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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纪要 | 人地之间: 中国增长模式下的城乡土地改革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讲座纪要由浙江大学社会学系主办的杂志《历史与变革》旨在建构新的学术空间与公共平台，思考有关中国和世界过去与未来的重大问题，期待经由历史来认识当下，并窥探通往未来的道路。杂志第一辑“什么是历史社会学”已于今年2月以系列书目的形式由中信出版集团公开发行。历史与变革（第一辑）：什么是历史社会学4月26日上午，《历史与变革》系列活动第三期邀请了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人文社科学院教授陶然来到浙江大学社会学系做学术讲座。陶然老师为现场师生分享了他的“中国模式三部曲”写作计划，并介绍了其中的第一部，即今年3月出版的新书《人地之间：中国增长模式下的城乡土地改革》的主要内容。本次讲座中，陶然老师首先对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主流文献进行了简要回顾，并介绍了“中国模式”的方法论基础和需要把握的四对关系，包括中央-地方关系、产业间关系、国家-社会关系和国内-国际关系。随后，他分析了中国、苏联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路径分异的结构性原因，并阐释了在1990年代中后期逐渐形成的“三二一”经济增长模式。这一模式在创造空前财富的同时，也催生了当前愈演愈烈的土地财政、土地金融及严重的房地产泡沫问题。在讲座最后，陶然老师与公共管理学院政府管理系的田传浩老师、城市发展与管理系的李学文老师就中国模式的代表性、内生变量、地方政府的能动性、土地所有权等问题展开交流讨论。一、中国模式的方法论基础：跨国、比较与历史分期围绕改革开放以来40多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国内学界已经产生了大量研究成果。然而，目前在学界有一定影响力的解释，无论是经济学家提出的财政分权理论、地方官员晋升锦标赛理论，还是社会学家提出的项目制、中央一统体制与地方有效治理矛盾等分析框架，无一例外都没有抓住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快速增长的本质——既有研究要么对于市场过度迷信，认为一旦政府退出市场就自然会带来经济增长，并以此否定“中国模式”的存在；要么简单吹捧政府的各种政策和做法对经济增长产生的积极作用；要么为了直接和西方主流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挂钩，就去寻找中国是否存在有利于经济增长的特定制度安排，试图以各种方式来刻画出一个“中国模式”，最后自觉不自觉地成为理论的搬运工。在陶然老师看来，对于这一重要的理论与现实议题，我们今天仍然需要重新提出正确的研究问题，并在有效回答这些问题的基础上重设研究议程。这样做至少是出于以下几个原因：首先，有些研究者的视野仅仅局限于中国内部，或者经济发展的某一阶段，因此这些解释往往过度强调了中国特定阶段、特定区域乃至特定制度安排的特殊性。其次，为了使其理论框架涵盖更大的时空范围，有些研究者不惜扭曲或忽视经验事实，拿着锤子找钉子，生搬硬套，然后不加仔细思考地去把这些可疑分析框架的适用性过度扩张，导致这些分析框架的有效性大打折扣，犹如一条越拉越脆弱的皮筋。最后，受到国内学术风气的影响，对于“中国模式”存在与否的争论很容易变成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的争论。但是“模式”并不代表“模范”，“中国模式”应该是，也只能是一个学术分析的概念。虽然正确总结“中国模式”仍然具有解释改开以来中国高速增长的潜力，但陶然老师认为，这必须建立在对于他国相应阶段发展经验（比如苏联、东欧国家、东亚发展型国家）的深入了解，以及对于中国经济发展不同阶段进行细致比较的基础上。这构成了“中国模式三部曲”写作计划的出发点：第一部《人地之间：中国增长模式下的城乡土地改革》试图在中国过去20多年形成的增长模式进行整体性描述的基础上，分析四十年城乡土地改革的经验事实及困境，并就城乡土地制度各个细分领域的改革提出系统化政策建议；第二部《天人之际：关键历史节点下的中国转型模式》则建立在对于中国、前苏联、东欧、越南等国家的计划经济及其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跨国比较上，时间跨度为1952年到1990年代中期；第三部《无食我黍：东亚发展型国家视角下的中国增长模式》将为读者呈现中国在1995年后形成的、与日本、韩国和台湾等东亚模式有一定相似性、但也存在显著差别的经济增长模式，并考察其经济、社会及环境含义。总之，要理解“中国模式”，从而解释中国的转型发展，就必须要了解与中国不同发展阶段具有可比性的其他经济体，展开跨国的比较分析。二、中国模式考察的四对关系要理解197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的本质，必须全面考察以下四对关系及其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变化。这是陶然老师的分析框架与财政分权理论、地方官员晋升锦标赛理论等主流经济学框架的重要区别，也是前者的理论框架与后两个竞争性理论相比具有更大的解释力的原因。1、中央-地方关系中央-地方关系及其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变化，是很多试图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文献所关注的面向。比如，有些学者将改革开放至1990年代中期前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归因为经济体制，尤其是财政体制的持续分权，具体表现为1980年代国有企业行政管理权下放地方，实施“财政承包制”，以及1990年代中期后地方政府通过土地出让获得巨额财政收入。而地方官员晋升锦标赛理论的支持者则认为，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是各级地方政府的主官在上级建立的、以地方GDP增长率为主要指标的考核体制下，积极建设工业开发区、招商引资，努力推动本地增长，不光是为了财政收入而竞争，更是“为了提拔而竞争”。以上两类解释都在本体论上承认“制度决定经济发展”这个命题，其学术渊源是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该流派强调一国的制度，尤其是政治制度是实现繁荣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比如包容性的政治安排、产权制度等。而财政分权理论、地方官员晋升锦标赛理论分别从改革时期经济管理体制的分权、政治（干部）管理体制的集权出发，试图找出推动经济转型发展的各种机制。但是，仅仅聚焦中央-地方关系面向，关注中央-地方政府之间的权责划分，远远不能有效解释转型不同阶段中国经济出现的各种丰富动态，也无法把握中国经济增长的本质。陶然老师认为，无论是在经验上，还是理论逻辑上，这两类解释都陷入了难以克服的误区（参见陶然、苏福兵，2021，经济增长的中国模式：两个备择理论假说和一个系统性分析框架，载于《比较》第144辑）。除了以上这两类解释，周雪光教授从组织视角提出的“一统体制与有效治理的矛盾”这一理论框架，由于在解释中央与地方之间集权与分权的制度逻辑时，只主要关注了央地关系，而且主要只关注了官僚体制问题，而忽视了其他面向，包括后面的政治逻辑，因此这一理论框架对国家治理及其动态变化的提出的解释难以令人信服。2、产业间的关系产业间关系主要指不同产业之间的上下游投入产出关系及其后隐含的不同团体利益博弈的关系。不同产业在政府的产业布局中的相对地位。比如，1990年代中期以来，一、二、三产业在经济增长中的占比发生了变化：在城市大举扩张和招商引资的过程中，大量农田被征收，随后被改造为工业、商用和住宅等城市建设用地，以支持二、三产业的发展。而地方政府大规模招商引资推动第二产业的发展“大干快上”地新建、扩建各类工业开发区，在其目的是通过制造业拉动包括住宅在内的本地服务业规模扩大以及与土地开发相关的出让金及各类税收的提高，并由此催生了后来的土地财政、土地金融问题。在计划经济时期，产业间关系主要是看机械装备、能源、原材料这样的重工业主要是为政府消费的“大炮”服务，还是主要为百姓消费的“黄油”服务。陶然老师指出，在前苏联和中国的计划经济时期，“条条管理”和“块块管理”其实分别对应着不同的产业发展目标。军工产业以及为军工服务的装备工业、能源、原材料行业生产主要由中央各个条条（各中央部委）直接进行“条条”管理，而农业与轻工业消费品（黄油），以及为消费品生产提供中间产品的重工业则主要交由地方政府实行“块块”化管理。因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