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无阳：人人自危下的生存策略 | 清醒蹦迪

住在虹桥机场公厕里的阿芬，在舆论的推动下终于得到了一份工作，但很多新冠康复者，仍遭遇着不同程度的招聘歧视。

招聘单位当然应该被指责，但歧视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胡作非为”。如果将这种现象与疫情期间人们被迫动用的生存策略连起来看，会发现这正是“想尽一切办法与一切新冠相关的人和事拉大社会距离”的惯性与自然延展。

人和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并没有随着病毒变异、致命性大幅下跌而相应地缓和及至消失，相反在某些方面变得更为紧张。两年过去了，我们究竟学到了什么？

“历史无阳”背后的生存策略

这两天，2022 年度词汇库里又多了个新词：“历史无阳”。它的意思是从未感染过新冠、没有过阳性记录，甚至还包括不能待过方舱、没有当过疫区志愿者。这个新词的使用场景，是目前上海（或许也不仅只有上海）的不少用工招聘启事。“阳过的不要”、“待过方舱的不要”、“暂不接收”、“招聘条件要求历史无阳”——结果便是很多务工者找不到工作，没有收入，只能住在车站的过道上乃至公共卫生间里，这才被自媒体和大众读者注意到。

以流行病的基本原理来说，感染过传染病并康复的人群，他们会获得针对这个疾病最好的免疫能力，很多时候比接种人造的疫苗都强，那就更不用说对比完全无病毒接触史的人群。

当然很多流行病会不断发生变异，譬如新冠，所以无论是感染过病毒还是接种过疫苗的人们都还是有机会感染、甚至会反复感染。但这仍然完全无法推导出任何曾经的新冠患者/接触者，会比“历史无阳”的人多出任何风险/危害/缺陷的结论。因此工作招聘要求“历史无阳”一定是没有科学依据的。

出于经济理性人的立场，招聘者的考虑根本不需要去到谈论免疫知识的那一步，甚至可以说不出自己到底在担心什么，不管是卫生风险还是政策风险；但是这个“说不出”，已经很足够支撑他们的选择——选择“历史无阳”，就是选择确定性；而避开曾经的阳性患者，则是避开未知性。哪怕这个未知性只有万分之一的想象之中的可能，会给自己的生意惹麻烦。可是为什么要承担这万分之一的不可预测呢？而现今的环境，分明是急着打工开饭的人多过能开工的活，招聘者可以从容地挑三拣四。

两年多以来，一方面是对潜在感染者的各种污名化，从当初离开武汉的人到所谓“千里投毒”的留学生，再到“捉羊”和“历史无阳”；另一方面是官方和社会各界不断呼吁，不要歧视感染者。但无论怎样变着法子去修辞，病毒的感染者，乃至与感染者沾上关系的人和事，事实上就是被惩罚了。

哪怕是完全没有感染病毒的人，只要被判定密接，那么最小的代价也是失去自由，隔离、或者进方舱。封控期间的物质生活往往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从不愉快到饿肚子都有。受打击的不仅是人的身心，也包括更为具体的权利。

一旦和病毒产生某种程度的联系，作为一个现代市民接入公共服务的权利将会被面临极大的阻断，包括上医院治病乃至救命，平日不算个事的情况放到封控期间都有可能成为致命的危险。而对于企业、商家、劳动用工机构来说就更甚了：你的盈利会随时意外被中止，但成本却还是要支出，亏损不会有人分担。但凡有个生意的人，这两年随时都要做好破产和倒闭的心理建设。

当社会风险高于健康风险

复述这些大家早已熟知的剧情，并不是为了评价具体的防疫操作好还是不好，更无关于同意或反对“要想控制住疫情就非得这么做”。我们只需要在这中间看到一个单纯的事实——你可以在哪怕没有实际感染病毒的前提下，也依然承受严重的社会经济人身代价，只要你和病毒的距离稍微靠近一点的话——这正是新冠疫情与我们经验中绝大多数当代传染病的区别所在。

无论是季节性的流感、2003 年的非典、水痘、乃至艾滋病，当人们谈论这些传染病的时候，他们首先考虑的对自身的威胁都是有关于、并且往往只关于健康的。这意味着，无论你曾经多么接近这些病毒与它们的传染源，只要你确认没有被感染，你大可一身轻松地走开，与你再无瓜葛。

然而至于新冠，除了爆发初期的几个月以外，很多人已经意识到，至少在我们的社会空间里，病毒对你的最大威胁其实未必是它有多少机会杀死你，而是它会让你的生活一时之间变得难以收拾，不管你有没有实际上感染它。

更加糟糕的是，作为一个感染者、哪怕只是一个密接者，你还会给周遭带去巨大的麻烦，从家人、朋友、工作单位、甚至同住一个小区 、一栋楼的邻居，都有机会被牵连，然后连坐承受前面提到的各种社会代价。

这是一种相当特殊的局面：其一，这个疾病的社会代价已经远远超出了健康代价，至少就病毒发展到 2022 年的这个状态来说；其二，这些社会代价是由感染者以外很大辐射范围内的人们一起负担的。小到你身边，大到整个城市都会感到威胁，巨大的负外部性是这个疾病所造成社会成本的主要部分。

结果便是，人们不仅很少将新冠病毒的感染者看作需要帮助的人、应予同情与支持的人，却相反会更自然地将他们看作是麻烦的来源、是破坏正常生活的危险元素。对患者、密接者、来自疫区居民的排斥、敌意与歧视，在疫情期间屡见不鲜，但是其前后动因分明出现了微妙变化。

如果说 2020 年初对武汉人、湖北人的抗拒还是因为害怕能够致人死地的病毒本身，那么 2022 年，不让从方舱出来的邻居回到自己居住的小区，以及“历史无阳”的招聘启事，则明显是为了避免连带负担任何潜在的外溢社会代价。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是否还有传染能力”已经不是唯一重要的问题，重要的是突然让你陷入某种程度的失权状态的可能性，因为和病毒产生非自愿的联系，从而招致事实上的惩罚。

孤立来看，招聘只招“历史无阳”当然是毫无科学根据的胡作非为；但如果将这种现象与疫情期间人们被迫动用的生存策略连起来看，会发现这正是“想尽一切办法与一切新冠相关的人和事拉大社会距离”的惯性与自然延展。

从疫情爆发之初咒骂逃离武汉的人们、以及指责留学生回国为“千里投毒”开始，感染病毒就不再只是个人运气与公共卫生的问题，而是同时成为了一个道德问题。许许多多被公布流调记录的患者，他们在公共舆论上接受着大众的道德审查。传染病将同胞市民变成传染源，将受害者变成麻烦制造者，将人类与病毒的抗争变成人类对人类的敌意。当然这种局面可以在跨越历史时空的各种大规模流行病场景里重现，也不仅是今天此地。

然而对于 2022 年的我们来说，更加遗憾的一点是，由疫情所造成的人和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并没有随着病毒变异、毒性减弱、致命性大幅下跌而相应地缓和及至消失，相反很多方面甚至变得更加紧张，譬如“历史无阳”也是最近才出现的新词汇。

这当中的原因，在上文已经提到了：在如今疫情生态为我们带来的风险成分中，分明是社会风险高于健康风险，是你的经济安全、人身权利、道德处境遭罪的可能性，要远远高于病毒能够杀死你的机会。病毒只对你生命健康承受的危险负责任，而其他的社会代价不是病毒本身有本事去折腾的。并不是所有因为病毒而生的事物都跟着病毒的变化而变化，这当中的时差，大概就是我们目前许许多多难受的来源。

*本文原名《“历史无阳”是当前生存策略的自然结果》，专栏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不代表平台立场。封面来自电影《极度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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