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水林 | 贾帕尔桑河谷及其交通初探
陆水林
内容提要
贾帕尔桑河是罕萨河的一条支流，该河谷是罕萨通往亚辛、奇特拉尔和瓦罕的一条捷径，在交通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援引亲历者的记述，对贾帕尔桑河谷的环境及其在交通上的作用作了简要介绍，对高仙芝进军小勃律时使用的赤佛堂道作了初步探讨，对法显越葱岭及谷巍龙赴迷密的路线作了新的推测。
贾帕尔桑（Chapursan）河较少受到人们的关注，但在交通方面却有着特殊的重要性，舒姆伯克（R.C.F.Schomberg）甚至称其为“罕萨河谷最重要的支流”。[2]本文拟对贾帕尔桑河谷及其在交通上的作用作一初步探讨。
贾帕尔桑河
贾帕尔桑河是罕萨河的一条支流，上源除接受兴都库什山脉的冰雪融水外，还接受古兹雅兹（Kozyaz）、亚希古克（Yashkuk/Yishkuk）、古基杰拉甫（Kukkijerab）等冰川的融水，最后在胡达阿巴德（Khudaabad）汇入罕萨河。
贾帕尔桑河谷曾经是兴都库什山脉南麓一块兴旺的人类居住区，并是罕萨通往奇特拉尔（Chitral）、瓦罕（Wakhan）和巴达克山（Badakshan）的一条重要道路。
在贾帕尔桑河上源，往北有伊尔沙德（Irshad）山口，通往瓦罕；往西有奇林吉（Chilinji）山口，可通往伊希戈曼（Ishkoman）河之上源格罗姆巴尔（Karumbar）河谷，并进而通过格罗姆巴尔山口（海拔4343米），进入奇特拉尔县东北角的亚尔洪（Yarkhun）河上源。
贾帕尔桑河本身还有一条支流，叫罗普噶尔（Lupghar），在拉敏吉（Raminj）汇入贾帕尔桑河，罗普噶尔河上源有罗普噶尔山口。罗普噶尔河谷本身形成一条通道，除了在两头与贾帕尔桑河谷相通外，还有两条路与沿巴托拉（Batura）冰川的道路相通。
从罕萨去贾帕尔桑河谷，须先至米斯加尔（Misghar），上行至卡拉姆达尔奇（Kalamdarchi），再越格尔敏（Kerming）山口，便可到达。从中国新疆方向，翻越基里克山口或明铁盖山口，同样可以进入贾帕尔桑河谷。
贾帕尔桑河谷现有斯潘德林吉（Spandrinj）、格尔敏、苏玛亚尔（Sumayar）、莱希特（Reshit）、亚希古克等村庄，均在河流右岸。河谷上源有一处伊斯兰传教士的麻扎，称巴巴贡迪（Baba Ghundi），也称齐亚拉特（Ziarat，意为圣墓），是一处标志性地方。当地有种种关于这位圣人的传说，信徒甚多，吉尔吉特和瓦罕的信徒也会在秋收之后赶来朝拜，那时河流也比较容易徒涉。
舒姆伯克记贾帕尔桑河谷
舒姆伯克用了一章的篇幅记述贾帕尔桑河谷。[3]他从米斯加尔来到格尔敏山口，他写道：“山口周围的风景极美，山口下方就是绿色的贾帕尔桑河谷，种满了小麦和大麦，对面是连绵不断的黑色山峰，镶嵌着雪和冰川的白边。”
舒姆伯克沿贾帕尔桑河谷上行，这是一个比较宽阔的河谷。他写道：“这里宽阔而且景色优美。天气晴朗，万里无云。但是，不管天气如何，风总是在河谷里咆哮。河谷贫瘠的两侧有着各种颜色，赭石，红色，灰色，黑色，奶油色等等，在阳光的照射下，面前的景色非常迷人。”
贾帕尔桑河谷有一些与洪水有关的民间传说，表明该地曾多次发生过大洪水。舒姆伯克经过好几个荒废的村庄和废弃的农田。他写道，若干年前，这里有罕萨最好的田地和果园，后来毁于洪水。洪水所过之处，只剩下网球场大小的坚硬泥土外壳。沿山谷往上走，洪水破坏的痕迹更是随处可见。可以看到洪水冲下来的大石头，还有被毁的房屋的遗迹。
舒姆伯克见到了几个生机盎然的村庄，是洪水过后人们重新建设起来的。他称莱希特村是一个繁荣的村庄，已有60户人家，并且还在稳步增长，这主要归功于具有良好灌溉的平原。关于亚希古克村，舒姆伯克说，这片开阔的土地上有草，有路，有泉水，还有茂密的荆棘丛。河里有很多鱼，很容易捕捞。从前这里曾是一处繁荣的居民点，有上百户瓦罕人家和上百座吉尔吉斯人的帐篷，但后来毁于洪水，残留的灌溉渠至今可见。
舒姆伯克称，贾帕尔桑河谷上部环境宜人，是一个很宽阔的牧场，罕萨米尔（Mir，罕萨统治者的王号）的牲畜就在那里放牧。亚希古克和它上部的所有村庄都由米尔掌控，用来放养他的羊群和种植大麦。
舒姆伯克称，最后他来到一个小平原上，越过绿色摇曵的大麦田，平原的尽头是巴巴贡迪麻扎。麻扎前飘扬着旗帜，麻扎本身有木头的屋顶，罕萨的米尔又为麻扎建造了高6英尺的石头围墙。曾经用来装饰墙体的北山羊角，现在堆在外面，黑压压的令人毛骨悚然。罕萨的米尔对该麻扎非常信奉，经常会带着自己的王妃来参拜。
舒姆伯克进入伊尔沙德侧谷，侧谷的尽头是通往阿富汗的路。舒姆伯克写道：“伊尔沙德的通道被雪覆盖着，爬到顶部让我们汗流浃背，之前我们在松软的泥路上行走，现在我们来到更加松软的雪地里，这让我们步履维艰。而且，这里6000英尺的海拔高度也令我们气喘吁吁。”
舒姆伯克特别注意到山上的野葱，他写道：“伊尔沙德的山谷长满野葱，踩到后会有很浓烈的气味。我们遇到一队牵着驴前来采野葱的妇女。野葱叶子被收集起来，煮过后在阳光下晒干，储存起来留到冬季煮肉。在这个缺盐的地方，他们仍然能把羊肉做得非常鲜美。和我一起的人开玩笑说，‘如果你吃了这些野葱，之后一个月都忘不了它的味道。’即便是喜欢大蒜的人，也不会轻易地去吃这种味道很重的蔬菜。”
舒姆伯克也注意到河谷里红色的岩石，他写道：“在亚希古克上方有很多红色的砂岩，这些砂岩使得这些山看起来像是用火漆刷过一样。……在河谷的尽头有色彩绚烂的红色悬崖、红色斜坡和红色的河流。”
舒姆伯克提到位于贾帕尔桑河谷顶端的布阿塔尔（Buattar），并在那里的小农场住了数天。他指出，Buattar原是一种植物的名字，这种植物的根是一种很好的泻药，服用后有立竿见影的效果。
莫里斯记贾帕尔桑河谷
莫里斯（C.J.Morris）于1927年考察了罕萨，包括星峡尔（Shimshal）河谷和贾帕尔桑河谷，撰有《乾竺特探险记》。[4]
莫里斯注意到贾帕尔桑河谷较为广阔，水量较红其拉甫河和基里克河要大许多，特别是河谷的两旁都有道路，不像库杰拉甫河（Ghujerab，红其拉甫河的一条支流——引者）和星峡尔河那样，会因河水升高而同罕萨其他地方隔绝。
莫里斯也注意到贾帕尔桑河谷的富足，称那里收获的丰稔在整个乾竺特无与伦比，而且还有许多地方未经耒耜。
莫里斯看到了洪水的痕迹：距亚希古克数英里以下的整个峡谷中满目都是土堆，高15～20余英尺不等，中间堆积了岩石和石块，表面上则平铺了一层浅灰色的泥土。这种结构一直延伸到数英里外的莱希特。莫里斯对亚希古克及其上面的古基杰拉甫冰川作了考察，他指出，亚希古克是两条河流汇流处的大草地高原，是乾竺特最好的牧场，也是米尔的私人牧场。在汇流处上面3英里处，亚希古克分为两支，东支峡谷即古基杰拉甫，包含着从22 751英尺高的山脉逶迤下来的一条大冰川，这里显然存在过一个大冰湖。莫里斯认为，亚希古克高地原先要长得多，一直绵亘到古基杰拉甫的入口，构成冰湖的外层堤坝。后来，堤坝溃决，导致了贾帕尔桑河谷的洪灾。
莫里斯称，距巴巴贡迪数英里以上是贾帕尔桑河真正的源头——贝斯克伊易其冰川（疑即古兹雅兹冰川——引者），冰川长9英里，似乎还在生长中，满坑满谷，触目都是一大堆的冰雪。莫里斯指出，寻常去阿富汗的旅行者都取道伊尔沙德峡谷；而通往奇林吉山口的布阿塔尔是一块可爱的小地方，浅草平铺，鲜艳夺目。
斯坦因记贾帕尔桑山谷
1913年八九月间，斯坦因从亚尔洪河源头来到达尔科特（Darkot）山口，翻越格罗姆巴尔山口、奇林吉山口来到贾帕尔桑河谷，然后经斯潘德林吉、格尔敏山口、穆尔库什（Murkushi）、明铁盖山口，进入新疆。他对这一段路程有详细的描述。
斯坦因提到贾帕尔桑山谷的特点时称，“其北面和南面的山脉很高，山峰高达22 000多英尺，……山谷底部比罕萨其他部分更开阔平坦。尽管两者之间的路程为25英里，但斯潘德林吉仅比巴巴贡迪低1600英尺左右，这一点足以说明其坡度的平缓。尽管南面的冰川曾把大石堆推进山谷，但查帕尔散山谷仍保留有比罕萨其他所有地方加起来都要大的一块既平坦而又易灌溉的土地，因此在此提及我们经过的在巴巴贡迪和斯潘德林吉之间被废弃的广阔耕地，具有特别的地理学意义。现有的天气条件以及缺乏灌溉用水，看来都不足以解释它被放弃的原因。……这一山谷也许曾供养过若干个人口较多的村庄。瓦罕定居者在此重新居住是最近的事。” 斯坦因提到了贾帕尔桑山口上部伯阿塔（Buattar）的高山牧场、雅尔兹雅尔兹（Yarz Yarz）的冲积扇上废弃的田地和棚屋、巴巴贡迪附近的燕麦地，以及巴巴贡迪村下面的废耕地。他还提到，伊什库克（Yishkuk）冰川河口的整个冲积扇曾被开垦过，卡姆皮尔迪沃尔（Kampir-i-dior）是一处以前开垦过的广阔地区，锡本吉（Sipenj）拥有大量可耕地，斯潘德林吉也有大量被废弃的耕地遗址，其中包括一条老水渠。[5]
伊尔沙德山口和奇林吉山口
关于伊尔沙德山口和奇林吉山口，斯坦因称，“伊尔沙德山口的重要性如同通往查帕尔散山谷上部的奇林吉山口。这两个山口，海拔高度分别为15000英尺和16000英尺，冰川清纯，在夏季和早秋负载牲畜可以通过，当然人步行通过的时间就更长了。”[6]
斯坦因详细描述了从格罗姆巴尔河谷翻越奇林吉山口的经过，他写道：“攀登其林吉山口，山路非常难走。整个8月都是下雪天气，使得冰川东北的雪坡非常陡峭，爬行极为困难。在攀登最后2000多英尺狭窄的峡谷时，我们随时面临着山崩的危险。……我们艰难地爬行了8个小时，大部分时间是在深厚的积雪中行走。全队共40人终于安全地抵达山口，气压测试表明海拔高度为17520英尺。山口展示出注入查帕尔散河谷上部的大冰川，冰雪覆盖的山脉组成了北向喷赤河源头和塔克敦巴什帕米尔的分水岭，其景致宏伟广阔。”斯坦因说，奇林吉山口的东面较易攀登，因为冰川上方巨大的冰原斜坡较为缓和。斯坦因一行在软雪上行走3英里后抵达冰川，然后沿北侧的石堆线行走，5小时后在海拔15000多英尺的一块干地上扎营。次日，他们在陡峭的山坡上攀登4英里，翻过了冰川的前部，最后进入贾帕尔桑河谷。[7]
柯宗记述伊尔沙德山口时写道，“伊尔沙德山口是罕萨与瓦罕之间的最直接的通道，而且在过去是人马通行的。但在几年以前，由于有一处冰川改道，从此牲口就不好走了。伊尔沙德山口实际上是两个山口，穿过同一分水岭，彼此相距很近，一个叫Kirghiz-Uwin（16060英尺），另一个叫做Kik-i-Uwin（16180英尺）。……奇林吉山口（17000英尺）或称塔什库普里克（Tash Kuprik，意思是石桥）处在稍南一点，是一个非常难于攀登的冰川山口，牲口几乎无法通行。从瓦罕来，只有先翻过了霍拉博尔特（Khara-bort）山口，才能到达这里。所以到达罕萨上游的河谷，必须先翻越两个分水岭。穿过这个山口，这条小路就与伊尔沙德通道相接了。”[8]
1996年9月，已经72岁的米尔扎达·穆罕默德·沙·汗（Mirzada Muhammad Shah Khan）——他是英国人入侵罕萨后当了罕萨王的穆罕默德·纳齐姆·汗（Muhammad Nazim Khan）的儿子——从贾帕尔桑河谷经伊尔沙德山口到瓦罕作了短暂访问。他说，从位于山麓的伊尔沙德村到山口上面，约有8公里的陡峭的上坡，山口另一侧的下坡同样陡峭。在卢普苏克（Lupsuk），通往贾帕尔桑的路和通往伊希戈曼的路在此会合。而在距山口两程的地方，有两条路互相会合，向右的道路通向阿富汗帕米尔，向左的路直接通往瓦罕和巴达克山。[9]
对于罕萨来说，贾帕尔桑河谷不仅有良好的牧场和耕地，在对外交通方面也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性。特别是当罕萨同纳格尔（Nagar）或吉尔吉特的关系交恶而无法去吉尔吉特时，这是它通往亚辛、奇特拉尔和巴达克山等地的唯一通道。从距离上来说，这是一条捷径。骆里莫（DD.L.R.Lorimer）曾经指出：“从罕萨之西和沃西格姆（Wershigum，指亚辛——引者）之东，直端仅20或30英里，但旅行者从切尔特（Chalt）经由吉尔吉特和古比斯（Gupis）到亚辛则要花6天时间，行程115英里有余。像这样的国土要作横向旅行是不可能的，只有循阻力最小的自然线路才是实际可以通行的路线，即使这样也并不轻松愉快。”[10]
通过贾帕尔桑河谷，罕萨和亚辛、奇特拉尔、巴达克山等地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当地人在这条路线上来来往往，是很平常的事。罕萨王穆罕默德·纳齐姆·汗的《自传》和米尔扎达·穆罕默德·沙·汗的回忆录《吉尔吉特侦察队》提到了许多例子。首先是王族之间的互相通婚，如纳齐姆·汗的一个姑母就嫁给了巴达克山的一个首领。婚姻关系对互相往来的推动是不言而喻的，迎亲队从伊尔沙德山口来来往往，亲戚们带着良马和礼物互相探望。纳齐姆·汗幼年时的一个仆人是巴达克山人，经常往来于罕萨和巴达克山之间，纳齐姆·汗向他学习了波斯语，10岁时就能流利地讲波斯语了，他的《自传》也是用波斯文写的。罕萨王迦曾·汗一世（Ghazan Khan I）要铸造一门大炮，不仅工匠来自巴达克山，连做模子的土也是从巴达克山运来的。罕萨人把战争或抢掠中抓来的俘虏卖作奴隶，有时就卖到巴达克山。罕萨王公不惜重金，经常从巴达克山引进良马。巴达克山王室有人死于克什米尔，其尸体还经罕萨运回巴达克山。奇特拉尔政局发生动荡，消息很快经奇林吉山口传到罕萨，等等。[11]另外，在沙俄和英国争夺中亚时，俄国的密使也利用巴达克山—瓦罕—罕萨的这条道路。艾哈默德·阿里·汗（Ahmad Ali Khan）在1889年写道，罕萨王萨夫达尔·阿里·汗（Safdar Ali Khan）认为自己受中国统治，也与俄国保持联系。一个名叫赛义德·哈桑（Saiad Hasan）的人，伪装成一名商人，带着4匹马、大量马鞍和马饰，经瓦罕过来给萨夫达尔·阿里·汗送一封重要的信件。[12]
罕萨王纳齐姆·汗在《自传》中提到的另一个例子，可以比较详细地说明这条路线。1880年，亚辛总督帕赫尔旺（Pehlwan）为儿子向罕萨王求亲，双方正在商谈时，帕赫尔旺入侵吉尔吉特，并向罕萨求助，罕萨王迦曾·汗命大臣胡马雍·贝格（Humayan Beg）率领一支军队助战。结果战败，奇特拉尔统治者还从背后袭击，占领了亚辛，帕赫尔旺逃往达丽罗（Darel）避难，胡马雍·贝格经奇林吉山口撤回罕萨。
不久，帕赫尔旺被其亲戚所杀，罕萨王也放弃了同这一家族结亲的念头，而转向奇特拉尔王室。最后，决定由纳齐姆·汗的兄长萨利姆·汗（Salim Khan）迎娶奇特拉尔统治者舒贾厄·乌尔·穆尔克（Shuja ul Mulk）之妹。为此，纳齐姆·汗和胡马雍·贝格被派往奇特拉尔办理求亲之事。他们越奇林吉山口，下到伊希戈曼的伊米特（Imit），经达尔科特到迦曾（Ghazan），在那里受到马斯土季（Mastuj）总督派出的大臣瓦汉·卡齐·萨尔瓦尔（Wakhan Quazi Sarwar）的欢迎，随后从迦曾前往马斯土季。
Ghazan，也拼作Ghazin，据曼祖姆·阿里（Manzoom Ali）编绘的《巴基斯坦北部地区图2》，有名称同为Gazin的冰川、河流和村庄，Gazin村位于Gazin河与亚尔洪河汇合处附近，从亚辛至该地须经图依（Thui）山口。这条路不需要经过亚尔洪河的上源，更不用经过瓦罕。另外，通过这条路线至达尔科特，再沿亚辛河而下，越吉尔吉特河，往南便可以到达丹吉尔、达丽罗等河谷，直接沟通同印度河河谷的交通。
纳齐姆·汗等人在奇特拉尔办完事后返回马斯土季，再经托普哈纳（Top Khana，意为炮台，在米斯加尔以上也有一处同名之地——引者）到达亚尔洪。时值夏季，大小溪流洪水暴涨，他们不得不骑马渡河，有的地方还要泅水渡河。最后，他们经巴罗吉尔（Baroghil）温泉到肖瓦尔舒（Shuwarsho）。那里的湖是吉尔吉特和奇特拉尔的水源，也是达尔科特冰川的源头。他们从肖瓦尔舒过希温（Shiwng）和霍拉博尔特（Khoraburth）山口至洛普久普（Lup Jup），再过伊尔沙德山口，就到了伊尔沙德村（Khas Irshad），4天后回到阿尔迪特。[13]后来，萨利姆·汗也取此道前往奇特拉尔迎亲。但迎亲队走后，萨夫达尔·阿里杀死了父亲迦曾·汗，夺取了王位，当迎亲队走到莱希特时，便被萨夫达尔·阿里派出的人以谎言追回。萨利姆·汗被送至星峡尔拘押，后被杀死。[14]
纳齐姆·汗从肖瓦尔舒返回罕萨的路线很值得我们注意。Shuwarsho，斯坦因《亚洲腹地考古图记》及有关地图均作Showar Shur，汉译肖瓦尔舒尔，是亚尔洪河最上游的一个牧场。亚尔洪河上源也确有两个很大的湖。Khoraburth，或拼作Khora Bohrth，[15]在地图上也作Khora Bhurt，是格罗姆巴尔河谷上源和瓦罕间的一个山口。《亚洲腹地考古图记》的汉译本作霍拉伯赫尔特。Shiwng未能查得，但Lup Jup应即斯坦因提到的Lupsuk，就在瓦罕境内。斯坦因也提到这条路线，“如果翻越此山口（指Khora Bohrth山口——引者）而进入北面的布扎伊拱拜孜（Bozai-gumbaz）以下注入喷赤河的鲁帕苏克（Lupsuk）河谷的话，我们就可以翻越伊尔沙德山口抵达罕萨领地，也就可以免登一段非常难走的山区道路，还可节省一天的行军时间。”[16]显然，纳齐姆·汗等人经Khora Bhurt山口进入瓦罕，再经伊尔沙德山口返回罕萨的这一条路线，是一条古老而易行的路线，可以避开难走的奇林吉山口。这条路线，是亚辛、伊希戈曼通贾帕尔桑的一条重要路线，对于亚辛、伊希戈曼居民来说，可以称作“贾帕尔桑道”。
经伊尔沙德山口到瓦罕的路线，民间一直在使用，而且是不受国界限制的。
舒姆伯克称，贾帕尔桑河谷从前不属于罕萨，那里居住着吉尔吉斯和瓦罕的游牧民族，但当舒姆伯克访问那里时，当地居民主要是瓦罕人和一些罕萨移民，吉尔吉斯人已经不在了。这里的瓦罕人实际上也是从阿富汗的瓦罕迁移过来的。实际上在边境两侧地区经常有人员的流动，而且，这里的人们也相互通婚。[17]
米尔扎达·穆罕默德·沙·汗称，俄国人1979年入侵阿富汗后，瓦罕的吉尔吉斯游牧民纷纷逃往巴基斯坦，一部分经霍拉博尔特山口进入伊希戈曼，约100人经伊尔沙德山口到了罕萨。俄国人从阿富汗撤走后，贾帕尔桑人也依照古老的习惯，带着牦牛等牲畜到伊尔沙德山口的另一侧放牧。瓦罕的吉尔吉斯人常常到贾帕尔桑来购买面粉等日用品。沙·汗在经伊尔沙德山口去瓦罕的路上，就遇到了好几个吉尔吉斯商队。[18]笔者以为，喀喇昆仑公路不仅给罕萨人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变化，沙·汗早晨乘吉普车从吉尔吉特出发，下午3时就到了巴巴贡迪。公路运输给贾帕尔桑河谷送来了各种生活必需品，瓦罕的吉尔吉斯人也因此受惠。
一个叫葛瑞格·摩顿森（Greg Mortenson）的美国人，因为在巴尔蒂斯坦的希格尔河谷为贫困村庄建学校而声名远播。2000年当他来到贾帕尔桑河谷访问时，就有十几名在瓦罕走廊游牧的吉尔吉斯男子，骑了6天的马，经伊尔沙德山口过来，请他帮助去建学校。[19]
公元747年高仙芝率军伐小勃律是一个重大事件，高仙芝进军时和回军吋，都曾走赤佛堂路，赤佛堂的地望，成为学者们关注的一个问题。
笔者以为，赤佛堂是Chapursan的音译，“赤佛堂路”，指的就是“通往贾帕尔桑之路”。高仙芝进军时所取之“赤佛堂路”，不是贾帕尔桑河谷本身，而是帕米尔地区通往贾帕尔桑河谷的道路；高仙芝回军时所取之“赤佛堂道”，是从亚辛河谷经伊希戈曼河谷通往贾帕尔桑河谷的道路。高仙芝并未去贾帕尔桑河谷，但利用了从不同方向通往贾帕尔桑河谷的道路。
为讨论方便，笔者必须先对高仙芝的进军路线及相关地点作一回顾。
高仙芝的进军路线
《旧唐书·高仙芝传》详细记述了高仙芝的进军路线及攻克连云堡的战事：
玄宗特敕仙芝以马步万人为行营节度使往讨之。时步军皆有私马。自安西（龟兹，即库车——引者，下同）行十五日至拨换城（今阿克苏）。又十余日，至握瑟德（今巴楚附近）。又十余日，至疏勒（今喀什噶尔）。又二十余日，至葱岭守捉（今塔什库尔干）。又行二十余日，至播密川（今帕米尔）。又二十余日，至特勒满川，即五识匿国也。仙芝仍分为三军，使疏勒守捉使赵崇玭统三千骑趣吐蕃连云堡，自北谷入，使拨换守捉贾崇瓘自赤佛堂路入。仙芝与中使边令诚自护密国入。约七月十三日辰时，会于吐蕃连云堡。堡中有兵千人。又城南十五里，因山为栅，有兵八九千人。城下有婆勒川，水涨，不可渡。仙芝以三牲祭河，命诸将选兵马，人赍三日乾粮，早集河次。水既难渡，将士皆以为狂。既至，人不湿旗，马不湿韉，已济而成列矣。……遂登山挑击，从辰至巳，大破之。至夜，奔逐，杀五千人，生擒千人，余并走散。得马千余匹，军资器械，不可胜数。[20]
高仙芝从葱岭守捉进军，走的是经小帕米尔到大帕米尔的路线，进入了帕米尔河河谷。这是一条最好走的路线，阿·恩·泽林斯基在《帕米尔古道》中指出：“从塔什库尔干至瓦罕有三条道路，沿帕米尔河，沿瓦罕河和沿瓦哈吉尔（Wakhjir）河，都经过同一个山口。最便利的一条路线，是沿帕米尔河，经过卓尔库里（Zorkul）湖。”[21]卓尔库里湖，又称锡里科尔（Sirikol）湖，西人又称其为维多利亚湖。上引传文所说特勒满川，就是帕米尔河河谷。夏季的帕米尔河河谷，其自然条件适宜于大军屯驻，高仙芝选择这里作为进军和战后休整的基地，是最恰当的。对于高仙芝的这条进军路线，学者们已多有论述，[22]限于篇幅，本文不再赘引。
连云堡与萨尔哈德
连云堡是吐蕃的主要据点和唐军攻击的主要目标，萨尔哈德是唐军发动攻击前的集结地。上引传文中“城下有婆勒川”，据《新唐书·小勃律传》，“北五百里当护密之娑勒城”，[23]婆勒应为娑勒，为Sarhad之音译，婆勒川即瓦罕河，城即娑勒城，应在今萨尔哈德村附近。斯坦因1906年5月来到萨尔哈德村时，这里有130来户人家。斯坦因称，萨尔哈德位于喷赤河右岸梯形冲积扇上，是阿姆河—塔里木盆地间最短路线上的重要补给点，也是阿姆河流域地势最高的一个村落，历史悠久。从巴克特里亚来的运送远东和印度物品的商旅队在这里进行最后补给，以穿越蛮荒的帕米尔高原。[24]瓦罕河是阿姆河的上源或支流。在不同的作者笔下，它也被称作喷赤河、阿姆河或奥瑟斯（Oxus）河。《册府元龟》卷三九六述李嗣业随高仙芝征勃律条称“仙芝夜引军渡信图河”，[25]“信图” 显然源于布鲁沙斯基语Sinda一词，本义为河，多用于称印度河，此处婆勒川被称作“信图河”，当是土人以Sinda称之之故。
吐蕃兴建连云堡，并在瓦罕河南15里处因山为栅，以上万人的重兵把守，守的就是通往巴罗吉尔（Baroghil）山口的道路。据斯坦因考察，这条路就是庇特喀尔（Pitkhar）峡谷，它连接着从巴罗吉尔那面通过来的路。斯坦因称，“这峡谷的天然屏障看起来正好为吐蕃人提供了有利的位置，使他们得以闩住通往巴罗吉尔的通道，并以此守卫住他们与印度河河谷方面仅有的交通线。”[26]连云堡遗址，斯坦因实地考察后认为可能就是庇特喀尔峡谷对面之坎斯尔（Kansir）古堡。[27]
为了抵挡唐朝军队，当时的吐蕃指挥官显然是将驻亚辛河谷的精壮兵力全部调到了连云堡前线。吐蕃于连云堡大败，主力损失殆尽，因此，高仙芝进入亚辛河谷后，便没有遇到什么抵抗。
高仙芝在特勒满川将全军分为三路，突袭连云堡。之所以要兵分三路，不是因为粮草问题，也不是为了从侧后方对敌人实行战略包抄，而是为了加快行军速度，于夜里赶到瓦罕河北岸的萨尔哈德集结，以便在凌晨水浅时渡过瓦罕河，再组织攻击。笔者以为，因为约好在七月十三日辰时会于连云堡，因此，这三条路线相距不会太远。在丛山中行军，如果各条路线相距过远，是很难在约定时间会合的。一旦分兵而不能及时集结，吐蕃军队又主动出击的话，战事将非常危险。在帕米尔河河谷分兵，可以使三支部队保持较近的距离。
护密道
高仙芝亲自率领一支队伍自护密国进，中使边令诚也与这支队伍同行。所取路线，最大的可能性是沿帕米尔河而下，至帕米尔河与瓦罕河汇合处，再溯瓦罕河而上。这是三条路线中最好走的一条，被称为“中道”，其实，称为“西道”可能更符合实际。
北谷道
分割大帕米尔和瓦罕帕米尔之间的山地很难通行，但仍有一些山口可通。斯坦因认为，北谷道“可能是从大帕米尔一侧下行，……它可能利用了穿越维多利亚湖东南之尼古拉（Nicholas）山的几条山口中的一个，或者可能利用了从萨尔哈德东面分出来的峡谷中的一些小径。”[28]他还从两名吉尔吉斯人那里找到了线索，“他们说有一条古道可以横越大帕米尔湖南边的高山，一直抵达萨尔哈德，至今瓦罕的塔吉克牧人还常走这条路。我用望远镜能够十分清楚地看到这条路所经过被称为肖尔吉尔加（Shor Jilja）山谷的一端。”[29]在《亚洲腹地考古图记》中，斯坦因更详细地介绍了这一发现，他写道：“小道从瓦罕方面穿过分水岭，来到肖尔吉勒伽（Shor-jilga）谷地那布满冰川的头部（从维多利亚湖可以清晰地望到那个谷地的头部）。……下了这个谷地后，你既可以到达帕米尔河的开阔河谷，也可以走过平缓的准平原，来到维多利亚湖的西南湖滨。从大帕米尔这一侧要想到那个山口去，应该走肖尔吉勒伽的西南分支。……在山口北侧，必须越过冰川。过了分水岭后，路就下到了科姆依奈克山上，然后路分成了两条。一条路进入南部的肖尔吉勒伽，……然后顺着喷赤河吉勒伽向上游走，到达兰干（Langar）。另一条路据说在比较和缓的坡上依次穿过了伯孜戴克提尔（Boz-dektir）和陶库孜巴什（Tokuz-bash）这两个有牧场的谷地的头部，这样就来到了萨尔哈德河（喷赤河）。”[30]
柯宗引用了戈登的说法：“在维多利亚湖上面的一个河谷通向横贯南面山脉的沃尓姆（Wurm）山口，从那里到达小帕米尔、兰加尔和萨尔哈德，各需要一天和两天。”[31]这是一个重要的山口，在巴基斯坦出版的一幅罕萨地图上，该山口标作Kotale Waram，穿越该山口的一条道路，确实沟通了大帕米尔河和瓦罕河之间的交通。
柯宗还补充说：“在兰加尔（Langar）下面12—15英里之间，从北面又有一条小河经过一个很深的峡谷，流入奥瑟斯河（即瓦罕河——引者）。我队里的吉尔吉斯人声称，在这条峡谷的旁边就有一条通到维多利亚湖和大帕米尔的小路。”[32]
笔者以为，北谷道应该就是这些山谷中的一条。此道实际上应该是“中道”， 高仙芝派出他的精锐——三千骑兵，走这条路线。
赤佛堂路
拨换守捉贾崇瓘所走的赤佛堂路，应该是从特勒满川通往伊尔沙德山口的一条路线，在这条路线上走一段后，再转向萨尔哈德。这也是高仙芝进军的“东道”。黄盛璋先生认为赤佛堂路必为东道，可谓一语中的。[33]
斯坦因力图弄清赤佛堂的地望，他发现了一处叫Dasht-i-Mirza Murad的地方，[34]这是一处鞍状山脉，多石，海拔较低，部分是沼泽地段。[35]斯坦因指出“所有希望从东面进抵萨尔哈德者，都要经过这处叫达什特等名的地方。”[36]斯坦因还在该处东端的地方，发现一小片被称作“喀尔万巴拉什”（Karwan Balashi）的古代建筑遗址，与托勒（Thol）的小佛塔非常相似。[37]斯坦因在另一篇文章里再次强调，“任何人从东面来到萨尔哈德，不论从罕萨或萨里科尔或小帕米尔，都必须经过Karwan Balashi。这就使我相信，前已提及的高仙芝的东面一个纵队向萨尔哈德进军路上的‘赤佛堂’应在这附近。”[38]
柯宗也提到Dasht-i-Mirza Murad，称这里是一处“广阔长草的平坦山岗，……它是通向瓦兰（Waram）河谷的”[39]。柯宗指出，“在奥瑟斯河左岸的瓦兰河谷内，在Dasht-i-Mirza Murad的对面的一个叫拜卡拉（Bai Kara）的地点，有一条小路，向南通往罕萨的伊尔沙德山口和奇林吉山口。”[40]参照巴基斯坦出版的罕萨图和吴泽霖译《穿越帕米尔高原》第242页所附“公元747年中国远征军所走的路线”图，此Waram河谷应在奥瑟斯河右岸，它并不是从Waram山口下来的那条道路的出口，但上源可与其相通。
笔者以为，斯坦因和柯宗指出的这个地方，离著名的Bozai Gumbaz（也作Bozi Gumbad）不远，Bozai Gumbaz虽然是一个很晚出现的地名，但该地是“通往中国、费尔干纳、布哈拉和印度的道路枢纽”，“帕米尔的所有道路都在此会合。”[41]这一带很早就是一个交通节点，从这里可以通往伊尔沙德山口，也可以通往萨尔哈德，古人曾在此建造佛堂，但这个节点并不叫“赤佛堂”，同佛塔也没有关系。“赤佛堂”在《旧唐书·高仙芝传》中被用来称呼交通路线，包括两条甚至两条以上从不同方向通往贾帕尔桑河谷的路线。从“公元747年中国远征军所走的路线”图来看，瓦兰河谷更可能是高仙芝进军的赤佛堂路。
高仙芝平定小勃律
高仙芝攻下连云堡、大破吐蕃守军后，便迅速向小勃律进军。对此，《旧唐书·高仙芝传》有生动的描述：
仙芝遂进。三日，至坦驹岭，直下峭峻四十余里。仙芝料之曰：“阿弩越胡若速迎，即是好心。”又恐兵士不下，乃先令二十余骑诈作阿弩越城胡服上岭来迎。既至坦驹岭，兵士果不肯下。云：“大使将我欲何处去？”言未毕，其先使二十人来迎，云：“阿弩越城胡并好心奉迎，娑夷河藤桥已斫讫。”仙芝阳喜以号令，兵士尽下。……下岭三日，越胡果来迎。明日，至阿弩越城。当日令将军席元庆、贺娄余润先修桥路。仙芝明日进军，又令元庆以一千骑先谓小勃律王曰：“不取汝城，亦不斫汝桥。但借汝路过，向大勃律去。”城中有首领五六人，皆赤心为吐蕃，仙芝先约元庆云：“军到，首领百姓必走入山谷。招呼取以敕命赐采物等。首领至，齐缚之以待我。”元庆既至，一如仙芝之所教，缚诸首领。王及公主走入石窟，取不可得。仙芝至，斩其为吐蕃者五六人。急令元庆斫藤桥，去勃律犹六十里。及暮，才斫了，吐蕃兵马大至，已无及矣。藤桥阔一箭道，修之一年方成。勃律先为吐蕃所诈借路，遂成此桥。至是，仙芝徐自招谕勃律及公主出降，并平其国。[42]
高仙芝攻克连云堡后，便越巴罗吉尔山口向坦驹岭即达尔科特山口前进，达尔科特山口北边有两条冰川，是天然的通道。正因为通道不止一条，高仙芝才能作出“先令二十余骑诈作阿弩越城胡服上岭来迎”的安排。大军到了达尔科特山口顶部，面临 “直下峭峻四十余里”的山口南坡，不免心生恐惧，这时，高仙芝的计谋发挥了作用，鼓舞了士气。
翻越达尔科特山口后，便进入了亚辛河谷。再行军三日后到达的阿弩越，地望相当于今亚辛村。斯坦因指出：“所谓的‘阿弩越’应该是‘阿尔尼亚’（Arniya）或‘阿尔尼阿赫’（Arniah）一名的另一种形式，吉尔吉特河谷的达尔德人都用这个名称来称呼亚辛。”[43]至于娑夷河，显然就是吉尔吉特河，“阔一箭道，修之一年方成”的藤桥就建于吉尔吉特河上。斯坦因认为“该桥的位置肯定是在今古比斯村的附近”。[44]斯坦因去亚辛时在古比斯所见悬桥跨度近180英尺，架于河岸的一处狭窄部位。[45]吐蕃所建藤桥也可能位于此类狭窄之处。2001年笔者访问亚辛时，河上已有新疆道路桥梁工程总公司新建的钢索吊桥，长128米，宽4.5米。
在这次战争中，唐军大胜，小勃律王苏失利之及王后被俘，“于是拂菻、大食诸胡七十二国皆震恐，咸归附。”[46]这种说法不无夸张之处，但影响肯定是巨大的。
需要指出的是，唐朝在小勃律的军事行动只限于亚辛河谷，唐军并未越过吉尔吉特河。吐蕃“修之一年方成”的藤桥被唐军破坏，唐军自己也无法过河。且河对岸“吐蕃兵马大至”，唐军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渡河。史书中没有唐军渡河并与吐蕃军队继续作战的记载。因此，唐军更不可能到达吉尔吉特和罕萨。
正因为唐朝只控制了吉尔吉特河以北的亚辛河谷，吉尔吉特河以南的地区，从亚辛通往达丽罗（进而通往克什米尔）的道路，以及吉尔吉特通往奇特拉尔的通道，仍处在吐蕃控制之下，这使吐蕃得以拉拢朅师，谋断唐朝在小勃律驻军的粮草供应。由此导致高仙芝于天宝九年（750年）二月再次出兵，大破朅师，虏其王勃特没及吐蕃酋长等人，另立其兄素伽为朅师王。[47]此后，唐朝对小勃律的控制才算稳固下来。自然，这是后话。
高仙芝经赤佛堂路班师
高仙芝于天宝六年七月十三日于连云堡大破吐蕃守军，继而在亚辛俘获小勃律王及吐蕃公主，至八月便取赤佛堂路班师了，在亚辛河谷逗留的时间并不长。
《旧唐书·高仙芝传》称：
天宝六载八月，仙芝虏勃律王及公主，趣赤佛堂路班师。九月，复至婆勒川连云堡与边令诚等相见。其月末，还播密川，令刘单草告捷书，遣中使判官王廷芳告捷。
关于班师时走的赤佛堂路，斯坦因分析了两种可能性：一是走伊希戈曼峡谷，从那里通过霍拉博尔特山口，再下行经卢普苏克（Lupsuk）河谷，就到了喷赤河。这一条路同喷赤河的交叉点位于“喀尔万巴拉什”附近，离小帕米尔山口约半天行程，离萨尔哈德需两天半行程。另一种可能性是从吉尔吉特经由罕萨河谷，再经基里克山口和瓦赫吉尔山口，或经由贾帕尔桑河谷，再经伊尔沙德山口至卢普苏克河谷，走下河谷即可到达“喀尔万巴拉什”。[48]
根据上面的分析，高仙芝的军队并未越过吉尔吉特河，更未到吉尔吉特和罕萨，因此，绕吉尔吉特和罕萨河谷这样一个大圈子，再回到连云堡的可能性根本不存在。
高仙芝班师时，先从亚辛河谷进入伊希戈曼河谷，所取路线，很可能就是从达尔科特村至伊希戈曼河谷间的一条捷径，可直接通到伊米特（Imit）。1933年7月，舒姆伯克曾走过此道。据舒姆伯克回忆，他从达尔科特村沿一窄谷至尼亚巴尔（Nia Bar，今图为Nyu Bar——引者），那里牧草极多，割下后可贮存到冬天作牲畜饲料。过尼亚巴尔之后，舒姆伯克经阿塔尔（Atar，或Atro Sar）山口前行，由此可到达伊希戈曼河上源格罗姆巴尔河谷。
高仙芝沿格罗姆巴尔河上溯，再翻越霍拉博尔特山口，便可直接回到瓦罕河谷，到连云堡与边令诚等相见。从格罗姆巴尔河河谷出发，既可以经奇林吉山口进入贾帕尔桑河谷，也可以出霍拉博尔特山口，绕一个弯，再从伊尔沙德山口入贾帕尔桑河谷。无论怎么走，格罗姆巴尔河谷的这条路，都可以被称为贾帕尔桑道或“赤佛堂路”。
高仙芝平定小勃律后，必须赶紧返回连云堡，因为那里不仅有三千余病弱军士，还有“中使”边令诚，那是皇帝的代表。高仙芝对这位“中使”是十分关照的，连云堡大胜后，“玄宗令术士韩履冰往视日，俱不欲行。边令诚亦惧，仙芝留边令诚等以羸病尫弱三千余人守其城。” 高仙芝与边令诚等会合后，仍回到播密川。高仙芝在播密川“令刘单草告捷书，遣中使判官王廷芳告捷”。由于告捷书没有经过顶头上司夫蒙灵詧，高仙芝遭到夫蒙灵詧痛骂，幸亏边令诚在皇帝面前美言，“边令诚奏仙芝深入万里，立奇功，今旦夕忧死”，于是，“上以仙芝为安西四镇节度使，征灵詧入朝。”[49]
“赤佛堂路”不见于他书，因为这是一条土著人的道路，是亚辛、瓦罕、巴达克山、识匿等地居民往来贾帕尔桑时使用的语言，高仙芝军中当有不少识匿的向导，这一说法当来自于他们，辗转翻译，就记成了“赤佛堂”。
总之，经由贾帕尔桑河谷的这条通道在交通上的意义，无疑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法显于弘始元年（399）西行求法，于公元401年夏至后到达竭叉国。然后度葱岭，到北天竺，入陀历国。关于这段路程，《法显传》是这样写的：
从此西行向北天竺。在道一月，得度葱岭。葱岭冬夏有雪，又有毒龙，若失其意，则吐毒风，雨雪，飞沙砾石。遇此难者，万无一全。彼土人人即名为雪山人也。
度岭已，到北天竺，始入其境，有一小国名陀历。亦有众僧，皆小乘学。
……于此顺岭西南行十五日，其道艰阻，崖岸险绝，其山唯石，壁立千仞，临之目眩，欲进则投足无所。下有水，名新头河。[50]
法显的这段记录比较简略，很难判断他所走的路线。好在这段路程的两头是清楚的，行程的总的方向和花费的时间也是清楚的，这使我们可以作一点推测。
法显的出发地是竭叉国，学者们多认为其地在今塔什库尔干县。法显在那里逗留时，恰逢国王作般遮越师（五年大会），四方沙门，皆来云集，因此，这应该是今塔什库尔干县县城所在地区。法显到北天竺后进入的陀历国，学者们比定为今Darel河谷，也就是玄奘《大唐西域记》所记的达丽罗川。[51]法显从陀历国继续前行时才见到新头河即印度河，可见他是从北边进入达丽罗河谷的，并未经过罕萨河谷和吉尔吉特。达丽罗川以北，自然条件最好、交通上最重要、关系最密切的地方是亚辛河谷。[52]从亚辛河谷进入达丽罗是非常方便的，如上文所引，1880年时亚辛总督帕赫尔旺曾入侵吉尔吉特，失败后即逃往达丽罗避难。因此，法显极可能是从亚辛河谷进入陀历的。
剩下来的问题，就是法显是如何从塔什库尔干到达亚辛河谷的。法显从竭叉国西行，“在道一月，得度葱岭。”这个“葱岭”，主要应该包括塔克敦巴什帕米尔、瓦罕帕米尔和兴都库什山脉。法显所取路线，可以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经瓦赫吉里大坂进入瓦罕走廊，到萨尔哈德南行，像后来唐朝军队那样，再越巴罗吉尔山口和达尔科特山口，进入亚辛河谷；另一种是越明铁盖山口或基里克山口后南行，再入贾帕尔桑河谷西行，像上文提到的纳齐姆·汗去奇特拉尔的路线那样，到达尔科特村即到了亚辛河谷。这两条路线，分别位于兴都库什山脉的北麓和南麓。走瓦罕走廊的路线是著名的古道，而贾帕尔桑道也是当地人常走的路线。法显关于葱岭 “冬夏有雪，又有毒龙，若失其意，则吐毒风，雨雪，飞沙砾石”的描写，对于这两条路线来说，都有相符之处。
按照法显“夏坐”的时间推算，法显“在道一月，得度葱岭”的季节，正是冬天。
“夏坐”，或称“夏安居”、“雨安居”、“坐夏”，是印度佛教徒的一种规矩，即在雨季的三个月内，禁止僧尼外出，僧尼应在寺内静修梵行。印度僧人的安居期从五月十六日或六月十六日开始，共九十天。中国僧徒则从四月十六日开始入安居，七月十五日解安居。法显虽在旅途中，每年仍严格执行安居，并有记录。据《法显传》，法显于399年西行求法，出发不久便在乾归国夏坐。400年，法显在张掖与智严等人一起夏坐。401年，法显在于阗等了三个多月，为的是观看盛大的行像仪式。
于阗的行像仪式是有规定日期的，《法显传》称：
其国中十四大僧伽蓝，不数小者。从四月一日，城里便扫洒道路，庄严巷陌。……一僧伽蓝则一日行像。白月一日为始，至十四日行像乃讫。[53]
据章巽先生研究，《法显传》中岁月皆当于我国夏历计算，学者们大多以此白月一日为四月初一日。这样，行像仪式要持续到四月十四日。按法显的习惯，他在于阗看完行像仪式后，过一天就可以开始夏坐了。但是，这一次夏坐却推迟了。《法显传》称：
既过四月行像，僧韶一人，随胡道人向罽宾。法显等进向子合国，在道二十五日，便到其国。国王精进。有千余僧，多大乘学。住此十五日已，於是南行四日，入葱岭山，到於麾国安居。安居已止，行二十五日，到竭叉国，与慧景等合。[54]
僧韶所去罽宾，即克什米尔谷地，胡道人所取路线，当是喀喇昆仑山口—列城—斯利那加道，是一条捷径。如果他们走塔什库尔干—罕萨—吉尔吉特—斯利那加道，是无须在于阗就同法显等人分手的。
法显此次夏坐，肯定已过了中国僧徒夏坐的时间了。他只能按印度僧徒的时间来夏坐了。《大唐西域记》卷二“印度总述”称：“故印度僧徒，依佛圣教，坐雨安居，或前三月，或后三月。前三月当此从五月十六日至八月十五日，后三月当此从六月十六日至九月十五日。”[55]
法显从于阗到子合国用了25天时间，在子合国住了15天，到於麾国又费时4天，这样，法显只能从六月十六日开始夏坐。长泽和俊也认为法显从第三次夏坐就依照印度佛法进行了后安居，直到归国时又依照中国佛法进行前安居。[56]法显在於麾国依照印度佛法进行后安居，可能同当地佛教徒的习惯有关。
法显在於麾国安居了3个月，至九月十五日。这时，融雪季节已过，河流开始进入枯水期，法显再次上路，费时25天到达竭叉国。这时，已经是夏历的十月中旬了。法显在竭叉国停留数日，观般遮越师后再出发，就到十月底了。在帕米尔和兴都库什地区，冬季早已到来，“雨雪，飞沙砾石”，正是法显途中见到的景象。法显出葱岭，入陀历，又沿印度河西南行15日，再越山抵乌苌国。402年，法显在乌苌国夏坐。
法显从竭叉国到陀历国，无论走哪条路线，都是先西行，而后折向南行。法显取陀历道入北天竺，不是没有缘由的。《释迦方志》载：
后燕建兴末，沙门昙猛者从大秦路入，达王舍城。及返之日，从陀历道而还东夏。[57]
“建兴”是后燕慕容垂的年号，从公元386年至396年。昙猛出发赴印求法之年，应即396年。法显自长安出发，正当后秦弘始元年，即公元399年。故昙猛西行，还略早于法显。我们不知道昙猛于何年回国，但既然被称之为“陀历道”，可见走的人很多，早已是一条要道了。法显入陀历之道，同昙猛从陀历还东夏之道，路线应该是相同的。
五、对大魏使谷巍龙从罕萨前行路线的一点推测
在罕萨河中游谷地“罕萨灵岩”岩刻群中发现的“大魏使谷巍龙今向迷密使去”的汉文岩刻，不仅给中外关系史留下了宝贵的记录，对古代交通路线的研究也不无意义。
马雍先生指出，“迷密”一名仅用于拓跋魏朝，迷密国遣使朝魏，仅见正平元年（451）一次。谷巍龙可能是拓跋魏的一位使臣，他奉命出使迷密的时间，可定在公元444～453年之间。当时迷密国之都城迷密城在今撒马尔罕以东泽拉夫善河南岸，其国土则环绕撒马尔罕之东南。谷巍龙是取皮山—罽宾道来到罕萨河中游谷地的。从罕萨去迷密怎么走？马雍先生认为，“当由洪扎河谷转向西北，取道契特拉勒（Chitral），越兴都库什山，再渡阿姆河，向撒马尔罕方向，去到迷密。”[58]
从罕萨去迷密，有多条路线可供选择。谷巍龙如经奇特拉尔前往，可取罕萨—吉尔吉特—欣杜尔（Shandur）山口—奇特拉尔的路线；也可走贾帕尔桑河谷—奇特拉尔线。奇特拉尔有多个山口通往阿富汗，可继续前往迷密。笔者以为，谷巍龙亦可经贾帕尔桑道或吉尔吉特—亚辛道入瓦罕，再从瓦罕去撒马尔罕方向。而贾帕尔桑河谷—伊尔沙德山口—瓦罕—撒马尔罕的路线可能更为简捷。
以上看法仅为推测，目的是提请学者们注意还有罕萨—贾帕尔桑—瓦罕这条捷径。
[1]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新疆通史”基础项目“新疆与南亚次大陆西北部古近代交通路线研究”（项目编号：XJTSB073）的阶段性成果。在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了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乌尔都语部秦胜瑞同志的帮助，谨致谢忱。
[2] 舒姆伯格（R.C.F.Schomberg）：《在乌浒河与印度河之间》（Between the Oxus and the Indus， London，1935），里程碑出版社，2003年影印，第220页。
[3] 本节所引均见舒姆伯格：《在乌浒河与印度河之间》，第220～233页。
[4] 莫里斯（C.J.Morris）撰；华企云译：《乾竺特探险记》，刊于《新亚细亚》1932年第4卷第2期，本文引用时改动了其中若干地名的译法。
[5] 以上均引自奥雷尔·斯坦因著，巫新华等译：《亚洲腹地考古图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71～87页。
[6] 奥雷尔·斯坦因著；巫新华等译：《亚洲腹地考古图记》，第73页。
[7] 奥雷尔·斯坦因著；巫新华等译：《亚洲腹地考古图记》，第74页。
[8] G.N.柯宗：《帕米尔和奥瑟斯河的河源》，引自吴泽霖译：《穿越帕米尔高原》，民族出版社，2004年，第129页。
[9] 米尔扎达·穆罕默德·沙·汗：《吉尔吉特侦察队》，乌尔都文，2000年，第312～315页。
[10] 骆里莫：《罕萨、勒吉尔的人民和语言》，杨元芳译：《格萨尔王传译文集》，第144页。
[11] 谢尔·巴兹·阿里·汗·巴尔贾译：《罕萨王穆罕默德·纳齐姆·汗自传》，乌尔都文，2001年，吉尔吉特，第8～9页；米尔扎达·穆罕默德·沙·汗：《吉尔吉特侦察队》，第31页、第312页。
[12] 印度军需主任监修：《克什米尔与拉达克地名录》，1890年加尔各答出版，1991年拉合尔里程碑出版社影印，第367、368页。
[13] 以上均见谢尔·巴兹·阿里·汗·巴尔贾译：《罕萨王穆罕默德·纳齐姆·汗自传》，第8～9页。
[14] 菲达·阿里·伊萨尔·罕萨依：《罕萨土邦——在历史与文化的镜子里》，乌尔都文，2002年，吉尔吉特，第98～101页。
[15] 伊纳叶都拉·费齐：《瓦罕——通向中亚的窗户》，英文版，1996年，伊斯兰堡，第113页。
[16] 奥雷尔·斯坦因著；巫新华等译：《亚洲腹地考古图记》，第73页。
[17] 舒姆伯格：《在乌浒河与印度河之间》，第220、226页。
[18] 米尔扎达·穆罕默德·沙·汗：《吉尔吉特侦察队》，第314页。
[19] 葛瑞格·摩顿森，大卫·奥利佛·瑞林著；黄玉华译；严冬冬校译：《三杯茶》，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年，第193～194页。
[20]《旧唐书》，中华书局校点本，1975年，第3204页。
[21] 转引自甘肃师范大学历史系编：《帕米尔资料汇编》，第14页。
[22] 如黄盛璋先生在《敦煌写卷于阗文〈克什米尔行程〉历史地理研究》（载《新疆文物》1994年第4期）中已多方阐明特勒满川即帕米尔河，《旧唐书·高仙芝传》传文中“特勒满川，即五识匿也”之识匿，应在吐蕃连云堡之东北，而非今之什克南。
[23]《新唐书》，中华书局校点本，1975年，第6251页。
[24] 奥雷尔·斯坦因著；巫新华等译：《斯坦因中国探险手记》，春风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73页。
[25] 苏晋仁，萧鍊子校证：《〈册府元龟〉吐蕃史料校证》，四川民族出版社，1981年，第151页。
[26] 奥雷尔·斯坦因著；刘文锁译：《重返和田绿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52页。
[27] 奥雷尔·斯坦因著；刘文锁译：《重返和田绿洲》，第155～157页。
[28] 奥雷尔·斯坦因著；刘文锁译：《重返和田绿洲》，第127页。
[29] 奥雷尔·斯坦因著；巫新华译：《沿着古代中亚的道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24页。
[30] 奥雷尔·斯坦因著；巫新华等译：《亚洲腹地考古图记》，第1185页。
[31] 柯宗等著；吴泽霖译：《穿越帕米尔高原》，第39页。
[32] 柯宗等著；吴泽霖译：《穿越帕米尔高原》，第40页。
[33] 黄盛璋：《敦煌写卷于阗文〈克什米尔行程〉历史地理研究》。
[34] Dasht是波斯语词，意为“森林”或“平原”，Mirza Murad是人名，整个地名意为“米尔扎·穆拉德的森林（平原）”。
[35] 奥雷尔·斯坦因著；巫新华等译：《斯坦因中国探险手记》，第79页。
[36] 奥雷尔·斯坦因著；刘文锁译：《重返和田绿洲》，第126页。
[37] 奥雷尔·斯坦因著；刘文锁译：《重返和田绿洲》，第160页。
[38] 奥雷尔·斯坦因：《唐代（公元747年）西征帕米尔及兴都库什记》，见吴泽霖译：《穿越帕米尔高原》，第169页。
[39] G.N.柯宗：《帕米尔和奥瑟斯河的河源》，见吴泽霖译：《穿越帕米尔高原》，第120页。
[40] G.N.柯宗：《帕米尔和奥瑟斯河的河源》，见吴泽霖译：《穿越帕米尔高原》，第127页。
[41] M.A.捷连季耶夫著；西北师范学院外语系译：《征服中亚史》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522、523页。
[42]《旧唐书·高仙芝传》，中华书局校点本，1975年，第3204页。
[43] 奥雷尔·斯坦因著；刘文锁译：《重返和田绿洲》，第136页。
[44] 奥雷尔·斯坦因著；巫新华等译：《亚洲腹地考古图记》，第60页。
[45] 奥雷尔·斯坦因著；巫新华等译：《亚洲腹地考古图记》，第60页。
[46]《新唐书》，第6252页。
[47] 苏晋仁编：《通鉴吐蕃史料》，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97页。
[48] 奥雷尔·斯坦因：《唐代（公元747年）西征帕米尔及兴都库什记》，见吴泽霖译：《穿越帕米尔高原》，第169页。
[49] 苏晋仁编：《通鉴吐蕃史料》，第94页。
[50] 章巽校注：《法显传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4～26页。
[51] 章巽校注：《法显传校注》，第22、27页。
[52] 参阅拙文：《亚辛纪行》，《新疆文物》2005年第4期。
[53] 章巽校注：《法显传校注》，第14页。
[54] 章巽校注：《法显传校注》，第18～20页。
[55] 玄奘，辩机原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第169页。
[56] 长泽和俊著；钟美珠译：《丝绸之路史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469页。
[57] 道宣著；范祥雍点校：《释迦方志》，中华书局，1983年，第97页。
[58] 马雍：《巴基斯坦北部所见“大魏”使者的岩刻题记》，《南亚研究》1984年第3期。
(作者单位：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编排：王常兴
审校：王文洲审核：陈 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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