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雪晨｜《海屯行纪》的成书与价值
摘要：《海屯行纪》成书于蒙古征服外高加索地区、亚美尼亚贵族归附并前往觐见大汗的时代背景下，除了记录下海屯一世入朝蒙古的沿途路线信息，此书还呈现出基督教文化和亚美尼亚视角下的奇异见闻，反映了蒙元时代欧亚大陆内部不同族群、文化间的交流与融合。
关键词：海屯一世 亚美尼亚 中西交通 蒙古 民族志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民族志文献整理与研究”（项目批准号：12&ZD136）阶段性研究成果。
1253至1255年，奇里乞亚亚美尼亚（Armenian Kingdom of Cilicia）国王海屯一世（Het'um I, King of Armenia, 1213-1270, 亦作Haithon, Hayton或Hethum）经中亚入朝蒙古面见蒙哥汗，成为中西交通史上的重要事件。随行的亚美尼亚历史学家乞剌可思·刚扎克赛（Kirakos Gandzakets‘i, 1200/1202–1271）记录此行而成《海屯行纪》（The Journey of Het'um I, King of Little Armenia, to the Court of the Great Khan Möngke）。此书历来为从事亚美尼亚史、蒙古史、中亚史和中西交通史的学者所重视，张星烺、唐长孺、陈佳荣、何高济等人均有译介，[1]陈得芝《蒙元史研究导论》中有对其产生及版本状况的精要概述。[2]罗沙比（Morris Rossabi）著《剑桥中国史》相关章节时曾参考书中之记载，[3]加扎里安（Jacob G. Ghazarian）、巴亚尔赛汗（Dashdondogiĭn Baiarsaĭkhan）等学者则将此书作为研究亚美尼亚史的一手材料。[4]目前，我们对于《海屯行纪》的成书背景、其内容所具备的文化内涵仍有待进一步认识。围绕这些问题，本文采英国著名史家波义耳（John A. Boyle）的最佳英译本为研究底本（书中地名西文标注亦以此本形式为准），[5]结合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作一探讨，以揭示此书之历史学、民族学价值。
长久以来，中文学界在介绍海屯一世时皆称其为小亚美尼亚（Little Armenia）国王，但关于此国之历史地理概况与基本立国格局仍需进一步说明。小亚美尼亚系奇里乞亚亚美尼亚王国之别称，是亚美尼亚贵族在拜占庭帝国、塞尔柱帝国入侵时期，组织本族难民西迁建立的国家，位于亚美尼亚高原以外的奇里乞亚（Cilicia），濒临东地中海的亚历山大勒塔湾（Gulf of Alexandretta）。它远离古代亚美尼亚王国辉煌时期的东方故地，但作为亚美尼亚人建立的独立国家，仍延续了他们在古代和中古时期的文化根源，并与外高加索中南部地区保持着密切联系，维持着自己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基督教国家的宗教信仰。[6]
1243年，西征的蒙古军队在克塞山战役（Battle of Köse Dağ）中击败塞尔柱人，入主亚美尼亚高原。当地的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贵族在考量自身利益与政治形势后，开始先后向蒙古人表示臣服。最初归顺的阿瓦格·扎卡里安（Awag Zak‘arian, ?-1250）不仅保住了领地，还与蒙古帝国西南边疆的最高军事统帅绰儿马罕建立起友谊，参与了攻打安纳托利亚的行动，一跃成为了亚美尼亚高原最具影响力的政治人物。该举动在亚美尼亚其他诸王间产生了骨牌效应，他们依照蒙古人的要求亲自前往觐见、尽力为蒙古军队和信使提供协助，以便保有自己的领地。对蒙古而言，亚美尼亚高原是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安全基地，为了对抗穆斯林，他们也乐于接受当地高加索贵族的臣服并利用它们的力量。[7]
与故地的亚美尼亚王公以个人名义归顺蒙古之做法不同，此时的奇里乞亚国王海屯一世同时面临着来自罗马教廷的宗教压力和埃及的军事威胁，在目睹1243年克塞山战役的结果后，他立即决定向蒙古人臣服并寻求联盟，避免国家遭受蒙古军队的入侵。[8]1247年前后，海屯一世见到了绰儿马罕的继任者拜住，随后派出他的兄弟森帕德（Sempad the Constable, 1208–1276）前往大蒙古国首都哈剌和林觐见贵由汗，声称全体亚美尼亚人接受蒙古人为其领主。森帕德于1250年返回奇里乞亚王国首都息斯（Sis）城，带回了与蒙古人缔结和平誓约、得到对方尊重与款待的好消息，并使整个奇里乞亚王国都成为蒙古帝国的属国，但海屯仍决定亲自前往哈剌和林面见蒙古汗寻求和平并巩固联盟。[9]他于1253年出发，1254年9月抵达大蒙古国首都面见蒙哥汗，停留五十天后沿蒙古西征的路线返回。[10]
参考《海屯行纪》中的记载并综合各家研究成果，可知海屯一世此次出使的路线信息如下：1253年，海屯乔装打扮，自息斯城出发，经蒙古军队在卡儿斯（Kars）的驻地，沿里海西岸穿越打耳班门（the Gate of Darband），在柯尔的要塞（the fortress of Cor）觐见过拔都，渡乌拉尔河、额尔齐斯河，经哈喇契丹（Xaraxatay）入塔塔儿地（T’at’arastan），在1254年9月13日（十字架献祭节，the feast of the Consecration of the Cross）于大蒙古国首都面见蒙哥汗，得到了汗所颁布的“不许人欺凌他及他的国家”的诏书，以及允许其国家内各地教堂拥有自治权的敕令；11月1日，海屯离开哈剌和林，经畏吾儿都城别失八里（Bešbalex）、察合台汗国都城阿力麻里（Almaligh）、伊犁河畔的亦剌八里（Ilabalex）等重要城市，渡伊犁河抵达答剌斯（Talas），经中亚和波斯，于八个月内即返回亚美尼亚地区，时1255年。[11]
海屯一世虽是尊崇拔都之命入朝蒙哥汗，[12]但他的臣服行动却是基于对蒙古人的了解和对现实情势的判断而主动做出的。蒙古征服亚美尼亚高原期间，当地大量居民逃往奇里乞亚，带去了有关蒙古人种种暴行的传闻，[13]海屯一世不仅了解这些讯息，还得知归附蒙古的高加索贵族得到的种种好处。对他而言，寻求与蒙古人的和平虽然也存在着风险（这种做法曾在国内引起了部分贵族的起兵反对，亦遭到同时代学者的抨击），[14]但也意味着更大的机遇。因此，他并没有囿于地域、文化的隔阂而放弃团结蒙古人的努力，而此次大胆的联盟行动也为自己带来了巨大的政治财富——在此之前，西方基督教国家长期缺乏有效力量对抗塞尔柱人，而海屯则借助蒙古人的力量为亚美尼亚人收复了失地。海屯一世回国后，旭烈兀率领的军队攻占巴格达、征服叙利亚，亚美尼亚人和蒙古人在耶路撒冷战役中联手获得胜利，而海屯也成功夺回了20年前塞尔柱人夺走的奇里乞亚领土。[15]
海屯一世的文化开放、包容政策也体现在他对西方的态度上。他积极与统治塞浦路斯岛的贵族联姻，并派自己出使蒙古的兄弟森帕德将成熟的、基于法兰克实践的封建法律模式带回国内，将拉丁文著作翻译成亚美尼亚文，完全不同于自己封闭排外的前辈。尽管作为基督教国家臣服于蒙古人引发了争议，同时也成为他在后来内乱中遭受政敌攻击的理由，但海屯一世在亚美尼亚历史上作为富有远见卓识政治家的地位却不可撼动。[16]亚美尼亚著名历史学家乞剌可思·刚扎克赛曾在《亚美尼亚史》（History of the Armenia）中对他大加赞扬，该书后被广泛翻译为拉丁文、法文、俄文等文字，成为各国历史学家研究亚美尼亚人历史和蒙古征服史的基本材料，也令海屯一世参与近东政治竞逐与访问蒙古的事迹得以为世人所知。[17]
正是海屯一世入朝蒙古事件成就了《海屯行纪》。该书对于海屯一世此行的缘由、途中所见之人、基督教的训戒和沿途所见的风土民情均有描述，更重要的是，它记录下丰富的地名信息（其中回程的记载相较去程更详细，所记录的地名数量更多），而海屯在中国新疆所经的路线正是汉唐以来的天山北道，也是成吉思汗西征和耶律楚材、长春真人、志费尼（Atâ-Malek Juvayni, 1226–1283）所行经的路线。故波义耳指出，此路线中的地名信息对历史地理研究者的重要性从一开始便得到了承认，它提供了与迦尔宾、鲁布鲁克等其他西方使者的中世纪行纪有所不同的旅行路线，并保留下了更多地名。[18]此书以亚美尼亚文完成后，初有亚美尼亚亲王阿古丁斯基（Д.Б. Аргутинский-Долгорукий）的俄译本，刊于1822年的《西伯利亚杂志》（Сибирский вестник）；后法国学者克拉普罗斯（J. Klaproth）和布罗赛（M. Brosset）又各将其译为法文；潘特卡诺夫（К. П. Патка́нов）另据法译本将译回俄文。[19]1888年，俄国著名汉学家布莱特茨耐德（Emil Bretschneider）参照各家译文将此书转译成英文，运用当时所能取得的一切中国、伊斯兰、欧洲资料对其进行了深入研究（张星烺与唐长孺的汉译本即据此本译成，并加入了相关介绍、注释和研究）。[20]1961年，英国学者波义耳鉴于巴托尔德、伯希和、米诺尔斯基已大大拓展学界对中亚历史地理知识的认识之情况，乃结合以上学者及哈密尔顿（James Hamilton）、克劳松（Gerard Clauson）等人研究成果，重新审定了八十年前俄国汉学家在历史地名考释方面遇到的问题，将此书重新译为英文并作了详细的研究性注释，是为此书目前的最佳英译本。[21]1980年，何高济据波义耳之英译将此书重译为汉文，收录于中华书局“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中。[22]
海屯入朝蒙古五十余年后，其族人果利葛斯亲王海屯（Prince of Gorigos Hetoum）写成《东方史精华》（Les Fleurs des Historie de la terre d’orient），此书包含亚洲诸国志、蒙古诸汗史、圣地及东方基督教情况三部分，对蒙古与小亚美尼亚的关系记载尤详，有多种法文、拉丁文抄本。[23]英国著名汉学家玉尔（Henry Yule）在其名著《东域纪程录丛》（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中曾摘录此书中对中国的相关描述，被张星烺译作《契丹国记》，收录于《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中。[24]《契丹国记》对中国的记载相当完整，包含地理边界、人口财富、珍宝特产、民族特征、文化思想、宗教信仰、军事装备与理念、流通货币等丰富内容，被玉尔评价为“可能是迄至当时为止编成的最出色的亚洲地理著作”，[25]也令中世纪欧洲人可以在《马可波罗行纪》之外更充分地了解中国。此书的出现及其中对中国的描述显示，海屯一世入朝蒙古并非孤立、单一事件，而是蒙元时代欧亚大陆内部各族群间沟通、交往频繁之代表。在亚美尼亚与蒙古的互动过程中，本土贵族通过效忠蒙古可汗保护了自身领地、在国内获取了政治地位，蒙古帝国则得到了军事上的可靠附庸，双方形成了互利共赢的合作关系、发生了许多通婚，部分亚美尼亚贵族和僧侣还被蒙古人任用为外交官和秘书，产生了一批亚美尼亚文史料，提供给当代研究者由亚美尼亚视角考察蒙古帝国的珍贵素材。[26]
《海屯行纪》篇幅短小、内容简练，正如它结尾处所言：“有学识的国王讲了许多其他有关蛮族的事，我们予以省略，以免显得啰。”但其中记载的“听闻和所见有关蛮族的奇异与未知之事”却能反映出丰富信息。
民族志方面，《海屯行纪》曾提到了北方民族中的“狗国”：
在契丹（Γatayik) 上面有个国家，其中女人是人的形态，天生被赋予理性（reason），但男人却是狗的模样，全无理性，大而多毛；这些狗不允许任何人进入他们的国家；他们狩猎，并且和他们的妇女以此为生；当这些狗和妇女交配时，生出来的雄性还是狗的模样，生出来的雌性则是女人。[28]
在古代中外文献中，“狗国”的传说曾多次被提及，自先秦至宋元时期，西北地区的炎黄集团后裔、贝加尔湖一带的骨利干、黑龙江下游滨海地区的使犬部落都曾被称为“狗国”，明末利玛窦在绘制《坤舆万国全图》时还将狗国标注在鞑靼海峡西岸；从民族学上来看，“狗国”描述的应当是与狗相关的北方民族。[29]在此，我们可以将《海屯行纪》和《新五代史》《柏郎嘉宾蒙古行纪》两部对狗国描述较详细的中外文献进行对比。《新五代史》中的“狗国”在渤海、辽国以北，与车黑子、牛蹄突厥等国相提并论，其地苦寒贫瘠，居民“穴居食生”：又北，狗国，人身狗首，长毛不衣，手搏猛兽，语为犬嗥，其妻皆人，能汉语，生男为狗，女为人，自相婚嫁，穴居食生，而妻女人食。云尝有中国人至其国，其妻怜之使逃归，与其箸十馀只，教其每走十馀里遗一箸，狗夫追之，见其家物，必衔而归，则不能追矣。[30]
《柏郎嘉宾蒙古行纪》则记载了作者在皇宫中听闻鞑靼军队横穿大漠归国途中与“狗国”的遭遇：在这一地区，女性生下来之后具有人形，而男性生下来之后则呈犬状。然而，正当他们在该地停留的时候，大群狗从江河的彼岸聚拢而来。虽然正值隆冬寒天，狗却举身赴水，然后又立即在尘埃中打滚，以至于使变成泥泞的尘土冻在了它们身上。多次重复这种动作之后，在它们身上形成了厚厚的一层坚冰，它们便凶猛地扑上前去与鞑靼人搏斗。但当鞑靼人向他们射出了几支箭之后, 箭像射到顽石上一般而反弹了回来，其它武器也不能命中它们。狗群扑向鞑靼人，咬伤或咬死了许多人，这样一来狗群便把外来人从自己的领土上驱逐了出去。[31]
以上三种记载中，“狗国”中男人为狗形、妇女为人形，男女生育时生男为狗、生女为人，不允许外国人进入他们的国土等描述是一致的；其次，《新五代史》与《柏郎嘉宾蒙古行纪》又凸显了“狗国”男人不畏寒冷、战斗力强的特点，后者更几乎通篇都是对“狗国”男人作战状态的描述，而《海屯行纪》中只提及他们“擅长狩猎”；最后，《新五代史》中还出现了对“狗国”男人“语为犬嗥”，而女子“能汉语”的语言记载，《海屯行纪》则以“狗国”女人天生被赋予理性、男人全无理性为区分原则，《柏郎嘉宾蒙古行纪》中则缺乏这些方面的描述。除了三种记载中相同的部分，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出不同文化群体对“狗国”人群的异质化描述各有侧重：柏朗嘉宾在皇宫中的听闻，显示出能征善战的蒙古人震惊于“狗国”男人不畏严寒、极端强悍的战斗力；代表汉文化记述的《新五代史》，则以能否说汉语作为区分“狗国”男女教化与否的标志；而此种划分标准到了信仰基督教的亚美尼亚人那里，便成为了重视思维逻辑的理性，呈现出西方传统学术思想的典型要素。虽然《海屯行纪》中对“狗国”的记载与其他中外文献一样荒诞不经，却显示出“狗国”这一富有代表性的他者化案例在不同文化间的转化——当亚美尼亚人将蒙古人、汉人对于遥远北方民族的想象传递给西方读者时，“狗国”男人的形象特征已经通过他们的视角发生了相当程度的变异。此外，《海屯行纪》中还有两段对佛教徒国家的记载：
那里也有一个国家有很多偶像教徒，他们朝拜很大的泥塑偶像，称作释伽牟尼（Šakmonia）；他们说这个神有三千零四十岁了。再过三十五土绵（humans）年，一个土绵是一万，他将被另一个叫做弥勒佛（Matrin）的神剥夺他的神性，而他们已经在一座美丽的庙宇中给弥勒佛建造了巨大的泥塑像。[32]
《海屯行纪》中出现了对佛教最后的圣人释迦牟尼的记载，同时也有对未来佛弥勒佛会降生人间的表述，大体上符合佛教信仰的基本特征；此外对佛教徒剃头净须、穿黄袍、饮食习俗、婚娶形态亦有描述，显示出海屯一世所经路线中应当有强盛的佛教信仰国家，并且全民信教，不限制和尚结婚，使团更注意到了僧人房事频率随年龄递减的细节。在描绘佛教徒的种种情状时，《海屯行纪》始终以基督徒为比照参考对象，如有偶像崇拜行为、从胸上穿袍子、弥勒佛会剥夺释迦摩尼佛的神性等表述，皆凸显出它们与自身文化的差异，显示了民族志记述中的文化本位立场。除了“狗国”与佛教徒国家两段民族志记述，《海屯行纪》中也有“野人”、野马、野驼、“鱼齿”等博物学记载。1254年底，海屯一行人在离开哈剌和林后至别失八里，抵一沙碛，见“其中有完全裸体、仅有头上毛发的野人，妇女的胸乳极大且长，他们是哑的”。[33]据波义耳考证，这些“野人”是回教作家曾经提到过的nasnās，在尼咱米阿鲁迪（Nizamī-yi‘Arūdī）的著作中，它们是一种住在突厥斯坦平原上，身体直立，拥有宽广平直爪子的生物。尼咱米阿鲁迪还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曾有一支商队在赴中国的途中在一沙山上遇到一位妇女，没有戴帽子，全身裸体，体态极美，形似柏树。她有着月亮般的脸庞，长长的头发，站在那里注视着商队。他们跟她说话，她却不回答；接近她时，她逃跑了，行走快速，恐怕连马都追不上她。商队骡夫是突厥人，说这是野人，他们称之为nasnās。”[34]此外，海屯一世等人还在别失巴里附近看到了“黄黑色的野马，大过马驴的黑白色骡子，以及双峰野驼”。[35]另外则有对俄罗斯新西伯利亚岛（Но́вая Сиби́рь）特殊物种的记述，载“上面长着一种树枝般的珍贵骨头，叫做‘鱼齿’；把它砍断时，另一支就象鹿角那样在原处长出来”。[36]
值得思考的问题是，为什么标榜记载“有关蛮族的奇异与未知之事”的《海屯行纪》中，缺乏对海屯一世本次出使的主要对象——蒙古人的描述？回顾本书产生的时空背景可知，该时期的亚美尼亚人已对蒙古人有了较为充分的认识，位于亚美尼亚高原的居民曾亲眼目睹了蒙古人在西征中采取的行动，其中的逃难和流亡者更将蒙古人的形象带到了奇里乞亚，而海屯一世正是基于这些人带来的情报，才在蒙古人到来之前即做出了臣服的决定。由于奇里乞亚与亚美尼亚高原之间的密切联系，海屯一世对于归附蒙古的亚美尼亚诸王情况亦相当熟悉，此时亚美尼亚人已经与蒙古人之间发生了深入的合作、交融，对于整个亚美尼亚群体而言，蒙古人已不再代表奇异、未知的“蛮族”，故《海屯行纪》才将关注点放在了“狗国”“野人”和佛教徒国家等新奇见闻上。从海屯一世族人果利葛斯亲王海屯的著述中，欧洲人已经可以获得十分详尽的东方知识，显示出亚美尼亚人在蒙古帝国时代活跃于欧亚大陆舞台，大、小亚美尼亚地区更成为了中西文明交流的桥梁。
奇里乞亚亚美尼亚王国系亚美尼亚贵族在异族入侵时西迁地中海沿岸建立的流亡政权，1243年克塞山战役后，该国国王海屯一世敏锐洞察形势变化，主动率众向蒙古征服者臣服，先后遣使和亲自前往觐见大汗，展现出深谋远虑的政治眼光与包容开放的文化态度，他得以收复失地、挽救国家命运，与此举密切相关；亚美尼亚人与蒙古人的同盟合作，更反映出蒙元时代欧亚大陆内部不同族群间的深入沟通与频繁交往。《海屯行纪》记录下丰富的路线信息，呈现了蒙元时代中西交通的重要通道，更提供给我们从亚美尼亚视角认识世界的宝贵素材。在西方基督教传统的眼光下，“狗国”传闻中的非理性特质得到强化，佛教徒的偶像崇拜行为与衣着、饮食、婚娶细节受到关注。此书还包含对“野人”、野马、野驼、“鱼齿”等奇异物种的记载，其中蒙古人形象的缺失，或体现出亚美尼亚人对于蒙古文化之熟悉，不再将其归入“有关蛮族的奇异与未知之事”。
原文载《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2023年第2期，此据作者原稿，原文注脚已删除，为便于读者了解原文引用史料或特别说明之处，正文中用“[1][2][3]”等字样标出。如需引用，请以原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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