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晴 | 柳中屯田与东汉后期的西域政局——兼析班勇的身世
柳中屯田与东汉后期的西域政局——兼析班勇的身世
殷 晴
青少年时期的班勇，在其父班超培育下，“习边事，有筹略”，永元十三年随安息贡使回到中原，任军司马之职。东汉撤回都护后，匈奴势力重新控制西域。永宁元年班勇参加朝堂会议，面对主张放弃西域的权贵大臣，力挽狂澜，说服了与会者。他后被任命为西域长史，率五百士卒往柳中屯田，经他积极联络，西域诸国多拥护汉朝统辖，永建二年在招降焉耆时，班勇遭诬陷下狱，写下了《西域记》。而此后他所追求的统一局面，终于实现，丝路畅通，中西经济文化交流再现热潮。
班超，陕西扶风人，东汉永平十六年（73年）四十二岁时，投笔从戎，出使西域。[1]东汉建初八年（83年），当班超联络南道诸国，统一活动取得一系列胜利后，汉廷任命他为将兵长史，外出可用大将仪仗。是时章帝刘炟令卫候李邑护送乌孙使者回国。李邑一行通过南道行至于阗时，正值龟兹攻打疏勒之际，路途受阻，险恶难料，畏葸不前的李邑心生邪念，向朝廷谎称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毁班超“拥爱妻，抱爱子”安乐于外，不顾国家大计。班超闻之，十分感叹，他恐朝廷生疑，统一大业，毁于一旦。为实现初衷，“遂去其妻”。李邑这时在于阗称班超“拥爱妻，抱爱子”，应非凭空捏造，而是耳闻或目见一些迹象，夸大渲染造事。所以班超乃忍痛休妻。以知人著称的汉章帝，深知班超的忠心，闻此事后，虽知非子虚乌有，却仍责备李邑说：“纵超拥爱妻、抱爱子，思归之士千余人，何能尽与超同心乎？”明令他至疏勒接受班超调遣，并告超可留李邑在西域任职。班超不计前嫌，仍遣他带乌孙侍子返回京师。
班超至西域时四十二岁，前在内地已娶妻生子。万里迢迢，参军作战，自不能携带家属，此襁褓中的幼子，无疑乃西域夫人所生。现有关论著称述班超在疏勒时间较长，系于疏勒再娶，甚或娶的是西域兄弟民族的疏勒公主。据当时的具体情形进一步分析，我认为这一说法或与实际不合，较大的可能是班超在于阗娶妻，娶的是汉族女子。这样说，基于对下列史实的分析：
1.明帝永平十六年夏秋之际，班超率三十六个精悍之士来到于阗，这时匈奴使者恰至于阗，于阗王广德经过短暂的犹豫，即杀匈奴监护官归附汉朝，广德为什么一心归汉，且长期在班超活动中作为得力的支持者出现，原有这样一段历史渊源:西汉末年，王莽篡政，倒行逆施，导致中原和西域关系中断，匈奴势力乘虚而入，这时未及撤回中原的西域都护府人员，即转移至南道莎车、于阗一带避难，如《汉书·西域传》所云，莎车王康“率傍国拒匈奴，拥卫故都护吏士妻子千余口”，这时在于阗一带有不少汉人居住，中原文化也在这里广泛传播，建武二十二年（46年）于阗王位侍为莎车王贤所杀，其子戎即不远万里投奔中原，汉廷封之为守节侯。汉人在于阗也颇有威势，于阗王广德继承其叔休莫霸的权位，即得汉人韩融的大力支持和协助。所以当班超至于阗后，于阗王广德主动攻杀匈奴使者，归附汉朝，班超“重赐其王以下”[2]，与广德王上下人等，相处融洽，直到次年三四月份方才离开。在这半年或更多的时间里，关心他的人，为之介绍一位西域夫人极有可能。而到疏勒以后，斗争形势紧张，超孤立无援，屡遭攻击，一直处于风口浪尖之上，险象丛生，哪有时间顾及娶妻生子之事。永平十八年（75年）明帝弃世，焉耆、龟兹攻没西域都护陈睦，形势恶化，章帝刘炟即位，恐超孤危不能自立，下诏令其返回，“超还至于阗，王侯以下皆号泣曰：‘依汉使如父母，诚不可去。’互抱超马腿，不得行。超恐于阗终不听其东，又欲遂本志，乃更还疏勒。”对于阗人深情厚意强留班超这一动人场面，吕思勉先生在《秦汉史》中认为不可信，[3]皆“超请留之辞”，其实不然，按西域兄弟民族表达感情和要求的习惯，这一场面是完全可能出现的。一方面于阗人出于对汉使的信赖、畏惧匈奴重来的残酷报复；另一方面，也不能排除班超在当地成婚，亲属好友不愿分离的悲忿。《后汉书·西域传》称“超恐于阗终不听其东，又欲遂本志，乃更还疏勒”，这话写得很含蓄，显示班超和于阗的关系非同一般。这一具体情节的记述，很可能出自班勇的《西域记》而为《后汉书》采录。
2.建初八年(83年)卫候李邑奉章帝之命护送乌孙使者回国，走到于阗，因龟兹正在攻打疏勒，所以不敢继续前行。实际上，这时班超在疏勒，李邑根本就未见过，疏勒具体情况李邑并不知悉，所谓“拥爱妻，抱爱子”，很可能李在于阗见到了班超的妻子。疏勒战乱不断，班超妻子住在生活安定的于阗娘家，也是情理中事。
3.有学者认为班超的西域夫人为疏勒公主，并无材料能加以证实。按照实际情况分析，由于语言、社会风尚、生活习惯的制约，西域夫人为汉族的概率要大些。于阗当时有不少都护府吏士家属，作为班超的择偶对象较为合适。从班勇长大后一系列的言论分析，其为汉族血统也比较明显。
班超为避免汉章帝生疑、以取得朝廷更多支持，忍痛休妻后，怎样抚养尚在襁褓中的幼子呢？有人说他亲自养育，故班勇在疏勒长大，但考虑到下列史实，此说也不大可能，按《后汉书·西域传》的记载，建初九年莎车勾结疏勒王忠占据疏勒乌即城，与超兵戎相见。元和二年（85年）疏勒王忠放弃乌即城，借康居兵退据损中城，继续与超对抗。直到章和元年（87年）疏勒王忠与龟兹密谋，诈降失败后被杀，班超与于阗诸国协同大破莎车、龟兹联军后，形势才较稳定。但到和帝永元二年（90年）战事又起，月氏遣副王谢将兵七万攻疏勒，超收谷坚守，伏兵遮击，终于挫败了月氏的图谋。上述事件发生的七八年，疏勒兵荒马乱，战祸连绵，班超“每有攻战，辄为先登，身被金夷，不避死亡”[4]，怎能亲育幼子！很可能班勇还是由母亲在于阗抚养。
永元三年（91年），龟兹、姑墨、温宿俱降，南北道遂通，东汉朝廷任命班超为西域都护、徐干为长史，超居龟兹它乾城。[5]这时西域复归汉朝统辖，社会安定。班勇时年十岁左右，很可能被接到龟兹它乾城，由班超亲自抚育，长大成人。在班超亲自抚育下，班勇不仅接触了汉文典籍，而且“习边事，有筹略”[6]，耳濡目染，其父任事的原则和谋略，对汉朝如何处置西域的各种复杂问题，都会有所了解、领悟。史称勇“少有父风”，正是由此时培养、陶冶而成。
时光荏苒，班超久在西域，历尽艰险，年老体衰，伤病缠身，难免产生思乡之念。永元十二年（100年），“安息遣使献大爵（雀）师（狮）子，超遣子勇随入塞”[7]，并上疏请求告老还乡。次年，班勇随安息使团献物到了洛阳。[8]在班昭的鼎力帮助下，班超于永元十四年（102年）八月亦回到洛阳，被调任为射声校尉。但班超年迈久病，九月即辞世于家。所幸他令幼子“目见中土”的夙愿终于实现，而班勇这时已经长大成人，步入了建功立业的人生之路。
二
《后汉书·班梁列传》载:“永初元年（107年），西域战乱，以勇为军司马与兄雄俱出敦煌，迎都护及西域甲卒而还。因罢都护，后西域绝无汉吏十余年。”原来，永元十三年（102年）班超离任返京，戊己校尉任尚接任都护，此人性格暴躁，待人苛刻，上下失和，遭致当地群众的激烈反对，延平元年疏勒诸国出兵围攻任尚，平息不久，原骑都尉段禧继任都护，复遭龟兹、姑墨诸国反对。道路远隔，救援不便，“朝廷忧之，公卿议者以为西域阻远，数有背叛，吏士屯田，其费无已，永初元年，遂罢都护。”[9]朝廷命班勇随其长兄屯骑校尉班雄、骑都尉王弘等迎西域都护府官吏及伊吾卢、柳中屯田吏士返回中原，时任军司马的班勇可能即在班雄军中任职。
永初元年（107年）撤回都护后，“西域绝无汉吏十余年”，当时河西一带羌人起事，从西域调回去的官吏士卒，都转入凉州。元初二年（115年）长安形势紧张，班超长子屯骑校尉班雄受诏护卫三辅，“会叛羌寇三辅，诏雄将五营兵屯长安，就拜京兆尹。”[10]班勇这时应仍在班雄军中任职，随调长安。据《资治通鉴》卷五十安帝元初六年（119年）载，自永初元年（107年）东汉撤出西域都护府人员后，北匈奴的势力卷土重来，他们不仅残酷地掠夺西域各绿洲诸国，还胁迫他们共同出兵扰害河西。于是敦煌太守曹宗遣长史索班率兵千余人，屯伊吾以招抚安集诸国。车师前王、鄯善王皆来归附。北匈奴与车师后部旋即攻没索班，赶走前王，控制北道各地。鄯善王告急，向敦煌太守曹宗求救。曹宗因此请求朝廷批准出兵五千人进击匈奴，以报索班之耻。但这时东汉朝廷经长期与羌人各部作战，府帑空竭，朝廷诸大臣放弃西域的论调甚嚣尘上。时邓太后主政，班勇姑母班昭不仅常至宫中为太后讲授经史，还参与政事。由于往来频繁，邓太后对班家情况了解甚多。“闻军司马班勇有父风，召诣朝堂问之。”[11]在这国家决策的高层会议上，破格参会的班勇显示了他熟读经典，通晓史事，能正确地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力挽狂澜，对种种奇谈怪论，作出了有力驳斥：
昔孝武皇帝患匈奴强盛，于是开通西域，论者以为夺匈奴府藏，断其右臂。光武中兴，未遑外事，故匈奴负强，驱率诸国；及至永平，再攻敦煌，河西诸郡，城门昼闭。孝明皇帝深惟庙策，乃命虎臣出征西域，故匈奴远遁，边境得安，及至永元，莫不内属。会间者羌乱，西域复绝，北虏遂遣责诸国，备其逋租，高其价值，严以期会，鄯善、车师皆怀愤怨，思乐事汉，其路无从，前所以时有叛者，皆由牧养失宜，还为其害故也。今曹宗徒耻于前负，欲报雪匈奴，而不寻出兵故事，未度当时之宜也。夫要功荒外，万无一成，若兵连祸结，悔无所及。况今府藏未充，师无后继，是示弱于远夷，暴短于海内，臣愚以为不可许也。旧敦煌郡有营兵三百人，今宜复之，复置护西域副校尉，居于敦煌，如永元故事，又宜遣西域长史将五百人屯楼兰，西当焉耆、龟兹径路，南强鄯善、于阗心胆，北扞匈奴，东近敦煌，如此诚便。[12]
从班勇这段精彩的上议里，可以看出如下三点：
1.班勇经过其父的教导，熟悉汉朝统辖西域的过程，能正确地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对汉武帝联络西域“断匈奴右臂”的决策表示肯定，而对东汉初期，光武帝“未遑外事”，置西域事宜于不顾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匈奴负强，驱率诸国；及至永平，再攻敦煌，河西诸郡，城门昼闭”，表示了不满和委婉地指责。
2.西汉以来，社会稳定，中原农业生产水平迅速提高，如《汉书·西域传》所云：“遭值文景玄默，养民五世，天下殷富，财力有余，士马疆盛”，拥有强大经济实力的汉朝统辖西域，“无取于彼”，并不向当地收取租税以贡献朝廷。相反汉廷为西域事宜要开支大量费用，直至东汉财政困难时每年仍需拨付“西域岁七千四百八十万”[13]，成为一项沉重的负担。而匈奴视西域为物资供应之府库，“赋税诸国，取富给焉”，残酷榨取，遭到绿洲人民的普遍不满和反对，“北虏遂遣责诸国，备其逋租，高其价值，严以期会，鄯善、车师皆怀愤怨”，因此西域诸城国“思乐事汉”，“前所以时有叛者，皆由牧养失宜，还为其害故也。”他认为在匈奴严重压榨下，诸国皆怀愤怨，而乐于接受汉朝统辖。班勇自幼在西域长大，深谙边情，体恤当地群众的疾苦和要求，对形势能作出切合实际的判析。他深知西域各绿洲城国皆“思汉威德，咸乐内属”，故屡请汉朝派遣都护，后所以发生祸乱，乃因某些官吏（如任尚之流）施政苛察、侵扰百姓所致。他注意西域各族群众的合理诉求，为使社会稳定，广大人民安居乐业，正告朝廷必须纠正西域某些官吏之不当行为。
3.敦煌太守曹宗急切地要报索班之仇，提出大举出兵进攻匈奴的计划，班勇从实际出发表示反对：“夫要功荒外，万无一成，若兵连祸结，悔无所及。况今府藏未充，师无后继，是示弱于远夷，暴短于海内，臣愚以为不可许也。”主张以团结争取的方式，联络西域，以统一行动共同对抗匈奴。“敦煌郡有营兵三百人，今宜复之，复置护西域副校尉，居于敦煌，如永元故事；又宜遣西域长史将五百人屯楼兰，西当焉耆、龟兹径路，南强鄯善、于阗心胆，北扞匈奴，东近敦煌，如此诚便。”[14]班勇警告那些拘于费用而主张放弃西域的官僚们：“今通西域则虏势必弱，虏势弱则为患微矣，孰与归其府藏，续其断臂哉!今置校尉以扞抚西域，设长史以招怀诸国，若弃而不立，则西域望绝，望绝之后，屈就北虏，缘边之郡将受困害，恐河西城门必复有昼闭之儆矣!今不廓开朝廷之德，而拘屯戍之费，若此北虏遂炽……并力以寇并凉，则中国之费不止千亿。”西域的归属，关系到河西的稳定，以至汉廷的安危，班勇言辞有理有据，虽然获得邓太后的认同，但迫于“放弃”派的压力，仍消极保守，未能出屯西域，“其后匈奴果数与车师共入寇钞，河西大被其害。”[15]当此河西受扰、敦煌孤危的严重时刻，延光二年（123年）敦煌太守张珰紧急上书支持并完善班勇的上议：“臣在京师，亦以为西域宜弃，今亲践其土地，乃知弃西域则河西不能自存。”他提出的西域三策，切合实际，汉安帝刘祜选用中策：“以班勇为西域长史，将兵五百人出屯柳中。”[16]使这一屯戍基地一跃成为西域的政治中心。
三
延光二年（123年）夏，班勇率领一支500人的队伍，进入了像火烤一样的柳中大地（今新疆鄯善县鲁克沁镇有柳中城故址），安营扎寨，开荒造田，而他更重要的任务是，筹划如何联合西域城国的力量，共同打击仍嚣张于天山南北的匈奴骑兵。其实际进行的步骤是：
1.延光三年（124年）春，班勇至楼兰，首先说服一贯和汉朝关系比较亲近的鄯善归附，继而“开以恩信”争取国力较强的龟兹共同对敌。龟兹王白英打消疑虑，率姑墨、温宿发兵万余人，随班勇到车师前王庭，击退匈奴伊蠡王，收得车师前部五千余人，使整个吐鲁番盆地纳于汉军的控制之下，有效地巩固了柳中的屯田基地。
2.延光四年（125年）七月，班勇发敦煌、张掖、酒泉六千骑及鄯善、疏勒、车师前部兵，大破与匈奴沆瀣一气的车师后部，更立加特奴为王，并派驻汉军，屯田固守。
3.永建元年（126年），班勇发诸国兵，集中全力击溃长期盘踞在东部天山一带的匈奴呼衍王，匈奴兵众二万余人皆降。此后车师无复其迹。
4.永建二年（127年），西域诸国均已归服于汉，唯焉耆王元孟，恃其国境险隘，仍对抗不服。班勇耐心等待，晓喻其自动归附，过了三年才奏请朝廷发兵。《资治通鉴》载：
于是遣敦煌太守张朗将河西四郡兵三千人配勇，因发诸国兵四万余人分为两道击之，勇从南道，朗从北道，约期俱至焉耆。而朗先有罪欲徼功自赎，遂先期至爵离关，遣司马将兵前战，获首虏二千余人，元孟惧诛，逆遣使乞降。张朗径入焉耆，受降而还。朗得免诛，勇以后期征，下狱，免。[17]
这段录于《后汉书》卷四十七《班梁列传》的文字，可能有误，班勇屯于柳中，应走北道，不可能远绕南道而行。袁宏《后汉纪》称：“勇将诸郡兵率车师六国兵自北道入。会张朗徼功，径自尉黎入”，比较符合实际。而张朗为徼功自赎，先期受降，走的是“径自尉黎入”即“焉耆、龟兹径路”，这条近路由玉门关—楼兰—尉黎（今库尔勒一带）过爵离关（今铁门关）至焉耆。张朗原先有罪，[18]欲邀功自赎，先期受降。班勇却因张朗诬告“后期”获罪，结束了他在西域的军旅生涯。
当日，班勇以五百人出屯柳中，势单力薄，处境孤危，不仅车师后部依附匈奴，前部亦为匈奴伊蠡王所控制。只用了三年多的时间，班勇主要以和平的方式，团结争取绿洲诸城国，再度统一西域，不仅消除了西域各地备受匈奴压榨的痛苦，也阻遏了匈奴势力扰害河西之忧，远远超出人们的预期。实际上，他不仅深谙边情，而且有很强的亲和力，团结车师前、后部和塔里木盆地各绿洲城国，摆脱匈奴羁绊，有计划有步骤地不断壮大自身的实力，以柳中为基地，依靠当地力量的支持，给长期盘踞在东部天山、蒲类海（今巴里坤湖）一带的匈奴呼衍王势力以致命的打击，“于是呼衍王遂徙居枯梧河上，是后车师无复虏迹。”[19]塔里木盆地诸国重归于东汉的统辖之下。东汉永建二年（127年）夏，班勇遭受诬陷，召还下狱。对汉廷昏暗，处置不公，后世治史者皆愤愤不平，《资治通鉴》胡三省注曰：“夏之政典曰，先时者杀无赦，不及时者杀无赦。张朗先期以徼功，法所必诛，则班勇非后期也。汉之用刑，不审厥衷，勇免之后，西域事去矣。”胡注义愤，合于情理，但说“勇免之后，西域事去矣”则不尽然，班勇含冤下狱自然有碍于西域大好形势的发展巩固，但他已为统一大业的实现开创了良好的局面，并显著有力地影响了东汉后期的西域政局，也应作必要的评估和充分的肯定。在班勇联络诸国创建的有利形势下，东汉重新在天山以北车师后部驻军屯田，派员管理，包括陆续出现的戊部候严皓、戊校尉严详等人，都在履行其职责。永建六年（131年）汉廷复置伊吾司马屯田伊吾。阳嘉三年（134年），“车师后部司马率后王加特奴掩击北匈奴于闾吾陆谷，大破之。”[20]这些史事的详细情形，文献缺乏记载。范晔在《后汉书·西域传》中说：“今撰建武以后其事异于先者，以为《西域传》，皆安帝末班勇所记云。”永建二年（127年）班勇被迫离开西域后，《西域记》自然也就绝笔，从此范书缺乏足够的资料来源，《西域传》的有关内容，难免缺失或含糊不清，使人难知究竟。可以肯定地说，东汉此时对西域已恢复或重建了统辖关系。被班勇击败逃逸的呼衍王虽曾卷土重来，在伊吾一带骚扰，并对车师后部进行报复，但已无力挽回其颓势，永和二年（137年）敦煌太守裴岑率郡兵三千人至蒲类海出击，击溃匈奴骑兵，诛呼衍王，再一次取得重大胜利。“除西域之灾，蠲四郡之害，边境乂安。”[21]当然，不容忽视的是，匈奴势力退出天山南北后，新的矛盾复又凸显，分散的绿洲各国，以强凌弱、更相攻伐，影响着社会的安宁。为加强对绿洲城国特别是南道诸国间的协调和领护，东汉曾通过敦煌太守调整驻守西域的机构与人员，除在车师重置戊己校尉外，西域长史则移驻于阗。
永建四年（129年）于阗王放前杀拘弥王兴，自立其子为拘弥王，而遣使者贡献，敦煌太守徐由上求讨之。帝赦于阗罪，令归拘弥国，放前不肯。阳嘉元年（132年），“徐由遣疏勒王臣磐发二万人击于阗……更立兴宗人成国为拘弥王而还。”[22]
于阗和拘弥在西汉时均为南道大国，势均力敌，后于阗益强，而欲兼并拘弥，战祸不断，随之西域长史亦卷入争端。元嘉元年（151年）长史赵评病死于阗，拘弥王成国与于阗王建一贯不和，扬言赵评为建所害，新任长史王敬在拘弥王主簿秦牧鼓动下，贸然杀建，造成混乱，王敬也为于阗人所杀，继立建子安国为王。值得注意的是，王敬从敦煌来走马上任，只带左右随员，并无多少士卒护卫。难道前长史从柳中移驻于阗时，也没有汉军随行?从各种迹象看来，并非如此。原随班勇至柳中的汉军，后来很可能一部分划归驻于车师的戊己校尉统率，还有一部分随长史调至南道于阗、精绝诸地驻屯。民丰县尼雅遗址出土的佉卢文简牍中，反映汉晋之际有不少被称为秦人的汉人与当地居民杂居，以务农为生。他们很可能是汉末屯田士卒或其后裔留居于当地者，[23]1959年在尼雅曾发现“司禾府印”，证明该地确曾存在过屯田的管理机构。[24]按有关资料推算，时间应在东汉晚期。在这里屯垦戍边的田卒，没有理由说是从敦煌直接派遣，而有可能是随西域长史南来。有关史料证明，公元2世纪50～70年代，东汉政府派驻西域的各级官吏，还有效地忠于职守，塔里木盆地各绿洲城国在西域长史的领护下，有的仍持续进行着防御匈奴的军工建设，制作于桓帝永寿四年的《汉龟兹左将军刘平国作亭诵》就是个很好的例证：
龟兹左将军刘平国以七月二十六日发家从秦人孟伯山狄虎贲赵当卑夏姜石当卑程阿姜等六人共来作列亭从□谷关八月一日始斫山石作孔至十日止坚固万岁人民喜长寿亿年宜子孙永寿四年八月甲戌朔十二日乙酉直建纪此东乌累关城皆将军所作也□披□
在此刻文近处，又刻：□□□□淳于伯隗作此诵。[25]
龟兹左将军刘平国很可能就是供职于龟兹城国的汉官，他率领从内地来的秦人（汉人）孟伯山等作列亭，即系列的亭隧、烽火台，作为防御匈奴的军事设施。永兴元年（153年）车师后部王阿罗多与戊部候严皓不和，遂起兵作乱，围攻汉兵屯田的且固城，杀伤吏士。戊校尉阎详虑其招引匈奴，将乱西域，乃宽宥其罪，阿罗多乃向详降，反映即使在与匈奴关系比较密切的车师后部，仍在汉朝的掌控之中。灵帝建宁元年（168年），疏勒王汉大都尉于猎中为其季父和得射杀，和得自立为王。三年，凉州刺史孟佗遣从事任涉将敦煌兵五百人，与戊司马曹宽、西域长史张晏，率焉耆、龟兹等国兵三万余人，“讨疏勒，攻桢中城，四十余日不能下，引去。”[26]上引凉州刺史出兵讨伐疏勒事，与陕西博物馆碑林所存《曹全碑》略有差异，后者称：“君讳全，字景完，敦煌效谷人也……建宁二年，举孝廉，除郎中，拜西域戊部司马。时疏勒国王和德，弑父篡位，不供职贡，君兴师征讨……和德面缚归死，还师振旅。”对这两种不同记述，马雍先生在《东汉〈曹全碑〉中有关西域的重要史料》一文中，[27]作了令人信服的分析比较，指出立于灵帝中平二年（185年）的曹全碑文，更符合历史实际，疏勒王和德（即和得）“杀父篡位，不供职贡”，凉州刺史孟佗遣从事任涉、西域戊部司马曹全、西域长史张晏等率焉耆、龟兹、车师前后部共三万余人，大规模地进行讨伐，在强大的军事压力下，和德归降。由此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戊部司马、西域长史正接受凉州刺史的指令，履行着自己的职责。而在汉朝统辖下的西域诸国焉耆、龟兹、车师前后部等，也都接受调遣，参加统一的军事行动。类似的事件还发生在灵帝熹平四年（175年）：“于阗王安国攻拘弥，大破之，杀其王。戊己校尉、西域长史各发兵辅立拘弥侍子定兴为王，人众裁千口。”[28]上述戊己校尉和西域长史各发兵至拘弥，显然二人并非处于一地，从柳中已南迁于阗的西域长史，不会再回车师。在王敬事件发生后，也不可能再驻于阗，新的驻所在哪里？最大的可能是在精绝、楼兰等地，这里处境安全，与敦煌联络方便，直接可以接受敦煌太守或凉州刺史的指令。至于驻在车师的戊己校尉，现在能见到名字的就是董卓，他在灵帝熹平年间（172～178年）或稍后，曾任此职，[29]并与车师王室关系亲密，故史载“车师王侍子为董卓所爱”[30]，献帝初平二年（191年）侍子在长安犯罪伏法，董卓大怒，还专门为他报仇。
时西域诸国内部虽常有纷争，互相攻伐，但对东汉朝廷却是积极地履行着臣属的义务：派遣侍子、职贡如常。换句话说，东汉朝廷仍持续地对西域进行着统辖。建宁五年（172年）灵帝祭原陵时，西域三十六国侍子还曾参加浩浩荡荡的扈从队伍。[31]建安七年（202年）“于阗国献驯象”[32]，奉行服属之礼如常。从上述礼仪制度看，东汉朝廷对西域的统辖，一直延续到汉末为止。当然，在实际政治生活中，熹平以后，凉州兵乱不止，中原与西域来往受阻，关系乃渐疏远。东汉朝廷岌岌可危，无力西顾，与西域各地只是保持形式上的贡赐关系而已。
东汉后期统辖西域所以能出现比较稳定的局面，匈奴衰落、大举西迁是不容忽视的客观条件，而班勇出屯柳中，有效地展开一系列的活动，重开了西域稳定﹑统一的局势，并为之打下了比较扎实的基础，使其能长期延续近百年之久。从而使丝路畅通，中西经济文化交流再现热潮，《后汉书·西域传》称“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正是这一情景最生动的写照。
[1] 关于班氏的有关情况，请参阅拙文：《班氏家族与汉代西域》，《西域研究》2009年第4期。
[2] 《后汉书》卷四十七《班梁列传》，第1571页。
[3] 《秦汉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244页。
[4] 《后汉书》卷四十七《班梁列传》，第1584页。
[5] 据黄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记》第三章记述，沙雅西北的大望库木一带，可能为汉代之它乾城故址，其位置在今新疆新和县境。今亦有人认为新和的玉奇喀特古城或库车牙哈镇的塔汗其为东汉的它乾城址。
[6] 袁宏：《后汉纪》卷十六，中华书局，2002年，第319页。
[7] 《东观汉记》卷十六，中华书局，1985年重印。
[8] 据《太平御览》九百二十二引《曹大家集》称：大家（指班超之妺班昭，时为和帝邓皇后之师，常在宫中走动，称曹大家即曹大姑）同产兄都护定远侯班超献大雀，诏令大家作赋曰：嘉大雀之所集，生昆仑之灵丘……。此大雀或曾以班超的名义进献。赋曰大雀生于昆仑之丘，似指西域所产。
[9] 《后汉书》卷四十七《班梁列传》，第1591页。
[10] 《资治通鉴》卷四十九，安帝元初二年；《后汉书》卷四十七《班梁列传》。
[11] 《资治通鉴》卷五十，安帝永宁元年。
[12] 《后汉书》卷四十七《班梁列传》，第1587页。
[13] 《后汉书》卷四十五《袁安传》，第1521页。
[14] 《后汉书》卷四十七《班梁列传》，第1587页。
[15] 《资治通鉴》卷五十，安帝永宁元年。
[16] 《资治通鉴》卷五十，安帝延光二年。
[17] 《资治通鉴》卷五十一，永建二年。
[18] 见《后汉书》志第十一《天文志》，第3243页。
[19] 《资治通鉴》卷五十一，顺帝永建元年。
[20] 《资治通鉴》卷五十二，顺帝阳嘉三年。
[21] 见现存新疆博物馆的《裴岑碑》，参见马雍：《新疆巴里坤、哈密汉唐石刻丛考》，《西域史地文物丛考》，文物出版社，1990年。
[22] 《后汉书》卷八十八《西域传》，第2916页。
[23] 参阅林梅村：《沙海古卷——中国所出佉卢文书（初集）》，文物出版社，1988年；《新疆出土佉卢文残卷译文集》，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民族研究所油印本。
[24] 史树青：《说新疆民丰尼雅遗址》，《文物》1962年第7～8期；贾应逸：《“司禾府印”辨》，《新疆文物》1986年第1期。
[25] 马雍：《〈汉龟兹左将军刘平国作亭诵〉集释考订》，《西域史地文物丛考》，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24页。
[26] 《后汉书》卷八十八《西域传》，第2927页。
[27] 《西域史地文物丛考》，第41页。
[28] 《资治通鉴》卷五十七，灵帝熹平四年。
[29] 《三国志·董卓传》。
[30] 《后汉书》卷二十七《赵典传》，第949页。
[31] 袁宏：《后汉纪》卷二十三，中华书局，2002年，第456页。
[32] 《后汉书》卷九《孝献帝纪》，第382页。
（作者单位：新疆社会科学院）
编排：王润泽
审校：王文洲
审核：陈 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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