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浊”的群众——“奴性是文明腐败、国家不能立足于万国之间的根源”
作者｜肖铁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比较文学系副教授。著有长篇小说、短篇小说和散文集若干，译作有卡佛《大教堂》和巫鸿《废墟的故事: 中国美术和视觉文化中的“在场”与“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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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书写与想象》
肖铁 著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4年6月
可惜，中国人只有“合群的爱国的自大”，而没有“对庸众宣战”的“个人的自大”，鲁迅在《随感录三十八》中如此感叹。这种“中国的昏乱病”在他看来是遗传决定的。鲁迅援引勒庞关于民族进化之心理的理论，说“昏乱的祖先，养出昏乱的子孙”。而这种昏乱的自大，如果在个人离群独处的时候还不明显的话，到了群众集合之中则大张旗鼓起来：“大凡聚众滋事时，多具这种心理。”仿佛找不到好的词语来指称这样的集合，鲁迅干脆直接用上了英文mob（多译为盲众或暴民）：“这种蹲在影子里张目摇舌的人，数目极多，只须用mob的长技，一阵乱噪，便可制胜。胜了，我是一群中的人，自然也胜了；若败了时，一群中有许多人，未必是我受亏：大凡聚众滋事时，多具这种心理，也就是他们的心理。他们举动，看似猛烈，其实却很卑怯。”批判中国人聚众时暴露、宣泄出的残忍暴虐，是鲁迅一生不断思考和书写的主题。嗜血的群众以先知先觉的“一二士”无谓的牺牲为乐，成了在鲁迅杂文、小说、私人信件中反复出现的可怖景象。在鲁迅笔下，看似猛烈实则卑怯的中国人蜷缩在人群之中，贪婪地旁观着对社会祭品的羞辱和处决，从中找到一点变态、可怜的快感。当旁观他人的受虐不再能满足他们的时候，鲁迅的“mob”就亲试身手。面对一二先觉的人，“昏庸的群众迫压排挤倾陷放逐杀戮”等种种手段样样精通。当这些还不过瘾，饥渴的群众就要直接啃噬那些为了唤醒他们而自甘牺牲的先觉者的血肉了：“牺牲为群众祈福，祀了神道之后，群众就分了他的肉，散胙。”冷酷吃人的群众，站在历史进程的反面，成了中国现代文学里反复出现的形象。
个体与庸众的对立一直是鲁迅研究的重点之一。一些早期经典研究聚焦在施虐的群众对少数孤独者的迫害和放逐上，把鲁迅这类书写追溯到西方现代主义作家对大众的蔑视上。后来的一些研究则关注鲁迅小说中知识分子叙述者、群众、牺牲者三者之间的关系，强调鲁迅对民族心理的批评是建立在叙述者本身的主体批判意识上的。与这些研究不同，我关注的重点是鲁迅小说中群众的一种不透明性或者说混浊性，这种混浊性在他1925年的短篇小说《示众》里表现得格外明显——“示众”在这里具有双重涵义，既指故事里政府公开惩处犯人给看客们“欣赏”，以儆效尤，也有叙述本身通过文字把群众展示给读者的意思。
这是一篇几乎没有戏剧冲突的故事，主角是一群忽聚忽散的看客。天热极了，狗拖着舌头，连老鸦也喘着粗气，包子刚出屉，叫卖声回荡在充满睡意的马路上。突然，面黄肌瘦的巡警牵出一个穿着蓝布大衫白背心的男人，一会儿，人就围了一圈，等待着将要发生什么，却又什么都没发生，直到路的另一头，一个跌倒的洋车车夫吸引了这群人的目光，然后聚集的人错错落落地散了，马路又恢复了清闲，狗还吐着舌头，胖孩子继续叫卖着刚出屉的包子。
《示众》的叙述体现出一种特意的杂乱，叙述者敏锐的眼睛和耳朵快速地捕捉着各种图像和声音，从街上的动物、声音嘶哑的卖包子小孩，到被游街示众的犯人和他头上的新草帽，再转到围拢上来等待好戏开演的形形色色的看客身上。叙述者游窜的注意力恰好是对故事里看客们浮躁易变的好奇心绝佳的模仿，而就当他们因为期待的热闹没有发生而怏怏散去后，故事也戛然而止。小说以极大的耐心描述群众成员的身体特征，胖大汉的红鼻子、油光光的秃头、耳边灰白的头发、瘦子脸上大得像条死鲈鱼的嘴，甚至一些不堪入目的细节也没有漏掉，比如胖大汉乳头边几根很长的毫毛和“两乳之间的洼下的坑里有一片汗”这样的特写镜头，正如安敏成（Marston Anderson）指出的，“保持了镜头的客观外在性”，这种“电影技巧造成的混乱感，迫使读者尴尬地发现自己与庸众的同一性”，从而反思自己的观察过程与围观犯人的视觉暴力二者的同质关系。不过这种客观而杂乱的观察并不是通向群众内心的透视镜，叙述者的镜头迫使读者的目光划过群众的表面，对他们的所思所想却秘而不宣。
《示众》的叙述在群众无法穿透的表面徘徊，这不是叙述的缺陷，而恰恰是想要达到的效果，表现了鲁迅对中国人麻木、无同情心与良心的憎恶。鲁迅用叙事行为产生的混乱感来凸显“昏庸的群众”自我意识、独立意志的匮乏，用芜杂的外在特征来揭示他们的“内在虚空”（李欧梵语）。鲁迅笔下群众松散混乱的轮廓是它混浊内心的能指。保尔·福斯特（Paul Foster）注意到，“混”“混乱”“混浊”等表达昏乱的词语在鲁迅对中国人民族性的刻画里占据了重要地位。在1910年代末到1920年代中期的文字里，鲁迅把中国人内心的“混浊”归咎于奴隶心理的遗传，他认为奴性是文明腐败、国家不能立足于万国之间的根源。这样的批评可以追溯到晚清思想家梁启超发表于20世纪初的《新民说》，在文章的开篇绪论，梁提出国民心理是否“混浊”是国家能否屹然强立的根基。在鲁迅看来，这种平时或隐或显的国民性特征，在聚众成群时最为凸显。
为了反衬群众混浊得无法厘清或者不值得厘清的内心，鲁迅在他的小说中执着于群众的外在表皮，仿佛斑斓的表皮之下就是“掩诸色以晦黑”的一片混沌，去描述它、解释它就如同给晦黑涂脂抹粉一样徒劳。他对群众的文学再现，为那些力图曝光群众心理、剖析群众看似混浊的内心的理论尝试提供了一个反差性的对照。在群众理论家看来，他们必须穿透群众行为的表象，而心理学为他们提供了一种科学语言来描述、诊断群众集合的内在过程，为鲁迅笔下晦黑不明的群众内心投射上分析之光。他们和鲁迅一样，对反复无常、冲动易怒的群众感兴趣，但如果鲁迅是把群众放置在冷静客观的镜头下审视的话，群众理论家们则把群众放在了心理学甚至更多时候是精神病理学分析的聚光灯下。二三十年代出现了一批关于群众行为和心理的系统分析，这与当时知识分子普遍对群众既好奇又焦虑的复杂感情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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