郦菁 | 国家主导的社会保护运动：波兰尼时刻与当下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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郦菁，浙江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纽约州立大学社会学博士。研究领域为历史社会学、国家理论、职业与知识社会学，主要关注知识生产的政治过程，精英、制度与知识生产者的互动等议题。

作者自述

2020年底以来，中国多方面政策发生重大调整，很可能已经构成了一系列重要的政策范式转型。这背后有一种“无意识”的总体逻辑吗？如何理解这种逻辑？本文试图说明，这实质构成了某种意义上的社会保护运动，而其保护对象虽是“社会”，但是行动主体却是“国家”。换言之，这是国家主导的社会保护运动；这也是全球“波兰尼时刻”重新到来、社会保护运动浪潮重新兴起后多元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上一波社会保护运动与市场化激烈抗衡的历史时刻出现在两次世界大战间期，期间出现了从社会民主主义到法西斯主义等各种形式、各种主体的制度尝试。与之相较，目前中国的社会保护运动亦是对市场化带来的贫富差距扩大和阶级绝对/相对流动的放缓、金融化及其风险的积累以及平台经济对社会织体的侵入和重组等问题的反动和修复。当国家成为唯一的行动主体时，社会保护运动将依靠国家的强制力、行政与财政资源，并往往以法团主义的基础设施为基础，执行力强，政策调整速度快，方案相对统一；但亦缺乏社会主体实验的多元可能性，并可能过渡行政化，并滑入一种保守的社会团结。最终，新政治方案的成功，社会保护运动的制度化，还有赖于国家和社会的广泛联盟。

该文改定于2022年初，是本人有关“波兰尼时刻”研究的一部分，删减版于2022年6月发表于《文化纵横》杂志。至此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很多政策又发生了调整，本文不及论述，挂一漏万，文责自负，与《文纵》杂志无关，此次为网络首发。

The Demon Flying, 1899，by Mikhail Vrubel

国家主导的社会保护运动：

波兰尼时刻与当下中国

我们时代的“大转型”

从2020年底以来的十几个月中，我们在近五年内早已熟悉的政策框架与思想共识面临调整，一系列政策范式急速转型，并有种种意料之外的事件和后果，令海外内各种意义上的评论人、广义上的公共空间参与者以及学者们，都很难理解这一系列迅捷变革背后的总体逻辑。某种程度上，这一系列变化的冲击，也许并不亚于2020年初开始的疫情本身。

概而言之，其中最重要的事件如下所述。2020年11月蚂蚁集团暂缓在沪港上市，也许是一个重要的开端，开启了此后一年所谓“中概股”企业市场地位的变化，也极大改变了私营经济部门与国家之间的关系。2021去年10月，蚂蚁IPO的批文彻底过期，这意味着短期上市已无可能，并可能面临拆分。而此前杭州市委书记周江勇落马与浙江省推动亲清政商关系的运动，也与此关系莫大。2021年7月初，滴滴亦暂停在纽约上市，APP被下架处理，数据和会计底稿暂停提交美国监管机构。紧随其后，民营教育行业遭到史无前例的严格监管，基础教育阶段的课外教辅实际上丧失了合法性；游戏行业也面临对于未成年用户的严格限制。8月19日，相关部门开始约谈恒大；9月开始，恒大逐渐开始陷入持续的债务违约，表外融资的严重问题暴露，并可能进一步拖累银行、信托和相关上下游行业。其他暴雷的房地产企业还包括华夏幸福、泰和等，致使土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迅速转冷。同月，澳门的博彩业也被纳入监管，随后年关前后赌王周焯华（洗米华）、陈荣炼被移送羁押。而影视娱乐业的变化似乎最为戏剧化：先是去年7月开始吴亦凡和张哲瀚因不同的原因“塌房”遭禁，随后赵薇亦因与资本系的深刻关联而被公开批判，这预示着整个行业面临重大调整。直播行业也难逃整顿。

与这些具体的事件和行业结构调整并行的，是监管政策框架的重塑。2020年底开始，市场监管总局与央行已开始约谈蚂蚁，并于2021年4月对其处以182亿元的罚款，随后另外34家科技公司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警告。10月，美团被处于34.4亿罚款。而宏观金融方面的政策转型，还要早得的多，大约从2016~-2017年就已经逐步开始部署一场“金融清理攻坚战”，以应对资本外逃和资本系的过度扩张。2021年的进一步政策，一是对房地产业融资设下三条红线，这也间接导致了恒大等企业风险的提早暴露；二是对加密货币交易融资的限制，防范可能的金融风险，并在9月彻底禁止了此类交易和所谓“挖矿”的操作。10月11日，中央对25家金融机构展开巡视，主要目的是清查对私营企业的违规放贷，治理金融腐败，随后陆续处理了陈翔、操舰、蔡鄂生等多名金融口官员和从业者。2021年最后一天，《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和《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出台，标志着从2010年开始的全民金融时代的终结。

在劳动制度方面，2021年4月《人民日报》以《崇尚奋斗，不等于强制996》为题的社论，批判了新兴科技企业强制延长劳动时间的安排。随后，又出现了北京人社局副处长体验外卖员工作的生活剧，以及7月，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网信办等七部门联合发文，要求以“算法取中”的方式来保护外卖员的权益。8月18日，中央财经委第十次会议提出了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期冀通过“建构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防止社会阶层固化，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而房产税的试点推行，以及浙江省等地成为共同富裕示范区，都是今后政策进一步展开的先导实验。这些政治经济层面的新政策也是和新的道德图景紧密配合的，传媒、娱乐领域的清朗饭圈运动、整顿“畸形审美”“劣迹艺人”的运动与之形成“互文”关系。最后，这些调整部分也是为新近的人口、生育、抚育政策服务的。2021年底多地的女性产假改革和2022年初《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的启动，也直接或间接与之相关。

这挂一漏万的简要回顾，也许足以促使读者思考这些变化背后可能的相关性和整体性趋势。不管单个政策是着意设计的结果，还是临时因应之策，它们作为总体，似乎在不同程度上回应了社会结构的深层矛盾，并正在构成一种新的政策话语体系，尽管其中的主要政治行动者可能并没有清晰的意识。在具体政策过程无法追踪、政策理念变迁难以求证的情况下，本文试图通过社会学家波兰尼的双向运动（double movement）理论和历史性的类比，对以下问题提供诊断：当下中国社会发生了哪些结构层面的显著变化，并可能成为某种或多种社会保护运动（social protection）的潜在动能？这些社会结构变化的历史性原因是否也是波兰尼所说的市场化对社会织体（social texture）的破坏？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是否可以利用、收编或先发制人地发起社会保护运动，成为其中最重要的政治行动者和领导者，以抵抗和纠正市场化周期带来的冲击和不公，并修复社会内部不同群体间（可能）的紧张关系和分歧呢？上述具体政策变化一方面可能达到何种预期目的，又回应了哪些结构动能？另一方面又可能有哪些潜在的、意料之外的后果，或可能造成其他层面的风险与不公？

从波兰尼的“双向运动”谈起

波兰尼之所以是一个合适的讨论起点，是因为他在1944年出版的《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经济根源》一书，对现代性内部最重要的一种矛盾给出了敏锐的描摹与诊断，即不断扩张的市场对社会的侵入以及社会保护运动的反弹。具体来说，从16~17世纪以来，市场不断侵入和改造社会织体，特别是把人本身（劳动力）、自然（尤其是土地）和货币变为可供市场交易的“虚拟商品”，这和作为市场化反向趋势的社会保护运动之间形成了冲突与斗争，两者构成了近现代历史中的双向运动[1]。这仍是整个20世纪对那场重塑世界的文明灾难理解最为深刻的理论工具之一。而波兰尼最初的写作动机正是试图剖析为什么在他所处的时代，资本主义世界会从无往不利的市场化，突然堕入两次世界大战，并造成了普遍的失业、社会运动和社会冲突加剧，以及史无前例的世界经济危机和骇人听闻的法西斯主义实践。直至今日，这种矛盾及其引发的危机仍在以不同的形式持续展开，并未因主导产业的更替、市场形态和霸权国家的更迭而失去基本的解释力。

那么，极端的市场化和经济自由主义为何会走向自己的反面乃至文明的灾难？要深入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从波兰尼的视角出发简要回顾历史，这是双向运动理论的基石，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关照当下。19世纪初以来，市场的持续扩张促进了前述三种虚拟商品市场的建构，大约在19世纪中后期西欧主要国家已转型为前所未有的“市场社会”。这一时期的欧洲平静而繁荣向上的政治经济局势，有四个最重要的宏观制度基础：自律市场、自由主义国家、国际金本位制和大国均势。其中，两个是国内的，两个是国际的；两个是政治的，两个是经济的。而从1873年人类史上第一次全球性经济大危机开始，市场内含的巨大破坏性逐渐展露，直到“一战”降临，此前建构的制度基础基本全然崩溃。在此历史时段，自律、自我调节的市场作为一种经济运行逻辑和组织原则，不仅“脱嵌”于社会织体，更不断占领、卷入更多的社会领域，以作为自律市场体系的质料，进而主导社会，使社会成为市场的附属品。与此同时，社会层面的压力也在不断积累，最终必然引发社会的剧烈反弹，以各种形式的社会保护运动试图把市场重新嵌入社会，维护社会的整全、团结、公平与可持续发展等基本原则。

两次大战间期是更为显著的转折点。其间，试图恢复市场化制度的动因与社会保护运动的对峙更为激烈，多有难以转圜的僵局，并在某些地区转变为极端的暴力。前述19世纪的四个制度基础，此时转变为大国之间的普遍对立、国际贸易体系和金本位制的崩溃、大规模的失业以及阶级之间冲突的上升。这一时期亦是近现代历史上（尤其是欧洲）社会保护运动展开多元实验的重要时刻。社会保护运动的主体可以是“市民社会”内部的行动者，如各种形式的社会运动、工会组织和其他类型的社会组织，甚至是法西斯主义的准军事组织；但也完全可以是“政治社会”内部的行动者，如议会、政党和国家本身，它们往往有更大的政治能量来推动制度变革。当然，建制性行动者与市民社会的行动者之间如果有持续的互动，制度实验成功的可能性更大；其中，主要社会阶级政治力量如何重组，新政治联盟如何建构等问题，尤为关键。

举例来说，当时北欧国家通过以工农妥协为基础的“红绿联盟”推动改革，并纳入资产阶级为其盟友，促进了战后福利国家的建构。相比之下，美国的罗斯福新政联盟前后经过两次尝试才取得成功，并在战后因保守主义回潮而进一步缩减了社会保护的范围，但仍为战后的“嵌入性自由主义”奠定了基础。也许与常识背谬的是，法西斯主义是一种依赖保守性社会团结的社会保护运动；或用波兰尼的话来说，它企图“借牺牲个人自由以保护社会免受市场伤害”，但也得到了跨阶级的广泛支持。此外，苏联几乎完全退出了以欧美为中心的资本主义全球市场体系，并成功构建了工农联盟，稳定了政权。英国虽维持了自由民主制的基本安排，但也被迫与劳工妥协。这些依赖于广泛社会联盟的多元制度实验，在两次大战间期积蓄了初始的动能，在“二战”后进一步展开（法西斯主义除外）。

这一社会保护运动与市场达成平衡的新周期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随后市场化以“新自由主义”的面孔和话语重新获得主导权，社会保护运动暂时退却。最近三四十年，全球性市场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改变并重组了地方性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这是19世纪的自由主义者也无法想象和摹状的。这为新一轮社会保护运动的兴起创造了历史性条件。在某种程度上，“波兰尼时刻”——“市场化运动与社会保护运动冲突加剧，主导的政治经济秩序发生更替”的历史时刻，很可能又来临了[2]。这一次，社会保护运动将重新与市场化对峙。

波兰尼时刻与中国社会的结构性矛盾

这一判断的依据首先在于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中的诸多结构性变化：至今我们仍处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随后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阴影中；从2015年开始，欧洲经历了作为重大文化和政治危机的难民危机；早在难民危机之前，欧洲的右翼和极右翼政党已在议会民主制框架内不断拓展政治空间，某种程度上以中左翼政党选民空间收缩为代价，把欧洲的政治光谱整个右移；在美国，极具民粹色彩的特朗普2016年底赢得总统大选，对外旋即退出TPP、TTIP、NAFTA的重新协商，并拒绝WTO谈判，对内则动用“我们 vs.他们”的话语，试图改变移民政策的基本框架；在欧美之外，威权主义似乎更为无往不胜，威权与民主力量的更替也更为频繁，中东欧、拉美、中东等地无一例外；全球社会运动的新浪潮也正在上升，并因疫情期间公共服务的缺失和社会不平等的加剧而进一步加速；最后，极端民族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的扩张（如塔利班取得政权），以及意识形态竞争的普遍激化，亦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和可能的暴力。

换言之，在全球范围内，社会保护运动正以各种形式回潮，占据不同的社会空间和制度基础作为政治据点，并调动已有的政治/社会行动者及其组织，甚或创造新的政治主体。这和两次大战间期的情况极为相似，我们有理由认为这是一种周期运动，或至少可以做一个大胆的历史类比。而这一轮社会保护运动所要纠正、修复和重塑的，恰恰是上一波新自由主义周期带来的全球和各国国内贫富差距扩大、贫困加剧、经济权力日益集中于全球管理-技术阶层、福利制度衰退、市民社会丧失公共性等多种困境。

中国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发展，也无法脱离世界政治经济的大周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固然有解放生产力的面向，但实质也是加入了美国主导的全球分工与贸易体系，并采纳了市场建构、放松监管、部分私有化和福利国家退却等政策。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仅是有选择地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方案，且没有接受与新自由主义经济方案打包的政治民主化方案以及市民社会重组的方案，因而自律市场从未取得完全的霸权，也没有充分的制度基础。因而，中国近三四十年来的发展变化与全面新自由主义化的国家固有相似之处，但也多有不同。

首先，市场化带来了贫富差距的扩大和阶级绝对/相对流动的放缓。根据皮凯蒂等人的计算，在1978~2015年间，中国收入最高的10%人群的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重从27%上升到了41%，而收入最低的10%人群的比重则从27%下降到了15%。财富的积累差距更大，从1995~2016年之间，中国最富的10%人群拥有的财富比率从40%上涨为67%。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的收入和财富分配状况更接近北欧的话，那么近年则越来越趋近美国，并高于欧洲[3]。这一变化的结构性成因也许在于两重意义上的市场化。从国内市场来看，制造或参与市场化的地区、要素和阶级与无法参与或拒绝市场化的地区、要素和阶级之间，必然出现分化和不平等。从国际市场来看，制造业出口的大规模扩张及其附加价值的被低估，是以作为虚拟商品的劳动力、自然和人民币的价格被低估为前提的，这导致中下层收入增长长期低于人均GDP增长，其购买力持续低迷；进而导致实物贸易市场的过剩，房地产、金融产品等受到追逐，资产价格提高，进一步扩大了不平等。这第二重的不平等，不仅发生在地区、阶级和行业之间，也发生在代际之间，通过现时资产价格的高估牺牲了年轻人未来的实际收入和消费力[4]。近年来在年轻人中流行的“躺平”话语和策略，无非是对向上流动希望渺茫的一种消极反抗，是针对劳动力本身的“卢德运动”，是三和精神的普及版本。

相比之下，美国从上世纪八十80年代开始就推广个人金融化的方案——比中国要早得的多，这在某种程度上让美国中下阶级能够用全世界的钱来提前消费，从削弱而掩盖了他们对于实际收入停滞甚至下降的感知，延迟了社会冲突的爆发。因此，而近年来美国社会保护运动的回归，也必然更为激烈，不乏右翼保守主义的激进团体的参与。再则，金融化及其风险的积累也是突出的问题，对经济组织本身和社会织体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坏。美国当然是最近一波全球经济金融化的肇始之地，正如英国主导了19世纪末的金融化浪潮。中国经济在本世纪第一个十年的中后期，特别是2008年四万亿的财政刺激计划之后，也出现了流动性过剩、实体经济行业回报率降低的局面，因此也不可避免地加速了金融化。

但是，由于中国金融业的管制仍比美国上世纪90年代之后的情况要严格得多，并坚持准入牌照制度，类似美国金融业主导经济重组的过程并没有发生。类似的局部产业重组主要由所谓的“资本系”推动，即以资本运作和财务收益为主要目的兼并重组不同的产业。特定的资本系可以横跨从房地产、金融业到基建、制造业、能源、新科技等等极为多元的产业，其目的只为了资本运作与增值而服务，而不是横向规模经济的逻辑，亦不是出于纵向一体化提高效率的目的。很多国有和民营资本都采用了类似的金融-产业组织模式，当然后者在“造系”过程中更多涉及利用上市公司圈钱、违规拆借和挪用资金、财务造假、关联交易、利益输送等行为，并导致经济资源越来越集中，金融风险增加。在2015~2016年美联储结束数量宽松政策，中国宏观杠杆率大幅提升，而工业品价格通缩，全球对于人民币的信心下降，股市开始陷入低迷。其中，资本系对于债务风险的积累和资本外逃问题，是要负很大的责任的。这也是2016年开始的金融清理攻坚战和对于海外投资进行清算的背景。

最后也是最近的是平台经济对社会织体的侵入和重组。这种依赖网络和数字技术的新商业组织模式加剧了前两种结构性变化。平台本质上是聚合不同群体互动与需求的数字化基础设施，并不必然是垄断性的。平台与垄断资本的结合，在美国有赖于一系列历史条件，包括2008年次贷危机前后失业率的提高制造了可被平台吸收的弹性劳动力；金融动荡后奥巴马政府救助华尔街，美联储继续推行量化宽松政策，导致资本持续过剩，投资短期看不到收益的平台企业成为可能；云平台、数字化技术的发展和企业外包趋势的加强等。但在中国最重要的是向上流动困难造成的局部城市服务业劳动力过剩，以及过剩的资本对平台风口的过度追捧。因此，相关的新兴科技企业成为了资本系扩张的重要对象和工具，并和金融资源的垄断紧密联系在一起[5]。正如《平台资本主义》一书的作者所说，这种投资不再是金融业的替代品，而是金融业的一种表现。

与美国不同的是，由于中国城市原有服务业更为分散，也少有替代性的商业组织模式，因此平台企业的垄断过程更快，对用户、数据和员工的控制力也更强，并出现了很多所谓的超级应用（mega-app），实现了不同领域业务的高度整合。而美国原有的商业基础设施更为完善，比如在支付领域，信用卡公司和商业银行都是既得利益者，很难允许一个类似支付宝这样的新超级平台成长。在这种情况下，过去十年是中国平台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也是中国普通人日常生活被高度重塑的十年。一方面，我们社会生活中每一个有利可图的环节和场景几乎都被提取出来，通过平台的重新组织变成商品；另一方面，在中心化算法的加持下，对劳动过程的精确控制变得更为容易，因而从去年开始，各种旨在推进外卖员、卡车司机、网约车司机权益保障的行动接连出现，并得到了公共空间的同情和支持。

社会保护运动：国家作为行动主体

通过此番回顾，我们应能意识到中国无法避免全球“波兰尼时刻”重现带来的社会压力和不确定性；并且，由于自身庞大的经济体量和重要的政治地位，中国必将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这促使我们通过反观历史来应对未来。在前一次周期运动中，19世纪市场社会的四种宏观制度崩溃后，新兴的社会保护运动大抵需要解决以下几个核心议题：如何应对大众政治兴起后数量最多的工人和农民？如何把他们对全球市场的不满纳入既有的政治方案，或者建构某种形式的“工农联盟”？如何实验新的经济管理思想，特别是各种类型的凯恩斯主义，以取得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平衡？国家如何调试自己在这个过程中的新角色？相较之下，我们时代面临的是新自由主义周期基本秩序的崩溃。在工人和农民政治力量下降、全球左翼普遍衰落的情况下，社会保护运动需要解决的核心议题可能会是：如何促进多维度的经济和政治平等（不光是阶级意义上的平等，也包括族群和性别意义上的平等），如何控制全球管理-技术阶层的权力，如何限制国内金融-产业精英的垄断倾向与财富积累，如何重新调整平台与社会的关系，等等。当然，目前全球范围并没有出现类似凯恩斯主义的新经济思想和政治方案。

回溯从2020年底开始的一系列政策调整，其中“共同富裕”“三次分配”的方案显然是为了促进社会公平，减缓贫富差距和阶级分化所带来的冲击；对教育行业的调整，既有缓和社会分化的预期目标，也和未来经济布局重新以制造业为中心有关；加强对新科技企业金融和数据的监管，加之重新定位的反垄断政策，都有助于遏制平台不断侵入社会的领域；对资本系的打压，加强对房地产业、币圈和金融业的融资行为的管理，也能够部分遏制金融化的趋势，降低系统风险；反对996工作制，则是对劳动力的保护。这些政策都部分回应了我们时代社会保护运动的一个或多个核心议题，并试图重建社会团结，重塑市场与社会的边界，重构某种形式的社会公平，但也难免和一定的保守道德方案联系在一起。

从前文所述两战间期的历史来看，这种国家主导的社会保护运动并不是全新的制度实验。概而言之有，它以下几个重要特征[6]。首先，由国家行政机器主导应对市场化对社会织体的侵蚀和破坏，包括为利益受损或无力应对市场风险的社会群体提供某种政策扶助、社会保险或福利项目；限制市场主体的行为，加强监管；重建某种社会正义，甚至重构或改造现有的道德秩序；重建某种“想象”的共同体这种共同体可能是地域性的、政治与文化（道德）意义上的，也可能是民族/种族的。其次，这种社会保护运动依靠国家的强制力、行政与财政资源，并往往以法团主义的基础设施为基础，优点是执行力强，政策调整速度快，方案相对统一，但亦缺乏社会主体实验的多元可能性。再次，社会保护的具体方案要想实现相对制度化，仍有赖于特定而广泛的社会联盟的支持，以及全国性新政治话语的形成。那么，这个联盟及其话语包括哪些群体，又排斥或限制哪些群体，就直接决定了社会保护运动的性质。最后，这种类型的社会保护运动内部并不统一，有些只停留在经济层面，有些则进一步进行政治和道德层面的统合，从美国式的“罗斯福主义”到试图创造种族纯洁的“新人”和超越庸俗资产阶级政治的纳粹政权，都有可能。当国家主导的社会保护运动获得国家主义的面目时，一个最直接的后遗症当然是行政的扩张，并由于修复市场破坏、保护社会所赋予的道德合法性，很容易成为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的助焰，并在国家体系内外创造新的寻租点。此外，前市场社会时代的道德文化方案和各种所谓的“本土”政治安排可能第一时间被重新调用，并时常与民族主义结合，从而促成保守主义的政治同盟，将国家政治导向危险的方向，法西斯主义就是明证。尽管这是极端案例，但每一种所谓的保护方案，如果通过国家力量加以强化，都很有可能产生新的巨大不公。因此，波兰尼也曾敏锐地指出，20世纪上半叶欧洲文明的灾难并不是市场化直接导致的，而是市场化所激发的社会保护运动所促成的。

值得进一步讨论的是，中国的国家作为社会保护运动主要的行动者和领导者，虽然能够极大推动社会保护运动的制度化，但新政治方案的最终成功还有赖于国家和广泛的社会联盟结合。一方面，国家可以利用其内部的行政基础设施和话语/道德权威推动政策转型，并在相当程度上先发制人地回应社会内部的矛盾和压力，使此前无形的社会力量获得有形的政治表达。如此便大大降低了社会保护运动以广泛的“社会运动”的形式出现和推动的可能性，亦可能避免随之而来的“过度政治化”局面，包括激烈的政治对抗和主导政治秩序的崩溃。一方面，这一方案之所以能够实现，与中国行政能力较高，国家相对于社会利益集团自主性较高密切相关。但另一方面，新政背后似乎缺乏有力而广泛的社会联盟的支持。在未来3~5年中，我们有必要密切观察这些新政策框架的展开。例如，国家作为社会力量的表达和中介，必然增加了一重行动者和制度，那么新的政策在实践中能否有效修复社会内部的紧张关系和深刻分歧？是否有可能进一步增加官僚系统的管辖权与道德裁判权？说到底，社会保护运动需要以社会主要阶级和群体重新进行政治和社会协商为前提。正如两次世界大战间期的方案，必须假以时日，在战后才逐步完成广泛的国际、国内政治妥协，通过“嵌入性自由主义”等框架才得以最终制度化。总之，并不是说只要国家提供相关政策就能完美解决问题，因为社会层面的表达与和解本身也很重要。实现社会在话语层面的再联盟，给社会再造叙事与再造团结的机会，这是国家无法包办和替代的。

此外，我们也要警惕国家主导的社会团结逐渐滑入一种保守的团结的可能性：在遏制资本和市场力量的同时，悄悄引入道德保守主义、保守的性别方案（和新生育政策相结合），以及对于传统文化及其背后的权力关系未加反思、或高度选择性地调用。历史证明这是一条危险的道路。我们也需意识到这些新政策的靶向性十分明确，基本都是针对特定的行业和少数精英。长期来看，这无法替代社会保护运动所需的大规模经济社会改革。并且，这些对象明确的政策也容易受到利益集团——不管是目前受到监管的企业、行业，还是将来潜在获益的企业、行业——进一步游说的影响[7]。最后，还必须考虑目前的新政策如何与推动经济增长相协调，很多时候不同政策目标之间的矛盾也许是无解的。比如，2021年底，国家又不得不降低准备金率以刺激经济，并给房地产行业开辟新的融资渠道，这部分抵消了此前政策的效力。因此，国家主导的新社会保护运动能否制度化、是否有足够的政策效力，都是亟待验证的问题。

注释：

[1]所谓的“社会保护运动”，是指“社会构造被破坏之后所产生的反应，并且这个反应必然会摧毁随市场制产生的生产组织”。卡尔·波兰尼：《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黄树民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98~201页。

[2]Mudge, S. Leftism Reinvented: Western Parties from Socialism to Neoliberalis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p33.

[3]Piketty, Thomas, Li Yang, and Gabriel Zuc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Private Property, and Rising Inequality in China, 1978–2015."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9, no. 7 (2019): 2469-96. 当然，2014年之后差距已渐趋平缓。

[4]Klein, Matthew C., and Michael Pettis. Trade Wars Are Class Wars : How Rising Inequality Distorts the Global Economy and Threatens International Pea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20.

[5]比如最近的例子就是云锋基金（云锋系）对蚂蚁金服的投资。蚂蚁若成功上市，其收益必然不菲，而这背后又牵涉到极为复杂的政商利益交换、违规代持股和各种关联交易。真实的受益者集中在少数资本的实际控制人。

[6]我们有必要区别“国家主导的社会保护运动”与“国家主义”。前者主要指应对市场化危机的政策举措，与其他社会主体主导的社会保护运动并不矛盾，可以并存，所以并不必然导致国家主义。

[7]比如，在很多监管加强的行业，都可能会出现“国进民退”的局面：民营企业由于受到严格监管，利润下降，可能会大量退出，国企可能会取而代之，成为新的利益集团。房地产行业就是一个例子。在民营房地产开发企业收缩的过程中，已经债务高企的国有城投企业可能会通过进入公租房建设领域来缓解危机，这也许并不利于行业结构的调整和清理过度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