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儿童：教育人类学田野工作方法对儿童研究的启示
童年是一种社会现象。尽管儿童与成人的差别具有恒常性，但儿童世界与成人世界之间的关联却经历了遮蔽、凸显、在趋同中显现的历史性演变。在教育人类学视野下，将儿童视为“他者”，借助田野工作方法，实现对儿童的凝视。通过观察、记录与反思，以“深描”的笔触，追求主位与客位的互动与转换，对儿童的文化意义结构和层级系统提出解读。教育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方法为研究者与实践者凝视儿童真实的生活样貌并给以生动描述和抽象解读提供了认识论与方法论基础。在此过程中，研究者努力实现对儿童世界与成人世界关联性的转译，搭建不同生命阶段共享的本真性，从而探究以主流价值观实现对未来社会公民给以积极引导的可能性与路径。
借田野工作以凝视
当儿童被视为“他者”时，田野工作的视角与方法便在解读儿童的使命中生发出用武之地。田野工作作为人类学的看家本领，自19世纪末发端以来，历经不同历史阶段。如今在现象学、解释学、后现代思潮的卷裹下，被描述为“在其他地方待上一段时间，学习语言，将自己置于不寻常的场所并且尽力描述当地人的形象，是一个了解新事物的好办法，同时也是了解自己、了解他所调查的地点的好方法”。施展这一方法的目标，也从追求“客观描述”转向阐释，即在田野现场寻找和解释社会群体行动的意义。
田野工作方法在教育研究中的应用，也是人类学研究的重要传统与议题之一。人的发展是教育研究和人类学共同关注的起点。20世纪50年代，教育人类学这门交叉学科在美国得以制度化、专业化发展。植根于日常生活的田野工作，始终作为教育人类学的重要方法得以贯穿。在那里，教育不仅仅被视为传递文明与知识的工具，从技术与效率上给予考量，而且需要被放置于生动繁杂的现实场景中，阐释教育活动如何既反映具体的历史传统、文化默识，又如何由此生发具体的教育引导行为。凝视、呈现、阐释，是田野工作的三个重要环节。以这样的方法解读儿童，也同样适用。
（一）凝视儿童的日常生活
“凝视”是田野工作的意识前提和行为驱动，其具有三重蕴含。首先，“凝视”的对象为日常生活中的个体以及与围绕个体所产生的生活要素和细节。正如杜威（Dewey,J.）提出的“教育即生活”，对儿童生活的关注是教育生发的基础条件，即凝视儿童日常生活对于儿童教育研究具有前提性意义。其次，“凝视”强调始终关注和提炼对方生活中的诸要素，并在主位与客位视角之间进行穿梭。所谓主位视角，是指从事件参与者本人的角度去观察；客位视角，是指从旁观者的角度去观察和研究。二者缺一不可，相互转换，方构成儿童教育研究的可能性。最后，正如福柯（Foucault,M.）所警示的，“凝视”中蕴藏着看与被看的权力关系，被观察者始终处于一种“有意识的、持续可见的状态”。同时，观察者也在被观察者所凝视着。表面上，研究者作为成人在儿童面前具有天然强势，但事实上，混迹在儿童中的成人，也无以逃遁地被儿童观看与评判，即在儿童研究田野工作中要始终对交织的权力关系保持自觉性和反身性。
为实现这番凝视，儿童研究的田野工作首先需要将研究者切实地置身于儿童的日常生活之中，确保研究者与儿童在共享时空体系中的重叠。由此产生的“面对面”关系，是儿童研究者对于儿童作为他者的认知基调。在这样的关系中，从空间上讲，研究者无论从身体姿态还是心灵感知上，首先需要把自己和儿童放在同一高度上，抛却成人与儿童之间潜藏的权力关系，通过平视而非俯视儿童的方式与儿童交流和沟通。从时间上讲，根据传统田野工作方法的基本要求，至少要经历一整年的周期。在现实处理上，也可根据实际情况以网络跟进、阶段跟进的方式进行灵活调整。但是沉浸其间的时间长度是必要的：在农业社会，草长莺飞自然韵律决定着人们春耕秋收的劳作节奏；在工业社会的儿童生活中，专业教育机构运行与家庭生活节奏的衔接与配合，构成儿童生活重要的时间轨迹。因此，确保相当的时间沉浸在儿童世界，是在田野中实现凝视的重要条件。此外，除了时空上的在场，研究者还需要依据场景谋求切实的功能性身份，以承载和儿童相处的开放性关系。比如，研究者按照研究伦理必须公开研究者的身份，同时还可以在田野中附加志愿者的身份。一方面，志愿者能够给学校、幼儿园组织或家庭的教育活动提供一定的帮助，在互惠性互动中，进一步对儿童的日常生活场景给以观察和深入理解。另一方面，既参与其中又不归属组织的志愿者身份，有助于研究者在主位与客位视角之间的穿梭与反思。
（二）呈现儿童的文化符号
如果说沉浸在儿童世界田野工作中的“凝视”首先是附着在研究者行动与认知框架中的个体实践，那么，以田野笔记的方式记录和呈现儿童的文化符号，则是研究者个体思考转向公共讨论的开端。同时，在面向儿童的世界中，儿童文化符号的收集和记录更是理解儿童文化的途径。儿童的世界充满了玩具、游戏与令他们好奇的事物，而文化符号则是活跃在这些活动和事物中的元素。正如笔者在幼儿园的角色扮演游戏活动中所观察到的，儿童在游戏过程中，会通过不同的话语符号和行为符号展现出很多属于儿童世界本身的文化。
在幼儿园的田野观察中，笔者进入“京味斋”区域（一个模仿京味斋餐馆的角色扮演活动区域）和孩子们一起玩角色扮演游戏。游戏中一共三位小朋友，分别扮演厨师、顾客和服务员；为了加入游戏，研究者扮演其中一位顾客。
我进入了“京味斋“游戏区，有三个小朋友已经在里面准备了，能看出来他们都很激动，有说有笑、蹦蹦跳跳。每个小朋友需要认领一个角色，包括“厨师”、“服务员”和“顾客”。我也作为其中一个顾客和小朋友们一起玩游戏……吃完饭，该结账了，“服务员”说：“这四个（菜）加起来，就是……是……24……14块钱。”突然，“顾客”小朋友把用彩纸写着数字的“钱”推给我说：“大人拿钱，小孩儿不能拿钱。小孩拿钱万一丢了呢。我妈、我爸、我爷、我奶，从不让我拿钱，连一个豆纸（没听清）都不让我拿。”
（摘自2020年12月3日，田野笔记）
儿童在模仿结账的过程中把钱交给研究者，这一行为并未受到任何成人的引导，是儿童自发产生的。它是研究儿童和教育的重要素材。研究者需要具有收集儿童文化符号的敏感意识，并通过录音、记简要笔记等方式将儿童主位的符号翔实、完备地展现出来，为后续的客位分析和解读奠定基础。这也是儿童文化的一种文字凝固和从生活到研究的转化。田野笔记撰写工作一般在田野工作后的当天进行，根据当天的一手材料，研究者将观察到的主位活动描述出来，并进行客位上的反思。田野笔记的内容主要包括教育的情境、语言、动作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交流等那些在日常生活中负载着儿童文化符号的实践。教育的情境包括物质环境、精神环境以及活动场景等，这有助于后期研究中可以快速通过阅读田野笔记来复原当时的样貌。语言是思维表达的一种表现，也是思维的影响因素，因此语言是了解儿童内在思维和文化的主要途径之一。语言记录包括记录儿童及与儿童相关的主体的语言内容、语气、音量等。行为是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通过动作的记录能够直观、形象地描述儿童的样态。动作包括记录儿童的行为以及与儿童相关主体的行为，人与人的互动包括儿童与儿童、儿童与成人之间的互动，通过对于互动方式、互动内容和互动目的等的记录，可以了解儿童的文化符号。不仅如此，田野笔记的撰写呈现出的是记录和反思交替出现的过程。田野笔记的文本需要显示出哪里是观察，哪里是解释，无论是记录还是报告，都不能混淆理论和事实的界限。对于事实的主位观察记录以及客位的思考和反思共同构成了田野笔记的总貌。
（三）解读儿童的意义系统
研究者发现并收集记录下儿童所独有的文化符号，随后则是从客位的视角出发，运用相应的理论对儿童的文化意义系统进行阐释。在“京味斋”的游戏中，小朋友在进行双重角色的认知和扮演。一重角色，是将日常生活场景拉入假扮游戏，模仿特定的社会身份，比如“顾客”、“售货员”。在那里，“顾客”消费之后付费是规则；另一重角色，是儿童眼中对自己在真实生活中的行为边界与规则意识。在那里，小孩儿不能碰钱。当“顾客”准备掏钱给“售货员”结账的时候，突然想到家庭中家长制定的规则“小孩儿不能拿钱”。这时的小朋友，从游戏扮演的“顾客”角色中跳脱出来，表达了对真实生活中儿童角色的理解。小朋友在这双重角色中跳舞，使研究者有机会截取这段两种角色涌动下形成张力的游戏片段，阐释儿童对不同角色边界及其行为规则的认知与理解。由此，在记录和呈现的基础上实现对这游戏片段在文化意义上的“深描”。如此详细的记录，提供了足够的语境，让文化之外的人能够理解这种行为。需要明确的是，这番穿行在主位与客位之间的描述与解释仅仅提供一种看待儿童文化意义系统的方式和路径，并非绝对客观的真理。正如陈嘉映在《走出唯一真理观》中写道，从前有不同的道，现在有不同的道，将来还有不同的道。重要的不是找到唯一的道，而是这些不同的道之间怎样呼应，怎样交流，怎样斗争。因此，对儿童研究的呈现是一种解释性的、可供对话的逻辑体系与词语的集合，以便为他人提供参考。
解读儿童施以引导
儿童文化具有某种独立于成人文化的运行逻辑和意义系统。儿童的成长又依赖于成人，成人文化和儿童文化在互补与互哺中共同成长、相互拯救。认真解读儿童文化，需要以专注的凝视聚焦儿童的日常生活，以细腻的笔触呈现生动的场景，以客位思考辨析行为背后的规则与认知。它构成借用田野工作解读儿童的核心要素。这一系列小心翼翼的文化转译工作，依然需要回归到以国家核心价值观、民族文化之魂魄，对下一代公民的心性塑造上来，即实现解读儿童的终极目标：引导与教育。
对于教育研究者而言，潜入儿童的日常生活，以郑重的方式品味、记录、呈现特定时代和具体情境中的儿童活动，方可为如何在儿童动态、糅杂的认知体系与远离儿童生命状态的宏大叙事之间进行适切的连接，提出更具理论阐释深度的建议。对于一个时代的教育风貌而言，是尤为难得的翔实记录。充分的实证资料，是进行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基础和范式。有意义的细节和对细节意义的剖析，是促进反身性思考的基础。对意义的追问，更能体现教育作为文化传承载体的深远内涵。
对于一线教育工作者而言，应将田野工作方法论融入教育实践，使得教育活动兼具实践性和反思性。它将促进教育工作者敏感地捕捉儿童生活片段，将其与宏观层面的教育规划、中观层面的教育目标相勾连，更加自觉、主动地启动关键概念，将主流价值观念恰当地编排到儿童认知系统中，实现教育引导。比如在上述“京味斋”游戏中，儿童在触碰到“钱”时，突然呈现出假扮游戏角色和现实身份角色之间的张力。它提示儿童既能够理解货币的购买功能，又能感受到自身作为儿童明确受限的货币使用能力。这提示教育者可以设计适当的场景或游戏，进一步激发儿童对货币购买功能限度的感知，由此推动儿童对于中华传统文化中有关财富、道义的理解。按照教育解释学路径来讲，即将理解的游戏性、语言性、实践性、批判性融入教育实践。无论是教育研究者还是教育实践者，能够得益于田野工作方法对儿童研究的启示，关键不仅在于从理念上相信儿童不是“空的容器”，是“爱智慧”的“哲学家”，而且在于借鉴当代人类学田野工作方法对“他者”的大胆凝视与阐释主义方法论意义上的描述与反思。
本文力图从人类学的角度说明儿童研究的要义在于解读儿童的意义系统。在人类学田野工作方法的启示下，通过对儿童“他者性”的确立，以及田野工作方法中阐释的意涵的梳理，本文将田野工作方法和儿童研究整合讨论，从而再次反思儿童研究中需要厘清的思路和说法。研究者需要认识到儿童具有着成年人所不具备的原初性、独立性和传承性，这些特性导致儿童之于研究者、教师与成年人呈现出的“他者”性。田野工作原则则强调研究者沉浸在与儿童共享的时空中，对儿童日常生活给以凝视、呈现与阐释，从而形成儿童研究文本。这套文本不追求所谓“客观描述”，而力求构建儿童、研究者与读者之间对话的平台。
中国儿童研究处于快速发展阶段，需要基于儿童日常生活场景的描述与解读。教育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方法为研究者与实践者凝视儿童真实的生活样貌并给以生动描述和抽象解读提供了认识论与方法论基础。其最主要的贡献是对儿童主位文化的描述和解析。它尽量避免操控成人凌驾于儿童之上的权力关系，僭越儿童的生活世界，对防止儿童文化研究“成人化”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基于长时段田野工作的儿童文化阐释，也为学前教育、心理学、哲学等多学科理论提供有益补充。“读懂”儿童很难被验证，而“解读”儿童更具开放性。正是由于成人与儿童共享着一种属于人类整体的天真，而且这种天真需要被挖掘和再现。人类学田野工作方法，为解读过程提供了可供依循的原则与路径。这番解读、转译与对话的终极意义指向对未来公民的有效引导。研究者有望在此基础上实现更具阐释深度的理论解说；实践者有望在解读儿童的同时，依据儿童和教育者的共同阐释，将家国情怀以更自觉和恰当的方式融入儿童认知体系。
本文摘编自《解读儿童——教育人类学田野工作方法对儿童研究的启示》，该文发表于《教育研究》2022年第7期，《幼儿教育导读》（教育科学）2022年第10期转载，原文作者：刘谦 王正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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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 | 人大幼儿教育导读
责编 | 田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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