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梅村 李军 | 乌禅幕东迁天山考——兼论公元前2～1世纪匈奴在西域的遗迹
来源：《西域研究》2012年第4期
乌禅幕东迁天山考
——兼论公元前2～1世纪匈奴在西域的遗迹林梅村 李军
内容提要
乌禅幕部落起源于哈萨克斯坦南部草原，公元前1世纪以前主要活动于中亚泽拉夫善河畔的康居（后称“粟特”）与伊犁河畔的乌孙之间。汉武帝征和二年（前92年），乌禅幕投奔匈奴日逐王，东迁新疆天山地区，成为匈奴统治西域的重要生力军之一。匈奴“五单于争立”时乌禅幕部随匈奴单于之子稽候狦东迁蒙古高原。近年新疆天山地区和蒙古高原发现的“胡须墓”，实乃乌禅幕部留下的遗迹。
近年新疆天山南北和蒙古高原不断发现的所谓“胡须墓”，引起中外学人乃至新闻界朋友的广泛关注。据考古发现，胡须墓起源于哈萨克斯坦南部草原地带，后来分布到阿尔泰山、天山，乃至蒙古高原。我们最近发现一些线索，说明胡须墓实际上是公元前1世纪从中亚草原归附匈奴的乌禅幕部落遗迹。
一、史书所述匈奴对西域的统治
公元前2世纪初，匈奴在蒙古草原崛起。在匈奴人的打击下，昔日西域霸主月氏人从敦煌、祁连山（天山东麓）间西迁伊犁河，从而引发了中亚草原民族大迁徙。伊犁河的塞人（希腊史料称作“斯基泰人”）被迫离开故乡，分三路南下。塔里木盆地西部的疏勒、莎车、于阗、扜弥，以及犍陀罗（今巴基斯坦西北部）的印度斯基泰王国（Indo-Scythian Kingdom）皆为塞人南迁之后建立的新王国。匈奴右贤王进驻月氏故地，引发了一场多米诺式中亚民族大迁徙。《史记·匈奴列传》记载：
今以小吏之败约故，罚右贤王，使之西求月氏击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马强力，以夷灭月氏，尽斩杀降下之。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以为匈奴。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
公元前176年匈奴人击败月氏后，成为西域诸国的新霸主。匈奴在西域新开拓的疆土，北至阿尔泰山的呼揭，西至天山博格达峰北麓，南至罗布泊北岸的楼兰，由匈奴右贤王统辖。不久，匈奴老上单于（前174～前161年在位）与乌孙昆莫猎骄靡联兵西征，又将大月氏人从伊犁河驱赶到中亚阿姆河流域。此后，乌孙人在伊犁河流域建立了新的家园，而匈奴右贤王进而占领了天山博格达峰北麓的地区。
《汉书·匈奴传》记载：“乌维单于立十岁死，子詹师庐立，年少，号为儿单于。是岁，元封六年（前105年）也。自是后，单于益西北，左方兵直云中，右方兵直酒泉、敦煌。……其明年（前99年），汉使贰师将军将三万骑出酒泉，击右贤王于天山（今哈密之北巴里坤山），得首虏万余级而还。匈奴大围贰师，几不得脱。汉兵物故什六七。”由此可知，匈奴右贤王对西域的统治长达67年。
汉武帝征和元年后，匈奴对西域的统治进入第二阶段——日逐王时代。《汉书·西域传序》记载：“西域诸国大率土著，有城郭田畜，与匈奴、乌孙异俗，故皆役属匈奴。匈奴西边日逐王置僮仆都尉，使领西域，常居焉耆、危须、尉黎（或作尉犁）间，赋税诸国，取富给焉。”狐鹿孤单于以先贤掸为日逐王约在汉武帝征和元年（前92年）。[1]关于日逐王统治西域始末，《汉书·匈奴传》记载：
握衍朐鞮单于立，复修和亲，遣弟伊酋若王胜之入汉献见。单于（狐鹿姑单于，公元前96～前85年在位）初立，凶恶，尽杀虚闾权渠时用事贵人刑未央等，而任用颛渠阏氏弟都隆奇，又尽免虚闾权渠子弟近亲，而自以其子弟代之。虚闾权渠单于子稽候狦既不得立，亡归妻父乌禅幕。乌禅幕者，本乌孙（今伊犁河流域）、康居（今乌兹别克斯坦）间小国，数见侵暴，率其众数千人降匈奴，狐鹿姑单于以其弟子日逐王姊妻之，使长其众，居右地（指日逐王在西域的分地）。日逐王先贤掸，其父左贤王当为单于，让狐鹿姑单于，狐鹿姑单于许立之。国人以故颇言日逐王当为单于。日逐王素与握衍朐鞮单于有隙，即率其众数万骑归汉。汉封日逐王为归德侯（前60年）。单于更立其从兄薄胥堂为日逐王。
匈奴日逐王统治西域的行政中心——僮仆都尉设在焉耆、危须、尉犁之间，匈奴对西域第二阶段的统治长达32年。
二、关于僮仆都尉城
《汉书·西域传序》说僮仆都尉“常居焉耆、危须、尉黎间”，那么匈奴在西域的统治中心——僮仆都尉城亦当在这三个西域小国之间。
《汉书·西域传》记载：焉耆国，“西南至都护治所（今轮台县东南）四百里，南至尉犁百里，北与乌孙（活动于今伊犁河流域）接。近海水（今博斯腾湖）多鱼。”据我们考证，公元前60年西域都护建立前，塔里木盆地流行圆形古城。[2]今新疆焉耆县境内、博斯腾湖附近有两座圆形古城，一为七个星古城，另一为俏尔墩古城。[3]员渠城因建于沼泽、河网地带故名“员渠”，《后汉书·西域传》称为“南河城”。其文曰：“焉耆国王居南河城，北去长史所居八百里，东去洛阳八千二百里。户万五千，口五万二千，胜兵二万余人。其国四面有大山，与龟兹相连，道险厄，易守。有海水曲入四山之内，周匝其城三十余里。”南河，当指开都河；海水，指博斯腾湖。两汉书所言“员渠城”或“南河城”的地形和地貌，皆与焉耆县北大渠乡八家户村西北的俏尔墩古城（图一，1）的地形、地貌相符，那么员渠城当在俏尔墩古城。
图一 四城卫星照片
（1.员渠城 2.尉犁城 3.危须城 4.僮仆都尉城）
《汉书·西域传》说员渠城“南至尉犁百里”，那么尉犁城应该在俏尔墩古城之南百里，今为库尔勒市南部。《水经注·河水注》卷二记载：“敦薨之水（今开都河），自西海（今博斯腾湖）经尉犁国。国治尉犁城。西去都护治所三百里。北去焉耆百里。其水又西出沙山（今库鲁克塔格山）铁谷关，又西南流，经连城别注。”[4]据新疆文物普查资料，尉犁城应在库尔勒市南5公里阿瓦提村玉孜甘古城，四周现为民宅和良田，开都河从古城东面流过。该古城平面呈圆形，有内外两重城，内外两城相距200米，外城毁于20世纪30年代。内城残墙高2～3米。城中心有一南北长80米、东西宽40米的黄土台基，上面有较多陶片。在古城东北角，紧靠城墙有一直径50米、残高2米的半圆形土堆。20世纪30年代，黄文弼来此城调查，测得城墙周长约1012米。城内陶片以红陶为主，也有极少数灰陶，有的器表上有黄或紫红色陶衣。论者以为玉孜甘古城系唐代古城，不一定正确。[5]该古城平面呈圆形（图一，2），当为西汉古城。《汉书·西域传》记载：“尉犁国，王治尉犁城。去长安六千七百五十里。户千二百，口九千六百。尉犁候、安世候、左右将、左右都尉，击胡君各一人，译长二人，西至都护治所三百里，南与鄯善（今若羌县）、且末（今且末县）接。”从年代和位置判断，匈奴日逐王时代的尉犁城必在玉孜甘古城无疑。
《汉书·西域传》记载：危须国，“西至都护治所五百里，至焉耆百里。” 文中提到危须城“西至都护治所五百里”，而《汉书·西域传》说焉耆国都员渠城“西南至都护治所四百里”，那么危须城在员渠城之东百里，今和硕县博斯腾湖北岸。黄文弼曾经到博斯腾湖沿岸调查汉唐时代古迹，认为危须城在今和硕县曲惠古城。[6]然而，曲惠古城平面呈长方形，东西宽100米，南北长150米，是典型的中原汉式建筑，而危须城应为西域建筑风格的圆城。据新疆文物普查资料，危须城实际上在和硕县清水河西地古城（图一，3）。该古城位于清水河农场四队南约500米处，地处博斯腾湖北岸。该古城平面呈圆形，周长1200米左右，城内东北部有一较大土阜，高10米左右。[7]
耐人寻味的是，员渠城（俏尔墩古城）与尉犁城（玉孜甘古城）之间还有一座圆形古城，今称七个星古城。该古城平面呈圆形，有内外两重城墙，外城为椭圆形或圆形，周长750米；内城呈椭圆形，周长300米。[8]从卫星照片仍可清楚地看到七个星古城内城的城圈（图一，4）。从这座古城的形制和位置判断，此城当即匈奴日逐王所建僮仆都尉城。
据以上讨论，《汉书·西域传序》所说“常居焉耆、危须、尉黎间”，就是在焉耆县俏尔墩古城、库尔勒市玉孜甘古城之间的七个星古城，匈奴在该古城设僮仆都尉向西域三十六国征收赋税。
三、乌禅幕东迁天山之遗迹
近年新疆境内匈奴考古最重要的成就，莫过于从中亚草原投靠匈奴日逐王的乌禅幕部落古墓的发现。公元前92年，中亚乌禅幕部落投奔匈奴日逐王，从哈萨克草原南部迁入日逐王所在的西域领地。《资治通鉴》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记载：
握衍朐单于立，凶恶，杀刑未央等而任用都隆奇，又尽免虚闾权渠子弟近亲而自以其子弟代之。虚闾权渠单于子稽候既不得立，亡归妻父乌禅幕。乌禅幕者，本康居、乌孙间小国，数见侵暴，率其众数千人降匈奴，狐鹿姑单于以其弟子日逐王姊妻之，使长其众，居右地（日逐王在西域的领地）。日逐王先贤掸，其父左贤王当为单于，让狐鹿姑单于，狐鹿姑单于许立之。国人以故颇言日逐王当为单于。日逐王素与握衍朐单于有隙，即帅其众欲降汉，使人至渠犁，与骑都尉郑吉相闻。吉发渠犁、龟兹诸国五万人迎日逐王口万二千人、小王将十二人，随吉至河曲，颇有亡者，吉追斩之，遂将诣京师。汉封日逐王为归德侯。
我们认为，近年新疆发现的所谓“胡须墓”正是公元前1世纪从中亚迁入新疆的乌禅幕人留下的遗迹。
1927年，苏联考古学家在哈萨克斯坦的卡拉干达首次发现胡须墓，后来在哈萨克斯坦境内不断发现此类古墓，命名为“塔斯莫拉文化”。塔斯莫拉墓地一般由5～10座古墓组成，其中包括一或两座胡须墓。大部分胡须墓有两个封堆，两封堆有大小之分，大的为主墓，小的为次墓。主墓下有墓室，内见人骨；次墓下无墓室，在原地表上常见马骨和陶器。少量胡须墓只有一个封堆。胡须均向东延伸20～200米不等或者更长，胡须石堆一般宽约1.5～2米（图二）。
图二 哈萨克草原的胡须墓及其随葬品
关于胡须墓的年代，苏联考古学家依据墓中出土铜镜、带扣、铜镞等文物，认为绝大多数胡须墓的年代在公元前7～前3世纪。从墓中出土金饰件看，个别胡须墓可能晚到公元3～4世纪（图二～三，图五）。[9]1998年，塔斯莫拉文化与哈萨克斯坦历史名城——讹达拉城一道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1989年，新疆考古工作者在阿勒泰地区进行文物普查，并在阿勒泰市西南沙尔胡松附近的一片墓地发现一座有奇特地表标志的古墓，这座古墓由圆形封堆向东伸出两排很长的石列，石列南北相对，并向外弯曲成弧状，研究者以为当即俄罗斯学者所谓“胡须墓”。[10]
1993年8月，中日联合天山、阿尔泰山游牧民族历史文化考察队在天山裕勒都斯盆地发现一片古墓地，该墓地密集分布着50座石堆墓，其中有两座为胡须墓（图四，1）。在这两座胡须墓之间有一大型石圈遗址，石圈中间的石堆顶部内凹，环绕石堆有石圈，石圈的外围又有一大的石围，两石圈和石围之间铺十字形交叉的石带，最外环绕7个小石圈，在同一区域还见有一座大型的同类遗存。[11]
图四 巴音布鲁克草原和东部天山的胡须墓
1993年8月，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队在阜康市南泉发现一处古代墓地，这个墓地有大小石堆墓20多座，其中5座是“胡须墓”，并发掘了其中2座。一座胡须墓的封堆下有竖穴墓室，而“胡须”石堆下无任何遗物；另一座“胡须墓”封堆和“胡须”下均未见墓室或遗物（图四，2）。发掘者推测这两座古墓的时代为西汉前后。[12]
乌禅幕部落东迁天山地区以前地处康居（后称“粟特”）与乌孙之间，在粟特文化影响下，乌禅幕古墓往往随葬一种管流陶器（图五）。[13]1993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阜康市阜北农场基建队遗址采集的一组汉代陶片中有管流器陶片（图四，3），[14]我们认为，这组带管流器的汉代陶片当属于乌禅幕文化遗存。
图五 公元前3～前1世纪南哈萨克斯坦的胡须墓（1～2.南哈萨克斯坦的胡须墓；3.木雕虎头；4.青铜扣饰；5.单耳空首青铜斧；6.青铜带扣；7～8.青铜刀剑；9.石斧；10.三棱青铜箭头；11.砺石；12.青铜锥；13.陶器）
2008年8月，新疆文物普查队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托里县库甫乡调查结托巴土墩墓时，在该墓葬以南约1公里处发现2座胡须墓，在该墓葬周边新发现大规模的墓群，墓葬形制包括土堆墓、石堆墓、石围墓、石围石堆墓等，总数达百余座。托里县胡须墓圆形的封堆和长长的“胡须”由大小不一的山石垒砌而成。其中一座封堆直径15米，胡须与封堆相接，分别长45米、38米，宽2～3米；另一座封堆直径21米，胡须与封堆不相接，长23米，宽1.5～3米。胡须墓位于墓葬群西面，墓葬南侧两条由泥岩石块修筑的“八字”胡须保存较好。至此，托里县境内已经发现8座胡须墓。[15]据报道，2011年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福海县也发现一座胡须墓。[16]
2008年5月，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和博乐市文物普查队在温泉县哈日布呼镇的乌拉斯台与博乐市小营盘镇牧业草场交界处调查时，在阿拉套山南坡发现了两座规模较大的胡须墓，一墓为夫妻合葬墓，双墓并列；一墓为单体墓。两处胡须墓的“须”均面向东伸展，呈“八”字型分布。2005年，温泉县文物普查队又发现两座胡须墓，这个新发现是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目前发现的第二处胡须墓。[17]
2002～2007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队在发掘小河墓地时，对周边古代遗存进行考古调查，并且采集到西汉陶片（图六，1～12）、西汉晚期石眉笔和东汉连弧柿蒂纹铜镜。我们感兴趣的是，他们在小河遗址发现的乌禅幕文化典型器——管流陶片（图六，13～17）。[18]
图六 小河遗址出土西汉陶片（1～12）和乌禅幕式管流陶片（13～17）
如前所述，日逐王时代从中亚哈萨克草原东迁新疆的乌禅幕部落，是匈奴统治西域的重要生力军之一。小河流域地当丝绸之路要冲，日逐王自然要派重兵把守。小河遗址分布有大批西汉管流陶片，说明这里的交通要道由乌禅幕士兵负责把守，代匈奴日逐王向丝绸之路过往商人征收赋税。匈奴乌禅幕部在公元前58年东迁蒙古高原，那么小河流域的乌禅幕式管流陶片当不晚于公元前64年。《汉书·西域传》记载：“至宣帝时，遣卫司马使护鄯善以西数国。”《资治通鉴》将此事系于元康二年（前64年）。这里提到的“卫司马”指郑吉。
为了争夺匈奴最高统治权，公元前1世纪乌禅幕部随匈奴单于之子稽候狦东迁蒙古高原。《汉书·西域传序》记载：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匈奴东蒲类王兹力支将人众千七百余人降都护，都护分车师后王之西为乌贪訾离地以处之”。北庭古城以西为乌禅幕驻地。从《汉书·西域传序》看，公元前60年乌禅幕部落业已离开阿尔泰山、天山地区，东迁蒙古高原。
汉宣帝神爵四年（前58年），乌禅幕与匈奴东部姑夕王等人共立虚闾权渠单于之子稽候狦为呼韩邪单于，击败握衍朐鞮单于，握衍朐鞮自杀身亡。都隆奇等人共立日逐王薄胥堂为屠耆单于，又击败呼韩邪。此时呼揭王自立为呼揭单于，右奥鞮王自立为车犁单于，乌籍都尉亦自立为乌籍单于，史称“五单于争立”。从《汉书·匈奴传》相关记载看，乌禅幕部在阿尔泰山托里等地的牧场被阿尔泰山的呼揭单于占据。
据以上调查，胡须墓在新疆的分布，西至博尔塔拉蒙古族自治州温泉县，北至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托里县，东至昌吉回族自治州阜康市，南至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巴音布鲁克草原乃至小河流域。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乌禅幕东迁蒙古高原，那么新疆境内的胡须墓无疑早于匈奴“五单于争立”时代（前58年）。
四、昭君青冢今安在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以为“胡须墓”主要分布在以卡拉干达为中心的哈萨克斯坦中部，其他地方只有零星分布。然而，据日本学者林俊雄调查，除了哈萨克斯坦外，胡须墓还以一种略为变化的形态，向西分布至伏尔加河，向东分布至新疆天山地区，公元前1世纪胡须墓进入蒙古高原，最东可达蒙古高原的色楞格河流域，是欧亚草原东部广泛分布的一种草原游牧文化。[19]正如前文指出的，胡须墓在蒙古高原的出现与公元前1世纪乌禅幕东迁蒙古高原有直接联系。
汉宣帝神爵四年，乌禅幕发兵击败握衍朐鞮单于，在匈奴东部姑夕王、岳父乌禅幕及左地贵人拥立下，稽候狦终于登上匈奴单于宝座，称呼韩邪单于（前58～前31在位）。[20]五凤二年（前56年）秋，呼韩邪单于击败右地屠耆单于。四年夏，被其兄郅支单于击败，引众南近塞，遣子入汉，对汉称臣，欲借汉朝之力保全自己。
汉宣帝甘露三年（前51年）正月，呼韩邪单于入朝觐见汉宣帝于甘泉宫（今陕西淳化县西北），受特殊礼遇。数年后，鉴于郅支单于西迁，内患已消，力量渐强，呼韩邪单于率部重归漠北。汉元帝竟宁元年（前33年）正月，呼韩邪第三次朝汉，自请为婿，娶汉宫女王嫱（昭君）为妻，号为宁胡阏氏，史称“昭君出塞”。[21]
昭君出塞后，汉匈两族团结和睦，国泰民安。汉匈之间40余年无战事。正如《汉书·匈奴传》所言，“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忘干戈之役”。《汉书·匈奴传》记载：“王昭君号宁胡阏氏，生一男伊屠智牙师，为右日逐王。大阏氏生四子：长曰雕陶莫皋。呼韩邪死，雕陶莫皋立，为复株累若鞮单于。复株累单于复妻王昭君，生二女。”汉成帝建始二年（前31年），呼韩邪单于亡故，留下一子，名伊屠智牙师，后为匈奴右日逐王。据《后汉书·南匈奴传》记载，“成帝赦令从胡俗”。王昭君忍辱负重，按照匈奴人“父死，妻其后母”之礼俗，改嫁呼韩邪长子复株累单于雕陶莫皋，又生二女，长女名须卜居次（匈奴语“公主”），次女名当于居次。
由于文献语焉不详，昭君出塞后在蒙古高原何处安身？何处下葬？一直是个不解之谜。《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其送死，有棺椁、金银、衣裳，而无封树、丧服；近幸臣妾从死者，多至数十百人。”意思说：匈奴古墓有棺材，随葬金银器和名贵的衣服，但是地表不建高大的封土堆，并用数以百计的宠臣、妻妾殉葬。这是汉武帝时匈奴流行的葬俗，乌禅幕从天山地区东迁蒙古高原后，对匈奴的葬俗产生巨大影响，匈奴人开始在墓上构筑大型石封堆。俄罗斯考古学家称之为克列克苏尔（Khirigsuurs）。
1993年，林俊雄等日本学者在蒙古高原发现一处大型克列克苏尔古墓群。其中一座最大的克列克苏尔石围墓中间的石堆向东伸出胡须。据林俊雄调查，胡须墓在蒙古高原的分布范围，向东最远可达蒙古国北境色楞格河流域，但是学界至今不明胡须墓是何人所为。[22]我们认为，胡须墓在蒙古高原的出现与公元前58年乌禅幕部东迁蒙古高原直接相关。
今呼和浩特市南郊有一座规模宏大的古墓，北依大青山，南傍黄河水，长期以来一直被当作昭君墓，俗称“青冢”。殊不知，呼韩邪单于从小生长在西域乌禅幕部落，后来被岳父乌禅幕推上匈奴单于宝座，那么昭君墓理应葬在呼韩邪单于东迁蒙古高原后的牧场，与乌禅幕部落聚族而葬。
2006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蒙古高原考察队在蒙古国西部扎布汗省台勒门县伊德河北岸考察了一座克列克苏尔式大型石堆墓（图七）。据罗新介绍，这处大型石堆墓有放射状的、胡须形状的石堆线条，因此考察队成员认定这便是新疆、中亚和阿尔泰地区常见的胡须墓。[23]
蒙古国色楞格河与下游伊德河之间的胡须墓地，就是乌禅幕部东迁蒙古高原后的驻牧之地。昭君出塞后主要生活在这片大草原，去世后理应与乌禅幕部落聚族而葬。如果王昭君按照匈奴礼俗下葬，那么她去世后就葬于色楞格河与下游伊德河之间乌禅幕部特有的胡须墓群之中。
[1] 林幹编：《匈奴史论文选集》，中华书局，1983年， 第97页。
[2] 林梅村：《楼兰：一个世纪之谜的解析》，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第125～130页。
[3] 新疆文物普查办公室，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文物普查队：《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文物普查资料》，《新疆文物》1993年第1期。
[4] 郦道元著；陈桥驿译注；王东补注：《水经注校证》，中华书局，2007年，第39页。
[5] 新疆文物普查办公室，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文物普查队：《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文物普查资料》，《新疆文物》1993年第1期。
[6] 黄文弼：《新疆考古发掘报告（1957～1958）》，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24页。
[7]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普查办公室，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文物普查队：《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文物普查资料》，《新疆文物》1993年第1期。
[8]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普查办公室，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文物普查队：《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文物普查资料》，第66页。
[9] Leonid T.Yabalonsky, The Mterial Culture of the Saka and Historical Reconstruction,in: Jeannine Davis-Kimball (ed.),Nomads of the Eurasian Steppes in the Early Iron Age,Berkeley:Zinat Press,1995,pp.203-207,fig.2，6 and 11-23.
[10] 刘学堂：《“胡须墓”之迷——中亚草原地带一种奇特的文化遗迹解读》，《中国文物报》2003年8月15日第7版。
[11] 张玉忠：《天山裕勒都斯河谷的古代墓葬》，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编：《新疆文物考古新收获（续）：1990～1996》，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7年，第303～304页。
[12] 张玉忠：《阜康市南泉“胡须”墓》，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编：《新疆文物考古新收获（续）：1990～1996》，第414～417页。
[13] 哈尔马塔主编；徐文堪等译：《中亚文明史》第二卷，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年，第373～374页，图2。
[14] 于志勇，阎伦昌：《阜康市阜北农场基建队古遗存调查》，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编：《新疆文物考古新收获（续）：1990～1996》，第424页。
[15] 巩亮亮：《托里发现罕见胡须墓》，《新疆都市报》2010 年8月12日。
[16] 参见福海之窗网页（www.xjfhx.gov.cn/list.asp?unid=2640 2011-5-19）。
[17] 吴明：《阿拉套山南坡发现胡须墓》，《博尔塔拉报》2008年6月26日。
[18]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罗布泊地区小河流域的考古调查》，《新疆文物》2007年第2期。
[19] 林俊雄：《胡须墓的分布：一种跨越国境的文化》，转引自刘学堂，吕恩国：《新疆三海子金字塔式“巨石冢”的文化性质及其它》，《中国文物报》2002年8月23日。
[20] 陆峻岭，林幹合编：《中国历代各族纪年表》，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615页。
[21] 《后汉书·南匈奴传》，〔宋〕范晔撰，〔唐〕李贤注：《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第2941页。
[22] 刘学堂，吕恩国：《新疆三海子金字塔式“巨石冢”的文化性质及其它》，《中国文物报》2002年8月23日。
[23] 罗新：《历史的高原游牧——出古入今》，中华书局，2011年，第229～230页。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文博学院)
编校：宋 俐
审校：王文洲
审核：陈 霞
扫码关注我们
微信：西域研究
邮箱：xyyjbjb@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