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振华｜西域占卜术东传与北齐西胡化问题
来源：《西域研究》2024年第2期
谢振华
北魏分裂后，每逢东、西交战，邺下先行“黄黑蚁阵斗”以占胜负。黄蚁代表东魏，黑蚁代表西魏，双方展开阵斗，存活方预示胜利。这是源自西域的占卜术，龟兹、拔汗那等国皆盛行以元日斗戏占验当年丰歉，原理与邺下相同。西域占卜术的东传，隐含着西胡东迁的历史。5世纪末，嚈哒吞灭西域诸国，掀起了西胡内附的高潮；东魏建立后，高欢迁都邺城及招徕河陇边民，再次掀起西胡东迁的浪潮。东魏在晋阳侨置凉州抚慰新民，酋帅与魏末官僚化的商胡被吸纳进政权。多股西胡汇聚邺城，形成了内聚力强的胡人聚落，造就其文化优势，深刻影响了河北风俗。邺下占卜术与太原旧俗，既反映出底层社会的西胡化特征，又折射出北齐西胡化勃兴于东魏且有连续性，是衡量北齐西胡化程度的重要标尺。
北齐“西胡化”是陈寅恪率先提出的重大历史命题，旨在揭示西域文明对北齐乃至隋唐政治变局与社会演进的意义。“西胡化”是指鲜卑或鲜卑化贵族，沉溺于西域的歌舞、游戏与玩物中，认为如果继续沉溺下去，“将会被西胡所同化，变成西胡人或西胡化人”；西胡“不仅影响到北齐的历史，而且影响到隋唐的历史”。[2]可见其揭示的“西胡化”概念，实为解释北齐隋唐历史变革的锁钥。但长期以来，学界对“西胡化”的阐发与拓展，远逊于“关陇集团”“山东豪族”“河北胡化”“滨海地域”等。[3]这并不意味着“西胡化”题无剩义。
笔者注意到，东魏邺下流行以黄黑蚁阵斗的占卜术，有学者认为其蕴含道教色彩，[4]然而，这种占卜术的原理竟同于龟兹等国的元日斗戏。西域占卜术的东传，隐藏着西胡东迁的历史。诸多墓志提示，西胡存在两次东迁的高潮。史家侧重探讨邺下西胡的洛阳渊源，从而忽视了嚈哒东扩及高欢招徕的作用。东魏凉州与西胡密切相关，学界对此凉州歧见纷出，或以徒有虚名，或以侨置而有实土，却莫定所在。[5]因此，本文拟对邺下占卜术探绪求源，分析西胡东迁的两次高潮及背景，究明东魏凉州地望，进而评估北齐“西胡化”的程度。
北齐邺下“鲜卑化”与“西胡化”交织，与汉俗共同构成了邺下风俗。北齐民间“鲜卑化”的显著特征，即颜之推所谓“恒代之遗风”：“邺下风俗，专以妇持门户，争讼曲直，造请逢迎，车乘填街衢，绮罗盈府寺，代子求官，为夫诉屈，此乃恒代之遗风乎？”[6]罗新即曾指出，“恒代之遗风”是北魏都洛前平城地区的风俗，而平城风俗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草原社会的风俗。[7]颜之推所见北朝妇女在家庭生活及社会事务中的强势与活跃，属于鲜卑传统。相较于“恒代遗风”，学界对东魏、北齐邺城胡人及胡化的研究，侧重于宫廷内部与都城周边，[8]邺下风俗中的西胡传统反而鲜有察觉。《北齐书·神武纪》载邺下占卜术：
（武定）四年（546）八月癸巳，神武将西伐，自邺会兵于晋阳。殿中将军曹魏祖曰：“不可，今八月西方王，以死气逆生气，为客不利，主人则可。兵果行，伤大将军。”神武不从。自东、西魏构兵，邺下每先有黄黑蚁阵斗，占者以为黄者东魏戎衣色，黑者西魏戎衣色，人间以此候胜负。是时，黄蚁尽死。[9]
玉璧之战是高欢生前的最后一战，但以失败告终。西魏传言高欢中弩，高欢听闻后，“勉坐见诸贵，使斛律金敕勒歌，神武自和之，哀感流涕。”[10]但是，战前的天象及邺下占卜的结果，都早已预示了高欢战败的结局，两者带有包装粉饰的性质，蓄意渲染玉璧战败非人力所为。朝臣借天象观察人事吉凶，制造或引导舆论以达到预期目的，本是其惯用伎俩，可不置论。但是，邺下以黄黑蚁阵斗候胜负的占卜术，既异于汉人阴阳占星候气之法，亦非鲜卑传统。其原理是：占者用黄蚁代表东魏，黑蚁代表西魏，两相阵斗，以观胜负，尽死者为败。姜望来指出，黑胜黄是因高欢败归而起的谣言，是道教徒因东西发展境遇不同，依据东魏尚黄、西魏尚黑的差异，附会东西兵争胜负，并认为邺下所见占卜术有佛道相争的背景。[11]
事实是否如此呢？首先，“东魏尚黄，西魏尚黑”在史籍中有多处记载，这是东西双方关于正统的表达。但是，姜文叙次颠倒，黄黑蚁阵斗实际先于高欢出兵西伐，占卜的结果亦非人为操纵，谣言之说难以信从。其次，道教徒利用此次占卜结果制造谣言，并无确证，邺下占卜术与道教无关，其原理同于龟兹等国的元日斗戏。《酉阳杂俎》卷四“境异”篇载：“龟兹国，元日，斗牛马驼，为戏七日，观胜负，以占一年羊马减耗繁息也。”[12]《新唐书·西域·龟兹传》载元日斗戏与此颇同，只不过，“牛马驼”作“羊马橐它”：“岁朔，斗羊马橐它七日，观胜负，以卜岁盈耗云。”[13]成书于元代的《异域志》，同样记录了龟兹国的元日斗戏，还补充了游戏规则：“每至元日，斗牛羊驼，为戏七日，观胜负，以占一年羊马繁息，胜者则旺。”[14]
据此可知，龟兹国的元日斗戏实为占验当年丰歉的占卜术。上举文献所见龟兹牲畜种类互异，稽考史实，龟兹与焉耆物产略同，焉耆“畜有驼马牛羊”，龟兹盛产良马、封牛。[15]由此看来，诸家编纂文献时虽有遗漏，但无扞格。“斗牛羊驼”并非是不同种类的牲畜之间互相缠斗，其规则应是，每家为卜当年牛的盈耗，则各出牛两两相斗，依次决出胜负，胜者则旺，其他牲畜亦同此类。龟兹元日斗戏在西域并非孤例，这种占卜术同样盛行于拔汗那国。与之不同的是，拔汗那国元日斗戏使用的是“甲人”而非牲畜。《酉阳杂俎》载其俗：
拔汗那，十二月及元日，王及酋领，分为两朋，各出一人著甲，众人执瓦石棒杖，东西互击，甲人先死即止，以占当年丰俭。[16]
拔汗那，隋称鏺汗，王族属于昭武九姓胡。《隋书·西域·鏺汗传》称：“鏺汗国，都葱岭之西五百余里，古渠搜国也。王姓昭武，字阿利柒。”[17]隋时的鏺汗即元魏时的破洛那，两汉时的大宛国，唐朝称之“宁远”。《新唐书·西域下·宁远传》载：
宁远者，本拔汗那，或曰鏺汗，元魏时谓破洛那。……其王自魏、晋相承不绝。每元日，王及首领判二朋，朋出一人被甲斗，众以瓦石相之，有死者止，以卜岁善恶。[18]
事实上，元日斗戏乃是盛行西域诸国的占卜术。《异域志》“焉耆国”条载其俗：“至元日，王及首领分为两棚，各出一人，著甲东西互击，甲人先死即止，以占当年丰俭。”这条记载与《酉阳杂俎》所载“拔汗那”条颇同，但有所删削。陆峻岭注：“此条本《酉阳杂俎·境异》篇，但自‘至元日’以下之文，《酉阳杂俎》作‘拔汗那’，根本与焉耆无关，本书混而为一，实误。”[19]陆氏并未考证《异域志》焉耆文本径采摭自《酉阳杂俎》，就此推论此俗与焉耆无关，有轻率之嫌。毕波指出，粟特人很早就在焉耆形成了聚落。[20]北魏时，龟兹与焉耆不仅为邻国，更是姻亲之国，风俗相同，至隋不改。《魏书·西域传》载龟兹“风俗、婚姻、丧葬、物产与焉耆略同，唯气候少温为异”[21]。因此，焉耆浸染斗戏风俗，亦属自然。
这样，我们就可以勾勒出西域占卜术东传演化的过程，拔汗那地处龟兹以西，两国元日斗戏形式互异但内蕴相通。这种占卜术的原理是：将动物或甲人分为两阵，数量多寡不定但需对等，通过双方相斗的结果，占验年岁丰歉或吉凶。以此为基础，邺下所见占卜术也就容易理解了，它其实是西域占卜术的变种，并非出自道教徒造作。武定四年，“黄蚁尽死”预示着东魏将败，但高欢执意西伐，大军久顿坚城之下，玉璧城未拔而死者七万人。最终，高欢托疾班师，战败而归，预言应验。罗世平研究太原北齐徐显秀墓壁画时，指出北齐艺术胡化的西域指向是远取粟特，近取龟兹。[22]此言正道出了东魏邺下占卜术的西域渊源。
西域占卜术盛行于邺下的史实，反映出东迁西胡内聚力强，文化延绵不断且保持了独特性，而这需要以较大规模的人口数量为基础。易言之，西域占卜术的东传隐含着大规模西胡东迁的历史。以往讨论北齐西胡的来源，影响最大者莫过于陈寅恪，他指出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洛阳西胡众多，北魏亡灭后，这些西胡及其子孙都归入了北齐。[23]这可与《唐安恕墓志》相印证，安恕先祖“本西域安居国人也”，“自魏处洛邑，省俗来仪。历稔中原，遂居于邺。”[24]西胡东迁存在接力式的两个阶段，例同漠北诸族阶段性的南迁，徙居邺下只是其东迁的一个阶段。那么，洛阳西胡的来源又是怎样的呢？西胡分段迁徙的痕迹在史籍中还有不少，探寻西胡两度东迁及其背后的推动力，则成为本节想要讨论的话题。
第一阶段：5世纪末，以嚈哒东扩为契机 西胡寓居洛阳，史家往往将其归结于渐慕华风，即“省俗来仪”之谓。这是夸饰之辞，包含着某种历史隐幽。《唐康婆墓志》载：“本康国王之裔也。高祖罗，以魏孝文世，举国内附，朝于洛阳，因而家焉，故为洛阳人也。”[25]康国“名为强国，西域诸国多归之”[26]，却在北魏孝文帝之世“举国内附”。康国的属国安国亦然，《隋安备墓志》记其先“上世慕中夏之风，大魏入朝，名沾典客”[27]。魏制，“主客”即秦之“典客”。“名沾典客”指安国王族内附，北魏依客礼处之于崦嵫馆。诸多西域王族络绎内附，表明当时西域出现了某种严峻的形势，但史家却将其粉饰成商胡贩客慕风款塞：
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款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已，乐中国之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是以附化之民，万有余家，门巷修整，阊阖填列，青槐荫陌，绿柳垂庭，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28]
西胡除流寓洛阳外，部分还被安置在邺城。《唐康元敬墓志》记其祖先“因从孝文，遂居于邺”[29]。另《唐康哲墓志》载其家“昔因仕邺，今卜居焉。匡后魏而尽忠，辅齐邦而献鲠。”[30]学者据粟特文古信札指出，粟特胡人在4世纪初的邺城就有商业活动。[31]北魏时，邺城已形成了胡人聚落。《唐史思礼墓志》称其“武威人也。其先辅周克殷，展九鼎之宝；佐魏理邺，绾百里之印”[32]。史氏源出西域史国，“百里之印”为县令，可见北魏在邺城划定了安置区，并设官分职以管理邺下西胡。西域王族在魏末已被吸纳进政权，逐渐官僚化。《唐龙润墓志》称其“祖盆生，元魏冀州刺史，得绥抚之望，朝廷嘉美，进号义同”[33]。《元魏方镇年表》并无龙盆生刺冀，盖义同、冀州刺史属赠官，“龙”是焉耆国的王姓，[34]龙盆生“绥抚”的群体应是西胡。北魏命焉耆王族出任绥抚之职，当有利用其种姓威望的考虑。
西域举国内附的还有姑墨（又作姑默）。姑墨东邻龟兹，西接焉耆，是龟兹属国。有趣的是，该国列载于《魏书·西域传》，却不见于《周书·异域传》，该地区在唐代被称作“跋禄迦”。据冯培红考订，“跋禄迦”的对音即“步落稽”，两者均为“鱼”的音译汉写形式，姑墨即西域鱼国，姑墨国的消失与步落稽出现在晋陕一带的黄河两岸，在时代上恰好吻合。[35]此外，入华粟特还有来自西域何国者。龙润的夫人何氏，应当出身于昭武九姓中的何国。[36]这些西域王族在5世纪末相继远离旧土，隐约透露出当时西域存有一股强大的敌对势力。
这股威胁西域诸国的势力就是嚈哒。嚈哒源出塞北，原本是役属于柔然的小国，“自金山而南”，西迁中亚以后，势力转盛，“征其旁国波斯、盘盘、罽宾、焉耆、龟兹、疏勒、姑墨、于阗、句盘等国，开地千余里。”[37]《魏书·西域传》亦称嚈哒“其人凶悍，能斗战。西域康居、于阗、沙勒、安息及诸小国三十许皆役属之，号为大国”[38]。《洛阳伽蓝记》载使臣宋云在北魏神龟二年（519）十月之初游历嚈哒境内，见其“受诸国贡献，南至牒罗，北尽敕勒，东被于阗，西及波斯，四十余国皆来朝贡”[39]。宋云所见已是嚈哒鼎盛之际。那么，嚈哒何时吞灭了西域诸国？据羽溪了谛考证，嚈哒在北魏太和四年前后（480）侵入于阗。[40]余太山则认为，嚈哒在北魏太和八年（484）取得对波斯战争的胜利以后，“就积极向塔里木盆地发展，沿西域南北道自西向东推进。在北道，嚈哒的势力到达焉耆以东；在南道则到达于阗；疏勒、姑墨、龟兹、钵和、渴槃陀等国均役属之；时在五世纪末、六世纪初。”[41]据此可知，西域诸国不约而同地在北魏孝文帝朝归附，流寓洛阳，驱动力正是嚈哒入侵。
5世纪末，嚈哒东扩至塔里木盆地的东部边缘，迫使西域王族内迁，以求北魏庇护。《魏书·西域传》“粟特国”条称：“先是，匈奴杀其王而有其国，至王忽倪已三世矣。”[42]这里的“匈奴”指“嚈哒”，嚈哒对西域的征服与统治极其残暴。宋云所见嚈哒的饮食习惯仍是“杀生血食”，但“诸国奉献，甚饶珍异”，表明嚈哒保有原先的贪暴习性，对控制下的西域诸国课以重税。翌年，宋云西行至乾陀罗国，谓该国“本名业波罗国，为嚈哒所灭，遂立敕勤为王。治国以来，已经二世。立性凶暴，多行杀戮”[43]。《魏书·高昌传》载：“初，前部胡人悉为高车所徙，入于焉耆，又为嚈哒所破灭，国人分散，众不自立，请王于嘉。嘉遣第二子为焉耆王以主之。”[44]嚈哒攻灭焉耆的战事相当激烈，国人分散，王族或被杀，或内迁中原避难，以致战后竟找不到合适的国王人选。嚈哒所到之处皆残破，康居、姑墨、龟兹等诸国的王族相继遭到屠杀，这是孝文帝世西胡流寓洛阳的背景。
第二阶段：高欢招徕河陇边民与侨置凉州 魏晋以降，河西就是西域血统的杂胡渊薮。据《周书·异域传》，稽胡大帅穆支据有河西，规欲分守险要，被北周击破，斩首万余级。[45]“穆支”是西域穆国的后裔，粟特穆国与步落稽东迁至晋陕黄河沿岸，此时已融为一体，故称穆支为稽胡酋帅。北魏分裂后，东西连年混战，东魏对河西的争夺，激起了西胡东迁的第二次浪潮。
东西对峙，深居险要的西胡多寇暴。《周书·异域传》称：“居河西者，多恃险不宾。时方与齐神武争衡，未遑经略。”[46]西魏建立之初在河西力量薄弱，这为酋豪率部东归提供了便利条件。《北齐书·可朱浑元传》载：
元乃率所部，发自渭州，西北渡乌兰津。周文频遣兵邀之，元战必摧之。引军历河、源二州境，乃得东出。灵州刺史曹泥女婿刘丰与元深相交结。元因说丰以高祖英武非常，克成大业，丰自此便有委质之心，遂资遣元。元从灵州东北入云州。[47]
天平二年（535），渭州刺史可朱浑道元引军东归，西北渡过乌兰津后，遭到了西魏的频繁邀击，“源”是“凉”之讹，[48]可朱浑道元转向河西，投靠的正是凉州刺史刘丰。刘丰与可朱浑道元有识，在刘丰的资遣下，可朱浑道元得以东归。这一路线迂回曲折，但安全有保障，不再遇到西魏的阻拦。另外，这些地区西胡麇集，可朱浑道元东归给其释放了强烈的信号。
可朱浑道元途经凉、灵诸州东归，为高欢招徕西胡之滥觞。河西争夺战始于东魏天平三年（536）正月，高欢率厍狄干等万余骑袭西魏夏州，擒其刺史费也头斛拔弥俄突，迁其部落五千户以归。这在河西引发连锁反应，灵州刺史曹泥与其婿凉州刺史刘丰贰于西魏，遣使请内属。《北周强独乐造像记》载：“时有灵州刺史曹
建忠王万俟普拨，既等隗嚣，据河西以狼顾；又似孙渊，跨辽东而鸱张。命师日损，诱之不复，散则天下清夷，聚则远迩鼎沸。以君语通书革之国，言辩刻木之乡，遂轻传告晓，示导成败。雾解云除，翻为我有。[52]
由此看来，高欢招降万俟普拨乃是恩威并施，一方面率大军逼迫，另一方面遣使晓以祸福、示导成败。这样，西魏渭、凉、灵、秦诸州的大量民众东渡黄河，徙至东魏境内。
为适应西魏边民东渡的浪潮，高欢侨置州郡以绥抚新附。《魏书·地形志》载：“灵州，太延二年（436）置薄骨律镇，孝昌（525～527年）中改，后陷关西，天平（534～537年）中置，寄治汾州隰城县界。郡县缺。”东魏在天平中还设置了“西夏州”、蔚州“附恩郡”。[53]施和金指出，“灵州”是东魏安置灵州刺史曹泥五千遗户的地方，“西夏州”应是安置西魏夏州的流民。[54]“附恩郡”或是安置可朱浑道元部众的地方，这里地接云州，处在平阳郡至晋阳的大道上，居此则平阳郡守运粮接济可朱浑道元最为便利。该郡所辖“西凉县”安置的应是可朱浑道元所经地区裹挟的西胡。据此，凉州刺史刘丰率领的数万户也应当有所处置。
东魏凉州侨置而有实土，属于典型的地名移动现象。诸多墓志载墓主曾刺凉，东魏徐显秀除“凉州刺史、新城大都督”[55]，《北齐范粹墓志》称其为“齐故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凉州刺史”，《北齐韩裔墓志》记其官职“使持节、凉州诸军事、凉州刺史”[56]，虞弘“寻迁使持节、都督凉州诸军事、凉州刺史”[57]，安吐根“文襄嗣事，以为假节、凉州刺史”[58]，囿于凉州在西魏疆域内的固有印象，学者以前并不清楚这些东魏、北齐官员与凉州之间的关系。[59]冯培红在全面搜集东魏、北齐凉州官员后，指出凉州是东魏、北齐设立的侨州，用于安置从河西凉州东迁的民众，其中有很多粟特胡人，故任用有西域背景的安吐根、康德、虞弘等出任凉州刺史。[60]诚如是说，凉州刺史刘丰所部数万户正安置于此。
东魏、北齐凉州既有实土，那么具体地望究竟在何处？冯培红据《魏书·地形志》推测寄治在并州邬县界的蔚州附恩郡西凉县，或是其所在地。[61]徐显秀任“凉州刺史”加督“新城”，韩裔任“凉州刺史”，“迁三角领民正都督，又迁新城正都督”。“新城”在晋阳，“三角”即三角城，在太原北二十里，因城为三面而得名，隶属太原郡长安县。[62]北齐天保七年，长安县并入晋阳。若以附恩郡西凉县都督晋阳两城诸军事，则较悬远，凉州治所当另有其地。《元和郡县图志》“府城”条载：“东魏孝静帝于此置晋阳宫，隋文帝更名新城。”[63]这段文字尚需斟酌，“晋阳宫”实为东魏孝静帝时高欢所造，“新城”之名亦非晚出，而是始于高欢，备载于墓志。《魏书·地形志》称：“武定初，齐献武王上置晋阳宫。”[64]高欢在晋阳建邸之城，非墓志中的“新城”莫属。徐显秀晋封“帐内正都督、凉州刺史、新城大都督”，唯有凉州治所在晋阳新城，这组官号才有意义，即任职凉州，身在晋阳，备卫帐内。
高欢更筑晋阳“新城”是以邺中“新城”为蓝本。高欢迁邺后，为安置洛阳移民，在城外更筑“新城”。《魏书》载元象元年（538）诏：“百辟士民，届都之始，城外新城，并皆给宅。”[65]被安置于新城的洛阳士民，自然包括了西域诸胡。晋阳的“三角城”与“新城”当是西胡的新居地，故成为凉州刺史加督的军事范围。可见高欢将邺城安置洛阳西胡的经验移植于晋阳。北齐灭亡后，凉州郡县皆废，西胡纷纷改籍，多自称晋阳人，根源即此。
东魏、北齐的凉州官员，后多仕于邺城。《北齐书·源彪传》载：“天平四年（537），凉州大中正。遭父忧去职。武定初，服阕，吏部召领司徒记室，加平东将军。”[66]北魏太武帝为区别“秃发”与“拓跋”，改南凉国姓“秃发”为源氏。源彪为河西著姓，故有充分的资格任凉州大中正。具有西域背景的凉州官员进入中央后，便家于邺。《唐康续墓志》载：“曾祖德，齐任凉州都督；祖暹，齐任京畿府大都督。”[67]北齐京畿府设在邺城，是专门管理军户及京师戍卫的机构，武平二年（571）被裁并。[68]北齐凉州都督康德的子孙因官从邑，从晋阳迁居邺。“邺城为宗庙之国，晋阳为兵马之都”[69]，这些陪驾随辇的西胡频繁往来于两都。概括言之，西胡麇集在邺城及晋阳，而北齐两都制的形成，促使其在两地间频繁流动。
以往衡量北齐“西胡化”程度的标尺，是统治阶层对西胡的依赖度，及对西域物质文化的推崇度。毕波对北齐宫廷能舞工歌善乐的胡人、西域商胡及胡人使者，有过深入的讨论，指出北齐西胡的向上流动，得益于统治阶层对其伎艺的喜好与推崇，对其掌控的商业网络、财富的依赖与利用。西胡对北齐政权有很强的依附性。[70]这种依附关系存在由弱到强的演变历程，源头不在北齐。此外，邺下西域占卜术展现了社会底层的西胡化特征，打破了“西胡化”局限于上流社会的刻板印象。这就有必要重新检讨北齐“西胡化”的源头及程度。
北魏宫廷中亦多西域珍宝，人主身侧也有西胡，然而，“西胡化”却肇始于东魏。《北齐书·元韶传》载：“魏室奇宝，多随后入韶家。有二玉钵相盛，可转而不可出；马瑙榼容三升，玉缝之。皆称西域鬼作也。”[71]这些“西域鬼作”自然是北魏皇室的玩物。《唐康子相墓志》载：“其先出自康居，仕于后魏，为劼利发，陪从孝文，粤自恒安入都瀍洛。”[72]恒安是北魏境内重要的粟特聚落，《续高僧传》载：“恒安城内康家，资财百万，崇重佛法，为佛陀造别院。”[73]恒安康家既富且扈从左右，但孝文帝热衷汉化，对西胡并未表现出兴趣。入仕的西胡既少，所处的阶层又低，难以影响人主。所以，北魏宫廷的西胡化特征并不明显。
东魏对西胡的依赖与其立国的局势有关。东魏立足河北，局蹙于关东，西有劲敌阻断丝路，北有强邻柔然侵逼。西胡主要在这两个方向上发挥作用。高欢迁邺以及招徕西胡置于晋阳，粟特商业网络随之东扩，东西分裂对峙，商胡的生意仍可照常运转，表明其商业网络完备。北齐统治者对异域珍宝的获取，本来存在两条途径：一是利用粟特人的商业网络，二是通过与南朝互市。但《北齐书·崔季舒传》载：“（崔季舒）出为齐州刺史，坐遣人渡淮互市，亦有赃贿事，为御史所劾。”[74]崔季舒被弹劾是因违反了“淮禁”，苏琼在皇建中（560～561年）任职徐州，曾言：“旧制，以淮禁不听商贩辄度。”[75]可见北齐法律禁止贵族及百姓渡淮交市，这就必然导致商胡独大，北齐政权对其依赖由此不断增强。其次，高欢执政时已用西胡充使。这不仅是西胡语言能力的问题，更是因嚈哒东侵，大批西胡奔散，供柔然可汗及中亚诸国驱使。高欢重用的安吐根往返于东魏与柔然间，虞弘衔命出使波斯、吐谷浑，[76]此种现象的根源在于，这时期中亚至蒙古高原各政权的外交事务都由粟特人参与。
西胡定居晋阳，史籍中有迹可循。《北齐书·卢潜传》载族人“正山子公顺，早以文学见知。武平中符玺郎，待诏文林馆。与博陵崔君洽、陇西李师上同志友善，从驾晋阳，寓居僧寺，朝士谓‘康寺三少’，为物论推许。”其中，“康寺”，“校勘记”曰：《册府》卷七七七“康”作“唐”。按“晋阳”古“唐国”，疑作“唐”是。[77]校者以晋阳古名为唐国，遂疑字讹。事实上，“康”并非“唐”的形讹，而是《册府元龟》抄写有误，校者又望文生义。前引《续高僧传》载恒安康家资财百万，崇重佛法，为佛陀造别院，晋阳“康寺”得名正与此相类，即晋阳“康”姓粟特胡舍宅为寺。可知西胡在晋阳已立足生根。
西域的歌舞音乐、游戏杂艺，遵循着由易到难的传播规律，即首先在贵族生活圈中取得突破，然后渐次深入，进而影响宫廷。西胡被安置在都城周边，则为其依附鲜卑贵族提供了契机。徐显秀墓壁画中，绘有两位身着连珠纹图案衣裙的侍女，这种纹饰风格源自中亚萨珊波斯。[78]娄叡墓壁画中，绘有满载商货的胡人驼队。[79]这种图案置于墓中，反映的是鲜卑贵族蓄养西胡的风尚。西胡善乐工舞，北齐重臣渐染胡风。《北齐书·祖珽传》载：“又自解弹琵琶，能为新曲，招城市年少歌舞为娱，游集诸倡家。”[80]这种风尚自底层向上传入宫廷，京城贵戚竞相溺于近习。西胡与统治者依附关系的强化轨迹，清晰地体现在《隋书·音乐志》中：
（齐）杂乐有西凉鼙舞，清乐、龟兹等。然吹笛、弹琵琶、五弦及歌舞之伎，自文襄以来，皆所爱好。至河清以后，传习尤盛。后主唯赏胡戎乐，耽爱无已。于是繁手淫声，争新哀怨。故曹妙达、安未弱、安马驹之徒，至有封王开府者，遂服簪缨而为伶人之事。后主亦自能度曲。亲执乐器，悦玩无倦，倚弦而歌。别采新声，为《无愁曲》，音韵窈窕，极于哀思，使胡儿阉官之辈，齐唱和之，曲终乐阕，莫不殒涕。[81]
北齐官僚“西胡化”的特征还有“解书计”。《北齐书·独孤永业传》载：“（永业）止于军士之中，有才干，便弓马。被简擢补定州六州都督，宿卫晋阳”，“解书计，善歌舞，甚为显祖所知。”[82]独孤永业身怀的技艺，应是宿卫晋阳时传习自西胡。《通鉴》载：“齐师选长大有臂力者为前队，又有苍头、犀角、大力，其锋甚锐，又有西域胡，善射，弦无虚发，众军尤惮之。”[83]可见西胡化已渗透进北齐军队。[84]《北齐书·唐邕传》，唐邕是太原晋阳人，其先由晋昌内徙，唐邕善书计，强记默识，为高欢父子赏遇。[85]据《魏书·唐和传》，唐和为晋昌宜安人，拥部众降魏，与万度归同征焉耆、龟兹，克平西域。正平元年（451）归阙，得到太武帝优待。[86]唐邕盖北魏唐和之裔，其技艺与西域颇有渊源。《北齐书·白建传》，太原阳邑人白建，与唐邕一道供职于大丞相府，“明解书计，为同局所推。”[87]白建占籍太原，疑其出自龟兹王族白氏。《魏书·西域·龟兹传》称：“其王姓白。”[88]西胡“善书计”与其“善商贾”有关，《通典》引韦节《西蕃记》称：“康国人并善贾，男年五岁则令学书，少解则遣学贾,以得利多为善。”[89]由以上情况推知，“西胡化”蔓延至东魏、北齐的官僚机构与军队中。
西域风俗在北齐灭亡后的持续影响，也是衡量北齐“西胡化”程度的标尺。隋唐时，邺城有俗薄难治之说。[90]姜望来指出，隋唐时的“邺之风俗”起自东魏都邺，“邺都难治”与淫祀有关。[91]孙继民认为邺下“俗薄”，本质是商业文化发达。[92]两者未究及根本，淫祀与商业文化发达的背后，都由西胡推动。邺城淫祀与西胡祭天有关，兹风至隋不绝。[93]《隋书·地理志》载：“魏郡，邺都所在，浮巧成俗，雕刻之工，特云精妙，士女被服，咸以奢丽相高，其性所尚习，得京、洛之风矣。”[94]邺与京、洛华服营利，民风轻狡，皆是西胡化所致。北齐灭亡后，邺城西胡溢出，影响河北、关中风俗，既久且深。《通典》载：“自北齐之灭，衣冠士人多迁关内，唯技巧商贩及乐户移实郡郭，由是人情险诐，至今好为诉讼也。”[95]
毕波在文中提到但未解的一个现象，即隋唐时并州胡人的瓦解消融晚于邺城胡人。[96]邺城胡人入隋即有华化者，《隋安备墓志》称：“君种类虽胡，入夏世久，与汉不殊。”[97]并州胡人被同化甚晚，唐开元年间（713～741）仍保持其独特的葬俗，《旧唐书·李暠传》载：
太原旧俗，有僧徒以习禅为业，及死不敛，但以尸送近郊以饲鸟兽。如是积年，土人号其地为“黄坑”。侧有饿狗千数，食死人肉，……前后官吏不能禁止。暠到官，申明礼宪，期不再患。发兵捕杀群狗，其风遂革。[98]
荣新江指出，这是带有祆教色彩的骨瓮葬，随粟特东迁而来。[99]北齐徐显秀墓中，骨骸稀少且混入儿童乳齿，有学者认为，这是依祆教葬俗处理尸体所致。[100]并州西胡至唐玄宗时风俗仍旧，内聚力强于邺城西胡。究其根源，后者多源出北魏洛阳，入华时间较并州西胡早了约半个世纪，发育水平远高于前者。此外，太原为霸业所基，地位特殊；西胡又是高氏所恃的力量，特受重视。文宣甫即位，下诏降魏朝封爵，西来人不在降限；蠲复太原田租三年，最为优重。[101]北齐亡后，邺城西胡遭强徙，并州胡人就地占籍，致使两者走上趋异的发展轨道。
本文从东魏邺下流行的“黄黑蚁阵斗”切入，发现这是源自西域的占卜术，其原理同于龟兹、拔那汗等国用来占卜当年牲畜丰歉的元日斗戏。5世纪末，西域诸国受嚈哒势力的侵袭，王族贵种纷纷奔魏，流寓洛阳。东魏天平元年（534），洛阳西胡随高欢迁邺。此外，天平三年，高欢与西魏争夺河西，招徕河陇边民，灵、夏、凉诸州西胡渡河东迁。高欢将在邺城安置洛阳西胡的经验移植于晋阳，在霸府之侧建造新城，侨置凉州郡县绥抚西胡。随着北齐邺—晋阳两都制的形成，西胡频繁流动于两都之间。总之，北魏孝文帝以降，西胡历经两次东迁浪潮，麇集邺下，形成了内聚力强的胡人聚落，这是西域占卜术相随而兴的根源。
东魏邺下占卜术源出西域，则西胡化在当时民间流行的程度，亦可推见。西胡东迁，先以自身伎艺在贵族圈中取得突破，结成依附关系后，渐次向上流动，进入宫廷，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从这个角度来说，北齐上层出现的西胡化特征，只是底层社会西胡化的冰山一角。北齐的官僚机构、军队、娱乐及葬俗等方面，都出现了西胡化的趋势，但并不意味着各地西胡化的进程是一致的。具体而言，邺下西胡入华早，北齐亡后遭到强徙，沉淀在河北各地，入隋后即华化；并州西胡发育水平低，北齐亡后就地占籍，隋唐时仍保有西域传统。
西胡聚落的内聚性决定了西域传统的独立程度，而权力中心与西胡聚落的空间距离，则是影响东魏、北齐“西胡化”的重要因素。嚈哒东侵，迫使西胡奔赴洛阳，西域玩物充斥王府，北魏政风已由俭转奢。若不是东西分裂，洛阳的“西胡化”也将勃兴。但此进程被高欢迁都所中断，“西胡化”的中心遂由洛阳转移至邺城。并州西胡所居“新城”之于晋阳，犹洛阳西胡所居“新城”之于邺城，三城间“西胡化”的传袭脉络连类相及、依稀可辨。
[1]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地名移动视域下的北朝民族融合研究”（项目编号：22CZS013）阶段性成果。
[2]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黄山书社，1987年，第297页；陈寅恪言“北齐之宫廷尤其末年最为西域胡化”，见其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第134页。
[3]国内学界对北齐“西胡化”的讨论，群体上集中于宫廷恩倖与商胡，领域上侧重于音乐歌舞、艺术宗教等，热度渐趋消退。见毕波：《论北齐宫廷内部与都城周边的胡人与胡化》，《文史》2009年第4辑，第47～58页。粟特民族东迁是近年来十分热门的话题，日本学者森部丰、福岛惠、山下将司、中田裕子等成果颇丰。
[4]姜望来：《论“亡高者黑衣”》，《中华文史论丛》2011年第1期，第166页。
[5]诸家之说见冯培红：《东魏、北齐凉州考》，《社会科学战线》2023年第2期，第104～105页。
[6]颜之推撰；王利器集解：《颜氏家训·治家》（增订本），中华书局，2013年，第58页。
[7]罗新：《内亚视角的北朝史》，见其著：《黑毡上的北魏皇帝》，海豚出版社，2014年，第83页。
[8]毕波：《论北齐宫廷内部与都城周边的胡人与胡化》，《文史》2009年第4辑，第47～58页。
[9] 《北齐书》卷二《神武纪下》，中华书局，1972年，第23页。
[10] 《北齐书》卷二《神武纪下》，第23页。
[11]姜望来：《论“亡高者黑衣”》，《中华文史论丛》2011年第1期，第161～166页。
[12]段成式撰；许逸民校笺：《酉阳杂俎校笺》卷四“境异”，中华书局，2015年，第450页。
[13] 《新唐书》卷二二一《西域上·龟兹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6230页。
[14]周致中著；陆峻岭校注：《异域志》，中华书局，1981年，第18页。
[15] 《周书》卷五〇《西域传》，中华书局，2022年，第994～995页。
[16]段成式撰；许逸民校笺：《酉阳杂俎校笺》卷四“境异”，第454页。
[17] 《隋书》卷八三《西域·鏺汗传》，中华书局，2019年，第2084页。
[18] 《新唐书》卷二二一《西域下·宁远传》，第6250页。
[19]周致中著；陆峻岭校注：《异域志》，第18页。
[20]毕波：《粟特人在焉耆》，《西域研究》2020年第1期，第23～30页。
[21] 《魏书》卷一〇二《西域·龟兹传》，中华书局，2017年，第2457页。
[22]罗世平：《太原北齐徐显秀墓壁画中的胡化因素——北齐绘画研究札记（一）》，《艺术史研究》第5辑，中山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23～241页。
[23]陈寅恪著；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第300页。
[24] 《唐安恕墓志》为洛阳龙门博物馆藏石，志文见毛阳光：《河南安阳新出〈安师墓志〉所见北朝末至隋唐之际邺城的粟特》，《考古学研究》第11卷，科学出版社，2020年，第239～251页。
[25]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6辑，三秦出版社，1999年，第240页。
[26] 《魏书》卷一〇二《西域·康国传》，第2476页。
[27]葛承雍：《祆教圣火艺术的新发现——隋代安备墓文物初探》，《美术研究》2009年第3期，第14页。
[28]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三“城南”，中华书局，2010年，第117页。
[29]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571页。
[30]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第1062页。
[31]森部丰：《四世紀～一〇世紀の黄河下流域におけるソグド人》，鹤间和幸编：《黄河下流域の历史と环境》，东方书店，2007年，第13～35页。
[32]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3辑，第75页。
[33]张希舜主编：《隋唐五代墓志汇编》（山西卷），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8页。
[34] 《魏书》卷一〇二《西域·焉耆传》，第2456页。
[35]冯培红：《虞弘的家族与生平》，《丝路文明》第6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第140～141页。
[36]荣新江：《隋及唐初并州的萨保府与粟特聚落》，《文物》2001年第4期，第87页。
[37] 《梁书》卷五四《滑国传》，“滑国”即“嚈哒”，中华书局，2020年，第897页。
[38] 《魏书》卷一〇二《西域·嚈哒传》，第2473页。
[39]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五“城北”，第181页。
[40] 〔日〕羽溪了谛著；贺昌群译：《西域之佛教》，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54页。
[41]余太山：《嚈哒史研究》，齐鲁书社，1986年，第3页。
[42] 《魏书》卷一〇二《西域·粟特国传》，第2462页。
[43]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五“城北”，第195页。
[44] 《魏书》卷一〇一《高昌传》，第2430页。
[45] 《周书》卷四九《异域·稽胡传》，第974页。
[46] 《周书》卷四九《异域·稽胡传》，第973页。
[47] 《北齐书》卷二七《可朱浑元传》，第376页。
[48]冯培红：《东魏、北齐凉州考》，《社会科学战线》2023年第2期，第111页。
[49]毛远明：《汉魏六朝碑刻校注》第10册，线装书局，2008年，第137页。
[50] 《北齐书》卷二七《刘丰传》，第377页。
[51] 《北齐书》卷二《神武纪下》，第19页。
52]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325页。
[53] 《魏书》卷一〇六上《地形志上》，第2739～2742页。
[54]施和金：《北齐地理志》，中华书局，2008年，第202～204页。
[55]罗新，叶炜：《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中华书局，2016年，第201页。
[56]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第469、436页。
[57]山西省考古所等：《太原虞弘墓》，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89页。
[58] 《北史》卷九二《安吐根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3047页。
[59]毕波：《论北齐宫廷内部及都城周边的胡人与胡化》，《文史》2009年第4期，第55页。
[60]冯培红：《东魏、北齐凉州考》，《社会科学战线》2023年第2期，第114页。
[61]冯培红：《东魏、北齐凉州考》，《社会科学战线》2023年第2期，第108页。
[62]马蓉，陈抗，钟文等点校：《永乐大典方志辑佚》第1册《太原志》，中华书局，2004年，第293页。
[63]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卷一三“河东道”，中华书局，1983年，第365页。
[64] 《魏书》卷一〇六《地形志上》，第2703页。
[65] 《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志》，第3309页。
[66] 《北齐书》卷四三《源彪传》，第577页。
[67]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第658页。
[68] 《北齐书》卷八《后主纪》，第105页。
[69]王连龙编撰：《北齐王秀墓志》，收入《南北朝墓志集成》，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753页。
[70]毕波：《论北齐宫廷内部与都城周边的胡人与胡化》，《文史》2009年第4辑，第58页。
[71] 《北齐书》卷二八《元韶传》，第388页。
[72]曹建强，马旭铭：《唐康子相墓出土的陶俑与墓志》，《中原文物》2009年第6期，第108页。
[73]道宣撰；郭绍林点校：《续高僧传》卷一六《天竺僧佛陀传》，中华书局，2014年，第564页。
[74] 《北齐书》卷三九《崔季舒传》，第492页。
[75] 《北史》卷八六《循吏·苏琼传》，第2879页。
[76]山西省考古所等：《太原虞弘墓》，第89页。
[77] 《北齐书》卷四二《卢潜传》，第557、567页。
[78]郎保利，渠传福：《试论北齐徐显秀墓的祆教文化因素》，《世界宗教研究》2004年第3期，第115页。
[79]山西省考古所等：《太原市北齐娄叡墓发掘简报》，《文物》1983年第10期，第3页。
[80] 《北齐书》卷三九《祖珽传》，第514页。
[81] 《隋书》卷一四《音乐志中》，第359页。
[82] 《北齐书》卷四一《独孤永业传》，第544页。
[83] 《资治通鉴》卷一七一“宣帝太建五年（573）”条，中华书局，2011年，第5421页。
[84]山下将司：《北朝末·唐初におけるソグド人軍府と軍団》，收入森部丰主编：《ソグド人と東ユーラシアの文化交渉》，勉诚出版社，2014年，该文论及北周军队吸收各地粟特，北齐实与之同步，第163页。
[85] 《北齐书》卷四〇《唐邕传》，第530页。
[86] 《魏书》卷四三《唐和传》，第1064页。
[87] 《北齐书》卷四〇《白建传》，第532页。
[88] 《魏书》卷一〇二《西域传》，第2457页。
[89]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一九三《边防典九》，中华书局，1988年，第5256页。
[90] 《隋书》卷七三《循吏·樊叔略传》，“邺都俗薄，号曰难化”，第1881页。
[91]姜望来：《邺城谣谶与北朝政治社会变迁》，《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4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06页。
[92]孙继民：《邺下“俗薄”的商业文化性质》，《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2期，第94页。
[93] 《隋书》卷七《礼仪志二》，第163页。
[94] 《隋书》卷三〇《地理志中》，第963页。
[95]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一七八《州郡典》，第4696页。
[96]毕波：《论北齐宫廷内部与都城周边的胡人与胡化》，《文史》2009年第4辑，第58页。
[97]葛承雍：《祆教圣火艺术的新发现——隋代安备墓文物初探》，《美术研究》2009年第3期，第14页。
[98] 《旧唐书》卷一一二《李暠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3335页。
[99]荣新江：《隋及唐初并州的萨保府与粟特聚落》，《文物》2001年第4期，第87～88页。
[100]郎保利，渠传福：《试论北齐徐显秀墓的祆教文化因素》，《世界宗教研究》2004年第3期，第118页。
[101] 《北齐书》卷四《文宣纪》，第51页。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编校：杨春红
审校：李文博
审核：陈 霞
扫码关注我们
微信：西域研究
邮箱：xyyjbjb@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