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哥的星期五 | 一周赶制50万面旗帜，浙江告诉你世界工厂不丢脸

经济自由每增加一小步，生产力就提高一大步。

这是专栏“翔哥的星期五”的第12篇文章。

最近几周时间里，浙江绍兴一家工厂的英国订单像雪片一样从世界各地飞来，为了完成堆积如山的订单，这家公司放下了为世界杯足球赛生产旗帜的工作，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开足马力生产以英国女王为主题的各种旗帜。公司总经理说，仅仅在女王去世后的前一周时间里，他们就至少生产了50万面旗帜。

当然，世界杯的周边产品仍然是浙江工厂今年订单的大头，虽然外国客户无法来实地考察，但是来自世界各地的订单仍然有增无减。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名声早已无人不知，但我们也都知道，这两年的疫情管控对跨境贸易的影响很大。那么，现在的“世界工厂”还好吗？未来的“世界工厂”又将走向何方呢？

01

世界工厂从未停转

中国制造业规模稳居全球首位，中国也是全世界唯一拥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如果说中国是“世界工厂”的话，那么浙江就是这个工厂最大的车间。浙江义乌制造的足球、旗帜、国旗、喇叭、贴纸等世界杯周边产品，占到了全球市场的70%。有工厂自然就要有物流，“三通一达”的创始人都来自杭州桐庐县，所以有人说桐庐人控制着中国快递行业的半壁江山。

这两年有一种声音，说中国制造业正在向东南亚转移，越南有可能取代中国成为“世界工厂”。这种担心不能说毫无道理，但多少有点夸大其词。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数据显示，新冠疫情期间，中国在全球货物出口总额中的占比依然在上升，从2019年的13%升至2021年底的15%。这两年，中国在全球电子产品出口中的份额从38%上升到42%，在纺织品出口中的份额从32%上升到34%。

“世界工厂”不是谁都能当的。要成为“世界工厂”，要有部门齐全、完整高效、无缝对接的供应链，要有一支技艺熟练且供应充足的劳动力大军，要有丰富的原材料供应和广阔的市场。虽然上述条件并非缺一不可，但是中国的产业集群和配套优势在相当长时间内都是没有国家能够替代的。近几年很多跨国公司开始采用“中国加一”（China Plus One）的供应链重组策略，这是在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不确定性的背景下增强供应链灵活性的正常调整。这种策略调整是自然的、合理的、完全符合经济学规律的，既不用紧张更无需干预。我们真正要紧张的，恰恰是政府的过度紧张和紧张之后的过度干预。

02

当工厂，不丢人

最近几年一直有一种论调，认为要从“中国制造”升级为“中国创造”，要把中国从“世界工厂”升级为“科创中心”，就是要贬低“世界工厂”。好像过去让我们引以为傲的“世界工厂”的头衔，如今竟成了让我们丢人的东西。

举个例子，这两年“社区团购”火起来之后，有主流媒体评论中国公司“只顾着低头捡六便士，而不能抬头看月亮”，呼吁他们“别只惦记着几捆白菜、几斤水果的流量”，而是要致力于攻克“硬科技”。结果没想到打脸来得如此之快。这两年无数个中国城市被封期间，社区团购都是很多老百姓的救命稻草。为了解决封城期间市民买菜难、买菜贵的问题，上海市政府邀请美团副总裁出席新冠疫情新闻发布会，并宣布与电商平台和大型商超联手搭建供应通道，市民的生活物资保障问题才有所缓解；“三千京东小哥自杀式援沪”的新闻更是让很多人泪目。

那么，在各级政府大力支持下的高科技行业表现又如何呢？最近七八年来，各地政府争先恐后布局半导体产业，结果造芯热引发烂尾潮。据报道，2017-2021年中国吊销、注销芯片企业分别为461家、715家、1294家、1397家、3420家，今年前8个月内消失的芯片企业已经超过去年全年的总量。其实又何止芯片？国产操作系统、WAPI标准、TD-SCDMA技术、永中Office……地方政府不顾客观条件“作秀”式地强推高科技产业的失败案例数不胜数，不知有多少亿纳税人的真金白银打了水漂。

晚清中国被坚船利炮打开门户之后决定大力发展近代科技和军工产业，可是几艘铁甲舰根本拉不动腐朽到根子上的满清王朝；孙中山不当大总统而亲任全国铁路督办，可是军阀割据混战的中国根本容不下一个铁路强国的梦想。哪儿不行就补哪儿，看起来立竿见影、行之有效，要说“丢人”，这些人才是真的丢人。

03

要让他发展，先给他自由

举世闻名的“玻璃大王”曹德旺，改革开放前和父亲一起偷偷摸摸做小生意，结果被罚得底裤都不剩。如今，福耀玻璃成为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全球汽车玻璃巨头，难道是曹德旺生产玻璃的技术有多么先进吗？当然是，但首先并且更重要的是，改革开放让他得到了生产经营的自由。浙江桐庐的快递大王们曾经长期处于非法状态，公司不敢挂招牌，收发件都要约定接头暗号。直到2009年新版《邮政法》出台之后，邮政对快递行业的垄断被打破，“桐庐帮”才迎来了春天。

经济学家陈志武在《财富的逻辑》一书中指出，“制度的品质，决定财富创造力的大小”。媒体人吴晓波用“水大鱼大”来概括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显然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如果水里遍布密密麻麻的渔网，还有各种电鱼、炸鱼的，即便水再大又有何用呢？经济学家米塞斯在他的代表作《人的行为》中指出，“通常所谓的‘工业革命’，正是由古典经济学家的学说引起的意识革命的一个产物。生产技术手段的巨大进步以及由此而来的财富与福利的增加，只有通过实施那些体现经济学原理的自由政策才有可能”。

陈志武指出，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功“发生在走出计划经济制度框框的过程中，而且是每当离计划经济、行政管制远一点，经济发展就快一点”。政府往往将虚构的或者局部的经济效益放在真实的人的行动之自由与权利之上，然后以特例方式对个案进行成本效益分析评估，实际上是对人的行动与市场机制运作的不恰当干预。

回到“世界工厂”的话题，经济学家章奇和刘明兴的研究发现，浙江民营经济在改革开放前就已经十分活跃。在那个制度性交易成本极高的年代，他们给了民营经济更大的包容度。如今“浙江制造”能走向世界，要感谢那些冒着巨大风险拼命保护民营经济生长的先行者。未来，“世界工厂”要走向何方，不是应该听从办公室里下达的指令，而是要让企业和个人来决定他们怎样参与全球经济的分工。

经济自由每增加一小步，生产力就提高一大步。

本专栏内容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扩展阅读：陈志武，《财富的逻辑》，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12月。

内容来源 / 百度百家，2022年9月20日

今日编辑 / 辛昊航

责任编辑 / 戴晟昱

审稿 / 蓝蔚青 郁全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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