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鼎新 | 历史没有任何一种前定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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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这个从旁门进入社会学的人来说，就会觉得社会学是中国人的一个固有的思维方式，甚至可以说是中国人的一个强项，所以我并没有认为社会学是舶来品。

我身上原来没有那种西方的从犹太/基督教带来的线性史观，而我也总是会忧虑事物发展过程中的那些被掩盖了的倾向，并且认为历史没有任何一种前定的终结。

赵鼎新认为，南宋以后儒家在地方层面以村落祠堂为基础，在国家层面以科举制为核心，与世俗紧密结合，而其它形态的宗教往往追求彼岸世界，能存在于世俗制度之外，更能抵抗住现代化。 （视觉中国/图）

这是赵鼎新回国工作生活的第六年。2018年他开始在浙大主持社会学工作，2021年11月，他从芝加哥大学荣休，正式担任浙江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

主持学科建设工作令他感到“挫折无穷无尽”，但他还是在能力企及的范围内做了尝试。当拿到一个较大空间用来做办公室时，赵鼎新让四名年轻老师和专业团队一起设计，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每个人的办公空间都是15平米，要求“不能设计成衙门，但是也不能轻佻”。最后以超低成本打造了一个极简空间，学生和老师进来轻松舒适，没有压抑感，并且空间利用率较高。他改革了导师制度，由学生自己选导师，三到五个教授联合指导，“抢学生”行为逐渐销声匿迹。他还组织了北大、清华、人大以及海外的一批学者，组成学术委员会，由他们评选长聘教授，评分模式打破传统量化标准，兼顾不同学术风格的学者。最近有位学者，成果数量也就打分标准的三分之一，但受到了学术委员会的肯定，因为其代表作足够有分量，研究有很大的潜力。

2023年2月出版第一辑的《历史与变革》，是赵鼎新主编、浙大社会学系合力创办的历史社会学刊物。创刊号围绕“什么是历史社会学”主题展开，在书中赵鼎新指出，历史社会学的核心问题意识是工业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的产生、发展及其后果，它的关怀在当代，不在过去。历史社会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寻求整合社会学与历史学各自偏重的结构/机制叙事和事件/时间序列叙事，既强调结构性力量与社会机制对塑造历史发展动态的重要性，也注重历史情境与时间性问题。

在国内，历史社会学近十年才逐渐成为一门“显学”，赵鼎新属于较早提倡该学科的学者。1990年，赵鼎新在加拿大麦吉尔大学获昆虫生态学博士学位后，决定放弃已经学习、研究了12年的生物学，转入社会学领域。早期他致力于政治社会学及社会运动方面的研究，到了21世纪，他产生新的问题意识与学术野心，认为民国以来陈寅恪等人不曾提出解释历史的宏阔理论，以至于中国学术在一些重大议题上无法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大的影响，他想要挑战这种局面，研究方向由此一变。

对历史的兴趣早在青年时期就种下了。第一次大量接触中国古籍是在1975年，赵鼎新加入了所在工厂的“批林批孔”小组，那段时间里，他一篇文章没写，只是闷头读书，“觉得中国古代历史变迁特别有意思”。二十多年后，赵鼎新试图解释春秋战国时期的变革及其对此后中国两千年历史的影响。初成的提纲性长文就是于2006年出版的《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这篇长文当初用了三个月时间写就，而后他又花费十几年补充、修订，写下了更为丰富的《儒法国家》。

在社会学家迈克尔·曼的理论基础上，赵鼎新提出自己的宏观历史变迁理论。他吸收了前者对社会权力四种来源——意识形态、经济、军事与政治的分析，进一步提出，这四种权力来源并非齐头并进，它们各具特征，并且能出现无数种组合，而在所有可能组合中，意识形态和政治的结合方式最为重要，构成了形塑历史发展形态的一个动力。

他笔下发轫于春秋战国时期、成型于西汉的“儒法国家”，实现了政治权力与儒家意识形态力量的合一，“提供了政府合法性的基础，为臣民提供了道德指导，使得统治家族和官僚之间达成了平衡，通过科举制维持了一个庞大的、享有共同文化的精英群体，建立了统治家族和儒家精英之间的互利共生关系”。他认为这便是中国在西汉时期就被制度化的政治文化结构能长盛不衰的原因，也是中国在近代之前没有产生工业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的缘由。

对于历史的时间性——历史社会学的关键理论议题，赵鼎新给出的答案是“道家时间”。他认为四种社会权力来源产生的各种因果关系，在发展到一定程度时，都会促使反向力量成长，导致历史的循环性，但“道家时间”观不同于西方循环史观的一点在于，造成每次历史循环的力量不见得相同，并且历史并没有一个内禀的发展目标。

赵鼎新，1953年出生于上海，芝加哥大学荣休教授，浙江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致力于政治社会学、社会运动、历史社会学等领域的研究。 （视觉中国/图）

我不认为社会学是舶来品

南方周末：在中国，社会学自1979年重建以来，受到了西方现代社会学非历史化趋向的影响，为什么历史社会学会在近十年逐渐得到重视，这种变化是怎么发生的？

赵鼎新：最主要的还是因为国内早期社会学不但学了西方的非历史倾向，而且议题也很窄，主要集中在分层、转型、组织、网络几个议题范围。但是社会学毕竟要解决当代问题，回应当代现实，所以这些舶来品对回答中国改革开放带来各式各样的现实问题不总是得心应手。中国正处在变得飞快的大时代，但是我们所借助的还只是美国的以实用主义哲学作为价值底色的社会学。

国内不少人还是把历史社会学理解为研究中国古代事情的一门学问，其实历史社会学完全可以解释今天刚刚发生的事情。

南方周末：《历史与变革》在此时创刊，有怎样的寄望与目标？

赵鼎新：国内历史社会学大家已经喊那么多年了，我们这也不是唯一一本历史社会学杂志，好几个大学都在做历史社会学杂志，这是个浪潮。我只是希望我们的杂志能给大家提供一个平台，提供一种不同的可能性，同时利用我在海内外的关系、影响力，邀请一些海外的学者也加入到这个讨论当中。比如在第一期就有约翰·霍尔。以后不见得每一期都会有，但是经常会有。后面几期杂志已经在编了，有一期就叫帝国，专门邀请西方的著名学者对帝国这个议题展开讨论，有一期叫民族国家，下一期则会对艺术史从历史社会学和知识社会学视角展开讨论。

我不希望它马上成为过于专业的杂志。专业化有好处，但也有坏处。因为历史社会学在国内刚刚发展起来，搞得过度专业化，好像只有我们是在做历史社会学，人家做的都不是，这是一个很糟糕的态度。我们希望历史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包括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专家，像政治学家、人类学家都来参加讨论。历史社会学最大的好处就在于，它能帮助我们在实践中探索和反思宏观历史规律，这一点我觉得是历史社会学的特长。

南方周末：对历史社会学进行探索的过程，也包含着在中国传统里寻找理论资源的过程，作为舶来学科的社会学，在这个问题上会否面临更大的挑战？

赵鼎新：我的经历可能比较特殊，我进入社会学是38岁，已经读了（昆虫生态学）博士。以前我读了不少著作，包括马克思主义著作读了很多，但是我当时并不知道这叫社会学。我经历过“文革”，在工厂工作8年，在那个很艰苦的环境，不得不思考一些问题。也许我天生思考逻辑就很社会学，但是当时我并不知道这是用社会学的方式在思考。

社会学思维方式对于中国来说也不陌生，我一直开玩笑，孟母三择邻，就是因为她知道邻里关系所产生的社会结构性条件对小孩的成长很重要，而这就是现在美国社会学很重视的一个观点，叫做neighbourhood effect（邻里效应）。春秋诸子百家，在我的眼里，相当多的人都是从社会学角度分析问题的。《道德经》本身也是一个社会学名篇，孔子的《论语》里包含着很多社会学的观点。很多人说社会学是舶来品，也许二十来岁的人先读韦伯，读马克思，读涂尔干，学统计，会产生这种感觉。但是对我这个从旁门进入社会学的人来说，就会觉得社会学是中国人的一个固有的思维方式，甚至可以说是中国人的一个强项，所以我并没有认为社会学是舶来品。

“我身上没有西方的线性史观”

南方周末：你认为要突破西方历史社会学的理论，首先需扬弃主宰西方社会科学的时间观，特别是在近代西方发展起来的线性史观和在当代西方学术界盛行的多元史观，对此，你提出了“道家时间”理论。为什么你会选择以中国道家哲学来建立社会科学范式？

赵鼎新：也许是从小环境的无常吧。我5岁父母亲就把我带到宁夏，宁夏太苦，他们又把我送到上海上学，离开了父母。“文革”开始的时候我才十几岁，还处在比较坚信有一个简单的真理的年龄阶段，总希望在辩论当中听出谁对谁错。有时候我自以为这个人是对的，后来发现他不但“错了”，还被抓起来了。时间的快速上下交替给了我特别深的感受。

第二次深刻反思时已经读社会学了，因为我要写我的第一本书，必须对第三次民主浪潮性质是什么要有了解。当时有一个说法，那就是所谓“历史的终结”。对我来说，对于这次浪潮的历史意义的理解将决定我那本书的写法，因此看了大量文献。我当时在博士资格考试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很可能第三次民主浪潮是一个能危及自由主义，造成启蒙运动后最大的思想危机的事件。这不是说自由主义本身有什么内禀的问题，而是说自由主义本身也是需要受到其他力量的限制，否则就会助长在“自由主义”思想主导下的帝国主义。

当时写完之后，我的几位老师看了很震惊，叫我发表，我没同意。我当时说我又不是反民主，也不是法西斯主义者，在这个时间节点上发表此类文章不仅不会起作用，反而会引来误解。但是在这之后我又进一步地反思，问自己为什么想法总是不合时宜，和大家不一样，当人家往上看时我往往会往下看，大家往前看时我往往会往后看。这时候我就发觉，我身上原来没有那种西方的从犹太/基督教带来的线性史观，而我也总是会忧虑事物发展过程中的那些被掩盖了的倾向，并且认为历史没有任何一种前定的终结。

下一次我更清醒地意识到我的史观的特色是在1995年，当时哈佛大学和芝加哥大学都在争取我加盟，傅高义为了帮助哈佛取得成功，把我邀请到他家住了一个星期，每天早上他给我做早饭，我们聊天。聊天的时候他问我是否看过他写的《日本第一》那本书，对这本书有什么读后感，我说我怎么读了就觉得你是在讲日本必败。你讲日本成功的原因，比如日本学习中国的“鞍钢宪法”，不解雇人，高福利、高工资，国家多方面指导，公司搞得像合作社，这些都是日本“二战”之后男性人口高度减员、劳动力极缺的情况下，为了把劳动力吸引到工厂，不让他去别的地方而产生的一系列制度。这些制度在当时是好事，但等到日本人口恢复，工资提高，行业竞争日趋激烈后，你现在所说的日本的优势都会变成日本的弱势，在日本的大型企业也会出现，只是不同程度而已。他拼命摇头，我从不同角度来解释我的观点也没用，因为他实在是无法想象为什么好就蕴含着坏，成功就蕴含着失败。后来我才发现我的肚肠是转的，他的肚肠是直的，因此才知道我的史观，就是对时间的感受和西方人完全不一致，而这是中国文化给予我的。

要恢复道家看问题的方式

南方周末：你强调儒家传统很重要的一点是作为一个宗教性有限的意识形态，儒学复兴所需要的社会制度（如科举考试与宗族制）在现代已不复存在，那么，为何其他的宗教力量如基督教等能在现代化的冲击下幸存？

赵鼎新：南宋以后我们儒家的“教会”在地方层面以村落祠堂为基础，在国家层面以科举制为核心，这些东西与世俗紧密结合，它像中国的瓷器，很结实，但是一旦儒家赖以生存的世俗制度被打破，儒家就失去了根，回不来了。其他形态的宗教则往往具有更大的超越性，是追求彼岸世界的，所以需要大量的与“上帝”交流的手段和相应的制度，造了教堂，搞了教会和神职人员。在欧洲，周末去教会做礼拜的人不多，很世俗的，但是有那么几个人去，这个制度就在，一旦社会有什么问题，教会马上就会吸纳一群人。具体说就是基督教的制度基础在更大的程度上存在于世俗制度之外，所以更能保留住，更能抵抗住现代化。一旦条件成熟了，它又回来了，现在全世界宗教都回来了，就是儒学较难。

南方周末：儒家的传统在当下有哪些可以借鉴且具有可行性的做法？

赵鼎新：我觉得儒家强调教育，强调家庭伦理，强调家庭的价值，这些都值得借鉴。但是家庭伦理西方也强调，儒家相对更强调教育。还有我们更理性，敬鬼神而远之，很世俗，但是我们也不是反宗教，所以儒家这种高度理性精神也有重要意义，更重要的是儒家的理性并不是片面深刻的西方科学理性，是整体性的带有较高智慧性的，近于李泽厚所说的实践理性。

儒家还有一点，特别强调正名。儒家承认社会分层，带有很强的结构功能主义立场，有点接近比较保守的涂尔干视角。它比涂尔干视角的高明之处就在于正名思想。你如果当官不像当官的样子，结构和功能不相符了。但是儒家也有重男轻女，以及过度强调社会的秩序（的一面），这些都会对现代变化很快的社会带来一定负面效果。我认为目前要恢复的，是道家看问题的方式。道家时间观的好处，它让你往上走的时候有一种谦虚，逆境的时候少一分自卑。

“内卷”是对各种社会问题的轻佻回应

南方周末：你如何解读当下的“内卷”现象？

赵鼎新：我觉得内卷并不是当前中国所面临的最为重要的社会问题。

内卷的本意就是diminishing returns（收益递减），即付出的回报率随着付出的增大不断降低的一类现象。你如果对美国的情况熟悉的话，你想想，即使是在最近这些年的中国，创业已经不知要比当初难多少倍，但是美国做生意的机会多还是中国多？依我看在总体上还是中国多，但是美国人在到处说自己内卷了吗？近几年，部分民营企业家人心浮动，企业也倒闭了不少。但是这些都是政策变形原因所致，而不是社会的总体机会变少了。我想强调的是，大量机会其实还是在的，而不是社会的总体机会变少了。比如前几年中国的青少年教育，辅导课、辅导班等等事情把家庭的教育投资搞得越来越大，青少年越来越累。但是这些东西对青少年的内动力和独立性的成长并没什么好处，用这种方式培养起来的青少年成人后也不见得就会有什么出息。但是这也能叫内卷吗？这是中国的学校和父母在对青少年的培养方式上出了大问题，也是我们社会的引导出了问题，而其后果就是制造出了一大批高度相似的青少年，使得他们只能，也只会在很狭窄的空间内展开竞争，造就了内卷的假象。

总之，内卷现象在中国并不是不存在，但是目前在大家口头上挂着的“内卷”两字不但指的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事情，而且还是对当前国内各种性质高度相异的社会问题的一种避重就轻的、隔靴搔痒的，甚至可以说是轻佻的回应。不客气地说，如今“内卷”两字如此猖獗地爬到难以计数的国人的口头上，它所体现的是国人在想象力、独立思考能力和批判能力方面都出了问题。但是我绝不会说出现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是因为那些把“内卷”概念大众化的知识分子，我想强调的是这背后体现的是国人在思维层面也高度“内卷”了。

（本文来源于南方周末，记者朱圆，编辑李慕琰，已获得南方周末授权，未经许可不可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