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小林 | 汉代地理观念中的“西州”
来源：《西域研究》2012年第4期
汉代地理观念中的“西州”
薛小林
内容提要
“西州”及“北州”、“东州”、“南州”、“中州”，这种划分天下的“分域说”或“五州说”，只是汉代人一种习惯上的用法，每一州所指区域并不确实，但在大致范围上还是有共识的。“西州”最初专指益州地区，但是随着西北边疆之开拓，“西州”所指渐延及凉州、朔方；由于西北一隅对两汉国势的影响远大于西南地区，“西州”概念的重心渐次转移到凉州、朔方地区了。
“西州”是两汉时期经常出现的地域名称。成帝在册免薛宣时说：“西州鬲绝，几不为郡”[1]。王莽敕哀章曰：“非但保国将闺门，当保亲属在西州者”[2]。割据陇右自称“西州上将军”的隗嚣“名震西州，闻于山东”[3]。郑太说董卓曰：“明公出自西州，少为国将，闲习军事”[4]。但在上述各例中“西州”指代的范围并不一致，表明其“地理观念”在两汉时期发生了变化。具体而言，第一是所指区域的扩大，最初“西州”专指西南益州地区，随着汉武帝开拓西北边疆，“西州”所指称的区域扩及西北凉州、朔方地区；第二是观念重心的转移，东汉之后人们用“西州”指称西南地区的情形减少，反而主要用来指称后进的凉州及朔方。汉武帝为了反击匈奴，不惜代价地经营朔方、陇右、湟中、河西地区，兵锋更是远及西域，西北一时成为历史之重心；两汉之际西州地区的隗嚣、窦融、卢芳在光武的统一道路上扮演重要角色；东汉愈演愈烈的“羌患”更是耗尽东汉国力，“惜哉寇敌略定矣，而汉祚亦衰焉”[5]；在平定羌乱中形成的羌胡化的西州兵团，在董卓的带领残破两京，加速了东汉王朝的覆灭。西北地区的经略及西北局势的演变，与两汉国势之走向密切相关，西南地区在这方面的影响就弱很多了，东汉之后“西州”观念之重心转移到西北凉州、朔方地区就不难理解了。目前只有王海先生在《秦汉时期“北边”略说》中简单提到“西州”概念：“史籍中多次出现的‘西州’一词值得关注。十三刺史部设立后，‘西州’、西部便与‘凉州’有了密切关系”，“‘西州’、西部乃是包括‘凉州’在内的更广阔的地域范围”[6]。王先生的定义有待完善，而且，欲厘清汉代的“西州”观念，需要将之放入与“南州”、“北州”、“东州”、“中州”类似观念的框架中整体理解。我们相信，对两汉时期“西州”观念变迁的理解，可以为我们理解两汉时代的边疆与民族、地域与文化等问题提供若干帮助。
“西州”的构词及其政治文化意义
“州”字，《说文·川部》云：“州，水中可居曰州，周绕其旁，从重川。昔尧遭洪水，民居水中高土，故曰九州。《诗》曰：‘在河之州’。一曰州，畴也，各畴其土而生之。”[7]“州”的原始意思是指一种水周绕其旁可供人们居住的地形，初民选择这样的地方居住可避洪水灾患，亦可方便灌溉。由于州是一块块被水环绕的独立地域，彼此分界清楚，所以它又有“区域”的意思，一块水中高地构成一个区域，一“州”就是一个区域。“九州”最初大约就是指在晋、陕、豫交界处多个大小不等的被河川环绕的高地，“九”并非实指，表示“多个”的意思，这里是中华文明的起源地。后来文明扩展至整个黄河中下游及长江流域，“九州”被人们扩大使用，将已知的文明世界划为九个区域，“九”成了实指的数目，九个“州”合起来就是天下。
“州”在春秋时期可能是城邦国家的一级地方单位，《周礼·地官·大司徒》规划的地方行政为“五家为比，五比为闾，四闾为族，五族为党，五党为州，五州为乡”。《管子·立政》：“分国以为五乡，乡为之师；分乡以为五州，州为之长；分州以为十里，里为之尉；分里以为十游，游为之宗；十家为什，五家为伍，什伍皆有长焉”。《管子·度地》：“故百家为里，里十为术，术十为州，州十为都，都十为霸国”。这种整齐化的设计未必曾经实行过，其上下属关系也未必如此或如彼，但是“州”作为一级地方行政单位反复出现，我们应该相信有其历史与现实的依据。《左传·僖公十五年》记载晋国在败给秦国之后“作州兵”，其实就是征兵的扩大化，春秋时期本只有贵族和国人才有资格执干戈卫社稷，晋国在惨败后急需补充兵源，于是“作州兵”，把征兵的范围扩大到国人之外的野人[8]。春秋时期贵族和国人居住在国都及近郊，其外则是各个被征服的野人聚居地，“作州兵”就是征发野人当兵。这样看来，“州”是在野人聚居区域实行的地方行政单位，郑玄在注《周礼》时引《司马法》曰：“王国百里为郊，二百里为州”。“国”——“郊”——“州”构成一个城邦国家的范围，但这种区别不仅是地域的差别，也不仅是国人、野人的差别，也包含文明程度的差异，“州”只是政治核心区域的外围，泽被的文明程度不是那么的高，但仍然是政治控制力所及的区域，城邦国家能够征发这里的人当兵。
“西”表示方向，是四方之一。两汉时期除了有“西州”之称外，还有北州、东州、南州等四方的其它方向与“州”搭配而成的地域概念。殷商时期已经有较成熟的四方观念了，论者已多，不复赘述。[9]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四方之所以成为四个方向，是因为要相对于一个中心而言，四方作为四个基本方向，它们是由一个中心向外发散而形成的，由四方内聚则汇集到这个中心，“四方”与“中心”构成一个意义系统。邢义田先生指出：“商人以方位结构了他们的世界，这个方位以东南西北四方为特色”[10]。孙家洲先生在讨论汉代的“区域“概念时指出：“在某些明言‘四方’的场合，实际暗含着‘五方’的意蕴，即以‘中土’为核心分置四方。究其成因，大概有两条：其一，出于一种政治地理意识。‘中土’的概念在周初经营洛邑时，就已经非常明确；秦汉时代视首都所在地为‘中土’，也就成为理所当然之事。汉人明言‘四道’，颜注指出其为‘据京师而言’，实际构成了‘五方’，是深得汉人思想真相的。其二，受‘五行’与‘五方’相配合的阴阳家影响所致”[11]。“西州”之构词，要素之一是方位，要素之二是地域，与北州、东州、南州、中州一起，构成了汉代一个重要的地域区划方式。
四方周绕中心的政治格局非常源远，中心、四方构成内外的层次。《尚书·酒诰》：“自成汤咸至于帝乙……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君，罔敢湎于酒”。这里提出了“内服”与“外服”，内服是商王直接统御的地区，外服是与商王有统属关系的诸侯或是臣服部落控制的区域。在外服之外，还有不臣服或是敌对的部族，称为“多方”。“内服——外服——不臣服”构成了一个内外有别的层级政治结构，王爱和先生指出：“晚商的政治中心地位，正是通过诸多异族政体的包围而突出的。商邑的地域由‘内服’和‘外服’组成，前者被称为‘中商’或‘中土’，包括商祖先所居住的都邑、现行都邑以及王族猎区。‘外服’包括‘四土’，即东土、北土、西土、南土，皆为商侯领地。中心和其外围进一步通过‘多方’来界定。居住在四土之外的‘多方’通常是与商相对的异族政体。从这一点来看，‘方’代表‘他’和边缘，与‘我’的中心相对照，异族的‘他’衬托出同宗的‘我’”。[12]商代政治秩序的核心特征是内外逐层区分，从中心向四方逐层发散，离中心越远，文明程度越低，对其的政治控制力度就越弱。这一结构后来演变为五服、九服模式，所谓“内京师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就是这个政治模式的体现。
汉代的政治内外层级结构自然是继承了商周模式，中心是三辅、三河，外围第一层是东州、西州、北州、南州，这里施行郡县制，中央控制力较强，拱卫京师，是“诸夏”世界，属于化内之地。在这个圈层之外则是由东域、西域、北域、南域组成的另一个圈层，是化外之地，汉朝对之仅实行羁縻统治，夷狄居焉。王子今先生指出：“现在看来，‘西域’、‘东域’、‘北域’、‘南域’，都是指民族结构成分复杂，中原文化影响薄弱，中央行政力量已经介入，却不能有效全面控制的边远地区。”[13]
构成“东州”、“西州”、“北州”、“南州”的“州”字固然不是其原始的意义了，但是与从原始义发展出的两个义项密切相关。第一个义项是“文明世界”，“茫茫禹迹，化为九州”，把天下划分为九个区域，这样的区域是文明世界的组成部分，之外则是蛮夷野兽杂处的荒莽之地。“九州”组成的世界是化内之地，之外则不论矣，“五州”的“州”毫无疑问吸取了“文明世界之组成部分”的意思，“五州”与之外的“四域”的差别，首先是文化上的，其次才是地域和民族上的。第二个由原始义发展而来的含义是作为一种地方行政区划的“州”，是诸国政治中心的外围野人聚居区。降至秦汉，国人野人之分早已泯灭，所有人都成为专制皇权统治下的编户齐民，郡县乡里制的普遍推行也使得作为在野人聚居区域实行的“州”制不复存在，但是作为“毗邻政治中心区的地域的单位”的含义却遗留到“东州”、“西州”、“北州”、“南州”的序列中了，他们环绕毗邻在“中州”四侧，共同构成了汉家“天下”的范围。“五州”的划分，显然是受到了“九州”区划方式的影响，但与“九州”系统却有实质上的区别，九州之划分是依据各个区域的历史传统和自然地理特征，“五州说”则是在确立了政治中心区域后，以向四个方向发散的相对性而划分的，这个“五州”与“九州”其间的差异是本质上的，相对而言，“九州”与“十二州”的差异则是表面上的。
西汉时期人们用“西州”一词来指称益州地区，《汉书》中“西州”一词四现，均指益州地区而言。汉成帝册免丞相薛宣：“……乃者广汉群盗横恣，残贼吏民，朕侧然伤之，数以问君，君对辄不如其实。西州鬲绝，几不为郡。”[14]这里的“西州”指广汉郡所在的益州地区。《汉书·孙宝传》：“会益州蛮夷犯法，巴蜀颇不安，上以宝著名西州，拜为广汉太守，秩中二千石，赐黄金三十斤。蛮夷安辑，吏民称之”[15]。这里说孙宝著名西州，是因为他曾在鸿嘉年间广汉群盗起时为益州刺史，奏免不任职的广汉太守，并亲自谕告群盗，消弭叛乱，为益州吏民所感怀，此时益州又有事发，朝廷派遣他去处理。王莽抑夺下权，“国将哀章颇不清，莽为选置和叔，敕曰：‘非但保国将闺门，当保亲属在西州者”[16]。哀章为广汉郡梓潼县人，此处之“西州”无疑是指益州。
两汉之际，控制凉州的隗嚣，史籍说他“名震西州，闻于山东”，此处的“西州”就不再指西南而是指西北地区了。当时隗嚣掌握着羌胡劲兵和边郡骑兵，自称“西州上将军”，这里的“西州”当然是指凉州，但这种用法在西汉后期就应当已经出现了。与“域”不同，“州”是中央直接统治的政治核心区外的第一个圈层，当汉朝逐渐在河西设置郡县之后，特别是贰师将军征伐大宛时，敦煌成为后方基地。张春树先生指出经此之役，人们对于河西“国土”的感觉渐渐增强，[17]理论上说，人们可能从这个时候开始用“西州”来指称新开拓的施行了郡县制的区域。其具体时间我们已经不能考证，但是可以推论出其出现大约在李广利征大宛之后，最迟不会晚于西汉后期。
在两汉之际，因为凉州在政治军事上的重要性，用“西州”来指称凉州地区的情形顿时多了起来。如马援与杨广书言：“且来君叔天下信士，朝廷重之，其意依依，常独为西州言”[18]。窦融上书刘秀曰：“嚣扬言东方有变，西州豪桀遂复附从”[19]。朱勃诣阙上书曰：“窃见故伏波将军新息侯马援，拔自西州，钦慕圣义，间关险难，触冒万死……”[20]。申屠刚与隗嚣书曰：“今东方政教日睦，百姓平安，而西州发兵，人人怀忧，骚动惶惧，莫敢正言，群众疑惑，人怀顾望”[21]。杜林自凉州还三辅，光武拜为侍御史，“问以经书故旧及西州事”。这里的“经书”指的是“林前于西州得漆书《古文尚书》一卷，常宝爱之，虽遭难困，握持不离身”[22]。这些例子中的“西州”，都是指凉州地区而言。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以下两个例子，“平陵人荆邯见东方将平，兵且西向，说述曰：‘……隗嚣遭遇运会，割有雍州，兵强士附，威加山东。遇更始政乱，复失天下，众庶引领，四方瓦解。嚣不及此时推危乘胜，以争天命，而退欲为西伯之事，尊师章句，宾友处士，偃武息戈，卑辞事汉，喟然自以为文王复出也。令汉帝释关陇之忧，专精东伐，四分天下而有其三；使西州豪杰咸居心于山东，发间使，招携贰，则五分而有其四；……’”[23]。荆邯此话是在向公孙述分析隗嚣之所以失败的原因，其目的是鼓动公孙述在天下未绝望之时出兵江陵、三辅以争天下，隗嚣的畏葸不前就成了反面的例子，“西州豪杰咸居心于山东”指的是隗嚣手下的谋臣武将心向光武。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荆邯游说的对象是占据益州称帝的公孙述，而他言语中的“西州”指的却是凉州。更明显的例子是刘秀与来歙的对话，光武帝以陇、蜀为忧，独谓来歙曰：“今西州未附，子阳称帝，道里阻远，诸将方务关东，思西州方略，未知所任，其谋若何？[24]”隗嚣控制着凉州，因为他的态度首鼠两端，所以刘秀说“西州未附”；占据巴蜀的公孙述称帝自立，所以刘秀说“子阳称帝”。凉州、益州同时出现，此处的“西州”显然仅指凉州而言，光武所说的“西州方略”，理解成对付隗嚣更为合适，当隗嚣平定后，他方才“得陇望蜀”。
章帝建初二年金城、陇西羌反，耿恭将兵镇压，其出陇西时上书言“故安丰侯窦融昔在西州，甚得羌胡腹心。今大鸿胪固，即其子孙。前击白山，功冠三军。宜奉大使，镇抚凉部”[25]。这里将“西州”与“凉部”对言。永初元年，凉州先零羌反叛，庞参于徒中使其子庞俊上书曰：“方今西州流民扰动，而征发不绝，水潦不休，地力不复”。[26]桥玄为汉阳太守，“郡人上邽姜岐，守道隐居，名闻西州”[27]。皇甫规上疏曰：“四年之秋，戎丑蠢戾，爰自西州，侵及泾阳，旧都惧骇，朝廷西顾”[28]。后来“党事大起，天下名贤多见染逮，规虽为名将，素誉不高。自以西州豪桀，耻不得豫”[29]。以上例子中的“西州”都是指凉州地区。值得特别指出的是，“西州”指凉州在天象中亦开始有所体现，《续汉书·天文志中》：“太白者，将军之官，又为西州。昼见，阴盛，与君争明。荧惑与太白相犯，为兵丧。……其六年，征西将军马贤击西羌于北地射姑山下，父子为羌所没杀，是其应也”[30]。“西州”指代凉州地区的观念在当时已经纳入天人感应系统之中了，可见其深入人心。
当然，用“西州”来指称益州的情形依然存在，只是并不常见了，《后汉书》中这样的情况凡三见。廉范，京兆杜陵人，祖父丹，王莽时为大司马庸部牧，庸部就是益州，“范父遭丧乱，客死于蜀汉，范遂流寓西州。西州平，归乡里。年十五，辞母西迎父丧”[31]。陈宠任广汉太守，“西州豪右并兼，吏多奸贪，诉讼日百数。宠到，显用良吏王涣、镡显等，以为腹心，讼者日减，郡中清肃”[32]。《后汉书·方术传》载任文公者，“公孙述时，蜀武担山折。文公曰：‘噫，西州智士死，我乃当之’……后三月果卒”[33]。任文公是巴郡阆中人，他说的西州智士就是自己。如果将《三国志》、《晋书》中“西州”的用法做一检讨，这种趋势更明显。《三国志》中用“西州”指益州的用法仅两见，一为《高柔传》[34]，一为《是仪传》[35]。需要指出的是，《三国志·吴书》注引的《吴书》、《吴录》、《江表传》中的“西州”均是指益州而言，考虑到当时三国分立，凉州地区是魏、蜀和凉州本地势力争夺之地，而与吴无涉。当时吴国外交的主要对象是占据益州的蜀国，所以记录吴国本国史的史乘中见到的“西州”多指益州就很好理解了，这种情况似乎不能推翻“西州”观念之重心已经移到西北地区的观点。《晋书》中所见的“西州”，均是指凉州地区了。
总而言之，西汉后期人们渐渐习惯于用“西州”来指称西汉中后期新开拓的凉州及其周边地区，尽管继续用它来指称益州地区的情形仍然存在，但这种用法在史籍中出现的次数越来越少，更重要的是，当凉州、益州同时出现时，“西州”却已经用来专指凉州地区了。我们发现，随着河西地区的开拓和开发，郡县的普遍设置和最终凉州刺史部的成立，使得帝国西部的领土范围得到扩张，指称政治中心区之西部的国土范围的“西州”的指称范围自然会扩大。而且，因为凉州对两汉历史进程的影响应该说明显大于益州地区，所以，一方面基于前期的惯性，某些时候人们仍然使用“西州”来指称益州地区，另一方面，用它来指代以凉州为主体的西北地区的用法渐渐多起来并后来居上，可以说，“西州”的地域观念经历了一个范围的扩大和重心的转移的过程。
那么“西州”所指的范围究竟包括哪些地区？问题可以进一步扩大为，“西州”、“东州”、“北州”、“南州”、“中州”把中国分为五个部分，它们分别指代哪些地区？这个问题回答起来非常的困难，一是因为资料有限，二是由于“五州”的区分方法，只是当时人们的一种习惯性用法，随着时代和地域的差别，各“州”所指区域多少存在差异。这种划分与依照国家政令进行标准分划的郡县制和十三州部有很大的区别，后者是国家行政性的划分，所以边界必须清晰确定，而“五州”是民间而非官方的，是文化上而非行政上的，区划并不严格确定，因人因时而异。虽然如此，“五州”却各有一个大致稳定的范围，在最低限度上人们能够达成某种共识，从而使他们在交流时不会产生误解，是当时人共同享有的一种对他们的世界进行某种范围区划的一般性知识。如果非要把“五州”中的某“州”与具体哪些郡县对应，与刺史部十三州的某一个或某几个州对应，得出的结论必定是削足适履的。
当然，这也不是意味着我们不能把“五州”的范围做一个大致的厘清。在此之前我们先说明两则材料，以见“东州”、“西州”、“北州”、“南州”用法的灵活性，或者说是不规范性。冒顿单于在致汉文帝书中说：“今以小吏之败约故，罚右贤王，使之西求月氏击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马强力，以夷灭月氏，尽斩杀降下之。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以为匈奴。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北州已定，愿寝兵休士卒养马，除前事，复故约，以安边民，以应始古，使少者得成其长，老者安其处，世世平乐”[36]。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在秦汉之际完成了政治组织的质变，冒顿将松散了游牧联盟结合成为一个游牧帝国，东胡、月氏、丁零均被征服，此时又在追击月氏之时征服了西域，所以冒顿炫耀地对文帝说“引弓之民，并为一家”。这里的“北州”显然是指长城地带以北的匈奴帝国统治的区域，这是一种两分法的地域观念，以长城为界，南方是由汉帝统治的城郭之民，北方是单于统治的游牧之民，当时的世界是由汉、匈两强主导并以长城为界划分的两极格局，[37]冒顿在自称自己统治的区域为“北州”的时候，暗定了文帝统治的区域是“南州”。在这种两强鼎立的格局中，只有南北之分，没有容纳“东”、“西”的空间。当时这样的两分法，还有如“关东”与“关西”的划分，将汉家的天下划分为东西两部分，而没有“南”和“北”的位置。
其实，所谓东西南北，都是相对的，某地之民，相对于自己的北方，自身就是南方，而相对于自己的南方，自身又是北方。《后汉书·刘焉传》：“初，南阳、三辅民数万户流入益州，焉悉收以为众，名曰‘东州兵’。璋性柔宽无威略，东州人侵暴为民患，不能禁制，旧士颇有离怨”[38]。流入益州的南阳、三辅之民被益州人称为“东州人”，编成的军队称为“东州兵”，南阳属荆州，属于“南州”，而三辅在西汉时期无疑是天下中心，东汉时期虽然迁都洛阳，但是三辅仍然属于司隶校尉部，即便后来因为西部沦落，扶风也被称为“西州”，但是与“东州”显然无涉，此处称三辅、南阳人为“东州人”的“东州”就不是“分域说”或“五州说”体系下的“东州”，而是一种相对性的用法，三辅、南阳相对于益州，自然是在东边了。这样的情形在史籍中只发现这一例，但揣之情理，这样的用法当不会少。
两汉时期将中国五分，分别为“西州”、“北州”、“东州”、“南州”、“中州”，这种地域划分模式我们暂且名之曰“分域说”或“五州说”。先讨论“北州”，大略而言，“北州”所指的区域包括冀、幽、并三州。在光武众将的劝进书中述光武功烈：“大王初征昆阳，王莽自溃；后拔邯郸，北州弭定”[39]。邯郸是冀州重镇，拔邯郸对于定“北州”至关重要，可见冀州是“北州”的重要组成部分。伏恭“迁常山太守。敦修学校，教授不辍，由是北州多为伏氏学”[40]。常山郡属冀州，伏恭之学遂流行北州。《后汉书·彭宠传》：“会王朗诈立，传檄燕、赵，遣将徇渔阳、上谷，急发其兵，北州众多疑惑，欲从之”[41]。王朗在邯郸称帝，于是传檄燕、赵之地，这里使用了战国政治地域的旧称。燕、赵之地主要就是并州、冀州和幽州。渔阳、上谷是幽州的两大重镇，其突骑为光武平定天下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后汉书·朱浮传》“光武遣吴汉诛更始幽州牧苗曾，乃拜浮为大将军幽州牧，守蓟城，遂讨定北边”[42]。后来朱浮与彭宠龃龉并促成彭宠之叛，史书说“朱定北州，激成宠尤”[43]，这里的“北州”，当主要指幽州。汉廷为了解除董卓的兵权拜他为并州牧，董卓上书言曰：“臣既无老谋，又无壮事，天恩误加，掌戎十年。士卒大小相狎弥久，恋臣畜养之恩，为臣奋一旦之命。乞将之北州，效力边垂”[44]。这里的“北州”就是指并州。《后汉书·独行传》：“建武二年，骑都尉弓里戍将兵平定北州，到太原，历访英俊大人，问以策谋”[45]。《后汉书·陈龟传》：“陈龟字叔珍，上党泫氏人。家世边将，雄于北州”[46]。太原、上党都是并州重镇。
“东州”主要指原齐地，包括青州、徐州、兖州和扬州的一部分。《后汉书·陈俊传》：“时琅邪未平，乃徙俊为琅邪太守，领将军如故。齐地素闻俊名，入界，盗贼皆解散。俊将兵击董宪于赣榆，进破朐贼孙阳，平之。八年，张步畔，还琅邪，俊追讨，斩之。帝美其功，诏俊得专征青、徐。俊抚贫弱，表有义，检制军吏，不得与郡县相干，百姓歌之。数上书自请，愿奋击陇、蜀。诏报曰：‘东州新平，大将军之功也。负海猾夏，盗贼之处，国家以为重忧，且勉镇抚之’”[47]。这里的“东州”明显指青、徐地区，即以前的齐地，“专征青、徐”与“东州新平”对应。永初之初，水旱连年，郡国多被饥困，樊准上书曰：“今虽有西屯之役，宜先东州之急”[48]。于是朝廷派遣樊准使冀州，吕仓使兖州，开仓廪食，救济灾民。这里的“东州之急”包括了冀州和兖州，兖州是原齐地，属于东州没有问题，但冀州呢？前文不是论说冀州属于“北州”吗？如果站在洛阳的位置看，冀州在其东北方向，正如前文所说，这种“五州”的划分法并不严格，并没有统一的标准，这里称冀州为“东州”也可以说得通，但这种说法仅此一见，在大多数情形下冀州还是被称为“北州”。
《后汉书·方术传》载班固为文荐谢夷吾曰：“窃见钜鹿太守会稽谢夷吾，出自东州，厥土涂泥，而英姿挺特，奇伟秀出”[49]。《后汉书·郑均传》：“元和元年，诏告庐江太守、东平相曰：‘议郎郑均，束修安贫，恭俭节整，前在机密，以病致仕，守善贞固，黄发不怠。又前安邑令毛义，躬履逊让，比征辞病，淳絜之风，东州称仁。书不云乎：“章厥有常，吉哉。”其赐均、义谷各千斛，常以八月长吏存问，赐羊酒，显兹异行’”[50]。扬州的会稽、庐江都被称为“东州”，但是我们不能由此说扬州就属于“东州”，因为有的时候提到扬州的豫章郡时称为“南州”。扬州在洛阳地区的东南面，有时称为“东州”，有时称为“南州”，或者有的地方称为“东州”，有的称为“南州”，都是可能的，随人因事而不同，这又一次证明了“五州”划分的不严格性。但是大体来说，齐国旧地的青、徐、兖州一般称为“东州”，扬州更靠海的某些地方，有时候会被称为“东州”，这反映了这种地域划分的不规范性，不像行政区划那样必须非此即彼。
“南州”比较没有疑问的地区是交州、荆州。《后汉书·孝和帝纪》引《谢承书》曰：“唐羌字伯游，辟公府，补临武长。县接交州，旧献龙眼、荔支及生鲜，驿马昼夜传送之，至有遭虎狼毒害，顿仆死亡不绝。道经临武，羌乃上书谏曰：‘臣闻上不以滋味为德，下不以贡膳为功，故天子食太牢为尊，不以果实为珍。伏见交趾七郡献生龙眼等，鸟惊风发。南州土地，恶虫猛兽不绝于路，至于触犯死亡之害。死者不可复生，来者犹可救也。此二物升殿，未必延年益寿。’帝从之”[51]。交趾七郡的献物通过快马运往洛阳，而贵阳郡的临武县是贡道的必经之地。方物运到洛阳主要经过交州和荆州，毒虫猛兽出没的“南州土地”，就是指交州、荆州而言。桓帝时有诏书曰：“比岁不登，民多饥穷，又有水旱疾疫之困。盗贼征发，南州尤甚”[52]。这里的“南州”指长沙、桂阳、零陵等郡，均属于荆州。
《后汉书·张纲传》：“时广陵贼张婴等众数万人，杀刺史、二千石，寇乱扬徐间，积十余年，朝廷不能讨。……纲乃单车入婴垒，大会，置酒为乐，散遣部众，任从所之；亲为卜居宅，相田畴；子弟欲为吏者，皆引召之。人情悦服，南州晏然”[53]。在扬州、徐州交界处活动的张婴等被抚平，于是“南州”晏然，这里是把扬徐间的一带称为“南州”了。《后汉书·黄宪传》：“郭林宗少游汝南，先过袁阆，不宿而退；进往从宪，累日方还。或以问林宗。林宗曰：‘奉高之器，譬诸仇滥，虽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千顷陂，澄之不清，淆之不浊，不可量也’”[54]。同一件事《后汉书·郭太传》注引《谢承书》记载为：“初，太始至南州，过袁奉高，不宿而去；从叔度，累日不去。或以问太。太曰：‘奉高之器，譬之氿滥，虽清而易挹。叔度之器，汪汪若千顷之陂，澄之不清，扰之不浊，不可量也。’已而果然，太以是名闻天下”[55]。袁奉高和黄叔度都是汝南人，汝南属于豫州，《谢承书》称汝南为“南州”。可见徐扬之间，豫州之汝南地区，也有被称为“南州”的情形。
我们必须再次澄清，“五州”这种将中国五分法只是一种大致的、模糊的，并不是严格的、非此即彼的，只是习惯上的，没有官方行政性的规范规定，跟十三州部及郡县制的设置有较大的差别，我们在研究中用十三州的某州，或郡县制中的某郡来比配“五州”，在方法上存在重大的缺陷，某些犬牙交错处尤其不容易说清楚，而且“东”、“西”、“南”、“北”这些方位具有相对性。虽然有上述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但是在最低限度上“五州”所指区域在时人心目中能够达成最低程度的共识，从而使得这种区域划分法能够得到使用和流行。通过以上研究，我们可以首先划分出“五州”所指的核心区域，“西州”主要指益州和凉州，“北州”主要包括并州、冀州和幽州，“东州”与原齐地大致吻合，有青州、兖州和徐州，“南州”的核心部分就是荆州和交州。“中州”则与司隶校尉区大致一致。不易判断的情况是扬州、豫州和朔方。
正如前面讨论看到的情况，在提到扬州的庐江、会稽时，称之为“东州”，而在一个提到扬州豫章郡的例子中，又被称为“南州”。扬州地处东南，相对于洛阳所在的位置，扬州既是南方，也是东方，在这种不甚规范的区域划分下，称之为“东州”或“南州”都是可以理解的。当时南方开发尚浅，每一个郡所辖区域辽阔，会稽包含了整个沿海地区，在最东边，而豫章与荆州毗邻，也许人们在提到会稽的时候称之为“东州”，而在提到豫章郡的时候称呼为“南州”。所以，处于洛阳东南方的扬州，有的时候可以被称为“东州”，另一些时候又可以称为“南州”。或者是，扬州靠海一边的郡多被称为“东州”，与荆州毗邻的郡则被称为“南州”。在一些模糊的地方出现混乱是允许的，要之，在具体的语境之中，这种混乱对于当事人理解对方的的话并不存在障碍。
豫州在“九州”体系下处于天下之中，但是两汉在政治核心区都设有司隶校尉部，是天下之中心，在两汉“十三州”政治版图上的豫州之地位就远不如在“九州”体系下的豫州的地位显赫。豫州因为与司隶毗邻又偏在东南，所以郭太游汝南被称为到“南州”。但是豫州的大部分为河南之地，河南之地历来被称为“中州”，东汉时期随着政治重心的东移和文化重心的西移，颍川、汝南、陈留盛极一时，在一些场合这些地区如果被称为“中州”，也是可以理解的。而相应的，随着西部的衰落，东汉中后期，三辅频遭羌患，渐渐沦落到被称为“西州”了。
东汉时朔方并入了并州，董卓在上书中以“北州”称之，但是我们在史籍中只能找到太原、上党、雁门等郡称为“北州”的例子，而原朔方各郡在合并之前，甚至之后，是否被称为“北州”尚有疑问。虽然朔方诸郡在地理位置上处于关中之北，但是在地理环境、战略地位、社会风俗等方面与凉州更为接近，朔方之北地、上郡、西河更是与凉州的安定、陇西、天水以出善骑射的“六郡良家子”而著名。隗嚣以天水、陇西为基地割据控制凉州时，“禹承制遣使持节命嚣为西州大将军，得专制凉州、朔方事”[56]。虽然隗嚣以西州大将军的身份专制凉州、朔方事并不必然意味着“西州”与朔方之间也存在对应关系，但是这种安排，无意中体现出当时人对于区域或是政治地理的某种理解，朔方与凉州密不可分的关系。现有材料非常有限，我们无法说得更多，但是考虑到“五州”用法的随意性和模糊性，考虑到朔方与凉州更密切的联系，我们不能排除有时候人们称之为“西州”，将它与凉州划入一个政治地理单元的可能。
“西州”地域概念的提出并不是无所谓的，而是时人根据自己时代的历史动向发展出来的一个重要地域观念，是当时政治、经济、文化、民族诸方面综合作用的结果。最初，“西州”是中央政策执行的客体，无论是修筑长城、要塞、边城，还是屯田、设郡县、移民实边，抑或派军征伐，它都是一个人力和物力的输入地。当“西州”地方力量成长到某个阶段，就并不只是一个单纯被输入的客体了，渐渐地亦将获得一定的“主体”性格，并以某种形式反馈中央。这种反馈力量可以是良性的，亦可以具有非常强烈的破坏性。两汉之际“西州”的地方势力得到很快的发展，河西窦融集团以边地骑士及羌胡劲兵佐助光武帝完成统一，可以视为一种有益的反馈。而后来因为帝国“西州”战略方针的接连失误，帝国东、西方政治、经济、军事失去平衡，“西州”军事集团的代表董卓进京，操控朝政，废立皇帝，残破两京，则是极具破坏性的反馈。从秦汉之初的“西州”开拓，到东汉末的“西州”边兵入京，中央与边疆的互动完成了一个轮回。“西州”作为一个地理观念的意义，蕴藏在这个贯穿两汉的互动过程之中。
[1] 《汉书》卷八三《薛宣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962年，第3393页。
[2] 《汉书》卷九九《王莽传中》，第4135页。
[3] 《后汉书》卷十三《隗嚣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965年，第522页。
[4] 《后汉书》卷七十《郑太传》，第2258页。
[5] 《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第2901页。
[6] 王海：《秦汉时期“北边”略说》，《史学月刊》2010年第6期。
[7] 《说文解字》，九州出版社，2001年，第667页。
[8] 张玉勤：《晋作州兵探析》，《山西师大学报》1985年第1期。
[9] 胡厚宣：《释殷代求年于四方和四风的祭祀》，《复旦学报》1956年第1期；李学勤：《商代的四风与四时》，《中州学刊》1985年第5期；王爱和：《四方与中心：晚商王族的宇宙论》，《中国哲学史》2001年第4期。
[10] 邢义田：《从古代天下观看秦汉长城的象征意义》，收入《天下一家：皇帝、官僚与社会》，中华书局，2011年，第89页。
[11] 孙家洲：《论汉代的“区域”概念》，《北京社会科学》1999年第2期。
[12] 王爱和：《四方与中心：晚商王族的宇宙论》，《中国哲学史》2001年第4期。
[13] 王子今：《“西域”名义考》，《清华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
[14] 《汉书》卷八三《薛宣传》，第3393页。
[15] 《汉书》卷七七《孙宝传》，第3259页。
[16] 《汉书》卷九九《王莽传中》，第4135页。
[17] 张春树：《汉代边疆史论集》，台北：食货出版社，1977年，第63页。
[18] 《后汉书》卷二四《马援传》，第833页。
[19] 《后汉书》卷二三《窦融传》，第805页。
[20] 《后汉书》卷二四《马援传》，第847页。
[21] 《后汉书》卷二九《申屠刚传》，第1016页。
[22] 《后汉书》卷二七《杜林传》，第937页。
[23] 《后汉书》卷十三《公孙述传》，第539页。
[24] 《后汉书》卷十五《来歙传》，第585页。
[25] 《后汉书》卷十九《耿恭传》，第723页。
[26] 《后汉书》卷五一《庞参传》，第1687页。
[27] 《后汉书》卷五一《桥玄传》，第1695页。
[28] 《后汉书》卷六五《皇甫规传》，第2134页。
[29] 《后汉书》卷六五《皇甫规传》，第2136页。
[30] 《续汉书》志第十一《天文志中》，第3245页。
[31] 《后汉书》卷三一《廉范传》，第1101页。
[32] 《后汉书》卷四六《陈宠传》，第1553页。
[33] 《后汉书》卷八二《方术传下》，第2708页。
[34] 《三国志·魏书》卷二四《高柔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959年，第682页。
[35] 《三国志·吴书》卷六二《是仪传》，第1412页。
[36] 《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982年，第2896页。
[37] 狄宇宙：《古代中国与其强邻：东亚历史上游牧力量的兴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224页。
[38] 《后汉书》卷七五《刘焉传》，第2433页。
[39] 《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上》，第21页。
[40] 《后汉书》卷七九《儒林传下》，第2571页。
[41] 《后汉书》卷十二《彭宠传》，第502页。
[42] 《后汉书》卷三三《朱浮传》，第1137页。
[43] 《后汉书》卷三三《朱浮传》，第1159页。
[44] 《后汉书》卷七二《董卓传》，第2322页。
[45] 《后汉书》卷八一《独行传》，第2672页。
[46] 《后汉书》卷五一《陈龟传》，第1692页。
[47] 《后汉书》卷十八《陈俊传》，第691页。
[48] 《后汉书》卷三二《樊准传》，第1128页。
[49] 《后汉书》卷八二《方术传上》，第2713页。
[50] 《后汉书》卷二七《郑均传》，第946页。
[51] 《后汉书》卷四《孝和帝纪》，第194～195页。
[52] 《后汉书》卷七《孝桓帝纪》，第317页。
[53] 《后汉书》卷五六《张纲传》，第1818～1819页。
[54] 《后汉书》卷五三《黄宪传》，第1744页。
[55] 《后汉书》卷六八《郭太传》，第2227页。
[56] 《后汉书》卷十三《隗嚣传》，第522页。
（作者单位：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编排：王润泽
审校：王文洲
审核：陈 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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