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中原 仪德刚 | 吐鲁番洋海弓箭分类研究

来源：“中国社科院考古所中国考古网”微信公众号

原文刊于《自然科学史研究》 2024年 第1期，引用请据原刊。

摘要：新疆吐鲁番洋海墓地出土复合弓与埃及图坦卡蒙复合弓年代相近，表明墓地所属人群在公元前1千纪已经掌握复合弓制作技术。洋海公元前1300年至公元前500年的早期复合弓与公元前500年至公元前200年的Σ复合弓，在制作技术上具有明显承接关系。公元前200年至公元元年，洋海地区与外界的弓箭制作技术互动更加活跃，出现了尼雅类型复合弓技术。本文从形制、材料、工艺等方面对洋海墓地出土的弓箭进行科学分析，梳理洋海弓箭技术发展全貌，完善了弓箭技术史研究所需的部分基础资料；通过与同时期欧亚大陆其他弓箭类型的对比分析，可追溯洋海非对称Σ弓形起源于东亚的可能，并了解游牧经济、金属箭头、战争等因素对复合弓技术产生和发展的促进作用，还可发现洋海弓箭对斯基泰弓箭起源的重要影响，进而探索Σ弓形的早期传播路径和弓箭技术交流问题。

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弓箭对人类生存和发展有过重要的影响，渗透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教育等诸多领域。新疆吐鲁番洋海墓地位于欧亚大陆腹地，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也是古代弓箭技术交流的前沿地区。它的年代始于公元前13世纪，持续1500余年，是我国目前发现筋角弓年代最早、数量最多的遗址。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洋海出土弓箭类文物上百件，最早的已有3200多年历史。[1]洋海弓箭从工艺到形制既具本土特色又兼外来元素，对其展开研究是梳理中国弓箭发展脉络的重要途径之一，也是追溯中国角弓技术起源的关键环节，通过探索春秋战国以前中国弓箭技术与弓箭文化，对研究“一带一路”上的古代技术传播与文化交流有重要的价值和作用。

弓箭发明于石器时代，南非出土的箭头距今已6万多年。[2]由筋、角等动物组织与竹、木等植物材料复合而成的“角弓”（“筋角弓”的简称），是弓箭发展史上的一项重要技术革新，目前最早的角弓出土于埃及图坦卡蒙墓，距今3300多年。[3]春秋战国时期的《考工记》详细记载了角弓制作技艺[4]，是中国最早的相关文献。近现代自谭旦冏开展成都传统弓箭调查以来[5]，学界对角弓技术史的研究持续深入。2003年至今，仪德刚对古代弓箭技术进行了长期跟踪与探索，在进行角弓复原的同时，对传统弓箭的性能作出物理学上的评价[6]，并拓展了我国少数民族弓箭技术与文化相关领域的探索[7]，推进了中国弓箭技术史研究，同时为角弓溯源指明了方向[8]。然而限于弓箭文物素材较少，学界对角弓技术史的研究进展缓慢。

2019年由吐鲁番市文物局等单位共同编辑出版考古报告《新疆洋海墓地》，记录了洋海出土的各类弓100余件，箭支无计，所见出土弓箭种类多、连续性强，丰富了研究素材。报告将洋海各类弓箭以材料和形制进行了划分，并整理了简单的年代谱系，但其分类较为粗糙，也不乏争议之处，无法完整呈现洋海弓箭技术发展的全貌。

考古发现表明，洋海墓地的随葬器物具备斯基泰三要素——武器、马具和动物形象的图案，出土的部分中晚期复合角弓也与已知的斯基泰弓形类似。欧洲对斯基泰弓箭的最早记录出自古希腊，希罗多德曾描述过斯基泰人的精湛射术。[9]精湛的射术离不开高性能的器材，在黑海沿岸就曾出土一块赞颂奥尔比亚射手使用斯基泰弓实现超远距离命中目标的石碑（[10]，91-92页）。克里米亚Kul’-Oba等遗址出土的带有斯基泰弓箭图案的器物和少量弓箭文物，证实了这种高性能弓的存在[11]，但零散出土的文物还无法充分还原斯基泰弓箭发展的源流。有学者发现中国甘肃大堡子山秦陵出土的器物图案与斯基泰弓形存在联系[12]，但仅此也不能完全说明其相互间的影响。谢肃方对洋海早期零散出土的弓箭文物做过研究，得出洋海弓是标准斯基泰弓型的结论[13]，但没有对洋海弓箭的发展做进一步研究。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文献资料和实物考证，从技术史的角度对洋海弓的全部已知样本进行科学分析，理清洋海弓的发展脉络和各阶段的技术特点及承接关系，探索洋海角弓的起源及东西方弓箭技术的交流问题。

1　概念界定

古今中外的弓箭种类众多，其相互间又存在共性与差异，为便于研究，有必要对相关概念进行界定。

弓箭是一种投掷武器系统，箭支是这套系统的战斗部，弓则是系统的动力部，弓随着动力技术进步而产生，所以其出现时间晚于箭支雏形。弓从体量上可分为大型和小型，形制上分为直拉和反曲，制作材料上又分为单体材料和复合材料。从体量上讲，原始社会因技术落后，制作大型木器相对困难，需要优良的工具完成砍刨、切削等工艺[14]，且难以维持高效率的大批量生产，导致最早的弓体普遍较小，类似者如非洲的布须曼弓[15]；但小型弓因制作简单，又具有一定实用价值，所以小型单体弓在历史上长期存在，如洋海出土的年代为1052BC—899BC的小型单体弓ⅠM150:9（[1]，173、973页），时间上明显晚于年代为1261BC—1041BC具有弓弰明显反曲技术的复合弓ⅠM157:11（[1]，180、973页）。随着社会需求和技术的提高，弓开始大型化，欧洲中世纪的英格兰长弓是大型弓的极致体现[16]，大型弓的出现虽晚于小型弓，但相较复合弓，大型单体弓工艺依旧简单，实用价值也高于小型弓，因而与复合弓长期并存，如大型单体弓ⅠM48:2，年代为929BC—822BC（[1]，67、973页），其年代明显晚于ⅠM157:11。随着技术的持续提高，弓又开始向精致化发展，这个过程中开始融入集约的设计理念，随之而来的是弓箭的小型化，期间出现如长弰弓等中型弓，最后发展为更加精致小巧的朝鲜弓及土耳其弓。

弓形上的改变反映了人类对力学认识的深入。直拉弓的基础形变小，蓄能低，对弓弰挂弦的牢固度要求较高，以致较小尺寸的直拉弓难以承受较大拉距，更无法满足为箭支提供高动能的要求，所以出现反曲技术。首先是弓弰的微反曲提升了大拉距下弓弰挂弦牢固度的同时，少量增加了弓的蓄能，并延长了弓臂参与形变的长度；弓弰的微反曲也提升了弓弰部分的抗扭要求，从而反向刺激了制弓技术的提高。之后是弓身的整体反曲大幅提高了弓的基础蓄能，弓身反曲打破了原有直拉弓形为增加动能转换需要无限扩大体量的工艺模式，使弓体尺寸控制在一个便于操作的合理范围内，弓体的便携也方便了骑射使用。单一材料是人类最容易获取的，故单体材料弓出现得最早，复合材料弓则是人类深入认识材料性能并与环境和资源等条件相结合后出现的，其典型代表是筋角弓，促使复合弓出现的另一个可能性则与金属箭头的应用有关，而弓弝、弓臂、弓弰、弦槽等，则是依据弓的体量、形制与材料而变化的。

洋海出土的弓箭几乎包含了以上提到的所有类型，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类似黑海沿岸斯基泰王族墓地出土的弓形。斯基泰人（scythians）一词最早出现于公元前8世纪赫西俄德的作品中，此后希腊文化将黑海北岸各种游牧族群均视为斯基泰民族，形成了泛意上的斯基泰概念，直至前4世纪希罗多德将其细分为王族斯基泰人、游牧斯基泰人等狭义群体。（[10]，1-12页）近代以来，西方史学界惯用泛意上的斯基泰概念，并将斯基泰文化扩展到欧亚草原大部分地区，暗含了西方中心论的倾向。[17]因斯基泰有广义与狭义两个概念，斯基泰弓形的起源也有待考证，为免争议，笔者暂将此种弓弰及弓臂带有反曲、挂弦后形成五曲的弓形称为Σ弓形。本文将从洋海弓的体量、形制和材料三方面，结合相关文物进行分析，研究范围包括《新疆洋海墓地》考古报告所整理的111件弓体样本、有放射性碳同位素测定并经过树轮校正年龄的11座墓地内的弓箭相关文物及1987—2004年收集的6件弓体样本。

2　分析研究

洋海墓地出土的所有弓箭类文物有放射性碳同位素测定并经过树轮校正年龄的共21组，包括单体弓5件、复合弓5件、箭9组90余支、单体箭头2组4件、弓箭袋5件、护臂5件、弓弦4件。其中单体弓和复合弓按时间的排序是年代为1261BC—1041BC的复合弓ⅠM157:11、年代为1052BC—899BC的单体弓ⅠM150:9、年代为929BC—822BC的单体弓ⅠM48:2、年代为850BC—760BC的复合弓ⅡM13:5（[1]，256、972页）、年代为790BC—480BC的单体弓ⅡM63:4（[1]，303、973页）、年代为570BC—404BC的单体弓ⅠM58:8（[1]，76、973页）、年代为408BC—382BC的复合弓ⅢM5:4（[1]，465、973页）、年代为400BC—200BC的单体弓ⅡM81:4（[1]，319、972页）、年代为398BC—202BC的复合弓ⅢM18:6（[1]，481、973页）、年代为187BC—49BC的复合弓ⅢM80:6（[1]，554、973页）。根据弓的年代、形态与工艺，可以将其划分为早、中、晚三期类型。（图1）

图１　新疆洋海出土有放射性碳同位素测定并经过树轮校正年龄的弓箭类文物排序及分期

2.1　早期洋海弓

早期洋海弓的分期范围在1300BC—500BC，此时期共有33件弓体样本，包括4种单体弓和3种复合弓，以下将选取典型样本进行分析。早期洋海单体弓第1种类型年代最早的是ⅠM150:9（图2）年代为1052BC—899BC，弓长61.8cm、宽1.3cm、厚0.56cm，根据弓弰上的弓弦勒痕断定弓形为直拉型，采用切削工艺制作，但工艺较粗糙。弓弰头部削细，弓体截面呈扁圆形，洋海人此时已认识到弓体形变与弓体截面形状的关系，此弓还带有皮弓弦和一束长约40cm的芨芨草秆箭。另有8支长约55cm箭头箭杆一体式木箭，1枚铜质箭头，一同出土的还有1件长18.8cm、宽9.3cm的小型皮弓箭袋和1件筒状皮护臂。ⅠM150:9配合芨芨草箭拉距约为35cm，配合木箭拉距约为50cm，因形变过大会影响持握、弓弰挂弦牢固度和材料强度，所以推测其极限拉距不超过50cm。从小型弓箭袋的尺寸来看，其无法装载木弓，且最大容量不超过26支箭。ⅠM150:9年代早，弓体小，拉距小，单体材料制作简单，随同出土的芨芨草箭较原始，实用价值有限，属于早期小型单体弓的发展阶段，同类样本还有ⅠM143:2（[1]，163-164页）。

图2　早期洋海弓的发展

ⅡM143:5（图2）是早期洋海单体弓第2种类型较完整的样本，其弓体较大，据弓弰上的弓弦勒痕断定形制为直拉型，但弓弰形制是可满足反曲挂弦的。弓残长131.5cm、直径1.9cm（[1]，372页），树枝削皮制成，弓弝处有为方便持握进行专门加工，弓弝较粗，截面呈近圆形，弓臂为扁圆形截面，残存弓弰头部也有削细和收腰弦槽特征，但切削工艺较为粗糙。另有1支头杆一体式木箭残段一同出土，推测此弓拉距约为50cm。ⅡM143:5制作简单，弓臂扁圆形截面和略带收腰的削细弓弰，属于单体弓由早期小型化向大型化发展的阶段，其出土于较晚的二期墓地也说明此弓种可能长期存在于洋海地区。年代为929BC—822BC的ⅠM48:2单体弓（图2），残长97.2cm、宽2.4cm、厚1.4cm，采用切削工艺制作，弓弰头部削细，弓体截面呈扁半圆形是为提升操作性能而进行的针对性加工，工艺水平较ⅡM143:5有所提升。此弓体量较大，根据弓体截形状可判断其为反曲形制，推测拉距或超过50cm，是大型单体弓向成熟化发展的阶段。

年代为790BC—480BC的ⅡM63:4单体弓（图2）是第3种类型，弓残长42cm、直径0.8-1.2cm，圆木削制，弓体截面呈扁圆形，残留弓弰头部有收腰弦槽。其完整弓体应小于前期大型单体弓，无法准确推测弓形，但弓弰形制提升了大拉距时弓弦与弓体结合的牢固度，拉距可超过50cm。明显的收腰型弓弰、扁圆形弓体截面和大拉距且年代较前两种类型更晚，说明此弓是大型单体弓向精致化发展的阶段。类似的还有ⅠM217:1单体弓（图2），长118.8cm、直径1.6-2.4cm（[1]，242页），圆木削制，弓体截面呈扁圆形，上部弓弰有收腰弦槽，下部弓弰头部削细。一同出土有2支残长约51cm木箭。此弓体量适中，形制为非对称直拉或微反曲，据弓弰处的弓弦勒痕判断其为直拉弓的可能性更高，但弓弰形制是可以满足反曲使用的。拉距可超过50cm。此弓对操作性能和人机适配进行了工艺改良，据弓弰判断持握位置靠近收腰弓弰一端，导致拉弦后收腰弓弰一端形变大于另一端，采用此型弓弰不易脱弦。

年代为570BC—404BC的ⅠM58:8单体弓（图2）是第4种类型。弓残长48.5cm、宽1.6cm、厚0.8cm，圆木削制，截面呈扁半圆形，弓弰头部削细，据弓弰形制和早期单体弓第3种类型的研究结果判断，此残段为弓体下部。它的体量适中，弓体弯曲明显属于反曲形制，且弓弰处有反曲方向弓弦勒痕。木材在不附着其他弯曲形状材料的情况下，需采用弯木工艺才可做成此类形制，也可寻找天然弯曲木材直接加工成型。但天然弯曲木材获取的偶然性较高，此类样本的弯曲程度又较为一致，天然弯曲材料无法完成重复制作，所以使用弯木工艺的可能性更大。具体运用何种类型弯木工艺还有待后续研究跟进，但反曲形制可大幅度提升弓体性能，是精致化的单体弓制作技术。ⅠM185:3单体弓（图2）与其类似，残长58cm、宽2cm、厚0.64cm（[1]，210页），圆木削制，弓体截面呈扁半圆形，残存弓弰削细有浅槽。一同出土有8支残长约25cm头杆一体式木箭。根据弓弰形制判断ⅠM185:3残段也为弓体下部，弓臂带有S形弧度，推测是非对称的反曲形制，拉距或超过50cm。

年代为1261BC—1041BC的ⅠM157:11（图2）是洋海出土的年代最早的复合弓残片，属早期洋海复合弓第1种类型，残片弓弰头部削细，残存皮质弓弦。报告中未给出残片的具体数据，但通过使用报告插图给出的比例尺测量样本插图后，可知此残片高约20cm、厚度小于0.5cm。根据复合弓残段尺寸推测此弓的体量不小于60cm，为反曲形制，可承受拉距较大，根据残片厚度判断其结构应为层压式复合弓，工艺较为复杂，具有很高的复合弓制作水平。但因样本残损程度较大且时间较为久远还无法将其准确归类，因此单独列为一类。一同出土还有1件筒状皮质护臂和1件带有木撑板的大型皮弓箭袋，此弓箭袋的尺寸可以容纳一张长度在130cm以内的弓和超过20支箭。

ⅡM13:5复合弓（图2）为第2种类型，年代为850BC—760BC，长112cm、宽2.1cm、厚1.2cm，中间为木片，两面用皮胶粘有筋角，截面为扁圆形，弓弰为头部削细收腰形。一同出土有23支长约66cm头杆一体式木箭，箭支数量与ⅠM150、ⅠM157出土的弓箭袋推算的可容纳箭支数据高度一致。ⅡM13:5体量适中，采用层压式复合结构，为上弓臂过曲的非对称微反曲形制，拉距约60cm。类似的还有ⅠM20:2复合弓（图2），长106.8cm（[1]，39页），木片两侧粘贴角片，截面为扁圆形，弓弰头部削细有收腰。一同出土有18支长约57cm的头杆一体式木箭。ⅠM20:2体量适中，形制为上弓臂过曲的非对称反曲型，弓体下部反曲尤为明显，拉距大于50cm，采用层压式复合结构，有皮绳缠扎加固，工艺成熟且极具特色。

ⅠM11:7复合弓（图2）是一种向中期非对称Σ复合弓过渡的形态，为早期洋海复合弓第3种类型。此弓长105cm（[1]，28页），中间为木片，上下贴角片，外缠皮绳加固，弓体截面呈椭圆形，弓弰呈三角形有浅槽，带有筋质弓弦。一同出土有10支长约57cm头杆一体式木箭。ⅠM11:7体量适中，形制为上弓臂过曲的近五曲反曲型，上部弓弰侧面略呈倒钩状，拉距大于50cm，采用层压式复合结构和筋质弓弦。类似的还有ⅠM42:8（[1]，63页）、ⅠM164:5等（[1]，190页）（图2），其中ⅠM42:8一同出土有一枚铜质箭头和10支长约58cm头杆一体木箭。ⅠM164:5复合弓，长113cm，中间为木片，上下贴角片，外贴筋片，有缠筋加固，弓体截面为扁半圆形，上部弓弰呈倒钩状三角形，配筋质弓弦。另有1件可容纳一张弓及超过20支箭的大型皮弓箭袋一同出土。ⅠM164:5体量适中，形制为上弓臂过曲的反曲型，上部弓弰明显倒钩装，拉距应大于50cm，采用层压式复合结构和筋质弓弦，工艺复杂已具有中期非对称Σ复合弓的雏形。

综上分析，这一时期洋海的单体弓与复合弓是并存发展的，复合弓技术略高于单体弓，奠定了洋海后期复合弓的主流地位。据ⅠM157:11残片所具备的弯木工艺和层压技术推断，洋海复合弓技术起源应早于公元前13世纪，并在公元前9世纪前后明确出现角弓技术，技术完善的时间跨度为400年左右。洋海中期弓箭的特点在这一时期逐渐形成，单体弓由长、短弓体并存的弓箭大型化初期阶段发展为中等体量；复合弓从公元前9世纪开始一直保持体量适中发展。早在公元前13世纪洋海就已出现反曲形制，单体弓由直拉向反曲过渡；复合弓由简单反曲向弓身多曲的反曲过渡。早期洋海复合弓第3种类型属于向中期非对称Σ复合弓的过渡形态，在早期复合弓中出现时间可能较晚，但不排除此类型在后期有延续使用的情况，其他类型单体弓与复合弓因为工艺相对简单，也有延续使用的可能。

上弓臂过曲是洋海弓在这一时期后半段的主要形制特点，影响了洋海弓箭以后的形制发展，其产生原因有可能与持弓习惯有关。最早在公元前13世纪，洋海弓就已开始木、筋、角、皮等多元化复合材料的使用，皮质弓弦已经出现；洋海此时已掌握弯木工艺、制胶工艺和以层压式结合为主的复合材料制弓技术，并认识到弓体形变与弓体截面形状的关系。在公元前9世纪前后出现扁半圆形弓体截面，提升了弓体操作性能，开始使用外缠皮、筋加固的技术。在公元前8世纪前后随着弓箭拉距的增加出现了筋质弓弦，弓弰由简单削细发展为影响中期弓形的带明显倒钩的收腰形。值得注意的是，洋海地区最早在公元前11世纪就已经开始使用铜质箭头，同时也使用插接式骨质箭头和箭头箭杆一体式木箭，箭长由55cm左右木箭发展为65cm左右木箭。弓箭袋以可同时装载弓和箭的一体携行具为主，少量辅以小型箭袋，具有游牧民的简洁特色。护臂由筒状不可调节式，发展为三角形系带可调式。在公元前8世纪前后，洋海人就已经开始使用拇指式扣弦法并配有皮制扳指，以非对称持弓方式由前段50cm拉距发展至后段60cm拉距，单人备箭量10—30支。

2.2　中期洋海弓

中期洋海弓的分期范围500BC—200BC，此时期共有72件弓体样本，包括2种单体弓和4种复合弓。中期单体弓第1种类型年代最早的是400BC—200BC的ⅡM81:4（图3），残长73cm、直径2.4cm，采用切削工艺，弓体截面呈扁圆形，弓弰有弦槽。从残段外观推测ⅡM81:4的体量适中，为直拉或微反曲弓，虽无法断定是否为对称形制，但可以肯定弓弰已有长弰趋势，弓弝也有为增加人机适配性而进行的收腰处理，据体量推测其拉距应大于50cm。此弓形与前期单体弓有明显区别，且对于单体弓各部位性能与工艺的关系已有更深刻的认识。

图3　中期洋海弓的发展

第2种类型的典型样本是ⅡM53:4单体弓（图3）残长75.4cm、直径2cm（[1]，294-295页），圆木削制，弓体截面呈扁圆形，弓弰刻有弦槽，弓弝较粗。一同出土有2支长约59cm的头杆一体式木箭。此弓体量适中，为直拉或反曲弓，弓形应为对称形制，弓弰、弓弝、弓臂各部区别明显，有精细加工痕迹，结合一同出土的木箭及弓的体量推测，其拉距可超过55cm。ⅡM53:4在工艺上更为精致，延续了ⅡM81:4对弓体各部的针对性处理风格，与洋海晚期的小型精致化单体弓有明显的承接关系，所以时间应晚于ⅡM81:4，符合弓箭由大型化向精致化发展的阶段。

中期洋海复合弓的4个类型都属于Σ弓形，有67件样本。第1种类型以ⅡM2:1复合弓为代表（[1]，224页）（图3），残长107.2cm、最大直径1.6cm，采用层压工艺，结构为木片两边粘角片、骨板，外缠皮绳加固，弓弰为带弦槽三角形。此弓体量适中，反曲形制，上弓臂弯曲明显，弓弰有倒钩趋势，弓体截面呈扁圆形，在弓体受力位置有缠扎加固工艺，拉距可在60cm以上。类似的还有ⅠM106:1复合弓（图3），弓长108.8cm、宽2.8cm、厚2cm（[1]，129页），采用层压工艺，结构为木片两边粘角片，弓弰有弦槽，上弓弰为带弦槽三角形，弓体有筋丝缠扎，截面扁圆形。一同出土有1件长度略短的同类型复合弓，2支长约64cm头杆一体式木箭。这种类型复合弓在保留洋海弓非对称特色的基础上，已具非对称Σ弓的雏形，特别是上弓臂的过度弯曲现象尤为明显。此类复合弓在弓体受力位置均有大面积缠扎加固的工艺，拉距也较早期复合弓有明显提升。

第2种类型的典型样本有ⅡM186:1复合弓（图3），长108cm、直径1.76cm（[1]，417页），结构为木片两侧粘骨板，外包动物皮并缠扎筋丝加固，弓弰为倒钩状三角形，弓弝稍粗，弓体截面近三角形。一同出土有2支长约71cm的木箭头插接式木箭。与之类似的还有ⅡM25:1（[1]，268页）、ⅡM27:2等复合弓（[1]，270页）（图3）。ⅡM25:1弓体截面呈近圆形，一同出土的有1支长约70cm的头杆一体木箭；ⅡM27:2弓体中部截面呈近三角形，另有10支长约71cm的头杆一体木箭一同出土。此种类型复合弓体量适中，弓长110cm左右。弓形为非对称的反曲形制，上弓臂均带有不同角度的“L”形弯曲，弓弰呈明显倒钩状。弓体由木、骨、角、筋、皮等多种材料复合制作，据报告的描述、各样本截面形状和样本外观及部分残片的结构来看，此类型复合弓部分使用了多向围合的技术，与前期复合弓多为扁圆形截面不同，多呈现出近圆形与三角形两种弓体截面。据部分样本一同出土的箭支长度推测此类型拉距在65cm以上。这种复合弓结构复杂，制作难度较高，整体继承了洋海弓箭的非对称风格，同时在技术层面也对其进行了完善，形成了标准的非对称Σ弓形，接近弓箭发展的精致化阶段。

中期洋海复合弓第3种类型属于标准非对称Σ弓形的另一版本。年代为398BC—202BC的ⅢM18:6复合弓（图3），长117.4cm、宽2.6cm，结构为木片两边粘贴角片，外缠筋丝加固，弓弰为带槽的倒钩状三角形，配有筋质弓弦。一同出土有2支长约84cm的头杆一体式木箭，1件宽11.8cm、残存撑板长81.2cm、宽4.2cm的大型弓箭袋，1件残长37.5cm、底宽14.9cm的小型弓箭袋、两种弓箭袋均可容纳超过20支箭。此种复合弓较之前类型虽保留非对称风格，但上弓臂的弯曲已趋于柔和形成“C”形弯曲，弓体依然同时存在三角形与椭圆形两种截面，通过一同出土的箭支长度推测其极限拉距可达80cm。对比年代为408BC—382BC的ⅢM5:4复合弓残段（图3）发现，ⅢM5:4残段与ⅢM18:6上弓臂几乎完全吻合，属于同种类型，且年代接近，可以肯定此种弓形至少产生于2400年前。此型复合弓造型优美，制作精致，属于弓箭发展中的精致化阶段。

第4种类型是中期洋海复合弓的最后一个阶段。01M:25-2（图3）弓长103.8cm、直径2.1cm（[1]，576-577页），木胎两边粘角片与骨板，竖向粘贴筋丝，外缠筋绳加固，弓弰呈微倒钩状三角形。一同出土有5支长约60cm的插接式木箭；1件长75.2cm、宽30.5cm的大型木撑板弓箭袋，可容纳至少1张弓和20支以上的箭。这种类型复合弓虽延续了洋海非对称Σ复合弓的倒钩状弓弰，且弓体截面以椭圆形为主，少量为三角形，但其上下弓臂的曲度已基本对称。通过与包括ⅠM35:2（图3）等在内的大量相似样本对比分析（[1]，58页），可知此类弓的持弓位置已居弓体中部，弓体结构大多为木胎前后粘贴角、骨片，且大量应用竖向粘筋的工艺，整体已有巨大改变，只有局部保留了洋海特色，部分样本维持了最外层缠筋加固技术。

通过以上研究可以发现，此期洋海复合弓技术已发展至顶峰阶段，大量出土的复合弓样本说明，复合弓已取代单体弓，成为洋海主要的远程武器。这一时期洋海人对单体弓的弓弰、弓臂、弓弝等结构的认识更为深入，已产生有针对性的精加工技术，弓形也趋于对称，这不排除受到外来影响。可以肯定洋海单体弓箭技术已进入精致化阶段，并延续至洋海晚期。虽然本文将中期洋海弓的时间范围保守确定为500BC—200BC，但通过对早期洋海复合弓第3种类型和此期第1种类型复合弓的研究发现，这种非对称Σ弓的雏形很可能早在公元前7世纪就已产生，随后发展出上弓臂具有“L”形弯曲的第2种类型，并在距今2400年前发展出了上弓臂C形弯曲的第3种类型，在这400年间，洋海复合弓完成了精致化的发展进程。这个过程中复合弓的弓形依然保持了洋海非对称的特色，弓弰倒钩状风格已定型，在层压工艺的基础上，洋海弓匠探索出多向围合木、筋、角等材料的技术，并对弓体受力部位缠扎加固，皮、筋缠扎工艺也形成了具有洋海特色的弓体装饰。最后第4种复合弓类型的弓形逐渐对称趋于柔和，持弓位置固定在弓体中部，至此洋海地区的复合角弓技术已达到最高点，形成完整的复合弓制作技术链条。这一时期系带式的小型护臂成为主流，木质一体式箭的数量出土最多，箭支长度从65cm发展至75cm左右，拉距也从60cm左右提升至70cm以上。由于随葬箭支数量开始减少，个人备箭量已无法直接考证，但此期弓箭携行具延用了带有木撑板的大型弓箭袋形式，可容纳超过20支箭。制弓技术的提升也增加了弓箭的实用价值，箭支的大量消耗成为必然，所以推测此时期洋海人单人备箭量应在10支以上，必要时可超过20支。

2.3　晚期洋海弓

晚期洋海弓的时间范围是公元前200年至公元元年，本文将12件弓体样本划归此期。虽然此期定位晚期，但也包含个别没有时间线索的孤立样本，样本可分为3种类型的复合弓和2种单体弓。其中，单体弓ⅠM141:2（图4）是一个孤立样本，时间不可考，残长21cm、宽1.2cm、厚0.7cm（[1]，161页），单木材料，弓体截面呈扁圆形，经过磨削处理，弓弰头部有凹槽。一同出土有一根残长44cm的木箭杆。ⅠM141:2的弓弰形制与跨湖桥出土的距今8000年的单木漆弓接近[18]，也与古代埃及复合弓类似（[19]，ⅩⅤ页），特别是与距今3300年的图坦卡蒙17号弓的弓弰高度一致（图4），但图坦卡蒙17号弓为复合弓，与其时间相近的洋海早期弓的弓弰均为简单削细和亚腰形，未见此型弓弰，ⅠM141:2弰头也比中期单体弓弓弰更为精致，又属孤立样本，弓体残缺，无法准确推测形制，无时间证据，考虑到其工艺的先进性，本文保守地将其列为洋海晚期单体弓的第1种类型。

图4　晚期洋海弓的发展

ⅡM145:3单体弓（图4）年代不可考，与中期洋海单体弓第2种类型有相似之处，但更为精致。此弓长86.2cm、直径2.2cm（[1]，375页），单木材料，弓体截面扁圆形，弓弝截面半圆形，弓弰削细。推测ⅡM145:3也受到了外界影响，根据弓弝判断为对称的直拉单体弓形，体量较中期ⅡM53:4更小，弓弝也更为对称。此弓体量虽小，但拉距可超过50cm，是一种较为实用的小型单体弓，遂将其归为晚期洋海单体弓第2种类型。

洋海晚期复合弓第1种类型为ⅡM165:1（图4），长105.6cm、宽2cm、厚2.8cm（[1]，397页），由木片、骨板、角片复合制作，外缠筋线加固。弓臂截面扁圆形，弓弝截面四棱形，弓弰削细有弦槽。一同出土有3支74.8cm长的头杆一体式木箭和1件大型弓箭袋，箭袋尺寸可容纳20多支箭。类似的还有ⅢM10:2复合弓（[1]，470-471页）（图4）。此类型延续了洋海中期复合弓的体量大小和缠筋加固工艺，但弓形为对称的反曲形制，弓弰已失去了倒钩形制，弓弝与弓臂截面也有明显区别，内部结构应有不同，说明此类复合弓对复合材料的运用更加成熟。根据一同出土的箭支长度判断其拉距超过65cm。

87M:152复合弓（图4）残长98.5、宽4.5cm（[1]，568页），由筋、角、木复合而成。根据残段分析，其体量超过130cm，为反曲长弰复合弓形，筋角前后粘贴于弓胎之上，弓臂截面扁平，弓弝加厚，弓弰较长，本文将此类型归为洋海晚期复合弓第2种类型。类似的还有ⅢM78:2（图4），残长28.3cm、扁状部分长8cm、厚1.2cm、细条部宽1.2cm，厚1.1cm（[1]，550页）。对比残片形状，推测其应为晚期复合弓2型的弓弝部位。ⅡM164:9残片（图4）长12.4cm、宽3.8cm（[1]，397页），也属此型复合弓弓弝部位。另有1张L形上弓臂非对称Σ弓，一同出土的有3支残箭和1件可容纳超过20支箭的大型弓箭袋。此类型复合弓与新疆民丰尼雅遗址出土的复合弓有很多相似性，年代也较为接近，应属一种类型。在与尼雅95MNIM1号复合弓（图4）比对后发现[20]，年代为187BC—49BC的复合弓残片ⅢM80:6（图4）应为此类型的弓臂与弓弰部位。ⅢM80:6残长54cm、宽3cm、厚1.5cm，结构为弓胎两边粘贴角片，外缠筋丝加固，弓臂截面呈扁圆形，弓弰为单木材料有弦槽。据残片尺寸及尼雅类型的平均长度推测，洋海晚期复合弓第2种类型的平均体量应为130cm左右，为长弰反曲弓形，使用筋角复合材料前后粘贴弓胎，个别外缠筋线加固，弓弝加厚收窄，弓臂截面呈宽扁状至弓弰收窄，弓弰单木材料且细长有弦槽。通过尼雅95MNIM1号复合弓一同出土的平均长度83cm的箭支推测，这种弓的拉距可达到80cm。ⅡM52:10复合弓（图4）长139.8cm，中部宽2cm，厚1.6cm（[1]，294页），由角片前后粘贴木胎复合而成，弓臂截面扁圆形，弓弝截面略呈梯形，弓弰为束腰形，弓体对称。由弓弰形制判断ⅡM52:10应属洋海晚期复合弓第2种类型与第1种类型的结合产物。

洋海晚期复合弓第3种类型是ⅢM73:4复合弓残片（图4），长49cm，宽3.5cm（[1]，543页）。由角片前后粘贴弓胎复合而成，外缠筋线加固，弓弰处有凹槽，一同出土有一支残长68.7cm的木箭。此型复合弓残片与洋海晚期2型复合弓有类似之处，也用缠筋加固，但弓弰形状与之前明显不同，其弰头大，且呈圆弧状，经过磨削处理，洋海前期各类型均不见此型弓弰，笔者发现其与内蒙古完工[21]、扎赉诺尔等欧亚草原东部地区出土的弓弰有明显相似之处[22]，完工出土的长条形器则很可能是制弓的骨板或角板，且形制上与洋海早、中期弓形有着相似之处，说明迟至两汉时期洋海地区的制弓技术一定程度上受到外界影响。与之类似的还有ⅡM158:5（图4），残长40.4cm，宽2.4cm，厚0.64cm（[1]，388页）。中间为木胎，前后遗留动物组织和皮绳，推测此残片是这种弓弰形制的一个小型化变种。

洋海晚期弓箭的样本数虽少，但类型丰富，各型之间既有区别，也延续了缠筋加固和弓弰削细等洋海工艺传统的细节，不过总体来看洋海弓箭在这一时期受到外来技术的冲击。单体弓ⅠM141:2作为孤立样本年代无考，但可以肯定其产生原因是受到了外界影响，此样本出土于洋海较早期的Ⅰ类墓地，如果可以测得样本准确年代将对研究东西方弓箭技术的传播与交流起到重要作用。ⅡM145:3单体弓从形制上体现洋海弓箭受到外部影响的可能，而其弓弰细节则延续了洋海特色。晚期洋海复合弓的3种类型因时间跨度较短，样本数量有限，有明确时间样本只有1件，所以无从考证先后顺序，推测这几种类型的复合弓很可能是并行发展。洋海晚期复合弓第1种类型是延续洋海复合弓传统最多的弓形，但此类样本只有2件。样本相对较多的晚期2型复合弓则明显属于尼雅类型，其中与晚期2型复合弓残片ⅡM164:9一同出土的还有一张完整的L形上弓臂的非对称Σ复合弓，说明洋海晚期复合弓第2种类型的产生时间可能早于公元前2世纪，与中期非对称Σ弓形处于同一时代；亦或是洋海中期非对称Σ弓形在此期仍有沿用。晚期3型复合弓弰残片与同时代欧亚草原东部地区出土的弓弰高度相似。

以上研究结果说明洋海地区此时正处于东、西方弓箭技术剧烈交汇的阶段。这一时期洋海随葬箭支数量明显减少，多在2—4支，虽然大型弓箭袋也有出土，但无从考证洋海此时准确的单人备箭量。同时期尼雅地区社会上层墓葬已形成“一弓四矢”的随葬习俗，有学者认为这种随葬传统是受到了汉代中原礼制的影响[23]，而洋海地区随葬箭支数量的减少，是否同样受到了中原地区的影响，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3　结论

以上研究结果有助于我们得出古代洋海弓箭发展的图景，洋海弓箭经历了小型化到大型化再到精致化的完整路径，发展脉络清晰（图5）。

图5　洋海弓的发展脉络

单体弓的制作技术相比于复合弓更为简单，所以一直与复合弓并存发展，但早期复合弓技术已略高于单体弓技术，早期洋海单体弓处于长、短弓体并存的弓箭大型化初期阶段，在公元前5世纪前随着洋海人对弓体结构认识的深入，产生了针对性精加工技术，单体弓进入了弓形趋于对称体量适中的技术成熟化阶段，其中不排除受到外来影响的可能，如ⅠM141:2残片的弓弰和ⅡM145:3单体弓都有明显的外来特征与洋海本地弓形有很大区别。据ⅠM157:11残片推断洋海复合弓技术起源应早于公元前13世纪，时间接近目前出土年代最早的埃及图坦卡蒙复合弓。洋海复合弓在公元前13世纪已开始采用弓弰反曲形制，具备了弯木工艺和制胶工艺并采用皮质弓弦，在公元前9世纪形成体量为110cm左右的上弓臂过度弯曲的非对称反曲弓形。这种弓形的产生可能是受洋海人持弓习惯影响，也可能是技术条件所致。从洋海非对称弓形上的细节和古代希腊陶器图案上斯基泰弓箭手的持弓姿势来分析，笔者更倾向是洋海人持弓习惯导致了非对称弓形产生。至此，非对称反曲弓形成为了洋海弓的明显特征，并在公元前8世纪前后出现了筋质弓弦和倒钩状弓弰。

公元前5世纪是洋海复合弓技术发展的顶峰，洋海弓箭进入精致化发展阶段，拉距明显增加的非对称Σ复合弓形取代了单体弓成为该地区主流远程武器。此时洋海产生了具有三角形截面的多向围合材料的制弓技术，但这并非洋海人首创，3300年前埃及图坦卡蒙复合弓就已采用了这种多向围合的工艺（[19]，ⅪⅤ页）。而对弓体受力部位缠扎皮、筋加固成为洋海弓既具功能性又富装饰性的特色工艺。应该是受到洋海人持弓习惯的影响，此时洋海出现了上弓臂L形弯曲的极端非对称Σ复合弓形。最后洋海非对称Σ复合弓从上弓臂L形弯曲发展为柔和的C形弯曲，并在公元前3世纪左右形成上下弓臂弯曲柔和且对称的Σ复合弓形，同时形成以竖向粘筋和前后粘贴骨板、角片为主的复合技术。

在弓箭技术交流上，洋海地区呈现出前期有选择性的吸收和后期全面借鉴的态势，并出现与同时期欧亚草原东部地区相似的ⅢM73:4复合弓残片，外来弓箭形制的表现更加显著，此现象说明洋海人的持弓习惯已经改变。对于带有尼雅特色的ⅡM164:9复合弓残片与上弓臂L形弯曲的非对称Σ复合弓在同一墓葬出土的问题，笔者倾向于尼雅类型是在晚期以前就已出现于洋海，通过对洋海早、中两期弓箭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洋海每类大弓种的典型样本出现的时间差平均在400年左右，而每个大类弓种都会存在1—200年的并存发展阶段，这期间会产生很多过渡形态，所以洋海的尼雅类型应是出现于洋海中期复合弓的尾声阶段。

随着弓箭技术的进步，洋海箭的整体长度由早期55cm左右逐步增加到晚期80cm左右。洋海在公元前11世纪开始使用铜质箭头，铁质箭头也有发现，但木、骨、金属箭头混用的情况一直持续至洋海末期。这种情况与自然环境存在一定关系，所以与洋海相近的辛塔什塔、安德罗诺沃、塔加尔等文化和这一阶段整个欧亚草原上骨、石、木箭头都被大量应用，每种材质的箭头在应对狩猎、战争等不同活动时的表现也不尽相同。洋海出土最多的是箭头箭杆一体式的木箭，由于箭支属于消耗品，金属箭头较为珍贵，所以推测洋海人才会减少金属箭头的陪葬数量。且洋海墓葬深度较浅，又有二次葬习俗，在随葬一定数量的金属箭头后极有可能在二次葬或其他时期将其取出继续使用。而木箭原材料获取难度较低，制作工艺简单，便于大量生产和后勤补给，木箭的大量出土也说明了洋海弓箭的消耗量很大。ⅠM109:1（[1]，133页）开叉式插接箭头和ⅠM158:7骨箭头（[1]，184页），与完工、扎赉诺尔出土的箭头和弓弰结构相似，都是采用插接工艺与箭杆结合，所以早期墓地出土的部分长度约50cm的短木箭，很可能是在使用中造成了箭头损坏丢失，或直接去除箭头后重新削为箭头箭杆一体式箭导致长度变短，这也反映了洋海人对于箭支的需求量很高，有重复利用箭支的习惯，但ⅠM150:9的芨芨草杆箭很可能属于冥器，没有实用价值。洋海箭支随葬数量随着年代的渐进呈现递减趋势，根据前文所述洋海早期样本随葬箭支的平均数和中后期随葬箭支的最大数，推测洋海单人备箭量应是20支左右。

大型皮质弓箭袋是洋海地区出土最多的弓箭装具，公元前13世纪就已被洋海人采用。此弓箭袋在骑行时内部的木撑板可保护弓箭结构不受破坏，能同时装载上弦的弓和数量可观的箭，只有大容量的箭支携行具才能满足洋海中后期出现的高效能弓种在野战中持续发射的需求。洋海弓箭手在公元前13世纪已开始佩戴不可调节的筒状护臂，至公元前8世纪发展为三角形系带可调式护臂并逐渐成为主流。在公元前8世纪前后洋海人已采用拇指扣弦法并配有皮、骨等材料制作的扳指，以非对称的持弓方式采用小拉距射箭。洋海弓箭手的拉距逐渐增加，皮质弓弦也被筋质弓弦取代。在公元前2世纪洋海人开始以对称的持弓方式，采用大拉距射箭。

4000年前畜牧业的性质发生了变化，游牧经济开始兴起，马匹的重要性日益突出[24]，这些因素影响了弓箭技术的发展，动物类材料的增加丰富了人类对材料的认知，筋、角、骨等动物材料的使用范围被扩大；环境的变化降低了单一材料的可靠性，催生了复合材料的应用；马作为游牧经济的重要交通工具，使弓箭必须提前挂弦才能在马上操作，长时间的带弦状态提高了对弓箭材料性能的要求，这些内因促使复合弓在草原地区被大量应用。现存最古老的古埃及复合弓就是3600年前受到游牧民族希克索斯人的影响而产生的。古代洋海人作为游牧人群，也具备产生复合弓的条件。

通过对洋海非对称Σ弓第1种类型的研究发现，这种弓的雏形于公元前7世纪已在洋海产生，并在随后的100多年中发展出了“L”形上弓臂类型和“C”形上弓臂类型。公元前5世纪前后希腊的一些陶器图案上也开始突然出现类似弓形[25]，但没有这种弓形之前的演化形态出现在已知的任何陶器图案中，而东欧和西亚地区出土最早的非对称Σ弓形实物也只能追溯到公元前2世纪左右。[26]虽然对于非对称弓形的传播问题暂时还没有定论，但可以肯定的是相对弓身的“五曲Σ形制”，“非对称”才是这种弓形最典型的特征。洋海非对称Σ弓第1种类型与早期洋海非对称复合弓具有明显的传承关系，在洋海复合弓的谱系内，弓形变化具有连续性，当地工艺技术也有延续使用，而且不同时期的工艺技术和细节特征经常同时出现在一个样本中，所以洋海弓箭技术的发展脉络也可以称为非对称Σ弓形的演化过程，且最远可直接追溯至洋海最早的复合弓残片。

对于复合弓的起源目前学界还存有争议，仪德刚提出复合弓的产生与金属箭头的应用有着密切联系，金属箭头提高了弓箭的战斗力，提升了弓箭在战争中的作用，而战争的需求也反作用于弓箭，所以战争作为刺激弓箭技术发展的外因不可忽略。洋海出土最早的箭头是距今3000多年的铜质枣形双翼扁箭头，在西伯利亚库尔干地区发现的同类箭头，最早的也有距今2900年左右的历史[27]。这种箭头对无装甲目标杀伤很大，但公元前7世纪双翼扁箭头开始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破甲能力更强的小而尖的多翼小箭头，这是受战争影响的直观表现。战争催生了破甲能力更强的箭头，也必定催生与之匹配的效能更高的弓形。殷商时期中原王朝与西北游牧民族发生过多次战争[28]，特别是武丁时期，战争的规模和频率都明显增加，加速了地区间弓箭技术的交流与进步。武丁时期的甲骨文已开始使用“”表示“弓”字。[29]作为象形文字的一种，甲骨文的造字过程必定是针对事物固有形态长期总结凝练的结果，而甲骨文“”的形态则是典型的五曲Σ弓形，所以至少在3200年以前中原地区就已经形成了以五曲Σ弓形为代表的弓箭形制。

目前这种Σ弓形在中原地区何时起源和由谁传入我们还不得而知。同时期彩陶文化也展开了又一次向西扩展的高峰，并直接影响了包括洋海正在内的苏贝希文化[30]。在叙利亚马里出土的一块距今至少2900年的石板浮雕上也出现类似Σ弓形的图案[31]，其中是否存有关联还无定论。至2600年前的周代，中原地区对外战争频率增加，亚洲地区文化和技术交流更为密切，这又是否直接刺激了洋海复合弓技术的发展也有待考察。但可以肯定此时非对称Σ弓形在洋海出现，百年后又在更远的希腊陶器上被刻画记录。因此我们大胆猜想，Σ弓形可能早在3000年前已在东亚起源，并随彩陶文化一起分为南北两线向西传播，经新疆地区的北线到达吐鲁番后被缓慢流到各个方向，这个过程是漫长的，从而持续影响着洋海弓箭技术发展。所以洋海早期的非对称弓形、中期非对称Σ弓形和晚期尼雅长弰类型及其他类型的弓弰形态，都能在亚洲东部找到同期相似的遗存。另外一条通过喜马拉雅山南麓向西传播的南线则是一条更为高效的传播渠道，以致两河流域更早开始出现Σ弓形。2900年前作为两河流域文化群体的亚述人与北方游牧民族的交流有所增加[32]，波斯北部的游牧民族互动也更为频繁，而西亚三角弓技术也通过这两条路线流向东方。东、西方的弓箭技术共同造就了包括洋海非对称Σ弓、洋海西亚风格单体弓等弓形。而技术的影响往往是双向的，地处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古代洋海人则作为欧亚草原带上重要的技术传递者将东、西方弓箭技术在草原的熔炉上加以提炼并向世界其他地区继续传递。可以说，洋海弓箭技术本身所蕴含的复杂的科学道理不止是人类智慧的体现，也代表了不同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是古代丝绸之路上人类科技发展与共同进步的典范。

致谢：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吕恩国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大学蒋洪恩教授为本文提供了资料；吐鲁番市文博院曹洪勇院长、帕丽旦木·沙丁副研究员、于海琴副研究员为笔者提供了馆藏参观机会，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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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中原（内蒙古师范大学科学技术史研究院）；仪德刚（东华大学人文学院）

编校：杨春红

审校：王文洲

审核：陈　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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