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的“大老虎”，奇士王世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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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情与诗性的交融
王世襄（1914.5.25-2009.11.28），著名文物专家、学者、文物鉴赏家、收藏家、国家文物局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王世襄先生的主要成就集中在文物鉴赏、文物收藏、美术史研究、音乐史研究等几个方面。在这几个方面，他所取得的成就都璀璨夺目，至今仍引起无数人的敬仰。他在这几个方面的经验和研究成果，至今仍是各行方家之圭臬。有人说“21世纪可能还会出现个钱钟书，王世襄是出不了了”，不仅仅是夸张之谈。
结识王世襄，实在是一种天缘巧合
王世襄不仅是文物收藏大家，更是恩师罗哲文老先生多次在我面前提起的。两位老先生早在1944年，中国营造学社在四川李庄的时候就已结识，并将深厚情谊延伸一生。当年王世襄从燕京大学研究生院毕业南下求职时，正是由于有了正在四川李庄主持中国营造学社事务的梁思成先生的“收留”，才使他从求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遭拒的尴尬中得以进入中国营造学社。这里插一句，当年王世襄先生希望把他那些所谓的“老玩意儿”的东西教给罗老的公子罗扬，只是当时罗扬心思不在这上面。那些东西本来被称为老北京民俗，或者说是介于民俗与文物之间，后来因为王先生，把它们抬升到文物的层次。而这个贡献是世人公认的。
丨王世襄与玩家朋友一起玩鹰
鉴于王世襄先生是我们初步构思收藏家系列传记中唯一健在的传主，随即决定将《王世襄传》作为首选之作。于是，当我于第二天即2007年5月24日向罗老汇报这一选题时，罗老以一以贯之的支持态度表示了赞赏，随即还打电话向王老鼎力美荐了我，并特意向其提起我就是《梁思成传》的作者。
丨李庄中国营造学社旧址内景
非常巧合的是，就在这前一天即5月23日，王世襄在翻阅当天《中华读书报》上刊登关于《奇人王世襄——名家笔下的俪松居主人》一书的评论介绍时，在同一张报纸上他还看到了评介拙作《梁思成传》的文章，这不由引起了他的关注。所以，当罗老如此向他引荐之后，我便于第二天即5月25日顺利地敲开了芳草地俪松居的大门，拜访了这位一代“奇士”。
丨王世襄著作“全家福”
更巧的是，这一天是王先生九十三岁生日，我心里有些忐忑，也觉得唐突。王先生当时身体不是很好，一只眼睛已经失明了。我计划十五分钟左右，最多不超过半小时，跟王先生做一个简短的交流，然后就告辞。
丨王世襄在家中书柜前（摄于1989年）
王先生手里拿着第一版《梁思成传》，是一个黑色的封面，他说：“忠如，你为梁先生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这让我很惶恐。梁思成的弟子很多，在两院当院士的好几位，他的著作更是汗牛充栋，为他著书立传其实轮不到我。原本计划十五分钟的交流，但我几次想要站起来，又矛盾地坐了下来。王先生将个人人生的经历和收藏的经历讲了将近两个小时，令我大受感动。后来，我也有幸数次登门拜访王先生。
王世襄与傅斯年
1943年，已获的燕京大学文学硕士学位的王世襄离开北京城，南下求职；12月，抵达当时国民政府的陪都重庆，在故宫博物院办事处当面向马衡院长表达了自己热爱文物和博物馆事业的热切心愿。
丨20世纪30年代的马衡
对于王世襄的这一志向，马衡这位曾担任北京大学教授的著名金石学家，当即表示赞赏与接纳：“青年人有此志愿的不多，值得欢迎，如愿在故宫工作，可任秘书一职。”而当王世襄问及具体工作时，得知当时南迁的故宫文物都分散保存在四川乐山、峨眉山和贵州安顺的几个山洞里，一时还无法进行文物整理和研究工作，王世襄遂答复说：“请容许我考虑一下再决定。”王世襄之所以有此回答，是因为他觉得从事行政事务工作实在没有什么意思，与他从事学术研究的愿望大相径庭。几天后，当王世襄已经接受了当时主持中国营造学社事务的梁思成邀约后，遂巧妙地答复马衡院长说：“我先到梁思成先生那里学习古代建筑，待今后故宫可以开展研究工作时，希望能给我一个工作的机会。”马衡爽快地回答说：“那也好，将来故宫复原，肯定要增加人，那时你可参加。现在先去学学古建筑，今后在故宫工作也是用得上的。”就此，也算是奠定了王世襄与故宫博物院的爱恨情缘。
不过，王世襄在接受梁思成先生邀约到中国营造学社工作之前，他求职的第二个机构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只是在此他遭遇了时任所长傅斯年直截了当的拒绝。对此，王世襄在回忆文章中曾多次提及：“1943 年冬我从北京来到重庆，一心想去李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其实王世襄一心想去的是故宫博物院），主要的考虑是当时很多著名学者都集中在这川南小镇，到那里可以有请教学习的机会。史语所所长正是傅先生，办公地点在重庆聚贤新村。承蒙梁思成先生亲自带我去拜见他。这次进谒，傅先生只说了两句话。第一句问：‘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我回答：‘燕京大学国文系本科及研究院。’傅先生说：‘燕京大学毕业的不配到史语所来。’我只得赧然而退。”
丨傅斯年
著名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专家，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创办者
那么，傅斯年为什么会说出“燕京大学毕业的不配到史语所来”这句话呢？对此，王世襄曾这样解释说：“因为燕京大学确实没有请到王国维、陈寅恪那样的国学大师担任教学。”王世襄并没有因为傅斯年的拒绝而挂记在怀，他在回忆文章《傅斯年先生的四句话》中记述说：1946年11月南京举办“抗战胜利后第一届文物展览”，通知故宫参加。我和故宫人员押运部分杨宁史铜器前往。会后杭立武召开清损会会议。此时已决定派员赴日交涉索还战时损失文物。原拟请德高望重的徐鸿宝（森玉）前辈前往，因他年事已高，改派我赴日。那天与会的有傅斯年、梁思成、李济、徐鸿宝、蒋复璁、曾昭燏等诸位先生。我感到十分荣幸，傅先生居然还认得我，又对我说了两句话。第一句是“你去日本工作，追索文物应当和在平津区一样，要非常非常aggressive”（aggressive 在这里意为“积极进取的”——编者注）。第二句是“那年在重庆你来见我，我不知道你还能办事，如果知道，我就把你留下了”。
丨王世襄签赠历史学家张政烺的《髹饰录解说》
对于这后两句话，王世襄这样理解：“我受宠若惊，十分感激。但心中清醒，并未得意忘形。傅先生所谓留下我，是派我做一些办公室总务处的跑腿联系工作，而不是学术研究。”很显然，那时傅斯年并不知道王世襄还是一位极为难得的学术研究奇才，否则当年何止是要留下他，肯定还要对他青眼相加呢。
故宫里的“大老虎”
王世襄身为故宫博物院人员却有太多的时间没能在院中工作。比如，1950年王世襄作为从旧政府过来者，被送到位于北京西苑的华北革命大学改造一年；此后，王世襄又作为广西南宁土改工作队一员，在队长田汉的带领下前往该地进行土改工作。而到了1952年，在广西南宁参加土改工作已经两个月的王世襄等人被紧急电召回京，火车一到站他们便被早已等候的卡车拉进了故宫博物院，并按要求所有人员暂住院中不得回家。第二天凌晨，全院人员被分作两组送往东岳庙和白云观两处，开始了一场以反贪污、反盗窃和反浪费为主题的声势浩大的“三反”运动学习。名为学习，实际上就是要求从旧政府过来的他们向“打虎英雄”彻底交代自己的历史问题，而在“交代”前面还应该加上“勒令”这一前缀词，因为“打虎英雄”对待他们所采取的审查方式，是一种带有战术色彩的“疲劳轰炸”，也就是不许解释不准分辩夜以继日地突击审查。
丨王世襄手抄《营造学社图书目录》
关于王世襄这位“家庭出身不好，曾在洋学校读书、在国民党教育部清损会工作、收回大量被敌伪劫夺文物，并接受美国财团奖学金出国考察一年”等带有诸多问题的“大老虎”，遂成为“打虎英雄”突击审查的重中之重，并被单独监禁一室接受十多名“打虎英雄”的轮番“轰炸”。“打虎英雄”们审查王世襄的理由很简单，那就是“你是坐飞机来的接收大员，专职就是‘接收’文物，连副代表都没有来。有这样的好机会，哪能不伸手捞一把？所以我敢百分之百地断定你有盗宝行为”！
丨清中期 · 黑漆描金山水纹篾胎都承盘
王世襄先生旧藏
另有一位“打虎英雄” 则说：“你在短短两年内收回七批文物，还从东京运回善本书。如果你没有好处，岂肯如此日夜操劳，尽心尽力？！” 面对“打虎英雄”们这一极为荒唐的审查逻辑，王世襄本想从自己出身几代清廉官宦之家，对文物和艺术无比热爱的心理出发，将自己身许故宫博物院并立志要将其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博物馆的理想，以及在朱启钤的指导和策划下如何追回国宝等经历，一一详细如实地向“打虎英雄”们进行交代。没想到他刚解释了几句，便被一位“打虎英雄”喝令停止，并声色俱厉地大声训斥道：“你的花言巧语骗不了我们，只能增加你的罪行！”另一位“打虎英雄”则说：“朱桂老（王世襄尊称朱启钤为朱桂老）是什么人？你老提他，把他的名字写给我看看。”
丨清早期 · 黑漆小几
王世襄先生旧藏
而当王世襄工整地写下“朱桂辛，名启钤”几个字时，那位“打虎英雄”竟然说：“什么‘桂’呀，‘铃’呀（把‘钤’读成‘铃’），是个旦角演员吧？”王世襄终于明白他的任何解释都毫无用处，于是干脆一言不发了。
王世襄本人交代不出问题，本来就让“打虎英雄”们恼火，可他还“阻挠”别人“交代”问题，这让“打虎英雄”们更加大动肝火，决定“判处”王世襄死刑并宣布立即执行枪决。对此，王世襄后来曾这样回忆说：
丨俪松居旧藏「大明万历年造」款
髹黑大漆描金彩绘饰龙纹青山绿水官苑人物图
顶箱大柜4件套
故宫同事李连镗，工资有限，但喜欢收集丝织刺绣小品，如荷包、烟囊、扇套、经板等。此类之物并不值钱，古玩店不收，只有挂货铺、晓市和街头地摊才有。我有时遇见他买这些物品。运动中他被逼得无奈，只好把买的东西送呈队部，声称都是偷故宫的，立即受到表扬。我因受毛主席的教导，坚信事事必须“实事求是”，既然确知那些小件都是李连镗花钱买的，不是偷故宫的，就认为该实话实说，不能弄虚作假。何况“三反”是严肃的政治斗争，如人人以假乱真，真盗宝犯岂不反能蒙混过关。我认为说明真相实有必要，因此到队部说明此事。不料第二天停止一切活动，特别为我召开一个全体大会，大殿前神道正中摆一张桌子，设宣判者席，命我跪在神道正中方砖地上，两旁士兵持枪排列。宣布王世襄罪大恶极，不仅自己拒不交代，还破坏他人交代，罪不容诛。批斗时千人高喊口号，声震殿瓦。对这从未见过的阵势，未免有些恐慌。随即宣布已呈报上级，批示后，立即枪决。我不了解国家刑法，真以为末日已至。此时曾一度萌生自杀之念，觉得被人枪毙还不如自己上吊。
丨明晚期 · 犀皮漆小方角柜
王世襄先生旧藏
经过一夜辗转反侧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王世襄觉得“倘为了如实汇报而被处死，官方必将承担误判之罪，被批斗者自杀，不仅白死，还犯了‘自绝于人民’之罪，故万万不可”！当然，“打虎英雄”们所采取的这一招，并非真的要将王世襄枪毙了事，而是希望通过这声势巨大的威胁恐吓让他彻底交代自己所犯“罪行”。
丨清中期 · 红漆描金小柜
王世襄先生旧藏
不料，王世襄既然已经抱定了绝对不能自杀之念，反而变得更加坚强，以致后来即便是无中生有更严重的污蔑，他也表示“只要活得长，一定能笑到最后”。
丨王世襄搜购文物时的清单
不过，“打虎英雄”们认为既然你王世襄如此“顽固不化”，便转而采取了一种迂回策略，那就是想从通过寻找院长马衡的盗宝证据来打开王世襄这块坚固堡垒的缺口，但是他们选择的突破口又失算了，那就是他们认为王世襄经过这次“审判”应该变得聪明些，会作为院长亲信揭发马衡盗宝行为而减轻自己的“罪行”，而由此“打虎英雄”们相信这也必将最终牵连出王世襄自身的盗宝行为。然而，“打虎英雄”们这一自以为高妙之计，却被王世襄的“揭发”愚弄了。对此，王世襄在回忆文章中这样记述道：
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王世襄先生在美国博物馆库房鉴定漆器。
他们先逼问马院长如何指使我为他盗宝并设法潜移院外。我说：“绝对没有。”又追问马院长可曾指使我拿文物给他。我说这倒有过。他们一时兴奋起来，问：“你给他拿的是什么文物？”我说：“宋代名画。”他们更兴奋了，又问：“随后又怎样？”我说：“院长命我送往陈列室展出。”
可以想见，王世襄这一“开玩笑”式的“供述”，实在让这些“打虎英雄”们气急败坏，而王世襄却坦然回应说：“不是开玩笑，是事实，而且是你们要我讲的。”
荒唐时代自然容易产生荒唐事情，而且层出不穷的荒唐事情实在是引人发笑也让人深思。
囚犯38号
东岳庙四个月“学习”结束后，大多数人员都回到了故宫博物院，即便是真有盗宝行为但交代彻底坦白者也依然留用，而“拒不交代”的王世襄在回到家中仅仅两天之后，便接到派出所要求他前往问话的通知。当他心怀忐忑地一迈进派出所大门，便被铐上手铐，随后被派出所雇的三辆三轮车直接押送到了前门内路东那朱红大门的公安局里，从此开始了他长达十个月的铁窗生涯。
丨清中期 · 黑漆嵌螺钿山水人物方盒
王世襄先生旧藏
初进监狱，王世襄便不叫作王世襄，而叫三十八号，每当听到这一吆喝，他都必须高声答“有”，否则遭到呵斥可能算是客气的了。在看守所的十个月里，王世襄“享受”了犯人应有的一切“待遇”，比如手铐脚镣等。至于沿袭千年在牢房尽端放置尿桶的旧制，王世襄初入牢房也必须按规定将铺盖放在靠近尿桶处，只有等到进入新一号犯人时才能挪移一个铺位，一个多月后他渐渐离开了那散发着刺鼻腥臊味的尿桶，但是同处一室那气味又能好到哪里去呢？
当然，监狱生活免不了要接受一次次的审讯，负责审讯王世襄的是一位年过半辈的“老班长”，审讯态度不似“打虎英雄”那样粗暴，每次都只是问一些问题，并让将沉重的手铐脚镣去掉。除了接受审讯之外，王世襄和所有犯人一样还要参加一些必要的改造性劳动，比如糊火柴盒等。这样的劳动虽然并不劳累，但是早晚两餐窝头咸菜的生活，依然使身强力壮的王世襄逐渐感到乏力。
丨多宝臣制紫鸾鹊谱纹雕填兼描漆长方盒
王世襄先生旧藏
十个月后，当王世襄出狱时竟然步履踉跄，还未走出监狱大门就已气喘吁吁了。数日后王世襄到医院一检查身体才明白，原来在监狱里由于是众多犯人同吃一盆饭菜，使他传染上了严重的结核性肋膜炎。伴随结核病而来的，当然还有公安局发给王世襄“取保释放”的通知，以及随后国家文物局发给他一纸冷冰冰的公文，上面写有“已开除故宫公职，可去劳动局登记，自谋出路”。
王世襄的人生晦暗时期，才刚刚开始。
丨“文革”结束后的王世襄与老伴袁荃猷在芳嘉园留影
入选2014中国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