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普通冰雪运动员选择退役
一些人惋惜羽生的过早离场,但很多人不知道,和羽生年纪相仿就退役的运动员其实不在少数。除了离开赛场的不舍与遗憾,这些普通的、年轻的冰雪运动员马上面临着更隐秘而现实的问题。
正如速滑世界冠军王濛曾在一次解说中提到,运动员所指的不单单是奥运冠军、世界冠军,还有一系列二十岁左右的运动员, 他们还没有升到国家队就要面临退役。这些运动员是我们看不见的无名之辈,他们同样从事过某个体育项目十年之久,需要负担训练带来的伤病,只不过他们要面临着社会再就业。
如今,新媒体介入和体育商业化的趋势逐渐重塑着传统举国体制之下的运动员培养路径,我们可以看到一部分运动员已经在新模式中成长起来。即便如此,也少有冰雪运动员能像羽生结弦那样,在退役后继续训练表演,大多数普通运动员需要重新计划自己的“第二人生”。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目前的环境也在改造着我们对于运动员的单一想象。
©️《冰与火》
随着我国运动员退役安置方式逐渐由政府包分配向自主选择出路的方向转化,运动员退役后的种种问题早已显露出来。
2003 年,南方周末的记者李海鹏首次报道了举重运动员才力的陨落,揭示了退役运动员群体共同的隐痛。随后在 2006 年,女子全国举重冠军邹春兰退役后做搓澡工的社会新闻传出,引发妇联和体育局的高度关注。
著名运动员褪去光环前后巨大的身份转换往往是此类新闻的由头和爆点,吸引着体坛观众的注意力,令无数人扼腕叹息。同时我们也发现,更多没有冠军光环的退役运动员长期处于失语的状态,离开擅长的项目,他们和其他人一样,面对着这个学历至上和功绩主义社会的筛选,流向社会底层的体力劳动。
十几年过去了,我们中的大多数对于运动员退役的想象依然停留在这些媒介记忆中,这类报道印证了我们对于运动员这一群体退役生活的担忧和不安。抱着这份想象,进入运动员生涯和坚持体育事业更成了需要再三考虑的 plan B。
这个社会需要给运动员更多的保障,但同时也需要给运动员更多转型的勇气和可能性。就像李雪在退役时给自己提出的那个问题:“如果我不做运动员,那我还能做什么?”与其说运动员需要的是一个确定的退役生活,不如说他们更需要的是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