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丽娟｜中国境内出土景教叙利亚语文书研究综述
来源：《西域研究》2024年第3期
中国境内出土景教叙利亚语文书研究综述[1]
林丽娟
20世纪初以来，中国境内多处先后发现了为数不少的景教叙利亚语文书，主要发现于吐鲁番、敦煌、黑水城、北京四地。本文尝试按照出土地点依次介绍中国境内出土的叙利亚语文书之概况和研究史。总的来说，这些文书断代较早，文体丰富，对于叙利亚文献史、中国早期基督教史和中西交流史等领域具有珍贵意义。自2021年以来，我国考古学家重新对吐鲁番西旁景教修道院展开系统发掘，新发现为数众多的景教叙利亚语文书残篇。本文所做研究综述，旨在充分介绍和吸收前人成果，加速对于新出土文书的释读和研究。
自20世纪初以来，中国境内多地先后发现了为数不少的景教[2]叙利亚语文书。由于叙利亚语是最早传入中国的基督教支派景教的礼拜仪式语言，这些叙利亚语文书对于我们了解中国的早期基督教史具有珍贵的历史意义。鉴于这些文书目前多处海外，在多国有复杂的研究史，在对这些文书进行深入研究之前，有必要首先对相关学术史进行系统的梳理和介绍。本文即对于中国出土的景教叙利亚语文书的研究综述。总的来说，中国的叙利亚语文书主要来自四个地点：吐鲁番、敦煌、黑水城、北京。其中，吐鲁番出土景教叙利亚语文书可大致断代于高昌回鹘时期（9～13世纪），而其他三地所发现叙利亚语文书主要被断代于蒙元时期（13～14世纪）。本文将按照发现地点依次介绍中国境内出土叙利亚语文书的概况和研究史，而由于吐鲁番出土的景教叙利亚语文书数量最多，收藏史和研究史最为复杂，故本文将该地文书的情况放在最后来介绍。
一 敦煌出土景教叙利亚语文书
敦煌曾出土两件景教叙利亚语文书，大致可断代于蒙元时期。第一件文书编号D0071（1叶），为原敦煌县民众教育馆馆长、教育局局长任子宜先生于20世纪30～40年代获得并收藏，后于50年代初捐献给敦煌文物研究所（即敦煌研究院前身）。[3]由于彼时中国尚无可以释读叙利亚文字的专家，这件文书一度被归于“摩尼文经典”。1991年初，波恩大学宗教学教授克里木凯特（Hans-Joachim Klimkeit）访问敦煌研究院并获得D0071文书复印件，随后将其转交克莱因（Wassilios Klein）和图巴赫（Jürgen Tubach）两位专家进行研读，研究成果发表在《德国东方学会会刊》第144期。[4]克莱因和图巴赫的释读当中存在一些疏漏，随后被德国东方基督教专家考夫霍尔德（Hubert Kaufhold）指出。后者在同一期刊的146期发表了商榷文章。[5]根据德国学者的研究，此件文书性质为课经（lectionary），即礼拜仪式中诵读的圣经经文选。文书应来自一部抄本当中某叶的上半部分（正反面），内容是东方教会圣周六（Holy Saturday，又称复活节前夜）和复活节周日（Easter Sunday）仪礼所选读的圣经选段（Pericope）。残篇保留下来的选段是《新约·保罗书信》中《加拉太书》和《哥林多前书》部分篇章（Gal.3，7b-10a和1.Cor.1，18a-19a），同时提示了在诵读《哥林多前书》选段前应先诵读Šurrāyā，即《旧约·诗篇》选段（Ps.34，8）。通过对选段的分析，考夫霍尔德进一步判断这件文书属于东叙利亚基督教仪礼传统中的修道院传统，具体来说是摩苏尔的上修道院仪礼（die monastische ［Leseordnung］des ‘Oberen Klosters’ bei Mosul），区别于塞琉西亚—泰西封的宗主教教会仪礼（die der Patriarchalkirche in Seleukeia-Ktesiphon）。[6]关于文书的断代，由于残篇中出现了一种时代较晚的taw-ālaph连写方式（t’），德国学者建议将这份文书断代至十三四世纪。[7]
相较之下，20世纪90年代末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的第二件文书（B53：14），则在中国学界受到了更多的关注。1988年至1995年，敦煌研究院考古所彭金章先生组织了莫高窟北区考古，并于1989年9月6日在B53窟发现了一件胡语文书，由北京大学学者段晴比定为景教叙利亚文文书。[8]自发现以来，该残篇已经分别由我国学者段晴、牛汝极和旅法学者吴其昱进行了转写、翻译和研究，[9]他们的研究对该文书的及早破译做出了贡献。这件文书为双叶，保存相对完整，每页有15行叙利亚语，在第一页行间还写有16行回鹘语，其内容与叙利亚语文本并不相关。文书的主要内容为墨笔书写的《旧约·诗篇》选段（有缩略），其中朱笔书写的“周二”“周三”和“周四”，提示出这些诗句各自应在一周的哪一日被吟咏。另一个多次用朱笔书写的词是bar-zaugeh（“its companion，姊妹篇”），用于引出在当天吟咏的第二组《诗篇》诗句。结合这些诗句选段的出处及其吟咏时间，考夫霍尔德先生比定这份文书的内容与东方教会每日祷告（daily offices）中的黄昏祷告有关，属于东方教会仪礼书《前后书》（Kṯāḇāḏa-qḏām wa-ḏ-ḇāṯār）的一部分，而残篇内容与《前后书》前周周一至周四黄昏祷告中列出的《诗篇》选段基本吻合。[10]《诗篇》选段Šurrāyā在敦煌出土第一件叙利亚语文书中亦曾出现，只是那里要吟咏的《诗篇》选段被缩略为开头的两个词，而第二件文书完整地抄录了每日祷告中前周所涉及的部分Šurrāyā。此件文书据同窟出土其他物品被断代于蒙元时期。
二 黑水城出土景教叙利亚语文书
黑水城景教叙利亚语文书的发现要归因于20世纪的两次考古探险，先后分别由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Pyotr Kuzmich Kozlov）（1908～1909年）和我国考古学家李逸友（1983～1984年）所组织。两次考察发现的文书均属蒙元时期。关于黑水城所出土景教叙利亚语文书，特别俄藏文书的概况，俄国学者斯梅洛娃（Natalia Smelova）发表于2015年的《黑水城的基督教抄本：新的研究视角》[11]一文中给出了较为详细的总结，在此据此文撮要介绍。由科兹洛夫带回的叙利亚文文书现存于圣彼得堡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写本研究所（IOM-ASR），总数共六件，编号为Syr.15，16，17，21a，21b，21c。1935～1936年，俄国东方学家皮古烈夫斯卡娅（Nina V.Pigulevskaja）写作法语文章《来自黑水城和吐鲁番的叙利亚语和叙利亚文回鹘语残篇》，刊布和翻译了来自黑水城的三件文书，即Syr.15，16和17（其中Syr.17为包含叙利亚语的回鹘语残篇）。[12]这一文章的俄语缩略版则发表于1940年，当中亦附有文书照片。[13]我国学者牛汝极在2010年出版的《十字莲花》法语版中重新刊布和翻译了以上三件文书。[14]此外，皮古烈夫斯卡娅于1960年发表《列宁格勒的叙利亚语文书目录》，其中亦有描述这三件文书，而另外三件Syr.21a，21b，21c则未见提及，尚不清楚皮古烈夫斯卡娅是否知道后三件文书及其比定的情况。[15]已刊布三件文书中，Syr.15和16为叙利亚文叙利亚语文书，内容均为祈祷文（prayer），[16]特别Syr.16为祈雨祈祷文，当中引用了《诗篇》（Ps.51，2）。此外，在发表于2015年的文章中，斯梅洛娃给出了此前未发表过的Syr.21a，21b，21c三件文书的照片、简要描述以及部分文本的转写和翻译。文章将Syr.21a，21b比定为仪礼祈祷文，而将最后一件Syr.21c比定为仪礼日历。仪礼日历上保留了宗教节日（如尼尼微禁食）、圣徒名称（如聂斯托利）以及所念诵仪礼诗歌‘onyata[17]的开篇部分等信息，其中圣周部分保存得最完整。总的来说，俄藏黑水城出土景教叙利亚文文书主要为仪礼文书，数目虽不多，但是为我们了解蒙元时期西夏故地基督徒的活动提供了珍贵证据。俄藏黑水城出土景教叙利亚文文书在多个方面值得注意，比如Syr.15，16，21b均存在双向（横向和竖向）书写的特征，而竖向书写可能受到回鹘文书写的影响，表明这些文书可能为当地操突厥语基督徒所书写；Syr.15，16，21a和21b分享了多种共同特征，它们均为单面书写，采用类似材质精细和类似大小的纸张，以及书写字体近似于吐鲁番出土的粟特语基督教残篇（n 001-009）与中国藏黑水城出土叙利亚文残篇（比如F21，F137）[18]等。
由李逸友考察队发现的多种民族文字（除汉语和西夏语外）残篇228件后交由一支由中国和日本研究人员组成的科研队伍进行研究。这些残篇中有17件为叙利亚文文书，其中叙利亚语文书1件，夹杂叙利亚语的回鹘语文书16件。叙利亚文叙利亚语文书编号为H彩101，照片在《中国藏黑水城民族文字文献》[19]和《ハラホト出土モンゴル文書の研究》[20]中均有收录。关于H彩101的日文释读文章最早由日本学者武藤慎一发表于《ハラホト出土モンゴル文書の研究》一书中，[21]在随后几年武藤分别发表多篇日文和英文文章继续阐发这件文书当中所包含的信息。[22]总的来说，武藤慎一认为这件文书具有魔法元素，并且包含了丰富的叙利亚神学思想，特别是叙利亚基督教的救赎神学，即神圣力量和庇佑将使人获得救赎的观念。在前述文章中，斯梅洛娃认为武藤慎一的研究尽管富有洞见，但并未能正确理解这件文书的真正目的。她指出这件文书开篇即引用《约翰福音》（Jn.1，1-5），这是在护身符类文本中极为常见的引用范式，故H彩101有可能是一份用于辟邪的护身符祈祷文，与前述Syr.17正面性质类似，[23]而这两件文书共同证明了“基督教民间魔法在黑水城的宗教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24]。
三 北京所发现叙利亚语文书
1925年前后，原存放北京午门的清内阁大库档案中发现了若干叶脱落自同一抄本的叙利亚语文书。日本学者佐伯好郎（Yoshiro Saeki）和加拿大学者泰勒（W.R.Taylor）曾经分别从不同渠道获得了这组文书的照片并发表了相关研究。[25]
佐伯好郎在其《中国的聂斯托利文书和遗存》一书中单辟两章讨论发现于北京的叙利亚语抄本，其中提到不久前一个中国学者访问团访问东京东洋文库时携带八张叙利亚语文书照片而来，随后1929年东洋文库工作人员石田先生（Mr.Ishida）将这组照片交由佐伯好郎研究和发表。佐伯好郎同时从这位工作人员那里了解到，照片所拍摄的抄本原件来自北大明清史料整理会。佐伯好郎并不能确知这组文书被发现的准确时间和发现者的名字，但他推测发现时间在1925年或1926年。在其著作中，佐伯好郎判断这组文书来自景教仪礼书《前后书》之一部分，并认为其年代要远晚于吐鲁番出土叙利亚语文书，或与被发现于北京的另一部叙利亚语抄本（现存英国曼彻斯特，见下文）一样，为聂斯托利传教士在元代携带来京。他也在书中提供了这组文书的英译文。关于这组文书照片被携带至日本的始末，吉开将人（Masato Yoshikai）新近关于20世纪中日关系和中国考古学研究的报告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线索。文中提到来自北大国学门的三位学者沈兼士、马衡、罗庸曾于1927年出席东京帝国大学所主办东亚考古学会， 我们猜测这三位学者就是佐伯所说的中国学者访问团，他们可能借开会契机访问过东洋文库并以文书照片相赠石田干之助（Mikinosuke Ishida）。石田干之助被认为是继白鸟库吉和内藤湖南等人之后日本第二代史学研究的代表人物，当时是东洋文库主事，曾为文库和东洋学研究所的发展做出过相当贡献。[26]
1941年，加拿大学者泰勒发表文章《约于1925年发现于北京的叙利亚语抄本》，对同一组文书进行了讨论。文中提到加拿大长老会传教士、著名甲骨学家明义士（James M.Menzies）于1927年早秋在猪市大街早市上发现了八张叙利亚语抄本照片，而摊贩并不知其来源。明义士在寻访之后得知原件来自午门内阁大库档案，由北大明清史料整理会发现。泰勒也注意到了佐伯好郎在前述著作中对于同组文书的讨论，并同样认为，这组文书来自一部仪礼书《前后书》抄本，保留下来的部分对应每天在晨祷告和黄昏祷告之后被唱诵的殉道者颂歌（Martyrs’ Anthem，‘onyataḏ-sāhdē），特别是第一日晨祷告中的颂歌，以及每周第二、三、四日的晨祷告和黄昏祷告中的颂歌。抄本字体特殊，较难辨认，其中包含的书体较好的修正暗示出这份抄本原为次级抄工抄写。泰勒推测这件抄本或在蒙元时期被使用，尚不知其具体抄写时间（是否更早）和制作地点（比如是否来自波斯或西方其他地区）。文章中同样给出了这组文书的英译。此外，我国学者牛汝极在2010年出版的《十字莲花》法语版中据泰勒的研究介绍了这一组文书。[27]
从佐伯和泰勒两位学者的描述来看，这组文书的原件很可能仍在北京。根据陈少卿所著《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研究（1917—1952年）》可获得有关当时这组文书发现始末的更多信息。[28]1921年，当时设于午门的历史博物馆因经费困难，将其保存的内阁大库档案中相当部分（约八千余麻袋，约十五万斤）以四千元的价格卖给了西单大街同懋增纸店。北大国学门的研究员罗振玉得知后，于1922年2月花一万两千元买回整理。这批史料中相当部分后转归奉天博物馆，后经北大校方交涉移交北大，由国学门整理。1922年7月，北大国学门、国文系、史学系的师生及校内专家，共同组成清代内阁大库档案整理会，即后来的明清史料整理会，在北大三院对这批档案进行整理。这批档案于1923年11月开始整理上架，移入工学楼。[29]1925年2月12日《北大日刊》上曾刊登刘半农的一封信，其中提到了研究所出版品目录中有《叙利亚文景教经（？）》一项，其复制品已由钢和泰寄与伯希和，后者确认此为叙利亚语景教经，大致断代为14世纪的叙利亚语。[30]凡此种种表明这组文书当时确实被北大明清史料整理会所发现和保存，只是后来不知所终。1952年后北大所藏内阁大库档案曾移交故宫博物院，今归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笔者推测这组文书可能目前仍在一档。
前述由罗振玉所购买的内阁大库档案中一部分曾由罗氏卖给了藏书家李盛铎。1928年初创办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一万八千元的价格从李盛铎那里购买了这批档案，共六万余斤。随后史语所组成“明清史料编辑委员会”对这批档案进行整理，并将其中部分南运。[31]20世纪90年代，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明清史料中发现一组（15叶）叙利亚语文书。俄国学者穆拉维耶夫（Alexey Muraviev）于2012年发表了对这组文书的初步研究，从其形制和笔迹判断其应与前述午门文书来自同一抄本。[32]台北文书的主体部分是叙利亚语圣咏经（Psalter），而有趣的是其附录中包含婚礼仪礼，其中可见一份用叙利亚文新波斯语写成的婚姻契约，抄本边缘亦写有回鹘文回鹘语的仪礼注解，这些表明抄本的使用者是说回鹘语的神职人员，而他也为讲波斯语的人群举办婚礼仪式。穆拉维耶夫在其文章中刊布和翻译了叙利亚文新波斯语婚姻契约，并据文书字体和多语现象推测该文本很可能曾在吐鲁番地区的基督教团体中被使用。在同篇文章中穆拉维耶夫预告他将刊布这组文书。2014年，穆拉维耶夫用俄语发表了《台北东叙利亚礼仪文书中的人名》一文，[33]着重介绍了文书中包含的圣经人名、圣徒、殉道者以及叙利亚作者的名字等。在这篇文章中他也介绍了这组文书发现的始末。这组文书最初由美国蒙古学学者狄宇宙（N.Di Cosmo） 于1995年在台湾发现，当时傅斯年图书馆将其归类为满语或古蒙古语文书。之后在2004年，通过一位美国学者的介绍，穆拉维耶夫见到了这组文书，将其中语言鉴定为叙利亚语。[34]2023年，穆拉维耶夫与英国叙利亚学家布洛克（Sebastian Brock）、德国学者茨默（Peter Zieme）最新合作发表文章《来自北京/台北的三语写本中的叙利亚语婚礼仪式》。[35]该文认为，现存于台北和北京的两种文书来自同一部东叙利亚仪礼书，而该书可分为四部分，分别为婚礼仪礼、圣餐仪礼概要、类似《前后书》中的殉道者祈祷文和颂歌、圣咏经。其中，现存北京的文书主要对应第三部分。该文刊布、翻译和分析了构成抄本第一部分的婚礼仪礼，并指出这部分文本无法在东方教会目前存世的婚礼仪式文本中找到直接对应，可能反映了东叙利亚仪礼传统的本地化改造。文中同时预告将针对这部抄本的其他部分继续发表系列文章，我们期待他们后续的研究成果。另外，茨默在其《中亚东方教会的回鹘语文本》一书中单辟一节讨论了此件台北写本中的回鹘语边注，并认为回鹘语边注确认了原抄本来自吐鲁番，曾被那里的回鹘人教团所使用。[36]
我们要谈到的最后一部发现于北京的叙利亚语抄本拥有十分神奇的经历。这部抄本是清代法国耶稣会士冯秉正（Joseph-Francois-Marie-Anne de Moyriac de Mailla，1669～1748年）在牛街发现的，其复制本现存英国曼彻斯特约翰·莱兰兹图书馆，编号为Syriac 4。在该本前面的空白页有冯秉正所书写短注，其中说明该抄本所有者名为刘裕锡，是一位约45岁的回族官员，时任冬官正三品。根据刘裕锡的描述，其先祖于元代（约1220年）跟随成吉思汗来华，携带该抄本至此。冯秉正随即请求刘裕锡将该抄本誊抄一份。誊抄本基本忠实地反映了原抄本的面貌，特别原抄本中缺失的部分亦原样缺失于新抄本中。该短注写于1727年6月23日。另有一短注写于同一时间，作者为法国耶稣会士宋君荣（Antoine Gaubil，1689～1759年），其中确认该抄本忠实地反映了原抄本。宋君荣另提及曾于1725年将来自该抄本的部分文本寄给苏西耶（R.P.E.Souciet），由此可推测誊抄时间约为1725年。刘裕锡及其弟弟刘裕铎（为医学著作《医宗金鉴》主编之一）均为北京牛街穆斯林教团成员。日本学者高桥英海推测此兄弟二人可能是蒙元时期来到中国的叙利亚基督徒后裔，后来被吸收进穆斯林教团，而景教家族世代传承的天文学和医学的知识仍然得以保留。[37]该誊抄本后被耶稣会士带至欧洲，几经转手，最后来到英国曼彻斯特。在转手的过程中，该本曾被法国东方学家西尔维斯特·德·萨西（Baron I.A.Silvestre de Sacy，1758～1838年）获得，后者遂于1831年发表文章专门讨论该抄本。[38]不过，这篇文章中尚且存在不少疏漏。20世纪末英国学者科克利（J.F.Coakley）发表《约翰·莱兰兹图书馆中的叙利亚语抄本目录》一文，重新对这部抄本的主要内容做出了分析。[39]这部抄本主体是通用本叙利亚语圣经（Peshitta）《旧约》部分，由于年代古老而对于校勘叙利亚语圣经具有重要意义。抄本中也包含其他种类文本比如《旧约·诗篇》引言、多种仪礼文本等。引人注目的是，在抄本开篇有一幅马的插图（fol.1a，参见图1）。抄本篇幅较长，原来共包含至少31叠（quire），每叠8叶，书体为古老的Estrangela字体。抄本最后的书末说明（Colophon）表明抄工名为萨利巴（Ṣaliba），来自尼西比斯附近的贝兹萨达（Beth Sahda），抄写时间为752/3年。科克利认为，北京誊抄本的抄工明显不通叙利亚语，仅能一笔一划机械复制原抄本。不过，考虑到抄本笔迹整体较为工整，似乎很难想像其来自不通叙利亚语者之手。总的来说，这部抄本所包含的内容十分丰富，目前学术史上的讨论不多，[40]尚有待于继续研究。
图1 Syriac 4，fol.1a
四 吐鲁番出土叙利亚语文书
1.德藏吐鲁番叙利亚语文书
1902～1914年，德国柏林民族学博物馆（Museum für Völkerkunde）组织了四次吐鲁番探险。其中特别是在第二次和第三次探险（1904年9月至1905年12月，1905年12月至1907年6月[41]）中，探险家勒柯克（Albert von Le Coq）的助手巴图斯（Theodor Bartus）在吐鲁番北部、布拉依克（葡萄沟）附近的西旁修道院遗址发现了大量叙利亚语残篇。[42]勒柯克在其《追寻希腊的足迹》一书中提到，第二次探险期间他曾和巴图斯一同勘察过西旁，后来因故外出时委托巴图斯发掘此地，巴图斯随后“……在一处破坏严重的断壁残垣那里发掘出了传奇数量的基督教抄本”（er hat…in dem schauerlich zerstörten Gemäuer eine fabelhafte Ausbeute christlicher Handschriften ausgegraben）。[43]于西旁修道院遗址发掘出的基督教写本以多种语言和文字书写，其中包括叙利亚语、粟特语、回鹘语、中古波斯语和新波斯语在内的多种语言以及包括叙利亚文、粟特文、回鹘文和巴列维文在内的多种文字，[44]特别包含“大量用叙利亚语言和文字书写的聂斯托利派信徒的仪礼抄本和其他抄本”（...zahlreiche lithurgische und andere Handschriften der Nestorianer in syrischer Sprache und Schrift...）。[45]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份粟特语文书的边缘更写有一行希腊语，书体经德国古典学家维拉莫维茨（Ulrich von Wilamowitz-Moellendorff，1848～1931年）鉴定断代于9世纪。[46]在更早的发表于1913年的《高昌》一书中，勒柯克认为叙利亚基督教大致从7世纪开始在高昌及周边获得了影响力，而在西旁发掘出的写本则来自更晚的时期，很可能要到9世纪。[47]同书中给出了西旁修道院遗址的照片（图2）。[48]除了西旁以外，另有少量叙利亚语残篇出土自阿斯塔那、高昌、库鲁特卡和吐峪沟。[49]和吐鲁番出土佛教、摩尼教文书一起，这些基督教文书随后被勒柯克带回柏林。不幸的是，在二战中许多吐鲁番残篇被毁或失踪。[50]目前保存于柏林的吐鲁番基督教文书约1092件，其中叙利亚语文书约占半数，现分存柏林国家图书馆（Staatsbibliothek zu Berlin）、亚洲艺术博物馆（Museum für Asiatische Kunst）和德国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吐鲁番研究所（Turfanforschung，Berlin-Brandenburg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51]
图2 《高昌》 第70页 图h
（1）早期研究史
根据英国学者亨特（Erica C.D.Hunter）和加拿大学者狄更斯（Mark Dickens）所编写《柏林藏吐鲁番收集品中的叙利亚语文本》一书（详见后文）引言（introduction）[52]中的介绍，这批残篇抵达柏林后最初的研究状况反映在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吐鲁番研究中心保存着的两份叙利亚语残篇清单中。第一份清单约于1946～1972年期间用打字机制作，原件已丢失，仅存照片。作者按残篇抵达柏林时的原始序号整理了215件残篇，另单列80件已丢失残篇。清单上亦包含手写注释，大部分笔迹来自同一人。该份清单共比定了约50件残篇的文体，绝大部分为圣经（圣咏经或课经）或仪礼文本（Ḥuḏrā或Ṭaksā），也包含圣徒传记《圣乔治受难记》。此外，这份手写清单上还记录了部分残篇的发表情况。总的来说，尽管包含着一些错漏的信息，这份清单构成了后来目录编订工作的基础。另一份清单则为手写，作者可能曾经参与过第一份清单的工作，为其加过注。在第二份清单中，作者罗列的残篇范围超出了叙利亚语文书的范畴，意在呈现吐鲁番出土文书更完整的面貌。清单中包含的文书编号为1000到1907，其中叙利亚语文书序号为1625～1905，同时也给出了其原始序号。第二份清单上也包含不少注释，部分笔迹与第一份清单上的一致，另一些则为更正或补充。两份清单的作者身份尚不明朗，伊朗学家汉森（Olaf Hansen，1902～1969年）、伊朗学家容克尔（Heinrich Junker，1889～1970年）、曾于洪堡大学教授波斯语和突厥语的吉塞克（Heinz Giesecke），以及知名叙利亚学家鲍姆施塔克（Anton Baumstark，1872～1942年）的一位学生等诸位皆有可能。[53]
在目前保存于柏林的吐鲁番基督教文书中，叙利亚语文书数量占据半数左右，但从研究史来看，叙利亚语残篇相对其他胡语文书来说较少受到关注。亨特和狄更斯将最早的一份研究追溯到1905年，当时勒柯克尚在吐鲁番，尚未完成第二次吐鲁番探险。1905年6月24日，勒柯克从高昌通过信件向柏林寄去八张叙利亚文文书照片，该信于8月30日抵达柏林。德国东方学家扎豪（Eduard Sachau，1845～1930年）随即在同年发表了对其中部分叙利亚语文本的转写，并对其中部分转写给出了德文翻译和分析。八张照片中包含四种文书，其中三种分别来自三份礼拜仪轨书抄本（B55、B7和B26），而第四种则为叙利亚文粟特语文书，后来不知所终。[54]在文章中，扎豪分析了这几份出土文书的字体特征，认为B55、B26可大致断代至9～10世纪，而B7稍晚一些，可断代至11～12世纪。三份文书皆为仪礼书，此类抄本极为常见，在欧洲各地多有收藏，而依据保存在柏林的一份叙利亚语仪礼抄本(Gazzā，Codex Mss. orient.fol.620)，扎豪得以复原出残篇中不少已经缺损的内容。扎豪进一步指出，柏林的这件抄本于1537年抄写于摩苏尔附近的修道院，而吐鲁番出土残篇中的平行文本表明东方教会在向中亚传播的过程中“原封不动地保存”（unverändert bewahrt）了其仪礼传统。德国叙利亚学著名学者、至今无可超越的《叙利亚文献史》[55]作者鲍姆施塔克也注意到了吐鲁番出土的新材料，并于1913年发表《吐鲁番发现的基督教文献》一文，呼吁东方基督教学界重视这批珍贵文书。文中接续扎豪进一步讨论吐鲁番出土的三件叙利亚语仪礼文书，认为它们可能均来自《轮》（Ḥuḏrā）抄本。作为仪礼发展史研究的大家，鲍姆施塔克尤其盼望书体最为古老、保存相对最为完整的B26抄本的刊布，认为此写本属于第一等级的仪礼历史文献，具备非凡的重要性。[56]日本学者佐伯好郎后将扎豪所转写叙利亚语文本翻译为英文，于1937年发表于其《中国的聂斯托利文书和遗存》中。[57]三种叙利亚语文书所在的抄本后来的命运各不相同：共包含18双叶的B55抄本后不知所终；包含6叶（3双叶）的B7抄本现存柏林国家图书馆，编号为SyrHT 41、SyrHT 42和SyrHT 43，于2012年由亨特刊布；[58]包含61叶的B26即前述西旁出土最长叙利亚语抄本MIK III 45，其中5叶在德国学者恩伯尔丁（H.Engberding）发表于1965年的文章中得到了细致研究，[59]整部抄本则于2017年由亨特和科克利合作刊布并译为英文（详参后文第138页）。[60]
在扎豪的研究之后半个多世纪，针对叙利亚语—粟特语、叙利亚语—新波斯语等双语残篇的研究有不少进展（以F.Müller，O.Hansen，W.Sundermann和N.Sims-Williams等学者为代表），但针对叙利亚语文书的研究却始终寥寥，仅有波罗斯基（H.-J.Polotsky）关于木鹿首位主教巴沙巴（Barshabba）传记的研究（1934年）[61]和前述恩伯尔丁关于《轮》抄本MIK III 45前五叶的文章（1965年）值得注意。波罗斯基在文章中刊布了巴沙巴传记残篇，并提供了德译文。恩伯尔丁则在文中介绍了五叶残篇的物质形态和前后顺序，推测其年代应在9世纪甚至更早。文中没有刊布叙利亚语文本，但给出了相关文本的完整德译文。通过将残篇文本与东方教会现在通用的《轮》（Bedjan本[62]）进行比对，恩伯尔丁发现了相当数量的平行文本，并据此将残篇中省略的内容加以补全。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匈牙利学者马洛特（M.Maróth）针对西旁景教修道院叙利亚语文书发表了一系列德语研究论文，主题包括关于头皮疾病的药方（1984年）、一封书信草稿（1985年）、圣徒传记《圣乔治受难记》（1991年），吐鲁番叙利亚语文书概况（1991年）。[63]马洛特的研究主要只涉及了三种文书，但内容却涵盖了多种文体，展现出吐鲁番出土叙利亚语景教文献的丰富性。其中，SyrHT 1[64]在当时被认为是吐鲁番出土的唯一一件医学残篇，其中包含若干个针对头皮疾病（如脱发和毛发过旺等）的药方，可能来自一部按照“从头到脚”（a capite ad calcem）顺序编排的医学手册的开头部分。马洛特发表于1984年的研究进一步证明这份叙利亚语医学作品可能依循希腊医学的范本，而残篇中诸多药材均可追溯到希腊—罗马医学传统。SyrHT 2标识的是吐鲁番出土仅有的叙利亚语书信，其中包含两件或来自同一抄本的残篇。两件残篇的一面分别抄写圣经《旧约·箴言》9：14-10：12和《路加福音》1：26，另一面则分别写有一封书信草稿。在其发表于1985年的文章中，马洛特刊布了较长的一封书信草稿，认为这封书信是写给拜占庭朝廷要员的回信，信中表达了对于来信者的称颂以及对于他本人所犯过失的歉意。信中没有写发件人的名字，具体事由不明。如此诸种迹象表明这封书信很可能只是一封草稿，也可能是从别的书信中抄过来的，作为书信范文以备将来之用。值得注意的是，书信可能匆忙写就，其中存在不少错误，也存在不符合当时正字法的拼写。马洛特发表于1991年的一篇文章将来自吐鲁番的六件残篇（SyrHT 95，SyrHT 360，SyrHT 361，SyrHT 362，SyrHT 364，SyrHT 365）比定为《圣乔治受难记》（后文简称《受难记》）的一个叙利亚语译本。文中将吐鲁番残篇与《受难记》希腊语原文的不同版本和叙利亚语译本传世本分别进行了比对，指出这一译本与叙利亚语译本传世本存在显著差别，表明《受难记》至少曾两次被翻译进叙利亚语传统。因此，这六件残篇对于我们了解这一圣徒传的文本流传史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同年，马洛特发表《吐鲁番收藏中的叙利亚语抄本》，以其先前发表的三篇研究文章为重心，扼要介绍了这批叙利亚语残篇的概况和意义。
西方学者长期以来对吐鲁番叙利亚语文书研究的忽视，可以部分地解释国内学界对于这部分文书知识的匮乏。这一点也可从陈怀宇先生1999年所写《高昌回鹘景教研究》一文中得到印证。那里他主要统计了其他语种残篇的情况，而有关叙利亚语只列出了马洛特关于药方和书信的两篇论文，并提到剩下的文书尚未刊布。[65]
（2）写本目录出版前后
进入21世纪，英国学者亨特（Erica C.D. Hunter）以“吐鲁番的基督教图书馆”（Christian Library of Turfan）为题申请科研项目，获得英国艺术与人文研究委员会（AHRC）资助，为期三年（2008～2011年）。在该项目的推动下，出土于西旁景教修道院图书馆的基督教残篇得到了集中研究。在叙利亚语残篇方面， 亨特和狄更斯先后发表了多篇论文。亨特所发表论文主题涉及西旁出土基督教残篇概况、仪礼残篇（特别前述《轮》抄本和圣徒纪念仪礼）和祷告护身符（prayer amulets）等。亨特发表于2012年的《布拉依克的叙利亚语、粟特语和回鹘语抄本》一文对这批残篇所涉及文体做了介绍，分别选取每类文体的代表性残篇进行说明，尤其以献给圣徒的祷告护身符为重心。[66]发表于同年的《吐鲁番的基督教图书馆》一文则聚焦前述三件《轮》双叶残篇SyrHT 41、SyrHT 42和SyrHT 43（B7，Ḥuḏrā E）。通过将其与现行《轮》通用本进行比对，亨特指出残篇中存在相当数量的平行文本，尽管存在不少异读，谋篇布局亦有差异。亨特进一步认为，这几件残篇属现存《轮》最早的证据之一，对于我们研究早期东叙利亚仪礼传统具有特殊的重要性。[67]亨特发表于2013年的《纪念圣西里亚克斯和尤利塔》一文，讨论纪念这对受难母子的一组残篇，尤其聚焦SyrHT 140（来自另一《轮》抄本，Ḥuḏrā N），对其进行完整刊布和英译，并附上了简要注解。[68]同年的《穿越时空》一文则探讨吐鲁番的两件献给圣塔姆西斯（Mar Tamsis）的护身符残篇（SyrHT 99和SyrHT 330），特别关注它们与北美索不达米亚传统中同类护身符的关系。两件残篇原属一叶，中间部分遗失。其中SyrHT 99背面居中有一十字莲花图案，残篇上有折痕，表明其曾被折叠使用。[69]
狄更斯的研究侧重多语现象、祈祷文、抄工实践和圣咏经等。狄更斯2009年的《来自吐鲁番的多语基督教抄本》[70]一文中讨论了叙利亚语—粟特语、叙利亚语—新波斯语等双语写本，带有粟特语导引词（instructions）的叙利亚语残篇，也关注了回鹘语和粟特语边注、被重复利用的多语写本、用回鹘文书写的叙利亚语残篇等现象。这些多语写本的存在向我们展示出叙利亚语仪礼文本已在吐鲁番被翻译为当地语言，其中粟特语在教会语境中具有仅次于叙利亚语的重要性，而回鹘语则是在仪礼语境之外的、日常生活中的主要语言。[71]狄更斯2013年的《来自吐鲁番U338中的叙利亚语篇章》[72]一文涉及一部形制小巧的多语祈祷文小册子（prayer-booklet I），共10叶，内含叙利亚文—叙利亚语、回鹘文—回鹘语和叙利亚文—回鹘语文本。在这篇文章中，狄更斯补充了茨默先前对于同部抄本的论述，[73]不仅对于残篇顺序做出了调整，重新刊布了其中两段叙利亚语文本，也根据阿瓦（Mar Awa III，即现任东方教会宗主教）的建议，将其中较长一段叙利亚语比定为来自东叙利亚仪礼书（Ṭaksā，相当于希腊仪礼传统中的Euchologion）的按手礼祈祷文。这一祈祷文至今仍在亚述东方教会中使用，虽然在个别处用词略有不同。[74]狄更斯同年发表的《吐鲁番基督教团体的抄工实践》一文对吐鲁番出土基督教残篇进行了全面综述，特别聚焦写本的物质性层面如书写材料、抄本标尺线（rulings）和修复、断代、古文字学、标点、注音、装饰、边注、折号和背面编号、吟诵重音符号、抄工错误和修正、插图、书末说明（Colophon）和抄工笔迹等。[75]狄更斯发表于2014年的《吐鲁番圣咏经的重要性》一文则指出，在吐鲁番出土基督教抄本中，圣咏经拥有数量最多的语言和文字版本，是吐鲁番最为流行的仪礼文本。从其年代来看，吐鲁番残篇保存了目前存世最早的叙利亚语圣咏经，具有重要意义。[76]
合作研究亦成果斐然。狄更斯与伊朗语专家辛维廉（N.Sims-Williams）所合作有关教会年历残篇（calendrical fragments）的研究，涉及叙利亚语残篇、叙利亚文—粟特语残篇、粟特文—粟特语残篇等多种，文章证明西旁的叙利亚基督徒使用了包括叙利亚、粟特和十二生肖纪年三种历法系统，进一步印证了吐鲁番基督教团体的多语言和多文化特征。[77]狄更斯与茨默亦合作一篇有关圣咏经的文章，他们一起刊布了6叶用回鹘文书写的叙利亚语圣咏经，另翻译了三叶来自叙利亚的诗人神学家巴拜（Mar Babai，约551～628年）、以法莲（Mar Ephrem，卒于373年）和纳赛（Mar Narsai，卒于约500年）的仪礼诗歌（teshbḥata）（SyrHT 20-27，MIK III 58）。在东叙利亚仪礼中，这些诗歌常被包括进圣咏经当中。研究表明，这件残篇用回鹘文准确地表示了叙利亚语的读音，而这意味着，虽然叙利亚文在当地不常作为书写文字被采用，但叙利亚语对于吟咏仪礼诗歌仍非常重要。[78]布洛克和辛维廉两位大家亦共同发表一篇有关东支叙利亚基督教洗礼仪式的研究，所涉及残篇（SyrHT 88，SyrHT 66，Service book E12）为叙利亚语—粟特语双语，其中写给神职人员的导引性文字用粟特语书写。文章认为，吐鲁番出土的基督教写本往往可以断代到9或10世纪，这表明这两叶残篇来自目前存世最古老的东方教会仪礼写本，其中显示东方教会部分洗礼仪式的早期形式相较今日通常较为简洁。[79]
2014年亨特和狄更斯推出了《柏林藏吐鲁番收集品中的叙利亚语文本》，为《德国东方写本目录丛刊》第5卷《叙利亚语写本目录》之第2册。[80]这是针对柏林所藏吐鲁番叙利亚语文书的首份完整目录，它首次向读者展示了吐鲁番叙利亚语文书的全貌，包括文书具体内容及其研究状况。这份目录也是团队合作的杰出成果，以布洛克、阿瓦和吉瓦吉斯（K.M.Giwargis）为代表的项目顾问比对出了文书中的相当部分（参附录十六：由顾问比定的残篇）。目录中统计了第二次和第三次德国吐鲁番探险所得叙利亚语文书，其中包括叙利亚语残篇、叙利亚语—粟特语、叙利亚语—回鹘语、叙利亚语—新波斯语双语残篇甚至三语残篇，亦有少量用叙利亚文书写的其他西域语言如回鹘语、粟特语、新波斯语残篇，[81]以及用回鹘文书写的叙利亚语残篇等共计481件。[82]在引言之后，该书简要介绍了目录条目的编写原则，随后进入全书主体部分：按顺序介绍柏林国家图书馆（编号SyrHT）、亚洲艺术博物馆（编号MIK III）和德国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吐鲁番研究所（编号M，n，So，U）所藏叙利亚语文书的情况。目录提供了每页文书的主要内容、形制、部分文本的试读和翻译、有关联的其他文书、文体和相关研究。形制部分提供了诸如纸张大小、行数、墨迹、字体、标题、边注、修正及特殊标记等信息。正文之后是附录和参考文献部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长达70余页的附录。17个附录从不同角度提供了这批残篇的信息索引。比如前三个附录分别列出了已比定残篇、未比定残篇及丢失残篇的总表，附录七则将所有已比定残篇按照文体分类列出，方便读者快速找到从属于某一类文体的全部残篇。附录八和九分别给出了圣经和《轮》索引；附录十和十一分别总结了残篇技术层面和缀合残篇的信息；附录十二和十三分别给出了叙利亚语专名索引和杂纂（miscellaneous terms，包括希腊语借词）索引；附录十四和十五给出了多语残篇索引和包含叙利亚语引文的粟特语、新波斯语和回鹘语残篇索引。这些索引从不同角度提供了有关这批残篇的丰富信息，能够帮助使用者对某类残篇进行集中研究，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极大便利。比如我们可以借附录十三讨论吐鲁番残篇中的希腊文化，我们也可以借助附录十四方便地找到背面书写《太玄真一本际经·圣行品》的两件残篇（SyrHT 3和n296），由之探索道经写本的再利用问题。从附录十五中，我们可以获知正文所未涉及的33份文书的内容、文体、相关研究等信息，其中相当部分是包含叙利亚语标题和圣经引文的叙利亚文粟特语福音书课经（gospel lectionary），另可见两份涉及叙利亚语、粟特语借词和古阿拉美语数字符号的新波斯语医学文书（M 7340和n175），含叙利亚语标题的圣徒传粟特语译本残篇（n181和n477）、《教父箴言》（Apophthegmata Patrum）粟特语译本残篇（n489）等。部分残篇的形状和折痕透露出它们曾有特殊用途，比如用来包书或制鞋垫（n348）。尽管存在一些可以商榷的地方，[83]这本目录无疑为所有后续研究提供了基础和便利，有理由成为吐鲁番学和叙利亚学相关领域的必备工具书。由于这批残篇中的大部分未曾释读，目录的编订只是迈出了第一步，未来还有待具备叙利亚语知识和有志于景教研究的学者进一步探讨。
（3）最新进展
自写本目录出版以来至今，关于吐鲁番出土叙利亚语文书的研究又取得不少新进展，包括以圣经和仪礼文本、祷告护身符、圣徒传、杂纂类如哲学和医学文书等诸方面。吐鲁番出土叙利亚语文书涉及了多种文体，其中绝大部分是圣经和仪礼文献。狄更斯发表于2016年的《来自吐鲁番基督教图书馆的圣经残篇》[84]一文系统梳理了西旁出土叙利亚语、粟特语、中古波斯语、新波斯语和回鹘语圣经残篇。文中认为，尽管将基督教带到吐鲁番的可能是中亚人，但这批出土文书从多方面显示出其与教会中东腹地的紧密关联。在狄更斯看来，尽管存在一些例外情况，吐鲁番的圣经文本大体可分为圣咏经（Psalter）、福音书（Gospel）和课经（Lectionary）三种。[85]这批残篇的数量证明圣经文本在东方教会修道院的仪礼中扮演着中心角色，而多语残篇的存在亦表明，叙利亚语通用本圣经（Peshitta）已被翻译介绍进当地语言。
由于东方教会现存仪礼文献写本极少早于15世纪，而吐鲁番叙利亚语文书则最早可断代到8～9世纪，它们无疑对于研究东支叙利亚基督教仪礼传统的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吐鲁番的仪礼文书中保存了多于30种《轮》抄本，残篇总数约190件，其中共计61叶的MIK III 45也是所有文书中最长的一份，亦被认为是现存最早的抄本，已由亨特与科克利在2017年的专著《来自吐鲁番的叙利亚仪礼书》中共同刊布。[86]书中指出MIK III 45抄本在多个方面值得重视。首先，抄本纸张经碳十四测定可断代于771～884年间，这意味着MIK III 45是目前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纸质叙利亚语写本。而通过对纸张纤维进行检测可知，纸张或并非产自当地，而是来自中亚的更西部地区，暗示这部抄本或被从中亚（撒马尔罕或木鹿）携带至吐鲁番。[87]第二，就其内容来看，MIK III 45是一部仪礼书（service-book），是东方教会仪礼书《轮》目前已知的最早版本，其中保留了《轮》结尾部分和附录，包括六个周五日的忏悔仪礼、圣徒纪念仪礼、新建教堂祝圣仪礼，平日仪礼诗歌‘onyata、葬礼仪式和不同场合所适用的‘onyata。[88]第三，MIK III 45具有一定的简化特征，其中对《诗篇》的引用、牧师祷词多有省略，仅用于提示使用者此处需参引别处或诉诸记忆。出于类似的原因，部分内容固定的仪礼，比如晨间祷告亦没有提及。[89]与传世仪礼文本相对照，可见MIK III 45一方面包含诸多平行文本，另一方面又体现了独特的早期面貌，对于我们了解东方教会仪礼文本的流传史具有重要意义。书中对于东方教会仪礼传统，特别《轮》的文本流传史和仪礼诗歌（liturgical poetry）的诸种类别进行了详尽介绍，对吐鲁番出土《轮》残篇的后续研究极有助益。2022年，亚述东方教会现任宗主教阿瓦最新发表《从摩苏尔到吐鲁番：亚述东方教会仪礼中的〈轮〉》一文。[90]文中介绍了《轮》的起源、内容和研究史，并认为吐鲁番的仪礼残篇印证了德国学者鲍姆施塔克的观点，即离发源地越远的传教地点越倾向于保存更古老的传统，因此对于吐鲁番仪礼残篇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了解东方教会仪礼传统及其发展史。文中特别选取MIK III 45圣徒纪念仪礼部分文本与东方教会传世本进行了比对，指出其中诸多与现行仪礼不同之处，比如吐鲁番的圣徒仪礼以武士圣徒圣塞尔吉乌斯和圣巴库斯（Mar Sargis and Mar Bacchus）以及一系列中亚圣徒如萨珊波斯王后圣希尔（Mart Shir）为中心，且其仪礼可持续一周，而非如现行仪礼一般在一日内举行。[91]
关于圣徒纪念仪礼，亨特近年的多篇文章值得注意。发表于2016年的《于吐鲁番纪念圣徒》，[92]选取MIK III 45 和两件护身符残篇（SyrHT 140，n394）中部分段落讨论吐鲁番的圣徒纪念仪礼，主要围绕在中亚被礼拜的圣徒如圣巴沙巴（Mar Barshabba）、圣希尔和难以确定身份之扎万多克特（Zarvandokht）、受难母子尤利塔（Julitta）和圣西里亚库斯（Mar Cyriacus），以及在世界各地广泛被尊崇的武士圣徒圣塞尔吉乌斯和圣巴库斯。文章一方面指出前三位圣徒的崇拜与其在基督教传播至木鹿的过程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直接相关，另一方面将受难母子以及两位武士圣徒的崇拜追溯到在5世纪基督论纷争之前教会早期的受难和苦行传统。[93]2020年的《来自吐鲁番的基督教图书馆》[94]一文继续讨论圣徒纪念仪礼，主要围绕MIK III 45选段。文中推测圣塞尔吉乌斯在中亚的流行或与其军事背景有关，并留意到Sargis后来在元代成为景教徒常用名，应与这位圣徒的广受尊崇有关。[95]在同样发表于2020年的《吐鲁番：连接塞琉西亚—泰西封》[96]一文中， 亨特一方面继续关注MIK III 45抄本中的中亚圣徒（亦称波斯圣徒）纪念仪礼，尤其注意到圣徒中波斯王后圣希尔在吐鲁番的特殊地位，另一方面则关注MIK III 45抄本中的新建教堂祝圣仪礼，特别指出其中包含出自尼西比斯（Nisibis）主教巴扫马（Barsauma，卒于491年）之手的祈祷文，而这表明西旁修道院和近东二性论中心尼西比斯神学院之间存在紧密关联。亨特最新发表的文章《于吐鲁番纪念玛利亚》[97]则讨论一系列有关玛利亚纪念仪礼的抄本或残篇（MIK III 45，SyrHT 337，n395，SyrHT 41，B-55，SyrHT 279-284），尤以SyrHT 279-284为中心。文中对相关文本进行了转写、翻译和注解，列举了其中所引用的《诗篇》诗句，并将其与传世本《轮》和现存于梵蒂冈图书馆的《轮》抄本Borgia Syriac 60进行比对，指出其中存在的诸多平行文本。由于这组残篇形制小巧，亨特推测它们应来自吐鲁番修道院某位僧侣所有的一本仪礼手册。残篇上的笔迹可见粟特语的影响，从而透露出抄工（很可能正是使用这部手册的僧侣本人）或为粟特人，应在当地抄写。
亨特多篇文章继续讨论祷告护身符。在发表于2017年的《公共崇拜和私人敬献》[98]一文中，亨特一方面选取MIK III 45抄本为代表讨论了吐鲁番基督教教团公共礼拜仪式的情况，另一方面则选取多件护身符残篇（除了前述SyrHT 99、SyrHT 330，还包括SyrHT 152、SyrHT 102、n364和n365，在目录中分别被归类为Prayer-amulet E，C，F）探讨私人礼拜的情形。其中SyrHT 152形制极小，正面中心画有十字架，和西安景教碑上的十字架图像形制类似。残留文字表明这件护身符是为一位女信徒所做，亨特推测是为了医治目的。[99]SyrHT 102和n364-5均为圣居普良（Cyprian）祷告护身符，但从形制来看二者分属不同类别：后者是私人使用的护身符，而前者则来自一份可供僧侣查阅和使用的祷告护身符手册（handbook of prayer-amulets）。文章特别刊布了n364-5两件残篇，此二者原属同一叶，中间部分遗失。在2018年《来自吐鲁番的叙利亚语祷告护身符》[100]一文中，亨特继续讨论以上所提诸件护身符残篇，尤其完整刊布了SyrHT 102。关于这些祷告护身符的来源，亨特推测它们要么被抄写于吐鲁番的修道院，要么被从美索不达米亚北部携带而来，曾在漫漫旅途中发挥过护佑的功用。类似的祷告护身符在十八、十九世纪的北美索不达米亚东叙利亚基督教团体中仍在继续使用。狄更斯发表于2021年的《来自吐鲁番的基督教文本中的以诺材料》[101]一文则关注一件叙利亚语—回鹘语双语魔法残篇U328中包含的叙利亚语祷告护身符。护身符文本中提及了掌控一切的大天使萨拉凯尔（Saraqael），通过其祷告祈求为马匹免除灾祸和疾病。文中探讨了萨拉凯尔一名及其各种变体，试图追溯这则护身符文本的起源，特别其与旧约疑伪经《以诺书》（I Enoch）和摩尼教《大力士之书》（Book of Giants）等文本之间的关系。正如我们在不少中世纪写本所能见到的，星占书和医书可能被视作同种类型的文献编为同一册，U328残篇中还包括了以下几种回鹘语文本，比如列举日期吉凶的单子、医治秃顶的药方和据生年（十二生肖纪年）对婚姻匹配度的预测。[102]
在马洛特关于《受难记》残篇的文章发表之后一段时间内，有关吐鲁番出土圣徒传的研究进展较少。一次重要的进展体现于2014年亨特和狄更斯发表的目录中，那里指出另有两件残篇SyrHT 359和SyrHT 381也来自《受难记》，并且SyrHT 381可以与SyrHT 365缀合，[103]而由于SyrHT 359残破过甚，尚未能确定它与已比定残篇的关系。针对这组受难记残篇，笔者近年发表了三篇文章进行讨论，即2020年《圣乔治传奇中的第一轮酷刑》[104]、2021年《发现于吐鲁番的叙利亚语本圣乔治传奇》[105]和2023年《〈圣乔治受难记〉在中亚和中国的流传》。[106]这几篇文章在新进展的基础上重新检视有关这部圣徒传的八件残篇，尝试挑战学界的既有看法。《圣乔治传奇中的第一轮酷刑》一文证明之前未能确定位置的SyrHT 359可与SyrHT 361上半部分完美缀合，而这两件残篇上所粘贴的小碎片应脱落自同一叶残篇。而就这两件残篇在写本中的位置而言，它们不应如前人认为的那样位于SyrHT 362和SyrHT 365之间，而是应提前置于SyrHT 361和SyrHT 95之间，其中内容反映了圣乔治所遭受的第一轮酷刑。在缀合和复原这叶残篇的基础上，文章重新转写了叙利亚语原文，并给出首次英译和详注。这篇文章特别将吐鲁番本与《受难记》希腊语原文，以及多种语言的传世本（特别是传世叙利亚语本）进行比对，证明吐鲁番出土《受难记》相较传世叙利亚语本而言保留了更古老的情节特征。《发现于吐鲁番的叙利亚语本圣乔治传奇》一文选取了来自吐鲁番本三个文本选段（分别来自SyrHT 361、SyrHT 362、SyrHT 365和SyrHT 381缀合叶）作为样本，分别对其进行转写、翻译和详注。文章也将这三个选段与来自不同传统（除了叙利亚语，还包括希腊语、拉丁语、亚美尼亚语、科普特语、埃塞俄比亚语和中古汉语）的《受难记》文本对应部分进行比对，展示了平行文本能帮助我们更好地读解吐鲁番残篇。文中的分析再次印证了吐鲁番本相比叙利亚语传世本而言包含了更多来自希腊语《受难记》原始文本的古老元素，可被视为这部传奇目前存世最早的叙利亚语译本。最新发表的《〈圣乔治受难记〉在中亚和中国的流传》一文在前面两篇文章的基础上综合讨论《受难记》的流传史。文章根据西方学界的研究成果，系统梳理了《受难记》在希腊、拉丁和东方传统（特别是叙利亚传统）中的流传情况和文本分期特征，在此基础上讨论吐鲁番出土多种胡语《受难记》残篇（叙利亚语、粟特语和回鹘语）在流传史上的位置，论证吐鲁番出土《受难记》代表了更为古老的文本形态。近年，在福建霞浦新发现的摩尼教科仪文书《摩尼光佛》中，又出现了一份汉文《吉思咒》，已被证明是《受难记》的一份缩略改写本，在学界引起了不少讨论。[107]文章进一步证明，尽管存在一些改写，《吉思咒》中大部分情节可在吐鲁番出土《受难记》中找到对应。文章最后综述了中亚景教圣徒崇拜的整体背景，在此基础上论证圣乔治崇拜在中亚和中国具有特殊重要性的原因。
吐鲁番出土叙利亚语医方书数量稀少，传统观点认为仅有SyrHT 1一件，在20世纪经马洛特首次刊布和研究，前文已有介绍。此后，吐鲁番这件医学残篇曾在多篇研究中被附带提及。辛维廉在其发表于2012年的《来自吐鲁番的叙利亚语和新波斯语医学文本》一文中曾经刊布两件叙利亚文波斯语药方书残篇（M 7340和n175），同时将SyrHT 1纳入讨论，指出西旁景教修道院的基督教团体“属于一支西方传统，融合了希腊医生的知识和更加流行的、半魔法的因素”[108]。在编订目录的过程中，亨特发现并指出另有一件SyrHT 388可与SyrHT 1缀合为一叶。[109]2019年，法国学者吉纽（Philippe Gignoux）在其关于传世叙利亚语医方抄本的最新著作附录中再次提及SyrHT 1，并依据马洛特所刊布的叙利亚语文本，将这件残篇译为法文。[110]笔者于2020年发表的《希波克拉底和盖伦在吐鲁番》[111]一文继续讨论吐鲁番出土医学残篇。文中首次完整刊布了SyrHT 388与SyrHT 1缀合后的叙利亚语文本，尝试解决马洛特文中遗留的问题，并首次将这一文本译为英文。文章指出吐鲁番出土的叙利亚语药方可在古希腊医学传统中找到一系列平行文本，其中相当部分可见于盖伦医书《针对身体不同部位的复方药物》（De compositione medicamentorum secundum locos）中对前人药方的摘录，另有部分药材的使用方法反映了希波克拉底学派的特征。因此，吐鲁番出土的这两件医方残篇具有相当珍贵的意义，它们表明叙利亚基督徒在相当早的时期（马洛特据字体将其断代于9～10世纪）即将他们所翻译的希腊医书传播到了中亚和今日之中国境内。
目录中存在一类哲学残篇（SyrHT 255、SyrHT 285、 SyrHT 389、 n415、n417、n419和n420），因过于残破难以比定具体内容。笔者发表于2021年的《叙利亚语亚氏〈范畴篇〉： 来自吐鲁番的新证据》[112]将这七件残篇比定为亚氏《范畴篇》的叙利亚语改写本或注本，确认其中保存了不同于传世三种叙利亚语译本的术语译法。文章重新检视了七件残篇的相互关系，论证它们来自同一抄本前后相连的两叶，并且特别证明了SyrHT 389并非完全独立于其他残篇，而是脱落自SyrHT 255空白面。在复原七件残篇顺序之后，文章对于残篇中的叙利亚语文本进行了首次转写、翻译和注解，并将残篇内容与希腊文原文、传世三种叙利亚语译本的平行文本进行了比对。文章认为，残篇的主要内容是亚氏《范畴篇》第十章部分段落，不过并不是字对字的翻译，而很可能是简略的转写本或注本。由于其中部分术语译法不同于三种传世叙利亚语译本，由此可推知，吐鲁番本中或保存了来自《范畴篇》第四种叙利亚语译本的译法。由于传统观点一般认为亚氏著作直至晚明才经耶稣会士抵达中国，而吐鲁番《范畴篇》残篇的存在将这一时间点大大提前，因此吐鲁番亚里士多德叙利亚语残篇的发现具有重要的意义，能够更新我们关于亚氏著作在中亚和中国接受史的现有知识。
最后在杂纂类中还有唯一一组对话体残篇（SyrHT 19和SyrHT 94）值得注意，其内容为基督徒和犹太人就论三位一体等主题的论战。针对此组残篇，马洛特新近发表了一篇匈牙利语文章，[113]首次对SyrHT 94进行刊布和翻译，并将这一残篇断代至7～8世纪。马洛特在此文中追溯了宗教对话体文本的发展历程，尤其是基督教和犹太教之间的神学论辩传统，推测残篇在内容上与同时代阿拉伯语传统中的宗教对话存在关联，由此可见这一抄本或非来自吐鲁番，而是被从伊拉克携带至此。亨特发表于去年的《在吐鲁番与犹太人辩论》也关注SyrHT 94。[114]文章同样追溯了论战犹太人文体的历史，并推测这一对话并非基于一场真实发生过的论战，而是为教育目的创作，意在指引年轻僧侣留意神学修辞的复杂性。[115]文章认为难以确定SyrHT 94是否写于吐鲁番，并指出应从整部抄本的角度去考虑该文本的性质。由于和SyrHT 94一样属于同一部抄本的SyrHT 95内容为前述《受难记》，后者中亦包含圣乔治与异教魔法师论战的情节，亨特据此推测这部抄本应该为一部用于指引当地粟特和回鹘基督徒僧侣如何与异教徒论战的选集（florilegium）。[116]
最后，吐鲁番出土叙利亚文文书字体学去年取得两项新进展。一项进展体现于亨特所发表《吐鲁番草书字体学》一文。[117]亨特指出，吐鲁番出土最长抄本MIK III 45中的字体体现了中期埃斯川格拉（Estrangela）字体的典型特征，虽然部分字母存在草书的倾向。这种草书字体更明显地体现于写在MIK III 45空白页（叶9正背面，叶53正面）的祈祷文和一系列祈祷文护身符残篇（SyrHT 99，SyrHT 152，n364verso，Otani Ry 1789，SyrHT 102）。亨特推测，断代于8至9世纪的MIK III 45主体可能抄写于中亚，之后被携带至吐鲁番，而其空白页上的祈祷文以及护身符残篇则很可能在更晚时期抄写于当地。总而言之，中期埃斯川格拉字体及其草书变体曾在吐鲁番地区广泛使用，而类似字体也可见于敦煌莫高窟北窟所出土残篇（前述B53：14）。亨特进一步认为，将类似分析推及用叙利亚文书写的粟特语、回鹘语和中古伊朗语残篇和用叙利亚文书写的回鹘语墓碑，有助于进一步揭示叙利亚文的特殊“民族-语言”（ethno-linguistic）模式。另一项进展体现于意大利学者加拉泰洛（Martina Galatello）所出版专著《吐鲁番的叙利亚文字体》，[118]这也是第一部专门讨论吐鲁番出土叙利亚文字体的专著。在全面综述亨特和狄更斯等学者相关主题研究的基础上，此书结合叙利亚字体学的最新进展，尝试从叙利亚文书写史的整体背景去描述和理解吐鲁番叙利亚文残篇。书中同样认为，吐鲁番出土叙利亚文残篇字体少见纯粹埃斯川格拉字体，而更接近草书。而相较于东叙利亚传世抄本，吐鲁番抄本字体具有一定特殊性，比如较为常见同一抄本中采用不同字体来书写同一字母的现象。借用希腊抄本学的概念，加拉泰洛称此种字体为“混合字体”（mixed script）。加拉泰洛所讨论的残篇内容涵盖多种文体，包括仪礼书、圣咏经、课经、护身符、抄工练习和书信等，她往往也留意考察字体在不同文体中的表现，比如她指出课经和福音书中字体的使用相对一致，较少出现混合现象。此外，该书从重点字母（dālath，rēsh，ṣādē，taw，mīm）的书写方式、连写（taw-ālaph）、字母间距等多个方面考察吐鲁番抄本字体特征，也兼论不同抄工及其抄写特点等问题。综合来看，加拉泰洛认为吐鲁番叙利亚语写本并非随机写就，其中不少书写习惯和形式反映出抄工统一体例和细致区分的意识，表明吐鲁番极有可能存在学习叙利亚语言和文字的中心。基于对抄本细节的考察，书中尝试挑战叙利亚字体学的传统观点，将部分东叙利亚字母书写方式出现的时间大大提前，比如加拉泰洛指出taw-ālaph连写的出现远比人们之前所认为的更早，它不仅广泛出现于吐鲁番出土杂纂类、护身符、圣徒传等类残篇，也可见于一份现存于巴格达、可断代至八世纪末的传世抄本。[119]由于此前taw-ālaph连写多被视作较晚现象而用来为抄本断代，这一发现使我们需要重新考虑相关抄本的定年问题。
2.俄藏吐鲁番叙利亚语文书
除了柏林之外，另一吐鲁番叙利亚语文书的收藏中心在俄国圣彼得堡，那里保存有三组叙利亚语文书残篇。俄国叙利亚学家梅谢尔斯卡娅发表于1996年的一篇文章《克洛特科夫收藏中的叙利亚语残篇》[120]介绍了保存在圣彼得堡的叙利亚语残篇的主要来源和概况。文章指出，俄藏叙利亚语文书主要来自在20世纪初任驻乌鲁木齐俄国领事克洛特科夫（N.N.Krotkov）在新疆地区的搜集，现存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Institute for Oriental Studies）。文章也提到了关于这批残篇的早期研究，特别是皮古烈夫斯卡娅的贡献。在20世纪上半叶，皮古烈夫斯卡娅曾发表一篇法语文章《来自黑水城和吐鲁番的叙利亚语和叙利亚文—回鹘语残篇》，她将克洛特科夫收藏中一件来自吐鲁番阿斯塔那的残篇（Syr.14，1叶）比定为仪礼文书，指出其中内容涉及第一个周日的殉道者仪礼（the Office of Martyrs for the First Sunday）。[121]这篇文章亦给出了Syr.14的转写、翻译和注解。同一件残篇在皮古烈夫斯卡娅所编列宁格勒的叙利亚语抄本目录中亦有介绍。[122]梅谢尔斯卡娅的文章则介绍了克洛特科夫收藏中尚未被研究过的SI 2Kr/12抄本（共计18叶/97片），将其比定为仪礼文书Gazzā，即一部宗教节日诗歌仪礼书，其中包含圣诞节仪礼、纪念圣母玛利亚仪礼诗歌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当中的“希腊博士节日仪礼”，该仪礼依景教惯例纪念三位奠基者，即西奥多（Theodore of Mopsuestia）、狄奥多（Diodor of Tarsus）和聂斯托利（Nestorius），这一信息进一步确认了残篇使用者的教派归属。不过，这篇文章尚未给出这组残篇的转写和翻译。[123]关于俄藏叙利亚语残篇的研究状况，一份更晚近的研究综述可见于前述斯梅洛娃发表于2015年的法语文章，[124]其中不仅介绍了前面两组残篇的研究概况，也提及了第三件藏于圣彼得堡的叙利亚语文书（Syr.40，1叶），由马洛夫（Sergey Malov）在其1914年的新疆探险中发现并带至圣彼得堡。以上三组俄藏叙利亚语残篇均为仪礼文书，包含标识祈祷文或仪礼诗歌开头的标题（headings）。[125]
此外，一部分之前藏于柏林、二战后不知所终的吐鲁番抄本被重新发现，[126]它们现存于俄国圣彼得堡埃尔米塔什博物馆（the Hermitage Museum），其中包含唯一一件叙利亚语残篇，编号为ВДсэ-524，柏林旧编号为D(II)134。关于这件残篇，新近狄更斯与斯梅洛娃合作发表文章《一件重新发现的来自吐鲁番的叙利亚语护身符》[127]进行了专门讨论。文章认为这件残篇可断代于蒙元时期，并推测它和保存在柏林的祷告护身符残篇SyrHT 274-276（Prayer-amulet D）存在关联，可能原属同一件。[128]就其内容来说，这件残篇和1983～1984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黑水城考察中发现的H彩101（亦属蒙元时期）分享着不少相似性。[129]二者不仅字迹相似，部分文本甚至字对字对应，由此可确认H彩101也应为护身符，虽然其使用者另有其人。两位学者将在后续发表中继续进行二者的比较工作。[130]此外文章认为，和吐鲁番出土其他祷告护身符一样，这份护身符的内容可被追溯到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悠久的魔法传统，可被视为一种辟邪（护佑）魔法（apotropaic (protective) magic）。此外，这件残篇的抄写存在不少错误，部分句法特征透露出回鹘语的影响，可推测抄工应非叙利亚语母语者。由于一些叙利亚词的书写方式暗示其受到回鹘语语音的影响，这份文本可能曾在某种驱魔仪式中被一位回鹘语母语者大声念出。[131]
3.日藏吐鲁番叙利亚语文书
日本京都龙谷大学所藏三叶（包含正反面）叙利亚语残篇（1789，2022，6221）是由大谷探险队从吐鲁番地区掠去的，三叶文书均形制小巧，于2017年由日本叙利亚学家高桥英海释读。[132]这些残篇出土地点不明，但据高桥英海推测很有可能在高昌故城，而非西旁，因大谷探险队并未去过西旁考察。高桥氏据残篇中叙利亚语字母的写法，特别是taw-ālaph连写现象推测1789文书年代为13世纪中期或更晚，而另外两叶文书也可能来自蒙古时期。文中给出了三组残篇的转写、翻译和注解，比定各自内容如下：1）1789为私人拥有的护身符，用于抵御疾病和恶灵。该残篇文本包含不少错误，暗示抄写者或不懂叙利亚语；2）2022由于残破过甚，难以判定其内容；3）6221一面记录一系列数字，一面则有“恶”“咒”，故可能是一份占卜文书，同类文书可见于敦煌粟特语残篇BL Or.8212/182和吐鲁番西旁出土回鹘语残篇（U 320，U 187a，U 5179）。对于可比定的两份文书，高桥一方面将其放在各自文类的历史当中去考察，与代表性抄本进行比较，另一方面指出它们的存在表明吐鲁番的基督教团体存在“非官方”的一面，可以补充之前学界对于吐鲁番基督教的认识。文中另外给出了三叶叙利亚语残篇的照片。
五 小结
以上是对于在20世纪初在中国境内出土和发现的叙利亚语残篇研究状况的简要梳理。总的来说，虽然唐代景教僧可能已携带叙利亚语抄本入华，但就出土情况来看，目前留存下来的文书主要来自高昌回鹘和蒙元时期，其使用者也多为操回鹘语和伊朗语的人群，这解释了文书中常见的多语现象。从文体来看，出土文书中的绝大部分为仪礼和圣经文本，但也包含种类丰富的其他文体如圣徒传、护身符、历书、哲学和医学类文本等。由于这些文书断代较早，其中往往保存了比相关传世文本更加古老的信息，它们对于叙利亚文献史、景教史和中西交流史等领域具有不言而喻的珍贵意义，部分文本如古希腊医方书和亚里士多德《范畴篇》片段的发现更将古希腊医学和哲学著作抵达中国的时间点大大提前。而从本文的综述可见，发现于各地的叙利亚语残篇的研究均有未尽之处，而未来的研究应建立在充分吸收既有研究的基础之上。
在主要的出土地点中，吐鲁番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因在该地出土的叙利亚语文书总量最为巨大，目前研究情况相对不足，尚有为数不少的文书从未被刊布和翻译为现代语言。此外，新近西旁景教修道院遗址的重大考古进展进一步向我们确认了吐鲁番的特殊重要性。2021年9～11月，由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院与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吐鲁番学研究院合作申报西旁景教修道院遗址考古发掘项目，对西旁遗址进行重新发掘，初步发现了一批叙利亚语、回鹘语文书残篇，共计497件（组）。[133]2023年2～4月，同一团队又针对西旁遗址进行了继续发掘，新发现多语文书379件（组）。未来进一步的考古发掘有望帮助我们发现更多的景教叙利亚语文书残篇。毫无疑问，此次西旁考古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其发现的为数众多的叙利亚语文书残篇将极大地扩充中国目前已有的叙利亚语文书收藏，它们不仅构成我们研究景教史的重要一手资料，也将推动我国叙利亚学的研究进展和人才培养工作。对于这批文书的比定和释读工作目前正在启动，希望本文所进行的对已出土文书研究进展的系统梳理和分析工作，能有助于判断新出土文书的性质，加速对这批新材料的释读和研究。
[1]本文的写作受到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国境内出土景教叙利亚语文书研究”（项目号：17BZS125）资助，写作期间有幸得到荣新江、庄宇、陈瑞翾、陈少卿等诸位老师的指正，特此致谢。
[2]本文主要用“景教”一词指称最早传入中国的基督教支派，该支派为东支叙利亚基督教（East Syriac Christianity），历史上也曾称之为“聂斯托利派”（Nestorianism），从属于亚述东方教会（Assyrian Church of the East），又称东方教会（Church of the East）。诸种名称及其简称如“东叙利亚”后文中多有涉及，特此说明。
[3]关于这件文书发现和收藏始末，参彭金章：《敦煌新近发现的景教遗物——兼述藏经洞所出景教文献与画幡》，《敦煌研究》2013年第3期，第51～58页。彭金章先生推测该文书可能最初发现自莫高窟北区洞窟，参第55页。
[4] Wassilios Klein and Jürgen Tubach，“Ein syrisch-christliches Fragment aus Dunhuang/China”，ZDMG 144.1，1994，pp.1-13.汉译文参克罗恩，土巴奇著；赵崇民，杨富学译：《敦煌出土叙利亚文基督教文献残卷》，《敦煌研究文集·敦煌研究院藏敦煌文献研究篇》，甘肃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493～508页。亦参牛汝极：《十字莲花——中国元代叙利亚文景教碑铭文献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42～45页。
[5] Hubert Kaufhold，“Anmerkungen zur Veröffentlichung eines syrischen Lektionarfragments”，ZDMG 146.1，1996，pp.49-60.
[6] Hubert Kaufhold，“Anmerkungen zur Veröffentlichung eines syrischen Lektionarfragments”，pp.52-53.
[7] Wassilios Klein and Jürgen Tubach，“Ein syrisch-christliches Fragment aus Dunhuang/China”，p.12.不过，这一连写可能在更早期已经出现，参下文。
[8]彭金章：《敦煌新近发现的景教遗物》，第54页。
[9]段晴：《敦煌新出土叙利亚文文书释读报告》，收于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1卷， 2000年，第382～390页；段晴：《敦煌新出土叙利亚文书释读报告（续篇）》，《敦煌研究》 2000年第 4期，第120～126页；吴其昱：《敦煌北窟叙利亚文课经（Lectionary）诗篇残叶考释》，收于项楚，郑阿财编：《新世纪敦煌论集》，巴蜀书社，2003年，第191～233页；牛汝极：《十字莲花——中国元代叙利亚文景教碑铭文献研究》，第 45～56页。另参段晴德文文章：Duan Qing，“Bericht über ein neuentdecktes syrisches Dokument aus Dunhuang/China”，Oriens Christianus 85，pp.84-93.
[10]段晴：《敦煌新出土叙利亚文书释读报告（续篇）》，第123页。
[11] Natalia Smelova，“Manuscrits chrétiens de Qara Qoto：Nouvelles perspectives de recherche”，inLe christianisme syriaque en Asie centrale et en Chine，edited by Pier Giorgio Borbone and Pierre Marsone，Études Syriaques 12，Paris：Geuthner，2015，pp.215-236.
[12] Nina V.Pigulevskaja，“Fragments Syriaques et Syro-Turcs de Hara-Hoto et de Tourfan”，Revue de l’Orient Chrétien III，10[30]，1936-1935，pp.3-46.
[13] Nina V.Pigulevskaja，“Sirijskie i siro-tjurkskij fragmenty iz Hara-Hoto i Turfana”，Sovetskoe vostokovedenie 1，1940，pp.212-234.
[14] Niu Ruji，La croix-lotus：inscriptions et manuscrits nestoriens en écriture syriaque découverts en Chine (XIIIe–XIVe siècles)，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pp.133-145.
[15] Nina V.Pigulevskaja，“Katalog sirijskikh rukopisej Leningrada”，Palestinskij Sbornik 6 (69)，1960，pp.3-230.
[16]美国学者麦康伯（William F.Macomber）也曾简要讨论过这两件文书，参William F.Macomber，“A List of the Known Manuscripts of the Chaldean Ḥuḏrā”，Orientalia Christiana Periodica 36，1970，pp.120-134（124），注1。
[17]关于叙利亚仪礼诗歌的不同分类如qanone，‘onyata，teshbḥata，memre，hpakata等，参Erica C.D.Hunter and James Farwell Coakley，A Syriac Service-Book from Turfan：Museum für Asiatische Kunst，Berlin MIK III 45，Brepols，2017，pp.17-24.
[18]照片参塔拉，杜建录，高国祥：《中国藏黑水城民族文字文献》，中华书局、天津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232～245页。吉田顺一，チメド ドルジ编：《ハラホト出土モンゴル文書の研究》，东京：雄山閣，2008年，pp.359-363，407-409。
[19]塔拉，杜建录，高国祥：《中国藏黑水城民族文字文献》，中华书局、天津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231页。
[20]吉田顺一，チメド ドルジ编：《ハラホト出土モンゴル文書の研究》，p.9.
[21]吉田顺一，チメド ドルジ编：《ハラホト出土モンゴル文書の研究》， pp.232-239.
[22]武藤慎一， “ハラホト出土シリア語文書におけるシリア·キリスト教思想”，大東文化大学紀要（人文科学編）第48号（2010），pp.287-299；Shinichi Muto，“Christ’s Descent to the Underworld in the Khara-Khoto Syriac Document Found in Inner Mongolia”，The Harp 26，pp.313-321；Shinichi Muto，“The Triune God in the Tripartite World in a Syriac Manuscript Found at Khara-Khoto”，inFrom the Oxus River to the Chinese Shores：Studies on East Syriac Christianity in China and Central Asia，edited by Li Tang and Dietmar W.Winkler，Orientalia-Patristica-Oecumenica 5，Zürich/Münster：LIT，2013，pp.381-386；Shinichi Muto，“The Exorcism in the Newly Found Khara-Khoto Syriac Document”，inWinds of Jingjiao：Studies on Syriac Christianity in China and Central Asia，edited by Li Tang and Dietmar W.Winkler，Orientalia-Patristica-Oecumenica 9，Wien：LIT，2016，pp.147-154.等。
[23] Natalia Smelova，“Manuscrits chrétiens de Qara Qoto”，pp.232-233.Smelova在和Mark Dickens最新合作的文章中也强调了这一观点，参Mark Dickens and Natalia Smelova，“A Rediscovered Syriac Amulet from Turfan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Hermitage Museum”，Written Monuments of the Orient 14，2021，pp.107-147(139-140)。该文指出H彩101与吐鲁番出土的一件护身符残篇分享不少相似性，部分文本甚至字对字对应，可进一步确认H彩101的性质为护身符。两位学者后续将发表进一步的比对文章，详参下文。
[24] Natalia Smelova，“Manuscrits chrétiens de Qara Qoto”，p.233.
[25] P.Y.Saeki，The Nestorian Documents and Relics in China，Tokyo，1937，pp.315-333；W.R.Taylor，“Syriac Mss.Found in Peking，ca.1925”，JAOS 61，1941，pp.91-97.
[26]吉開将人，《20 世紀日中関係と中国考古学研究》，トヨタ財団研究会：「日本の中国研究の軌跡と現在」 第 10 回公開研究会資料（2020/9/9 リモート開催），第7页。关于石田干之助，参钱婉约，《石田干之助的东洋史研究》，《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纪要》第51期，2018年，第497～508页（498、501页）。此处关于石田身份的比定和相关文献信息蒙陈瑞翾老师指出，特此致谢。
[27] Niu Ruji，La croix-lotus：inscriptions et manuscrits nestoriens en écriture syriaque，pp.121-132.
[28]此处及下文关于内阁大库档案转移过程的描述参考了陈少卿《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研究（1917—1952年）》，2020年3月，预答辩稿。
[29]陈少卿：《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研究（1917—1952年）》，第37～38页。
[30]参1925年2月12日《北大日刊》所刊登刘半农信。此条史料蒙陈少卿老师指出，特此致谢。
[31]陈少卿：《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研究（1917—1952年）》，第228页。
[32] Alexey Muraviev，“The New Persian Marriage Contract in the Syriac Manuscript from Turfan”，《语言背后的历史：西域古典语言学高峰论坛论文集》（The History Behind the Languages：Essays of Turfan Forum on Old Languages of the Silk Road），新疆吐鲁番学研究院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pp.160-164.事实上，穆拉维耶夫在一篇发表于2006年的文章中就已提及该组文书，参Alexey Muraviev，“Les rites du marriage：Dans les églises de langue syriaque”，in Les liturgies syriaques，edited by F.Cassingena-Trévedy and I.Jurasz，Études syriaques 3，Paris：Geuthner，2006，pp.173-182 (179-180).
[33]А.В.Муравьев，Личные имена в восточно-сирийской литургической рукописи из Тайбэя// Вестник ПСТГУ.Серия III：Филология.2014.Вып.5 (40).С.55-67.
[34]Ibid.，p.58.
[35] Alexey Muraviev，Sebastian Brock and Peter Zieme，“Early Syriac Marriage Rite in a Service-book from Taipei”，Orientalia Christiana Periodica 89，2023，pp.33-75.
[36] Peter Zieme，“Glossen in einer syrischen Liturgie-Handschrift”，in idem.，Altuigurische Texte der Kirche des Ostens aus Zentralasien，Gorgias Press，2015，pp.147-148.
[37] Hidemi Takahashi，“Syriac Christianity in China”，inThe Syriac World，edited by Daniel King，Routledge Worlds，London：Routledge，2019，pp.625-652 (643).
[38] I.A.Silvestre de Sacy，“Notice d’un manuscrit ecrit a la Chine”，Notices et extraits des manuscrits de la Bibliotheque du Roi et autres bibliotheques 12，1831，pp.277-286.
[39] James Farwell Coakley， “A Catalogue of the Syriac Manuscripts in the John Rylands Library”，Bulletin of the John Rylands University Library of Manchester 75：2，1993，pp.105-207 (120-123).
[40]参List of Old Testament Peshiṭta Manuscripts (Preliminary Issue)，edited by the Peshiṭta Institute Leiden University，Leiden：Brill，1961；Sebastian P.Brock，“TheLives of the Prophets in Syriac：Some Soundings”，inBiblical Traditions in Transmission：Essays in Honour of Michael A.Knibb，edited by Charlotte Hempel and Judith M.Lieu，Leiden：Brill，2006，pp.21-37(23)；Sebastian P.Brock，“Early Dated Manuscripts of the Church of the East，7th-13th Century”，inJournal of Assyrian Academic Studies 21：2，2007，pp.8-34(13-15).
[41]实际为同一次，第三次探险的记录亦并未单独成册，而与第二次探险合为一册，参Mary Boyce 1960，A Catalogue of the Iranian Manuscripts in Manichean Script in the German Turfan Collection，Berlin：Akademie Verlag，p.IX.
[42]对历次探险的介绍亦参Boyce，A Catalogue of the Iranian Manuscripts in Manichean Script，pp.IX-XXI.
[43] Albert von Le Coq，Auf Hellas Spuren in Ostturkistan：Berichte und Abenteuer der II.und III.deutschen Turfan-Expedition，Leipzig：J.C.Hinrichs’sche Buchhandlung，1926，p.88.英译本Buried Treasures of Chinese Turkestan，translated by Anna Barwell，London，1928。书中主要描述勒柯克第二次和第三次吐鲁番探险的经历。关于巴图斯发掘西旁的经过，亦参Albert von Le Coq，Chotscho：Königlich preussische Turfan-Expeditionen，Berlin，1913，pp.1-2.
[44] Mark Dickens，“Scribal Practices in the Turfan Christian Community”，in Journal of the Canadian Society for Syriac Studies 13，2013，pp.3-28 (5).
[45] von Le Coq，Auf Hellas Spuren，p.88.
[46] von le Coq，Auf Hellas Spuren，p.88；Albert von Le Coq，“A Short Account of the Origin，Journey，and Results of the First Royal Prussian (Second German) Expedition to Turfan in Chinese Turkistan”，in 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1909，pp.299-322 (321).关于这份文书，详参Nicholas Sims-Williams，“A Greek-Sogdian Bilingual from Bulayïq”，in A.Carile (éd)，La Persia e Bisanzio：convegno internazionale (Roma，14–18 ottobre 2002)，Roma：Accademia Nazionale dei Lincei，2004，pp.623-631.
[47] Albert von le Coq，Chotscho：Facsimile-Wiedergaben der Wichtigeren Funde der ersten königlich preussischen Expedition nach Turfan in Ost-Turkistan，Berlin：Dietrich Reimer，1913，p.4.
[48] von le Coq，Chotscho，p.71.勒柯克关于西旁景教修道院遗址的介绍，还可参Albert von Le Coq，“Bericht über Reisen und Arbeiten in Chinesisch-Turkistan”，in Zeitschrift für Ethnologie 39，1907，pp.509-524 (522)；Le Coq，“A Short Account”，pp.319，321；Albert von le Coq，Von Land und Leuten in Ostturkistan：Berichte und Abenteuer der 4.deutschen Turfanexpedition，Leipzig：Verlag der J.C.Hinrichs’schen，1928，p.1.
[49] Erica C.D.Hunter and Mark Dickens，Syrische Handschriften，Teil 2：Texte der Berliner Turfansammlung / Syriac Texts from the Berlin Turfan Collection.Verzeichnis der orientalischen Handschriften in Deutschland 5.2，Stuttgart：Franz Steiner，2014，p.1.
[50] Boyce，A Catalogue of the Iranian Manuscripts in Manichean Script，p.XXV.
[51] Dickens，“Scribal Practices in the Turfan Christian Community”，pp.4-5.
[52] Hunter and Dickens，Syrische Handschriften，pp.1-7.
[53]详参Hunter and Dickens，Syrische Handschriften，pp.3-4.
[54] Eduard Sachau，“Litteratur-Bruchstücke aus Chinesisch-Turkistan”，in Sitzungsberichte der königlich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1905，pp.964-978.另参Hunter and Dickens，Syrische Handschriften，pp.4，433.
[55] Anton Baumstark，Geschichte der syrischen Literatur，Mit Ausschluss der christlich-palästinensischen Texte，Bonn：A.Marcus und E.Weber，1922.
[56] Anton Baumstark，“Die christlich-literarischen Turfan-Funde”，Oriens Christianus NS 3，1913，pp.328-332.前述美国学者麦康伯也曾简要讨论这几件文书，参Macomber，“A List of the Known Manuscripts of the Chaldean Ḥuḏrā”，pp.123-124。
[57] P.Y.Saeki，The Nestorian Documents and Relics in China，Tokyo，1937，pp.334-347.
[58] Erica C.D.Hunter，“The Christian Library from Turfan：SYR HT 41-42-43 An Early Exemplar of the Ḥuḏrā”，in Hugoye：Journal of Syriac Studies 15：2，2012，pp.281-291.亨特在发表中指出另有多件小残篇如SyrHT 208，SyrHT 253，SyrHT 371和n446可从书体判断出属于B7，目前尚未刊布，参p.312.
[59] Hieronymus Engberding，“Fünf Blätter eines alten ostsyrischen Bitt- und Bußgottesdienstes aus Innerasien”，Ostkirchliche Studien 14，1965，pp.121-148.
[60] Hunter and Coakley，A Syriac Service-Book from Turfan.
[61] F.W.K.Müller and W.Lentz，“Soghdische Texte II”，inSitzungsberichte der königlich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1934，pp.504-607(559-564).
[62] Paul Bedjan，ed.，Breviarium Chaldaicum，Vol.3，Paris：Lutetiae Parisiorum，1886-1887.另一版本为Thomas Darmo，Ktaba da-Qdam wad-Batar wad-Ḥudra wad-Kashkol wad-Gazza w-Qala d- ‘Udrane ‘am Ktaba d-Mazmure，Vol.3，Trichur，1960-1962.二者均基于16世纪抄本。
[63] Miklós Maróth，“Ein Fragment eines syrischen pharmazeutischen Rezeptbuches aus Turfan”，in Altorientalische Forschungen 11：1，1984，pp.115-125；Miklós Maróth，“Ein Brief aus Turfan”，in Altorientalische Forschungen 12，1985，pp.283-287；Miklós Maróth，“Eine unbekannte Version der Georgios-Legende aus Turfan”，in Altorientalische Forschungen 18：1，1991，pp.86-108；Miklós Maróth，“Die syrischen Handschriften in der Turfan-Sammlung”，in Ägypten，Vorderasien，Turfan：Probleme der Edition und Bearbeitung altorientalischer Handschriften：Tagung in Berlin，Mai，1987，edited by Horst Klengel and Werner Sundermann，Akademie Verlag，1991，pp.126-128.
[64]本文中采用了较新的编号来指称吐鲁番出土叙利亚语文书残篇，关于这一编号体系与旧编号的对应关系参Hunter and Dickens，Syrische Handschriften.
[65]陈怀宇：《高昌回鹘景教研究》，《敦煌吐鲁番研究》第四卷，1999年，第165～214（180）页。关于之后的国内相关研究，参见比如牛汝极：《吐鲁番出土景教写本综述》，《新疆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第57～59页；牛汝极：《十字莲花：中国元代叙利亚文景教碑铭文献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4～9页；丁曼玉：《柏林藏吐鲁番叙利亚语文书的整理和研究》，《西域研究》2023年第3期，第133～145页。
[66] Erica C.D.Hunter，“Syriac，Sogdian and Old Uyghur Mss from Bulayïq”，新疆吐鲁番学研究院编：《语言背后的历史：西域古典语言学高峰论坛论文集》（The History Behind the Languages：Essays of Turfan Forum on Old Languages of the Silk Road），第79～93页。
[67] Hunter，“The Christian Library from Turfan”.
[68] Erica C.D.Hunter，“SyrHT 140：Commemorating Mar Cyriacus and Julitta”，in More Modoque：Die Wurzeln der europäischen Kultur und deren Rezeption im Orient und Okzident.Festschrift für Miklós Maróth zum siebzigsten Geburtstag，edited by Pál Fodor et al.，Budapest：Forschungszentrum für Humanwissenschaften der Ungar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2013，pp.225-233.
[69] Erica C.D.Hunter，“Traversing Time and Location：A Prayer-Amulet of Mar Tamsis from Turfan”，in From the Oxus River to the Chinese Shores：Studies on East Syriac Christianity in China and Central Asia，edited by Li Tang and Dietmar W.Winkler，LIT，2013，pp.25-41.关于祷告护身符，亦参Hunter，“Syriac，Sogdian and Old Uyghur Mss”.
[70] Mark Dickens，“Multilingual Christian Manuscripts from Turfan”，in Journal of the Canadian Society for Syriac Studies 9，2009，pp.22-42.
[71] Mark Dickens，“Multilingual Christian Manuscripts from Turfan”，pp.33-34.
[72] Mark Dickens， “Syro-Uigurica II：Syriac Passages in U 338 from Turfan”，in Hugoye：Journal of Syriac Studies 16：2，2013，pp.301-324.
[73] Peter Zieme，“Notes on a Bilingual Prayer Book from Bulayik”，inHidden Treasures and Intercultural Encounters：Studies on East Syriac Christianity in China and Central Asia，edited by Dietmar W.Winkler and Li Tang，LIT，2009，pp.167-180.
[74] Mark Dickens，“Syro-Uigurica II：Syriac Passages in U 338 from Turfan”，p.313.
[75] Mark Dickens，“Scribal Practices in the Turfan Christian Community”，in Journal of the Canadian Society for Syriac Studies 13，2013，pp.3-28.
[76] Mark Dickens，“The Importance of the Psalter at Turfan”，in From the Oxus River to the Chinese Shores：Studies on East Syriac Christianity in China and Central Asia，edited by Li Tang and Dietmar W.Winkler，LIT，2013，pp.357-380.
[77] Mark Dickens and Nicholas Sims-Williams，“Christian Calendrical Fragments from Turfan”，in Living the Lunar Calendar，edited by Jonathan Ben-Dov，Wayne Horowitz，and John M.Steele，Oxford：Oxbow Books，2012，pp.269-296.
[78] Mark Dickens and Peter Zieme，“Syro-Uigurica I：A Syriac Psalter in Uyghur Script from Turfan”，in Scripts Beyond Borders：A Survey of Allographic Traditions in the Euro-Mediterranean World，edited by Johannes den Heijer et al.，Peeters，2014，pp.291-328.
[79] Sebastian P.Brock and Nicholas Sims-Williams，“An Early Fragment from the East Syriac Baptismal Service from Turfan”，Orientalia Christiana Periodica，Vol.77：1，2011，pp.81-92.上文所提及相当部分相关文献参Hunter and Dickens目录页5-6，另参附录XVII已发表残篇索引。
[80] Hunter and Dickens，Syrische Handschriften.
[81]这些属于其他语种文书的详细信息需要到其他相关目录中寻找，比如SyrHT 393为叙利亚文回鹘语，故其详细信息可见于Zieme，Altuigurische Texte.
[82] Hunter and Dickens，Syrische Handschriften，p.3.这里的计数是基于残篇被带到柏林时所标记原始序号（original signature numbers）所做出的，不能代表残篇的绝对数量。比如部分来自同一抄本的残篇被统计为同一件（比如SyrHT 2），而SyrHT 1和SyrHT 388 虽后被证明属于同一部医书的同一叶，但由于原初序号不同，仍按两件统计。最长的一件文书是MIK III 45，共计61叶，亦按一件来计算。大多数残篇为一叶或一叶之部分，少量为双叶（bifolia）。
[83]参笔者书评Erica C.D.Hunter and Mark Dickens，eds.，Syrische Handschriften.Teil 2：Texte der Berliner Turfansammlung/Syriac Texts from the Berlin Turfan Collection，Verzeichnis der orientalischen Handschriften in Deutschland 5.2 (Stuttgart：Steiner，2014)，《国际汉学研究通讯》2020年第19-20期，第379～387页。
[84] Mark Dickens，“Biblical Fragments from the Christian Library of Turfan，an Eastern Outpost of the Antiochian Tradition”，in Vahan S.Hovhanessian，ed.，The School of Antioch：Biblical Theology and the Church in Syria，New York：Peter Lang，2016，pp.19-40.
[85] Dickens，“Biblical Fragments from the Christian Library of Turfan”，p.26.
[86] Hunter and Coakley，A Syriac Service-Book from Turfan.另参Sebastian P.Brock，“Some Early Witnesses to the East Syriac Liturgical Tradition”，inJournal of Assyrian Academic Studies 18：1，2004，pp.9-45 (10).
[87] Hunter and Coakley，A Syriac Service-Book from Turfan，pp.11-12，273-277.
[88] Hunter and Coakley，A Syriac Service-Book from Turfan，pp.1-2，32.
[89] Hunter and Coakley，A Syriac Service-Book from Turfan，p.40.
[90] Catholicos-Patriarch Mar Awa III (Royal)，“From Mosul to Turfan：The ḥuḏrā in the Liturgy of the Assyrian Church of the East：A Survey of its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its Liturgical Anomalies at Turfan”，in Ex Fonte–Journal of Ecumenical Studies in Liturgy 1 (2022)，pp.31-57.
[91] Mar Awa III (Royal)，“From Mosul to Turfan”，pp.45-52.
[92] Erica C.D.Hunter，“Commemorating the Saints at Turfan”，in Li Tang and Dietmar W.Winkler，eds.，Winds of Jingjiao：Studies on Syriac Christianity in China and Central Asia，Wien：LIT，2016，pp.89-104.
[93] Hunter，“Commemorating the Saints at Turfan”，p.101.
[94] Erica C.D.Hunter，“The Christian Library from Turfan：Commemorating the Saints in MIK III 45”，in Samuel N.C.Lieu and Glen L.Thompson，eds.，The Church of the East in Central Asia and China，Turnhout：Brepols，2020，pp.1-11.
[95] Hunter，“The Christian Library from Turfan”，p.8.
[96] Erica C.D.Hunter，“Turfan：Connecting with Seleucia-Ctesiphon”，inEntangled Religions 11：6 (2020)：1-36.
[97] Erica C.D.Hunter，“Commemorating Mary at Turfan：SyrHT 279-284”，Oriens Christianus 104(2021)，pp.108-122.
[98] Erica C.D.Hunter，“Syriac Manuscripts from Turfan：Public Worship and Private Devotion”，in Tarsee Li (ed.)，From Ancient Manuscripts to Modern Dictionaries：Select Studies in Aramaic，Hebrew and Greek，Piscataway：Gorgias Press，2017，pp.77-98.
[99] Hunter，“Syriac Manuscripts from Turfan”，pp.82-83.
[100] Erica C.D.Hunter，“Syriac Prayer-amulets from Turfan”，in The Harp 33，2018，pp.413-431.
[101] Mark Dickens，“Syro-Uigurica III：Enochic Material in a Christian Text from Turfan”，in 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 74.4，2021，pp.583-624.
[102] Peter Zieme，“Türkische Zuckungsbücher”，in Ingeborg Hauenschild，Claus Schönig and Peter Zieme，eds.，Scripta Ottomanica et Res Altaicae.Festschrift Barbara Kellner-Heinkele [Veröffentlichungen der Societas Uralo-Altaica 56]，Wiesbaden：Harrassowitz Verlag，2002，pp.379-395(390)；Peter Zieme，Altuigurische Texte der Kirche des Ostens aus Zentralasien [Gorgias Eastern Christian Studies 41]，Piscataway，NJ：Gorgias Press，2015，pp.113-117.
[103] Hunter and Dickens，Syrische Handschriften，p.326.
[104] Lijuan Lin，“The First Round of Tortures in the Legend of St.George：Remarks on the Turfan Syriac Fragments SyrHT 359 and SyrHT 360”，in Oriens Christianus 103，2020，pp.115-143.
[105] Lijuan Lin，“Preliminary Notes on the Syriac Version of the Legend of Saint George Found in Turfan”，in Vittorio Berti and Chiara Barbati，eds.，Iranianate and Syriac Christianity：5th-11th Centuries，Vienna，2021，pp.245-277.
[106]林丽娟：《〈圣乔治受难记〉在中亚和中国的流传》，郝春文主编：《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二十二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年，第33～71页。
[107]林悟殊：《福建霞浦抄本元代天主教赞诗辨释——附：霞浦抄本景教〈吉思咒〉考略》，《西域研究》2015年第4期，第115～134页；马小鹤：《粟特文〈圣乔治受难记〉与〈吉思咒〉——霞浦文书〈摩尼光佛〉研究》，《国际汉学研究通讯》2016年第12期，第45～75页；Yuanyuan Wang and Wushu Lin，“Discovery of an Incantation of St.George in Ritual Manuscripts of a Chinese Folk Society”，Monumenta Serica.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66，1，2018，pp.115-130.
[108] Nicholas Sims-Williams，“Medical Texts from Turfan in Syriac and New Persian”，新疆吐鲁番学研究院编：《语言背后的历史：西域古典语言学高峰论坛论文集》（The History Behind the Languages：Essays of Turfan Forum on Old Languages of the Silk Road），第13～19页（第14页）。亦参Nicholas Sims-Williams，“Early New Persian in Syriac Script：Two Texts from Turfan”，in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74.3，2011，pp.353-374.
[109] Hunter，“Syriac，Sogdian and Old Uyghur Manuscripts from Bulayïq”，p.84.
[110] Philippe Gignoux，Un livre de pharmacopée en syriaque (Louvain：Peeters，2019)，pp.115-116.
[111] Lin Lijuan，“Hippocrates and Galen in Turfan：Remarks on SyrHT 1 and SyrHT 388”，in Aramaic Studies 18：2，2020，pp.213-239.
[112] Lin Lijuan，“A New Syriac Witness to Aristotle’s Categories from Turfan”，in 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ä-ndischen Gesellschaft (ZDMG) 171.2，2021，pp.291-322.
[113] Maróth Miklós，Keresztény és zsidó vitája Turfánból.笔者通过邮件从马洛特那里获得此文，目前尚难以明确该文的具体出版信息。
[114] Erica C.D.Hunter，“Debating with the Jews at Turfan”，in Ken Parry and Gunner Mikkelsen，eds.，Byzantium to China：Religion，History and Culture on the Silk Roads.Studies in Honour of Samuel N.C.Lieu，Leiden：Brill，2022，pp.251-260.
[115] Hunter，“Debating with the Jews at Turfan”，p.255.
[116] Hunter，“Debating with the Jews at Turfan”，pp.257-258.
[117] Erica C.D.Hunter，“Cursive Palaeography at Turfan：Exploring ‘Medial’ Estrangelā”，in Silk Road Traces：Studies on Syriac Christianity in China and Central Asia，ed.Li Tang，Dietmar W.Winkler，Wien：Lit Verlag，2022，pp.253-270.
[118] Martina Galatello，The Syriac Script at Turfan.First Soundings，Vienna：Austrian Academy of Sciences Press，2023.
[119] Galatello，The Syriac Script at Turfan，p.74.
[120] E.N.Mescherskaja，“The Syriac Fragments in the N.N.Krotkov Collection”，in Turfan，Khotan und Dunhuang，ed.Ronald E.Emmerick et al.，Berlin：Akademie Verlag，1996，pp.221-227.
[121] N.V.Pigulevskaja，“Fragments syriaques et syro-turcs de Hara-hoto et de Tourfan”，Revue de l’Orient Chrétien 30，1935-6，pp.31-39.作者于1940年发表了同一文章的俄语缩略版N.V.Pigulevskaja，“Sirijskie i siro-tjurkskij fragmenty iz Hara-Hoto i Turfana”，Sovetskoe vostokovedenie 1，pp.212-234，其中包含该叶文书的一张照片。
[122] N.V.Pigulevskaja，“Katalog sirijskikh rukopisej Leningrada”，Palestinskij Sbornik 6.69，1960，pp.3-196.
[123]关于这一文书的讨论也可参见Macomber，“A List of the Known Manuscripts of the Chaldean Ḥuḏrā”，p.124，注1。
[124] Smelova，“Manuscrits Chrétiens de Qara Qoto.”
[125] Smelova，“Manuscrits Chrétiens de Qara Qoto”，p.222.
[126] Nikolai G.Pchelin and Simone-Christiane Raschmann，“Turfan Manuscripts in the State Hermitage — a Rediscovery”，Written Monuments of the Orient 4，2016，pp.3-43.
[127] Mark Dickens and Natalia Smelova，“A Rediscovered Syriac Amulet from Turfan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Hermitage Museum”，Written Monuments of the Orient 14，2021，pp.107-147.
[128] Dickens and Smelova，“A Rediscovered Syriac Amulet from Turfan”，p.139.
[129]关于黑水城H彩101，参本文第126页。
[130] Dickens and Smelova，“A Rediscovered Syriac Amulet from Turfan”，pp.139-140.
[131] Dickens and Smelova，“A Rediscovered Syriac Amulet from Turfan”，pp.141-142.
[132]高橋英海：《大谷探検隊将来資料中のシリア語断片》，入澤崇，橘堂晃一編：《大谷探検隊収集西域胡語文献論叢:仏教·マニ教·景教》，龍谷大学西域研究叢書6，京都，2017， pp.181-211.该论文的最新英文版参见Hidemi Takahashi，“Syriac Fragments from Turfan at Ryukoku University，Kyoto”，in Silk Road Traces：Studies on Syriac Christianity in China and Central Asia，edited by Li Tang，Dietmar W.Winkler，Wien：LIT，2023，pp.223-251.
[133]刘文锁，王泽祥，王龙：《2021年新疆吐鲁番西旁景教寺院遗址考古发掘的主要收获与初步认识》，《西域研究》2022年第1期，第74～80页。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历史系）
编校：杨春红
审校：宋 俐
审核：王文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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