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刚、谢慧聪编：《杨振声文献史料汇编》《杨振声研究资料选编》
编者按：杨振声是重要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家，亦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对推动中国现代文学进入大学课堂做出了突出贡献。2016年，我学科李宗刚教授与其指导的研究生谢慧聪辑校的《杨振声文献史料汇编》、编选的《杨振声研究资料选编》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前者按照时间线索对杨振声作品尽可能地进行全面辑录，进而鲜明地呈现出了杨振声作为文学家、教育家、心理学者的立体形象；而后者则填补了杨振声研究资料的空白。本期公众号特将《杨振声文献史料汇编》《杨振声研究资料选编》的pdf版上传到微信公众平台，并转发李宗刚教授撰写的前言、后记，以及李钧教授等撰写的评论文章，以飨读者。
《杨振声文献史料汇编》前言
李宗刚
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历程中，尤其是在大学的现代文学教育历程中，杨振声是一个无法绕开的历史人物。作为五四运动时期的“闯将”，杨振声既是中国现代文学创作的积极实践者，又是中国现代文学进入大学课堂的积极推动者。在现代文学创作上，他曾发表过《渔家》《玉君》等一大批新文学的作品；在文学教育上，他有着大学管理者和文学教育者的双重身份。但是像杨振声这样重要的作家、文学教育家，长期以来，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学界对杨振声的文学创作尚缺乏全面系统的梳理，对杨振声的研究更没有予以应有的关注。目前，对杨振声生平年谱编写较为全面的著作是季培刚编辑的《杨振声编年事辑初稿》（黄河出版社，2007年）。该书对杨振声生平事迹做了较为详细、全面的考究与梳理。其书中大量史料，更是将杨振声致力于新文学创作及新文学教育在大学的发展，较为详尽地呈现出来。至于杨振声的文学作品等文献史料，则没有得到系统的发掘和整理。这些文献史料似乎是一朵被中国现代文学史遗忘的小花，静寂无声，却散发着淡淡的芳香。直到今天，这朵小花才真正地散发出了沁人心脾的芬芳。2014年，解志熙的《气豪笔健文自雄——漫说文坛健将杨振声兼谈京派问题》等文章，对杨振声及其作品进行了深入的解读，并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全文转载。这意味着对杨振声的研究开始从边缘向中心过渡。但是，要想真正地推进杨振声研究，还有很多基础性的工作需要我们去做，文献史料的汇编便是其中之一。正是有感于此，我们开始收集整理杨振声的文献史料。
我们之所以把杨振声的作品视为文献史料，是基于这样的考虑：这本杨振声作品集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学作品集，而是杨振声发表的所有作品的汇编。从已经出版的杨振声作品集来看，较权威的当属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出版的《玉君》和1987年出版的《杨振声选集》（孙昌熙、张华编选）。从作品的编选篇目和内容的原貌呈现来看，这两本书都相对严谨地保持了杨振声作品的本来面貌，但美中不足的是《玉君》仅仅收入了1943年以前杨振声创作的部分小说作品，其他文体以及杨振声1943年以后的作品均未收入。《杨振声选集》则按文体共收入19篇小说、16篇散文、21篇杂论和1篇自序，共57篇作品，就我们目前搜集到的资料来看，还有一半左右的杨振声作品未被釆录。杨振声的文学作品集，现存的其他版本主要有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6年版和1998年版的《玉君》；华夏出版社1999年出版、刘殿祥编选的《杨振声代表作》和《她的第一次爱》；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的《第一次爱——杨振声随笔》；线装书局2009年出版、书林主编的《杨振声文集》；华夏出版社2010年版《杨振声代表作•玉君》；新华出版社2013年出版《玉君》；花城出版社2013年版、桑农编著的《玉君》等。这些作品集的出版，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杨振声文学作品和文学教育思想的传播和传承，但所选作品大都相似，缺少对原刊的辑校，从文学史料汇编的角度察之，也缺少对杨振声文学作品历史原貌的完整呈现。为了能够汲取既有的杨振声研究成果，更为了较好地还原一个真实的立体的杨振声，我们着手杨振声文献史料的汇编工作。在汇编过程中，我们注重历史发展的时间顺序，打破了既有的杨振声选集编选者按照文体分类的做法，取而代之的是按照时间线索进行编辑。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把文学家、教育家、心理学者三位一体的杨振声立体地呈现给读者。
在对杨振声的文献史料汇编的过程中，为了还原杨振声文献史料的原貌，我们进行了重新辑校。本汇编以杨振声原刊发期刊的作品与《杨振声选集》《杨振声文集》进行了对校。我们之所以选择这两个版本，主要是考虑到这两个版本的作品集具有代表性，也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杨振声作品的出版面貌。为了对校的方便，我们把孙昌熙、张华编选的《杨振声选集》简称为“孙昌熙本”，把书林主编的《杨振声文集》简称为“书林本”。在辑校过程中，对于其中明显的错讹之处，我们从尊重历史出发，用页下注的形式进行了必要的说明。这样一来，我们所辑校的杨振声文献史料汇编，与以前的杨振声作品集相比，便具有三个特点：一是在编选过程中打破原来的“文体”限制，以“编年体”的形式，重新梳理杨振声在不同时期的作品，用“时间轴”汇编杨振声散落在不同报刊中的作品，由此呈现其文学思想的生成与流变的历史轨迹；二是在辑校的过程中，没有因历史的发展而“修正”其语言文字和标点符号，从而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新文学”本真面貌，使读者重新回到文学的原生态的历史中去；三是以原始版本为主，基本上做到由“竖体版、繁体字”到“横体版、现代字”的转换，还原了杨振声作品的历史原貌。
在辑校编选之初，我们想编辑一部《杨振声全集》，但在实际的辑校编选过程中发现，杨振声的散佚文献还有很多，用“全集”来概括自然就不太合适了。后来，我们觉得用“文献史料汇编”这个题目，还是比较贴切的。尽管我们所辑校编选的文献史料还无法做到“全”，但通过艰难的文献史料爬梳，在历经种种困难之后终有所突破：我们所辑校的杨振声的作品，由新中国成立后业已出版的57篇增加到了110篇。但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原始期刊难以搜集，有些作品还无法汇编到本书中，这只能留待来日，期望有心的学者接着编下去了。
——收入李宗刚、谢慧聪编《杨振声文献史料汇编》，山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杨振声文献史料汇编》后记
李宗刚
在新文学的发展史上，杨振声先生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创建者，他同时也为新文学走进大学课堂做出了突出贡献。尽管学界对其有所关注，但从总体上看，对其重视和研究程度都还远远不够，至于对其作品的收集汇编，则更是少之又少，亟待后人进行整理。
对杨振声的文学创作和新文学教育产生兴趣，缘于我所主持研究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民国教育体制与中国现代文学”。随着对这项课题研究的深入，我发现很多具有新文学教育背景的重要历史人物，其文学作品及有关文献史料，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掘和整理。在这诸多重要历史人物中，杨振声便是其中的一个。
杨振声在民国时期创作的文学作品，有的在新中国成立后再版过，但仍有大量文献史料没有被发掘。这对深入研究杨振声的文学创作和新文学教育是非常大的缺憾。
面对民国时期浩如烟海的文献史料，我起初并没有把杨振声的文献史料整理出来的想法。但凑巧的是，在此过程中，我还从事我所在学科的重大科研项目“20世纪中国文学主流•历史档案书系”的研究工作。该项目的负责人、学科带头人魏建教授非常重视文献史料的发掘和整理，他认为“文献史料是文学史‘本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很赞同他的这一文学史观。随着深入整理档案书系《炮声与弦歌——国统区校园文学文献史料辑》，我发现，一些较为权威的作家全集所选入的作品，与作家最初发表的版本出入甚大，部分作品甚至还有很大的改动。这样的改动，有的是作家本人因为时代变化和思想改变后自我改定的，有的是编选者因为对版本不了解而误把后来的版本当作了原初的版本。正是基于这一发现，我对原始版本以及不同版本的校对产生了新的想法。
之所以要对杨振声文献史料进行辑校，缘于我在这一课题撰写过程中对杨振声的文学教育的阐释。如果说20世纪20年代前期的杨振声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贡献在于他参与和推动了五四文学的发生，促进了中国现代小说创作的发展，那么，20世纪20年代后期及嗣后杨振声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贡献，则主要在于他的新文学教育实践。他在延揽新文学作家进入大学、促成新文学进入大学课堂等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这确保新文学在民国教育体制内占据了一席之地。然而，在进行杨振声文学教育研究的过程中，我又真切地感受到，关于杨振声的文献史料既匮乏又重叠。因此，编选一本《杨振声全集》的想法便油然而生。
要对杨振声的文献史料进行汇编，编选出一本权威的《杨振声全集》绝非易事！一般说来，“全集”贵在“全”，如果不全，那就不叫“全集”。所以，我觉得与其编选一本不全的“全集”，还不如编选一本相对全面的“文献史料汇编”。
当然，要把想法落到实处，还需要我们沉潜到浩如烟海的文献史料中。通过认真的勘探，发掘出淤积于历史河底的作品，再经过细致的爬梳，逐渐还原其历史本真面貌，这样的工作自然是一项耗时甚多的事。正在我有所顾虑之际，我的硕士研究生谢慧聪对这项枯燥的辑校工作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尤为可贵的是，她具有从事文献史料辑校工作所必需的品格——坚韧意志。这样一来，我们便决定合作辑校杨振声的文献史料。
辑校工作的艰辛自不待言。从我产生编选《杨振声文献史料汇编》的想法开始到今天即将付梓为止，一年多的时光悄然流逝。值得欣慰的是，相对于既有的杨振声作品集来说，我们所辑校的《杨振声文献史料汇编》的丰富性是毋庸置疑的。我们真切地期待着，这一基础性工作能为后来者编选出权威的《杨振声全集》起到铺路的作用。
在辑校《杨振声文献史料汇编》的过程中，我们还编选了《杨振声研究资料选编》（亦将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两本书算是我主持研究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民国教育体制与中国现代文学”的阶段性成果。
作为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杨振声已经逝世60多年了。但是，在整理和辑校其文献史料的过程中，我们却真切地感受到，他并没有离开我们，他的生命依然鲜活地存在于其作品中！也许，我们的这份工作，对本不该如此沉寂的杨振声来说，该是一份迟到的慰藉吧！
正是鉴于上述原因，在前人整理编辑的基础上，我们做了大量的有关杨振声作品的辑校和资料汇编工作。在此过程中，我们对全部资料进行了校对修正，将新中国成立后大量未再版的作品与资料补充进来，力求将完整的、立体的杨振声形象呈现出来，以便读者更为全面地了解杨振声其人其文。
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国家重点学科山东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基金给予了资助，山东人民出版社的李怀德先生为此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我的硕士研究生刘武洋、乔芳茵、张娇娇、孙涵之、张英也在辑录校对中做了许多工作，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由于编者水平的限制，再加上原始期刊的部分字迹较为模糊，难以辨认，本书难免存在诸多不足，敬请方家指正。
——收入李宗刚、谢慧聪编《杨振声文献史料汇编》，山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杨振声研究资料选编》后记
李宗刚
在辑校《杨振声文献史料汇编》（山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的过程中，我逐渐萌生了编选杨振声研究资料的想法，以求填补杨振声研究资料方面的空白。对此，我在该书的后记中已经做了必要的说明。本书编选也秉承了《杨振声文献史料汇编》的基本原则。
一般的作家研究资料，大都直接使用研究资料作为中心语。我们本来也要遵循这一惯例，把本书命名为《杨振声研究资料》，但虑及本书为《杨振声文献史料汇编》的姊妹篇，为统一起见，便在“研究资料”后缀上“选编”二字。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为了更好地整理、辑校《杨振声文献史料汇编》和《杨振声研究资料选编》，我们花费了很大的心力，其辛苦自然是难免的。但想到资料编选工作能够为后来者的杨振声研究提供些许便利，我们所有的辛苦便为欣慰所替代了。
作为一本系统梳理杨振声研究资料的图书，本书在编选过程中参考了前人的相关研究成果。在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孙昌熙、张华选编的《杨振声选集》、季培刚编辑的《杨振声编年事辑初稿》等有关研究成果，对我们的编选工作帮助甚大。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国家重点学科山东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基金的资助，山东人民出版社的李怀德先生为此付出了不少心血，我的硕士研究生兼合作者谢慧聪更是用功甚多，我的硕士研究生刘武洋、乔芳茵、张娇娇、孙涵之、张英、李冠骏等人，也在原文辑校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在此，一并表示真诚的谢意。
本书所收入的文章，绝大多数已获作者的作品使用授权，但还有部分作者无法取得联系，敬请相关作者见到本书后惠赐联系方式，届时将奉寄样书一本。
由于编者水平的限制，本书的编选难免存在诸多不足，敬请方家指正。
——收入李宗刚、谢慧聪编《杨振声研究资料选编》，山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历史的勘探与现实的凸显
——评李宗刚等编选的杨振声系列资料
李钧 吴丽彬
杨振声一生不算长却多姿精彩，他是新文学最早的发声人之一，五四运动后，他紧跟时代步伐写出了《贞女》《玉君》等反封建、代表新思想的作品；其一生致力于“描写民间疾苦”的创作主题上，写出了大量脍炙人口的短篇小说：《渔家》《一个兵的家》《磨面的老王》《李松的罪》《济南城上》《报复》等。杨振声不仅是中国现代文学大家，而且是一位杰出的思想者和教育家，自始至终将新文学的传播作为己任，鞍前马后、披荆斩棘、任劳任怨。就是这样的一位“五四闯将”、新文学传播的响应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书写中却是寂寥无声、沉默至今！杨振声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为什么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众多书目对他提及甚少？他的文学思想、文学教育观又是怎样的？他与京派文学存在怎样的关系？他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尤其是在大学里的发展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李宗刚以及他的硕士研究生谢慧聪合作编选的杨振声系列资料《杨振声文献史料汇编》《杨振声研究资料选编》（山东人民出版社于2016年7月出版），则为我们揭开历史，寻求真相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和线索。具体来说，这两本资料集的编选特色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杨振声研究资料选编》秉承尊重历史、尊重作者的原则。选取的文章按照发表时间顺序贯穿了90年的历史长度，从最早1925年的暟岚《〈玉君〉：现代社文艺丛书第一种》到2015年李宗刚《杨振声的文学教育与文学的代际传承》共编选了90篇文章，可以说是从评论文章到理论文章，汇集了有关杨振声及其作品评论4/5的文章。《杨振声研究资料选编》对早期的评论文章的辑校，除了由繁体字到简体字，由竖排版到横版，基本上都以原貌呈现在读者面前，对原作中出现的错误，采用了页下注的方式进行了说明，对于无法辨认的字，则用“□”字符代替，这就为后来的研究者留下了较好的研究资料版本。
通读资料集，我们对杨振声其人其形有了全面的了解。一是杨振声1890年11月24日出生于山东蓬莱一个渔民家庭，1915年考入北京大学国文系，开始接触新思想。1918年与罗家伦、傅斯年等筹备成立“新潮社”，并担任《新潮》编辑部书记。1919年1月《新潮》创刊，杨振声先后在此杂志发表了小说《渔家》《一个兵的家》《贞女》《磨面的老王》等，被鲁迅称为：“极要描写民间疾苦”。“五四”那一天，杨振声曾因火烧赵家楼、怒打章宗祥而被捕入狱，经蔡元培先生营救得脱，当年11月赴美留学，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心理学，在哈佛大学学习教育心理学，并取得博士学位。杨振声1924年回国先后在武昌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中山大学任教，1928年在国立清华大学任教务长、文学院院长，1929年主持国立青岛大学的筹建工作，并担任该校第一任校长。由于熟悉欧美教育制度和教学办法，杨振声在青岛大学建设中重师资、重设备、重人才，重教学质量，为后来山东大学的崛起做出了重大贡献。1937年抗战爆发，杨振声与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一起筹备组建长沙临时大学，并一直在该校工作到抗战复员。1948年前后一场大病后，似乎淡出了人们的视野。1952年杨振声被调往长春东北人民大学。1956年3月7日去世，唯一的遗嘱就是将全部藏书（2379册）捐给长春东北人民大学图书馆。
二是杨振声是“五四运动”的先锋，是新文学运动初期涌现出的重要的白话文小说家之一。他的《渔家》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表现渔民饱受压榨和苦难生活的作品，他的《玉君》讲述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爱情故事，在1925年出版之后很快销售一空，再版重印多次。《玉君》是杨振声的代表作，也是继鲁迅的《阿Q正传》之后较早出现的中篇小说。1926“三·一八”惨案之后，杨振声发表了揭露北洋军阀罪行的《阿兰的母亲》。1928年济南“五·三”惨案后，杨振声立即发表了《济南城上》，记录了日本侵略者的滔天罪行，歌颂中国人民誓死不屈的民族气节；这篇小说后来被选进中学语文教材，1968年香港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续集》把这篇小说作为第二个十年（1928－1937）中“表现反侵略的”题材代表作的第一篇作品……
三是杨振声为人清廉，积极奖掖后学；他平等待人，提拔人才，沈从文、萧乾、李健吾、李广田、常风等作家都曾受其扶掖。因此，萧乾一直就把杨振声称为恩师，也曾对杨振声作品的收集整理予以很大关注，1983和1984年还多次致信杨振声的儿女，希望他们将杨振声的作品收集起来；萧乾在《我的启蒙老师杨振声》一文中这样描述恩师杨振声：“杨先生从来不是照本宣科，而总像是带领我们在文学花园里漫步，同我们一道欣赏一朵朵鲜花，他时而指指点点，时而又似在沉吟思索。他都是先从一部代表作讲起，然后引导我们去读作者旁的作品，并探讨作者的生平和思想倾向。”萧乾还写过《他是不应该被遗忘的——怀念杨振声师》《我的恩师杨振声》等文章表达对杨振声先生的怀念。杨振声还是沈从文的伯乐，早年曾为沈从文安排燕京大学的面试，后来还把沈从文请到青岛大学当讲师，带着沈从文一起办《大公报》文艺版，还顶着压力引荐沈从文至西南联大任教，两人关系可谓相当亲密……
但就是这样一位现代人杰，现在“却很少人知道了”。面对这样的情形，不禁令人想起唐德刚《胡适口述自传》序言中对胡适身后境遇的感叹：“那样活生生的一位‘天下谁人不识君’的‘我的朋友’，现在已渐次被历史的潮流淹没了——淹没得如此之速！”这句话放在杨振声身上也不为过，因为不仅后世研究者甚少，就连沈从文的32卷全集也没有提到“杨振声”；198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准备出版杨振声选集，萧乾建议沈从文写序，但是沈从文的序却几乎是一篇批判文章；萧乾看不下去，只好自己写了一篇“代序”。杨振声在现代文学史和教育史上的重要地位就连他当年的好友都不再提起，因而杨振声渐渐淡出人们视野似乎不足为奇。
关于杨振声的文学作品集已有多个版本，但都存在不同的缺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出版的《玉君》，只收录了杨振声1943年之前创作的部分小说代表作；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孙昌熙、张华编选《杨振声选集》，仅收录了杨振声作品57篇；其他出版社推出的《杨振声代表作》《杨振声文集》等，都对杨振声的文学作品和文学教育思想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又存在不同程度的点校错误。李宗刚教授等人汇编的《杨振声文献史料汇编》共汇编了110篇文章，不仅增加了对原刊的辑校，纠正了其他文集中存在的错漏，使杨振声文学作品历史原貌有了一个完整呈现，而且力求完整的呈现五四时期自白话文以来，新文学创作的最初面貌。《杨振声文献史料汇编》做“全”的基础上，在编选过程中同样采用时间顺序呈现杨振声不同时期的作品，让读者更加清晰地了解杨振声一生创作和思想的流变。
在辑校过程中，编选者本着严谨态度，对原始史料进行还原，采用页下注的方式将原文发刊时与孙昌熙、张华编选的《杨振声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出版）和书林主编的《杨振声文集》（线装书局2009年出版）加以对照。一方面对错别字的校对，鉴于新编选的资料大都是从民国期刊上原文查找的原因，所有的文章都存在繁体字到简体字的转换，又因时间较长，报刊有所磨损，所以有些文章字迹模糊、辨认难度较大，因而将《杨振声选集》中的部分错漏之处加以改正，如在《与志摩最后的一别》一文中，关于“开山”、“泰山”在《杨振声文献史料汇编》与《杨振声选集》之间的校对，又如文章刊发日期的校对等等，力求细致做到精确。另一方面是标点符号的变化。《杨振声文献史料汇编》完整的呈现了民国早期新文学使用标点符号的特色，如在众多文章中关于冒号、顿号的使用特点，新文学初期的写作习惯中，“某人说”后面一般使用的是“逗号”而非“冒号”。如此之细节的转换，由此可见辑校者校对之用心，功夫之深。从不同版本的变化的校对，到杨振声原刊的署名、重刊署名的变化，以及众多用语的改变等等，汇编者从细节深入选取资料，将杨振声的作品“毫发无损”的呈现出来，既详实又准确，既清晰明了又尊重本真。除此之外，本书可读之处甚多，在此不一一列举。由此可以说，这两本资料集为研究杨振声的学者提供了丰富翔实的文本依据，弥补了杨振声研究的资料空缺，标志着杨振声研究的基础性工作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杨振声的文学作品、文学思想和文学教育观到底有着怎样的人道主义情怀？又有着怎样的现实意义？通读《杨振声研究资料选编》后，我不禁陷入沉思。这是当下在众多的评论文章中有所涉及，却“涉世未深”的现状。相比于民国时期对其作品《玉君》的评论来看，杨振声的文学思想和文学教育观并未引起当下文学界、教育学界的重视。全书收入了26篇关于其文学作品《玉君》的评论，其中仅1925年2月《玉君》出版后，就有15篇，由此可见《玉君》在当时独领风骚！1925年前后近一年的时间在《京报副刊》《晨报副刊》《清华周刊》《鉴赏周刊》上刊登相关评论，褒贬不一，而且引发了当时评论界关于文学评论态度的“争论”。
然而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当下学界对杨振声的研究可谓“门前冷落”。杨振声的杂文如《侏儒与痰盂子》《从红毛鬼子说到北大国学门刊》《努力把学校的根基打结实》《也谈谈教育问题》《今日中国文学的责任》《关于民族复兴的一个问题》《养材与用材》《为中小学教员说几句话》《论小学宜添设本国史地一门》《小学与小学国语》《批评的艺术与风度》《今日的教育与明日的建设》《今日的文艺》《文人与文章》《爱国主义与新鲜事主义的文艺》等文章，不仅阐述了对文学、文艺、教育的重要思想、观点，而且也是其无时无刻不在关心新文学的发展、关心民族的发展与未来的最好证明。但就是这样一位为新文学的传播与发展呕心沥血，为民族的教育事业日思夜念的一位文学家、教育家，生前为文学教育事业颠簸一生，死后却落得“无名无份”，实在令人叹惜！
杨振声研究系列资料的出版，可以说是对杨振声研究起到了“预热”的作用。从本书收集八九十年代的学者孙昌熙、张华对杨振声的研究，到新世纪以来清华大学解志熙教授的相关研究文章的反复出现，表明学界对杨振声研究的坚冰已破，航线已定。但不能不说的是，杨振声整体研究才刚刚开始，即使我们面对《杨振声研究资料选编》也还有很多不解之谜，比如：“九·一八”事件之后，青岛大学学生南下向蒋介石请愿，杨振声被置于尴尬境地。国立青岛大学依照国民政府教育部的规定，要求学生埋头读书，于是学生们先是张贴《驱闻宣言》，称闻一多是“不学无术的学痞”，后发表《国立青大全体学生否认杨振声校长并驱逐赵琦梁实秋宣言》，令杨振声心灰意冷，愤而辞职。梁实秋后来评述说当时的学生运动有教授中的不良分子推波助澜，学生们被利用，致使杨振声引咎辞职。当时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五四”闯将杨振声对学生运动是一种怎样的矛盾心理？青岛大学可以说是杨振声的心血，为什么面对教育部的挽留，杨振声却一再请辞，其间经历了怎么样的心理斗争？再比如1945年日寇投降，北京大学派杨振声作为先遣人员在北平筹备北大复员事宜，而1952年院系调整时，杨振声却被“贬谪”到长春东北人民大学。那么杨振声在被贬谪之前，在北大是一种怎么样的境遇？为什么他会被扣上“学阀”的帽子？为什么北京大学为庆祝校庆100周年而编的校史中，对杨振声在西南联大与北大复员时的工作只字未提？这一系列事件的研究背后，或许对我们深入的了解“大师尽出”的民国文学提供新的线索，使我们更加真切地走进中国现代文学。
总的来说，杨振声研究系列资料的出版，使杨振声重回人们的视野，改变了文学史上对杨振声作品自1987年以来重复汇编的现状，填补了文学史上对杨振声研究资料尚属空白的现状，首次对散落各处的有关杨振声创作的文章、有关杨振声评论文章的搜集、整理、校对与汇编，是对杨振声研究的基础性成果、具有重要作用。同时我们在众多的评论文章中可以清晰地把握杨振声其人其形其性其文其事，并对民国时期新文学在大学里的传播与发展、西南联大时期新文学的成熟等方面，起到了或直接、或间接的作用，也为文学教育在大学里的发展留下了广袤的思考空间，其文学史、教育史和学术史价值自不待言！这正如南京师范大学杨洪承教授对本书点评的那样：“汇集编得很用心，很得体，对后来研究者大有益，做了一件体制内不看好，但却功德无量的学术积累工作。”
——本文原刊于《潍坊学院学报》201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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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人：吕中慧
审核：闫晗
终审：吴靖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