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读 | 长三角城市数字经济水平分布特点与趋势

数字经济作为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前沿领域，正在全球经济发展格局重塑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此背景下，促进数字经济发展已成为各个国家和地区促进自身经济结构转型与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

2017年中国政府工作报告强调要“促进数字经济加快成长”；而后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更明确地出建设“数字中国”；202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远景目标规划纲要》则进一步描绘了中国数字经济发展蓝图，强调要“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在数字经济等领域制定实施一批国家级重点专项规划”等。由此可见，数字经济已成为各界和国民经济发展实践所共同关注的焦点。2022年中国政府工作报告3次提到数字化，3次提到互联网，2次提到数字经济，数字化、数字经济、工业互联网等概念多次被一起提及。

长三角地区作为全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先行区，打造“数字长三角”成为长三角成员间的共同目标，也是区域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实现路径。“数字经济”“数字化转型”“数字化改革”成为沪苏浙皖《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同频”词，区域数字化同频共振成为新热潮。

根据2021年6月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可以将数字经济视为“以数据资源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本文参考鲜祖德、王天琪（2022）等研究，基于《中国统计年鉴》、相关省市的统计年鉴等可得性权威数据，从数字经济设施基础、数字经济产业基础和数字经济活动表征等3个方面建立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深入分析长三角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长三角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出东高西低、南高北低、东南高而西北低的分布特征。

笔者选取2011年、2015年和2019年3个时间节点，通过分位数分类法将长三角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分为4类并进行可视化（图1）。由图1可知，2011—2019年长三角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布具有一定的稳健性特征，整体呈现出东高西低、南高北低、东南高而西北低的分布特征。发展水平整体上由沿海向内陆递减，省会城市在数字经济发展方面具有明显优势，上海、杭州、南京等一直稳居前列。

高水平区呈现出“Z”字型走向，主要分布于苏浙沪三省区交界处，并以此为核心向周边延伸拓展，较高水平区则大多邻近于高值区分布，表现出一定的圈层结构特点。较低水平区在研究初期多集中分布于安徽省境内与江苏省北部，形成了大片的连绵区，而后呈现出一定的离散化趋向，除在苏北地区有明显集聚外，在安徽省境内以及浙江省西南部也有零星分布。低水平区则由一开始的离散分布逐渐集中，最后在皖北地区与皖南地区均有明显的集聚区形成。

总体而言，长三角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时空分布特征较为稳定，苏浙沪三省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而安徽省则相对滞后，安徽全省除了合肥与芜湖两市，其余城市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均有待进一步提升。

不同时间节点长三角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空间分布特征  作者 绘

#长三角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离散化分布特征明显，区域差异呈现缩小趋势。

笔者分别通过碎化度指数、变异系数及Moran’s I指数对长三角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分布趋势、相对差异及空间相关性进行测度，其中碎化度指数及变异系数用于衡量长三角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空间分布的空间状态及其波动程度。

由图2可知：（1）长三角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总体呈现出日益离散化分布的态势，其碎化度指数由2011年的6.244波动上升至2019年的11.048，年均增长幅度约8.495%，这表明尽管高水平区依旧相对集中于长三角核心区，但长三角地区的边缘地区，如皖西皖北和苏北等地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也得到了较大提升；

（2）长三角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对差异也日益缩小，其变异系数由2011年的0.450持续下降至2019年的0.233，年均降幅约7.877%；

（3）从空间相关性的角度来看，2011—2019年，Moran’s I指数均大于0且显著，这表明研究期内长三角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整体表现出正的空间相关性，空间集聚特征明显；从演变趋势而言，其数值在研究期内波动降低，表明空间集聚程度有所降低，区域间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日益消弭，这也与碎化度指数及变异系数的计算结果相印证。

2011—2019年长三角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差异  作者 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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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区域经济发展等要素对长三角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定量分析结果表明，科技创新、区域经济发展、城镇化水平、产业结构、人力资本以及城市等级均对长三角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其作用力大小依次降低，从数字经济的产业基础角度而言，诸如信息通讯产业以及互联网相关服务业等，均具有显著的创新驱动特征，科技创新水平的提升往往会直接带来相关产业的技术升级与变革，从而促进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则直接关系到区域的信息化建设基础，因此对数字经济发展也会产生较大影响；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则从供给侧与需求侧同时助力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提升，城镇化水平提升所导致的城市人口增多，不仅为数字经济相关产业发展提供了必需的劳动力基础，同时更从需求侧塑造了大量的新增市场与潜在需求，故而具有较强的推动作用；而对于长三角地区而言，其产业以高新技术产业与服务业为主，数字经济与其具有天然耦合性，产业结构的优化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所呈现出的同步趋势较为明显；人力资本的相关性数值相对较小，这预示着长三角地区在数字经济方面的专业化人才培养仍然任重道远；而尽管长三角地区城市等级存在较大差异，但由于各城市对区域经济发展均赋予了极重的发展地位，其政策配套层出不穷，体现出了对数字经济发展的高度重视，故而其影响相对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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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长三角地区数字经济水平提升的三个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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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重视区域协调发展，弥合城市间数字鸿沟。诚然长三角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区域间差距较大，这与长三角地区产业技术基础以及发展布局差异密不可分，在正视新经济形态发展的渐进过程的同时，也应重视长三角数字经济的相关实践中呈现由单点到连片区域发展的演化趋势。以长三角数字干线、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的数字人民币试点等政策工作为依托，大力推进区域共建共享，弥合区域间数字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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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化危为机，基于数字化疫情防控工作推动区域数字经济的大发展。数字化疫情防控在短时间内促进了长三角各地数字化治理进程与成效，积累并持续产生着海量的大数据资源，孕育了广泛的数字化应用场景，为诸多产业发展提供了强劲新动能，为未来产业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催化剂。在疫情一体化携手防控的过程中，需要有序、稳健、安全、合规地开放、开发相关大数据要素，合力加快促进长三角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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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多要素耦合求合力，加快区域创新链建设。推动长三角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提升，不仅需要致力于单要素的提升与其驱动作用，更要注重其与其他因素的协调耦合，以形成合力促进区域数字经济发展。不同要素对区域数字经济发展的作用方式存在较大差别，从设施基础、核心产业、市场需求、劳动力供给以及政策调控等不同要素助力区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提升，在此过程中，应当统筹协调区域要素分配，实现数字经济嵌入式发展。应当在政府层面辅以宏观调控与政策指引，树立数字经济发展新模式，为数字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大环境，在强化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的同时，也要注重“软硬兼施”，既注重硬件环境中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的培育及其各种设施配套的完善，也要注重软环境中政策导向、人才培养与科技研发等层面的支持，加快长三角地区数字经济创新链建设。

（作者滕堂伟系华东师范大学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研究基地教授，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副院长； 王胜鹏系华东师范大学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博士生）

文字整理 / 澎湃新闻，2022年7月14日

今日编辑 / 范姝含

责任编辑 / 戴晟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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