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散步:陈之藩先生小传
陳之藩:1925年—2012年,河北霸縣人。天津北洋大學電機系學士,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科學碩士,英國劍橋大學哲學博士。曾任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副研究員,休士頓大學教授,波士頓大學研究教授,香港中文大學電子工程系榮譽教授。著有電機工程論文百篇,《系統導論》及《人工智慧語言》專書二冊;散文有《大學時代給胡適的信》、《蔚藍的天》、《旅美小簡》、《在春風裏》、《劍河倒影》、《一星如月》、《時空之海》、《散步》、《思與花開》等。
一、一生總在寫信
2008年6月9日午夜,我在無錫的旅館中準備入睡,突然接到余英時先生打來的越洋電話,方知陳之藩先生在幾天前中風入院。此後的日子,我再也緣和陳先生暢談,只能不時通過金耀基先生和陳方正先生間接瞭解陳先生的情況。2012年2月25日,陳之藩先生在香港逝世,我打電話告知余英時先生,余先生說:「陳先生解脫了。」
我在初中時,無意間讀到一篇〈釣勝於魚〉的文章,即刻記住「陳之藩」的名字,從此格外留意這位作家的文字。2000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出了陳之藩的散文集《劍河倒影》,這是我第一次比較系統地讀到陳之藩的文章,後來寫了一篇〈秋水文章不染塵〉的書評,刊發在《南方週末》上。
2003年,我第一次到香港拜訪陳之藩先生。當我到達香港中文大學火車站時,陳先生早就從山上到山下接我,使我感念不已。多年後,我收到陳先生寄來的文章〈儒者的氣象〉,才有所悟:「大概是1959年,我在美國,Bertram是IBM的大人物,而約克鎮研究所正在動工中。我到IBM面談時,是在辛辛(Sing Sing)那小鎮。從火車上下來,還提個大箱子,來接我的正是Bertram本人。他不但到車站來接,而且把我的大箱子搶過去為我提著。我那時還想,美國原來也是禮義之邦啊,使我相當吃驚。」
我們一見如故,聊了一個下午,意猶未盡,共進晚餐時還談興甚濃。臨別時,陳先生說,他在中文大學並不忙,希望我到香港就找他聊天。以後我每到香港,必打電話給陳先生,他總說:「你趕緊來,我喜歡聽你聊天。」每次,我們都聊大半天,陳先生必請我吃晚餐。有一次,他說有一家上海菜館極好,竟帶我從中文大學坐火車到尖沙咀大快朵頤。
陳先生喜歡聽我講到各地採訪人物的趣事,我則愛問他一些前輩的逸聞。我聽得最多的是胡適和愛因斯坦的故事,不禁對普林斯頓心嚮往之。陳先生多次提起在普林斯頓的余英時先生,對余先生的舊詩讚賞不已。他1991年在〈香港觀感〉中說:「香港還有不少會作律詩的人。比如余英時教授罷?就是香港出身的人;以他的年紀,居然會作律詩。中國有十一億人罷,我想能找出十一個人會作律詩就不容易了。而這十一個人中,大概有十個人在香港。」
陳先生不作詩,卻喜歡念詩和譯詩。他並不認同胡適關於白話詩的主張,而對中國詩歌的傳統備加珍惜。他愛舉的例子是易實甫的詩:「青天無一雲,青山無一塵,天上唯一月,山中唯一人。此時聞鐘聲。此時聞松聲。此時聞澗聲。此時聞蟲聲。」他認為像這類詩句,若無「五四」出現,而能由傳統自然發展開來,正是未可限量。他對今人作的律詩也常脫口而出,楊憲益有一首打油詩:「無端野鳥入金籠,終日棲棲斗室中。只好閉門裝隱士,何須下海耍英雄。千年古國貧愚弱,一代新邦假大空。老子猶堪絕荒漠,京城亦可化胡戎。」他對第五六句擊節不已。
陳先生喜歡講笑話。「我叫王浩,來貴校演講,還有半小時時間,看到你這辦公室外的姓名,準是中國人,所以進來聊聊。」有一次,王浩到陳之藩所在的大學,敲門自我介紹,「你愛說中國話吧?看不看金庸的武俠?」陳之藩說:「金庸我看過一些,不太喜歡。」王浩說:「我們在海外,如無金庸的劍俠,豈不悶死了。」兩人爭了半天,王浩突然說:「唉呀!我兩點有個演講,現在什麼時候?唉呀!過了四十分鐘了。」
偏偏我愛看金庸的小說。以文學而言,金庸的小說集和陳之藩的散文集我收得最全,都不只看過一遍。陳之藩是劍橋大學博士,對金庸到劍橋讀博士,自有看法。後來陳先生果然寫了一篇文章談博士,就是那篇紀念邢慕寰教授的〈儒者的氣象〉。2008年12月,我與金庸談了兩個下午,第一個問題就是關於劍橋讀博士之事,金庸的回答是:「我到劍橋,目的不是拿學位。我喜歡跟有學問的教授討論問題。」
在我看來,金庸有沒有博士學位,一點也不影響我愛看他的小說。如同胡適的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是不是真的,也一點不影響我佩服他的思想。陳之藩給我的一封信裏說:「唐德剛用他自己所受的罪想胡適當年的情況;余英時是用他念書的經過,推想胡適的當年,你說這是怎麼回事?很有意思的。」
有一次,我走進陳先生的辦公室,他正在看一本夏志清的散文集,那種專注的神情讓我難忘。夏志清以《中國現代小說史》名世,也不大看金庸的小說,他和唐德剛都喜歡看《紅樓夢》,卻因此而爭了起來。「唐德剛認為《紅樓夢》裏頭所有女孩的腳是大腳還是小腳,大腳就是旗人,小腳就是漢人。」陳之藩說,「《紅樓夢》我也看過,我確實沒想過。他說人一睡覺不就得露腳嗎?怎麼曹雪芹就沒說過腳呢?唐德剛罵夏志清:我看《紅樓夢》都是在重慶防空洞裏面看的,你夏教授在哪看的《紅樓夢》?你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皮沙發上看的,我看了多少年了,你才看了幾年。這話損人了,倆人擺資格,無聊罵起來了。」
我和陳先生見面總是聊不完的天。有一次,我突然接到他的一封長信,從此,我們開始通信。記得2007年深秋我訪美歸來,隨手寫過一封十幾頁的信給陳先生,談的是訪問趣事,其中余英時、唐德剛、夏志清是以前我們常聊到的人物。2008年5月5日,陳先生寫的信開頭說:「今天是五月五日,因為昨天為五四。我今天收到你四月廿四日的信。走了十一天,從廣州到香港!我覆你的那封信,也差不多走了十天以上罷。這跟電郵如何比呢?可是又一想,根本無事,閒聊天。又著什麼急!同時,也維持郵局不遭淘汰!美國郵局快以只賣紙箱為生了,也就是只傳無字的包裹!無信可郵!」
陳之藩一生,給我的印象是總在寫信。有時寫給朋友,有時寫給讀者,有時寫給自己。余光中的〈尺素寸心〉中說:「陳之藩年輕時,和胡適、沈從文等現代作家書信往還,名家手跡收藏甚富,梁(實秋)先生戲稱他為man of letters,到了今天,該輪他的自己的書信被人收藏了吧。」我有幸珍藏幾封陳先生的信,每次重讀,總在春風裏。
二、悲觀而又愛國
1947年,陳之藩在天津北洋大學電機系讀書,有一天在廣播裏聽到北京大學校長胡適〈眼前文化的動向〉的演講,覺得與他的意見有一些不同的地方,遂給他寫了一信。胡適很快回信,彼此的通信由此開始,陳之藩回憶:「他的誠懇與和藹,從每封信我都可以感覺到。所以我很愛給他寫信,總是有話可談。」
在一封給胡適的信中,陳之藩寫道:「當羅曼羅蘭讀了托翁的信後,而決定了他畢生的路程;而甘地讀過了托翁的信因而發揚了曠古未有的道德力量。我這樣的比擬是太不自量的,這只是說明您的教訓對我影響的劇烈。」在陳之藩給胡適的信中,充滿對了時局的關注,許多見解現在看來真是先知先覺。後來,陳之藩將1947年前後給胡適的十三封信集成《大學時代給胡適的信》一書。
1959年4月29日,胡適對胡頌平說:
陳之藩用英文寫的《氫氣彈的歷史》一本書,是去年11月裏送來的,我一直沒有空看,這回總算看完了。陳之藩在這本書上寫了幾句話,說起這本書就不肯放手的,太精彩了,太緊張了。他是一個學工程的,但他的文字寫得很美。他本來是南開大學工學院(按:應為北洋大學)的學生,他的父親是在傅作義那邊做個小事情的。三十六年我在北大當校長時,曾要他到北平來看我一次,那時就認識的。在那個時候,一般青年都是思想「左」傾,而他已是反共的青年,他從俄國的小說裏把他的思想造成反共。他說,俄國革命以前的托爾斯泰、朵爾托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柴霍夫等人的小說,他都看過,先是看看中文的譯本;後來英文程度高了,再看英文譯本。後來他又看看俄國革命以後的作家小說,覺得戰後的遠不如戰前的,完全變成兩個世界了。他於是認識俄國,釀成反共的思想。我是在那個時候認識他的。(《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胡頌平編著,新星出版社2006年10月第一版,第17至18頁)
1947年夏天,陳之藩應胡適之約,到北平東廠胡同一號拜訪。兩人只聊了一會,北京大學訓導長賀麟來了,要跟胡適商量學生鬧學潮的事,陳之藩就告辭了,和胡適實際上沒說多少話。對第一次和胡適見面,陳之藩回憶:「我見過的教授多了,胡適就是跟別人不一樣,大派。」
1948年6月13日,陳之藩在雷海宗所編的《周論》上發表長文〈世紀的苦悶與自我的彷徨——青年眼中的世界與自己〉,見地獨到,為胡適的朋友圈擊賞。陳之藩說:「現在讓我寫也寫不出來。就因為那篇文章,他們都嚇壞了。他們是胡適、金岳霖、馮友蘭、沈從文。他們彼此講,問胡先生這人是誰?胡先生說:他常給我寫信啊。」
在胡適的朋友圈中,陳之藩也給金岳霖、沈從文寫過信。他在北洋大學電機系讀到一半時,對國家前途感到悲觀,想改讀哲學救國,就考入清華大學哲學系,這事在陳家掀起了軒然大波。為了改專業的決定,陳之藩到清華大學跟金岳霖見過一面。
金岳霖問:「你為什麼要入哲學系呢?」
陳之藩說:「我悲觀而又愛國。」
「什麼叫悲觀呢?」
「我不知道。」
「悲觀就是你認為有一套價值觀念以後,比如你覺得金子很值錢,你當然設法要保存,把金子拿到家裏來,拿到兜裏來,但是保存之無法,金子被人搶走了,乃感悲觀。」
一席談之後,陳之藩打消了轉學的念頭,昏沉地回到北洋大學。後來陳之藩寫了〈哲學與困惑——六十年代憶及金岳霖〉一文。
金岳霖寫信的方式也給陳之藩留下深刻的印象。「寫信有好多種,中國式是從右到左豎著寫,也有跟外國一樣,橫著寫,現在大陸也橫著寫。金岳霖是從左到右豎著寫,他怕他手粘墨。」陳之藩笑著回憶,「金岳霖跟梁思成住在一塊。梁思成是林徽因的丈夫,他們的兒子梁從誡在美國說得最精彩的一句話是:前清政府真是腐敗,出了我爺爺梁啟超,中華民國真是不行,出了我爸爸梁思成,我現在從偉大的祖國來,出了我!大家就一起鼓掌。就是這句話,我們聽得最舒服。」說這話時,陳之藩禁不住又鼓起掌來。
大概是在東廠胡同看了胡適的第二天,陳之藩到中老胡同看沈從文。兩人談興正濃時,沈從文的太太張兆和出來了,拿著一堆小孩衣服。他們的小孩小龍小虎,跑來跑去。沈從文就作了介紹。當時陳之藩的學校兩千人,只有三四個女同學,沒見過漂亮女人。張兆和的漂亮完全在陳之藩想像之外,她說:「沈先生對陳先生的文章很欣賞。」陳之藩傻傻地,連一句敷衍的話也不會說。「沈從文真是好,看到我覺得他太太很美,所以他就給我下臺階,他就把話題引到另外的題目上去,我就鎮靜下來了,一會兒就好了。」
1948年,陳之藩在北洋大學畢業,由學校派到臺灣南部高雄的臺灣碱業公司工作。那時找工作很難,陳之藩在北平也找不到事,當他坐船到臺灣以後接到沈從文的信:「天津《益世報》裏有份工作,也就是寫些文化,跟電機完全不相干。」後來,沈從文寫信說:「你千萬不要回來,華北到處是血與火。」
三、永遠有利息在人間
陳之藩在臺灣碱業公司的主要工作是修馬達,實在無聊。他在北洋大學的老院長李書田在臺北的國立編譯館主持自然科學組,便叫他過去工作。當時梁實秋在國立編譯館主持人文科學組,一看陳之藩寫的文章就說:「我們人文組也沒有這樣的人,這人怎麼跑到自然組了。」 後來梁實秋成了館長,說要提拔天才,把陳之藩的薪水加了一倍。陳之藩領到工資時並不知情,便去找會計:「你是不是搞錯了?怎麼這麼多,扣了稅多了幾乎一倍。」會計說:「你們梁館長批的。你問他呀,你問我幹什麼。」會計以為陳之藩跟梁實秋都是從北京來的同鄉。
胡適第二次回到臺灣時,陳之藩去看他。胡適說:「你幾時回來的?」陳之藩說:「我從哪兒回來?」胡適說:「美國。」陳之藩因為經濟拮据,做夢也沒有想到能去美國留學。胡適回美後就寄了一張支票,用作美國要求留學生交的保證金。
陳之藩到領事館考試前,人家告訴他得看Time雜誌,結果筆試正好就考他預備好的那一段,一個生詞也沒有。口試時,主考的領事從美國來,剛學中文,客廳裏坐著一大堆人,領事從屋裏出來,練練自己的中文,一看「陳之藩」,就大聲說「陳—吃—飯」,大家都笑了。領事不好意思:「我說得不對嗎?」陳之藩說:「你說的全不對。」「應該怎麼說?」「陳之藩!」領事就跟著說了一遍,口試就這麼通過了。
這時陳之藩還沒有錢買去美國的單程飛機票,又不好意思向胡適借路費,便延遲了一年赴美,寫了一本物理教科書。他又遇見一位貴人——世界書局的老闆楊家駱。陳之藩回憶:「楊家駱對我真是好,其實這些人都對我好,我也不知道為什麼。人家跟我說:你編譯館做事的人,編的書賣給誰,你得找一個教授聯名,把他名字寫在前頭,把你名字寫在後頭,這才可能出書,就請一個師範大學的教授掛名。可笑這個書稿到楊家駱那兒,請求他考慮出版,他就這麼一看,他說好啊,不要師範大學教授掛名,就出我單個人的。我頭一本書就是他出的。出了書,我拿到去美國的路費,就這麼去了。」
1955年,陳之藩赴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攻讀科學碩士學位。讀書期間,陳之藩應《自由中國》編輯聶華苓之約,撰寫《旅美小簡》,一篇篇從美國寄到臺北,發表在《自由中國》上。他回憶:「到美國以後的生活是這樣的:上半天到明朗的課室去上課,下半天到喧囂的實驗室玩機器,晚上在寂靜的燈光下讀書。常到週末,心情上不自主的要鬆一口氣,遂靜靜的想半天,寫一篇小簡,寄回國去。」(《旅美小簡》前記)在這本書中,有〈失根的蘭花〉、〈釣勝於魚〉等名篇。
從陳之藩赴美到胡適回台,正是胡適在紐約最是冷清、最無聊賴的歲月,陳之藩有幸和胡適談天說地,說短道長。陳之藩回憶:「所談的天是天南地北,我所受之教常出我意外,零碎複雜得不易收拾。」(《在春風裏》序)
陳之藩獲得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科學碩士學位後,應聘到曼城一所教會學校任教。這時才有能力分期償還胡適當年的借款,當他還清最後一筆款時,胡適寫信說:「其實你不應該這樣急於還此四百元。我借出的錢,從來不盼望收回,因為我知道我借出的錢總是‘一本萬利’,永遠有利息在人間的。」
1962年2月24日,胡適在臺北逝世,陳之藩連寫了九篇紀念胡適的文章,後集成《在春風裏》。胡適的風度和胸襟,陳之藩寫得讓人想流淚:「生民塗炭的事,他看不得;蹂躪人權的事,他看不得;貧窮,他看不得;愚昧,他看不得;病苦,他看不得。而他卻又不信流血革命,不信急功近利,不信憑空掉下餡餅,不信地上忽現天堂。他只信一點一滴的,一尺一寸的進步與改造,這是他力竭聲嘶地提倡科學,提倡民主的根本原因。他心裏所想的科學與民主,翻成白話該是:假使沒有諸葛亮,最好大家的事大家商量著辦;這也就是民主的最低調子。而他所謂的科學,只是先要少出錯,然後再談立功。」
1962年3月11日,陳之藩給天上的胡適寫信:「適之先生,天上好玩嗎?希望您在那兒多演講,多解釋解釋,讓老天爺保佑我們這個可憐的國家,我們這群茫然的孤兒。大家雖然有些過錯,甚至罪惡,但心眼兒都還挺好的。大家也決心日行一善,每人先學您一德,希望您能保佑我們。」半個世紀之後,陳之藩和胡適在天堂相會,相信不再寂寞了。
四、劍橋聊天錄
1969年,在美國任教授的陳之藩獲選到歐洲幾個著名大學去訪問,於是接洽劍橋大學,可惜該年劍橋大學的唯一名額已選妥。陳之藩不想到別的大學,索性到劍橋大學讀博士研究生。
一到劍橋大學,每個人都叫陳之藩為陳教授,並在他的屋子前釘上大牌子:「陳教授」。在那裏,陳之藩寫下了《劍河倒影》。他說:「劍橋之所以為劍橋,就在各人想各人的,各人幹各人的,從無一人過問你的事。找你愛找的朋友,聊你愛聊的天。看看水,看看雲,任何事不做也無所謂。」
以我對陳先生的瞭解,他在劍橋最愛做的事自然是聊天。重讀《劍河倒影》,我仿佛是在旁聽一部「聊天錄」。陳先生說,劍橋的傳統,一天三頓飯,兩次茶,大家正襟危坐穿著黑袍一塊吃。每天同樓的人都可最少見三次,最多見五次面。「誰知哪一句閒談在心天上映出燦爛的雲霞;又誰知哪一個故事在腦海中掀起滔天的濤浪?我想劍橋的精神多半是靠這個共同吃飯與一塊喝茶的基礎上。這個基礎是既博大又堅實的:因為一個聖人來了,也不會感覺委屈;一個飯桶來了,正可以安然的大填其飯桶。」
陳之藩聊天的對象都是博學之士,正合劉禹錫所謂「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他和各門各類人物聊天的故事,也為「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提供了活生生的例證。在〈風雨中談到深夜〉中,他寫道:「很多有成就的劍橋人,對於在風雨中談到深夜的學院生活,都有一種甜蜜的回憶。比如懷德海、羅素、吳爾夫、莫爾、凱因斯、富瑞,這些是在一室中聊過多少夜的一堆人。他們的行,全不相干,但他們卻有一種相同的味道。甚至那種味道影響到他們的名著的書名。懷德海與羅素的書叫《數學原理》,莫爾的書叫《倫理原理》,吳爾夫的書叫《政治原理》,凱因斯寫《貨幣原理》,富瑞寫的是《藝術原理》。不是一行,而味道如此相同,多半是因為晚上聊天彼此影響出來的。」
身在劍橋,陳之藩已然英國紳士的做派,骨子裏卻不時流露「中國情懷」。陳之藩去看邱吉爾的出生地和墓園,在一幅典型的英國風景畫中,他忽然想起小時念的祖父論申包胥的文章:「四海鼎沸之日,中原板蕩之秋,不有人焉,屈身為將伯之呼,則宗社淪沉,萬劫不復。士不幸遇非其主,無由進徙薪曲突之謀。一旦四郊多變,風鶴頻驚。」他連一個字也不必改,就可以說成邱吉爾。「當然英國的君主沒有申包胥的君主有權。這裏的‘主’可以解釋成英國人民。我們看只要是英國岌岌可危時,邱吉爾一定是事先再三提出警告,而人民也一定不聽他的。但等到草木皆兵時,邱吉爾卻總是從容受命,拜閣登臺,扶大廈於將傾,挽狂瀾於既倒。」這樣的奇思妙想也許只有陳之藩才想得出來。
同樣妙的是,陳之藩整天東喝茶、西喝茶的,一位朋友勸他去打一下防肺病的針。他從未去打針。有一天,另一位朋友談起凱因斯小時的家就在打防肺病針的那座樓的斜對面,他立時就去打針了。陳之藩顯然對凱因斯十分心折,在其故居發懷古之幽思時,陳之藩更生懷鄉之歎:「我常常想:我們中國如果有個劍橋,如果出個凱因斯,也許生靈塗炭不至於到今天這步田地。因為沒有真正陶鑄人才的地方,所以沒有真正人才出現;因為沒有澄明清晰的見解,所以沒有剛毅果敢的決策與作為。」
有一回,陳之藩和朋友彼得在路上偶遇正在鎖自行車的查理王子。陳之藩便同彼得講了中國末代皇帝宣統在紫禁城裏學騎腳踏車的故事,又繼續講了另一個故事:「那時候,電話剛發明,當然皇帝的皇宮裏也裝上了電話。皇帝想試試電話靈不靈罷,拿起電話筒來,卻感到茫然;不知打給誰。他忽然想起他惟一認識的人是曾聽過一個楊武生的戲的楊武生。於是只有向楊武生家搖通電話,大喊:‘來者可是楊小樓嗎?’」每次看到這一段,我總忍不住放聲大笑,仿佛看見陳之藩講故事時天真的笑容。不想就在咱們中國人大笑之時,洋朋友彼得另有一番見解:「你覺得一個社會這樣對待一個人,公平嗎?」彼得舉的例子是這位查理王子在每個學生都邀女孩子開舞會時,還未用腿走半步,剛用眼一掃,第二天即上了報。有汽車時,人家說查理王子招搖過市;騎腳踏車,卻總跟來一群人,在旁指手劃腳。「好像命運注定了該受寂寞的包圍,寂寞像濕了的衣服一樣,穿著難過已極,而脫又脫不下來,你說這不是社會在虐待一個人嗎?」可見中英文化差別的微妙,並不是任何一方想當然便能體會。
在聊天、演講、讀書之間,陳之藩提出的論文頗有創見,被推薦到學位會,作為哲學博士論文。畢業時,陳之藩想起生平敬重的胡適:「適之先生逝世近十年,1971年的11月,我在英國劍橋大學拿到哲學博士學位。老童生的淚,流了一個下午。我想:適之先生如仍活著,才81歲啊。我若告訴他,‘碩士念了兩年半,博士只念了一年半。’他是會比我自己還高興的。」(《在春風裏》序)
在陳之藩拿到博士學位的四年後,金耀基去了劍橋大學,寫下了《劍橋語絲》。以我的觀感,中國人寫劍橋大學最妙的兩本書是《劍河倒影》與《劍橋語絲》,可為「雙璧」。陳之藩是電機工程教授,金耀基是社會學教授,寫起散文都是獨具一格的「文體家」。多年後,兩人在香港中文大學成了朋友。
五、文藝復興人
1977年,陳之藩在麻省理工學院擔任客座科學家,當時他研究的是「人工智慧」。有一次,他偶然在大學圖書館看到香港中文大學招請電子工程系教授的廣告,決定回到東方。香港中文大學電子工程系的創系主任是「光纖之父」高錕,陳之藩後來也擔任了系主任。
陳之藩左手研究科學,右手撰寫散文。他常對朋友說:「我現在不大愛看的,恐怕是幾年後電腦在半秒鐘即可解決的問題;而我愛看的,是一百年以後電腦依然無法下手的。回溯起來,羅素上千頁的《數學原理》的成百定理不是由六十年代的電腦五分鐘就解決了好多嗎?可是羅素的散文,還是清澈如水,在人類迷惑的叢林的一角,閃著幽光。」
家國多難,斯文掃地。陳之藩不甘心地提起筆來:「我們當然對不起錦繡的萬里河山,也對不起祖宗的千年魂魄;但我總覺得更對不起的是經千錘,歷百煉,有金石聲的中國文字。」
晚年定居香港,惜墨如金的陳之藩出了兩本散文集:《散步》和《思與花開》。以文風而論,我不禁想起蘇東坡的名言:「大凡為文,當使氣象崢嶸,五色絢爛,漸老漸熟,乃造平淡。」從思想而言,我很意外陳之藩竟有多篇文章在講政治,而且講得讓人茅塞頓開。2009年夏天,我到高雄訪問余光中先生,提起同代散文家,余光中說:「陳之藩先生的散文不是要追求散文的藝術,而是用散文來表達他的思想,他有思想的高度,要言不煩。」以此言來論陳之藩的晚期文章,更是恰如其分。讀《散步》和《思與花開》,我往往忘了文采之妙,而感佩思想之深,仿佛隨著陳之藩的思想在散步和聊天。
陳之藩不僅寫散文,還譯詩。他翻譯布萊克的不朽名句:
一粒砂裏有一個世界
一朵花裏有一個天堂
把無窮無盡握於手掌
永恆甯非是刹那時光
他在《時空之海》中說:「如果說只許用詩來說明愛因斯坦的時空觀,也很難找出比布萊克這幾句再神似的了。」後來楊振寧談「美與物理學」時引了布萊克的原詩,注解就用了陳之藩的翻譯。楊振寧與陳之藩是熟人。陳之藩有多篇文章寫到楊,我印象深刻的是〈雕不出來〉,寫的是熊秉明要為楊雕一個像,最終無法完功,沒想到陳之藩的結論是「有些像,雕不出來,也許不是壞事」。有一次吃飯時,陳先生解釋「雕不出來」的理由,竟讓我許久忘了舉箸。後來陳先生應楊之求寫了一篇〈〈雕不出來〉後記〉,結論之奇令我差點噴飯。
熊秉明和吳冠中是留法的同學。我不只一次聽陳先生讚賞吳冠中的藝術。後來我訪問了吳冠中先生,等我將《訪問歷史》寄給陳先生,沒想到陳先生的來信中有一段說:「有吳冠中在書內,我就高興。吳是大畫家呀!散文也寫的漂亮!此人正直,誠懇。」
回想我們的聊天,竟有不少關於藝術的話題。有一次,我提到黃永玉很會講故事,陳先生便從書堆裏找出一本《比我老的老頭》。我也問過陳先生如何看沈從文、台靜農的「文人字」,他的品評很出乎我的意料。陳先生寫得一手好字,我曾問他在香港有沒有寫毛筆字,沒想到他說:「沒有筆和紙。」頓了一頓,他又說:「以前我喜歡寫對子。」脫口而出的對子,記得有「萬里山河唐土地,千年魂魄晉英雄。」「不論海角與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後一個對子,我曾引在《世界知識公民》的自序裏。
有一次,我們不知怎麼提到「文藝復興人」一詞,便不約而同地聊到達·芬奇,這位天縱之才懂的學科實在太多了,可謂典型的「文藝復興人」。我隨口說,中國舊文人精通琴棋書畫是常事,蘇東坡也可看成「文藝復興人」。這種比附只是一老一少的閒聊天,相對一笑也就罷了。
陳之藩的多篇文章讓我產生了一種印象:在文藝復興時代,科學與人文緊緊結合,而種種學科的界線乃是日後漸漸劃成的。陳之藩不斷講述愛因斯坦的故事,讓我感覺愛因斯坦就是二十世紀的「文藝復興人」。當年愛因斯坦對一群小孩子說:
記住:你們在學校中所學得的那些了不得的東西是世世代代所積起來的工作,是世界上每一個國家經過熱心的努力和無窮的勞苦而產生出來的。現在這些東西都放在你們的手中,成為你們的遺產了。你們要好好地接受這份遺產,要懂得去珍惜它,並增加它,有一天你們可以忠實地把它交給你們的孩子。我們共同創造出永恆的東西,這便是我們這些會死亡的個人所以成就不朽的唯一方式。如果你們能記住這番話,你們便在生命和工作中找到了意義,並且你們也獲得了怎樣看待其他國家和其他時代的正確的態度。
如今重讀這段話,我不禁想起陳先生聊天時的笑容。
在「專才」成群而「通才」寥寥的時代,陳之藩是東方的「文藝復興人」。
本文參考書目:
《大學時代給胡適的信》,陳之藩著,牛津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蔚藍的天》,陳之藩著,牛津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
《旅美小簡》,陳之藩著,牛津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
《在春風裏》,陳之藩著,牛津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劍河倒影》,陳之藩著,牛津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
《一星如月》,陳之藩著,牛津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時空之海》,陳之藩著,牛津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散步》,陳之藩著,牛津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
《思與花開》,陳之藩著,牛津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
《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胡頌平編著,新星出版社2006年10月第一版。
本文原載於《思想》第22期《走過八十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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