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得芝｜蒙元史研究中的历史语言学问题
来源：《西域研究》2012年第4期
蒙元史研究中的历史语言学问题
陈得芝
学元史的最难处之一当是译名问题。钱大昕批评《元史》说：“明初史臣既无欧宋之才，而迫于时日，潦草塞责，兼以国语翻译，尤非南士所解，或一人而分两传，或两人而合一篇，前后倒置，黑白混淆，谬误相沿，更仆难数”（《元史本证序》）。潦草塞责，应归罪于朱元璋的程限督迫，对史臣不解译语而造成诸多弊病的指责似乎太苛刻，因为他们据以编纂的原料本身就是“音读歧异”、“译无定言，声多数变”（汪辉祖《元史本证·自序》）；钱大昕讲到廉希宪又名忻都，廉恂又名米只儿海牙时说：“以予博考二十年始知之，盖元史之难读，视他史尤甚也”（《潜研堂金石文跋尾·松江宝云寺记》）。元代文献中的非汉语译名存在着大量同人异名、同名异译，以及译名的讹、脱、颠倒等现象（有些是来自原文的语音差异或书写错误），更何况这些人、地、部族、职官等专名来自蒙古、突厥、吐蕃、南亚以及西域多种语言，迄今仍有不少是中外学者都难以复原和解释的，明初南士对此自然更束手无策了。其实最该指责的是乾隆修《四库》对元代文献各种专名的胡乱篡改，翻阅《元史语解》简直令人啼笑皆非。译名问题使整理元代文献难度特大，而四库馆臣的胡乱篡改更是难上加难。新近出版的《全元文》所收仅有四库本者，被改专名一律照录，无可奈何（但最好应将前人考释正确的作为附注补入）。
元史史料还有蒙、藏、畏兀儿、波斯、阿拉伯、拉丁等多种文字的历史文献。自洪钧著《元史译文证补》，国人始利用西域史料研究元史，但西域史料原文传抄中的讹误以及转译者造成的讹误同样很多，洪钧书译名的讹误，就对《蒙兀儿史记》、《新元史》以及清末民初的其他元史研究著作带来不良影响。上世纪前期，研究元史的学者多着力于做名物制度的考释，将研究水平提到新阶段。韩儒林师于七十年前所著《成吉思汗十三翼考》是将《圣武亲征录》与同源的波斯文《史集》直接比勘，相互订补，并纠正洪钧及柯、屠等前辈译名的错误；《爱薛之再探讨》则是将仅有四库本的姚燧《牧庵集》中四篇封制里被改专名依据其他史料加以复原，从而发掘出一直晦暗不明的史实。他给学生讲民族史研究中的审音勘同问题，指出必需掌握汉语的音韵知识和民族语的语音演变。邵循正先生1943年在西南联大给学生作《语言与历史》的讲演，指出“不彻底了解一时一地的语言，就不免对史料发生误会，或不能充分利用。”特别要注意各族间语言转借中发生的语义、语音变异，并举许多蒙元史例证加以说明。他们给后学的启示主要是要借鉴西方学者的成就，特别是科学的研究方法（傅斯年先生所说“近代学问最光荣的成就之一”的比较语言学方法），将汉文史料直接与其他语文史料进行比勘，互订互补。蒙元史史料中的译名问题极多，需要许多代学人持续努力去解决。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最近立了个项目《元史会注考证》，希望秉承前贤遗志，在尽量全面搜集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为《元史》作考注。感谢王德毅等先生三十年前编的《元人传记资料索引》，非汉语人名都注上拉丁字转写，很便于检索，并给我们提供了复原的基础；后来罗依果先生的《元史人名录》收罗更富，凭他精通多种东西方语言的条件，期望其译名的转写应更准确，遗憾的是都不注转写，仅按汉字拼音顺序编排，当然这是极谨慎的做法。我们打算尽可能将《元史》中的译名注上原文转写，并恢复一些被篡改文献中的译名，从而挖掘更多一些史料。但没有把握能做多少，准确性如何，所以要多方求教。
处理译名问题，首先是要了解汉语的古音。音韵学对非专业者来说很艰深，音韵学家又多有不同意见，但掌握基本知识还是可以做到，比如守温三十六字母、反切、等韵等。钱大昕的古无轻唇音、舌上音之说，以及古音的清浊之别，对保留古音较多的南方人比较容易理解。元代汉语处在中古向今音演变中，周德清的《中原音韵》和朱宗文校订的《蒙古字韵》经许多学者研究，大体可以据此了解元代的语音，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所谓“入派三声”不等于入声完全消失，即周德清所说“呼吸言语之间，还有入声之别”；见系的齐、撮呼字还保留原声母，没有变为舌面音；疑ŋ母在一些字读音中还保留着，日母读zh音等等。汉字的韵母，元代音与今音也有差别，如《秘史》251节的“赵官”（当时蒙古人对南宋的称呼）的“赵”，中古音为澄母宵韵开口三等，元代音知系与照系合一了，但还没有变卷舌音，因而仍是齐口呼，八思巴字作čew（或džeu）。伯希和的《蒙古秘史》蒙古文音译,就将“赵官”译写为ǰaugon（柔音词或称阴性词，按其译例应作ǰäügön。罗依果即译写为ǰeugon）。亦邻真的《评〈新译简注蒙古秘史〉》举出许多实例就元代的汉、蒙古文语音对应原理作了详细说明，罗卜藏丹津《黄金史》中相应于明初汉字音写本的“赵官”写作Čaukon（词中的k／g字母标志为柔音词，应读为ǰeugon）。但有人将《秘史》的“札忽惕”（ǰaqut，旁译“金人每”）误释为就是指南宋的汉文“赵”字，盖因不明元代汉字“赵”的读音而致误。还要掌握基本的中古蒙古语语音语法知识，蒙古语语音也是古今有别的，《秘史》译者非常注意语音的对应，严格遵守元音和谐律，柔音词／阴性词与刚音词／阳性词分得很清楚，并用小字黑、克、勒和旁注“舌”表示音节末辅音q／k／l／r。上引亦邻真文中对用蒙古语今音来解释中古蒙古语有精辟的分析批评。此外，对蒙元时代文献中的藏语、突厥语、波斯—阿拉伯语名称，也要作古今音译的分析比较，了解不同时代与这些语言对应的汉文译音字，同时这也反映这些语言不同时代的读音。乾隆朝编纂《四库全书》，命将辽金元三史以及同时代其他汉文文献中的非汉语词统统改掉，四库馆臣全然不顾语言规则，结果将元代的历史文献弄得一团乱麻，给本来就极为困难的译名问题雪上加霜。这里举一些突出的例子：
语音讹误：
唆鲁和帖尼（Sorqaq-teni）改缫勒噶塔纳（Saugha-tana,桶珠）。蒙古语Sorqaq意为身上有胎记，-teni是阴性人名后缀。四库本将所有“帖尼”都改为塔纳（蒙古语：大珠）。
斡赤斤（Otčigin，突厥语ot-tegin，火王，蒙古人有幼子守灶之俗，故可汗幼子称之）改鄂齐锦（三角龟）；同名异译斡陈改旺沁（藏语dBang-chen，大权）。
旭烈［兀］（Hüle’ü，多余）改实喇（šira黄色）／锡里库（siliku，选拔）。
阿里不哥（Ariq büge，洁净巫）改额埒布格（Ere büge，男巫）。“不哥”解释是正确的，这是前元音词，但洪钧《译文证补》释为洁净牛就错了（牛为buqa）。
奥鲁赤（A’uruqči，管理老营者）改为敖拉齐（a’ulači，善走山者）。
亦乞剌真（Ikirejin，亦吉列部人，人名）改伊实琳沁（藏语Ye-shesrin-chen，智慧宝）。
察真（Ča’ajin，白色者）改彻辰（Sečen，聪明）。
卯真（Ma’ujin，歹者）改玛尔沁（藏语dMar-chen，大红）。
别吉（beki，称号）改布济克（bujik，舞）。
站赤（jamči，突厥语，yamči）改展齐（janči，司象人）。
也孙脱（Yesün to’a，九数）改约苏图（yosutu，有道理）。
军脑儿（Gün-naur，深湖）改沁诺尔（藏语chen-nor，大财富）。
和林（Qorum，砾石）解释为蒙语二十（qorin）。
野孙漠连（Yesün müren，九河）改为伊苏摩里（isumori，大马）。
折连怯呆儿（Jerenke’er，黄羊川）改齐兰格尔（jiranger，六十房）；同名异译折连怯儿改札兰齐喇（jalančira，满文世／严）。
怯鹿难（怯绿涟的异译，Kelüren［r>l>n］）改齐鲁纳（čiruna，牵连）。
借词及外来语的误读：
太阳罕（Taiyangqan，汉语，大王）改迪延汗（Diyen，禅定）。
旭真（hüjin，汉语，夫人）改格勒津（-geljin，从《蒙古源流》）。
海山（汉语，蒙古语译Haishan）改哈尚（Qasang，迟钝）。
懿璘真班（Irinjin-pal，藏语Rin-chendpal，大宝吉祥）改为伊勒哲伯（Ile jebe，明显／箭）。
阿昔迷失（Asiɤmiš，突厥语，利益）改阿实克默色（Asighmese，利器）。-miš是突厥语后缀，四库馆臣一律改为mese（器械）。
牙老瓦赤（Yalavači，突厥语，使者）改伊罗斡齐（Irowači，先知人）。
麻合没的滑剌西迷（Mahmud khorezmi，花剌子模人麻合没）改玛哈穆弟哈喇斯密（梵文Mahamudiharasmi，大珠光）。
赛典赤（SaiyidAjall，穆斯林对穆哈默德女婿后裔的称呼，杰出君主）被改为赛音谔徳齐（Sayinöteči，赛音，好也，谔徳齐，精壮人也）
黑辛八石（Qizilbaš，突厥语，红头）改为克实克巴克实（恩师）。
别失八里（Bešbaliq，突厥语，五城）改为巴实伯里（bašbeli，头—腰）。突厥语的八里（baliq，城）又被改为巴尔（bar［s］，虎）。
明里（melik，波斯语，国王）被用为人名的一部分，常被改为莽赉（蒙语manglai，前头）。
月即别（üzbeg，突厥语部酋）改伊济贝（ijibui，解释为全有）。
杨琏真加（西夏僧人，杨为姓，其名当为藏语rin-chenrgya，广大宝）被改为嘉木扬喇勒智（藏文’jam-dbyangsral-gyi,妙音［文殊］剑）。
西域地名的妄改更惊人，如塔八辛（Tabasayn，Tabas的阿拉伯语双数形式）被改为蒙古语达布逊（dabusun，盐），捏迷思（Немец，俄罗斯人对德国人的称呼）改为纳琳穆苏（细水）之类，不胜枚举。
总括起来，改名的错误主要原因大抵是：一，用清代语音读元代汉字，不顾元代汉语的见系齐、撮呼字应读k／k’，-m收声仍存，若干入声字保留促音（《秘史》中音节为-q／k／l收尾者，汉字音译往往用促音字并加小字标识），r／l／n互换等。这是就“中原雅音”论，南方语音保留古音更多，可能也对元代译名有影响。二，不明元代译写非汉语语音的规律，如-l结尾音节常读为-n；唇音-b>w>u的音变。三，用今蒙古语读音来读中古蒙古语（如q读成k、g，r／l不分等）,不顾阿尔泰语的元音协和律，阳性（后元音）词和阴性（前元音）词混淆；不了解蒙古人读外来词凡r-起头者均先读出其后的元音等。四，不了解不同语言借词在语义与语音上的演变，如-t->-č-，-ɤ>-q等。了解这些历史语言规律非常有用，可以帮助解决史料中诸多疑难。例如，蒙古人在说词首为R-的词语时，总要在前面将其后的元音放到前面读出，如将Ross读成Oross，元朝人译为斡罗思。元人刘郁执笔的常德《西使记》记载了旭烈兀西征时献国归降的“兀林国”， 先前的学者似均未能解通此名。我们根据审音原理就清楚了,元代汉字的-m韵尾仍保存，八思巴字《百家姓》“林”字写作lim（稍早读为liem），窝阔台建设的大蒙古国都城Qara Qorum（意为黑砾石）音译为哈剌和林。“兀林［国］”可以对应Lum／Rum，Rūm就是当时伊斯兰世界对小亚细亚操突厥语国家的称呼。蒙古人应是将Rum读为urum，常德的记载显示，《西使记》的“兀林国”无疑就是Rum[1]。《西使记》还记载了另一个地名，他从孛罗城（即今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东南的达勒特古城）西南行，“有关曰铁木儿忏察，守关者皆汉民，关径崎岖似栈道。出关至阿里麻里城。”研究元史的学者都知道，这就是《史集》记载的阿里不哥出兵攻打背叛他的察合台汗国阿鲁忽汗，其后卫军趁阿鲁忽因战胜阿里不哥先锋军而骄逸不备之机，急速突过称为“铁门关”（Temur-Qahalgha
藏文文献中拥有极为宝贵的蒙元史资料，韩先生早就注意到并加以利用。近几十年，许多重要文献经各国藏学家努力，先后译成汉文和其他文字，使蒙元史研究资料大为扩充。藏语的读音同样古今差别很大，唐朝以来，汉文史籍中有许多藏文各类专名的音译，还有汉蕃对音千字文残卷传世，把各个时期的蕃汉译名类编对照，对藏语的历史演变以及汉藏语系的研究都很有益。我曾冒昧建议翻译藏文史籍的专名，最好尽可能照顾不同时代的汉语译音，其实也是反映不同时代的藏语语音。藏学我是外行，说说容易，做起来很难。比如Khri（座，皇位）是唐代吐蕃统治者的尊称，当时汉文音译为“弃”（溪母至韵开口三等，音K‘i）或“乞立”（一般在后一词有b-前置辅音时，连读为入声-p），可见添足-r有时也读出，今译一般作“墀”（中古音澄母脂韵开口三等，读diei），与原文音读不合。弃宗弄赞（松赞干布）之父Nam rislonbtsan，今译囊日论赞，但nam的古音应为“南”,直到元代还读此音，而藏语的nang（内）才读为“囊”（如《元史》记载大都设有帝师的“囊八总管府”）。注意不同时代译音用字，便于我们将汉文史料与藏文史料的记载勘同，扩充研究的材料。如《元史》记载的乌思藏宣慰使软奴汪术和加瓦藏卜，就能与《红史》等藏籍的萨斯迦本禅gZhon-nu dbang phyug(意为童子自在)和rGyal-babzang-po（意为胜贤）勘同；《元史》记载宁宗弟燕帖古思受戒于西僧加儿麻哇（四库本改为嘉勒斡巴勒，《顺帝本纪》至元三年“征西域僧加剌麻至京师，号灌顶国师，赐玉印”，四库本把“僧加剌麻”当作人名，改为桑嘉喇嘛，谓唐古特语桑嘉依佛也，喇嘛番僧也），就可以与加儿麻派（今译噶玛）座主Karma-pa Rang-byungrdo-rje勘同。按软奴的“软”字为日母，元代读音，正可与藏文之zh音相应，而今译宣奴,“宣”在元代仍为心（s）母字，与原音不甚合。
元代文献被四库馆臣胡乱篡改的，若无史实相应的其他材料比勘，几乎无法照字面复原。下面举两篇史料为例，在前人基础上加些补充。
《牧庵集》卷十三《高昌忠惠王神道碑》的“达实密”，屠寄已据《元史·也先不花传》复原为传主之弟答失蛮，并补撰其父孛鲁合及其弟答失蛮等传（《蒙兀儿史记》卷五十），杨志玖先生对此答失蛮事迹考述更详（见所著《元代的几个答失蛮》）。碑文载图卜巴哈偕同其弟齐哩克、萨里斡罕、合腊斡罕（《元史·也先不花传》作脱不花、怯烈哥、昔剌斡忽勒、哈剌阿忽剌）归附太祖（当在1203年灭克烈之前），后率其属从征西域，以战功赐回鹘户。接着就说“在太宗世，又从帝弟睿宗平金。明年乙未，诏定、宪宗时以两诸侯王与苏布特再征西域，又率其属至有在行中。明年，至衮腾吉斯，与诸侯王巴图会征钦察、俄罗斯，至阿苏齐默斯城，皆先登。”后一段记载在屠寄撰《孛鲁合传》中仅作“岁乙未，长子出征之役，兄弟二人[3]又率其属在行间”。按苏布特即“长子西征”的军帅速不台；衮腾吉斯，元译“宽田吉思海”（Köl-Tengiz,突厥语“湖海”或蒙古—突厥语“海口”），即今里海；巴图即术赤子拔都，为西征诸王之首；俄罗斯，元译斡罗思（蒙古语读Ros为Oros）；阿苏齐默斯城即《元史》之“阿速蔑怯思城”（四库本《元史》改作乌苏木奇，“回语散落住处也”），阿速（阿兰Ās-Alan）国都Meges（米诺尔斯基V.F.Minorsky著有专文考释）。屠寄撰《窝阔台本纪》已就《元史·太宗本纪》所载此名作注，基本正确，但《牧庵集》这一被篡改译名却未勘同，或因四库本将“蔑怯思”改为“齐默斯”，又把“怯”改为“齐”之故。四库馆臣常用齐、察等精系字来改原文的怯、乞、奚、曲等见系字（见系齐、撮呼在元代并没有变为齿音），这是用清代读音来读元代汉字，将声母ts／ts’／k／k’混淆。这样的例子很多，如上述蔑怯思城的异译麦怯思，四库本改作默尔齐斯（谓即蔑里乞部）；克烈（部族名，异译怯烈，Kereit）改为齐尔，孛兰奚（boralki，阑遗）改为布哷齐（吹海螺人），怯怜口（ger-yin köüt，家人，家生孩儿）改为齐哩克昆（兵丁）；曲雕阿阑（Ködeüaral,成吉思汗大斡耳朵所在地）改作齐达勒敖拉（能山），其同名异译阔帖兀阿兰改为奎腾敖拉（冷山）；揭揭脑儿（Gege［n］naur，洁坚脑儿的异译，洁湖）被改为齐齐克诺尔（花湖）等等。
胡紫遹《紫山集》卷十五的《大元故怀远大将军彰徳路达鲁噶齐扬珠台公神道碑铭》记载有重要史实，但人名被篡改，很难勘同。碑文称“公名纳琳居准（Narin Küčün），祖曰图萨博德，考曰图尔哈彻尔巴图尔，相承为太祖、太宗图尔哈，饮水杨班珠尔纳苏图，开创同艰苦，事定酬勋，因其所居之山川,赐氏曰杨珠台。图尔哈彻尔侍太上皇，……其族弟博啰罕叛入太丑军，太上皇疑其有异志，指天而誓曰：臣以死无二心。遂奋不顾身，殊死以战，大败太丑军，灭博啰罕。上皇喜其忠贞，许以土地人民，辞不敢受，曰：俱非臣所欲也，臣宗族散落，愿托天威聚集之。得四百余家，复为大族。太上皇四子以公隶锡喇大王位下西征留公领本位诸局继受令旨充本位下达鲁噶齐先帝龙飞金符授彰徳路达鲁噶齐以本位汤沐邑也。……薨于私第之正寝，享年六十有三，实至元六年（1269年）也。子男五人长曰额哷，充中书省断事官；次曰雅图噶，侍从贤王立功西域；次曰阿固岱，……未及仕皆先公卒；次曰伊尔图，……袭爵彰徳路达鲁噶齐授怀远大将军；……次曰伊尔布哈，……授直省舍人，迁南京治中，至元二十九年以侄嘉议公让职，复承先业中顺大夫彰徳路大达鲁噶齐。孙男二人，长曰超台，……次曰斡里，袭爵九年，让归于叔，升嘉议大夫山东东西道肃政廉访使。”（按“太上皇”指拖雷，锡喇大王即旭烈兀）。
此碑前一段所述为太祖建国中事。“图尔哈”即秃鲁花（turqaq，怯薛卫士，转义为质子）；“班珠尔纳苏图”即铁木真与王罕会战于合兰真沙陀（Qalaqaljit-elet）后所驻之巴勒渚纳湖（Baljunanaur），凡同饮此湖水者后皆为建国功臣。此名在《元史》中又译班真海子［四库本改“班沁”bančin，藏语大智慧］、班朱泥河［四库本改班珠尔banjur］。（按元人常用-n来译写非汉语-l结尾音节，故bal、pal皆译为“班”，四库馆臣返译为ban是错的；而藏语的dpal［吉祥］元译“班”，四库本常错误返译为藏文bal<梵文bala，威，有力）。但《秘史》、《亲征录》、《史集》记载成吉思汗创业史，均不见此“杨珠台氏”父子事迹，更无因所居山川赐名“杨珠台氏”事。这一被篡改的氏族名，据《安阳金石录》卷八《韩魏王新庙碑》，可知就是宴只吉台（又作燕只吉台，Eljigitei），碑载：“贤王疆理西域，食邑于相，乃命大臣宴只吉台氏，系閧吉剌（即弘吉剌）贵族也。其子怀远袭爵，怀远没，嘉议袭之；嘉议让其叔太中，而升侍御史。”碑末题名“太中大夫彰德路达鲁花赤也里不花”。据此知神道碑所载纳琳居准幼子伊尔布哈原作也里不花，而袭职之第四子伊尔图原或作也里秃或也里脱，他死后由子斡里袭职，任职九年后让位其叔伊尔布哈（也里不花）。据王恽《秋涧集》卷五《十月牡丹》诗序：“彰德路监郡完闾嘉议，……壬辰（至元二十九年，1292）秋辞职让其叔也里不花”，知斡里之名原应作完闾。
《元史》列传有两位燕只吉台氏著名人物：世祖时的彻理、顺帝时的别儿怯不花（Berkebuqa），但其先世均与此碑所载人物、事迹无关。《秘史》记载成吉思汗建国后封诸功臣为千户，受封功臣中提出收集本部离散部众者一为汪古儿，一为捏古思氏的纳邻·脱斡邻勒；此外，忙兀部的畏答儿在合兰真沙陀之战中伤亡，太祖令其子“收完忙兀人民之散亡者”（见《元史》本传）。《秘史》《史集》所载诸千户名及其氏族，均无可与燕只吉台氏“图尔哈（turqaq）彻尔”对应者。不过《史集·部族志》的“弘吉剌惕部”条对燕只吉台氏族倒有比较详细的记载，传说系出金壶所生三子的后裔，长子后裔为弘吉剌部，次子后裔为亦乞列思、斡勒忽讷部，第三子Tūsbūdāū（碑文之图萨博德？）,后裔为合剌讷惕（Qarānūt）、弘理兀惕（Qūnglīūt）及娶乞台妇人所生的额勒只斤（Aīljīgīn，燕只斤）三部。“在成吉思汗时代，上述［额勒只斤氏］秃鲁合札儿巴阿秃儿（Tūrūqajer-bahādur）和撒儿塔黑巴阿秃儿两兄弟都很有名；在分配时，他们附在者台那颜(Jedai-nōyān)千户中被分配给了拖雷汗，并与忙兀部成为安答—忽答（义兄弟—亲家）。”此与碑文所载“图尔哈彻尔侍太上皇（即拖雷）”颇合，又可能因附着忙兀部者台千户，遂附会忙兀部人畏答儿的事迹以为显耀。碑文之图尔哈彻尔或可与《史集》之TuruqCher（波斯文j／č常混淆）勘同。
四库馆臣篡改之名杂乱无章，本想找出其译音用字的规律，可能有助于恢复原名，但试的结果收获很少，看来仅在其篡改用字上考究是行不通的，如果找不到相应的其他材料，《牧庵集》等重要史籍的复原整理就很难做到。
[1] 参见拙著《蒙元史研究丛稿》，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630页。
[2] 以上所引《史集》文字见德黑兰波斯文刊本（回历1373年，公元19741975年）第1274、1307页。
[3] 屠寄显然是指建国初授千户的孛鲁合之父昔剌斡忽勒与其兄脱不花，这是误解。长子西征事在1236年，而《元史·也先不花传》载“昔剌斡忽勒早世，其子孛鲁欢幼事睿宗，入宿卫”，睿宗即拖雷死于1232年攻金北还途中，时距昔剌斡忽勒归附太祖近三十年，当已亡故，不可能参加长子西征，且据碑文，太宗分封功臣（1236年），受束鹿封邑的是其子孛鲁欢。颇疑从拖雷长子蒙哥西征的当是孛鲁欢（孛鲁合）。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历史系）
编排：王润泽
审校：王文洲
审核：陈 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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