]此外，林丽娟还比定出亨特目录中未比定出的7件文书（SyrHT 255、SyrHT 285、SyrHT 389、n415、n417、n419、n420）的内容，应为叙利亚语亚里士多德《范畴篇》（Categories）的改写本或注本，这也是迄今发现传至中国最早的亚里士多德作品。[64]

除以上提及对叙利亚语文书中的东方传统和希腊传统的研究外，最近狄更斯还对叙利亚语—回鹘语文书（U 328）中昔拉（Saraqael）等天使名字的来源进行了一些研究，推测其从阿拉美语《以诺书》（I Enoch）进入吐鲁番叙回双语文书的可能途径。[65]

四 相关问题

现今柏林收藏的叙利亚语文书均未有明确纪年，目前学者比定和测定出其中最早的文书年代可至8世纪中叶，[66]其余大部分叙利亚语文书的年代则在9～14世纪之间。[67]有关叙利亚语文书的断代，仍有待进一步的语言学和考古年代学研究的佐证。

经既往学者对吐鲁番出土景教文书的大量研究，目前已基本确定吐鲁番景教教团的身份。其中的礼仪文书绝大部分为叙利亚语，这与东方教会礼拜仪式中使用叙利亚语的传统相同。但在《圣经》《诗篇》《圣徒传》和祈祷文，以及杂撰等非礼仪文书中，可见大量粟特语和回鹘语，以及正文为叙利亚语带有粟特语和回鹘语的标题和旁注的文书，这些均表明吐鲁番景教教士和教徒日常使用的主要语言应为粟特语和回鹘语。[68]此外，吐鲁番出土的景教文书中亦见有少量中古波斯语和新波斯语，中古波斯语作为专门术语在礼拜仪式祈祷文中的出现，可能是受伊朗聂斯脱利派教会的影响。[69]新波斯语《诗篇》的发现，则证明吐鲁番的景教徒与中亚河中地区（Transoxiana）的“亲属”存在联系。[70]综上，由景教多语文书可见，吐鲁番的景教教团主要由粟特人和本地的回鹘人组成，其中亦有少量波斯人。[71]

至于吐鲁番地区景教教团的来源，目前学界仍未有定论。陈怀宇推测高昌回鹘景教徒的到来，可能与8～11世纪初期伊斯兰教势力占领河中及附近地区，对景教势力进行压迫的历史有关，河中及附近地区的景教徒可能在伊斯兰教的压迫下，向东迁徙至对宗教宽容的高昌回鹘境内。[72]王媛媛则认为高昌回鹘的景教徒可能是唐武宗会昌灭法后，从中原逃至西域的。[73]

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吐鲁番出土的叙利亚语文书和多语文书，或可以提供新的研究思路和角度。如上所述，景教文书中的叙利亚语文书和多语文书的内容，深深移植于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东叙利亚传统，同时也包含一些希腊传统（可能来自君迪沙普尔地区[74]），加之目前推定出吐鲁番出土最早的景教MIK Ⅲ 45文书的抄写地点可能为木鹿，推测吐鲁番地区的景教徒最初可能来自东伊朗至河中地区一带，并继承了诸多来自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传统。

关于吐鲁番景教徒来源的第二种可能，唐代中原地区的景教教团业已汉化，[75]而吐鲁番发现的景教文书中并无汉文，[76]故吐鲁番景教徒不太可能是唐代会昌灭法后从中原逃至此地的。

综上，目前学界对叙利亚语文书的研究取得了诸多成果，这些研究结果也对研究东方教会的礼仪传统和中亚景教东渐的历史具有重要意义。关于叙利亚语文书和吐鲁番景教教团，在以下几个方面仍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如n348文书最初为书的包装纸，后被制作成鞋垫，[77]几件叙利亚文书背面写有佛教和道教经典（参见下文），这些景教文书是如何被再利用的？除已比定出抄写地点的文书外，其他叙利亚语文书是抄写于吐鲁番还是别处？这些叙利亚语文书反映吐鲁番景教教团的教阶、圣事、节日如何？吐鲁番景教教团与中亚地区东方教会教团的联系如何？吐鲁番景教教团的确切来源和他们的迁徙路线如何？

另外，吐鲁番出土的景教文书中也发现有一些道教或佛教内容，2件叙利亚语Ḥuḏrā礼仪文书（SyrHT 3、n 296）的背面写有汉文《太玄真一本际经·圣行品》，[78]在景教回鹘语文书中也有一些佛教的术语和概念。[79]此外，2件景教Ḥuḏrā礼仪文书（SyrHT 278、n176）发现于高昌城中摩尼教K寺遗址，[80]2021年西旁景教寺院遗址发掘中，也发现有汉文《佛说佛名经》，[81]这些反映吐鲁番景教教团与当地摩尼教、佛教、道教的关系如何？

五 结语

经学界对吐鲁番出土叙利亚语文书的多年研究，目前我们对高昌回鹘的景教教团，可以得到以下认识：熟悉且精通叙利亚语的东方教会教徒携带从木鹿等地抄写的礼仪文献来到吐鲁番地区，同时也带来一些希腊医学和哲学知识，在此期间波斯的东方教会教徒也曾来到此地。这些景教僧侣在此布道、训诫、过着隐居生活，也为当地居民治疗疾病、主持婚礼。[82]同时，该景教教团也逐渐吸收了一些当地的回鹘人，并与敦煌的景教徒[83]和拜占庭人[84]也保持一定的联系。

2021年，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和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吐鲁番学研究院联合，对吐鲁番西旁景教寺院遗址进行发掘，出土文书497件，主要为叙利亚语和回鹘语文书。[85]回顾百年前这批被带往柏林的叙利亚语文书的整理与研究情况，对研究西旁景教寺院遗址的年代、形制布局、性质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承蒙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林丽娟老师、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刘文锁老师和姚崇新老师惠示资料和审阅指正，特此致谢！）

 滑动查阅注释

[1] Albert von Le Coq，Chotscho，Facsimile-Wiedergaben der Wichtigeren Funde der Ersten Königlich Preussischen Expedition nach Turfan in Ost-Tuekistan，Berlin，1913；Albert von Le Coq，Auf Hellas Spuren in Ostturkistan：Berichte und Abenteuer der Ⅱ Und Ⅲ Deutschen Turfan-Expedition，Leipzig：J.C.Hinrichs'sche Buchhandlung，1926；Albert von Le Coq，Anna Barwell tr.，Buried Treasures of Chinese Turkestan：an Account of the Activities and Adventures of the Second and Third German Turfan Expeditions，London：George Allen & Unwin，1928；〔德〕勒柯克著；赵崇民译：《高昌——吐鲁番古代艺术珍品》，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德〕阿尔伯特·冯·勒柯克著；陈海涛译：《新疆地下文化宝藏》，新疆人民出版社，2013年；〔德〕卡恩·德雷尔著；陈婷婷译：《丝路探险：1902—1914年德国考察队吐鲁番行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

[2] 部分写本为双语，故各单类语言写本相加的总数不等于写本总数。参看Mark Dickens，“Scribal Practices in the Turfan Christian Community”，Journal of the Canadian Society for Syriac Studies，Vol.13 (2013)，pp.3-28；〔加〕马克·迪更斯著；刘慧译：《吐鲁番基督教文本的书写实践》，《西域研究》2016 年第2期，第89～106页。

[3] Mark Dickens，“Scribal Practices in the Turfan Christian Community”，Journal of the Canadian Society for Syriac Studies，Vol.13 (2013)，pp.3-28；〔加〕马克·迪更斯著；刘慧译：《吐鲁番基督教文本的书写实践》，《西域研究》2016 年第2期，第89～106页。

[4] 参看Nicholas Sims-Williams，“A Greek-Sogdian Bilingual from Bulayïq”，in La Persia e Bisanzio，Roma：Accademia Nazionale dei Lincei，2004，pp.623-631；Barakatullo Ashurov，“Sogdian Christian Texts：Socio-cultural Observations”， Archiv Orientální，Vol.83，No.1 (2015)，pp.53-70；Nicholas Sims-Williams，“The Sogdian Lectionary E5 and the Text of the Syriac Gospels”，Oriens Christianus，Vol.99 (2016)，pp.61-76；Nicholas Sims-Williams，Mitteliranische Handschriften.Teil 4：Iranian Manuscripts in Syriac Script in the Berlin Turfan Collection，Verzeichnis der Orientalischen Handschriften in Deutschland，Vol.18，4，Stuttgart：Franz Steiner Verlag，2012；Nicholas Sims-Williams，Biblical and Other Christian Sogdian Texts from the Turfan Collection(Berliner Turfantexte) ，Turnhout：Brepols，2014；Nicholas Sims-Williams，The Life of Serapion and Other Christian Sogdian Texts from the Manuscripts E25 and E26(Berliner Turfantexte) ，Turnhout：Brepols，2015；Chiara Barbati，The Christian Sogdian Gospel Lectionary E5 in Context，Wien：Verlag der Österreich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2016；Nicholas Sims-Williams，An Ascetic Miscellany：The Christian Sogdian Manuscript E28(Berliner Turfantexte)，Turnhout：Brepols，2017；Christiane Reck，Mitteliranische Handschriften.Teil 3：Berliner Turfan Fragmente Christlichen Inhalts und Varia in Soghdischer Schrft，Vereichnis der Orientalischen Hand schriften in Deutschland，Vol.18，3，Stuttgart：Franz Steiner Verlag，2018；Nicholas Sims-Williams，From Liturgy to Pharmacology：Christian Sogdian Texts from the Turfan Collection(Berliner Turfantexte)，Turnhout：Brepols，2019；〔英〕辛姆斯·威廉斯著；陈怀宇译：《从敦煌吐鲁番出土写本看操粟特语和突厥语的基督教徒》，《敦煌学辑刊》1997年第2期， 第138～146页；〔英〕尼古拉斯·辛姆斯威廉姆斯（Nicholas Sims-Williams）撰；毕波译：《粟特语基督教文献研究近况》，《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第77～83页，等。

[5] 参看Peter Zieme，Altuigurische Texte der Kirche des Ostens aus Zentralasien：Old Uigur Texts of the Church of the East from Central Asia，Piscataway：Gorgias Press，2015；〔德〕茨默著；杨富学译：《1970年以来吐鲁番敦煌回鹘文宗教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敦煌研究》2000年第2期，第168～178页；杨富学：《回鹘景教研究百年回顾》，《敦煌研究》2001年第2期，第167～173页；牛汝极：《吐鲁番出土景教写本综述》，《新疆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第57～59页；何湘君：《回鹘景教文献研究》，中央民族大学，2016年博士学位论文；吐送江·依明：《德国西域探险团与德藏回鹘语文献》，《敦煌学辑刊》2021年第2期，第159～171页等。

[6] 〔德〕卡恩·德雷尔著；陈婷婷译：《丝路探险：1902—1914年德国考察队吐鲁番行记》，第147页；Albert von Le Coq，Auf Hellas Spuren in Ostturkistan：Berichte und Abenteuer der Ⅱ Und Ⅲ Deutschen Turfan-Expedition，p.88；〔德〕阿尔伯特·冯·勒柯克著；陈海涛译：《新疆地下文化宝藏》。

[7] Albert von Le Coq，Auf Hellas Spuren in Ostturkistan：Berichte und Abenteuer der ⅡUnd Ⅲ Deutschen Turfan-Expedition，p.88；Albert von Le Coq，Anna Barwell tr.，Buried Treasures of Chinese Turkestan：an Account of the Activities and Adventures of the Second and Third German Turfan Expeditions，p.100；〔德〕阿尔伯特·冯勒柯克著；陈海涛译：《新疆的地下文化宝藏》，第188、190页；Mary Boyce，A Catalogue of the Iranian Manuscripts in Manichaean Script in the German Turfan Collection（Deut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zu Berlin，Institut für Orientforschung），Berlin：Akademie Verlag，1960：ix-xxvii.

[8] 参看Erica C.D.Hunter and Mark Dickens，eds.，Syrische Handschriften.Teil 2：Texte der Berliner Turfansammlung/ Syriac Texts from the Berlin Turfan Collection，Verzeichnis der orientalischen Handschriften in Deutschland 5.2，Stuttgart：Steiner Verlag，2014，Appendix Ⅵ：Signature Numbers from Locations Other Than Bulayïq，p.446.

[9]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局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成果集成·吐鲁番地区卷》，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77页。

[10] 刘文锁，王泽祥，王龙：《2021年新疆吐鲁番西旁景教寺院遗址考古发掘的主要收获与初步认识》，《西域研究》2022年第1期，第74～80页。

[11] 〔清〕刘统勋，何国宗等编；钟兴麒等校注：《西域图志校注》卷一《图考一》，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75页。

[12] 〔清〕刘统勋，何国宗等编；钟兴麒等校注：《西域图志校注》卷十七《疆域十》，第237页。

[13] 〔清〕陶保廉：《辛卯侍行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93页。

[14] 〔芬兰〕马达汉著；王家骥译：《马达汉西域考察日记1906—1908》，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2004年，第300页。

[15] 参看柏林勃兰登堡科学与人文学院“吐鲁番研究项目”公布的小册子《吐鲁番研究》（Turfan Studies），网址：https：/ /turfan.bbaw.de；〔日〕高田时雄：《关于吐鲁番探险与吐鲁番文献的私人备忘录》，《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9年第2期，第187～189页；吐送江·依明：《德国西域探险团与德藏回鹘语文献》，《敦煌学辑刊》2021年第2期，第159～171页。

[16] Elena N.Meshcherskaya，“The Syriac Fragments in the N.N.Krotkov Collection”，in Ronald E.Emmerick et al.，eds.，Turfan，Khotan und Dunhuang，Berlin：Akademie Verlag，1996，pp.221-227.

[17] Eduard Sachau，“Litteratur-Bruchstücke aus Chinesisch-Turkistan”，Sitzungsberichte der Königlic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Sitzung der Philosophisch-Historischen Classe von 23.November，XLVII，1905，pp.964-978.

[18] Friedrich Wilhelm Karl Müller and Wolfgang Lentz，“Soghdische TexteⅡ”，Sitzungsberichte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Vol.21 (1934)，pp.504-607.

[19] Yoshiro Saeki（佐伯好郎），The Nestorian Documents and Relics in China，Tokyo：Maruzen Company Ltd，1937；Yoshiro Saeki（佐伯好郎），The Nestorian Documents and Relics in China(2nd ed.)，Tokyo：Maruzen Company Ltd，1951.

[20] Hieronymus Engberding，“Fünf Blätter eines alten ostsyrischen Bitt-und Buβgottesdienstes aus Innerasien”，Ostkirchliche Studien，Vol.14 (1965)，pp.121-148.

[21] Miklós Maróth，“Ein Fragment eines syrischen pharmazeutischen Rezeptbuches”，Altorientalische Forschungen，Vol.11(1984)，pp.115-125；Miklós Maróth，“Ein Brief aus Turfan”，Altorientalische Forschungen，Vol.12(1985)，pp.283-287；Miklós Maróth，“Eine unbekannte Version der Georgios-Legende aus Turfan”，Altorientalische Forschungen，Vol.18 (1991)，pp.86-108.

[22] Miklós Maróth，“Eine unbekannte Version der Georgios-Legende aus Turfan”，Altorientalische Forschungen，Vol.18 (1991)，pp.86-108.

[23] 参看Erica C.D.Hunter and Mark Dickens，eds.，Syrische Handschriften.Teil 2：Texte der Berliner Turfansammlung/Syriac Texts from the Berlin Turfan Collection，p.5.

[24] 陈怀宇：《高昌回鹘景教研究》，《敦煌吐鲁番研究》第四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80、181页。

[25] 荣新江编：《吐鲁番出土文书总目（欧美收藏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776页。

[26] Mark Dickens，“Multilingual Christian Manuscripts from Turfan”，Journal of the Canadian Society for Syriac Studies，Vol.9 (2009)，pp.22-42；Erica C.D.Hunter，“Syriac，Sogdian and Old Uyghur Manuscripts from Bulayïq”，新疆吐鲁番学研究院编：《语言背后的历史——西域古典语言学高峰论坛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79～93页。

[27] Mark Dickens，“Scribal Practices in the Turfan Christian Community”，Journal of the Canadian Society for Syriac Studies，Vol.13 (2013)，pp.3-28；〔加〕马克·迪更斯著；刘慧译：《吐鲁番基督教文本的书写实践》，《西域研究》2016 年第2期，第89～106页。

[28] Erica C.D.Hunter and Mark Dickens，eds.，Syrische Handschriften.Teil 2：Texte der Berliner Turfansammlung/Syriac Texts from the Berlin Turfan Collection，pp.495-496.

[29] Erica C.D.Hunter and Mark Dickens，eds.，Syrische Handschriften.Teil 2：Texte der Berliner Turfansammlung/Syriac Texts from the Berlin Turfan Collection.

[30] 5件文书（SyrHT370、SyrHT383、SyrHT224、n213、n364）内容的比定存在争议，分属两类计入，按各类教内文献总数合计共382件。

[31] 据《柏林吐鲁番收集品中的叙利亚语文献》（Syriac Texts from the Berlin Turfan Collection）附录七整理，参看Erica C.D.Hunter and Mark Dickens，eds.，Syrische Handschriften.Teil 2：Texte der Berliner Turfansammlung/Syriac Texts from the Berlin Turfan Collection，Verzeichnis der orientalischen Handschriften in Deutschland 5.2，Appendix Ⅶ：Identified fragments，arranged by genre，pp.447-454.

[32] Grigory Kessel，“Review of：Syrische Handschriften.Teil 2：Texte der Berliner Turfansammlung / Syriac Texts from the Berlin Turfan Collection”，Hugoye：Journal of Syriac Studies，Vol.21，No.1 (2018)，pp.218-223.

[33] 林丽娟：《〈叙利亚语写本目录〉第2册〈柏林吐鲁番收集品中的叙利亚语文献〉书评》，北京大学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编：《国际汉学研究通讯》第19、20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379～387页。

[34] 网址：http：//idp.bl.uk /（在搜索栏搜索SyrHT）

[35] 网址：http：/ /www.bbaw.de/bbaw/Forschung /Forchungsprojekte /turfanforschung /de /DigitalesTurfanArchiv；http：//idp.bbaw.de /

[36] Eduard Sachau，“Litteratur-Bruchstücke aus Chinesisch-Turkistan，”Sitzungsberichte der Königlic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Sitzung der Philosophisch-Historischen Classe von 23.November，XLVII，1905，pp.964-978.

[37] Friedrich Wilhelm Karl Müller and Wolfgang Lentz，“Soghdische TexteⅡ”，Sitzungsberichte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Vol.21 (1934)，pp.504-607.

[38] Hieronymus Engberding，“Fünf Blätter eines alten ostsyrischen Bitt-und Buβgottesdienstes aus Innerasien”，Ostkirchliche Studien，Vol.14 (1965)，pp.121-148.

[39] Werner Sundermann，“Einige Bemerkungen zum Syrisch-Neupersischen Psalmenbruchstük aus Chinesisch-Turkistan”，in Philippe Gignoux and A.Tafazzoli，eds.，Mémorial Jean de Menasce，Louva in：Imprimerie Orientaliste，1974，pp.441-452；Werner Sundermann，Nachlese zu F.W.K.Müllers，“Soghdischen Texten I”，1 Teil，Altorientalische Forschungen，Vol.1 (1974)，pp.217-255；Werner Sundermann，Nachlese zu F.W.K.Müllers，“Soghdischen Texten I”，2 Teil，Altorientalische Forschungen，Vol.3 (1975)，pp.55-90；Werner Sundermann，Nachlese zu F.W.K.Müllers，“Soghdischen Texten I”，3 Teil，Altorientalische Forschungen，Vol.8 (1981)，pp.169-225.

[40] Nicholas Sims-Williams，“Syro-Sogdica I：An Anonymous Homily on the Three Periods of the Solitary Life”，Orientalia Christiana Periodica，Vol.47 (1981)，pp.441-446；Nicholas Sims-Williams，“Syro-Sogdica Ⅱ：A metrical Homily by Bābay bar N ṣibnāye ‘On the final evil hour’”，Orientalia Christiana Periodica，Vol.48 (1982)，pp.171-176；Nicholas Sims-Williams，“Syro-Sogdica Ⅲ：Syriac Elements in Sogdian”，A Green Leaf：Papers in Honour of Professor Jes P.Asmussen (Acta Iranica 28)，Werner Sundermann，et al.，eds.，Leiden：Brill，1988，pp.145-156.

[41] Miklós Maróth，“Ein Fragment eines syrischen pharmazeutischen Rezeptbuches”，Altorientalische Forschungen，Vol.11 (1984)，pp.115-125；Miklós Maróth，“Eine unbekannte Version der Georgios-Legende aus Turfan”，Altorientalische Forschungen，Vol.18 (1991)，pp.86-108.

[42] Erica C.D.Hunter，“The Christian Library from Turfan：SyrHT 41-42-43 an Early Exemplar of the Hudrā”，Hugoye：Journal of Syriac Studies，Vol.15，No.1 (2012)，pp.293-343.

[43] Erica C .D.Hunter，“SyrHT 140：Commemorating Mar Cyriacus and Julitta”，in Pál Fodor，et al.，eds.，Modoque：Die Wurzeln der europaischen Kultur und deren Rezeption im orient und Okzident.Festschrift fuer Miklos Maroth zum siebstigen Geburtstag，Budapest：Fortschungszentrum fuer Humanwissenschaften der Ungar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2013，pp.117-127.

[44] Erica C.D.Hunter，“Traversing Time and Location.A Prayer-amulet of Mar Tamsis from Turfan”，in Li Tang and Dietmar W.Winkler，eds.，From the Oxus River to the Chinese Shores Studies in East Syriac Christianity in China and Central Asia (Orientalia-Patristica-Oecumenica 2)，Wien：LIT Verlag，2013，pp.25-41.

[45] Mark Dickens，“The Importance of the Psalter at Turfan”，in Li Tang and Dietmar W.Winkler，eds.，From the Oxus River to the Chinese Shores：Studies on East Syriac Christianity in China and Central Asia.Berlin：LIT Verlag，2013，pp 357-381；另狄更斯有关景教的研究（2009～2016年）收录于Mark Dickens，Echoes of a Forgotten Presence：Reconstructing the History of the Church of the East in Central Asia，Zürich：Lit Verlag，2020.

[46] Mark Dickens and Peter Zieme，“Syro-Uigurica I：A Syriac Psalter in Uyghur Script from Turfan”，in Johannes Den Heijer，Andrea Schmidt，and Tamara Pataridze，eds.，Scripts Beyond Borders.A Survey of Allographic Traditions in the Euro- Mediterranean World，Leuven：Peeters，2014，pp.291-328.

[47] Mark Dickens，“Syro-Uigurica Ⅱ：Syriac Passages in U338 from Turfan”，Hugoye：Journal of Syriac Studies，Vol.16，No.2(2013)，pp.301-324.

[48] Nicholas Sims-Williams，“Early New Persian in Syriac Script：Two Texts from Turfan”，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University of London，Vol.74，No.3 (2011)，pp.353-374；Nicholas Sims-Williams，“Medical Texts from Turfan in Syriac and New Persian”，新疆吐鲁番学研究院编：《语言背后的历史——西域古典语言学高峰论坛论文集》，第13～19页。

[49] Mark Dickens，et al.，“Christian Calendrical Fragments from Turfan”，in Jonathan Ben-Dov，et al.，eds.，Living the Lunar Calendar，Oxford：oxbow books，2012，pp.269-296.

[50] Mark Dickens，“Biblical Fragments from the Christian Library of Turfan，an Eastern Outpost of the Antiochian Tradition”，in Vahan S.Hovhanessian，ed.，The School of Antioch：Biblical Theology and the Church in Syria，New York：Peter Lang，2016，pp.19-40.

[51] Erica C.D.Hunter，“Syriac Prayer-Amulets from Turfan”，The Harp，Vol.33(2018)，pp.413-433.

[52] Erica C.D.Hunter，“Commemorating the Saints at Turfan”，in Li Tang and Dietmar W.Winkler，eds.，Winds of Jingjiao：Studies in Syriac Christianity in China and Central Asia(orientalia-patristica-oecumenica 9) ，Vienna：Lit.Verlag，2016，pp.89-104.

[53] Erica C.D.Hunter，“Syriac Manuscripts from Turfan：Public Worship and Private Devotion”，in Tarsee Li and Keith Dyer，eds.，From Ancient Manuscripts to Modern Dictionaries，Piscataway：Gorgias，2017，pp.77-96.

[54] Erica C.D.Hunter and James F.Coakley，eds.，A Syriac Service-Book from Turfan.Museum für Asiatische Kunst，Berlin MS MIKⅢ45(Berliner Turfantexte)，Turnhout：Brepols，2017，pp.273-280.

[55] Erica C.D.Hunter，“Syriac Manuscripts from Turfan：Public Worship and Private Devotion”，in Tarsee Li and Keith Dyer eds.，From Ancient Manuscripts to Modern Dictionaries，Piscataway：Gorgias，2017，pp.77-96.

[56] Erica C.D.Hunter，“Turfan：Connecting With Seleucia=Ctesiphon”，Entangled Religions，Vol.11，No.6(2021)，pp.1-36.

[57] Erica C.D.Hunter，“Syriac Manuscripts from Turfan：Public Worship and Private Devotion”，in Tarsee Li and Keith Dyer，eds.，From Ancient Manuscripts to Modern Dictionaries，Piscataway：Gorgias，2017，pp.77-96；Erica C.D.Hunter and James F Coakley，eds.，A Syriac Service-Book from Turfan.Museum für Asiatische Kunst，Berlin MS MIK Ⅲ 45(Berliner Turfantexte)，Turnhout：Brepols，2017；Erica C.D.Hunter，“Turfan：Connecting With Seleucia-Ctesiphon”Entangled Religions，Vol.11，No.6(2021)，pp.1-36.

[58]Erica C.D.Hunter，“Turfan：Connecting With Seleucia-Ctesiphon”，Entangled Religions，Vol.11，No.6(2021)，pp.1-36.

[59] 图片采自Erica C.D.Hunter，“Turfan：Connecting With Seleucia-Ctesiphon”，Entangled Religions，Vol.11，No.6(2021)，Figure 5.

[60] Miklós Maróth，“Eine unbekannte Version der Georgios-Legende aus Turfan”，Altorientalische Forschungen 18 (1991)，pp.86-108.

[61] Lijuan Lin（林丽娟），“The First Round of Tortures in the Legend of St.George.Remarks on the Turfan Syriac Fragments SyrHT 359 and SyrHT 360”，Oriens Christianus：Hefte für die Kunde des christlichen Orients，Vol.103 (2020)，pp.115-143.

[62] Lijuan Lin（林丽娟），“Hippocrates and Galen in Turfan：Remarks on SyrHT 1 and SyrHT 388”，Aramaic Studies，Vol.18(2020)，No.2，pp.213-240.

[63] Erica C.D.Hunter，“Syriac Prayer-Amulets from Turfan”，The Harp，Vol.33(2018)，pp.413-433.

[64] Lijuan Lin（林丽娟），“An Unknown Syriac Version of Aristotleʼs Categories Found in Turfan”，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ändischen Gesellschaft，Vol.171，No.2 (2021)，pp.291-322.

[65] Mark Dickens，“Syro-Uigurica Ⅲ：Enochic Material in a Christian Text from Turfan”，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Vol.74，No.4(2021)，pp.583-624.

[66] Wolfgang Hage，“Einheimische Volkssprachen und syrische Kirchensprache in der nestorianischen Asienmission”，in Gernot Wiessner，ed.，Erkenntnisse und Meinungen Ⅱ，Wiesbaden，1978，pp.131-160；Erica C.D.Hunter and James F.Coakley，eds.，A Syriac Service-Book from Turfan.Museum für Asiatische Kunst，Berlin MS MIK Ⅲ 45(Berliner Turfantexte)，pp.81-82.

[67] 相关文书年代的研究概况，参看Mark Dickens，“Scribal Practices in the Turfan Christian Community”，Journal of the Canadian society for Syriac Studies，Vol.13 (2013)，pp.3-28；〔加〕马克·迪更斯著；刘慧译：《吐鲁番基督教文本的书写实践》，《西域研究》2016 年第2期，第89～106页。

[68] 〔英〕辛姆斯·威廉斯著；陈怀宇译：《从敦煌吐鲁番出土写本看操粟特语和突厥语的基督教徒》，《敦煌学辑刊》1997年第2期，第138～146页；Mark Dickens，“Scribal Practices in the Turfan Christian Community”，Journal of the Canadian Society for Syriac Studies，Vol.13(2013)，pp.3-28.

[69] 〔英〕辛姆斯·威廉斯著；陈怀宇译：《从敦煌吐鲁番出土写本看操粟特语和突厥语的基督教徒》，《敦煌学辑刊》1997年第2期，第138～146页。

[70] 约9世纪时，新波斯语开始在索格底那亚地区取代粟特语。参看Walter Bruno Henning，“Die älteste persische Gedichthandschrift：eine neue Version von Barlaam und Joasaph”，in Herbert Franke，ed.，Akten des 24. Internationalen Orientalisten-Kongresses München：28.August bis 4.September 1957，Wiesbaden：Deutsche Morgenländische Gesellschaft，in Kommission bei Franz Steiner Verlag，1959，p.306.

[71] 陈怀宇：《高昌回鹘景教研究》，《敦煌吐鲁番研究》第四卷，第186页。

[72] 陈怀宇：《高昌回鹘景教研究》，《敦煌吐鲁番研究》第四卷，第187页。

[73] 王媛媛：《五代宋初西州回鹘“波斯外道”辨释》，《中国史研究》2014年第2期，第75～86页。

[74] 萨珊王朝时期的波斯，景教难民在君迪沙普尔（Gundeshapur/Jundishapur）建立波斯学院传播希腊文化，吐鲁番景教文书的希腊渊源或与此有关，参看陈怀宇：《高昌回鹘景教研究》，《敦煌吐鲁番研究》第四卷，1999年，第190页。

[75] 参看林悟殊：《唐代景教再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88~100页。

[76] 陈怀宇：《高昌回鹘景教研究》，《敦煌吐鲁番研究》第四卷，第186页。

[77] Erica C.D.Hunter and Mark Dickens，eds.，Syrische Handschriften.Teil 2：Texte der Berliner Turfansammlung / Syriac Texts from the Berlin Turfan Collection，Appendix Ⅵ：Signature Numbers from Locations Other Than Bulayïq，p.484.

[78] 荣新江：《唐代西州的道教》，《敦煌吐鲁番研究》第四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38～139页；赵洋：《唐代西州道经的流布》，《中华文史论丛》2017年第3期，第163～192页。

[79] 〔德〕克里木凯特著；林悟殊译：《达·伽马以前的中亚和东亚的基督教》，台北：淑馨出版社，1995年，第75、80页。

[80] Erica C.D.Hunter and Mark Dickens，eds.，Syrische Handschriften.Teil 2：Texte der Berliner Turfansammlung / Syriac Texts from the Berlin Turfan Collection，Appendix Ⅵ：Signature Numbers from Locations Other Than Bulayïq，p.446.

[81] 刘文锁，王泽祥，王龙：《2021年新疆吐鲁番西旁景教寺院遗址考古发掘的主要收获与初步认识》，《西域研究》2022年第1期，第74～80页。

[82] Peter Zieme，“Ein Hochzeitssegen uigurischer Christen”，in Klaus Röhrborn and Horst Wilfrid Brands，eds.，Scholia.Beiträge zur Turkologie und Zentralasienkunde. ANNEMARIE VON GABAIN zum 80.Geburtstag am 4.Juli 1981 dargebracht von Kollegen，Veröffentlichungen der Societas Uralo-Altaica.14，Wiesbaden：Harrassowitz，1981，pp.221-232；Alexey Muraviev，“The New Persian Marrige Contract in the Syraic Manuscript from Turfan”，新疆吐鲁番学研究院编，《语言背后的历史—西域古典语言学高峰论坛论文集》，第160～164页。

[83] Nicholas Sims-Williams and James Hamilton，Turco-Sogdian Documents from 9th-10th Century Dunhuang，London：SOAS，2015.

[84] 陈怀宇：《高昌回鹘景教研究》，《敦煌吐鲁番研究》第四卷，第192、193页。

[85] 刘文锁，王泽祥，王龙：《2021年新疆吐鲁番西旁景教寺院遗址考古发掘的主要收获与初步认识》，《西域研究》2022年第1期，第74～80页。

（作者系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博士生）

编排：王润泽

审校：王文洲

审核：陈　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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