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清华社会学评论》执行主编。求学于牛津大学、斯坦福大学，曾任职于香港城市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历史社会学、政治社会学、比较政治、都市文化与治理，曾获美国亚洲研究协会最佳研究生论文奖。
综观社会学的发展，我们发现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大结构、大过程、大比较”（big structures, large processes, huge comparisons）越来越偏离学科发展的主流。如今的社会学更多地聚焦于解释个体行为。社会学教材和主流学术杂志被唯我论和小口径的研究所主导。但与此同时，世界范围内正发生着根本性的变迁。我们似乎钻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探索微观机制的小世界，而“那些涉及大过程，暗含着大比较（特别是与西方的比较）”的研究“是多数当代社会科学家和历史学家不愿也无力冒险尝试的”（郦菁，2016）。但我们需要看到，社会学只有融入历史取向的研究路径时，才能帮助我们真正理解当代世界的最重要之处。其实，社会学本就是带着“历史”的胎记降生的，它的出现正是为了解释历史性巨变。现代社会学奠基人——马克思、托克维尔、涂尔干和韦伯，他们的著作都探讨了欧洲资本主义商业化和工业化的根源与影响。他们所提出的问题无不是关于划时代的社会变迁。例如，马克思提出的关键问题是：什么是资本主义？为什么它代替了其他社会制度？它是如何改变人们的工作方式、再生产方式、获取知识的方式和开发自然的方式？这些改变对权力关系、支配和剥削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由此，历史学家艾布拉姆斯(Philip Abrams）道出了“历史社会学是社会学这一学科的本质”（Abrams, 1982: 2）。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C. Wright Mills）也多次强调历史与社会学之不可分割，“历史想象力”对社会学的研究十分重要。任何一门社会科学——或任何一项深思熟虑的社会研究——都需要一个社会视野的构想和对历史资料的充分利用（Mills, 1961: 145）。
“历史社会学”这个名称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流行。在1979年金秋十月的一个周末，几十位历史社会学家，共同聚集在马萨诸塞州的坎布里奇，集中讨论了一些主要社会学家研究著作中所包含的观点与方法，其中包括莱因哈特·本迪克斯（Reinhard Bendix）、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查尔斯·蒂利，以及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1982年，部分社会学家发起并成立了美国社会学学会的一个分支——比较历史社会学（ASA Comparative and Historical Sociology Section）。1984年，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就已经非常清楚地看到，历史社会学已经从涓涓细流汇聚成了滔滔江河，流遍社会学领域的各个角落（Skocpol, 1984: 356）。然而现实是，历史社会学作为一个分支学科仍处于较边缘的地位，而“历史社会学”这一名称的真正内涵也依旧未得到清楚的阐释。本文试图厘清历史、社会与历史社会学的关系，并界定作为分支学科的历史社会学在学科中的定位。本文希望历史社会学的关注议题、方法和理解可以开阔社会学的视野，使之跳出模型和描述静态社会关系的局限，再一次成为关于社会变迁的学科，并提供一个脉络来衡量当今时代变迁的程度及其重要性。在安德鲁·阿伯特（Andrew Abbot）看来，社会学“正如丝绸之路上的一个大旅社，里面充满了各色人群——被实证主义、女性主义、互动论、马克思主义甚至是经济学和人文主义包围着，每一派都企图占有一席之地”(Abbott, 2001: 6）。而历史社会学的传统正是植根于社会学奠基者的著作，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学在美国逐渐成为制度化的专业学科的同时，历史取向和敏感力却被部分地销蚀了，最具声望的理论和经验范式开始与传统决裂。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中，对20世纪50年代美国所盛行的反历史主义的“宏大理论”（grand theory）和“抽象的经验主义”（abstracted empiricism）的社会学潮流表达了强烈的不满。在米尔斯的论述中，经验主义者的反历史主义以特定社会模式的量化研究最为典型。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在1951年出版的《社会系统》（The Social System）就是宏大理论的反历史主义的一个缩影。该论著提出了许多抽象的类型，无论什么时空的社会生活都能够进行分类，并可用同一种理论术语进行解释。同时，在苏联，对马克思主义宏大理论进行斯大林式的解读已经建立了一个关于社会进化纲领的扭曲镜像，即现代化的苏维埃版本（the Soviet version of modernization）。在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之间，隐含在结构功能主义的静态和发展模式中的世界观对于当时美国国内乃至全球的政治冲突所引发的反叛而言，已经失去了意义。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和线性进化论逐渐对西方学者失去了吸引力；另一方面，强调阶级意识、历史进程和不同文化与政治结构角色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开始吸引那些试图批判正统社会科学的年轻学者。托克维尔和韦伯的思想同样也激发了研究社会变迁和比较社会结构问题学者的兴趣。简而言之，人们开始转向经典社会学家的个别著作或文本，那些著作或文本可以帮助他们将“社会文化多样性”、“时间过程”、“具体事件”以及“意义性行动和结构性决定因素的辩证”重新引入宏观社会学的研究。整体而言，历史社会学的发展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经历了三波发展思潮。第一波思潮发生于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是对缺少历史关切的结构-功能主义的一种反思，以摩尔、本迪克斯、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和早期的蒂利等为代表。第一波思潮关注历史性问题，尤其是宏大的政治结构及其变迁，未形成特别的理论性或经验性议题，发出了对历史性研究的鼓舞人心的呼吁，但仅仅限于现代性理论。第二波思潮则发生于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这一时期，历史社会学正式成为社会学一个分支，标志性事件即为历史比较研究方法的正式提出，而不再单纯对历史上的单一国别的单一事件进行社会学探讨（Calhoun, 1996）。在运用历史材料进行比较的研究中，我们可以运用三类研究模式：第一，将理论或概化了的模型运用到历史中，用历史来验证理论；第二，运用特定的概念来解释历史，如马克思主义者即常为之；第三，从历史资料中建构事件自身的因果性解释。譬如在《国家与社会革命》（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一书中，斯考切波将历史比较研究方法运用于中、法、俄三国的社会革命分析，她意识到了中法两国之间的类比性，同时，这两个案例也有很大的不同之处，例如中国革命持续的时间远长于法国。但斯考切波受到摩尔的启发——发现如果案例间分析性过程具有相似点，就能够不完全按照年表也可以进行历史结果的比较。历史社会学更关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差异性，或是变量的差异，探讨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一些特定命题的差异。而这些研究命题集中在宏观层面的宏大议题——诸如革命如何爆发、国家如何建构、社会阶层如何形成、国家自治、国家和战争之间的互动等。第二波思潮的重点是进行结构性分析，忽略文化、情感、宗教和非正式组织的作用，不再关注文化社会的。第三波思潮则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一直持续到现在。对于第三波思潮来说，一个重要的标准就是文化意义上的转向，这种文化意义上的转向主要有四点。第一点是更加试图用社会行动主体的能动性去分析参与社会行动的这些个人，或者是这些组织、社群、群体是如何进行一种理性选择的，所以视角从宏大慢慢往下走，面向的是一个比较微观的视角。第二点是更加关注所有受到压抑的社会生活的维度、现代性中的“他者”，去看一些性别身体家庭与社会公共生活之间是如何进行互动的。第三点是对权力的分析不再是从一个宏大的、宏观的视野，而是更加细化到毛细血管般的细节和进程当中。第四点，除了对政治、经济结构进行聚焦之外，重新把宗教、情感、暴力、惯习以及所有非理性的要素带回分析的视野当中。斯考切波认为，应将历史社会学理解为一种持续的、一度复兴的研究传统。这种传统致力于理解大规模结构和基本变迁过程的实质与影响。正是回答历史基本问题的旨趣，而非经典理论范式，构成了历史社会学研究的推动力。她认为，真正的历史社会学研究应该具备以下一些或全部特征。1. 最基本的，历史社会学者提出的问题与具体时空情境中的社会结构或过程有关。2. 他们强调过程随时间的发展，用时间序列来分析结果。3. 大多数历史分析注重行动和结构背景的相互作用，以呈现个人生活与社会转型中意图与非意图的结果。4. 历史社会学强调特殊类型的社会结构和变迁模式的独特性与多样性。历史社会学家理查德·莱赫曼（Richard Lachmann）则认为，历史社会学解释应该做到以下几点。1. 要区分出人们日常的不重要的行动和改变社会结构的稀有的行动。2. 要解释为什么变革性事件发生在特定时间和地点而不是其他时间和地点。3. 要展示出一些事件如何使之后的事件成为可能（Lachmann, 2013: 10）。对于历史社会学的真谛，我们可以从以下五点进行理解。第一，解释（explanatory approach）而非解读（interpretative approach）的分析框架，正是历史社会学的精髓及魅力之所在。从事历史研究，并不应该只是简单地把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套在过去的档案资料、史料故事之上，还需进一步从错综复杂的历史叙事中提炼出非故事性的过程，掌握其内在的因果关联以及不同时空脉络背后发挥作用的社会机制。赵鼎新（2015: 211）认为，“社会科学的认识方法有两个传统：解读传统和解释传统。解读传统的目的不在于寻求事物内在的一种逻辑关系，而在于理解和弄懂一些人类活动在一定文化条件下的内在含义或意义。而解释传统的目的则是要试图寻找一个具体事物或事件中的因果联系”。因此一个有效的理论应当是一个能解释更大变异的理论（如果X能解释a但不能解释b，但是y不但能解释a而且能解释b，那么y就是一个更好的理论）。蒂利也指出，解读更加看重对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进行理解和分辨——事件在什么样的历史背景之下发生，发生的过程如何，又产生何种结果。而解释则更看重一种分析思路——如何通过历史比较研究方法构建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编织历史的景观，并将内在的社会机制放置在另一个社会情境或者政治制度之下进行比较探讨，从而形成一个更优越的“经过社会科学认证过的故事）（Till, 2002: 40）。第二，时间变量很重要。考虑时间变量后，理论就是动态的理论——在T1时点看T0时点发生的事情，而不是静止的A时点、B时点、C时点。我们需要知道在历史中先发生了什么才能够确定因果关系。所有有效的理论观点必须以时间序列为基础。蒂利指出，社会过程是路径依赖的，时间序列中之前发生的事情会限制一个时点所发生的事情，因此对时间序列的历史性了解是必需的。也就是说，行动者会被之前的行动者所采取的行动限制。但根据艾布拉姆斯提出的“社会世界具有两面性——我们同时是创造者（creator）和被创造者（creature）”，行动者又是未来历史的创造者。他还说明了一个事件的重要性在于“它在时间序列中所处的位置，并与其他发生的一连串事件有关”（Abrams, 1982: 2）。第三，历史社会学是被实质性的问题和观察，而不是被预先设定的认识论或方法论所界定。因此，它的研究和论述可以采用各种不同的形式自由发展。而我们的社会学奠基人没有一个为了自己的目标而完全被一种普遍进化的哲学、概念化或理论抽象冲昏头脑，而是一次又一次地致力于解释欧洲社会结构与变迁的进程。第四，历史不是线性发展，但它的趋势是前向性的。世界的过去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发展的故事”，或者说一套标准的序列。相反，它被理解为，各个群体或组织所选择的，或受制于过去的诸多路径。早期“选择”会限制或开放未来变迁的替代性可能，导致某种非预期的结果。第五，历史社会学不等于社会史研究。社会史属于历史学的范畴，关注的是过去的世代，而社会学关注的是现代性产生以后的世代。历史社会学是史学和社会学的结合，可以说是以历史的眼光审视现代性，或称为以史为鉴，而社会史则纯粹是历史范畴，运用事实、例证、考据等方法还原一个时段的社会生活历程。历史社会学所关注的研究问题，一般可以包含四个维度：探究某个特殊结果（如内战）是由哪些社会因素共同促成的；比较整个社会体系以了解不同社会之间，哪些是共同特性，哪些是独特之处；研究社会变迁的过程和特征；比较不同文化或社会脉络下的社会过程。在对上述问题进行剖析的时候，历史社会学的研究路径又可以进一步细分为以下五个步骤。第一，描述（description）历史发生了什么。在历史资料的基础上，从宏观层面描述、呈现某一特定历史阶段、某一特定历史事件的规模与面貌，呈现历史现象的多样性和差异性（variation）。第二，总结（summary）历史如何发生。在第一步描述的基础之上，对历史的现象进行总结和归纳，提炼出历史现象的关键要素。第三，分析（analyze）历史为什么发生。其一，将数据拆解，分析某一特定历史阶段、某一特定历史事件的成因。其二，进入微观的个案剖析。其三，解释差异性——科学理论不仅是规律的集合，更是对规律的解释。历史社会学研究的本质在于追求因果关系。第四，通过比较（comparison）分析历史是否会发生重复。比较是历史社会学所固有的。比较历史分析是指在比较案例中通过对历史作用的分析得出因果关系，其特点是对因果关系的探索、对历史顺序和过程的重视以及对比较案例方法的应用。第五，分析历史规律的内在机制（mechanism）。如前所述，有效理论应该解释更大变异。我们应该用通则性的机制来构建理论，使用一个更大的理论框架把理论的应用性扩展到更大的维度。比较历史研究方法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是求同法：对具有共同现象的几个案例进行解释，这些案例也具有相同的一系列原因，尽管它们在其他似乎有因果联系的方面各不相同；第二种是求异法：人们可以对比一组案例，其中要加以解释的现象和假定的原因曾出现在正面的案例中，但是这种现象和原因都没有出现在反面的案例中；第三种是共变法：利用案例研究中同时发生变化的自变量和因变量来确定相关关系。在斯考切波看来，求异法比求同法更能建立有效的因果联系，前提是假定人们能够发现需要对比的反面案例。但另一方面，根据既定的逻辑应用这一方法时必然会遇到困难。人们常常不能恰当地找到符合某种比较逻辑的历史案例，也不能熟练地控制潜在的相关变量。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比较历史分析绝不能替代理论，事实上，只有结合不可缺少的理论性概念和假设，比较历史分析才能加以应用。单靠比较历史分析自身，不能界定要加以研究的现象、适合的分析单位，也不能提供要加以探测的因果假设。所有这些都必须来自宏观社会学的想象，而这种想象又必须要由当代的理论争论来激活。历史比较研究中的资料类型包括以下四种：第一，原始、初级资料；第二，次级、二手资料；第三，持续进行的记录；第四，过去生活经验记忆的记录，譬如口述史。需要注意的是，在比较研究中大量使用实际调查资料几乎是不可能的，不过可以利用公开出版的资料，如县志、报纸、杂志、组织史资料、中共中央文件选集、领导人年谱等。其中，县志是非常重要的历史档案资料，但遗憾的是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家图书馆将全国2600多个县的县志收集齐全。另外，还可以利用非公开出版的资料，如内部文件、私人日记和回忆录等。我们想用史料描述和恢复历史原貌，但史料也是历史记录者的主观描述，通过文献、档案资料往往会得出迥异的结论，因此在描述的时候要选择比较标准化的指标，对不同历史材料进行相互引证。同时，历史比较研究也应注意到比较研究是用少量观测探索多重关系的研究，因此造成偏误的可能性也是相当大的。其中，对比较单位的选择和一些因素是否可比，有三个应注意的问题。第一，历史社会学的比较方法与社会学的传统方法有一定的差异，比较的方法不能像统计的方法那样明确地规定研究的总体和样本。在比较研究中，比较单位通常是国家、区域或较小的区域。选择比较单位时要注意，有无一些重要的因素对数个拟选的比较单位同时产生影响；换言之，应根据重要因素的影响范围选择比较单位，而不是先行决定比较单位，再进行比较研究。第二，当人们发现两个比较单位都具有某种因果关系时，可能会得出这种因果关系是人类共性特征的结论，但实际上，这种共性特征只是由于两个比较单位同属于一个更大单位的结果（the units are subparts of larger units）。第三，在所有的研究中，等值性都是极为关键的问题，所谓等值，指的是相同的指标、数量、概念应具有相同的含义。等值性决定着研究的信度和效度，在比较研究中尤为如此，特别是历史社会学者重新建构过去或其他文化时，容易因现在的知识或时代变迁而对过去的人、事物产生曲解。蒂利对历史学家做过一个恰当而准确的归纳：历史学家们强调将时间和地点作为变异的基本原则（Tilly, 1990）。因此，大多数历史学家都是通过他们所研究的特定时间和地区来限定自己的。例如19世纪的美国历史学家，他们不习惯做大比较或不使用通则性的概念，而通常从自己专业领域内的视角去审视整个世界。相比较而言，历史社会学家围绕理论问题来组织研究，而这些理论问题关乎现代世界的社会变迁，无法通过一个时间段或一个国家进行解答。历史在历史学家和历史社会学家的解释中起着不同的作用-：历史学家会怀疑法国革命的历史是否对理解中国革命有帮助，但历史社会学家认为革命是时间序列中一系列之前的事件所产生的一定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产物，革命之前的事件既提供了一定的可能性，同时又阻止了其他可能性。历史社会学家的目标在于建立能解释更多案例和更大变异与相似性的理论。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需要在历史的深度内充分利用历史资料，发挥社会学的想象力，在理论的对话中构筑一个好故事。诚如威廉·休厄尔（William Sewell）所言，“只有当历史学家们打破缄默，彻底审视并且重整我们从社会科学借鉴的理论，我们才能发展出历史学和社会学科共同追求的，洞悉这个时刻变动的世界的学说”（Sewell, 2005: 6）。密涅瓦的猫头鹰要到黄昏才起飞，社会科学只有在反思中才能够不断发展。
本文原载于《清华社会学评论》（第8辑），注释从略。该选文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任何赢利组织运营的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否则勿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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