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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11月休斯来法兰克福显然并不是为了考察废墟的。身为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教授，他此行的主要任务是完成一个学期的海外教学。休斯出生于

”视为同一路径上的连续视野，只是由于焦距调整而不同，这种说法从来没有任何意义，原因正在于此。无论我们需要建立什么样的联盟，可以肯定的是，只要继续谈论态度、情感、激情和政治立场

的比重将大幅增加本章在前面给出的外推结果表明，如果医疗保健、教育和其他具有类似成本特征的服务主要由政府提供，那么到2105年，美国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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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记中写道：“他们以投票取得了审议和决定议会中待决事项的权利，也以投票取得了指责或批准下议院个别议员的权利。”代表们的态度并不有助于请愿取得成功，请愿最终被驳回。但各郡的协会并没有放弃。

作者｜徐瑾知名青年学者，资深财经观察家，英国《金融时报》（FT）中文网财经版主编金融财税相生相伴，财税被认为是普天之下财富的流通与再分配的源泉。谈到与中国币制混乱相对应之处，则不得不提中国租税的混乱。在大部分时间里，财税的变革才是真正的历史。《说文解字》里面曾说“税，租也”，联系经济学里面租金的概念，所谓税收，其本质就是执政者收取的保护费。财税体制的落后，明清为最。不过与之对应的是，中国过去尤其是明清，税收额度并非很高，“税重民穷”的刻板印象以及因果逻辑其实存在误读。以明代为例，黄仁宇指出全国田赋额最重的为南直隶苏州府，约占农村收入的20%，平均一般都在10%

市场的进化：比国家更古老的贸易扩展文明秩序市场无极限：罗斯巴德小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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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70年代后期启动改革后，中国经历了将近四十年的快速增长，从一个人口规模超大的赤贫经济体转变为一个上中等收入国家。如何理解这些年来中国高速增长模式形成的逻辑及其政治经济学背景？为什么这个模式在推动相当长时期高增长的同时又引发了经济、社会、环境的多维度失衡？如何理解政府为应对这些失衡推动的各类宏观调控和微观干预的逻辑及后果？在当前经济下行的背景下，如果继续推动改革，又该有哪些必须的举措？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的思想资源----------------------------------混乱时代

创造新传统：企业家的独特任务经济学家的钟摆哈耶克：了不起的政治思想家而非伟大的经济学家点击封面查看👇----------------------------------混乱时代

“可靠的方式”，“并不在于铸造超过日常贸易所需的小钱”。而我们看到，杰米尼亚诺·蒙塔纳里则在后来主张，君主“……更容易遇上的情况是铸造太少，而不是铸造大多”。在18

Alacevich）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教授，研究领域为20世纪发展机构与思想史、社会科学史、全球经济史。在17和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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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t）、凯里和马克思社会方法的反驳，进而引发了一场披着新古典经济学外衣的形式主义反驳，这场反驳由卡尔·门格尔（Carl

入世政治-经济学家赫希曼的思想之旅----------------------------------混乱时代

要解释民粹主义—威权主义政权之所以维系，经济手段仅仅是一部分，另一部分（也是极为重要的部分）是这些政权对于媒体的俘获。这样的俘获并不需要很彻底；公然的全面一体化反倒太容易让民众和外界回想起典型的20

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权势转移”----------------------------------混乱时代

“我反抗，故我们存在”----------------------------------混乱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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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lesa）领导的团结工会运动，创建了中东欧的第一个自由工会。在捷克斯洛伐克，有以瓦茨拉夫·哈维尔（Václav

发展经济的强激励和地方经济的持续高增长。但如果对中国地方财政体制和官员考核体制的历史缘起和运行机制做一些更深入的考察，就不难发现，这些文献讨论的各类特殊制度安排，无论是财政体制（20

Serfdom）一书拔得了知识界的头彩，该书提出严重警告：西方民主国家正滑向专制主义。这本书影响了撒切尔夫人。哈耶克也是一位精明的学术活动家和筹款人，并在自由市场思想家的圣地——朝圣山学社（Mont

institutionalism）的哈耶克式思想的演变，并试图顺便澄清对哈耶克论点的各种误解时，这篇文章将会被反复强调。因此，抛开在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中所蕴含的意识形态误解后，主要的科学误解是：1.

以来，文学方面可有过任何进步？我们是否可以确定，我们的音乐，虽然有复杂的形式和强大的交响乐团，就一定比帕莱斯特里那（Palestr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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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取代此前所有权利法案中使用的“不应”（ought

Smith，1906–1986）美国著名文学和文化研究学者，“美国研究”学科的联合创始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荣休教授。何为美国人？美国革命之前，圣约翰·克雷夫科尔（St.

在我们成为她的人民之前”；我们“找到了救赎”，当我们“把自己完全奉献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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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化”。从经济上看，众所周知，过去四十年增长最快速的地区乃是东亚、东南亚，更晚近则是南亚;但比较少人知道的是，这份增长除了得益于亚洲与西方的贸易增长，还得益于亚洲内部贸易的增长。事实上，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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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莎贝尔段义孚｜权力享受：优越的控制意识与被降级为自然的人----------------------------------混乱时代

朱迪斯·巴特勒阿伦特：当众星火看见彼此，每一簇火焰便更明亮面对“平庸之恶”——领受绝罚的汉娜·阿伦特----------------------------------混乱时代

“我反抗，故我们存在”----------------------------------混乱时代

作者｜任剑涛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教授只要人们谈论政治，就不能不提到“马基雅维利主义”。这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主义，从它的命名上来看，似乎是再明白不过的了：那就是以“马基雅维利”这个人的政治思想来界定的一种政治思潮。马基雅维利是主张君王任性实施权力的现代政治思想的创制者，而“主义”则是界定现代意识形态的流行辞藻。因此，“马基雅维利主义”确定无疑地属于一种现代思潮。但如此这般看待“马基雅维利主义”，可能就流于简单草率了。这个主义，命名上固然相当明确，但实际含义却相当丰富。这个主义有古代渊源吗？它确实是“现代的”政治理念吗？它在当代还有承续者吗？如果回答都是肯定的话，那么它就可能仅仅是借重了马基雅维利之名来认定的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如果回答是否定的话，那么马基雅维利主义是否能由马基雅维利个人担待起来呢？在现代政治思想史上，一种任由君王施展权术的政治理论，不仅归之于马基雅维利名下，而且被视为政治与道德分流作为，因此成就了“现代”的政治独立空间的理论。这一理论归之于马基雅维利名下，尤其是归之于他所著的《君主论》名下，可说是实至名归。但放宽视野看，这种让政治成为君主权术施展场所的明确主张，并不是马基雅维利的专利。相反，它是东西方社会共同拥有的一种政治思想传统。在中国，凡是研究法家代表人物韩非思想的，就习惯于将他与马基雅维利思想进行比较。以更为广阔的视野，将东西方社会中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进行统合性审视，并从中揭示“非道德的政治”之形成机理，解释政治如何挣脱道德约束这一人类趋同的政治现象，并探讨如何控制这种让掌权者狂放不羁地对待权力的理念，构成从总体上认识马基雅维利主义的必要条件。以色列学者本-艾米·沙尔夫斯坦的《非道德的政治：永不过时的马基雅维利主义》，算是一本对这一主义进行总体认识，而具有总揽性特点的著作。《非道德的政治：永不过时的马基雅维利主义》[以]

作者｜任剑涛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教授在权力体制上已近完成，但在思想层面上尚未呈现出古今之变的对称状态，因此人们还常常借助古代国家的想象来表达自己的现代国家认同。是区分两种国家及其认同模式的时候了。否则，中国的现代建国就会始终处在一种政治建构与国家理念的错位状态，妨碍人们确立现代国家理念与体制。理解古希腊的民主政治，一直是现代政治学研究的一个热点。这是因为，沿循民主的古今线索，人们尝试勾画出民主政治的一贯性特点。这些努力，确实具有帮助人们认识现代民主政治的积极作用。但有时候也会因为努力凸显古今民主的一致性，既扭曲了古代民主的真相，也遮蔽了现代民主的特质。如何在保有古今民主政治基本共性的情况下，凸显各自的历史性构成特征，是民主史研究应当完全的一个理论任务。美国古典学家约西亚·奥博的《民主雅典的精英与大众》[

Fiske）说得好。他说，活着看到昔日的迷雾消散，是“几个世纪以来少有的一大幸事”。《社会达尔文主义:

为民主辩护：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善治张灏｜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戴维·赫尔德｜民主的思想、实践与模式：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混乱时代

contemporaine）中和善的主角，他说，“我宁愿认为有机的生命是我们这个不可爱行星上特定的弊病。相信在无限的宇宙中除了吃和被吃，此外一无所有，这实在不可忍受”。厄内斯特·贝克尔（Ernest

保护：政治参与者免于政府机构武断行动伤害的程度。制度的能力存在着高低之别。它们也在保护性协商（protected

译中信出版集团2022年8月两百多年前，英国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就强调过专业分工与贸易对促进经济繁荣的重要性。但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人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s

reservation)事件为例：2003年，保留地理事会因醉酒、蓄意破坏和斗殴驱逐了一名成员，由此给这名成员带了巨大的痛苦。这位妇女——杰奎琳·杰克逊（Jacquelyn

作者｜葛兆光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及历史系特聘资深教授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复旦大学的老师葛兆光，我今天想跟大家讨论的一个话题是古代的中国人是怎么样认识世界的，这种认识世界的观念和方法在历史上有没有改变的机会？这种观念和方法对我们今天的中国人有什么影响？我们简单的说一下，在古代，特别是在先秦时代，就已经形成了古代中国人认识中国的一些特点，第一古代中国人想象中，天下就是九州和它的周边。所谓九州就是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大概就是现在中国的核心区域，或者说主要是汉族中国人居住的区域。其次什么是周边？那么周边在他们看来就是一些野蛮人，包括东夷、西戎、南蛮、北狄，按照古代中国人的想法，就是这五方之民它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文明人就是文明人，野蛮人就是野蛮人。那么第三点，这些野蛮人要服从文明人，也就是说周边的这些蛮夷要向文明的华夏进贡、臣服，那么这种观念经过先秦到秦汉大一统，逐渐的形成了一个固定的模式。有点像我们现在所说的基因，它一直留存在我们传统的汉族中国人的心里面。这种叫做古代叫做“天下观”或者今天叫做“世界观”的东西，成了我们的标配。后来无论是汉唐宋元明清，无论是刘姓人当皇帝，李姓的人当皇帝，赵家的人当皇帝，或者朱家的人当皇帝，甚至是一些非汉族的，比如说忽必烈当皇帝，或者说爱新觉罗氏当皇帝，都没有改变这样想象世界的方法。可是改变的机会有没有？其实是有的。应该说2000多年，随着传统中国的对外交流，国际处境变化，帝国疆域的移动其实有4次改变这种天下观、或者世界观的方法和机会，可以使中国走出中国，重新来打开眼界，认识世界。可是种种原因很遗憾，最终都没有改变中国的这种认识世界的这种观念。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讲中国人，或者说传统中国人认识世界的曲折和挫折。我们先说第一个机会，第一个机会是中古时期，大概相当于公元一世纪到七世纪，中国关于世界视野的拓宽和佛教世界观的传入。在中国中古时期，有关世界知识最重要的来源有两个，一个是汉族中国人的活动范围拓宽，比如说更早的张骞通西域，后来的班超通西域，再加上西部北部的各种非汉族，像匈奴、鲜卑、突厥、回鹃进入汉族中国的核心区域，这就大大开阔了中国对于世界的认知。第二是佛教传入中国，对中国的世界知识形成了非常大的冲击。因为佛教来自中国之外，因此外来的佛教徒给中国带来了丰富的、蓊郁的知识。而是本土的佛教徒到印度去寻求佛教的真理，他们也打开了中国对于世界认知的视野。在这个时候由于佛教进入中国，中国不得不正视自己的周边，因为在当时佛教跟中国是同样高度的文明，而在佛教徒看来，印度的文明和佛教的文明甚至比中国还要高明。中国不是世界的中心，印度才是世界的中心，中国不是最高的文明，印度才是最高的文明，最伟大的人物不是诞生在中国，而是诞生在印度，就是释迦牟尼。这样就给汉族中国带来了非常大的文化冲击，不得不像后来说的睁开眼睛看世界。特别是在4世纪到6世纪来到中国的一族，佛教徒和远赴印度的中国佛教徒，他们撰写了很多有关是中国之外的世界的著作，也翻译了一些像世界纪、外国传之类的书籍。我给大家讲个故事，在南朝曾经有佛教徒跟儒家进行过辩论。在传统的中国人的认知里面，中国是天下的中心，洛阳是中国的中心，洛阳是大地的中心，它正对的是天空的中心，所以有一个想象叫做“洛下无影”，就是在洛阳这个地方立一个杆子，在太阳正当午的时候照下来，由于是中心对中心，所以照下来的这根竹竿是没有影子的。在古代中国他都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真理：洛阳就是天下的中央。可是在佛教徒看来这话是错的，因为他们说在洛阳只有夏至那一天，太阳当午的时候才落下无影。可是在印度大家都知道印度在北回归线以南的很南方的地方，太阳正当午正当中的照下来，竹竿没有影子的时间要远远的多于在北回归线的洛阳。因此这个争论带来了一个问题就是说谁是天下的中心？天下是不是只有你是中心？这个争论延续了100多年，后来大家都知道，原来洛阳不是天下的中心，就不再跟佛教徒争论，但是也轻轻的把这个事情放在一边，仍然坚持自己的观念，还是认为中国就是天下的中心，中国是天下最大的天下帝国，周边都是非常小的蛮夷之国，可是佛教对给中国带来了新的世界观的知识，一直到宋代。东震旦地理图汉西域地理图西土五印之图《佛祖统纪》中的三幅地图还有如果大家看佛教徒编的一本书叫做《佛祖统纪》，里面有三幅非常珍贵的地图，它显示了在佛教徒的心目中世界有三个中心，一个叫东震旦，也就是中国，一个叫西域，也就是现在的新疆、中亚、内中亚一带，第三个是印度，这三幅地图并列，一个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挑战了传统中国的世界观念。可是很遗憾佛教没有征服中国，因为在中国政治永远高于宗教，因此佛教的知识逐渐的边缘化，中国失去了这样一个改变世界观的机会。那么第二个机会是什么？第二个机会是在宋代。大家知道汉唐都是天下帝国，雄视天下，可是宋代可不一样。宋代的世界形势变了，宋朝和唐朝比起来疆域缩小了一大半，在北边有契丹，后来还有女真，再后来还有蒙古，东边有并不是臣服于宋朝的高丽，高丽在很长时间里面其实臣服于契丹，再远隔海还有日本，西边有党项羌人建立的西夏，西南有吐蕃和大理，南边有安南，伸缩了的大宋帝国逐渐成了亚洲各国里面的一国，中古时代那种汉唐两代庞大的自我中心的天下帝国，那时候只变成了一种历史里面留下的记忆，当时的中国已经缩小了。我记得钱钟书先生曾经有一个非常好的比喻，他说宋朝那时候的中国已经从8尺大床变成了3尺行军床了，外面有强大的诸国并立的国际，因此宋朝就改成背海立国，重心转向南方。正是在这个时候，宋朝人才清楚地意识到内和外的关系，他们开始把内和外分开，逐渐形成了一些新的世界认识。第一个，当时的汉族中国人，肯定外国存在的合理性，并且被迫承认他们不是蛮夷，是和自己对等的国家。大家都知道甚至契丹和女真建立的辽和金，甚至地位比汉族的宋还要高。宋朝人逐渐形成了一种世界观，就是宇宙有阴也有阳，天下也有中也有外，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人们改变了过去的观念，过去中国人觉得地理上九州就是天下中心。从天文意义上，天上的28星宿都是和中国的“分野”一一对应的，因此天地两方面都只有中国。可是这个时候宋朝人开始承认中国并不大，外面的世界很大，在大地之上星空之下还有很多外国和异族，就连二十八星宿所对应的分野开始，既有中国也有外国，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在西方北方强大的敌国的压迫之下。人们渐渐承认中国不是最大的，渐渐改变了对“四夷”，也就是所谓的蛮夷的态度。而且宋代的交流中心从西北转向东南，从陆地转向海洋，对域外的知识越来越多。宋朝出使外国的使臣，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留下了大量关于外国的纪实文献，而宋朝负责贸易管理的市舶司官员面向海洋，也留下了很多有关东海、南海甚至更遥远的地方的文献。这个时候有关世界的看法似乎有机会改变了，可是历史非常诡异，宋代的这些新观念并没有在历史学里面生根，反而后来在历史中间逐渐的消失了。它的原因很复杂，我们这里没有时间仔细讲，但是请大家注意，再后来继承宋朝疆域和族群的明朝，仍然把天下和世界的认知缩小到本国，也就是华夏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世界里面。改变传统中国人世界观的第三个机会，出现在横跨欧亚建立世界帝国的蒙元时代。当时的蒙古人、阿拉伯人、波斯人和中亚人带来了很多有关世界的知识，这给中国人带来了很世界的新视野。从13世纪到14世纪，我们把它叫做蒙元时代，那个时代因为是横跨欧亚的蒙古人当统治者，因此带来了改变世界认知的机会。当时蒙元征服整个中国以后，元朝的秘书监也就是帝国最高的中央文化机构，曾经准备修撰大帝国的一统历史和大帝国的一统的地图。一统既包括了汉族中国，也包括了蒙古征服的欧亚各个庞大的世界。当时有一个回回学者也是波斯人叫扎马鲁丁。他曾经就给忽必烈，也就是元世祖上书，要求把边远地方的史料和帝都，都集中在大都，就是北京了。而且建议皇帝下令集中阿拉伯人、波斯人，瞒着也就是中国南方人，汉儿，也就是中国北方人一起来修撰，大帝国的一统历史和大帝国的一统地图。大家要知道那个时候的中国的世界观已经接受了很多来自像阿拉伯、波斯、中亚、蒙古这些人的世界观。我举一个例子。世界文献里面记载的一个很重要的早期地球仪，就是元朝的扎马鲁丁，这个波斯人带来的。这个地球仪实际上已经告诉中国人地球是圆的，而且告诉你3分是陆地，7分是海洋。而且地球仪上还有经纬线，叫做“小方井”，画成“小方井”，就是有经线，有纬线，而且它在陆地上还画了有江河湖海，这也就是说新的世界观，新的世界认知，地球是圆的，这些新知识其实已经来了。《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1402特别有意思的，如果大家看一个保存在日本，实际上是朝鲜人画的一幅地图，叫做《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你就知道这幅地图它用的就是蒙元时期，中国人对于世界的认知的这个地图，跟着中国人地图画的。而这个地图上面非常令人吃惊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地图上有非洲，有非常准确的阿拉伯半岛，甚至还有欧洲，里面还标志着有罗马，有巴黎，有巴格达。遗憾的是，这些新的世界知识在蒙古时代结束以后很快就消失了。在中国传统中国人的心目中，仍然坚持着以汉族中国为中心，以周边的四夷为蛮夷的这样的一个观念。现存明尼苏达大学图书馆的《坤舆万国全图》，1602那么第四次改变中国世界观的机会是什么呢？是晚明传教士带来新的世界地图和世界知识。大家都知道明朝中后期，也就是16世纪末、17世纪初，一些欧洲的传教士来到了中国，其中最有名的一个传教是利玛窦（1552-1610），他曾经在广东的肇庆画了一幅山海舆地图。它是根据一幅欧洲的世界地图画出来的一个世界地图。这个世界地图跟今天的世界地图已经非常接近了。这幅世界地图后来在明朝中后期影响非常大，后来甚至连皇帝都叫太监们按照这个地图的模样，仿制了一幅6扇屏风的《坤舆万国全图》。这幅《坤舆万国全图》现在还保存在南京博物院，还保存在梵蒂冈，还保存在韩国，各有一幅。传入日本并经抄绘、上色的《坤舆万国全图》这个地图带来的新的世界知识，对中国人冲击非常大。为什么呢？它告诉中国人几点，第一，世界非常大，中国只是亚细亚的1/10，亚细亚只是世界的1/5。第二，大地并不是传统中国人认为的天圆地方，也并不是你在中央。而是一个圆的，甚至有人跟自己还在地球的另一端跟自己是角对角的。而在圆的世界上没有哪些地方是中心。第三。他告诉中国人世界上很多国家，万国并立，而且是有多种文明，未必只有中国一个文明，而且各个文明都非常的发达，并不是只有你中国唯一的一个文明，而周边都是蛮夷。大家知道欧洲人来到东方最重要的就是三类人，第一类人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传教士，他们带来了新知识，新信仰。第二类人是商人，他们进行商品贸易，使得东方也就是东亚的内循环转向全球的外循环，把全球连成了一片。第三种是殖民者，他们用枪炮带来了另外一种政治制度和国际关系，那么其中传教士带来的新知识，其实给中国带来了一个改变自己世界观的契机。很可惜这种契机并没有使中国走出自己的传统，中国人仍然习惯于在传统内变，而不是把两只脚迈出传统，在传统外变，这是因为中国的传统太强大，中国的知识体系太完整，传统的中国的思想观念也源远流长，而且制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因此真正的世界观的改变要到晚清，也就是由于背后有了坚船利炮，使得中国人不得不改变的时候，中国的世界观才出现了根本的改变，这就是过去学者说的中国的走向近代的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从天下到万国”。也就是说从自认为是天下中央、天下大国，周边都是蛮夷，到承认天下是万国并制，是一个互相需要依赖和联系的国际，这才是根本的变化。那么我们今天说这些内容到底要表达什么呢？我们从中国认知世界这种曲折和挫折的历史里面，我们看到了什么？我想第一，我们应该知道传统中国有关世界的看法是相当的顽固的，它影响了传统中国人的世界观，同时这种世界观就像基因，作为文化的基因，它一直影响着我们今天看待世界的方法。而且尽管有这么多次改变世界观的新知识的传来，但是我们要说明的是知识增长未必就能促使观念改变。观念的改变必须有一些不得不变的外因，所以知识史跟思想史不一定是同步的，内因还是要依赖外因的。这一点可能有些朋友会想起当年费正清讲的“冲击反应论”。也许这是一个非常陈旧的理论，但是陈旧的理论不一定没有道理，这是我要讲的第一点。第二点，传统中国世界观念的改变跟中国近代国际环境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它总是显得那么被动，和它相关的那种传统的天下中心，天下帝国的观念恐怕至今也没有彻底改变。这种观念的改变还是需要外部世界的冲击。因为中国古代思想传统，刚才我们讲了，它太早就成熟了，就很系统，任何改变都要整体的改变。不像有些国家，像日本那样拿来拿来就可以，像鲁迅说的是“拿来主义”。所以中国人为什么总是要讨论“体、用、道、器、本、末”，也就是说中国人总是需要一个整体的理解，才能有对观念、思想和知识的整体的颠覆。那么第三点呢，其实我有一点感想就是说，要想使中国人走出中国，重新理解世界，仍然需要从教育开始。关于中国如何认识世界的知识，这个问题实际上涉及到如何自我定位，到底自己是“天下”还是“万国”，是天朝还是一个国家。这种走出传统的观念的改变，如果没有教材、教科书和教育系统的介入，我们很难改变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人对于世界的认知，也很难培养每一个人应该具有的世界公民的这样的意识。我讲的内容就是这些，谢谢大家。—End—本文来源于“不明白播客（bumingbai.net）”，转载已获得许可，在此致谢。欲求节目完整内容请查阅“阅读原文”。该选文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制作方所有。任何商业运营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向原制作方申请许可！点击下列标题，延伸阅读：葛兆光

译上海人民出版2022年6月东京经济大学经济学教授杉山忠平认为，很容易“识别［新日本的］经济思想与民族主义的水乳交融的关系”。他认为他于1994年出版的《现代日本经济思想的起源》(Origins

Markoff)发表过脉络极其清晰的评论，并相应地提出了一个阐释性的问题：我们现在所了解的社会运动始兴于18世纪后期的英国，

我们这一代汉学家----------------------------------混乱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