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明 | 书写与属性——再论大谷文书中的医学残片
来源：《西域研究》2013年第2期
书 写 与 属 性[1]
——再论大谷文书中的医学残片
陈明
内容提要
大谷文书中的医学残片应该是一部（或几部）药方书的残存，对这些残片应该从整体上来考察。本文从其书写和注释的方式等角度进行分析，认为这些残片是外来的药方集的翻译，译者及其助手用本土中医方书的格式作了一些改写。这对进一步认识域外医学在吐鲁番等西域地区的传播形态与复杂的过程，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现存日本龙谷大学图书馆的大谷文书是大谷探险队从新疆所获，其中有一批残片是汉语书写的医学文献。据《大谷文书集成》[2]四卷本的刊布，龙谷大学图书馆收藏的共有50余件汉语医学残片，内含药方总数超过六十条。此外，在旅顺博物馆所收藏的大谷文书中，也有十数件医学残片[3]。由于没有后者的图版，笔者暂时无法就二者之间的关系做出比定，因此，后者就存而不论，仅仅讨论前者。对该批残片，学界已经进行了整理和研究[4]。但基本上是以“药”释方，多讨论药方的内容或作用，而没有涉及这些残片的结构、书写方式及其文本的属性等问题。本文就这些问题略作探讨，以深入理解丝绸之路上流传的汉语医学文献的产生与使用过程。
一、“前文本”：材料的来源与选择
对于敦煌吐鲁番出土医学写卷的研究，绝大部分是依据现存写本的形态进行研究，这与一般的文学研究一样，都是对“定型文本”的探讨。所谓“定型文本”一般是指面世的定本在流通的领域内被阅读或传承。除非有足够好的运气或者机缘，否则很难对定本的生产过程展开追溯。在中古时期，类似日本空海大师（遍照金刚）《文镜秘府论》那样的文本，历经作者修订且保存了相关修订过程的记录，[5]几乎是相当罕见的。不过，正是我们经常仅仅关注“定型文本”，而忽略了文本在生成之前的诸般状态与缘由，无疑使我们的视野长期以来有相当的局限，以至于如今我们必须或者不得不有一定程度的反思，去试图揭示哪些保留了外来医学知识或者外来因素的文本，在生产和厘定的过程中所经过的复杂性或者多样性。
文艺理论批评（特别是符号学文学理论）或者文学史研究者提出过“前文本”的概念，[6]我们亦可加以借鉴，从此视角出发，展开对“定型文本”之前的追问。[7]如果我们把现存的敦煌吐鲁番出土汉语医学写卷（或者印本）当做是最后定型的文本，是作者（有时候与抄写者的角色重合）经过收集资料、分析、酝酿与构思、组合材料、开始动笔、写成初稿、一次或多次修改、最后定稿的一个或长或短的过程，那么，这一创作（或者生产）行为的中间流程，无疑也是需要考察和诠释的。惟其如此，我们才能分解和明晰外来医学知识的转化、吸收与扬弃的具体步骤，或许还能推测其相关的原因。
在这一追溯型的渊源批评中，首先，我们所面对的问题就是组织这一文本的材料是从哪里来的，即资料的来源问题。
就现存的大谷医学文书而言，根据字体、朱丝栏的格式和内容，我们可以初步在大谷文书中勾勒出相互之间有关联的几组残片。
第一组包括了大谷1052、1077、3533等号残片。
第二组则有大谷1056、1074、1076、1078、1383、1384、1385、1387、1388、1389、1390、1392、3526、3551、3866、3976、3977、3979、4012、4363等号残片。
第三组则有大谷1391、3532等号残片。
第四组则有大谷1393、3191等号残片。
第五组则有大谷3539等号残片。[8]
既然是五组，那么以前试图对其中每一种残片去拟名的做法无疑是不可取的，很显然，它割裂了残片之间的相互联系，而实际上，尽管在拼接方面存在困难，无法将其一一（或部分）拼接起来，但是，它们之间不是没有关联的，所以，还是应该将它们当做一个或几个小型的整体去观察，则不失为稳妥之举。总体而言，上列的这些残片基本上是药方书的残存，其中几乎没有多少医学理论的叙述，换言之，它们是一种或几种医方集的遗存。
从格式上看，第二组中的1074号、1078号、1392号三件残片有朱丝栏，特别明显的是上栏保存清晰，但下半部分残缺。而1390号的情形与之相反，它的上半部分残缺，但下栏栏线依稀可见。其中，1074号存14行，1078号存9行，1392号存4行，1390号存7行。这一格式可以提供形式上的意义，但较难与内容上的意义拉上关系。
在缺乏相关记录的情况下，如何追问这些大谷文书的数据源呢？是像以前那样在比对药物名称的基础上，对药方的来源进行推测呢？还是依赖其他的外部数据，进行比较式的研究以求追根溯源呢？不管是哪种思路，都需要从现有文本出发，因此，特别需要从一些细节上去考察。这些文书所提供的细节主要体现在文字之间及其注释，而注释的细节性又有5种不同的情形，勾勒如下：
上述的八种解释形式（尤其是第6种）与中古中医文献中的旁注现象颇相类似。丹波康赖于日本永观二年（984）所撰《医心方》，辑录了我国六朝隋唐的医籍内容。《医心方》（浅仓屋藏版）中就有以“今案”引出的多条旁注。[9]从内容上来看，这些旁注主要起解释和列举的作用。敦煌医方写卷S.5435中也有多条旁注，如“白（舶）上流黄一两细研”、“史馆崔名协相公”、“禹余粮五两如紫色烂石”、“沙糖二两如无，使寒食饧代之”、“皂荚二寸熟灸去皮涂蘓更灸”等等。[10]这些旁注或说明对该药物的处理方式、人物的名字、相关的替代药物等，它们与《医心方》类同，而与上列大谷医学文献残片的七种形式所标注的内容，实际上有着较大的不同。因为《医心方》和S.5435主要解释的是中医内容，而大谷医学文献残片主要是对外来的药物名称做出解释，包括了意译（如“此云陪酢”、“是月”）和音译（如“此名阿波罗至多”）两种情形。
上述的八种解释形式所包含的细节能对“前文本”的追溯带来哪些有用的信息呢？试依次作简要的分析如下：
（1）“亦名……也”是一种判断句式的解释。1056号中的“亦名黄□子也”由于中间缺字，故对“黄□子”尚无法做出准确的判断为哪一种药物。唐初上元元年（694）九月十八日婆罗门嚩日罗二合么拏庾洒二合，唐云金刚福寿译《一髻文殊师利童子陀罗尼念诵仪轨》：“又法，有药名数沙波多那，亦名萨沙波此云白芥子。”[11]“萨沙波”是梵语sarùapa的音译。此处正文中用“亦名”来列举该药的另一种音译名，而译注中用“此云”来说明该药即中土的白芥子，它相当于该药在中土的准确意译。从sarùapa与白芥子各自所指代的具体实物来看，“白芥子”一词既不是借用本土药名来指陈外来药物，也不是借用本土药名的命名方法，并结合外来药物的形态特征来翻译此外来物，而有可能是译者将两种物品进行比对的结果。同样的例子见于大德跋驮木阿（Bhadramukha）[12]译《佛说施饿鬼甘露味大陀罗尼经》云：“又复国土中恶业毒流行，人民疾疫畜生夭横者，当作火炉，取萨利杀波子唐云白芥子和苏蜜等。”[13]所谓“萨利杀波子”就是指sarùapa的籽，即“白芥子”。
（2）笔者曾经注意到，1078号“勃盆地叨”解释为“勺药是”，而大谷1383号文书中作“勃分地叨”，解释为“勾药是”，由于“盆”与“分”、“勺”与“勾”的字形相似，在没有其他旁证材料的情况下，尚不能轻率地判定其中的正误。尽管如此，但无论如何，“勾药”（或“勺药”）是对“勃盆地叨”（或“勃分地叨”）[14]的注释，而与其他药名没有关系。大谷3539号中也出现了“勃分（盆？）〔地叨〕”。
又，至于3977号“〔栴〕达罗是月”，笔者已经指出过，〔栴〕达罗，梵语candra，即月亮。《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二：“自出曷逻阇补罗国，经三日，渡栴达罗婆伽河此云月分，到阇耶补罗城，宿于外道寺。”“栴达罗婆伽”，即梵语Candra-bhàga（“月分”）的音译。《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一：“道生法师者，并州人也，梵名栴达罗提婆唐云月天。”“栴达罗提婆”，即梵语Candradeva（“月天”）的音译。据此两例，可以断定大谷3977号残片中的“是月”就是解释音译词“栴达罗”（梵语candra）的意义。Candra还有其他的音译词形，比如，《梵语杂名》：“月：战捺啰二合。”[15]《翻梵语》卷五：“栴陀：应云栴陀罗，译曰月也。《佛说大意经》。”[16]
10212号是极小断片，第三行的上半截已经残缺，仅上角残存一个“是”字。从该字的书写位置上可以判定，“是”字属于旁注，与1078号中的“是”字作用相同，因此可用“［ ］□□□是”的形式来复原，但实际上，很难确定“是”字之前用作旁注的实际字数。10212号中的“是”应该也是为外来药物名称作注解的，因为在10212号的第5行还残存了“奢得”二字，笔者怀疑它是音译外来药物名字“枸奢得”[17]（或“俱奢得鸡”[18]、“高奢得枳”[19]）的残留，据梵本《药事》，此词所对应的梵语名为kośātakī。它的学名Luffa acutangula，即丝瓜，指一种有网状皮的甜瓜，而不是我国常有的丝瓜，因为义净说“此方无”[20]。
“勾药是”与“是月”这两种形式中，虽然“是”的位置有前后之别，但均属于“意译”的表达方式，即用译者熟知的本地概念去解释那些音译词。敦煌写本中就有这样的表达方式，比如，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敦煌写本D122《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中，有十个音译的药物名称，附加了注释，其注释均为意译。D122中注释的格式与《大正新修大藏经》本也略有不同，如下表所示：
表一 D122中的音译药名注释一览表
从上表可见，D122中的注释多用“……是”或“是……”的格式，而《大正新修大藏经》本中多用“……也”或“……是也”。这说明大谷医学文书残片与敦煌写本的注释格式，是基本一致的，这些注释应该是文本（如佛经）翻译的时候产生的，而不是抄写者后来添加上去的。这与中土文献（如蒙书、类书）用“……者，……也”的格式转引它书的内容来释词是不同的。
（3）4363号把“蘓伏霊善”直接释作“钊银”，没有出现“亦名”、“此云”之类的格式。笔者曾经认为，注明为“钊银”的“蘓伏霊善”或许与金银有关。金，梵文Suvarõa。银，梵文råpya、rajata。笔者由此推测“蘓伏霊善”似乎可还原为梵语Suvarõa-råpya，实际上是指金银[21]。目前看来，这一推论是不正确的。因为“蘓伏霊善”是指一味药，而不是两样东西。目前笔者更倾向认为，“蘓伏霊善”是梵语Sauviraka-añjana的对译，该词至少还有七种音译法，即：骚毗罗安膳那、骚毗罗石安膳那、苏毗罗安善那、苏味罗安舍那、噪弭罗安膳那、扫尾兰安善那、苏毗兰禅等，Sauvãraka-añjana（=Suvãraka-añjana）也是一种眼药。北天竺婆罗门大首领李无谄译《不空羂索陀罗尼经》之《成就安善那药品第十一》中的注释为“若具足言苏毗罗安善那，大、重，似于银铆也”。这与4363号中“蘓伏霊善”的语境正相吻合[22]。
4363号中“蘓伏霊善”的译法与佛经中常见的译名不同，属于罕见型的药物译名，这与4363号中的“沙摩路多”[23]以及大谷其他残片中的“□树伐帝”、“至多勒诃煞”等译名的情形类似。这些译名虽然不算怪异，但是却非同一般，不见于别处。这至少说明在对译这些外来药物的时候，译者及其助手没有参考汉译佛经中的常见译名。一方面可能是受条件的限制，在吐鲁番地区不见得能轻易得到中原流通的那些佛经译本；另一方面可能也说明译者及其助手对已有的汉译药名并不熟悉或了解甚少，只能采用新的音译形式。当然，这些新的罕见型音译词也不能绝对排除译者一定程度上具有“别出心裁”的欲望。
（4）大谷文书中多用“升”、“分”和“两”来作为药物的剂量单位。1390号对用药量的两处注释为“两钱对”。“两钱对”意思可能是该药物的用量为“两钱”，“钱”作为剂量单位是中医的用法，未见于印度和西域的药方之中。不过，“两钱对”这样的表达方法，亦不见于任何中医文献之中。这明显地表示出“两钱对”属于吐鲁番当地的表达方式，也有可能是译者与助手“独创”的新方法。
（5）1074号中的“羊声香”是对某一药物名称的注解，惜暂时未能解明其具体内涵。另从“一本云用毕钵”一语观之，该药方的源头有两种文本。异本中使用的毕钵，即梵语pippalã，长胡椒也，正如《梵语杂名》云：“毕钵：比钵理（pippalã）。”
中古医籍中，也不乏“一本云用”（或“一云”）这样的表达方式。比如：
《诸病源候论》卷二十一：“一本云正坐，仰天呼吸……。”卷二十二：“一本云治脚弱。”（亦见《外台秘要方》卷六）卷二十八：“一本云除风目暗耳聋。” 卷四十四：“一本云宜食鱼鳖足。”
《备急千金要方》卷二十五之“小续命汤”：“一本云恍惚者加茯神、远志……。”卷三十三之“治百合病变而发热者方”：“一本云治百合病、小便赤涩、脐下坚急。”（后者亦见《外台秘要方》卷二）
又，《外台秘要方》卷十六引“深师人参丸疗虚劳失精方”：“一本云黄药四分。”卷十九“昆布丸]一云吴茱茰丸”：“一本云二十丸”。卷十九“苏恭云：凡脚气发有阴阳表里当随状疗之不可妄依古方也……又一本云：常须灸三里……。”
所列的这些格式中，涉及姿势、主治、药物添加、药剂分量、针灸穴位等方面的差异。这些“一云”、“又一本云”并不是由于流传过程中的抄写或雕刻导致的版本差异所出现的结果，而是确实存在另一种与此不同的“说法”。
1074号中的“羊声香，一本云用毕钵”既表明作者所使用的药物是域外的两种（羊声香、毕钵），也说明所面对的原有两种“本子”，很可能是两种已经存在的“译本”，作者在抄录（或选编）的时候，特意加以注明，以此显示其严谨与客观。这个小小的注释恰恰反映了作者的材料来源与书写态度的某些情况，实在不容忽视。
大唐天竺三藏阿地瞿多译《陀罗尼集经》卷十《乌枢沙摩金刚法印咒品》中也有两处用“一本”的情形。“又法，若欲得缚魔者，七日之中，日日取苦楝树枝，一本云菩提树枝，一千八段，一一涂于白芥子油，呪一遍火中烧者，即得缚魔。”[24]《大正藏》本的附注指出，文本中的“一本云菩提树枝”，在甲本中是细注。又，“又法，若欲得钱财者，七日之中，日日取古淄草一本云固漏草，茎长六指，一千八段，一一火烧并呪者，即得钱财。”[25]与1074号中的“一本云用毕钵”一样，《陀罗尼集经》中的“一本云菩提树枝”和“一本云固漏草”，不是对文本中的药名进行意译，而是提供了另一种药物的选择，或者是告知另一个本子中的字形写法。
在汉译佛经中，还有与“一本”类似的“余本”，用作注释之用。唐天竺三藏菩提流志译《如意轮陀罗尼经》就有两条。《佩药品第六》云：“言佩药者，等分当用牛黄、白栴檀香、欝金香、龙脑香、麝香、丁香、白荳蔻、红莲花须、青莲花叶、肉荳蔻、素靺啰拏钵怛啰唐翻曼陀罗叶，余本译云金薄，未详、石蜜。涂坛结界，明药一千八十遍。”[26]又，《眼药品第八》云：“其药等分：雄黄、迦俱婆昵夜珊唐云苍耳子，烧取沥。余本译云取苍耳子人（仁）、红莲华须、青莲花叶、牛黄、欝金香、黄［木*姜］余本译云干姜，未详、小折一云象胆，二本小柏、荜茇、胡椒、海水沫，涂坛结界，明药一千八十遍。”[27]《如意轮陀罗尼经》中用“余本”来标示的这三处，也是告知读者有关药物在其他相关版本中的“异文”情况。
（6）3866号的正文中有“此云陪酢”一语，这是对外来药名的意译解说。陪酢，就是醋。《梵语杂名》：“醋：主讫迦。”[28]主讫迦，来自俗语cukra。又，《梵语千字文》（别本）：“śukta：束多，酢。”[29]
在汉译佛经中，历代译者往往对域外植物（或药物）加上“此云……”格式的注释，尤其以唐代译经家最为常用。其例如下：
三藏法师善无畏集译《苏悉地羯罗供养法》卷中：“其腰线法，令童女搓合。以俱逊婆染此云红蓝华或欝金染，如前作法成就。”[30]
唐天竺三藏输波迦罗译《苏婆呼童子请问经》卷上《除障分品第三》：“亦不饮酒及以食肉、葱蒜、韮韭、胡麻、萝卜，并步底那此云驴驹蹄。”[31]
大唐天竺三藏阿地瞿多译《陀罗尼集经》卷二《释迦佛顶三昧陀罗尼品第一》：“取牛乳蜜相和，更取颇具罗木此云谷树，长一尺，截一百八段。”[32]又，卷六《何耶揭唎婆观世音菩萨法印咒品》：“其法手把素啰毗布瑟波二合，此云柏花呪一遍已。一打像上。”[33]
又，卷十《乌枢沙摩金刚法印咒品》：“欲散坛时。于坛中心烧阿波末唎伽草此云牛膝草是。”[34]又，“若欲伏大力鬼时，先烧阿唎瑟迦二合柴此云木患子是。”[35]“又法：呪君杜噜香熏陆香是、尼俱陀树叶、种种香华，又以黄牛苏然灯。”[36]“又法：向病人床底，每夜烧摩那屎啰此云雄黄并白芥子、盐等，鬼闻药气，而身劈裂，退散驰走。”[37]“又法：取瞿嚧者那此云牛黄、须曼华此云相思是，捣为末，呪之一百八遍。涂着额上前，一切障难自然散灭。”[38]“若欲令怨家病时，当于功德天像前，立一肘水坛。坛门边烧却陀啰木此云紫檀木是。”[39]“又法：取贳弥木此云狗（枸）杞是也，寸截一百八段。呪一遍，掷着火中。”[40]“寸截紫檀木、任婆木皮此云苦栋，是二种物悉以酪酥蜜涂。”[41]又法：欲得功德天每恒欢喜者，取那伽枳萨此云龙华，出昆仑山、须慰多、摩伽罗尼，三种等分捣为末。”[42]“又法：以舍离沙此云合欢树，一肘粗如指大。以娑罗树汁，涂合欢枝上。……所有患处，以此呪杖拄之即愈。”[43]
不空译《阿唎多罗陀罗尼阿噜力经》：“又以啰阇伐唎二合枳沙二合，此云王树，即婆罗门皂荚也如上，用阿输伐驮以夜合代木、三甜，护摩七日亦如前。”[44]
不空译《文殊师利菩萨根本大教王经金翅鸟王品》：“又法：若有憍宠傲慢有势及宰臣，以马香草此云婆罗门参护摩即得敬伏。”[45]“马香草”即Aśvagandha的意译，而“婆罗门参”是它的别名，因为其功效类似本土的人参。
不空译《佛说金毗罗童子威德经》：“又法：若欲求种种巧者，当取极梨草三两此云人参是也，又捣和药服之。”[46]又，“求离生死者，取昙磨罗五两此云白胶香，明者是、取庵毗罗五两此云二月八月腊、婆伽勒五两此云天门冬、勒婆娑五两此云白诃梨勤（勒）是也，取井花水三升、白蜜三升、柒三升，和上件六味，水中煎。”[47]此处把“极梨草”注释为“此云人参是也”。
义净译《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卷一：“佛言：所谓余甘子梵云庵摩洛迦，此云余甘子。广州大有，与上庵没罗全别，为声相滥，人皆惑之，故为注出，是掌中观者、诃梨勒、毗酰勒、毕钵梨、胡椒，此之五药，有病无病，时与非时，随意皆食，勿致疑惑。”[48]
以上列举的基本上是唐代所译的密教经典，只有最后一例来自律典。可以说，唐代译经家在翻译密教经典时，常常用“此云……”来作解释。受佛经译注方式的影响，中土著述在叙述音译的外来词时，也使用“此云……”的形式。比如，神清《北山录》卷九：“阿由，此云方命，谓医方等。”其例甚多，不烦举。
（7）1074号的“此名阿波罗至多”有类似“此云……”的格式，但二者在中古时期的使用实际上有所区别。汉译佛经中较少使用“此名……”的方式来解释域外的名物，而多用“此云……”的形式。在汉译佛经中，历代的译注内，有“汉云”、“晋云”、“隋云”、“周云”、“唐云”等不同时代的形式。《一切经音义》等佛教辞书中对外来词的解释，亦均用“此云……”格式来表达其中土的对应词语或意义。
然而，中古传世的医学文献中的“此云……”，表示的是“这里说、此处说”的意思，而很少或者基本上没有与佛经译注中的“此云……”（意思是“即此方所说的、中土叫做或中土称作……”）相当的情况。即使是中医方书中使用外来药物时，也是直接用音译名称，而不用“此云……”去加以解释。比如，清代徐彬注释张仲景的《金匮要略论注》中有两处使用外来药物“诃梨勒”的方子，其一，卷十七：“气利诃梨勒散主之。注曰：前既云下利气者，当利其小便。此云气利，似即下利气也。”卷二十三：“长服诃黎勒丸方。注曰：诃黎性温，苦重酸轻，有下气消痰之功……。此云长服，盖黎勒之下气，苦中带酸，利而兼涩。”[49]这两处的“此云”都与佛经译注中的“此云”意义不符。
既然传世的中古中医方书内罕见这种“此云”格式，而大谷残片中却有所体现，这是否可以说明以下的两种可能性呢？
其一，这些大谷文书中的残片实际上就是域外医方书的翻译。
其二，退一步说，这些大谷文书即便不是域外医方书的直接翻译，但它们也是其作者在域外医方书的基础之上加以创作而成的。
二、文本的属性：中土撰述还是翻译之作？
通过对大谷文书中的医学残片的细节（尤其是注释格式）的分析和追溯，已经推测出这些残片与域外医方书的关系，很可能是译本与原典之间的关系。这一推测开始涉及到了文本的属性。除了上述的分析，实际上，还有其他的一些内容也包涵了相关的元素，需要进一步去揭示出来。
1.“……品第……”的格式
“……品第……”中，前一个省略号位置表明的是“品”（章节）的具体名称，而后一个省略号位置表明的是该“品”在全文（或该卷）中的次序数目。“……品第……”的格式，是中古时期典型的译经体式，而在中医典籍乃至中土佛教撰述中，均没有发现这样的格式。不过，大谷1391号却提供了这一格式，录文如下：
如果说上述的判定确实成立的话，那么大谷1391号虽然从字体等方面来看，与大谷1052号所在的一组残片不太相符，但是，它却很好地提供了一则非常重要的信息，有助于从侧面理解大谷其他医学残片的文本属性。
2.大谷医学残片中的域外医学因素
笔者在《殊方异药：出土文书与西域医学》一书第十一章中，已经对大谷医学残片中所包涵的比较明显的域外医学因素，进行了考证，此不赘言。不过，需要强调的是，1074号中的“怜爱所语者人皆信受”和“行药能成大吉祥”，以及3533号中的“变吐药”和“汤（痰）三病俱发”、3551号中的“痰黄”等语，实在与佛教有密不可分之关系。它们不仅仅是宣说广施医药之口号，鼓励以此药方布施病者可得大吉祥，而且还体现了由佛经作为媒介的印度生命吠陀医学的某些理论因素（如“风痰胆”三病）的传播。
此外，3511号的“今说治之法”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信息。3511号残存的前三行显然是有关病理的阐述，然后由“今说治之法”引出下文的具体药方。这种先理论后方剂的形式，在中古方书《千金方》和《外台秘要方》中已经有所体现，后世医籍中也不乏此例。但是，在习惯使用对话体的印度医书以及西域药方书中，先述理论后列方剂的情形更常见，如敦煌出土的梵语于阗语双语医方集《耆婆书》（Jãvaka-pustaka）的第一个大型药方就是如此。[50]尤其是“今说治之法”中的“说”字，与对话体的关系更密切一些，显示了叙述者的角色存在。
3.“右”：从内容到格式的转换
大谷医学残片中不仅有中土药剂度量单位“分、升、两、钱”，存在着中外度量单位的转换，而且这些残片中还有“右捣筛”、“右等分”与 “右各等分”这样的中医药方书的书写格式。“捣筛”、“等分”与“各等分”并不稀奇，因为在印度或西域药方中经常有这类的表述，比如，“等分”就是“等量的”（梵语sama）的对译。特别需要注意的是那个“右”字，因为“右”字代表了一种古代汉语的书写方式。梵、汉两种文字的书写方式的差异在梁代僧佑《出三藏记集》卷一的“胡汉译经文字音义同异记第四”就有了归纳和比较，用婆罗迷字母书写的梵语典籍是“其书右行”（从左至右、一行行地书写）的，它与汉字“其书下行”（从上至下、一列列地书写）的方式差异巨大。[51]因此，在将梵语医籍翻译为汉语时，为了符合汉语典籍的书写习惯，译者就会增添“右（等分）”这样的套语，或者是佛经中的“如上药（皆等分）”或“以上物（等分）”之类的套语。
4.隐藏的“译者”或“译场”
大谷文书的这些医学残片中没有任何地方直接标明其与翻译之间的关系，换言之，它既没有翻译的时间，也没有指出译者（或参与翻译的其他成员）的任何信息，甚至根本就没有说它是翻译之作。3977号“（栴）达罗是月”为我们提供了些许的线索。因为“栴达罗”并不是指一味药物，那么它为何出现在药方书之中呢？而且又会用“是月”来加以解释呢？笔者初步推测，“栴达罗”可能是“栴檀那”（栴檀香，梵语candana）之误，因为梵语candana很容易误为candra，特别是在口头传译的时候。栴檀香是印度和西域常用的药物，药方中多有。大谷3977号残片中所保留的“（栴）达罗是月”的形态，无疑提供了一些有关“前文本”的线索，即3977号残片应是翻译的产物，而在传译的过程中，口语中的candana被误读为candra[52]，并且根据后者而得出了“是月”的解释。由于candana和candra是两个常用的词语，并不生僻，这表明翻译的过程不止是一个人在参与，传语者（胡人、天竺人或西域人）念出的是candana，听者（记录梵音或胡音者）记忆为candra，译者据此译作“栴达罗”，并作出“是月”的肯定性解释。笔录者将翻译的结果记录了下来，整理成文。从“（栴）达罗是月”的这一错误并未加以改正来看，还可以推测出这一翻译的过程没有核对与修订这一环节，因此，该错误得以保留和传播。
从大谷文书的这些医学残片中的药物译名，不难发现两种现象：其一，药物译名与汉译佛经之间有一定的关系，即使不是直接抄自汉译佛经，也可以说明这些域外药物的译名（如阿魏、诃黎勒等）有约定俗成的承袭，有一定的流行度与知名度。其二，那些颇有些奇怪的译名，可能是译者的“创新”，没有普遍性的意义，体现的是译者或者助手的主体性。
那么，又是什么人在吐鲁番地区参与了这一翻译医书的事业呢？吐鲁番地区是中外文化和医学交互传播的地方，又是多种宗教流行的地区。它与中原有一定的差异，在中原从事以佛经为主的域外文献的翻译，主体上是那些有名望的高僧大德，与朝G廷或者官府有一定联系的人员。在以传播佛法为主导的正统佛教徒看来，医书的翻译属于小道末技，不受追捧。即便是大名鼎鼎的龙树菩萨的著作《龙树菩萨和香方一卷》，“凡五十法，今以非三藏教，故不录之”[53]，在佛教经录中亦无存身之地。因此，不难想象《隋书·经籍志》中所列举的那些域外医籍为何很快就佚散了。而在西北边陲的吐鲁番地区，精通医道或者对医学有兴趣的外来（或本地的）佛教徒，本着慈悲为怀的精神，在士人的帮助下，进行了医书的翻译，特别是那些具有很强实用色彩的药方书，优先得到了翻译和结集。德藏的医学残片《诸医方髓》（Ch.3725v）则为我们提供了另一个例子，完全可以作为理解大谷文书中的这些残片的极佳参照物。对这些文本“定型”之后的传递，固然要强调其实用性，但也要考虑到方书实用性有着多种侧面，不宜全当做医学教材来看待，毕竟医学教育有自身的一些规定，要有适当的分际，不宜笼统混为一谈。
此外，从现存残片的书写方式来看，大谷文书中的这些医方残片应该不是译者直接留下来的手稿，而是后来书写者的抄写稿。这可以从书写者留下的痕迹推断出来。大谷1385号药方书断片的第3行留下了七个字，即“至多勒诃煞 人参”，初看起来似乎是两味药名，而实际上，这是三味药，即至多勒、诃煞、人参，因为大谷10277号药方书断片第2行中留下了六个字，即“辛头塩 诃煞 乌”[54]，很显然，诃煞是单独作为一味药的。既然大谷1385号把“至多勒”和“诃煞”连写在一起，当成了一味药，就说明抄写者不明白“诃煞”的真实含义。因此，这么看抄写的人自然就不会是译者了。
笔者在以往的研究中，认为大谷文书中的这些残片是在本土的中医药方增加外来药物，以之来丰富中医，而根据上述的分析，笔者目前更倾向于认同这些残片是外来的药方集的翻译，只不过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及其助手用本土中医方书的格式加以了一些改写。这对我们进一步认识域外医学在吐鲁番等西域地区的传播形态与复杂的过程，应该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正如胡颖翀在评论笔者的初稿时所指出的那样：“翻译文本在西域地区的形成过程是极为复杂。其中涉及到外来医学文本或知识的原传入者（携带了纸本文献，还是头脑中的知识）、文本或知识的初译者（将外来文本或知识最初翻译成某种中古西域语言的人，并要注意其身份，如僧人、医者、商人或其他；包括是否有助手）、传播或再译者（将文本或知识在当地和周边地区的传播人，并可能将原文本或知识再转译成其他语言。除了研究梵文，也要关注多种中古西域语言）、笔录者（将翻译的文本记录于纸，或将口口传授的知识用文字记录下来）等诸多环节。在研究外来医学传入、传播及本土化的过程，汉语文书只是整个环节的终端。当时西域地区传布的胡语医学文书也应纳入到研究的范围中。而对这些胡语医学文书的追溯工作（印度医学、阿拉伯医学等）则也是不可避免的工作之一。例如在如何判定汉文医书中记载的外来药和外来方是否已经由本土医家的改造这一点上，后者的工作就会呈现出一定的意义。”[55]
从佛经文献在西域的传播来看，既有口头流传的文本，也有文字抄写的文本，传播的环节是相当繁复的，而涉及的语言和区域都有各自的文化特点，甚至在原有的经典中陆续添加了新鲜的本地因素，最后在西域（或者中原地区），经过译者（加上助手或译场）的运作，而形成用汉语书写的定本，再度以新的面貌进行崭新的流通领域。作为外来文化产物的医学文献也会或多或少经历这样的曲折过程，以汉语文献面貌呈现的大谷医书残片的背后实际隐藏了一幅文化相遇的图景，但我们作出上述的初步思考之后，就此还有一些延伸的问题，亦即外来药物进入中土文献的方式到底是如何的？面对外来药物时，中土医家所秉持的先决条件是什么？是对药物性能的准确认知还是沉溺于药物神异性的传说？中古时期的域外医学知识及其文本如何本地化的？其传递与被选择、扬弃的过程与本土的文化结构之间有何关联呢？这些问题均有待深思
[1] 本文宣读于2011年9月18日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举行的“中古方书：医学史、书籍史和社会史的解读”研讨会。感谢胡颖翀、范家伟、肖荣、陈昊对此文提出的意见，但文中所有错误均由作者负责。
[2] 龙谷大学佛教文化研究所编，小田义久责任编集：《大谷文书集成》第壹至肆卷，京都：法藏馆，1984～2010年。
[3] 比如，王珍仁，孙慧珍：《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所见祖国医药方研究》，《北京图书馆馆刊》1997年第4期；郭富纯，王振芬：《旅顺博物馆藏西域文书研究》，万卷出版公司，2007年。
[4] 比如，陈明：《吐鲁番出土汉文医学文书中的外来因素》，《新史学》第14卷第4期，2003年12月，第1～63页；猪饲祥夫：《大谷文书の汉文医书类の概要と整理》，《佛教文化研究所纪要》第四十六集，平成十九年十二月，第24～118页。
[5]〔日〕遍照金刚撰；卢盛江校考：《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第1册，前言，中华书局，2006年，第1～58页。
[6] 比如，冯寿农：《法国文学渊源批评：对“前文本”的考古》，《外国文学研究》2001年第4期。
[7] 笔者是受北京大学中文系严绍璗教授关于“东亚文学的发生学研究”的影响，而对“定型文本”概念产生兴趣的。可参见严绍璗：《比较文学与文化“变异体”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
[8] 以上的五组归类非常粗疏，需要细加推敲。此并非定论，尚希高明指正。猪饲祥夫亦将其大致分为五组， 具体参见猪饲祥夫：《大谷文书の汉文医书类の概要と整理》，第33～34页。有些文书太过残缺，很难归类，比如，大谷10212号极小断片。
[9] 丹波康赖：《医心方》（浅仓屋藏版），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年。
[10]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第七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 年，第53～62页。
[11]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20册，第783页中。
[12] “跋驮木阿”应该是“跋驮木砢”之误。梁扶南三藏僧伽婆罗译《阿育王经》卷五《半庵摩勒施僧因缘品第五》中记载：“是时阿育王即呼傍臣，名曰跋陀罗目阿翻贤面而语之言。”（《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0册，第148页中）此处“目阿”中的“阿”字，在〔宋〕〔元〕〔明〕〔宫〕中，均写作“砢”字。据僧伽婆罗的译注，“跋陀罗目阿”是“贤面”的对译，其梵语名为Bhadramukha（“贤面”），由此可证，“目阿”确实是“目砢”（mukha）之误。与“目阿”一样，“木阿”也是“木砢”之误，“跋驮木砢”就是Bhadramukha的音译。
[13]《大正新修大藏经》第21册，第487页中。
[14]“勺药”、“勾药”二者可能是“芍药”。其与“勃盆地叨”（或“勃分地叨”）的关系，待考。
[15]《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4册，第1234页下。
[16]《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4册，第1018页下。《翻梵语》卷二：“栴陀跋阇：应云栴陀罗跋阇罗。译曰：栴陁罗者，月也；跋阇罗者，金刚。”（《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4册，第998页上）栴陀罗跋阇罗，梵语为Candra-vajra。
[17] 慧琳《一切经音义》卷十四，慧琳音释《大宝积经》第七十四卷的“枸奢得子及纴婆子”条云：“枸奢得 子及纴婆子此等皆梵语，树名也。其叶苦，可煮为饮，治头痛疾，即此国苦拣是。苦檀之类也。纴，女林反。栋，音练也。”(《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4册，第393页上)
[18] 大唐北天竺国三藏阿质达霰译《大威力乌枢瑟摩明王经》卷下云：“若离合进俱奢得鸡果于勃罗得迦火中， 一日三时，时一千八遍，至满七日。”(《大正新修大藏经》第21册，第151页下)
[19] 义净译《根本说一切有部毘奈耶药事》卷一：“纴婆栋木是也、高奢得枳此方无及以余类，准前应用。”（《大正新 修大藏经》第24册，第1页中）
[20] 陈明：《印度梵文医典〈医理精华〉研究》，中华书局，2002年，第273～274页。
[21] 陈明：《殊方异药：出土文书与西域医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08页。
[22] 陈明：《印度古代佛教寺院药物名词考释——以中古汉译律典中的“苏毘罗浆”为例》，王志远主编：《宗风》 乙丑冬之卷，2012年，第212～237页。
[23] 陈明 ：《作为眼药的乌贼鱼骨与东西方药物知识的流动——从“沙摩路多”的词源谈起》，《西域研究》2009年第1期。
[24]《大正新修大藏经》第18册，第874页上。
[25]《大正新修大藏经》第18册，第874页上。
[26]《大正新修大藏经》第20册，第194页上。
[27]《大正新修大藏经》第20册，第195页上。
[28]《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4册，第1231页下。
[29]《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4册，第1203页下。
[30]《大正新修大藏经》第18册，第715页中。“此云红蓝华”应该放在“染”字之前，是对“俱逊婆”的注释。
[31]《大正新修大藏经》第18册，第722页下。
[32]《大正新修大藏经》第18册，第801页中。
[33]《大正新修大藏经》第18册，第837页上。
[34]《大正新修大藏经》第18册，第876页中。
[35]《大正新修大藏经》第18册，第876页中。
[36]《大正新修大藏经》第18册，第876页中。
[37]《大正新修大藏经》第18册，第876页中。
[38]《大正新修大藏经》第18册，第876页中。
[39]《大正新修大藏经》第18册，第876页中。
[40]《大正新修大藏经》第18册，第876页下。
[41]《大正新修大藏经》第18册，第876页下。
[42]《大正新修大藏经》第18册，第877页上。
[43]《大正新修大藏经》第18册，第877页上。
[44]《大正新修大藏经》第20册，第25页中。
[45]《大正新修大藏经》第21册，第328页中。
[46]《大正新修大藏经》第21册，第370页下。
[47]《大正新修大藏经》第21册，第372页上。
[48]《大正新修大藏经》第24册，第210页中。
[49]《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医家类，徐彬：《金匮要略论注》，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
[50] 陈明：《殊方异药：出土文书与西域医学》，第311～312页。
[51] 僧佑著；苏晋仁，萧錬子点校：《出三藏记集》，中华书局，1995年，第12～13页。
[52] 在书写文本中，无论用何种字体，candana与candra的词形写法均不相同，二者较难造成误会。
[53] 智升：《开元释教录》卷六，《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5册，第540页下。
[54] 龙谷大学佛教文化研究所编，小田义久责任编集：《大谷文书集成》第肆卷，京都：法藏馆，2010年，第136页。此处误录作“羊头塩 诃杀 乌”。猪饲祥夫：《大谷文书の汉文医书类の概要と整理》一文第112页的录文则是正确的。
[55] 引自胡颖翀给笔者2012年8月29日的电子邮件。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南亚学系)
编排：王常兴
审校：王文洲
审核：李文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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