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她”挤出去：从飞盘之争看运动场上的性别排斥
在都市里，飞盘正从一项小众项目，变成许多青年的运动选择。它让人奔跑、跳跃，但又不需要太多的身体接触，受伤风险低，在性别上也鼓励男女共同参与。
但在过去一个月内，飞盘却遭受了主要来自男性的大批指控。在一些城市，由于玩飞盘的人占据了足球场，致使足球爱好者无法预定场地，他们便旋即指责参与飞盘的女性身着紧身运动服，是为了展示身材、吸引异性。而由于飞盘自带的社交属性，许多人认为飞盘运动变成了一个搭讪的场所，脱离了运动的真正意义。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不仅是想反驳“飞盘媛”一词，也想探讨在运动领域，种种对女性不友好的现象如何成为了此次“飞盘之争”的诱因。
尽管有越来越多女性参与到运动之中，但由于运动领域长期被男性所引导，运动场上的女性仍然是客体一般的存在。长期以来，运动的空间与资源不仅倾斜于男性，运动的意义也是围绕着有男性气质所提倡的“竞争与力量”而展开。这不仅在女性与运动场之间暗暗划下了界限，也在扼杀我们对运动的多元化想象。
01
由来已久的女性运动服装争议
什么是“飞盘媛”？在众多对于“飞盘媛”的声讨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系列类似的形容：姣好的身材、精致的妆容、紧身的运动服饰、展露臀部曲线的瑜伽裤……在这些声讨者眼中，女性们的运动穿搭并不是为了运动服务，而是在展示自己的身材，变成了一种释放“性暗示”的信号。
这种指控是不是非常熟悉？从去年的佛媛、病媛、离媛，再到今年的学术媛、飞盘媛、运动媛，近两年来，这场造“媛”的运动似乎永无止境，逐渐涉及到女性方方面面的生活场景之中。而每一场造“媛”运动的本质都是相似的：将女性在男性的凝视下变成客体化的存在，女性的一举一动都与男性的欲望直接挂钩。
实际上，“飞盘之争”中所突显的对女性运动服饰的争议早就由来已久。在女性刚刚登上运动赛场的 19 世纪，那时女性运动员只能穿着全身都被严密覆盖的运动服装——高领长袖、托及脚踝的长裙。可以想象，穿着如此繁琐的服装进行比赛，必然会极大影响女性运动员们在赛场上的发挥。然而，当时将这种服饰合理化的原因，是担心女性运动员的身体如果被展露，会分散男性运动员的注意力，影响他们的发挥。
这种密不透风式的穿着，直到网球运动员苏珊·伦格朗的出现，才开始刮起一阵女性运动员服装变革的风潮。在 1920 年的安特卫普奥运会赛场上，年仅 21 岁的伦格朗一举夺得了网球女单冠军。然而，让世界惊叹的，并不是她在赛场上取得的好成绩，而是她在比赛时的穿着。
在女性运动员们只能穿着白色长裙与束腰马甲进行比赛的年代，伦格朗反而“大胆地”穿着裸露小腿和手臂的网球裙进行比赛。换掉那些“困住手脚”的衣物，伦格朗这一身着装让她像一只轻盈的鸟，在网球场上灵活地挥舞球拍。然而在赛后，舆论并没有为伦格朗获取的优异成绩欣喜，反而是批评她的着装不检点、有伤风化。
贴身的运动衣物本是为了方便运动而创造的，但就如同高跟鞋、超短裙，包臀裤这些服饰一样，在长期以来父权话语的渲染下，都变成了试图勾起男性欲望的符号与元素。
02
运动空间与资源中的性别差异
在此次对飞盘运动的声讨浪潮中，也有众多男性抱怨，因为飞盘运动抢占了许多城市的足球场地资源，导致他们想要踢球时根本预定不到足球场。或许，当男性们认为场地资源紧缺时可以先想一想，像是足球场、篮球场这些在城市中占据大量面积资源的场地，是否长期以来一直是男性的“专属”？
飞盘作为一项男女可以混合比赛的运动，带领更多女性走进了绿茵场。但在此之前，我们几乎很少见到会有女性进入绿茵场，包括在城市中更为常见的篮球场也同样如此，即便出现女性的身影，也多半是坐在观众席位。
电影《足球尤物》中便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位名叫维欧拉的女孩，因为从小热爱踢球而加入了学校里的女子足球队，但因为学校突然取消了女子足球队，无奈之下维欧拉只能女扮男装乔装成自己的双胞胎哥哥，以哥哥的身份在男子足球队踢球，以此延续自己的足球梦。
虽然这部电影只是一部校园轻喜剧，但从中我们能看到一些现实中存在的问题：长期以来，只有瑜伽、体操、舞蹈这些着重身体柔韧性的运动才会被视作为女性的运动，而强调力量、对抗与竞技的运动一直为男性所主导，这些领域下的运动空间，似乎也一直是为男性“量身定制”，女性在其中变成了附庸一般的存在。即便在这些运动领域中，专业级的女性赛事已经发展了一定的时间，但在大众文化下，这些领域对普通非职业女性而言，依然是不友好、不欢迎的。
©《足球尤物》
这项规定直到近些年才迎来了些许改善。2012 年，美国奥古斯塔国家高尔夫俱乐部才首次吸纳了两名女性入会，打破了自俱乐部创立以来延续了八十年的性别隔离；而英国的穆菲尔德俱乐部，也在因“不接纳女性会员”的规定，丢掉了公开赛的承办资格后，才于 2017 年通过内部投票打破了这项延续了273年的纯男性会员政策。但在投票中，仍然有近 20％ 的会员拒绝女性加入。
不仅是运动空间与场地的不平衡，人们也很少将注意力投向女性运动本身。在女性营销的风潮刮向商业世界以前，运动品牌广告中的主角几乎总是以男性为主。即便是让人们凭空想象一个运动员的形象，这个运动员也多半是男性。明尼苏达大学塔克女孩和妇女体育研究中心 2014 年的报告数据显示，尽管女性体育参与者的比例约占 40％，但在体育报道中，女性被报道的比例仅约占 4％。
然而即便在这些被报道的女性运动员的故事中，人们的注意力也多半不会集中在“运动”或“运动员”本身，亦如此次的“飞盘媛”事件，被客体化的女性身份永远是占据注意力的头条。
今年二月，当女足获取亚洲杯冠军时，仍有媒体将报道的标题聚焦于“女足队长仍是单身”的话题之上。此外，还有帮滑雪冠军谷爱凌“找爹”；询问铅球冠军巩立姣“对女孩子的人生有什么计划”……相比取得傲人赛季的男性运动员常常被塑造为“英雄”或“神话”，人们在对待女性运动员时，总是先聚集于她们的女性身份：是妻子、是母亲、是女儿、是单身女性，之后才是运动员。
03
竞争与对抗，是运动的唯一目的吗？
除了女性着装与抢占场地资源以外，飞盘运动被诟病最多的，是称这项运动过强的社交属性，导致其脱离了运动的原本意义。甚至一些人认为，如今在城市中流行的飞盘运动根本不能称之为“运动”。有的虎扑用户还会专门发帖，配上国外专业飞盘运动员身着职业赛服，抓取飞盘的照片，以此来展现在他们眼中，真正的飞盘运动或者说真正的运动应该是什么样。
那么，什么样的运动才能被称为“运动”呢？在想象这个问题的答案时，似乎就已经存在了一条隐形的坐标轴。在这条坐标轴中，竞争与对抗变成了轴心，弱化竞争的运动则被排在了边缘位置。然而，这种排序其实是受到了渗透在体育领域中，霸权男性气质的影响。
悉尼大学社会学教授雷温·康奈尔（Raewyn·Connell）曾在上世纪80年代，对澳大利亚部分高中的社会平等状况进行过调查。在调查报告中，她首次提出了“霸权男性气质（hegemonic masculinity）”的概念。康奈尔认为，当前的社会构建了一个性别等级秩序，而处于秩序金字塔顶端的，即为霸权男性气质。它表现为男性一种内外兼具的阳刚之气，崇尚理性思维、独立上进、冒险本领与侵略特性，这也是是多数男性在发展性别认同过程中的参照标准。
借由父权制在社会发展中占据的长远历史，霸权男性气质对社会文化的影响也早已渗透到方方面面，其中自然也囊括了体育领域。现行的体育运动伦理倡导的即是同伴合作、战胜对手、赢取胜利、不畏付出与牺牲，这与霸权男性气质所赞扬的品质不谋而合。
足球和篮球，作为长期占据中心地位的运动项目，其中“硬汉”的作风也一直为老球迷津津乐道。在 90 年代的英超，暴力飞铲与不必要的凶狠犯规屡见不鲜，当时曼联队队长罗伊·基恩还不时将暴力和恫吓作为一种策略工具，威慑对手球员，而他也因此被视作“铁血足球”的代表人物。进入 2010 年后，英超裁判对犯规尺度进一步缩紧，这也让那一部分怀念过去的老球迷感叹：英超变软了。退役后成为评论员的罗伊·基恩，也不时在节目里评价那些相对不热衷于身体对抗的新生代球员是 pussy (在英语俚语中，pussy 也有软蛋、胆小鬼之意，更可见扎根于日常语言的性别歧视)。
2001年，罗伊·基恩的一次报复性飞铲
断送了对手的职业生涯
被霸权男性气质所浸染的运动领域，不仅让运动的意义和目的变得单一，也在让运动领域中的女性愈发客体化，同时变相地鼓励男性使用暴力。英国兰卡斯特大学犯罪学家斯图尔特·科比博士曾经做过一项调查。他在分析 2002、2006 及 2010 年世界杯期间的家庭暴力报告后发现，当英格兰队出赛后，英国的家暴比例都会上升，尤其是在输球之后，家暴比例竟上涨了 38％ 。同样地，根据女性避难报告的显示，作为美国年度最重量级比赛的“超级碗”，其举办期间也是一年中妇女家暴案例发生最频繁的日子。
事实上，当我们跳脱出由霸权男性气质所引导的运动叙事后，就能看见运动带来的更加多元化与个人化的发展。比如跑步，它不仅是可以作为强化耐力的方式，同时也可以作为自我发现的过程，为个人日常的反思与思考创造空间。村上春树就曾在《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一书中，写到跑步对他的意义，是确保每天一小时只属于自己的沉默时间，不必听任何人说话，只需眺望风光、凝视自我。
同样地，许多飞盘爱好者都曾表示，相比较激烈的竞争与对抗，他们更享受飞盘运动中相互鼓励、性别平等的友好氛围，享受在运动场上纯粹释放多巴胺的快乐。
相比于急于指责运动的“不纯粹”，我们需要的是用包容的心态看待运动的多样化发展，这不仅是为了创造一个更友好、更平等的运动环境，也是为了让我们在运动中享受更多的自主权，获得更多的个人空间。
撰稿 | 青豆
编辑 | 阳少
版式 | 希希
视觉 | S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