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冠 杜梦｜唐朝墩景教寺院圣台和圣堂的考古学研究
来源：《西域研究》2024年第3期
唐朝墩景教寺院圣台和圣堂的考古学研究[1]
任冠 杜梦
2021～2023年，唐朝墩古城遗址考古工作中发现并清理出1处唐代至元代的景教（东叙利亚基督教）寺院遗址，由西侧的主体建筑和东侧的生活区构成。寺院主体建筑为开展宗教活动的区域，其中北组中殿内清理出1处结构特殊的高台建筑，判断为景教的标志性建筑之一Bema，根据其功能内涵译为圣台。圣台东侧对应的房间在外文文献中称为Sanctuary，译为圣堂，考古工作中清理出早晚两个时期的圣堂。圣堂的改建和圣台的营建，反映了唐朝墩景教寺院宗教礼仪中心从圣堂向圣台的转移，与之同时发生的，还有寺院规模的扩大和等级的提升。圣台和圣堂的考古发现，显示出唐朝墩景教寺院应是东天山北麓一处区域性的中心教堂，为探讨景教的传播路径和发展历程提供了珍贵的实物材料，也再现了丝绸之路新北道沿线多元宗教并存、东西文化交流的繁盛景象。
唐朝墩古城遗址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奇台县，始建为唐代庭州蒲类县县治，是丝绸之路新北道上一处重要的军政建置和交通枢纽。2021～2023年唐朝墩古城遗址考古工作中，在城址北部中央位置发现并清理出1处大型建筑基址，根据其形制结构和出土遗物，特别是带有十字架形象的壁画和墨书回鹘文“也里可温”，判断为景教（东叙利亚基督教）寺院遗址。[2]
景教寺院遗址平面近不规则长方形，整体东西长约96米，南北宽约50米，呈北偏西约10°。遗址外围建有围墙，内部由东西两部分构成：西侧为寺院主体建筑，即开展宗教活动的区域；东侧为生活区，包括庭院、居址、生产储藏区等结构（图1）。
图1 唐朝墩景教寺院遗址平面示意图
寺院主体建筑由布局较为相似的南北两组空间构成，自西向东依次为长方形中殿、高于中殿活动面的祭台、南北三间一组的房间和最东侧的后廊（图2）。其中，北组中殿中央清理出1处高台建筑（F9-10），形制结构与西亚地区景教建筑中的Bema较为相似，判断为同类建筑。同时，在高台建筑东侧对应的房间（F9-1/F19-1）发现了叠压的两期遗存，并出土了丰富的壁画，根据房间的位置和结构可以判断其为景教寺院中的圣堂（Sanctuary）。
图2 唐朝墩景教寺院遗址主体建筑平面示意图
Bema和圣堂是景教寺院中最核心的两处建筑，唐朝墩景教寺院Bema和圣堂的考古工作，为探讨景教的传播和发展，考察丝绸之路东西文化交流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因此，本文拟在系统梳理唐朝墩景教寺院考古发现的基础上，与国外相关材料进行比较，探讨Bema的源流、形制、功能和译名，圣堂的布局和改建，宗教礼仪中心的转移以及唐朝墩景教寺院发展历程等问题。
一、唐朝墩景教寺院考古发现
1.Bema（F9-10）
Bema位于景教寺院北组中殿中部，平面近长方形，东西长约5.5米、南北宽约4米、高约2米，顶部向外出檐，南侧台檐保存稍好（图3）。
Bema南北两面结构对称（图3-3、4），中央为1个南北连通的拱形门洞，内部被碎土坯填实。门洞左右各2个套框，外框为长方形，内框下部为长方形，上部为尖拱形，部分套框内留有墨书回鹘文榜题（图4-3、4）。
图3 唐朝墩景教寺院Bema建筑
(3-1.Bema东面 3-2.Bema西面 3-3.Bema南面 3-4.Bema北面)
图4 Bema墙面墨书回鹘文
（1.北七棱柱南壁 2.北壁西侧 3、4.套框壁面）
Bema东面南北两侧各立一七棱柱（图3-1），北侧柱体底部残存壁画，柱体南面留有墨书回鹘文榜题（图4-1），经付马博士释读，意为“也里可温大人”。Bema东面中央为可登至顶部的台阶，台阶两侧墙体上均绘制壁画，顶部保存有泥条贴塑的文字，南北两侧墙体上的壁画和文字呈镜像对称。其中南侧墙体壁画保存状况较好（图5），绘制内容为骑马圣像，圣像身着华服，头饰背光，戴祥云十字架宝冠，右手持握红色手杖，杖头为十字架，与宝冠所绘十字架表现形式相同，[3]身下骑枣红色骏马，马身绘有璎、鞍、障泥、云珠、蹀躞、鞦带等马具，画面另有花卉和飘带等装饰纹样。壁画顶部泥条贴塑文字为叙利亚文，经林丽娟博士释读，意为“也里可温”。
图5 Bema东面南侧墙体壁画及文字
Bema西面中心为壁龛结构（图3-2），壁龛两侧为对称的装饰柱，柱体建于长方形土台之上，壁龛中央底部有一八边形台座。墙面残留白灰和壁画痕迹，被人为抹泥覆盖，破坏情况严重，无法辨认壁画的具体内容。
2.圣堂（F9-1/F19-1）
圣堂位于景教寺院北组建筑东侧祭台之上，与Bema东西相对，考古工作中清理出叠压的早晚两期房址，上层晚期房址编号为F9-1，下层早期房址编号为F19-1。
F9-1平面近正方形，东西长约4.2米、南北宽约4米，墙体残高约1.5米。正门位于西墙中部，呈八字形，南墙西侧开小门与南室F9-2连通。北墙中部和西墙南侧各有1处壁龛，其中北墙中部壁龛规模较大，西墙南侧壁龛中留有烟熏痕迹。墙面和坍塌堆积中发现较多壁画遗存，多为人物形象，根据纹样判断可能为供养人画像（图6）。
图6 晚期圣堂F9-1西壁北侧壁画
F19-1叠压于F9-1之下，平面近“凸”字形，东西长约4.2米、南北宽约3.6米、墙体残高约1.2米。房址结构与上层F9-1相似，西墙正中开八字形正门，南墙西侧开小门与南部房间连通，北墙西侧和西墙南侧各发现1处壁龛，东壁中央土砌长方形祭坛，祭坛西侧包砌红砖，部分地面保留有铺地青砖和红砖（图7）。房间四壁均保留有彩绘壁画，东壁中部残损情况较为严重，能够识别的内容包括西壁北侧的骑马圣像（图8），南北两壁共13位胸口绘制十字架纹样的人像，以及东壁多个身着红色菱格纹服饰的人像和带翼天使像等，此外，墙面上还保留有多组墨书回鹘文题记。
图7 早期圣堂F19-1平面示意图
图8 早期圣堂F19-1西壁北侧壁画
F19-1出土了大量砖、瓦等建筑构件，其中莲花纹方砖和青砖均为典型的唐代遗物，同时，墙面壁画人物又具有显著的高昌回鹘风格，并发现有回鹘文题记，综合判断早期圣堂F19-1始建于唐代（8世纪），沿用至高昌回鹘早期（10世纪），后被人为掩埋，并在早期圣堂的基础上营建了晚期圣堂F9-1。比较层位关系、壁画绘制工艺与内容风格，Bema与晚期圣堂的营建和使用年代基本一致，约为高昌回鹘中期至晚期（10～13世纪）。
二、Bema的源流、形制、功能和译名
1.Bema的源流和形制 Bema是景教教堂的标志性建筑之一，目前多发现于西亚地区，其中，叙利亚西北丘陵地带的数量最多，约40余处，年代为4～6世纪，伊拉克共5处，年代为6世纪，以色列发现有2处5～6世纪的Bema，此外，在沙特阿拉伯也有少量发现，中亚地区的Bema目前仅乌兹别克斯坦发现1处，而唐朝墩景教寺院的Bema，是目前发现的地域范围上最靠东的一处（表一）。
表一 教堂Bema统计表[4]
综合教堂Bema的营建年代和分布范围，并参考文献记载，可以梳理出景教的发展和传播脉络：景教早期以地中海东岸的安提阿为中心，在叙利亚西北的丘陵地带迅速发展，后经塞琉西亚—泰西封向南扩展至两河流域及整个阿拉伯半岛，并经由丝绸之路向东传播，于唐初传入我国中原地区，会昌灭佛之后，虽于中原逐渐式微，但仍在西域持续传播和发展（图9）。
图9 景教教堂Bema分布示意图
根据叙利亚西北部丘陵地区的考古发现，早期Bema西面多呈半圆形，东面呈方形，整体平面近马蹄形。营建于4世纪的Qirq Bizeh（图10-1）、Brad（图10-2）、Behyo（图10-4）等教堂Bema均为此类形制。但同时期也存在如Faferteen教堂（图10-3）平面近方形的Bema，并于西面中部建一半圆形凸起。该时期Bema多使用当地石灰岩、玄武岩等石质材料建造，在东面开门道，与东侧的圣堂对应，并在二者之间设置一条礼仪通道相连。
5世纪后，随着景教的传播和教堂数量的增加，Bema的平面形制逐渐从以马蹄形为主演变为以方形为主。以色列Halutza东教堂（图10-7）的Bema即为典型的方形结构，四面均建有台阶可通至顶部。年代稍晚的伊拉克Hira Ⅺ教堂（图10-8）Bema平面近弧边方形，南北两面略外弧。始建于8世纪上半叶的乌兹别克斯坦Urgut教堂（图10-9）中也发现有Bema建筑，呈长方形，基本贯穿中殿东西，将中殿分为了南北两部分。
图10 国外景教教堂与Bema平面示意图
法国教会史学家费伊通过梳理西亚地区的景教教堂资料，归纳了典型教堂的布局结构（图11）。[5]其中Bema作为景教宗教礼仪的核心建筑之一，基本均建造于教堂中殿中央，与东侧圣堂相对，二者位于同一轴线之上。发展定型后的Bema平面多呈方形，东侧设台阶可登至顶部，Bema顶部东侧多对称放置布道桌，中心设各各他柜，用于供奉十字架，象征耶稣升天之所，西侧中部放置主教宝座、北部放置教士座椅，以供讲经布道所用。
图11 典型景教教堂平面图
唐朝墩景教寺院Bema的位置和结构，均与上述典型景教Bema吻合，但是相较于西亚、中亚发现的Bema建筑，又有了本土化的演变创新：建筑材料采用当地传统的土坯，并于Bema立面绘制壁画，增加了东侧的七棱柱和西侧的壁龛、八边形土台等结构，整体形制十分规整精美，凸显了其在教堂建筑中的核心地位。
2.Bema的功能和译名 Bema一词源于希腊语（βήμα），最初的含义为：一个为演讲者或法官官座而设的讲台或高台。国内以往研究中，多将Bema直接译为“讲台”。Bema最初的功能主要是讲经布道的平台，在宗教活动中，神职人员多沿礼仪通道，从圣堂走入Bema，坐在平台的宝座上向位于中殿的信众讲经布道。所以，讲台是Bema所承载的主要功能之一。但随着景教的发展，Bema除讲台外，逐渐增加了其他的功能和内涵，早期只具备讲台功能的Bema也多被单称为Ambo。所以，需要辨析Bema除讲台外其他的功能和自身的意涵，以确定其合适的译名。
首先，Bema是展示圣物的场所之一。目前的考古资料显示，7世纪后，Bema被赋予了展示圣物的作用，教堂中的圣物平日多会被保存在圣物柜或圣龛之中，在重大节日时，圣体或圣器等圣物则会被陈列在Bema之上，供信众瞻仰礼拜。[6]唐朝墩景教寺院北组北室（F9-5）和圣堂壁龛可能就是日常存放圣物之所，而Bema西侧壁龛内的八边形台座和顶部平面则可能是节日中用于陈列展示圣物的位置。
其次，Bema具有纪念圣徒或殉道士的作用。景教存在显著的殉道崇拜现象，几乎所有营建Bema的教堂都能够发现与纪念圣徒或殉道士相关的设施（图11-26）。唐朝墩景教寺院Bema南北两面为对称的拱形套框，参考国外类似结构，此种拱形框中往往分别绘制圣徒或殉道士的形象，墙面保留的墨书回鹘文榜题很可能就是所绘人物的姓名（图4-2～4）。同时，Bema南北两面中央存在一条连通的门洞，高度仅约1.4米，并不适于通行，推测此通道可能是为在Bema下埋葬圣徒或殉道士所建，故下葬后又以土坯封堵。这种于Bema下营建墓葬的形式在西亚地区也较为常见，例如阿勒颇东部的Resafa教堂、安提阿东部的Qausiyeh教堂（图10-6）等均发现有此类结构。
最后，Bema具有象征圣城耶路撒冷的意涵。根据成书于7～9世纪的《教会仪式注解》（Expositio Officiorum Ecclesiae）对景教礼仪的记载，教堂东部的圣堂象征天堂，教堂西部的中殿象征地球，而位于中殿中央的Bema则象征地球中心的耶路撒冷。[7]因此，Bema上往往设置各各他柜并摆放十字架（图11-25），代表耶稣升天之所。唐朝墩景教寺院Bema东侧墙面上绘制了骑马圣像，此类头戴十字架宝冠、手持十字架手杖的形象在高昌故城景教寺院壁画和敦煌出土织物中也有发现，学界一般认为代表的是耶稣的形象。而唐朝墩此幅壁画顶部有泥条贴塑的叙利亚文“也里可温”，侧面立柱上有墨书回鹘文“也里可温”，更进一步证实了壁画所绘圣像为“也里可温”，即耶稣基督。在景教乃至整个基督教中，耶稣骑行的图像所描绘的内容基本上都是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典故，作为《圣经》中最重要的时间节点之一，“耶稣荣进圣城”的图像大量出现于基督教教堂之中。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圣经》中记载耶稣进入耶路撒冷所骑乘的是驴驹，而唐朝墩壁画中绘制的动物形象从整体轮廓、尾巴形态、皮毛颜色和佩戴器具等方面判断，均为我国绘画中典型的马的形象，而从驴到马，反映了宗教传播过程中本土化的演变。将“耶稣荣进圣城”绘制于Bema东侧的墙面之上，面朝中央的台阶，进一步印证了Bema在整个教堂空间中象征着耶路撒冷所在。
综上所述，Bema除了讲台和陈列圣物的作用外，还承载着独特的纪念和象征意义。因此，使用“讲台”一词不足以概括Bema的全部内涵，可将Bema译为“圣台”。
三、圣堂的改建与宗教礼仪中心的转移
唐朝墩景教寺院中发现早晚两期圣堂，早期圣堂的营建使用年代为唐代至高昌回鹘早期（8～10世纪），此时中殿内尚未建造圣台，而晚期圣堂和圣台的营建使用年代为高昌回鹘中期至晚期（10～13世纪），结合层位关系、出土遗物、墙面壁画等考古发现，可以进一步分析圣堂改建和圣台增建的历程与原因。
早期圣堂坐东朝西，平面近凸字形（图7），与中殿基本营建于同一平面上。西壁北侧绘制骑马圣像（图8），与圣台东壁壁画相似，圣像同样头戴十字架宝冠，持握十字架手杖，判断该壁画主题与圣台东壁一致，均为“耶稣荣进圣城”。南北两壁绘制13位等身人像（图12），头部绘头光，身着圆领长袍，服饰与高昌故城景教寺院棕枝主日壁画中的神职人员相似，胸口绘十字架纹样，[8]体现出人物较高的地位，因此，推测这批人像表现的可能为景教中的圣徒或殉道士。东壁作为圣堂正壁，壁画保存情况较差，仅保留了墙体底部的部分图案，但根据教堂的普遍格局，圣堂正壁壁画描绘的主题多为耶稣受难。东壁中部垒砌长方形祭坛，用于摆放十字架、烛台以及供奉圣餐等祭品。此外，在西壁南侧和北壁西侧，各建造有一处壁龛（图13），形制考究，可能均为存放圣物的圣龛，其中前者龛口小、内部深，可能用于储藏不轻易移动的圣物，后者龛口大、内部浅，可能用于陈列需要经常使用的圣物。
图12 早期圣堂F19-1南壁壁画（局部）
图13 早期圣堂F19-1壁龛
根据早期圣堂的结构，可以发现其具备追悼和供奉耶稣基督，宣扬《圣经》典故以教化信众、存放和展示圣物、纪念圣徒或殉道士等功能，其中的部分功能与上文所讨论的圣台功能相近。由于早期圣堂营建使用时中殿内并无圣台建筑，因此圣台的部分功能和内涵被承载于圣堂之中。
晚期圣堂营建于早期圣堂之上，在建造时首先将早期圣堂整体掩埋垫高，形成高出中殿活动面约1米的祭台（F9-14），而后在祭台上遵照早期圣堂的位置建造晚期圣堂，与此同时，在中殿中部营建圣台。
晚期圣堂出土的壁画中，未发现与“耶稣荣进圣城”等典故相关的内容，与之对应的西壁北侧墙体上绘制的主要为供养人形象（图6）。圣台壁画除“耶稣荣进圣城”外，在坍塌堆积中发现有壁画残块（图14），绘制身着圆领开襟长袍的人像，手捧一碗于胸前，与高昌故城景教寺院“棕枝主日”壁画中的神职人员形象基本一致，可能描绘的也是棕枝主日这一景教重要节日。由此判断，随着圣台的营建，宣扬《圣经》典故以教化信众的功能从圣堂转移至了圣台。
图14 唐朝墩景教寺院与高昌故城景教寺院出土壁画
结合前文对圣台功能的探讨，早期圣堂承载的存放和展示圣物、纪念圣徒或殉道士等功能也被转移或分担至圣台，晚期圣堂功能更着重追悼和供奉耶稣基督。
此外，早期圣堂与中殿营建于同一水平面上，二者之间直接连通，形成一个统一的宗教活动空间，神职人员可直接于圣堂内或圣堂前主持各类宗教仪式。而晚期圣堂地面垫高，与中殿有约1米的高差，出现了宗教活动空间的分隔，神职人员多在圣台上主持各类宗教仪式。承载功能和活动空间的变化，反映出唐朝墩景教寺院的历史上，存在宗教礼仪中心从圣堂向圣台的转移。
与宗教礼仪中心转移同时发生的，还有景教寺院规模的扩大。晚期圣堂与圣台营建的同时，唐朝墩景教寺院主体建筑向南扩建，增加了与北组空间结构相似的南组空间，可容纳更多的信众同时参与宗教活动。宗教礼仪中心转移至更开阔的中殿中部圣台，也符合信众增加这一变化的需求。
圣台的营建、寺院规模的扩大和信众的增多，一方面反映出唐代至高昌回鹘时期，景教在东天山北麓地区的影响力日益提升，另一方面也可能与景教寺院本身性质的转变相关。
俄罗斯学者察连科（G.Tchalenko）曾对叙利亚一带的景教教堂进行过系统的调查，指出一个村落可能建造有多座教堂，但其中带有圣台建筑的教堂不会超过一座，存在圣台建筑的教堂往往是区域内最古老、规模最大、同时也是地位最高的教堂。[9]此外，目前发现的修道院教堂均没有圣台建筑，例如吐鲁番西旁景教寺院遗址就是一处典型的修道院教堂，布局呈三殿式结构，长方形中殿内未发现有圣台建筑。[10]所以，存在圣台建筑的教堂一定是有大量信众的区域性中心教堂。
唐朝墩景教寺院遗址在高昌回鹘中期重建了圣堂、新建了圣台、凸显了纪念殉道士的功能、扩建了主体建筑南组空间，宗教礼仪的中心也随之从主体建筑东侧的圣堂转移至了中殿中部的圣台。这一变化的背后，反映出随着丝绸之路沿线人员往来和文化交流的推进，景教在东天山北麓地区的辐射范围和影响力逐渐增强，唐朝墩景教寺院的等级和性质也在该过程中得到提升，可能从一般性的教堂或偏向教士修习的修道院教堂，升级为区域性的中心教堂。
四、余论
1.景教的传播与商业贸易活动具有十分显著的关联。包括西亚、中亚和我国境内发现的景教遗存，特别是大型的教堂遗址，基本都选址于重要的交通贸易路线之上。唐朝墩古城遗址位于丝绸之路新北道东端，也是通向漠北的回鹘路的起点，地处东西交通的三岔路口，商贸往来十分频繁。唐朝墩景教寺院的出土遗物中，既有产自中原地区的瓷器和各式铜钱，也有产自西亚地区的釉陶器和琉璃器，既有中原风格的建筑构件和生活器皿，也有西亚风格的铜制托盘、砝码、小口瓶等器物（图15），相较于城内其他发掘区，东西方货物的往来在景教寺院遗址中显得尤为突出，可见商贸活动在景教的传播和发展历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图15 唐朝墩景教寺院出土托盘、砝码、小口瓶
2.景教与佛教在唐朝墩古城遗址内的共存发展。唐朝墩佛寺遗址和景教寺院遗址分别位于古城中心和北部中央，同处于一条南北向轴线之上。考古工作探明，佛寺遗址始建年代与古城基本一致（7世纪），[11]8世纪景教寺院建成后，二者长期共存，直至14世纪与古城同时废弃。在近6个世纪的时间内，景教与佛教存在密切的交流与联系：景教寺院壁画中大量莲花纹样的使用，特别是脚踩莲花的人像，是对佛教壁画的借鉴和学习；圣台东侧七棱柱的结构，可能源于佛教的八角形经幢，并结合景教自身的教义进行了创新；景教寺院内出土的鎏金铜像（F15-8：2）造型接近佛教的僧侣，出土的拱形陶器（H661：5）造型接近佛教的擦擦。[12]以上种种迹象共同表明，自唐代至元代，唐朝墩古城遗址所处的天山北麓地区呈现出多种宗教和谐并存、相互交流的局面，同时佛教对景教的影响也加速了景教的本土化过程。
唐朝墩景教寺院遗址始建于唐代（8世纪），沿用至高昌回鹘时期（9～13世纪），至元代（14世纪）最终废弃，是目前天山北麓地区发现的规模最大、沿用时间最长的景教遗存。
圣台作为景教教堂的标志性建筑之一，早期以马蹄形为主，在传播过程中逐渐演变为以方形为主，多营建于区域性的中心教堂之中。唐朝墩景教寺院圣台是目前我国发现的唯一一处，其形制结构和壁画都体现了景教的本土化演变。
景教教堂中，圣堂象征天堂、圣台象征耶路撒冷，二者东西相对，串联起了教堂建筑的轴线，也是宗教礼仪活动的核心空间。唐朝墩景教寺院早期圣堂营建于唐代，晚期圣堂和圣台营建于高昌回鹘时期。早期圣堂承载着追悼和供奉耶稣基督、教化信众、存放和展示圣物、纪念圣徒或殉道士等功能，晚期圣堂将部分功能转移至圣台，自身主要侧重于追悼和供奉耶稣基督，而圣台则融合了讲台、教化信众、展示圣物、纪念圣徒或殉道士等功能。圣堂的改建和圣台的增建反映了景教信众的增加、寺院规模的扩大和等级的提升，也标志着宗教礼仪中心从圣堂向圣台的转移。
唐朝墩景教寺院的考古发现，印证了天山北麓地区唐代至元代多民族融合、多宗教共存、多文化兼容的历史事实，彰显了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丝绸之路新北道作为东西交流的主动脉之一，兼容并蓄、和谐共存是沿线城镇社会发展的轴线和底色，更是多民族大一统格局形成和发展的主要驱动力。
[1]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唐朝墩古城遗址考古资料的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21CKG016）、“考古中国——新疆考古项目——唐朝墩古城遗址考古发掘”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2]任冠，魏坚：《2021年新疆奇台唐朝墩景教寺院遗址考古发掘主要收获》，《西域研究》2022年第3期，第106～113页；任冠，魏坚：《2022年唐朝墩古城遗址考古工作的主要收获》，《西域研究》2023年第2期，第132～138页。
[3]十字架图像参见任冠，魏坚：《2021年新疆奇台唐朝墩景教寺院遗址考古发掘主要收获》，《西域研究》2022年第3期，第110页。
[4]资料来源：Giovanna Bucci，Geological Materials in Late Antique Archaeology： The Lithic Lectern Throne of the Christian Syrian Churches，Heritage，2021；Dennis Hickley，The Ambo in Early Liturgical Planning—A Study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Syrian Bema，The Heythrop Journal，1966；G.Tchalenko，Eglises de village de la Syrie du nord，E Baccache，1979；Haim Goldfus，Benny Arubas，K.Bowes，New Excavations in the East Church at Halutza (Elusa)： Preliminary Report，Journal of Roman Archaeology，2000；D.Talbot.Rice，The Oxford Excavations at Hira，Antiquity，1932；A.Savchenko，östliche Urkirche in Usbekistan，Antike Welt，2010；Emma Loosley，The Architecture and Liturgy of the Bema in Fourth to Sixth Century Syrian Churches，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University of London，2012.
[5] J.M.Fiey，Mossoul Chrétienne，Imprimerie Catholique Beyrouth，1959，Pl.Ⅱ.
[6] G.Tchalenko，Églises Syriennes à Bêma，Psris，1990，p.211.
[7] R.H.Connolly，Anonymi Auctoris Expositio Officiorum Ecclesiae，Peeters Publishers，1913，pp.91-92.
[8]十字架纹样外绘制黑白相间的网格状方框，轮廓打破衣袍线条，根据二者线条的关系，十字架方框并非衣物上的纹饰，人像右手于底部托举、左手于侧面撑扶方框，推测该十字架方框可能代表的为圣经或类似圣物。
[9] G.Tchalenko，Eglises de village de la Syrie du nord，E Baccache，1979.
[10]刘文锁，王泽祥，王龙：《2021年新疆吐鲁番西旁景教寺院遗址考古发掘的主要收获与初步认识》，《西域研究》2022年第1期，第74～80页。
[11]王晓丹，任冠：《唐朝墩佛寺遗址反映城市兴衰与丝路交流》，《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年4月6日第4版。
[12]任冠，魏坚：《2022年唐朝墩古城遗址考古工作的主要收获》，《西域研究》2023年第2期，第135～136页。
（作者单位：任冠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杜梦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
编校：杨春红
审校：宋 俐
审核：王文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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