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75天封控日记：谢谢你来过上海，再见
解封前五天，他离开了上海，和大多数在此时离开的人一样，急匆匆穿过“谢谢你来过上海”的标语，带着最后的疲惫与久违的确定感，在高铁站度过了一宿。 如今距离上海解封已过了一周，张华弥也结束了在家乡重庆某酒店隔离的十四天，重新拥抱正常生活。隔离期间，他整理了自己在封控时写下的日记，还有回家旅途上的一些瞬间，有的发在豆瓣上，有的记在备忘录里。 在今天，日记这种文体在某种层面会让一些人感到不适与恐惧，它是私人的，又是公共的。个人化的表达当然谈不上全面与客观，但也戳破了那种“统战式”的语言把戏与集体回忆的篡写。他在记录的同时，也是在保卫自己的语言，保存个体的记忆。 以下是他的记录。
5 月 25 日，18:03
在航班两次取消，并且得知上海开通了两条地铁线供人们返乡后，我再次开始筹划回家的行程。有了地铁，整个过程意外轻松，我不必花大价钱拼车去车站，只需要在附近的核酸采样点采样即可。
第一次见到居委会主任本人，是在向他亮出返乡证明的照片时。没想到这个在过去两月里，被住户们在微信群里围剿、问责、催促的男人居然如此瘦小。他再三强调，我必须出具返乡地接收证明，他说，一出小区你可就回不来了，要是你家不接收你怎么办，怎么办？
我没告诉他的是，当家乡社区第一次给我打电话确认信息时，我几乎哭了出来。
从小区门口到最近的地铁站要走上十分钟，我把居委会开出的离沪证明和承诺书像圣旨一样攥在手里。谁要是敢在回家路上使坏，我一定会当场把这两张纸捅过去。
此刻的曹杨路，行人零零散散，有年轻人用手机拍大街，拍神色惶恐疑惑的行人，拍拖着行李箱的我，她嘴里念念叨叨的，我怀疑是一个自媒体从业者。想到会成为别人封城记录的一部分，我似乎来了精神，想唱点什么，“何日君再来”或者“不回头 不回头地走下去”很适合。
镜头直接扫过了我，能通过口罩发出的最清晰的声音，好像只有叹息声。
隔着两圈路障，我问汇融天地商场入口处的保安，为什么地铁口还没开放，保安扯着嗓子喊了一长串方言，也许是声音过大显得失真，我一个字都没听明白，反而把手中的证明攥得更紧了，商场里的一个阿姨靠过来解释：
“你去那边看，那边开着的。”
3 月 26 日，
只要一周就能重返自由
我的封控开始于 3 月 12 日。
前一天是周五，公司通知暂时在家办公，几乎同时，当晚和朋友约好一起去看的喜剧演出也在最后一刻取消。上海的电影院已经陆续关门，我并没有察觉出太大的异样，两年以来的抗疫训练，让我对此起彼伏的局部封锁失去了戒心。
甚至当 3 月 16 日住宅出现密接人员封楼后，我也没有意识到事态的严重，像是一个小学生，仅仅因为可以不用上学，就觉得极端天气没那么糟糕，甚至还有些雀跃。
3 月 26 日，买菜软件几乎已经买不到蔬菜，小区开放了一天的时间供居民外出采购。我和两个室友，M 和 F 带着春游的心态逛了逛周围的超市、粮油米店，部分蔬菜的价格高得令人咋舌，我们和卖菜的大爷大妈来来回回，以 20 元购得一小袋彩椒，大妈送了我们一小把葱说，“要赶紧囤起来啊”。
当晚我做了一桌好菜，室友们喝了点酒，我们都相信一周内就能重返自由。
5 月 25 日，19:15
虹桥火车站外的广场上，外来务工人员和大学生们躺坐在工作人员提供的坐垫和遮阳篷下。
刚到的人还有新鲜劲，拉着其他人聊自己遭受的冤苦，说了几句，发现大家彼此相似，也就不再多聊，玩起自己的手机来。
将近 8 点的时候，有人开始指挥大家往停车场转移，队伍分为两列：持有 24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和 48 小时内阴性证明。我被夹在 24 小时的队伍里，发现自己早上的核酸结果还没出，人们很快帮我推开了路障，我汇入了 48 小时的人群。
5 月 25 日，20:19
人们在地下停车场的车位里席地而坐，每个人在划定好的框线里活动，像是电影《狗镇》的排练现场。我划分出了书房和卧室的部分，两个男生过来问我能不能通个电源，原来车位上方有一个插座，我连忙把房间让出来，抢先预定了一个插口。
我闭上眼睛蜷缩在自己的行李箱上，再次睁眼的时候，身边已经聚集起一个群落，两个男生还在以同样的姿势玩着游戏。
4 月 15 日，饥饿与饱腹
4 月中，解封看上去遥遥无期。
再宽慰人的话语都不如楼上小朋友的琴声，最近她练琴时，会弹一弹全家和便利蜂的门铃声，我想让她把所有便利店快餐店的声音都弹个遍，日常的声音、人的声音，比任何赞歌都振奋人心。室友 M 说，不全是小朋友弹的，有时候孩子的奶奶也在弹。
M 是个萨克斯乐手，平时以跑演出和为 swing dance 伴奏为生，疫情暂时让他停止了工作，他渐渐变得慌张和敏感，饭量也在渐渐增长。4 月，我们三人每晚煮的米饭，从 3 杯增长到了 4 杯半，至于早餐和午餐，三个人各自靠速冻食品和挂面应付过去。
在封控前，每周末我都会在家做一顿晚饭，这个习惯延续到了 4 月。光用抢菜软件抢菜效率太低，我主动在各个团购群里觅食，其余两人蹲守抢菜软件，即便如此，最窘迫的时候，家里的菜只够吃一天，对于食物不足的恐慌会猛然发作。
我突然意识到，对于饥饿的恐惧非常影响人的判断力，当连自己的下一顿都没有着落时，势必产生非理性的判断：对在朋友圈晒烤肉的上海同事咬牙切齿；听到室友深夜翻看冰箱找食物时心怀愧疚；对物资丰沛的徐汇区人民深恶痛绝……
每团购完一批菜，我会仔细清点后盘算。一般来讲，按照三个菜一荤两素的标准搭配，一次团购最多能解决之后 5 天内的伙食需求，有一次物资扎堆到货，盘算一下，接下来 10 天都不用愁，当晚和室友们吃着乳酪蛋糕，我抑制不住地笑了。
“有这么好吃吗？”
“不，一想到我们花这么大劲才能过上一种日常生活，就很想笑。”
三个成年男性的一顿饭：
速冻烤鱼，香菜煎蛋，付子瓜，粉条包菜肉丝，粽子
©张华弥
5 月 25 日，22:53
男生们带来的插座像贪吃蛇一样，越来越长，变成了一条横贯 3 个车位的庞然大物。21 世纪的人类逐插座而居，就像我们的祖先逐水草而居。我不太方便躺着，干脆坐起来啃三明治。
一群中年人找我们商量，能不能多接一节排插，他们表情粗粝，手里的插线板是非常耀眼的橙黑配色。车站工作人员赶过来，拉上自己的白色防护服面部，斥责中年人设备不合规定，他随即转过来对我们这群横七竖八的人说，要是他们再在这里插，你们也别插了。
我们没人理他。
工作人员走远后，我们和隔壁车位的又接上了一串新的排插。
广播响起：请问在场有医护人员吗？停车场有旅客癫痫发作……
我身旁的男生问他的伙伴：
“不是有这么多大白吗？”
“大白又不是医生”
“对哦，他们也搞不懂。”
5 月 3 日，
就像被威尔·史密斯掌掴的克里斯·洛克
大约 4 月底的时候，小区允许下楼遛弯了。一到四点半我会带绳下楼，最初我还装模作样地戴个口罩，慢慢地也不戴了。
说是小区其实勉为其难，因为我住在一幢独门独栋的大厦里，能称之为小区公共区域的地方，只有楼房周边一圈长条状的停车场。封控期间，天气好的时候，在这一条窄地上还会有野餐的家庭。家庭旁还有一个跳绳的我。
有一次下楼散步，听见大厦三楼的住户在傍晚公放《国际歌》 ，我问不远处的保安，音乐放多久了，保安说有一阵了，每天从七点开始放半小时。我问没有邻居投诉吗，保安抬起头嘟嘟囔囔了一阵，然后说，算了算了。
可能是因为独门独栋，影响不到周围建筑群的缘故，三楼的住户从来没有因为放《国际歌》被人找过麻烦，但我的室友 M 因为在家练萨克斯，被邻居上门抱怨过好几次。不知道是出于某种声学原理还是灵异现象，上门抱怨的一家和我们之间，隔着一层楼。
“他如果是工作，可以出去找个工作室，一天吹 24 小时也行。居民楼真的隔音不行，不能这么吹的！”
“您和我说也没用呀。”
“明白，不是针对你，主要是吹得太难听了，两年多了，就这么吹两个音，现在疫情，大家都在家，本来封闭着就焦躁，听得太难受了。”
关于 M 的音乐水平，我无法评价，但绝对达不到扰民的程度。其实搬进来后不久，我就跟他聊过爵士乐，他见我感兴趣，兴冲冲想教我，最后以我笨拙的视唱练耳告终。
我在客厅饭桌上放了一台煮茶器，每周征集大家意见然后做一次晚饭，饭后我们喝着自己分享的茶叶聊天，我非常享受这种有限的亲近感。可以说，正是我对居住环境的改造，让三个人在疫情前就走出了互相隔绝的生活状态，唯独在封控期间，一谈到病毒和疫情的话题，我们才会滋生不快。
一天饭后，M 拖长了气说“是不是美国的阴谋？” 紧接着 2 秒的沉默后他继续说：“你们不觉得吗，抖音上有人说了。”
“这个说法不太合逻辑。” F 以一种推测的口吻说。我附和道：“上海瘫痪，外资企业遭受的损失也很大。” M 不服气地辩驳了几句，不再吭声。
第二天中午，我突然听见客厅传来一声巨响，我的房门剧烈晃动了起来。我的第一反应是：瓦斯爆炸了！爆炸造成了第二次冲击，一块门板被震飞，我房间的地面上洒落着木屑。
但我并没有闻到瓦斯味，透过被撞破的门洞，我看见了 M 的脸，他指着我恶狠狠道：“下次再这么说，我砸的就不是门了！”顺便一提，他的体格是我的两倍以上，我不禁想象如果那两拳真砸到我身上，是不是就可以离开小区，住进医院了。
唯一能称得上导火索的，或许是早上我在豆瓣上发布的广播，调侃我室友在病毒问题上的看法，但 M 不可能得知我在豆瓣上的活动。之后的某天晚上， M 敲响我的房门，问我刚才在厕所门口和他擦身而过时在说什么，我说，我和你打招呼你没听见，他点点头。
“那就好，最近说话小心点。”
那条发在豆瓣上的广播是：
“吃饭时室友信誓旦旦说新冠是美国投毒和严重后遗症时我真的想给他饭里投毒”
我感觉自己像是一个多月前被威尔·史密斯掌掴的喜剧演员克里斯·洛克，因为一个不合时宜的玩笑被人老拳相向。我联系上自如的客服，希望师傅能在解封后上门维修，门板被我拼拼凑凑地安装了回去，当师傅问我损坏原因时，我顿了一下说：
“我在家跳健身操跳太猛，把门撞坏了。”
我没有勇气再向 M 求证，因为在我离开上海的 3 天后， F 私信我，说 M 已经退租，他自己也打算 6 月末换个地方住。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 M 到底是因为什么发火，可能那两拳，积压着封控中所有无处寻觅的真相、无法诉说的苦楚和无法衡量的失落。
5 月 26 日，18:35
还有三小时就要到重庆北站了，断断续续睡到现在，睡意全无。我吃完最后一个三明治，拿出笔记本，开始玩《空洞骑士》。
《空洞骑士》是一款 2D 类银河恶魔城动作冒险游戏，以操作困难著称。在游戏里，我要阻止不断蔓延的瘟疫。这个游戏我从封控刚开始时玩到现在，现在卡在倒数第二个关卡，被一个蝙蝠模样的 Boss 挡住了去路。
我打开电脑，连续失败了几次，坐我一旁学生模样的家伙凑过来。
“哟你在玩《空洞骑士》！”
“你晓得？”
“我去年就通关了。”
“那你帮我打一下吧。”
“可能生疏了，我只记得逃课的打法。”
“可以，能过就可以。”
于是我把电脑让给他。这个男生用一种毫无观赏性和操作性、完全耍赖的打法消耗掉了 Boss 。当他把电脑递回来时说，其实这个 Boss 你完全可以不用打的，我说我知道，但是我已经走到这里了，不好再停下，哪怕用再肮脏和低效的手段，我也要清理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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