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建华 邵会秋｜中国早期铜器的起源
来源：《西域研究》2012年第3期
中国早期铜器的起源[1]
杨建华 邵会秋
本文通过对中国周边的中亚地区的三个早期铜器发展序列的分析，了解到亚洲地区早期铜器的一般发展规律以及本地发展与外来传入的区别；并收集了欧亚草原早期金属器的相关地区的资料，明确了这些铜器的年代；最后以此为基础审视中国最早并且集中的齐家文化金属器，对这些金属器可能的发展阶段以及来源做出有根据的推测。论文根据金属器的形态研究认为，中国早期金属器在形态方面很多都是外来的，但是没有解决中国金属器的制作能力是否也是外来的，这有待考古与冶金史更好的结合。
对金属器的考古研究主要有四个角度。第一是从金属成分入手，例如研究金属是否含砷或锡，是自然形成还是有意加入的；第二是金属器的制作技术，例如是锻造还是铸造的；第三是从器形与器类及其组合入手，例如武器与马具的增多可以揭示当时社会武装性与游动性的增强；最后是根据出土环境研究金属器，例如在龙山晚期陶寺墓地的铜器多出土于中小型墓葬，而不出土于大型墓葬，说明金属器还没有被当时的社会上层看成是财富与地位的象征。前两者主要是冶金考古的内容，后两者是考古学家涉及的领域，可以互相结合。本文则是从后两者出发进行研究。但由于资料发现与发表程度的限制，我们主要是从第三个角度，即器形与器类及其组合的视角进行讨论。
中国早期铜器的起源是一个国际上备受关注的问题。早期铜器在中国主要集中在西北地区相当于龙山时代至夏代的齐家文化中。目前大多数学者认为，在中国金属器的起源中，外来因素占有重要的地位。主要的根据有三：一是早期铜器在西北地区比中原地区发现的早、数量多，只有到了二里头时期中原铜器才迅速发展并超越西北地区，所以很有可能中原铜器是通过西北地区受到境外的影响；二是西北地区很多铜器的器形与境外铜器相似；三是中国早期铜器的年代要比欧亚大陆其他早期铜器的年代晚，大体相当于欧亚大陆青铜时代中期到晚期。但是在中国早期铜器的发展中，是否还存在本地发展的因素呢？张忠培先生通过对齐家文化的分期，提出齐家文化经历了从红铜向青铜过渡的发展历程。[2]而且仅从年代早晚出发，还不能完全否定中国早期铜器中有部分是自身起源的。如果有本地因素，外来因素与本地因素分别起多大的作用？这就涉及到如何确认齐家文化铜器中本地的特点与外来因素的辨识。要进行这种文化因素分析，首先要把视野扩大到中国境外周边地区的早期铜器。这方面的研究已经有学者做了大量工作。目前这种研究的做法是寻找与中国早期铜器相似的那些器物，确定其年代以及文化属性，还没有对境外早期铜器的发展做过系统梳理，也没有从中找出各地铜器发展的规律。与以往对中国早期金属的研究多是从中国资料出发并与周边地区相比较而言，本文是把中国早期金属作为欧亚大陆的一个区来看待。这种研究不同于个别器物的比较，而是从欧亚大陆的早期铜器一般的发展规律审视中国早期铜器中的外来因素的作用，这就如同把那些相似的器物放入一个文化背景(Context)中来研究，会发现更多的问题。
中国早期铜器的年代，大多比周边地区的略晚。因此，在对境外早期铜器的研究中，我们应该区分两种情况：第一种是某个地区铜器的起源与发展研究，这里涉及的都是比中国早的纯铜时代和青铜时代早期和中期。但总结出的铜器发展规律对于我们认识中国早期铜器发展很有启发，也可以鉴别出中国早期铜器自身的规律；另一种是与中国早期铜器同时期的境外早期铜器，大都从欧亚大陆青铜时代晚期开始(极个别可以到青铜时代中期)。只有是同时期的，才具备影响和传播的可能。这种研究国内已经有许多成果，所以我们更多的是做第一种研究。
以上是在方法上做的一点说明。
图一 早期金属主要出土地点分布示意
1.纳马兹加文化序列
这个序列是以纳马兹加遗址为主建立的，这个遗址是中亚马尔吉亚纳—巴克特里亚复合体(Margiana-Bactria)中最重要的遗址，基本代表了中亚地区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末期安德罗诺沃联合体(Andronovo Complex)南下前的整个年代序列。1952年对这个遗址进行了发掘，将纳马兹加序列分为Ⅰ-Ⅵ期(纳马兹加Ⅰ-Ⅵ)，前三期为铜石并用时代，后三期分别为青铜时代的早、中和晚期，青铜时代开始的年代为公元前3000年。[3]我们所涉及的序列包括了前五期(图二)。
图二 纳马兹加序列的铜器
比纳马兹加年代更早是安诺遗址(Anau)，属于新石器时代。在新石器时代，中亚地区就有少量的小件铜器，均为锻造。形制像是一个铜片卷成铜珠的半成品(图二，51)。属于铜石并用时代早期的纳马兹加Ⅰ期，分为早晚两小段，铜器有针、别针和可能作为工具使用的厚重的铜片以及用铜片锻打成的凿形器物(图二，45～50)。从种类看，分工具和装饰品；从制造技术看，主要为锻打；从器物种类看，主要以尖头的器物为主，如针、凿形器以及别针。这时铜器数量很少，处于萌芽期。
纳马兹加Ⅱ期的铜器数量明显增多，仍然以尖头器为主，有很多尖头的双刃刀、锥和别针(图二，17～33)，边刃器也有一定的增多，如镰和斧(图二，34、35)。这把斧明显是仿造石斧，还有金属丝围成的环饰(图二，40)以及铜镜(图二，43)。这时最大的变化是出现了只有内外范铸造才能制成的有銎斧，銎孔在斧身中部(图二，44)。
纳马兹加Ⅳ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装饰品中以双螺旋环别针为主(图二，7～13)，也有环饰(图二，14、15)。工具很少见，也许是发现的局限性。武器中出现了柄部很明显的短匕首(图二，16)。
到了纳马兹加Ⅴ期，匕首已经演变为标准的短剑(图二，5)，武器还包括有銎斧。原有的饰品基本不见，出现一种风格非常统一的金属印章(图二，1～3)。这一期的风格与Ⅳ期完全不同。
纳马兹加序列中的第一期与第二期有一个从萌芽到成熟的经过，以尖头形器为主要传统。第Ⅳ期与早期没有明显的联系，突然增加了大量的双螺旋别针，应该是来自外来文化因素。第Ⅴ期与第Ⅳ期也没有明显承袭关系，大量印章的出现说明是来自与第Ⅳ期完全不同的文化影响。
2.希萨尔序列
希萨尔遗址位于伊朗东北部，1931～1932年间由德国学者施密特主持发掘，1938年发表了该遗址的发掘报告，但很遗憾我们没有找到这本报告。1982年，施密特对这个遗址再次进行研究，并发表了《新石器时代至铜器时代希萨尔遗址北部聚落研究》一文。[4]我们是通过这篇文章对这个遗址进行研究的。遗址分为三期，分别相当于铜石并用时代晚期、青铜时代早期和中期(图三)。
图三 希萨尔遗址的铜器
第一期没有像纳马兹加序列那么多的尖头形器，只有几件形制非常固定的器物，有锛(图三，3)、凿(图三，4)、短剑(图三，6)和菌首别针(图三，23、24)。第二期出现单刃刀(图三，1)、无柄有柱脊的短剑(图三，5)，装饰品中有双螺旋别针和环饰(图三，21、22、27)。根据双螺旋别针可知，年代与纳马兹加序列第四期大体同时。第三期新出现大量武器和容器。尖头形器很不发达，只有针(图三，2)。武器有短剑(图三，7～9)、矛(图三，10、11)和管銎斧(图三，12～14)。装饰品中包括顶部有立兽装饰的别针(图三，15～20)、环饰构成的手镯(图三，25、26)和有柄镜(图三，34、35)。容器中有碗盆类、杯和单把罐和高领罐与瓶(图三，37～43)。
希萨尔序列从一开始就不见萌芽状态，也没有尖头形器的传统。刀不是这一地区常见的双刃尖头的形制而是单刃刀，第二期到第四期的短剑也各不相同。这三期没有明显的自身传统，这个系列应该是受到较多的外来文化影响。希萨尔系列中工具很少，但是有大量的武器，这说明该文化社会具有很强的武装性。强烈的外来文化影响与武装性的共存暗示了外来的征服与当地反抗。
3.锡亚尔克序列
锡亚尔克遗址是在1933～1937年由德国考古学家吉尔什曼发掘的，在1938年发表了《卡尚地区锡亚尔克遗址发掘报告》。[5]这个遗址由两个土丘构成，可以分为五期。第一期为新石器时代，第二期进入铜石并用时代，第三期与希萨尔第一期同时，第四期与希萨尔第二期同时，第五期为铁器时代遗存。
第一期的金属器以尖头器为主，有双刃尖头刀、锥、针和别针(图四，14～19)，尖头器以外的器物只有环饰(图四，20、21)。第二期出现了边刃器的工具，有斧和凿(图四，7～9)，装饰品中出现珠子(图四，10)，还有较多的金属容器(图四，11～13)。第三期铜器与第二期相似(图四，1～3)，只是新出现了内凹的铜镜(图四，4)。
图四 锡亚尔克遗址的铜器
锡亚尔克遗址的金属器从最早的新石器时代的第一期到铜石并用时代的第三期变化不大，有很强的传统因素，以尖头器为主，后期出现实用的边刃工具，如管銎很短的镐，说明这个遗址受到外来因素的影响小，只是第三期的金属容器可能是来自两河流域的影响。
根据以上三个遗址的研究，可以将中亚地区的早期铜器时代分为四期，它们的相对年代如下(见表1)。
表1 中亚地区各文化早期铜器分期对照表
从以上金属器发展序列的分析可以看出，纳马兹加和锡亚尔克均以尖头器为主，柄部与刃部没有分界，这种特点是从当地新石器时代发展而来的，应当是本地传统。之后逐渐发展到边刃器的工具。进入青铜时代之后工具不再成为金属器的主要器类，武器和装饰品明显增多，器物的柄部与刃部出现了明显的分界，使得器形更加规整，例如纳马兹加第四期的短剑。希萨尔遗址的铜器具有自身特点：这里在铜石并用时代就出现了柄部与刃部分界明显的短剑(图三，6)，凿的形态也很规范(图三，4)，别针的顶端形态清晰，而其他两个遗址的同类器的顶端形态非常模糊不清。这里在青铜时代早期就使用单刃刀，而不见更早形态的双刃刀。这些迹象表明，希萨尔遗址的金属器不是本地发展来的，而且从更加发达的地区传来的。进入青铜时代以后，工具类的金属数量衰减，而武器与装饰品类的猛增，说明这个时代的金属器更多的从生产领域转入战争与表现身份的功能上了。
通过对中亚地区早期金属器发展的分析，我们明确了当地铜器的传统以及本地发展与外来影响在金属器器形方面的表现，这对于我们认识中国早期金属器的起源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以上分析的中亚地区的三个遗址是境外距离中国西北地区较近的，它们所展现的早期金属器的发展规律，对于我们研究中国金属器的起源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仅仅了解这些还远远不够，还要简单地了解欧亚大陆其他早期金属器的情况。与中国和中亚地区早期铜器有关的铜器主要发现于环黑海沿岸、高加索和欧亚草原。
1.环黑海沿岸
这一地区从纯铜时代到青铜时代早期的金属器主要发现在卡布那窖穴(Karbuna)、东欧草原从事牧业的中斯托格文化(Sredny Stog)和黑海北岸从事农业的特里波利耶文化(Tripolye)(图五)。这里很少见尖头器。装饰品占有主要地位，主要是带孔的牌饰与环饰(图五，1～3、7～9、11、12、16)，武器为管銎战斧(图五，5、10、18、19)，工具以平板斧为主(图五，6、20)，少量锥和钩(图五，14、15)。进入青铜时代以竖穴墓文化(Pit-grave)为代表，出现柄刃分界清晰的双刃刀。
图五 欧洲草原的早期金属器
2.高加索地区
这里的纯铜时代金属器很少，主要是柄刃分界不明显的双刃刀或矛状器(图六，2、3)，装饰品仅有条形薄片卷成的镯(图六，1)。进入青铜时代，金属器的种类与数量激增，装饰品中出现了西亚地区的顶端为双卷曲状的别针(图六，6、7)；武器中有西亚特有的剑(图六，12、13)、草原的管銎斧(图六，10、11)以及柄刃分界明显的短剑(图六，9)；工具中有平板斧(图六，19、20)和西亚的管銎镐(图六，21)。青铜时代金属器有明显的外来因素，来自西亚与草原，这主要是由高加索的地理位置决定的。
图六 高加索地区的早期金属器
3.欧亚草原
在欧亚中部地区和亚洲草原出现的金属器要晚于欧洲草原。这里的金属器主要发现在公元前3千纪初的加林—波尔文化(Garin-Bor)和青铜时代早期至中期的阿凡纳谢沃文化和奥库涅沃文化。加林—波尔文化的工具为柄刃分界不明显的双刃刀(图七，1、2)，器身比中亚地区的宽，这里发现了形态非常早的空首斧，空首的形状不规整(图七，4)。装饰品有圆牌和卷曲牌饰(图七，5、6)。阿凡纳谢沃文化自身的铜器有形体很小的工具和武器(图八，9～11)以及弹簧性饰品(图八，12，13)。奥库涅沃文化的工具有嵌入式的刀和锥(图八，1、3)，武器中的短剑柄刃分界清晰，形态较为进步(图八，6)，矛的銎孔为锻打成的，两端不相接(图八，5)。装饰品主要是环饰，横截面是圆形，但是两端相交处为扁平状(图八，7、8)。
图七 欧亚草原加林波尔金属器
图八 亚洲草原早期金属器
以上三处金属器代表了各自地区的传统：黑海沿岸的管銎斧年代最早，代表了当地传统；草原地区的嵌入骨柄的工具和空首斧是当地的特点；高加索具有草原与西亚地区的双重影响。这些地区从纯铜时代开始的金属器都很少见尖头器，与中亚地区存在很大的差别。在对更广泛的金属器的分析之后我们可以进一步明确，中亚希萨尔的金属器受到黑海沿岸管銎斧的影响，而且是在青铜时代以后的管銎斧，它的形态(图三，12～14)比特里波利耶文化青铜时代早期的管銎斧更加规整。
我国最早的铜器大约出现在公元前3千纪中叶到公元前17世纪前后，即龙山时代到夏代。这时期的欧亚大陆已经进入青铜时代早期到中期。中国早期金属器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齐家文化的铜器。如果从我们对欧亚大陆早期铜器发展规律来观察就会发现，它实际是一个不同时期的混合体。虽然我们从目前出土器物的层位关系还无法将其进行分期，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根据早期铜器的发展规律对其进行年代早晚的辨析。
在齐家铜器中，刀的数量最多，而且形态各异。根据欧亚大陆早期金属刀的形态发展，可以将齐家的刀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单刃刀(图九，1)，这与大多数纯铜时代的双刃刀不同，说明齐家的年代要大大晚于纯铜时代。最早的单刃刀见于希萨尔的青铜时代早期。齐家的单刃刀不会早于这个年代。第二个时期是单刃有背刀(图九，2、3)，但是还没有出现刀柄与刀身的区别。第三阶段出现了刀柄，便于用手握住使用(图九，4)。第四阶段出现刀首装饰，柄部也加以装饰，还有以銎纳柄的按柄方式(图九，5～10)，这些器物的年代已经大大晚于欧亚大陆的青铜时代中期，与赛伊玛的组合略有相同之处。骨柄锥是齐家文化以及中国北方其后的文化常见的器物(图九，11)，在欧亚大陆见于奥库涅沃文化，说明中国西北地区早期铜器与亚洲草原的关系更为密切。年代应该在青铜时代早期向中期的过渡。齐家文化的尖头形器有锥和针之类的铜器(图九，12～15)。通过对中国境外早期铜器的分析可知，以农业为主的中亚地区的铜器基本是自身起源的，以尖头形器为特点；以牧业为主的亚洲草原地区的铜器大多是从欧洲草原传入或在其影响下产生的，所以推测齐家文化自身的铜器也有很大可能是以尖头形器为主，但是数量并不多。
图九 齐家文化金属器发展阶段蠡测
齐家文化的铜斧类器物有平板斧和空首斧(图九，16～18)。平板斧很宽，与纳马兹加Ⅱ的板斧相似，但是上端有一周凸弦纹。纳马兹加Ⅱ期的年代早于齐家文化，齐家文化的板斧有可能与这种板斧有渊源关系。齐家文化的空首斧带耳，形态比最流行空首斧的塞伊玛图尔宾诺遗存[7]要原始。欧亚大陆最早出现空首斧的，就目前掌握的情况看，见于公元前3千纪的加林—波尔文化，这个文化在乌拉尔山地区的森林草原地带。空首为圆形，无耳，壁薄(图七，4)。齐家文化的空首斧形态应当介于加林—波尔和塞伊玛图尔宾诺遗存之间。空首斧最早出现在森林草原地带，在草原地带并不多见，很可能是砍伐树木的工具，尤其多见于有铸造金属器能力的文化中，这样，就把空首斧、树木与铸铜联系起来。
齐家文化的装饰品中数量最多的是单层的环饰(图九，19～25)，见于中亚早期铜器，如锡亚尔克最早的铜石并用时代遗存中。欧洲草原早期铜器中的环饰多为多层弹簧状。应当属于当地的传统。至于齐家文化的泡饰和镜子(图九，27、28)，在欧亚大陆的青铜时代中期以前很少见，应当是青铜器晚期流行的器物，是齐家文化中年代很晚的铜器。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齐家文化金属器的年代相差很大。有些铜器可能超出了齐家文化的下限，还有像本文没有纳入齐家文化的沈那出土的青铜矛。[8]在这些齐家铜器中，大多数都与境外的铜器有联系，很可能是外来。有可能代表当地发展的铜器，如尖头器，几乎没有。这样就说明中国早期铜器中的器形是以外来文化的影响为主，但是这些外来影响到了齐家文化中，并不是原封不动的被接受，而是加以改造，所以我们看到存在外来影响又与境外器物不完全相同。
齐家文化铜器与境外铜器的联系，主要来自中亚地区和亚洲草原。根据中亚和草原金属器的年代可知，齐家文化金属器的外来影响，先是受到中亚地区的影响，后来受到草原的影响。
按照齐家文化铜器发现的位置，可以将其分为三组：A组分布在甘肃中部的武威、湟水上游和洮河上游；B组分布在青海东部高原和河湟地区；C组发现于大夏河和洮河中下游(见图一)，我们按组来分析这些铜器(图十)，会得出各组的如下特点(见表2)[9]。这个分析说明不同的地区、不同性质的遗存以及不同的获取资料的方式，都会对铜器的种类有所制约。近年齐家文化的铜器又有很多新的发现，鉴于资料还没有正式发表，本文没有包括。
图十 齐家文化铜器的分区
表2 齐家文化铜器的分组情况
从齐家文化的铜器组合来看，与中国后来诸文化没有发生明显的联系。但是就单个铜器看，这些铜器都成为其后中国铜器发展的一个重要来源。由此可以推断，齐家文化中的铜器来自不同地区，通过不同渠道(但是由于资料局限，我们还不知道这种传播的路线)。这些铜器并没有很好地组合成齐家文化特有的铜器特点，所以没有对后来中国铜器以组合的方式产生重大影响。
在文章开始我们提到金属器研究的四个视角，本文仅从金属器的形态角度进行了研究，提出齐家文化的金属器大多与境外的器形有关，但是又不完全的相同。外来文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不仅仅体现在器物的形态，还包括理念、技术以及人的到来。在这里我们没有解决的问题是：器物形态受到外来影响的同时，制作金属器的能力是否也是外来的？齐家文化居民的冶金能力是否存在从红铜到青铜的自身发展？这需要从金属器的成分以及制作技术的角度来考察。所以这方面的研究期待考古学家与冶金史学家很好的配合，设计出更有针对性的课题。
[1]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青铜时代与早期铁器时代中国北方与欧亚草原的交往”(项目编号：10JJD770001)中期研究成果。
[2]张忠培：《齐家文化研究》(上、下)，《考古学报》1987年第1、2期。
[3] Phillip Kohl，Central Asia Paleolithic Beginnings to The Iron Age，Paris，1984.
[4] E.F.Schmidt，Tepe Hissar-noelithische und kupferzeitliche Siedlung in Nordostiran，dargestellt von Paul Yule，1982.
[5] R.Chirshman，Serie Archèologique Tome Ⅳ Fouilles De Sialk:Près De Kashan 1933，1934，1937，Volume 1，Librairie Orientaliste Paul Geuthner 12，Rue Vavin (Ⅳ)，1938.
[6]这里的早期铜器主要参见E.N.Chernyky，Ancient metallurgy in the USSR－The Early Metal Age，Translated by Sarah Wright，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
[7] 〔俄〕切尔内赫，库兹明内赫著；王博，李明华译：《欧亚大陆北部的古代冶金：塞伊玛—图尔宾诺现象》，中华书局，2010年，第26～41页。
[8]王国道：《西宁市沈那齐家文化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3年)》，文物出版社，1995年。
[9]引自王振：《从齐家文化铜器研究看中国早期铜器的起源与发展》，《西部考古》(第二辑)，三秦出版社，2007年。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编校：杨春红
审校：王文洲
审核：陈 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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