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哥的星期五 | 抱怨三亚酒店太贵，是上海人太矫情了吗？

这是专栏“翔哥的星期五”的第6篇文章。

最近，三亚的物价问题被推上了风口浪尖。澎湃新闻的“成都一家13口滞留三亚酒店7天将花费18万”的报道引发全网关注。很快，海南官媒开始反击，结果又遭到了网络舆论更为猛烈的“反反击”。

回想今年6月上海刚刚解封之时，三亚官方直接点名欢迎上海游客，“阳光重启，大海想你”的口号吸引了很多被封得快抑郁了的上海人。所以有人调侃说三亚8万滞留游客中有7万上海人。其实，三亚最近经历的物价问题，对上海人民来说再熟悉不过了。上海和三亚的共同问题，背后也有着共同的规律。

游客嫌贵有错吗？

网上有人说，这些游客住高档酒店，肯定本来就有钱，没理由嫌贵。

先看看前提，“去三亚的都是有钱人”吗？

众所周知，去三亚旅游的费用比去东南亚海岛要贵得多。但是，因为出国的限制，大多数中国人没法去东南亚，所以才不得不去三亚。因为过去是干部身份不方便出国，所以我去过多次三亚，每次在酒店都只吃早餐，因为房费里面包含了早餐。而午餐晚餐都是出去吃，一是因为酒店吃饭太贵，二是在街头巷尾才能吃到更接地气的海南风味。甚至有时候我会为了省一顿午饭钱，在酒店餐厅吃早餐一直到上午十点多。疫情前，中国每年的出游人次都达到几十亿，旅游消费更是全球第一，但是出去旅游并不意味着大手大脚花钱。所以“去三亚的都是有钱人”本身就是个误解。

再看看结论，“住高档酒店的人没理由嫌贵”，站得住脚吗？

其实，这不是价钱贵不贵的问题。就算我一个月挣一百万，政府让我捐一百块，如果这钱的去向不透明，那我也不捐。这不是钱多钱少的问题，而是有没有道理的问题。如果政府给我安排了免费的隔离酒店，我嫌条件差，自己选择住高档酒店，费用当然应该由我自己承担。而三亚的情况是游客根本无法选择，都是毫无防备地被封闭在了自己住的酒店。这种状况并非游客自己能够决定的，而是政府封控政策造成的，由此造成的费用当然应当由政府来承担。所以，哪怕一顿饭只吃几十块钱，只要让我自己掏钱，我也觉得贵。

政府应该限价吗？

既然吃住价格太贵，那么政府应不应该限价呢？有个段子说，一只鹦鹉只要学会了讲“供给”和“需求”，它就能成为一名经济学家。段子虽然是调侃，但却揭示了一个真相：供给和需求是经济学最基本的概念，而商品的价格主要也是由供需关系决定的。

限价的第一个结果是短缺。

2020年夏天，我回到当年挂职的新疆做调研，不幸在租的房子里被封了四十多天。当时也碰到了物价飞涨的情况，于是政府对一些食品出台了限价措施，结果就是：你有钱也买不到了。为什么限价会造成短缺呢？假设我是一个卖菜的，政府规定了菜价，但是因为封控，我进货的价格肯定大大增加，而且我还要每天做核酸、还要给我的货车办证，这些都是成本。所以对我来说卖菜还不如躺在家里休息，卖得越多亏得越多，那我当然就不卖了。上海封控的时候，涨价5毛线都会被处罚，我何必冒着这个风险去卖菜呢？

我在新疆的时候还发现一个类似的现象：刚刚解封的时候，政府规定每栋楼有半个小时的“放风”时间。结果就是到了这个时间，这栋楼的人全下来了，反而造成聚集。所以这个政策执行了两天就被取消了。不限时间之后，大家反而不会扎堆下楼了。限制物价会造成商品短缺，限制出门同样会造成出门时间的短缺。

限价的第二个结果是涨价。

短缺出现之后，供给跟不上需求，涨价就是必然的了。上海封控的时候，政府不让超市开门营业，但是因为老百姓有需求，所以一些超市偷偷营业。超市怕被处罚不敢加价，但是因为需求大于供给，所以就出现了“跑腿的”明目张胆加价的情况。跑腿的在电话这头问超市，三条黄鱼卖60块，在电话那头立马报价一百块。泡面两百多一箱，烟酒直接加一百块，连一包白砂糖都要10块钱。有人说他们发国难财，其实他们也只是被“看不见的手”支配而已。

我在新疆被封的时候也有类似的经历，政府管控物价造成供给短缺，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小区里的几位意见领袖通过“地下渠道”弄来一些食品，虽然价钱比平时贵，但是每次都能销售一空。再举个例子，假设政府规定每包香烟的价格不能超过5块钱，其结果是香烟价格反而会上涨。因为人为限价会造成短缺，所以就会出现香烟的地下交易。地下交易的价格不受管制，自然可以涨到天价。此外，经济学里还有一个“替代品”的概念，假设白菜的价格上涨，有一种物品可以替代白菜（例如青菜），人们对青菜的需求量就会增大，那么青菜的价格也会上涨。所以限价导致的涨价不局限于被限价的商品本身，还具有外溢效应。

限价的第三个结果是腐败。

有管制的地方就有寻租。政府对经济活动进行管制增加了官员的干预权力，使他们能够把这种权力“租出去”，这就叫“设租”；而那些能够接近这种权力的人就利用“走后门”的方式来“租用”这种权力，这就叫“寻租”。

上海封控的时候有一些黑车司机设法搞到防疫通行证，先象征性地做一些运送防疫物资的工作，然后大部分时间拉黑活儿，价格比出租车贵几倍甚至十几倍。封控期间要出门的都是火烧眉毛的需求，所以市民只能自认倒霉。黑车司机挣的钱显然有一部分是用来“寻租”的。我在新疆的时候也是如此，政府为了压低物价投放了储备羊肉，但是并不是在市场上公开售卖，而是由区县、街道、社区层层分配，最后有多少肉能到老百姓手里，答案可想而知。

“设租”行为也可以被理解为是一种垄断地位带来的超额利润。例如上面提到的政府对“发放防疫通行证”和“发放储备肉”的权力的垄断，就带来了“设租”和“寻租”的空间。这种垄断地位所带来的损失，不仅是老百姓要花更多的钱，还包括查处“设租”的官员和“寻租”的企业所带来的成本。要减少上述现象的发生，单纯的反腐只是治标不治本，更好的办法是减少政府垄断的领域，让竞争者参与进来。例如在西方国家，慈善捐款可以抵扣税金，实际上就是让社会组织来和政府竞争，减少“设租”现象的发生。中国虽然也引入了类似的制度，但是执行起来还是困难重重。

解决物价问题要靠“三角恋”

讲了半天经济学，我们再回到公共政策的问题上。所有公共政策都是平衡的艺术。这里的“平衡”有很多方面，物价问题提醒我们要注意的是：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平衡。

上海封控初期，市民买菜难、买菜贵的问题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程度。谁能想到在21世纪的上海还会发生买不到菜、买不起菜的事件？其实，这事不能全怪上海市政府，当今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都不可能单靠自己的力量解决两千多万人的吃饭问题。还好上海市很快意识到了问题所在，市政府邀请美团副总裁出席新冠疫情新闻发布会，并宣布与电商平台和大型商超联手搭建供应通道，市民的生活物资保障问题才有所缓解。

还是在上海封控初期，由于管控措施的影响，京东的物流配送时间一推再推，一度被骂成“渣男”，当然其他平台的表现也没好到哪里去。不过很快，“三千京东小哥自杀式援沪”的感人视频就在朋友圈里刷屏了。

其实，推动“东哥”派人自杀式援沪的动力，也许有道德的感召，但主要还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如果京东“渣男”的形象深入人心，给企业带来的损失远大于三千小哥被关在上海的损失。这在经济学上被称为“光环效应”，简单来说就是树立正面形象有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反之则会对企业产生负面影响。政府要做的，就是鼓励这些电商平台参与保供，给他们提供最宽松的政策。大型电商平台比跑腿的“二道贩子”更在乎声誉，而且它们之间还有激烈的竞争，一旦它们能够正常运营，物价和供应的问题自然就迎刃而解了。如果三亚市能够让这些平台正常运营，也就不需要麻烦千里之外的媒体来监督了。

当然，市场并不是万能的，所以我们还需要社会力量加入进来，形成政府、市场和社会的“三角恋”。例如，在那些基本无利可图的领域，可以让社会各方的力量都参与进来。像去年郑州暴雨期间的“救命文档”，还有上海封控期间的互助地图。政府要做的与对待企业时一样，还是鼓励各方参与进来，打一场应急管理的“人民战争”，而不是走“片面抗战”的路线。

扩展阅读：泰吉万帕丁格，《经济学有什么用？》，译林出版社，2021年9月。

今日编辑 / 辛昊航

责任编辑 / 戴晟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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