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史研究年度发展报告课题组 | 2023年度西域史研究述评
来源：《西域研究》2024年第2期
2023年度西域史研究述评[1]
西域史研究年度发展报告课题组
2023年，我国西域史领域全年公开发表论文500余篇，出版学术著作70余部，现从政治史、经济社会史、文化史、考古四个方面择其要者评述如下。
汉代 王炳华先生认为西汉王朝与匈奴在西域的政治角力是一场大博弈，它在中华民族生成、发展史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2]郑炳林、陈晶晶、司豪强也考察了汉匈争夺西域控制权的历史过程。[3]朱圣明、洪玺铭从西域诸国内部角度研究了“两属”问题。[4]陈凌等从考古角度研究了西域都护府的置所问题，认为要以动态的角度探寻西域都护府治所。[5]郑炳林等认为酒泉都尉应负责敦煌西至罗布泊亭燧与敦煌郡长城西端的管理。[6]李楠认为汉朝在西域的管理模式，既是当时当地政治局势的反映，又与该地区自然地理、社会经济与民族成分、风俗习惯以及军事形势息息相关。[7]本年度汉经略西域的研究，将汉王朝对敦煌、河西经营纳入汉西域经略的研究中，从中华民族共同体视角看待汉匈对西域的争夺。
本年度在汉晋时期鄯善、贵霜政治史方面亦有一些成果。韩树伟研究了汉晋时期鄯善国社会经济、社会管理、社会风俗。[8]吴佳玮通过考察印章认为鄯善国文化、政治受到中原和印度西北部的影响。[9]袁炜探讨了东汉时期贵霜对塔里木盆地诸国的政治影响。[10]
魏晋南北朝 魏晋南北朝诸政权西域经营是汉王朝西域经略的延续。吴正浩、周伟洲指出，《鄯乾墓志》志主鄯乾为西域鄯善国主比龙之孙、真达之子，《鄯月光砖志》校正《魏书·车伊洛传》记车伊洛孙“伯主”，应为“伯生”，两墓志不仅补证史书，也反映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过程。[11]梁元帝《职贡图》对于研究南北朝时期西域诸国与中原王朝之间政治关系具有重要意义。赵灿鹏汇录整理校释了《职贡图》。[12]石云涛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诸政权通过丝绸之路与西域地区建立联系。[13]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主要体现在西域诸族群东迁、与其他族群融合而华夏化的过程方面。冯培红认为步落稽是由西域鱼国人东迁后建立的政权。[14]吴洪琳等认为和士开家族可能来自于河西或西域地区，与史书“西域商胡”相契合。[15]薛启明推测卢水胡可能是来自帕米尔—喀喇昆仑地区的早期塞种人。[16]
本年度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中西亚史的研究，在印度—斯基泰、贵霜、嚈哒方面有所推进。余太山认为，印度—斯基泰指的是被西迁大月氏人逐出巴克特里亚地区而南迁的塞人，南迁采取了两条路线，一条通往罽宾，另一条通往乌弋山离。[17]同作者认为，Alkhan率嚈哒人征服兴都库什山南寄多罗贵霜人的残余势力，占有乾陀罗，并进而进犯笈多帝国。[18]
隋唐 新材料的使用深化拓展了隋唐西域政治史的研究。马振颖等认为《鄯善郡司马张毅墓志》志主有可能为隋大业五年平吐谷浑后所置鄯善郡的第一任司马。[19]孟宪实认为，唐代的西州文书不仅能够证明西州一地的历史面貌，对于理解整个唐朝政治制度都有极大帮助。从已知的西州出土文书观察，西州的制度不仅是唐朝整体制度的一部分，更能够从多个过程、层次和侧面展现唐朝制度的完整性，是研究唐朝制度不可多得的重要资料。[20]曾涧[21]、马俊杰[22]、丁俊[23]、王晶[24]的研究亦证明了这一点。齐会君考察了8世纪中后期至9世纪末唐朝沿边地方政府（边州刺史、节度使）与边疆民族政权的致书与牒两种交聘文书形式，认为互致文书的双方一般为对等关系，牒亦被延伸应用到了交聘之中，这反映了唐朝中后期对边疆民族经略之策的变迁。[25]
马俊杰以新见麹氏高昌世子令为研究对象，从制度层面揭示了麹氏高昌地方政治特色的同时，诠释了其与中原文化的血肉联系。[26]包晓悦认为抄目是唐代前期官文书勾检制度运转良好的证明，唐代通过勾检制度等一系列完备的地方政治制度的施行，对西域地区进行了有效的管辖与治理。[27]刘子凡认为，新刊布的《唐怀洛辞为请公验事》文书属于捕亡类公验性质。[28]张慧芬、李锦绣的研究反映了唐代官本放贷（敕借本、别本）及公廨本钱（公廨正本、社本）构成体系及咸亨元年差兵及于杂任的军事制度变化。[29]沈国光以蒲昌府文书为研究对象，认为西州卫士在地方番上的项目多与色役相同，原本作为兵役的府兵番上在开元时期呈现出色役化的趋势。[30]孙丽萍认为《唐咸亨三年（672）西州都督府下军团符》是一件前庭府下发给其辖下机构某校尉团的符文。[31]
唐在统一西域的过程中，逐步建立和完善了各级军政管理机构，保证了唐朝各项政令的贯彻实施。荣新江详细考察了唐朝建立后于阗王国的归附以及唐朝与西突厥余部及吐蕃王国在于阗及其周边地区的争夺，阐述了唐朝建立安西四镇、设置毗沙都督府等军政建置和设立、完善相应的交通体制等举措。[32]孟宪实认为北庭都护府的建立标志着唐朝西域和丝路管理体制的探索最终完成。[33]2022年吐鲁番巴达木东发现了北庭副都护程奂墓，出土其墓志一方，记录其仕官经历。[34]王湛等认为《唐开元十七年后张彦之差充伊吾军副使文书》是较为少见的直接涉及折冲府官员充任军使的文书，丰富了我们对西州张氏家族的认识。[35]任冠等认为唐代在天山北麓构建的军政体系空间格局包括南北三线，体现出较强的整体性与规划性。[36]胡兴军认为《横岭烽状上通海镇为楼兰路截踪事》是唐朝为防御吐蕃的进犯、在西域边塞地区严格执行唐代烽候巡查制度对西域地区实施有效管辖和治理的重要物证资料。[37]王玉平认为东部天山廊道大量唐代军城和军政建制体现了隋唐时期西域与中原地区一体化与中原王朝对西域的有效军政管理。[38]在对天山以北地区军政管理研究方面，赵梦涵认为唐通过迁入人口、广设羁縻府州、设金山都护府等举措治理天山以北地区。[39]张慧芬研究了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天山屯”记载，认为它反映了唐西州军屯由西州都督府管理到天山军主导的转变过程，也间接证明天山军建成于开元二十年（732）。[40]
唐代在西域地区设有“官寺”，目的是“以教辅政”。聂顺新认为唐前期四次诏立佛教官寺的宗教政策在广大边州地区得到普遍执行，边州官寺承担着政治象征与政治宣传功能，立寺、重修、国忌行香等制度和仪式，发挥着不断塑造、强化和维系边疆官民对唐朝政治认同的作用。[41]李丹婕认为，在唐朝治理西域的过程中，汉化佛教的西传与汉式佛寺的建立，都扮演了不容忽视的角色。汉化佛寺作为中央和边地之间的沟通桥梁、内地移民的信仰空间和经济后援、胡汉民众日常生活的互动纽带，其力量深深嵌入到了地方社会之中，并将当地社会的不同群体有机绾结在了一起。[42]
对西域的治理也伴随着军事斗争。朱玉麒认为以《高昌童谣》为代表的心理战术是贞观十四年（640）交河道行军成功的重要因素，《高昌童谣》之所以能够在平定高昌的战争中被利用，是与高昌国的汉文化背景相关联的。[43]张重洲对葱河道行军恒笃城事件[44]、石泽阳对西突厥都曼叛乱进行了研究。[45]
唐代是我国历史上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时期，本年度该方面研究主要集中在西域与中原关系、西域与其他地区关系等内容。郑旭东等认为陕西咸阳唐高昌王族麹嗣良和夫人史氏两族入唐后逐渐接受中原文化，并活跃在初唐政治舞台上。[46]马立军就哥舒道元先世官爵、身份及入唐时间、哥舒道元生平仕履、婚姻与葬地等多问题进行了考释，补正了传世文献的阙误。[47]
五代宋辽金元明 五代宋辽金时期西域地区诸地方割据政权以进贡朝觐和册封体现着与中原地区诸王朝之间的政治臣属关系。李俊指出辽朝与回鹘之间互动关系对辽朝加强对西北诸部族控制、保障草原丝绸之路畅通、增强对西亚诸国影响具有重要意义。[48]关于蒙元对于西域地区的经营治理，张晓非考证了元成宗时期设立西域军政机构的相关问题，认为大德年间北庭、曲先两机构退出西域后并未废弃，而是侨置内迁至甘肃。[49]王红梅剖析了元朝对畏兀儿地区的治理模式及其变化，认为元中央政府为抵御诸王的叛乱，不断加强对畏兀儿地区的管辖，自大德七年（1303）起，畏兀儿旧地落入笃哇的掌控之中，元政府也退出了对该地区的管辖，撤回了所设立的管理机构。元中后期留守在高昌地区的亦都护家族是由察合台汗扶植，该亦都护虽未得到中央政府的认可，但依旧保持着对元中央政府的臣属关系，并维持着传统的佛教信仰。[50]刘国俊总结阐释了元朝经营别失八里的政策措施及其意义。[51]陈希对窝阔台家族公主姻亲特点进行了研究，揭示了畏兀儿亦都护家族的政治地位。[52]杨富学等认为高昌回鹘强盛时其疆域一度远达中亚的伊塞克湖地区。[53]两位学者认为至1070年代，喀喇汗王朝势力在塔里木盆地北缘已推进到龟兹以东的布古尔和塔里木一带，喀喇汗王朝和高昌回鹘在龟兹东北的分界线当在今裕勒都斯草原。[54]葛启航认为与喀喇汗王朝发生激烈冲突的，可能是分布于漠北西部、紧邻喀喇汗朝的操蒙古语的各部落，他们或是因辽朝对漠北各部作战引起的民族迁徙。[55]关于西辽的研究，李晓明对耶律大石西迁后与西夏的交往以及西夏接纳金国契丹遗民等若干史实进行了梳理。[56]阿卜拉江·玉苏普认为《史选·胜利记》所载谱系是一部较为完整的察合台后裔诸王世系。[57]葛启航认为1347年很可能就是秃黑鲁帖木儿的即位年份。[58]
本年度宋至元明时期中原与西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领域主要关注大背景下个例的活动与贡献。胡小鹏等研究了元朝宰相桑哥的族属，认为桑哥家庭多元融合个案是11～13世纪河湟洮岷地区迁入的回鹘人与藏、汉各族普遍通婚、交融历史现象的缩影，是各民族大范围混居和深度交融中的身份认同意识的反映。[59]
清代 本年度清代西域（新疆）政治史的研究中，司法治理和国家认同是研究的亮点。白京兰认为两千年的治疆史同样是治疆法史。[60]她指出，有清一代西北陆疆八旗驻防司法体系的构成是平行于内地州县区域的另一司法体系，二者互为表里相辅相成，共同作用于清代的王朝国家治理。新疆建省，两种司法体系的统一划一，推动了清末国家对边疆地区治理的整合和深化。[61]惠男认为，清代回疆玉石资源管控策略等法律实践推动了《大清律例》的相关条款在回疆施行。[62]伏阳认为变通办理新疆命盗案件章程不利于国家司法的统一，在程序上损害了案件人犯的司法权利，也不利于提升案件审理质量。[63]她还研究了清代新疆建省后刑事司法统一化问题。[64]白京兰等就管押在晚清吐鲁番厅司法实践中的应用领域及具体实施进行了研究，认为管押在特定背景下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吐鲁番厅对管押的应用，更多反映的是晚清基层司法实践中的一些共同面向与基本情形。[65]
张小李认为清朝新疆官方祭祀是清朝国家礼制的组成部分，维护了清政府在新疆的主权，塑造了新疆民众的国家认同，增加了新疆各族人民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向心力。[66]肖宇研究了清代新疆山川祭祀与国家认同构建的关系。[67]赵卫宾认为新疆万寿宫形塑了新疆官民对清王朝的政治认同与归属。[68]
清朝对新疆治理的探索体现于各种制度的变通上。周卫平等研究了饶应祺以 “务实” 为核心、以 “中体西用”为实质的治疆思想。[69]万雪玉等以清朝与浩罕互动的视角，探讨了清朝君臣对回疆地区长治久安的思辨过程和实践。[70]王科杰通过霍集斯案研究了清朝统治回部初期的伯克政治，认为乾隆帝对霍集斯等回部望族与鄂对等军功新贵灵活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最大限度地削弱或淡化了回部阿奇木与属众之间的传统主仆关系，又尽力保全了在统一回部过程中立下功勋的回部望族勋贵。[71]郝园林认为伊犁多民族军事驻防体系有效地稳固了新疆局势，维护了国家统一。[72]鲁靖康研究了镇迪道的来源与性质，认为安西道和乌鲁木齐差缺粮务道是镇迪道的两个源头，镇迪道辖境具有政区属性和行省性质。[73]王启明认为辟展改设鄯善县，标志着清朝对吐鲁番札萨克郡王基层司法（词讼）与行政（地方头目任命）等权限“改土归流”的最终完成，实现了当地与内地行政、基层社会组织的一体化，显示出了“制度建设”在新疆治理中的重要性。[74]
对“新清史”的批驳，有助于对清治理新疆的认识。祁美琴等对约瑟夫·弗莱彻撰写的《剑桥中国晚清史》第二章“1800年前后清代的亚洲腹地”、第八章“清朝统治在蒙古、新疆和西藏的全盛时期”进行了批判性检讨，认为弗莱彻在探讨清朝治理边疆地区（包括新疆）这一问题时，使用了若干具有地理、政治或文化意义的概念，这些概念自身的含义及其边界，在行文中或者是不确定的，或者其内涵与范围明显违背了历史实际，观点的表述背后包含着强烈的政治立场，有些内容史实存在不准确甚至不正确之处。[75]
哈萨克各部及中亚诸汗国，被清朝纳入天下秩序结构中的外藩行列，对其管理各有措施。张帅认为清朝对哈萨克的租马政策在维持双方之间长期的和平关系上起到了积极作用。[76]巴哈提·依加汉认为“敕努喇里察哈台文谕旨底稿”和“敕阿布勒比斯察哈台文谕旨底稿”反映的是清廷针对哈萨克各部的政策，也反映了清廷针对哈萨克的文书制度及语言政策上的某种变化。[77]他认为清代文献中最早出现的“哈萨克西部”或“哈萨克右部”等概念均指活动于塔什干周围的、以阿比里斯为其傀儡汗的哈萨克大玉兹集团，随着大玉兹汗权的衰落，“哈萨克西部”及“哈萨克右部”又被用来指称哈萨克中玉兹的一些支系。[78]英卡尔·巴合朱力认为，清朝可以通过多方渠道搜集浩罕的信息，对中亚各汗国均有相当及时的认知。[79]
关于昌吉遣犯聚众“起事”，佟文娟认为清廷积极构建预防体系、严防滋事、处置脱逃等一系列措施，始终以对遣犯实施本土化改造为中心，秉持“移民实边”的治疆策略，基本达到将其控制在新疆的目的，在将遣犯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的过程中，对新疆地区开发也起到积极作用。[80]王刚认为《阅微草堂笔记》有关这一“起事”日期、原因及被镇压经过的记载多有与史实不合之处。[81]
万雪玉认为康雍乾时期围绕西北边疆安全问题与俄国的一系列外交活动是清政府对俄政策的基本依据和出发点，清廷为解决准噶尔问题延续近百年的外交谋划，构成了清朝大一统国家边疆形成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康雍乾时期具有近代特质的对俄外交实践与中国传统的“理藩思想”一主一辅，形成了清廷前期外交服务内政的双轨机制。[82]
民国 关于民国时期新疆治理的研究，本年度主要探讨了新疆省政府的行政体制调整、军事改革和地方官员的政绩。陈芸等认为锡伯营行政体制的近代化加强了新疆省政府对地方的行政管理，提高基层行政效率，促进民族融合，也推动了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83]王荣煜以1914年新疆伊犁霍尔果斯地区的设县为个案，揭示新疆地方政府在中俄交界地区增设新县，加强国防、外交、商务、内政等管理的政治考量。[84]
本年度民国时段多层面挖掘这一时期新疆同内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反映新疆各族群众在空间、文化、信念、情感等诸多方面的全方位嵌入，为新疆民国史研究的亮点。王志通认为哈萨克族基于认同选择内迁到祖国境内的伊犁、塔尔巴哈台和阿尔泰地区，完成了从清朝属民到清朝臣民再到中国国民的身份转换，展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发展的历史过程。[85]王欣等认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将新疆地方话语体系从“反帝”“抗日”发展到“中华民族”的过程，是逐步构建起地方性与整体性相统一的、具有新疆地方特色的中华民族话语的过程。[86]尚季芳等认为西北国际通道的开辟建设和维护运行都展现出新疆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的认同。[87]李海群认为新疆公路建设依靠了强大的民众力量，凝聚起了澎湃的爱国热情。[88]成珊娜认为新疆开展的冬学运动提高了新疆各族民众的文化素质，改变了新疆文化教育落后的状况。[89]
本年度西域经济社会史研究发表论文60余篇，讨论主要集中在物种与技术传播、丝路贸易、城市发展、交通路线、灾害史等方面。
农业 农业史研究高度集中于作物及技术在西域各地的传播，时段上从汉至清均有涉及，借力科技考古手段，呈现出跨学科交叉研究趋向。蒋洪恩从植物分类学的角度，对晋唐时期吐鲁番先民利用过的63种植物名实进行考证，考察先民对植物的认识与利用方式。[90]陈涛等以吐鲁番文书中“粟”和“”名实考证为切入点，从产品、工具和方法等角度全面考察晋唐时期该地区的粟黍作物加工。[91]陈涛等另有文章认为十六国时期水稻已传入吐鲁番地区，品种为粳稻，在当地小规模种植。[92]黄楼考证出吐鲁番出土文书中的作物“秋”即“秫”字在吐鲁番地区的俗写，指高粱。[93]许瑶等以哈密的豌豆种植为例，揭示清廷有计划地引种中原作物，对兵屯的农作物结构进行反复调整，对新疆农业生态系统进行改造。[94]王启明分析了清前期新疆水稻种植的背景及原因，认为《西域图志》所载之“谷”应为粟米而非稻米。[95]新疆作为干旱区，水资源是农业发展的命脉。郑晓云指出，中原水利模式自汉代传播到河西走廊及西域后，从技术到管理制度一直都是后世水资源管理和农业灌溉的基础，对相应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关系的形成产生了重要作用。[96]潘威等考察了民国初年新疆的水利管理，认为新疆水利的近代化不仅是发展农业经济的措施，更是边疆治理近代化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推动力量。[97]
畜牧业 畜牧业作为新疆极为重要的经济生产部门，本年度成果集中于物种的引进与传播。郑炳林等据悬泉汉简揭示西汉时中原经敦煌与西域地区畜牧物种交流的历史面貌，西汉政府以官方和民间两种途径引进了大量马、骆驼、牛、驴等，苜蓿也随之引进并商品化，促进了敦煌及河西陇右地区畜牧业的发展，也对敦煌贸易市场产生了较大影响。[98]作为重要牧草，苜蓿自引种中原后，得到汉唐王朝重视。李鑫鑫等梳理了自汉至唐苜蓿种植地域的扩展情况，以及历代政权对苜蓿的种植、使用、买卖、储存、征缴等管理活动。[99]刘啸虎等认为，随着汉唐时期税草制度的发展，苜蓿被纳入国家财赋体系，真正被吸纳进入汉文化，最终完成了本土化。[100]
商业 本年度丝绸之路贸易研究由于简牍、胡汉语文书、外文史料等新资料的发掘和利用，在宏观选题与微观考索上都有所推进。罗帅认为粟特商人商业知识的源头来自贵霜人，二者之间存在着商业往来和贸易合作关系，可称为贵霜—粟特共同体。贵霜人在商业知识传播过程中扮演中介者的角色。[101]车效梅等以中古时期胡汉语文书为线索，展现粟特人香药贸易的种类、数量、价值、运作流程等，总结其特征和影响，认为西域地区在粟特香药贸易中发挥着重要的中转作用。[102]王小甫认为绢马贸易乃至丝路网络适应了游牧社会的内在发展需要，反映出中国古代游牧与农耕社会存在着与生俱来密不可分的有机联系，二者本质上属于一个命运共同体。[103]王力关注清朝与准噶尔的贸易活动，分别撰文梳理哈密与肃州两处贸易点的详细情况，认为自清初起准噶尔在两地的贸易就早以民间私市的形式存在，定期互市制度建立后，清朝政府不仅是贸易的管理者，也是贸易主体。[104]长时段、大范围的贸易往来中，货币与金融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齐小艳讨论了嚈哒钱币的类型、文化特征、分布范围、数量、功能等，分析了嚈哒在丝路上的作用和地位。[105]王奕文对吐蕃文书中丝绸的流通和“飞钱”在西域与吐蕃之间的兑换与流通进行分析，认为吐蕃统治西域时期唐王朝与西域经济往来并没有停滞。[106]森安孝夫认为新疆地区的通货在10～11世纪以棉布为主，13～14世纪以银为主，交钞和棉布并用，银经济早在蒙元时代就已具雏形。[107]李洁等从民国新疆行记入手考察当时新疆金融状况，认为其较清末有较大发展，但是货币流通混杂，通货膨胀显著，外部势力渗透制造了金融安全隐患。[108]税收方面，赵珍等梳理了清道光时在新疆设立茶税制度的背景及过程，认为设局征税是清廷建立茶叶行销市场调节机制的尝试。[109]
交通路线的考证是西域历史地理研究领域特色之一。刘屹等认为“悬度”只是一个形容道路艰险的修辞性词汇，并不是对某处天险屏障的译名或特指命名。[110]霍巍认为越过“于阗南山”的交通干线早在吐蕃势力进入象雄之前已初步形成，吐蕃人对这条道路加以改造和完善，使之成为吐蕃进入西域年代最为久远的通道。[111]林梅村探讨了唐代柘厥关、昭怙厘寺等地名，认为柘厥关即今库车县苏巴什兰干村铜厂河两岸悬崖峭壁，昭怙厘寺即苏巴什佛寺遗址。[112]王小文等勾勒出蒙元时期吐鲁番盆地的主要驿路，考定可能设置驿站的地点和一些驿路的变迁。[113]
社会 本年度社会史研究内容涉及城市面貌的重建、灾害应对等论题。城市史研究方兴未艾，堪称亮点。殷晴从城与城镇的初现、丝路贸易与城镇发展、地方建置与本土建筑、居民饮食与经济生活、宗教信仰与文化习俗及西域城镇的兴衰与湮弃等多个方面对汉唐时期西域主要城市的发展情况进行了详细论述。[114]唐朝在高昌故地设立西州后开展了一系列人口迁徙活动，张重洲认为城市人口结构的变化和国家制度的推行，加速了社会中旧贵族的衰落和新兴阶层的崛起。[115]王翩认为库车城的建设与形态演变，映射出清政府治疆政策由“因俗而治”到“多元一体”的转变。[116]清代灾荒社会史是清史研究的重要内容，而新疆地区此问题的研究略显滞后。衡宗亮对清代新疆地区的瘟疫与防治进行了研究，指出在清廷的统筹下，新疆形成了以地方官府为主导的救灾防灾应对举措。[117]曲强对准噶尔汗国天花疫情及应对进行了分析，认为准噶尔常年面临天花威胁，至其末年，饥荒、战争、天花疫情诸因素相互作用加速了准噶尔的灭亡。[118]
本年度西域经济社会史研究延续了前几年的热点，多语种史料、多学科方法、多视角考察是其最大的亮点。然而，相较其他领域仍呈薄弱状态，领域相对狭窄，仍有拓展深化的空间。
本年度西域文化史方面的研究可从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宗教、文化及其交流四个方面进行分析概述。
语言文字 本年度语言文字涉及汉语言文字研究和非汉文史料的翻译释读与研究，以回鹘文为主的非汉文新史料不断被挖掘、翻译和释读，为西域史研究提供了新材料。
汉语言文字研究。王祥伟研究了吐鲁番出土文书中的“施”“士”“食”等词的含义，认为其中“士”“食”是“施”的谐音，是“布施”之意，这些文书是我国有关佛教唱卖分儭活动的最早记载。[119]非汉文史料的翻译释读与研究方面，海霞对比分析了梵文、回鹘文本《医理精华》二者方剂和编写体例上的异同， 探讨了梵文本《医理精华》在回鹘传译中的变异及其对回鹘医学的影响。[120]李刚对吐鲁番柏孜克里克诸石窟遗存回鹘文题记进行了语言学研究，探讨其礼佛信众来源、礼佛交通路线等问题。[121]林梅村认为英国驻拉达克联合专员戈德福雷写本及其所获于阗语文书，应发现于丹丹乌里克遗址，而非来自库车古城遗址。[122]华涛探讨了《萨剌姆游记》的版本问题，考证了萨剌姆一行往返路线及地名，认为《萨剌姆游记》大概反映了10世纪中期喀喇汗王朝怛罗斯地区的历史状况。[123]
文学艺术 本年度西域文学方面的研究集中于反映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唐代文学和清代西域诗两方面，艺术领域主要体现在隋唐时期的西域艺术研究方面。
龙成松探讨了史思明、哥舒翰等人物以及浑瑊家族对汉文学的接受及其汉文诗歌创作情况，认为隋唐内迁突厥人的汉文学成就，实证了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124]清代西域诗反映了新疆的经济发展、文化交往、民族融合。清统一新疆后，伊犁成为西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吴若愚认为，伊犁九城诗作探寻了这里的人文景观和所蕴含的文化精神。[125]
西域艺术的研究围绕隋唐时期西域和河西地区石窟和墓葬壁画所见各类文化元素展开。李昀认为莫高窟220窟新样文殊像粉本中的于阗王牵狮像来源于初唐或更早的“职贡狮子”，该母题的粉本作者可能是阎立本或者为入仕中原、流寓长安的胡人画师。[126]李思飞认为源自希腊的含绶鸟图案在克孜尔、敦煌石窟的出现与入华粟特人有关，在传播过程中，其文化内涵由原来希腊、中亚王权、胜利的象征演变为中国至福、乐土、吉祥的象征。[127]屈卉敏等对柏孜克里克石窟第48窟地坪画图像所蕴含的宗教思想及相关仪式进行解读，探讨了铜钹在宗教仪式音乐中的功能。[128]陈方怡考证了胡旋舞的来源及其与胡腾舞的关系，认为胡旋舞与胡腾舞并无区别，是同时具有“旋”“腾”两种元素的一种舞蹈。[129]
宗教 本年度宗教研究涉及佛教、摩尼教、道教、景教、基督教和民间信仰等，依据新材料，运用多语言分析，成果丰富了已有研究。
伊家慧认为大乘佛教在龟兹的发展与鸠摩罗什转向大乘佛教直接相关。[130]李金娟探讨了《贤劫经》的产生与译传对丝绸之路沿线千佛图像的影响，勾勒出贤劫信仰与千佛图像东传的时间线索与传播路线。[131]霍旭初根据犍陀罗与龟兹佛教艺术中的 “表法”原则，以说一切有部的菩萨观为主题，对犍陀罗与龟兹佛教中菩萨观造像所展现的佛教思想共性与特色作了探讨，认为被说一切有部奉为至关重要的理论基础的“中道”是成佛之路上的不可偏离的 “路标”和“灯塔”。[132]沈卫荣对古回鹘文萨思迦派所传密法《四次第道引定》进行了研究，认为《四次第道引定》与《四次第道深法要门》几乎是同一个文本，《四次第道引定》在元代不但有古回鹘文译本，或亦有汉文的全译本。《四次第道深法要门》古回鹘文藏传密教文本是研究元代藏传密教在蒙古人中传播的最重要的文献资料。[133]任平山认为，克孜尔中心柱窟流行在佛龛中供奉可移动尊像与龟兹佛教文化风俗有关。[134]林立根据布达拉宫藏10世纪波罗朝宝冠铜像上的梵文和汉字铭文，证实唐和高昌回鹘时期安西开元寺的存在，确定当时赴印度求法有传统丝绸之路与“吐蕃—尼婆罗道”两条路线。[135]廖志堂等考察了西域地区早期佛寺中的文化元素的来源，发现西域古代佛塔形制及佛寺整体的配置与北巴克特里亚早期佛寺布局存在传承关系。[136]罗尔瓅等认为，哈密白杨河流域“回”字型佛殿和单室佛堂为主要建筑的小型佛寺类型是胡人信仰佛教的实物见证，反映了唐至高昌回鹘时期伊州祆、佛并重的宗教格局及佛教世俗化的特点。[137]王志超等分析了北朝隋唐时期文物中包含的希腊文化信息，认为这反映了中西文化交流频繁的历史史实和外来文化融入中华文化传统的历史过程。[138]
胡晓丹以新疆吐鲁番地区保存的摩尼教写本为研究对象，探讨7世纪中叶前后丝路沿线诗律的变迁及阿鲁孜格律的东传现象，认为阿鲁孜作为一种新的诗律，已然突破了宗教的边界，摩尼教团为传播新兴伊斯兰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139]
游自勇对唐代道教堪舆思想在吐鲁番的传播作了进一步探讨，认为唐代汉地堪舆文献在吐鲁番地区得到了传抄和使用，到9世纪下半叶汉地堪舆观念仍在吐鲁番地区传播，其受众超出了汉民的范围。[140]
牛汝极梳理了早期东方教会在中国唐至元朝期间的传播历史和不同历史时期称谓，阐述了其在中亚和高昌回鹘的传播情况，讨论了东方教会与高昌回鹘之间的关系。[141]《圣乔治受难记》一度流行于高昌回鹘时期的吐鲁番。林丽娟认为《圣乔治受难记》在传入中国后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翻译过程中融入了佛教、道教、摩尼教等多种宗教元素，内容不断变动。[142]敖福军以《拉班·扫马和马克西行记》为中心研究了元朝时期也里可温的宗教实践，认为有些信徒未能持守信仰，这与他们缺乏神学培训和当时环境相关。[143]
瑞典传教团通过长期宣教和发展信徒活动，使新疆喀什地区出现了一个为数不多的基督教改宗者群体，白海提介绍了瑞典隆德大学“雅林收藏品”中20世纪10至30年代民国新疆基督教改宗者信札的收藏状况，认为评价瑞典传教团的活动，既要看到其开展医疗、慈善等事业的积极一面，也要看到其传教活动与当时南疆传统地域社会之间存在的矛盾与冲突。[144]
本年度从民众、社会、仪式、观念等角度观察民间信仰取得了新的收获。王子今认为“以博望侯为榴花之神”的民间信仰故事应当源自张骞出使西域引入石榴之种的传说，反映了古人对张骞出使西域功绩的怀念。[145]
文化及其交流 文化及文化交流方面的研究，利用文献典籍、墓葬壁画等材料，关注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及其所折射出的人群迁徙、政治文化认同，研究成果丰富了学界对西域与中原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的认识。
西域知识的拓展。霍巍研究了中国国家博物馆藏东汉时期“天马白虎神人画像铜镜”，认为汉武帝将“天马”比附为真实存在的西域良马，导致西域良马与本土升仙思想、昆仑神话社会思潮相结合，最终形成了“天马”承担人们灵魂飞升进而达到永生不死的社会认知。[146]王子今指出，“香罽”应当被理解为“香与罽”，“香”是来自西域的香料，广泛应用于汉代上层社会日常生活、礼仪规范中，成为中原人需求旺盛的商品。[147]他认为张骞事迹的历史记忆演化为“浮槎”传说，成为文人创作诗画戏曲经常参考的题材，是考察丝绸之路开通对社会影响的一个特殊视角。[148]
汉文化向西传播反映了中原人群向西域迁徙的历史。何亦凡对新近刊布的《前凉咸安五年（375）隗田英随葬衣物疏（纸质）》进行考察，认为作为纪年最早的纸质衣物疏，它既保存了木牍书式的旧传统，又展现了纸质衣物疏的新特征，是“简纸过渡”时代难得的样本。[149]王煜指出十六国时期吐鲁番地区墓葬中的壁画、纸画受到河西地区的强烈影响，反映了河西尤其是其西端地区人口向吐鲁番地区的迁移和文化移植。[150]王一丹释读了喀什阿帕克和卓麻扎门楼上铭刻的最长一篇波斯语诗歌，认为它是目前所知波斯语纪年诗地理分布的最东端。[151]
民国时期的红色文化研究集中在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在新疆的传播及共产党人在新疆的文化活动等方面。盛雪莲等认为《反帝战线》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传播。[152]
本年度文化史方面的研究主题多，星罗棋布，但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依然是学界关注的重点，回鹘文文书的释读和研究持续推进。缺乏宏观性的研究成果略显缺憾。
2023年，新疆考古调查简报及研究论文主要聚焦于新疆早期文明的综合研究、统一国家体系下的古代新疆与多元宗教发展的考古研究以及出土文物的综合研究等方面。
史前遗址的发掘简报持续发表，为新疆早期文明研究提供了新材料。[153]史前文化研究继续开展，使新疆史前文明交流的面貌更加清晰。刘学堂提出“西北交互作用圈”的概念，认为东方彩陶文化与西方青铜文化的碰撞嫁接，在西北地区孕育出了诸多青铜时代文明体。[154]韩建业认为青铜文化进入新疆阿尔泰地区，是公元前四千纪的全球变暖促使欧亚草原人群东迁所导致的。[155]黄海波等认为小河文化的形成，是使用尖底瓶、圜底陶器的萨文一号遗址人群在公元前三千纪中叶向东迁徙进入塔里木盆地的结果。[156]李文瑛则认为小河文化的先民是古北亚和古东亚混合人群，且与我国北方、河西走廊地区有着密切的物质和精神文化联系。[157]任萌研究艾斯克霞尔南遗址，认为焉不拉克文化的大中型炊器或贮藏器来自河西走廊的骟马文化。[158]
历史时期的墓葬和城址继续发掘，证实了统一国家体系下中原文化在新疆的传播和中央王朝对西域的有效治理。库车友谊路墓地挖掘出具有中原特征“甲”字形竖穴砖室墓，出土具有中原风格的陶瓷器和建筑构件，证实了中原丧葬文化在西域的推行。[159]吐鲁番巴达木东墓群主要发掘了唐代带天井斜坡墓道的洞室墓M11，出土了大量与中原一致的陶俑和陶器，所出土的程奂墓志更是为研究中晚唐时期西域官吏任命与政府运作机制提供了新材料。[160]
古代寺院遗址的发掘，体现新疆多元宗教并存及中国化的历史事实。吐鲁番七康湖石窟清理的13座石窟有中心柱窟和长方形纵券顶窟，5座佛塔为方形向上收分的锥形塔，石窟内发现6～12世纪的各类壁画。[161]
出土文物的综合研究，使新疆考古遗存信息得到深度挖掘。冯玥研究哈密七角井遗址出土楔形石核石器，认为更新世末期新疆存在来自东北亚的人群。[162]林铃梅等研究新疆史前墓葬出土的“仿皮囊陶器”，认为其实际上是“仿角壶陶器”。[163]先怡衡等研究新疆出土早期绿松石制品的来源，认为其在新疆的兴起主要是中原文化与技术影响的结果。[164]范杰梳理出欧亚大陆史前宝贝科海贝地中海沿岸—西亚—中亚—阿尔泰山—甘青—新疆地区的传播路径，否认其来自东南沿海的观点。[165]王丹分析出吉尔赞喀勒墓地出土毛织物纤维成分达42.4%，为目前我国境内最早使用骆驼毛的现象。[166]张昕瑞等人分析托里县那仁苏墓地M4、M5出土的两件铁刀的元素成分，确认其为目前我国发现最早的陨铁石制品。[167]
2023年发表的新疆考古成果，为新疆考古学文化序列的完善提供新资料的同时，用实物资料证实了新疆自古以来是东西方人群和文明的交汇之地，证实了中央王朝对西域的有效管理，为探索多元一体中华文明的形成和统一国家体系的建构贡献了考古力量。
1.历代中央政权对西域的治理是西域政治史中的重要问题，亦是本年度西域史研究的热点主题，从汉匈在西域的博弈到民国时期“央地关系”研究，无不围绕这一主题，新材料的发现，使2023年这一主题的研究愈加深化。有吸引力的中央王朝和西域稳定、开放的社会环境为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西域各民族的交融与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历程始终是西域民族史的主线，2023年度西域史中魏晋南北朝和民国时段对这一主题的研究有突出的贡献。“丝绸之路”是近年持续的学术研究热点，2023年度经济社会史和文化史都是这一视角下的研究成果。这些学术热点反映出西域史领域的研究问题与现实需要之间关系密切。
2.西域史与考古学的结合历来比较紧密，在2023年度西域史的相关推进研究中，考古材料依旧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西域史中一些研究比如人群的迁徙、文化的传播跨时空研究特点依旧比较突出。这些反映出西域史的研究特色。
3.2023年度西域史研究的薄弱和改进之处，一是长时段的研究薄弱，本年度除了田卫疆和王欣等两篇长时段的研究外，[168]少有宏观性的研究；二是非汉语史料的研究需要大力加强；三是西域史研究需要加强对政治学、疆域理论、文明交流理论的借鉴和应用。
（课题组成员：陈霞，刘国俊，王旭送，李文博，王文洲，买合木提江·卡地尔，王润泽，陈静怡，赵雪，王常兴，李思敏，石文安，安海瑞，宋俐）
[1] 本文系2024年度新疆社会科学院院级项目“西域史研究年度发展报告（2023年）”（项目批准号：24ZXY09）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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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 张昕瑞，李延祥，阿里甫江·尼亚孜：《新疆托里县那仁苏墓地出土陨铁器分析》，《西域研究》2023年第3期，第88～94页。
[168] 田卫疆：《唯物史观指导下的新疆历史叙事构建》，《西域研究》2023年第4期，第1～17页；王欣，王添瑞：《从西域历史看中华文明的统一性》，《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3年第3期，第19～23页。
（作者单位：新疆社会科学院）
编排：王润泽
审校：王文洲
审核：李文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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