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俊 | 杨增新对阿勒泰的经营
来源：《西域研究》2013年第3期
刘国俊
1919年，阿勒泰改为“阿山道”，归并新疆。阿勒泰归新前后，新疆都督杨增新对于阿勒泰内政、外交的经营，做出了巨大贡献。事实证明，这些经营活动，维护了阿勒泰的稳定，巩固了新疆边防，是成功的。
杨增新对阿勒泰的治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完善民政，建立县治。清朝对于阿勒泰的管理长期采取军府制，没有设立专门的民政机构。1912年帕勒塔担任办事长官以后，在公署内成立了民政局（下辖哈巴河分局）以及警察局，作为专门的民事机关。1914年，第二任办事长官刘长炳又呈请设立了布尔津河、布伦托海两个民政分局以及布尔津河警察分局。[1]民政分局与警察分局属于长官公署的派出机构，还不具备县级政府的功能。当时，刘长炳还呈请将哈巴河民政分局改为设治局。设治局是民国时期在预备设县的地区设立的类似县治的临时机构，它的出现，跨出了阿山设县的第一步。1916年，办事长官程克又设立了吉木乃县佐。[2]县佐为县的派出机构，所属地区称“分县”，地位略低于县，属于正式机构。阿山归新前后，1919年，杨增新上呈北京政府，在布尔津河设知事，办理招垦事宜，由新疆移民前往安插，以免土地为俄人侵占。[3]同时，又呈请将布伦托海改为县佐。[4]于是，布尔津河成为阿勒泰第一个县，鲁效祖成为第一位县知事。到1922年，阿勒泰西部已有布尔津河（代管吉木乃、哈巴河两个县佐）、布伦托海、承化三个县。1919～1924年，杨增新先后在阿勒泰东部设置了布尔根河、察罕郭勒、德伦河三县佐以及耳里匮设治局。[5]1924年，又升布尔根河县佐为县。[6]这些机构的建立，弥补了阿勒泰在基层政权建设上的空白，初步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行政管理网络，有利于加强对于蒙哈部落的管理。
阿勒泰是个多民族地区，民族关系的稳定至关重要，杨增新极力笼络这里的蒙古哈萨克王公。1912年，杨增新呈准北京政府晋封新土尔扈特郡王密什克栋固鲁布为亲王，1917年，又晋封其为和硕（双）亲王。1920年，密亲王在绥远病故，爵位由其子纳木加旺登承袭。起初清政府对于内迁的哈萨克人管理得比较松散。民国成立以后，北京政府开始改变对哈萨克人的政策，1912年，哈萨克贝勒征斯罕病故。1915年，杨增新呈请北京政府册封其次子艾林为贝子，1917年又加封其为郡王。1913年，台吉迈敉被升为辅国公，1917年，因其劝导哈民务农有功，又被加封为贝子。1920年，迈敉贝子去世，阿山道尹周务学代表新疆省政府前往致祭，并以白银500两作为丧葬费，并以其子哈那皮亚承袭贝子。民国初年，阿勒泰兵祸连结、政局动荡，然而有赖于蒙哈王公的支持，始能转危为安，不致糜烂。阿勒泰归新以后，杨增新对于蒙哈部落的管理进一步增强。1919年6月，杨增新让那木加旺登在当地招募蒙古马队一营，充当营长，驻扎布尔根河，维持治安。[7]1921年，杨增新又准许哈萨克艾林郡王与哈那皮亚贝子各组织部落兵三营，由汉人担任书记官、参谋人员以及文书等文职，并由政府提供枪弹并进行训练，负责阿山边防事宜，其中艾林郡王负责西部边界，哈那皮亚贝子负责东部边界。[8]
2.移民垦荒、开矿，发展经济。杨增新对于阿勒泰的开发较为重视。1919年9月，他指示周务学：垦荒、开矿为阿山殖民之要务，如二项得以发展，则农有民，矿有工，既可寓兵于农，寓兵于矿，于治军边防大有裨益。[9]阿勒泰地广人稀，土地肥沃，宜农荒地比较多，然而，由于历任办事长官的苛虐，当地蒙哈生计困难，大量外迁，俄民趁机入侵，大量抢占耕地、草场。为了解决财政赤字问题，1919年2月，办事长官张庆桐到任后，竟然与俄国驻阿领事擅订章程九条，将哈巴河、布尔津河等处荒地租给俄人耕种，并规定了相应的地租以及税额。对此，杨增新电呈北京政府，严厉批驳了该章程对于中国主权的危害，要求严办张庆桐并将该条约取消。[10]随后，杨增新即令周务学与俄领交涉，终于收回租地。1920年7月，杨增新电令周务学，要求让非法占地的俄人务必于秋收后迁走。[11]俄人迁走后，杨增新便设立了阿山垦务局，以鲁效祖为承办员，周务学为监督，负责丈量土地，并招徕流民承租。杨增新对于俄人占地非常警惕，1921年12月，营长张得禄雇佣俄人种地，甚至分给地亩，结果遭到杨增新痛斥。[12]随着阿勒泰垦业日兴，各地垦民纷至沓来，不少游荡在东三省乃至西伯利亚的胡匪趁乱涌到新疆边境，他们往往勾结俄人，为害边陲。为此，1922年，杨增新要求周务学：阿山垦荒，应以陕、甘、新三省土著人民为主，不许将东三省、山东、直隶以及俄国逃来胡匪安插，以致勾结外人，为患边局；至于该省安分之人，如欲来新疆认垦土地，则可在昌吉、绥来、沙湾等地安插，易于防范。[13]
阿勒泰金矿丰富，清末以来，陆续有各省民夫前往采挖。到1917年，阿勒泰常住的金夫已达万人。[14]然而，历任长官对于金夫只知搜刮勒索，而不加以保护和管理，使得金厂管理混乱，金夫不但生命财产难以保障，而且经常衣食无着，饥寒交迫，境况极为悲惨。为此，1919年12月，杨增新训令迪化道署就地招募金夫，定于次年3月1日齐集省城，并拟派员以军法部署带赴阿山，并附招募金夫办法八条。[15]这个章程对于限制官府的盘剥，维护金夫的合法权益是有效的，有利于阿勒泰采金业步入正轨。1922年4月，杨增新又拟定了兵丁赴阿山采金章程八条，[16]组织军队采金，这样既增加了省库的收入，也有利于阿勒泰的国防建设。
随着农业、矿业的发展，阿勒泰外地商民日渐增多。他们不仅开发了当地的经济，也使得当地以蒙哈为主的民族成分开始发生变化。到1917年，阿勒泰已是“种族复杂，汉、回、蒙、哈、缠民（维吾尔族），相与聚处，各为礼俗，自成风气”，其中汉商民户（金夫除外）计110余户，多在承化寺以及红峒渠庄，丁2000余口;回民亦2000余人，多在金厂做工;缠民八九十家，丁约1000余人，多务农，也有经商者。此外，布伦托海有庄民三四十户，布尔津有汉、缠庄民十余家，承化寺附近居民有二三百户，有汉商六十余家，以天津、四川、湖南为多，各有会馆，另有缠商二十余家，俄商十余家。[17]到1928年，阿勒泰人口已经达到5.5万人。
3.收回邮权，畅通信息。阿勒泰地处偏僻，信息闭塞，近代邮政事业发展缓慢。1913年，俄国在承化寺开设领事馆，并强行划拨草场、土地，建立了从吉木乃到承化寺的八个邮站，利用水陆交通运送邮件。阿勒泰归新后，杨增新致电交通部，要求与俄方交涉，将其八处邮站由中国备价收回，并请速在吉木乃设立邮件交换局，以维主权。[18]之后，经过周务学等人的交涉，阿勒泰终于收回了邮权。1920年，新疆邮政局开设了承化二级邮政局，并在布尔津建立了邮寄代办所。同年，承化邮政局又在吉木乃成立国际邮件交换局，开始定期与苏俄交换国际邮件。[19]1920年11月，杨增新又呈请北京政府出资架设从元湖到布尔根河的电报线路。[20]这条线路在随后新疆军队支援科布多的行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阿勒泰与绥来（玛纳斯）原有电报相通，1921年，白俄窜扰阿勒泰，沿途砍伐电杆结成木筏，渡河进攻承化，线路遂遭破坏。迪化与承化通讯一度中断，被迫从塔城中转。为此，阿勒泰收复后，杨增新即向中央请款修复电线，[21]到1926年，电报线路全线恢复。
二、白匪窜扰阿勒泰及杨增新的应对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战火很快燃烧到阿勒泰边境。俄国斋桑毗邻阿勒泰，当地华商（主要是维吾尔族）为数不少。1918年1月，斋桑俄军突然暴动，竟将该处市场焚掠，既而引起沿边蒙哈惊恐，一时边境骚动。不久，驻布尔津河的俄兵也开始异动，他们不但欺压当地商民，还大力煽动当地哈萨克头目，企图抢掠。当时，程克已经辞去办事长官，而继任者张庆桐尚在北京，其职由总务科长易云彦暂代。易云彦一方面派兵赴吉木乃、布尔津河等地进行弹压，一面与驻阿俄领进行交涉，要求其对俄兵进行约束，才使局面稳定下来。3月，红军占据西伯利亚重镇鄂木斯克，随即下令解散白俄西伯利亚第三团。该团主力驻扎在斋桑，还有一部分驻扎在阿勒泰，1913年入侵阿山的就是这个团。命令下达后，斋桑俄军当即溃散一空。不久，驻扎在承化等地的俄军两个连，也在中国军队的监视下，从吉木乃卡伦出境，阿山警报随之解除。
1919年阿勒泰归新，其边防、外交改由新疆管理。随着白军的溃败，不断有残匪涌入中国境内，涌入新疆境内的白匪主要有两支，其中一支以阿连阔夫为首，另一支以巴奇赤为首，当时盘踞在塔城。1921年1月，阿连阔夫率部在古城暴动，结果被杨增新调兵镇压，余部被押解入关。巴奇赤匪帮受到刺激，亦于当年3月在塔城暴动，声势浩大，很快达到8000余人。6月，巴匪遭到中苏军队的夹击，于是便掉头向阿勒泰扑来，在布伦托海一带大肆劫掠，随后渡过额尔齐斯河直趋承化。道尹周务学自杀殉国，代理道尹鲁效祖退守布尔津河，组织抵抗。[22]由于巴匪来势凶猛，新疆驻军实难抵御。7月，杨增新致电鲁效祖，让他派员与斋桑苏俄驻军商洽，请苏军入境作战，万不能加以阻挠。[23]随后，红军入境作战。9月，巴匪战败，其残部逃往科布多，红军则遵照协议退回了斋桑。阿山收复，实赖杨增新措置有度。为此，北京政府特授其一级勋章，杨增新则固辞不受。[24]此后，杨增新对于阿山重要的战略性以及其国防的薄弱，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
三、杨增新对于布尔根河事件的处置
布尔根河发源于蒙古国巴彦乌列盖省境内，它自东向西流入阿勒泰青河县，与青格里河、察罕郭勒河同为乌伦古河的源头。布尔根河流域水草丰美，是连接科布多与承化寺的咽喉要道。乾隆年间，布尔根河为新土尔扈特与新和硕特蒙古的牧地，民初成为阿尔泰办事长官的辖区。1913年科阿战争期间，布尔根河为外蒙军队占据。同年12月，科、阿双方举行停战谈判，将布尔根河划到停战线外蒙古一侧。对此，杨增新认为 “布尔根河属于阿尔泰精华之地，且为新土尔扈特牧地，万不可划归科布多。”[25]1914年3月，经过阿山方面一再交涉，外蒙古军队撤出布尔根河。此后，在1914～1915年的中俄蒙三方会谈中，杨增新再次致电外交部，重申了布尔根河属于阿勒泰的立场，[26]要求中方代表力争对布尔根河的管辖权。1917年，北京政府参谋部派员抵达布尔根河进行勘界，受到了新土尔扈特和新和硕特的欢迎。1919年阿山归新，其蒙古三部落（新土尔扈特、新和硕特以及阿尔泰乌梁海）划归新疆督军直辖。这样，布尔根河便由阿勒泰辖地成为新疆辖地。
1919年7月阿山归新后，杨增新呈请设立布尔根河设治局，管辖新土尔扈特、新和硕特两部，以处理蒙哈纠纷。[27]1920年11月，布尔根河设治局又改为县佐。[28]布尔根河设治成功以后，杨增新开始将目光投向阿尔泰乌梁海。阿尔泰乌梁海与新土尔扈特、新和硕特一样，亦为阿勒泰属部，1913年以后被为外蒙古吞并。但是，阿尔泰乌梁海一直通过各种渠道与新疆方面进行联系，希望摆脱外蒙古官府的控制，并要求新疆派兵保护。俄国内战爆发后，新疆沿边大受骚扰。乌梁海左翼部落离俄边很近，经常有俄国新党擅入边界，与乌梁海人发生冲突。[29]为此，1920年8月，杨增新拟派纳亲王率蒙古马队营一部，前往索果克卡伦驻兵，防堵俄人入境。[30]9月22日，杨增新又致电北京政府，主张设置耳里匮设治局，管辖当地的乌梁海左翼部落。[31]察罕郭勒地处新土尔扈特、新和硕特与阿尔泰乌梁海右翼之间，地处扼要，水草丰美，为当地蒙哈之夏牧场。1922年3月，杨增新提请在察罕郭勒设立县佐，以为“军事上互通声应之要着”以及“阿山垦荒安户计划”。[32]这样，除乌梁海右翼之外，当时阿尔泰蒙古三部落都处于新疆有效控制之下。
1922年春，苏蒙军队基本上肃清了外蒙古西部的白俄残匪，控制了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等地，并开始逼近阿尔泰乌梁海。为此，杨增新与科布多苏蒙当局进行交涉，以阿尔泰乌梁海为新疆属部，对其向乌梁海派差进行抗议。于是，双方达成协议，约定在双方界务解决以前，双方均不再在乌梁海地区设官派差。然而，外蒙古并不遵守协定，依然向乌梁海人派差。为此，杨增新再次行文科布多当局进行抗议，[33]并且要求“凡乌梁海王公、贝勒暨喇嘛、头人等，对于外蒙有所征求，不妨婉为谢绝，以免供应为难。”[34]但科布多方面仍然我行我素，置若罔闻。对此，新疆当局不得不采取措施。1923年，布尔根河县佐李忠赐针对苏蒙当局一再失信，违约向乌梁海派差，而当地部落头人不堪压迫，一再要求新疆派官保护的情况，提议在德伦河设置县佐，以保护当地的乌梁海人。杨增新很快批准了这个计划，并任命李忠赐为德伦河县佐。[35]德伦河县佐[36]的设立，标志着整个阿尔泰乌梁海已经完全处于新疆的有效管辖之下。因此，科布多当局极为恼怒，决定对于新疆诉诸武力。1924年4月，外蒙古兵数十人在苏联军官指挥下进犯德伦河与布尔根河，武力驱逐了德伦河县佐李忠赐，并掳去布尔根河县佐高桤年以及邮务生刘荣。外蒙古军队还驻扎在包墩庆、五云集以及布尔根河，强行设卡征税，阻断交通，导致当地蒙民大量逃亡，这就布尔根河事件。
布尔根河事件发生后，杨增新立即在乌兔布拉克、布伦托海以及元湖等地增兵驻守，以防止苏蒙军队进一步南下。杨增新力主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布尔根河事件，[37]因此，一方面请北京政府向苏方进行交涉，要求将县佐高桤年放回，并且撤退入侵的苏蒙军人，一方面直接行文科布多当局，表示乌梁海属于新疆，科布多不应派兵驻扎收税，应立即调回官兵。[38]
1925年6月，在北京政府与杨增新的一再交涉下，科布多当局放人惩凶，同时杨增新对于科布多方面将责任完全归咎于新疆大加驳斥。他表示：科阿分治，已有成案，根据《中俄蒙协约》，阿尔泰不在外蒙范围之内，阿尔泰归新，所属新土尔扈特、新和硕特、乌梁海自为新疆所属，至于布尔根河事发，为双方未能划清界线所致，至于划界一事，应俟双方政府协商，并派员会堪方为有效。[39]此后，虽然苏蒙当局一直非法占据布尔根河，但也没有继续南侵，而新疆方面也无力收复失地，事情便不了了之了。
1919年阿勒泰归并新疆，主要是基于当时阿勒泰“孤悬塞外”、内忧外患的形势。然而，阿勒泰归并新疆，只是实现了阿勒泰在行政隶属关系上的变化。阿勒泰的边防危机并没有解除，反而因周边局势的恶化而更加严峻。对于杨增新来说，归并后的阿勒泰如何经营，是一个更加复杂的课题。对此，杨增新充分估计了当时新疆的实际情况以及国内外局势，对阿勒泰的内政、外交的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对内，坚决收回主权，加强管理，促进阿勒泰的开发，对外，则以柔性和灵活的外交手腕，应变和处理历次危机。事实证明，杨增新的这种做法维护了阿勒泰的稳定，巩固了其作为新疆北部战略屏障的作用，并使得阿勒泰归新后所形成的新疆“三山夹两盆”的地理格局最终确定下来，是应该充分肯定的。
[1] 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三册），台北：兰溪出版社，1984年，第645、646页。
[2] 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三册），第659页。
[3] 杨增新：《补过斋文牍·丙集下》（以下简称《丙集下》），《电呈布尔津河应速设县治以免荒地被俄侵占文》，民国八年5月7日。
[4] 杨增新：《丙集下》，《电呈布尔津河布伦托海设立县治县佐祈速核示文》，民国八年7月31日。
[5] 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三册），第649、650页。
[6] 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三册），第659页。
[7] 杨增新：《补过斋文牍续编·呈文上》，《呈明阿山哈萨猖獗添募蒙兵驻扎布尔根河文》，民国八年4月19日。
[8] 阿勒泰地区志编委会编：《阿勒泰地区志》，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50页。
[9] 杨增新：《补过斋文牍·丙集上》（以下简称《丙集上》），《致周道尹论阿山宜注重垦荒开矿文》，民国八年9月24日。
[10] 杨增新：《补过斋文牍·甲集下》，《呈劾前任阿尔泰长官张庆桐罪状请予严惩文》，民国八年9月30日。
[11] 杨增新：《补过斋文牍续编·外交上》（以下简称《外交上》），《指令阿山周道尹占垦俄侨应令秋后回国文》，民国九年7月22日。
[12] 杨增新：《外交上》，《电布尔津马知事办理张营长雇佣俄民种地一案文》，民国十年11月4日。
[13] 杨增新：《补过斋文牍续编·令文下》（以下简称《令文下》），《训令阿山道县不准胡匪领地开垦文》，民国十一年10月25日。
[14] 谢彬：《新疆游记》，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49页。
[15] 杨增新：《补过斋文牍·辛集三》，《训令迪化道属招募金夫开采阿山金矿文》，民国八年12月10日。
[16] 杨增新：《令文下》，《指令宋营长建中呈拟带队赴阿采金章程文》，民国十一年4 月3日。
[17] 谢彬：《新疆游记》，第252、257、258页。
[18] 杨增新：《外交上》，《电交通部请将吉木乃邮权收回文》，民国八年11月12日。
[19] 《阿勒泰地区志》，第496、478页。
[20] 杨增新：《补过斋文牍续编·国防八》（以下简称《国防八》），《电呈安设元科电杆请由部筹款文》，民国九年11月3日。
[21] 杨增新：《补过斋文牍续编·呈文下》（以下简称《呈文下》），《咨呈院部请将阿山暨巴里坤电线拨款修复文》，民国十年11月20日。
[22] 杨增新：《补过斋文牍续编·国防五》（以下简称《国防五》），《电令鲁效祖代理道尹并饬退驻布尔津河文》，民国十年6月2日。
[23] 杨增新：《国防五》，《电鲁代道尹派员赴斋桑与俄新党接洽文》，民国十年7月5日。
[24] 《补过斋文牍续编·国防六》，《电呈谢授勋一位文》，民国十年10月12日。
[25] 杨增新：《补过斋文牍·戊集四》（以下简称《戊集四》），《训令张团长键与帕亲王论布尔根河划界文》，民国二年10月15日。
[26] 杨增新：《戊集四》，《电呈布尔根河在阿尔泰界内不能划归科布多文》，民国三年10月16日。
[27] 杨增新：《丙集上》，《呈阿山哈萨在布尔根河等处抢劫蒙民受害请于该处设立民治局文》，民国八年7月19日。
[28] 杨增新：《呈文下》，《电呈拟设布尔根河暨托克逊两处县佐文》，民国九年9月29日。
[29] 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三册），第1649页。
[30] 杨增新：《国防五》，《指令纳营长仍饬赵营副移驻索果克文》，民国九年8月1日。
[31] 杨增新：《国防五》，《呈请设立耳里匮设治局文》，民国九年9月22日。
[32] 杨增新：《国防八》，《电呈拟在阿属察罕果勒地方设立县佐文》，民国十一年3月7日。
[33] 杨增新：《国防八》，《照履驻科蒙官不得派乌梁海蒙民差事文》，民国十一年8月3日。
[34] 杨增新：《国防八》，《照履乌梁海贝子旗谢绝外蒙征求文》，民国十一年6月15日。
[35] 杨增新：《补过斋文牍三编·防蒙上》（以下简称《防蒙上》），《函致阿山张道尹对于科蒙应以和平交涉文》，民国十三年9月。
[36] 因为当时乌梁海左翼已经在耳里匮设治局的保护之下，所以，德伦河县佐应该主要设在乌梁海右翼地区。
[37] 杨增新：《防蒙上》，《函致阿山张道尹对于科蒙应以和平交涉文》，民国十三年9月。
[38] 杨增新：《防蒙上》，《咨科布多蒙官调回派驻乌梁海官兵文》，民国十三年7月。
[39] 杨增新：《补过斋文牍三编·防蒙下》，《电呈外蒙已将高县佐等送回并惩办乱首文》，民国十四年5月。
（作者单位：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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