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小平 | 元代崇福使爱薛史事补说
来源：《西域研究》2014年第3期
元代崇福使爱薛史事补说
殷小平
爱薛是元代首位崇福使，与元代基督教管理机构崇福司的设立有密切关系。本文梳理了爱薛至元二十四年前后政治地位之变化，考察了爱薛与元代广惠司及回回司天台机构筹建之关联，认为崇福司有可能是爱薛自波斯归国后，利用自身地位上升而主动建言筹建的结果。文章还就爱薛是否为神职人员进行考辨。
爱薛（1226～1308）是元代基督教管理机构崇福司的首位崇福使。1246年，爱薛从西亚来到漠北，以其语言、天文和医药等技艺，效力蒙古汗廷逾六十年。至元中后期，爱薛地位日崇，先后在秘书监、崇福司、中书省任职，大德（1297～1307）初年授平章政事，封秦国公，[1]是元代西域色目人中以译人身份跻身高位的代表。[2]
爱薛一生事功无数，于天文、医药尤有突出贡献，迄今学界对爱薛之研究，就其西域医药星历事迹关注较多；[3]至于其色目基督教徒的身份，伯希和亦早已揭橥，[4]历来治元代基督教史者，多有述及。[5]但就爱薛以教徒身份任崇福使的相关史事，既往研究多点到为止，探讨无多。本文拟就此略作补说，以就教方家。
崇福司置于至元二十六年（1289），长官称崇福使。《元史·百官五》“崇福司”条曰：
崇福司，秩〔从〕二品。掌领马儿哈昔列班也里可温十字寺祭享等事。司使四员，从二品。同知二员，从三品。副使二员，从四品。司丞二员，从五品。经历一员，从六品。都事一员，从七品。照磨一员，正八品。令史二人，译史、通事、知印各一人，宣使二人。至元二十六年置。延祐二年（1315），改为院，置领院事一员，省并天下也里可温掌教司七十二所，悉以其事归之。七年，复为司，后定置已上官员。[6]
按“马儿哈昔”衍于景教叙利亚文mar-hasia，意为“尊敬的主教”。[7]“列班”音译自叙利亚语rabban，解作“长老”，指教中高僧；“也里可温”，ärkägün，基督徒也，其或源于希腊文，后经亚美尼亚及回鹘等中介，为蒙古语所采入，义为“福分人”，主要指基督教的聂斯脱里派；[8]“列班也里可温”（rabban-ärkägün）可合译为“教士和僧侣”，专指教内神职人员。[9]“十字寺”是元代基督教堂的统称，缘其寺内咸悬挂十字标志；与唐代统一称天下基督教堂为“大秦寺”不同，元时基督教堂虽统称为“十字寺”，但实则各寺自有其名，如镇江路有“大兴国寺”、“云山寺”、“聚明山寺”，泉州路有“大兴明寺”。“十字寺”之外，元代基督教堂还有“忽木剌”之称，乃突厥语umura之音转，[10]大概只流行于讲突厥语的信徒。照“崇福司”条所云，该司无疑是掌管全国基督教事务的最高机构，其统管教士、教徒及其教堂的一切宗教事务，而崇福使则是该机构的最高行政长官。
佛道两大主流宗教的官方机构始建于两晋时期，经过历代承袭和发展，到元代达到了新的高峰；但基督教管理机构则前所未见，崇福司之立乃属创举。故自伯希和以来，凡治元代基督教史者，少不了征引上揭《百官志》条。
崇福司之设立，一般都将之与蒙元政府宽容的宗教政策相联系。出于管理多民族国家之政治需要，从成吉思汗到忽必烈诸汗都十分注意笼络各教上层人物，以协调不同信仰族群与政府间的良好关系。忽必烈执政后，更相继设置了宣政院（初名“总制院”，1264年）、集贤院（1264年）、崇福司（1289年）和回回哈的司（年代不详），分别管领佛教、道教、基督教及伊斯兰教。[11]
按基督教于11世纪便已传入了漠北地区的克烈部，[12]拖雷正妻唆鲁禾帖尼即为克烈部的景教徒。受其影响，蒙哥、忽必烈和旭烈兀等都优待基督徒，加之元朝所倚重的色目阶层中有不少基督徒，因此，作为新兴宗教群体之也里可温，很早就与僧道同享政治上免杂泛差役、经济上免租税的特权，[13]成为元代的“超种族阶级”。[14]不过，也里可温虽受同等尊崇，但其官方管理机构崇福司却并非和佛道机构一起设于至元初年，而是直到至元二十六年才设立；较诸宣政院、集贤院晚了近二十五年。崇福司迟迟未得设立，其间自有各种原因，不题。惟首任崇福使为持有基督教信仰、业已为蒙古统治者效劳数十年的爱薛，这就不禁令人推想该司之立，当与爱薛个人所起作用分不开。缘前此的至元二十四年，适是爱薛仕元一生的重要转折。是年，他迎来了政治生涯的煊赫上升期，在朝廷中具有相当的话语权。
1246年，“于西域诸国语、星历、医药无不研习”的爱薛，得到景教长老列边·阿答（Rabban Ata）的推荐，被贵由汗“召侍左右”。[15]及至至元二十四年（1287）归国擢秘书监，爱薛仕元已近四十年。四十年间，其所领职务皆与西域语言、星历和医药有关。
其一，因擅长西域语言，爱薛长期担任“怯里马赤”（kelemechi，汉译“通事”）
自蒙古南侵金国到忽必烈即位中原的半个世纪，蒙古帝国的语言问题日益复杂，君臣同僚间必需通事传达言语，因此，蒙古皇帝身边总时刻陪从其信任的善译。爱薛之东来，正逢大蒙古帝国缔造多元民族国家、急需多语种人才之际，怯里马赤也是爱薛从事时间最长的工作。按怯里马赤隶属皇宫怯薛，虽无品秩，却因长期陪侍元朝皇帝身边，受到信任。无论姚燧《蒙克特穆尔祖考伊苏追封秦国康惠公制》（下文略作《康惠公制》）所记“居画馆”、“教习帝姬”等经历，[16]还是程钜夫《拂菻忠献王神道碑》（下文略作《神道碑》）所述直言劝酒、倡言节俭等言行，[17]都表明爱薛以怯里马赤的近侍身份，与世祖建立了亲密关系。元《秘书监志》载：“至元十年九月十八日，秘书监扎马剌丁于万寿山浴堂根底爱薛作怯里马赤奏。”[18]札马剌丁是元代著名的回回天文学家，爱薛亦擅长西域星历，是最适合传译的通事人选。至元十年爱薛已领有广惠司提举，萧启庆认为怯里马赤是其返回怯薛轮值时的工作。[19]爱薛“尝数使绝域”，最著名的一次当为至元二十年之出使波斯，其官方身份就是使团之怯里马赤。至元二十四年六月，爱薛擢秘书监后，[20]元世祖仍让爱薛作为通事陪从。《秘书监志》有载：“至元二十六年，有扎马剌［丁］奏奉薛禅皇帝圣旨：‘分付爱薛怯里马赤：这苫思丁根底与勾当者。钦此。’”[21]以爱薛秘书监身份而兼怯里马赤，说明长期以来爱薛都是札马剌丁与世祖之间翻译沟通的不二人选。
其二，因其西域星历之学，爱薛曾参与回回司天台的筹建
中统年间，世祖任命爱薛“掌西域星历医药二司事”。[22]就“星历”司而言，其时元朝政府似乎还未成立专门的官署，其相关机构或仍隶于皇宫怯薛，由爱薛执掌，直到至元八年回回司天台成立。《元史·百官六》载：“世祖在潜邸时，有旨征回回为星学者，札马剌丁等以其艺进，未有官署。至元八年，始置司天台，秩从五品。”[23]札马剌丁即上文提到的秘书监札马剌丁，至元八年其被任命为首任回回司天台提点；[24]两年后元朝新置秘书监，他又加授秘书监。[25]与札马剌丁相比，爱薛掌领回回星历官署的时间并不长，地位也不及札马剌丁重要。但爱薛毕竟是元代回回星历官署草创时期的元老人物，回回司天台的筹建离不开他的参与和运作。或许正是因为这一层渊源关系，爱薛之子也里牙才会进入司天台工作。[26]子袭父职是也。
其三，以其回回医药学之技能，爱薛筹建并掌领广惠司机构
与回回天文学相较，爱薛在回回医药方面的成就更加突出。如上，爱薛擅西域医药，因此被任命负责西域医药司事，其具体职官不详，很可能与另一回回医药机构舍利八赤相似，属皇宫怯薛。[27]至元七年，在爱薛掌领的西域医药机构基础上成立了广惠司，爱薛为首任提举，掌“御用回回药物及和剂，以疗诸宿卫士及在京孤寒者”[28]；宿卫者，怯薛是也。广惠司的最初品秩，参考至元九年所设的医学提举一职，当为从五品；直到延祐六年（1319）始升为正三品。[29]
广惠司的建立乃缘于爱薛之提议。查《元史》卷八有载：“（至元十年）改回回爱薛所立京师医药院，名广惠司。”[30]程钜夫《神道碑》则述曰：“赐宿卫士庐舍，禁杀胎夭䴠，置西域星历医药之署，立广惠司给在京疲癃残疾穷而无告者，皆以公言罢行之。”此句的“罢”字令人困惑，然明清以来版本均如是。[31]按“罢”一般解作停止、消除之义，然顾所列诸事皆为利国利民之举，碑文于爱薛之赞颂唯恐不足，焉会认为该等善举因其建言而罢行？因此“罢”字当作他解。考古人撰勒碑文，出于审美，于邻近之同字往往采用异体字。故疑原始文本的“罷”当为“置”的异体字“
倘笔者于上引《神道碑》文字的解读无误，则显见元时回回医药星历官署的设立，和爱薛的建言直接相关；而“立广惠司给在京疲癃残疾穷而无告者”，则爱薛居功至伟。鉴于爱薛与广惠司的深厚渊源，爱薛子嗣亦荫袭广惠司职，其第五子鲁合（《神道碑》作“老哈”）为广惠司提举。[34]
如上，爱薛长期服务于皇宫，担任怯薛怯里马赤，与鲁布鲁克、柏朗嘉宾所述相同，[35]他也曾以宫廷教师、医生等身份，在漠北服务。元朝建立后，融合漠北制度和汉地制度，建立国家机器，爱薛由于其医药星历等才能，被任命负责西域医药星历二司事。在此二机构的基础上，至元七年、至元八年广惠司和回回司天台先后成立，其中都有爱薛的筹建之功。二司成立后，爱薛负责广惠司，回回司天台则由札马剌丁掌领。但爱薛家族仍有参与司天台者，爱薛长子也里牙曾领司天台事，其中既有家学渊源的因素，也属荫袭官职的元代选举惯例。
萧启庆先生把元代职官分为三等，正一品到从三品为上品，正四品到正七品为中品，从七品到从九品为下品。[36]如此看来，至元二十四年爱薛使波斯归来以前，长期为无品秩的怯里马赤，至元七年以后，才开始担任中品的广惠司提举，影响力也限于西域科技领域。爱薛真正位居上品高位，乃是自波斯返还以后事。对此，《元史·爱薛传》有简明扼要的交代：
寻奉诏使西北宗王阿鲁浑所。既还，拜平章政事，固辞。擢秘书监，领崇福使，迁翰林学士承旨，兼修国史。大德元年，授平章政事。……仁宗时，封秦国公。[37]
而爱薛领上述职位的具体年代，《神道碑》载记更详：
癸未夏四月（1283），择可使西北诸王所者，以公尝数使绝域，介丞相博啰以行，还遇乱，使介相失，公冒矢石出死地，两岁始达京师，以阿鲁浑王所赠宝装束带进见，令陈往复状。上大悦，顾廷臣叹曰：“博啰生吾土，食吾禄，而安于彼；爱绥生于彼，家于彼，而忠于我。相去何远耶？”拜平章政事，固辞。……公起家为定宗近侍，中统间，掌西域星历、医药二司事。至元戊辰（1268），兼广惠司。丁亥（1287），拜秘书监。己丑（1289），领崇福使。甲午（1294），加翰林学士承旨，兼修国史。大德丁酉（1297），遥授平章政事。丁未（1307），封秦国公。[38]
至元二十年爱薛使波斯阿鲁浑汗所，归来擢秘书监的时间为至元二十四年六月，则爱薛此行时间在1283至1287年间，由于其归途遇乱历有两年，推测其大约于至元二十二年（1285）左右离开阿鲁浑所。[39]
爱薛一归国，世祖就拟拜为平章政事，惟因其“固辞”而未果，最后实授职位为正三品的秘书监。[40]按平章政事时属中书省，设有三员，为从一品高官。[41]以爱薛从五品广惠司提举而立拜从一品平章，连升五级，实属罕见，难怪爱薛也要谦虚“固辞”之了。虽然爱薛最后并未进入中央权力机构的中枢，但从世祖提拔之举，亦可推知爱薛此行之重要影响。爱薛擢秘书监后，一路平步青云，所授皆三品以上大官，大德元年终授平章，致位丞弼。
如上所述，自波斯归来后，爱薛在中央的政治影响力大大提升了。至元二十六年，即其擢秘书监后两年，朝廷新设从二品之崇福司，掌管天下也里可温教士僧侣和十字寺祭享。鉴于崇福司在前朝并无先例可循，完全是元时新创，其无疑当如广惠司、回回司天台一样，也出于爱薛的建言，由其主导筹建，不然，焉会任命其为首任崇福使？尽管目前并无直接史料可资为证，但观崇福司设立的时间脉络，爱薛任崇福使后的相关事迹及其家族与崇福司的深厚渊源，便已显明。
爱薛掌领崇福司期间，江南景教得到实质性进展。例如，撒马尔干景僧马薛里吉思于镇江、杭州兴建之七座十字寺（其首寺始建于至元十八年）[42]，在爱薛执掌崇福司期间进一步扩张势力，其一度居于佛教之上风，其中自离不开爱薛在朝中的积极运作。爱薛辞世以后，镇江的两座十字寺随即遭到佛教反扑，可资反证。[43]又据《元典章》记载，大德八年以前温州路“止有僧道二教，别无也里可温衙门”，新兴的也里可温为争夺信徒和祝祷次序，竟将道士殴打。[44]考虑到也里可温“掌教司”乃基于地方十字寺之发展而设置的，[45]由是推知，自至元末年到大德年间，江南也里可温掌教司从无到有，十字寺数目规模亦有明显突破，崇福司在设立初期所起到的作用业已明显。
尽管官私文献对至元二十六年以前爱薛的奉景崇教事迹毫无着墨，甚至在文献中全然不提其也里可温身份，但以爱薛来华背景及晚年事迹，不难看出爱薛与元代也里可温家族及僧侣群体有密切关系，出于宗教感情，其在崇福司的作为，无疑多代表该群体之利益。当然，作为朝廷命官，他的行为更要对国家负责，规范全国十字寺有关事务，协调政教关系，确保宗教为国家服务。尽管由于史料的佚失，难以一一举证，但爱薛任崇福使期间的贡献显然为朝廷所认可，是以其子嗣亦荫袭该职。按元代见载于史册的崇福使概有六人，分别是爱薛、阿实克岱、也里牙、马某火者、笃麟铁穆尔[46]和刘则礼[47]；前三位皆来自爱薛家族，占了已知人数的一半。不过，由于爱薛家族后来卷入中央权力斗争的漩涡，[48]导致政治上的衰落和覆灭，崇福司职位亦旁落。
邓之诚先生曾谓，元代“宗教官较前朝为重”[49]。崇福司为管理基督教之官方机构，其长官称“宗教官”似无不可。只是汉文称“宗教官”者，其内涵有两层，既可理解为管理宗教事务的官员，也可理解为身份为职业宗教者的官员。在中国古代宗教官制，尤其以佛教为中心的僧官体系中，这两个身份往往重叠，宗教官既是教内高僧（道士），又是领取薪俸的僧官（道官），称其为“宗教官”，不致混淆。然崇福使能否与传统“宗教官”等同视之？窃以为不可。以爱薛为例，尽管爱薛与教内的马尔哈昔牙、列班关系密切，但他本人并未领有教内神职。
众所周知，自13世纪20年代以降，蒙古统治者身边就活动着不少来自西亚东方教会的景教僧侣，在主持宗教仪式之外，他们也扮演着宫廷教师、医生和译史的角色。爱薛之东来，即缘自聂斯脱里教士列边·阿答之举荐。《神道碑》载曰：“有列边阿达者以本俗教法受知定宗，荐其贤，召侍左右。”[50]伯希和认为这位自称“东方副司教”的列边·阿答，大概于贵由汗登位初期游历东方，[51]受唆鲁禾帖尼之托，引荐西域景教人才。不过，列边·阿答最初举荐的是爱薛之父博罗穆苏，只因后者老迈不能远行，方由爱薛代父前往。此事在《康惠公制》中有进一步交代：
大夫、尚书左丞蒙克特穆尔之祖考伊苏，繄我高后，于尔先人。闻为世之所贤，奏遣伻而将致。由渠既耄，辞不能往，以汝克肖，代之而行。非家学有自而来，不父誉如是之力。春秋方富，初供奉乎东朝；夙夜惟勤，载徙征于西域。托椒房之亲，以为傅父；居画室之馆，以鞠帝姬。虽一话而一言，可三薰而三沐。即其时皆书之册，视他日取用为模。[52]
以博罗穆苏受景教长老荐贤之背景，不难推知爱薛应出身于叙利亚的著名景教世家，其族中应不乏教内任神职者。然而，生于景教世家，持有景教信仰，但本人不一定就是教内神职人员。东方教会并不严格限制主教以下的神职人员结婚，[53]但僧侣却需独身守贞。[54]爱薛有家室，自不能认定为僧，那么有无可能是教士阶层的神职人员呢？
在考释姚燧制文时，韩儒林先生就文中“虽一话而一言，可三薰而三沐，即其时皆书之册，视他日取用为模”等语，提出所谓“皆书之册”者，乃指叙利亚文景教经典。[55]邱树森先生进一步指出，爱薛初仕蒙古的任务，就是为皇室中的景教徒讲授该等叙利亚文景教经典。[56]鉴于中古时期讲授叙利亚文景教经典者，自非职业教士莫属，两位先生提出的这一推测，难免会引出爱薛为“教士”这一结论。[57]是耶非耶，试辨一二。
首先，仅从姚燧制文所述内容来看，爱薛“皆书之册”不太可能为叙利亚文景教经典。按《康惠公制》用典讲究，对仗工整，“三薰而三沐”对“一话而一言”，以赞扬爱薛言行举止非常虔敬，有令受教者感化的力量，将此句与爱薛的基督教信仰相联系，是合理的。不过，据此推断爱薛所书者为叙利亚语经典，则似可商榷。按爱薛“供奉乎东朝”，在宫中教习的对象是读写不佳甚或不识读写的蒙古贵族妇女，为该等人撰写叙利亚文经典，实在不可思议。即使像忽必烈这样勤政的皇帝，虽积极采纳汉法重用色目人，但其生时与回回天文学家札马剌丁进行简单的交谈尚颇困难，文字阅读自更不待言；可见蒙古统治阶层并非以语言见长，否则就不必广用译人了。再推及其他可能的读者群，即当时的统治阶级上层，如果爱薛想写出教化文章感化他们，当以其时通行的官方文字为宜，或是回回字，或是蒙古文、八思巴文，叙利亚语这种职业教士阶层专用的宗教语言，在东亚地区并不通用，又何以能被“视他日取用之模”呢？联系到鲁布鲁克在漠北地区的观察（1253～1254年），当时蒙古统治者身边的聂斯脱里教士，虽有叙利亚文祈祷文，但大多已不能念诵，更不会书写，水平极其有限。[58]爱薛精通多语种，作为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把基督教经典译写成统治者所熟悉的文字则不奇怪，若以叙利亚文书写，可能性则无疑微乎其微。
其次，域外史料尚缺乏爱薛为教士的明确证据。以拉施特《史集》（Jami‘al-Tavārikh）为例，爱薛虽被描绘成一名迫害穆斯林的基督徒，但并未被指出是一名聂斯脱里神职人员。[59]如果爱薛曾在东方教会内担任神职，则波斯史书不至于只字不提，而教会史书也应该将此作为一个闪光点，大书特书才对。
再次，从时人对基督教教士僧侣阶层的认知来看，爱薛亦不可能是个教士。《元史·百官志》已明确道出崇福司职责为“管领马尔哈昔牙、列班、也里可温十字寺祭享等事”，联系到《元典章》、《通制条格》及元代白话碑文中，也总把也里可温与佛、道、答失蛮等宗教人士相提并论，可知官方对也里可温宗教人士的身份是明确的。爱薛既为管领也里可温十字寺之长官，若其真的为职业宗教人士，何以汉文史料毫无提及其为“也里可温”？也无任何有关爱薛推广“本俗教法”的蛛丝马迹？世人所赞颂者，主要为爱薛直言敢谏、忠心效君之行迹；直到20世纪初伯希和利用中西文献互证，其家族景教信仰才揭橥于世。皇庆元年程钜夫撰《神道碑》时，距爱薛来华已有六十余年，但爱薛家人仍能明确道出其祖上与列班·阿答之关系，明确列班·阿答所奉为有别于中国佛道教之“本俗教法”，可见其家族仍保持固有的景教信仰而不坠，然而，爱薛众多子孙，皆大官近侍，并无一人为地方掌教；爱薛晚年虽致力地方教务发展，[60]但一生主要事迹在于俗务，与江南辞官修寺，“子孙流水住持”[61]的马薛里吉思显有不同。
[1] 程钜夫：《拂菻忠献王神道碑》，收入李修生主编：《全元文》卷三五三（第16册），凤凰出版社，2000年，第324～326页；姚燧：《蒙克特穆尔祖考伊苏追封秦国康惠公制》，收入李修生主编：《全元文》卷三〇〇（第9册），凤凰出版社，1999年，第359～360页；《元史》卷一三四，中华书局，1976年，第3249～3250页。另晚清民国屠寄所撰《蒙兀儿史记》（卷一一七）、柯劭忞《新元史》（卷一百九十九）亦重新整理爱薛传，但史事稍有误，其勘订见翁独健：《新元史蒙兀儿史记爱薛传订误》，《史学年报》第3卷第3期，1940年，第146～150页。爱薛家谱之补充，见韩儒林：《爱薛之再探讨》，收入《穹庐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14～115页。
[2] 译史和通事属无品秩之胥吏阶层，但由于多元国家内部沟通之需要，元代政府译职人员较以往王朝更为重要，以通事和译史晋升中高品职官者占有四成。宫廷译人隶属怯薛，与统治阶层关系更为密切，晋阶相臣者不乏其人。参见萧启庆：《元代的通事和译史》，《内北国而外中国：蒙元史研究》下册，中华书局，2010年，第415～462页。
[3] 诸如沈福伟：《元代爱薛事迹新论》，收入《中外关系史论丛》第2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年，第90～109页；羽离子：《元史爱薛其人考》，《南开学报》1991年第1期。
[4] Paul Pelliot，Chrétiens dʼAsie Centrale et Dʼ extrême-Orient，Tʼoung Pao，Vol.15，No.5，1914，pp.623-644.
[5] 如陈垣：《元也里可温教考》，收入《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8年，第17～18页；A.C.Moule，Christians in China before the Year 1500，London，New York and Toronto，1930，pp.228-233。
[6] 《元史》卷八十九，第2273页。
[7] S.N.C.Lieu，Nestorians and Manicheans on the South China Coast，Vigilae Christianae，vol.34，1980，p.73，84；中译文见刘南强著；林悟殊译：《华南沿海的景教徒和摩尼教徒》，收入氏译；克里木凯特撰：《达·伽马以前中亚和东亚的基督教》，台北：淑馨出版社，1995年，第170～171页。
[8] 拙文：《元代典籍中“也里可温”涵义试释》，《欧亚学刊》第9辑，中华书局，2010年，第68～70页。
[9] P.Pelliot，Chrétiens dʼAsie Centrale et Dʼ extrême-Orient，p.637.
[10] 〔元〕脱因修；俞希鲁撰：《至顺镇江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365页；刘迎胜:《关于马薛里吉思》，《元史论丛》第8辑，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4～15页。
[11] 宣政、集贤两院之设置，见《元史》卷八十七，第2192～2194页；回回哈的司不见于《百官志》，设立时间不详，元代中期又时废时设，参见邱树森：《元“回回哈的司”研究》，《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1期。
[12] J.B.Abbeloos & T.J.Lamy (eds.)，Gregorii Bar Herraei Chronicon Ecclesiasticum，vol.2，Louvain：Peeters，1872/1877，pp.279-282.Cf.E.C.D.Hunter，The Conversion of the Kerait to Christianity in A.D.1007，Zentral-Asiatische Studien，vol.22，1989/1991，pp.142-163.
[13] 陈垣：《元也里可温教考》，第24～26页。
[14] 蒙思明:《元代社会阶级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78～81页。
[15] 程钜夫：《拂菻忠献王神道碑》，第324页。
[16] 姚燧：《蒙克特穆尔祖考伊苏追封秦国康惠公制》，第359～360页。
[17] 程钜夫：《拂菻忠献王神道碑》，第324～325页。
[18] 〔元〕王士点，商企翁编次；高荣盛点校：《秘书监志》卷一，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31页。
[19] 萧启庆：《元代的通事和译史：多元民族国家的沟通人物》，第434页。
[20] 《秘书监志》卷九，第165页。
[21] 《秘书监志》卷一，第32页。
[22] 《元史》卷一三四，第3249页。
[23] 《元史》卷九十，第2297页。
[24] 《元史》卷七，第136页。
[25] 《秘书监志》卷九，第165页。
[26] 程钜夫：《拂菻忠献王神道碑》，第326页。
[27] 陈高华：《舍儿别与舍儿别赤的再探讨》，《历史研究》1989年第2期。
[28] 《元史》卷八十八，第2222页。但《元史·世祖五》又有载，至元十年“改回回爱薛所立京师医药院，名广惠司”（《元史》卷八，第147页），与《元史·百官志》记载互相抵牾。
[29] 《元史》卷八十八，第2221～2222页。
[30] 《元史》卷八，第147页。
[31] 程钜夫：《拂菻忠献王神道碑》，第325页。查四库本、影刊洪武本（中国书店据宣统二年阳湖陶氏涉园刊本影印），均作“皆以公言罢行之”。
[32] 《汉语大字典》（第二版），四川辞书出版社，崇文书局，2010年，第3120页。
[33] 查《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片汇编》元代三册（48～50册），收录碑刻拓片四百六十余，未见该碑；请教北京故宫博物院拓片专家施安昌先生，亦云未之见。
[34] 程钜夫：《拂菻忠献王神道碑》，第326页；《元史》卷一百三十四，第3250页。
[35] 何高济译：《鲁布鲁克东行纪》，中华书局，1985年，第237、255、261、260、304～307页。耿昇译：《柏朗嘉宾蒙古行纪》，中华书局，1985年，第107页。
[36] 萧启庆：《元代的通事和译史：多元民族国家中的沟通人物》，第452页。
[37] 《元史》卷一百三十四，第3249～3250页。
[38] 程钜夫：《拂菻忠献王神道碑》，第325页。
[39] 参见翁独健：《新元史蒙兀儿史记爱薛传订误》，第148页。
[40] 《元史》卷九十，第2296页。
[41] 《元史》卷八十七，第2121页。
[42] 《至顺镇江志》卷九，第385页。
[43] 详见《至顺镇江志》卷九，第365页；方龄贵校注：《通制条格校注》卷二九，中华书局，2001年，第720～721页；拙文：《从〈大兴国寺记〉看元代江南景教的兴起》，《中华文史论丛》2006年第4辑，第309～313页。
[44] 陈高华，张帆，刘晓，党宝海点校：《元典章》卷三十三，中华书局，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143～1144页。
[45] 笔者认为元代也里可温掌教官类于佛教僧官，由职业宗教人士尤其是地方十字寺主持担任，元时确载为掌教官者，有济宁路掌教官骚马和泉州路吴安哆呢思，前者在任期间曾重建地方十字寺，后者为泉州大兴明寺住持。参见张佳佳：《元济宁路景教世家考论》，《历史研究》2010年第5期，第47页；吴文良，吴幼雄：《泉州宗教石刻》（增订本），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419页。
[46] 黄溍：《中书右丞相赠孚道志仁清忠一德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追封郓王谥文忠神道碑》，收入李修生主编：《全元文》卷九六七（第30册），第146～152页。
[47] 李继本：《刘则礼传》，收入李修生主编：《全元文》卷一八七九（第60册），第1036～1038页。
[48] 阿实克岱之子忙哥帖木儿因卷入武宗朝尚书省臣政治风波，于仁宗朝被杖流，父子阙载程钜夫《神道碑》；也里牙则因涉嫌毒杀和世㻋汗，于文宗朝初期被诛杀，抄没家产。参见韩儒林：《爱薛之再研究》，第108～109页；《元史》卷三十四，第761页；屠寄：《蒙兀儿史记》卷一一七，收入《元史两种》，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714页。
[49] 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卷四，中华书局，1983年，第371页。
[50] 程钜夫：《拂菻忠献王神道碑》，第325页。
[51] 伯希和著；冯承钧译：《蒙古与教廷》，中华书局，1994年，第31～72页。
[52] 姚燧：《蒙克特穆尔祖考伊苏追封秦国康惠公制》，第359～360页。
[53] 参见段晴：《唐代大秦寺与景教僧新释》，收入荣新江主编：《唐代宗教信仰与社会》，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第435～473页，引论见第447～448页。
[54] 以13世纪中叶西行朝圣的景僧列班·扫马和马可为例。马可出身于东胜景教世家，其父是当地景教堂副主教。列班·扫马出身大都景教世家，父母无神职。扫马曾任司祭，娶妻，但后来出家为僧。从二人事迹可知，13世纪中期东方教会低级教士可婚配、僧侣独身的传统仍保持不坠。参见J.Chabot，De Mar Jabalaha III，Patriarche des Nestoriens (1281～1317)，et de Moine Rabban Çauma，Ambassadeur du roi Argoun en Occident (1287)，Paris，1895，pp.12-13，16-17。
[55] 韩儒林：《爱薛之再探讨》，第112～113页。
[56] 邱树森：《元代基督教在大都地区的传播》，《北京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
[57] 如韩儒林主编《元朝史》称爱薛“充当教士和侍医的角色”（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779页）。
[58] 何高济译：《鲁布鲁克东行纪》，第255页。
[59] 〔波斯〕拉施特著；余大钧译：《史集》第二卷，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347页。
[60] 《通制条格校注》卷二九，第720～721页。
[61] 《至顺镇江志》卷九，第366页。
[62] 高铁泰：《元崇福司考》，《西域研究》2014年第2期。
（作者单位：华南农业大学人文与法学学院）
编排：王润泽
审校：王文洲
审核：陈 霞
扫码关注我们
微信：西域研究
邮箱：xyyjbjb@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