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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士陵篆刻352方《黄士陵手钤十六金符斋印存》
北京山本照相馆：日本摄影师和他镜头下的近代中国
[日]日向康三郎 著；吕静 叶睿隽 译
本书的主人公是活跃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著名的日本摄影师山本讃七郎（1855-1943），他不仅是闻名于世的那帧慈禧太后龙椅坐像照片的拍摄者，也因其20世纪初在北京经营“山本照相馆”之故，拍摄了大量中国的寺庙、石窟、宫殿、陵墓、古街、市场等照片，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其后，山本照相馆多次前往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进行实地拍摄，并参与关野贞等人开展的中国建筑调查活动，留下了大量的珍贵照片。本书作者日向康三郎先生经过数十年的调查和考证，完成了对山本讃七郎及山本照相馆的历史考察，本书不仅是对于日本摄影史的补充，也可以从中一窥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历史面貌。此外，由于本书涉及的是19世纪下半叶中日社会，还涉及20世纪初的摄影技术，译者还为相关人物、事件、制度、风俗等内容附上了注释，这对于不熟谙日本近现代史、日本文化、日本风俗以及摄影技术的读者，可以提供一个阅读的便利。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收藏了大量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旧照片。很多旧照片是战前设立、战后撤除的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的调查资料以及与此相关的一些照片。东方文化学院于昭和四年（1929）分别在东京和京都两地成立。京都的研究所，稍后更改了名称，成为今日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一部分。在东京，东京大学（以下简称“东大”）校园内成立的东洋文化研究所，其中一部分研究员是来自于战后的东京研究所（京都的东方文化研究所独立以后，东京的仍然称为东方文化学院），其收藏品也都一起移入东洋文化研究所加以收藏和保管。也许正由于这种原因，战后山本讃七郎之孙山本茂先生于昭和五十四年（1979）前后向东洋文化研究所捐赠了山本讃七郎摄影的感光玻璃版。我于平成四年（1992）赴任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的时候，这些感光玻璃版都放在所内图书室的木制整理架上，由于这批资料跟放置贵重汉文书籍是同一个书架，故我在向来所内参观的客人介绍汉籍的同时，常常会目及这些感光玻璃版，“究竟是些什么东西呢？”油然而生的疑问，至今还记忆犹新。事实上，在别处我们所里也还保管着其他的旧东方文化学院的调查照片（照片影集和玻璃感光版、胶片原件），这些资料都未曾着手整理。此后，书库内渐渐弥漫起胶片等东西因腐烂劣化而发出的异臭味，必须对此进行重新整理并采取保护措施。展开这项整理工作的是井上直美、河村久仁子等人，她们最初着手进行的是一批有关鸟居龙藏的玻璃感光版。这个时候大家便谈到山本氏的后人曾经访问研究所的话题。回想起来他们来所的时候，我不巧有要事，未曾与其见面，只是将山本氏的玻璃感光版保存的地方告诉了其他职员。后来才知道来的山本氏后人就是本书作者日向康三郎先生。总而言之，以山本后人访问研究所为机缘，过去谁都未曾关注过的山本家捐赠的玻璃感光版资料，有幸进入我们的视野，我们同时也开始了整理的工作。尽管问题堆积如山，我们还是紧赶慢赶地完成了目录编辑，整理的结果在网络上公开发表。拜读日向先生的论文，开始了解山本讃七郎的事迹，正是在那个阶段。《东洋文化研究所藏山本照相馆等摄影中国史迹写真目录》（2017）从那以后，对山本氏的感光玻璃版进行保存和整理的工作继续展开。在这五年里，又有机会加入到人类文化研究机构的“日本相关在外资料调查研究事业”，再加上我们东京大学工学系研究科建筑学专业所收藏的一批感光玻璃干版，为了推进这些资料的数据化建库，我们对当时的调查地又重新展开了勘察。得利于这些工作的展开，一直以来未弄清楚的部分，随着再调查的深入，渐渐明了起来。最终是以怎样的顺序一件一件得以究明，此处没法一一加以陈述。就从时代的先后顺序说起吧。首先，山本讃七郎在北京开设了写真馆（照相馆），这是明治中后期的事情。此时中日甲午战争刚刚结束，清政府效仿西欧和日本,以维新运动为国策，雇佣了大量的日本人教师（根据阿部洋的统计，最多的时候达到600人），在社会上有了很大的影响。此时，充分利用已经形成的社会网络成为一种趋势，受命于冈仓天心，其外甥早崎粳吉进入西安，他于明治三十七、三十八年（1904、1905）在陕西、河南两省进行调查，留下了调查的照片。这次拍摄照片的感光玻璃干版日后就捐赠给了我校工学系研究科的建筑学专业，由塚本靖进行整理。早崎是被冈仓作为摄影技师而培养的技术型人才。而此时文化遗产保护的中心人物是关野贞。关野在明治二十八年（1895）帝国大学毕业以后，立即得到在东京美术学校授课的机会，同时从事古寺社的修理保护事业。明治三十四年（1901）升为帝国大学副教授，他正为了文化遗产的保存事业日日奔波在全国各地。而早崎最初在明治三十九年（1906）参与对于中国的调查。他正好利用了上文所言及的社会网络。冈仓天心（1863－1913），日本著名美术家，美术评论家，美术教育家，思想家后来早崎回国，而关野的调查在明治四十年（1907）、大正七年（1918）断断续续地进行。关野从东京帝国大学退任以后，在东方文化学院任研究员，与助手竹岛卓一赴各地调查，同样也是来去匆匆。在这种情况下，山本讃七郎等人在中国开设了一家写真馆（照相馆）。山本摄影的一个价值就在于能够在相对安稳的状态下摄取日常生活风景。当然，毋庸讳言的另一项意义就是，像关野、伊东忠太等其他学者，在调查的日子里与山本及其朋友之间结下的相互依赖关系。在我们研究所里，也保存着山本讃七郎友人如岩田秀则以及其他摄影师们拍摄的照片。最近，日向康三郎亦给我所捐赠了冲印的照片。这是学者与摄影师的合作而带来的成果。另外，在人类文化研究机构下的研究得以不断推进，当然离不开多方的协助。法政大学的盐泽裕仁在研究和调查等各方面给予了全力帮助。与本书作者日向康三郎之间进行各种联络的也是盐泽。按照通常的做法，本书的序言应该由盐泽来书写，考虑到有必要在这里言明上文所涉及研究史的种种经纬缘起，故以此为序文。缘于姻亲家族中留存了珍贵的资料，加之拥有研究者素养，日向康三郎所撰写的本书，如今面世，值得庆贺。平势隆郎，日本著名历史学家，1954年生于日本茨城县。毕业于东京大学文学系。完成东京大学研究生院人文科学研究专业硕士课程。博士（文学）。历任鸟取大学副教授、九州大学副教授、东京大学副教授（东洋文化研究所）等，现为东京大学教授（东洋文化研究所。曾在研究生院的情报学环任职）。研究题目为东亚各国眼中的中国古代史。主要著作有《新编史记东周年表》（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东京大学出版会）《中国古代纪年的研究》（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汲古书院）《左传的史料批判性研究》（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汲古书院）《春秋和左传——战国史书所讲述的“史实”“正统”及国家领域观》（中央公论新社）等。北京山本照相馆：日本摄影师和他镜头下的近代中国
[日]日向康三郎 著；吕静 叶睿隽 译
定价：78.00元
本书的主人公是活跃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著名的日本摄影师山本讃七郎（1855-1943），他不仅是闻名于世的那帧慈禧太后龙椅坐像照片的拍摄者，也因其20世纪初在北京经营“山本照相馆”之故，拍摄了大量中国的寺庙、石窟、宫殿、陵墓、古街、市场等照片，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其后，山本照相馆多次前往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进行实地拍摄，并参与关野贞等人开展的中国建筑调查活动，留下了大量的珍贵照片。本书作者日向康三郎先生经过数十年的调查和考证，完成了对山本讃七郎及山本照相馆的历史考察，本书不仅是对于日本摄影史的补充，也可以从中一窥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历史面貌。此外，由于本书涉及的是19世纪下半叶中日社会，还涉及20世纪初的摄影技术，译者还为相关人物、事件、制度、风俗等内容附上了注释，这对于不熟谙日本近现代史、日本文化、日本风俗以及摄影技术的读者，可以提供一个阅读的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