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彼得·F. 休格（Peter F. Sugar）匈牙利著名中欧史、巴尔干半岛史和奥斯曼帝国史领域的史学专家。他于1959年获得了历史学和近东研究的博士学位。休格的学术研究尤其以其地域广度和对重大问题富有想象力的表现而闻名。
尽管奥斯曼帝国衰落的根源和迹象早就存在，但直到16世纪的最后30年，大量的问题才涌现出来。虽然这一时期出现的一位有能力的苏丹和科普鲁卢时期的大维齐尔们想力挽狂澜，但衰落之势一直延续到19世纪初。对于奥斯曼帝国这样的国运转变，专家学者给出了几个解释。对此，学者们基本达成共识，分歧仅仅是对于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的逐渐衰落，到底是哪个原因起了关键作用。人们最常说的奥斯曼帝国的衰亡原因包括：统治者的培养、性情及活动能力方面的惊人变化；内廷官员在国家事务上的影响力增多，加上外廷官员之间的宗派之争及内外勾结；腐败严重，主要是宗派林立的结果；16世纪和17世纪突然出现的通货膨胀，据推测是由于世界贸易中心从地中海转移到大西洋，大量白银由美洲流入奥斯曼帝国；奥斯曼帝国的旧势力（贝伊、加齐、西帕希）与奴隶后裔之间的冲突，这一冲突撕裂了“职业奥斯曼人”的等级阶层，改变了其军事编制的组织和构成；最后是奥斯曼帝国失去了继续扩张的能力。以上各个因素共同造成了奥斯曼帝国内外交困、日渐衰微的结局，因此有必要对上述原因逐一作出简要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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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东南欧（1354-1804）》
[匈] 彼得·F. 休格 著
张萍 译
格致出版社
2024年6月
在其最初的266年里，奥斯曼家族不断涌现出无与伦比的统治者。他们为帝国的成长和壮大奠定了基础。但却突然发生了神秘的基因转变，情况从塞利姆二世（1566—1574年在位）时开始发生了变化，出生在奥斯曼家族的统治者几乎全都是些无能之辈。当然不能否认，在易卜拉辛（1640—1648年在位）的子孙中也不乏能人。鉴于奥斯曼帝国的国家概念，统治者的能力是帝国运作的基础。对统治者来说，他们重任在肩，而且是唯一能担此重任的人。随着帝国的扩张和负担的增加，统治者肩上的担子超越了人类能够忍受的极限。穆罕穆德二世是第一个因为没有时间而不再参加国会的帝国君主。由于他的缺席，主要官员变得更加重要，为他们未来的渎职行为打开了方便之门。塞利姆一世（1512—1520年在位）和苏莱曼一世（1520—1566年在位）大部分时间都不在伊斯坦布尔，而是常年在外征战，他们不在的时候，国家大权就落在那些实际管理国家事务的人手里。上述因素部分地解释了为什么后来的苏丹不能像以前的苏丹那样有效地管理国家，为什么官员的权势逐渐上升。但是以上论述仍不能解释为什么自苏莱曼一世之后，苏丹在管理国家方面的能力明显降低。我们先来看看对苏丹的培养是如何退化的。从奥尔汗开始，奥斯曼帝国的王子们就接受了当时能够受到的最好的教育，他们在经验丰富的行政人员的指导下担任各行省的总督，有时也担任其他职务。因此，当登上王位时，他们知道必须处理的问题和议题，并且可以依靠那些曾经为其服务的人的个人忠诚。在苏莱曼之前，奥斯曼家族从未解决过继承权问题。王位继承问题从来不局限于奥斯曼家族，每一个奥斯曼王子都是王位候选人，这导致他们及其追随者间的相互竞争和频繁的内战。最终登上王位的人，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不得不处死家族中对自己构成威胁的所有男性亲属。这种杀兄弑弟的做法解决了眼前的危险，但却不能消除派系之争。在王位空虚时，潜在的王位争夺者，尤其是军队的力量和发生新冲突的可能性只会增加。这种混乱的情形在苏莱曼一世时戛然而止。因为他采用了阿拉伯－伊斯兰的继承模式，王位传给家族中健在的年龄最长的男性。尽管这种新的继承制度没有被写进明文法律，但此后这一制度得到了更多的遵循。然而，这种更为人性的选择统治者的方法却带来了一种更为复杂的情形。因为如果不像过去那样将其他的王子处决，而是将他们安置在各种管理职位上，那么他们必将成为王位的潜在威胁。杀兄弑弟停止了，但是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对奥斯曼王子进行的培养也停止了。取代这种培养的就是卡菲斯（kafes），这在西方文学中被称为“金笼体系”（golden cage system）。所有的王子从生到死都被隔离在后宫。只有当上苏丹的人才能“重见天日”。在后宫，王子们整日生活在虚幻的奢华世界中，围绕左右的只有女人和太监。当他们真正当上国王的时候，大多年过而立，而且并不情愿。因为缺乏必要的培养，他们没有作为国王应有的远见卓识，也不具备处理现实生活问题的能力。继承方式和对未来统治者培养模式上的转变也能够解释为什么内廷官员的权势上升，女人和宦官当道。统治者（合法苏丹）的母亲成为内廷官员派系的最成功的领导者。尽管她完全不了解国家事务，也是最没有资格成为“执政体制”（ruling establishment）中最重要和最有影响力的成员之一的人。内廷官员势力的增长还说明了内廷官员与外廷官员两派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内廷官员在协助统治者、选择继承人方面握有实权，但是若离开外廷官员，则内廷官员就什么也办不了。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除了内廷官员完全由奴隶操纵之外，这些派系还反映出其成员的出身或者为自由人或者为奴隶。在苏莱曼一世时期，外廷官员也由奴隶操控，他们与奴隶出身的自由人之间保持着密切关系。他们自然而然希望保持现有地位，并支持那些令其脱颖而出的政策。而旧贵族的后代，贝伊、加齐和西帕希们，则希望重新获得失去的地位，并主张采取那些能帮助他们实现这一目标的政策。由此发展起来的就是由内廷官员和外廷官员组成的两个大集团，他们将自己的未来系于一个明星王子或与之一同起起落落的重要官员。当一位王子登上王位，其拥护者将获得巨大胜利，但在其统治期间，他们的地位绝非稳固。大规模的阴谋成了这些效力于伊斯坦布尔的“职业奥斯曼人”的主要工作，其职位变得比先前更不安全。因此，当权者不仅尽可能地搜刮财富，而且在财富的车轮尚在转动时试图保有他们或至少其家人的财富。建立假冒的瓦克夫，从经济部门的税收中抽走大量资金，成为规则。小规模的类似行为早就存在，但在穆罕穆德二世和苏莱曼二世这种强硬的国王统治时期，这些情况都遭到了肃清。懦弱的统治者则无法做到这一点，因为这会令他们的支持者迅速疏远他们。这种尽快积累最大财富的愿望是那些任期不稳定的人日益腐败的原因之一，但不是唯一原因。导致腐败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通货膨胀。它始于穆拉德三世（1574—1595年在位）统治时期，通常被解释为白银的流入，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白银价值的下降使得商品（尤其是进口商品）极其昂贵。对当权者和其他贵族来说，通货膨胀使得他们来自封地的收入的购买力比以前降低了，尤其是购买奢侈品的能力，而寻求新的发财之路的最简单方法就是“销售”自己的“服务”和“善意”。毫无疑问，白银价格的变化导致通货膨胀和腐败的增加，但这并不能解释国家预算中突然出现的巨额赤字。赤字的出现另有原因。第四章和第五章阐述了有关奥斯曼帝国政府为国内基本食品和日用消费品定价的情况。武器、制服和其他军事用品或由国内兵工厂的奴隶生产，或由帝国边境的手工艺人生产。必须支付较高价格的相对较少的进口商品不能解释一个国家突然增长的巨额赤字。赤字的出现说明了帝国财富减少的另一个因素，这对国家，尤其是对奥斯曼统治下的东南欧地区的发展至关重要。前文已经提到资金突然短缺的一个原因，即大量瓦克夫的出现导致财政收入锐减。此外，还有一些重大开支，即使是额外的常规税也无法支付。在各种花销中最大的一笔支出就是与奥地利的“长期战争”（long war，1593—1606年）及与波斯之间无休止的征战。这些战争大大加剧了经济问题，不仅造成了通货膨胀，还导致了很多影响深远的后果。战争主要依靠封地上的纳税人和雇佣兵，拿薪水的马斯雷势力快速上升并超过了封建采邑体系里的加齐，增加了其在伊斯坦布尔的影响力。他们还大大削弱了西帕希阶层的势力，产生了影响深远的经济和族群变化，无论是对奥斯曼帝国还是对东南欧的历史都非常重要。前文提到的有关通货膨胀中的军事因素通常用以解释帝国衰落的最后一个原因。与之密切相关的几个原因包括：军队建制中雇佣兵优势地位的确立，战利品减少，尤其是缺少新征服土地来支持蒂玛尔利，以及由此导致的西帕希试图确保其个人和家庭的经济地位的所作所为。通常来说，有关帝国衰亡的原因可以概括如下。奥斯曼帝国首先是一个军事化国家，几乎不重视贸易、商业和生产，其收入来源主要依靠战争掠夺。这些来自广袤的被征服土地的战利品，通常在蒂玛尔中分配，并被用于满足军队的经济需要。只要大规模扩张是可能的，这一体系就可以运转，而一旦扩张结束，问题就不可避免地出现。鉴于奥斯曼帝国发动的军事行动的性质——军队必须由苏丹亲自指挥，士兵们必须在收获季节前后返回他们的封地去领取收入——发动战役的季节是受到限制的。军事行动一般开始于春季道路好走的时候，结束于秋收前后。在这个时间段内，发动军事行动有一定的距离，从维也纳到阿塞拜疆（Azerbadjan）和伊拉克一线，就是帝国征战的极限。从这个角度分析，战利品已经不再能充裕国库，既得利益者也不再拥有新的封地，他们转而通过将封地变成私人财产以确保自己的利益。从表面上看，这种解释令人满意。在上述种种限制下，奥斯曼帝国停止了扩张，并发生了转变。然而，有几个重要因素显示出不同的因果关系。理论上说，苏丹必须亲自领导他的军队。然而，在实践中，一些伟大的苏丹经常在别人的指挥下派遣军队。此外，到16世纪末，军队中的封建因素已成为次要因素。大部分战役都是由雇佣兵去完成的，他们不需要秋季返乡。还需要提醒的是，16世纪末，奥斯曼帝国对新蒂玛尔的需求已经不那么迫切了，因为波斯帖木儿帝国（Timurid Persia）从中亚招募了新的突厥部队。事实上，由于“长期战争”而在欧洲空置的蒂玛尔并不总是可以转让的，因为蒂玛尔周围没有合格的接收人。土地必须耕种，当旧的封建阶级衰落时，新的土地所有者将取而代之。需求而非土地的稀缺，创造了新的土地占有模式。如果我们考虑到另外两个已经讨论过的因素，那么就会出现一个复杂的、完全不同的景象：奥斯曼政府对商业充满兴趣，并希望把偏远的省份（克里米亚、摩尔达维亚、瓦拉几亚、杜布罗夫尼克、特兰西瓦尼亚）变成独立的附庸国。从附庸国的出现以及苏莱曼一世试图将匈牙利中部变成一个独立附庸国的努力来看，伊斯坦布尔的中央当局已经意识到他们无力对如此大的疆域进行直接管理，他们还意识到为何会受到限制，在哪里受到了限制。尽管他们还在为建立“伊斯兰世界”而继续努力，但他们没有将国家的经济未来建立在从掠夺中使收入稳步增加的基础上。附庸国的商品并未遭到掠夺，它们只是进贡商品。基于以上原因，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帝国衰落的军事和经济原因，不能囿于以往有关帝国无力继续扩张自己领土的说法。与此同时，其他国家也受到通货膨胀、人口问题及大规模瘟疫的困扰。但是，它们克服了这些困难，找到了新出路，从而使西欧国家一跃成为世界的领导者。而奥斯曼帝国却没有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有关它们之间的差异需要在此提及。因为无论从规模还是内部财力上看，奥斯曼帝国的潜力至少与法国、荷兰、英格兰是一样的。当然，在此并不是要比较奥斯曼帝国与这些西方国家的制度、经济和基本原则，但我还是希冀有一些迹象足以说明这些差异。西方统治者和苏丹在地位上有一个很大的差异。前者处于封建金字塔的顶端，其权力是有限的，尽管他们的权力也是在逐渐增加之中，但总归是受到限制的。而后者则不然。可以说，即使是一个权势微弱的苏丹，也比一个权力本来就受到限制的西方统治者厉害。在这些西方国家，城市的自由和权利不断扩大，如有需要，人们可以在经济上作出改变。而苏丹控制下的城市没有这方面的特权，其地位和内部组织受到严格规定，如果有个人或组织企图改变这种状况，极端保守势力就会反对革新派。因此，到18世纪末，西欧的经济已经“现代化”，而奥斯曼帝国的经济仍然是中世纪的。在各个方面表现出来的保守主义，使奥斯曼帝国从16世纪上半叶在科技上与其敌人势均力敌的国家，变成了18世纪末的“落后”大国。这就是造成经济落后、技术过时和无力应对财政问题的几个补充因素。16世纪中叶后，奥斯曼帝国与西方相比，军队地位的差异与经济差异具有同样重要的影响。在这两个地区，封建势力的重要性下降，而职业军队的重要性增加。16世纪末，欧洲和小亚细亚拥有封地的军人（西帕希和他供养的士兵塞贝吕）可以提供23万名士兵，但到18世纪末，他们仅能纠集5万名士兵。士兵数量的减少也不是什么坏事，因为随着现代战争的发展，军队开始转向步兵和技术部队。然而，鉴于西帕希还执行行政任务，他们的消失就需要引入大批公务员。之所以没有这样做，是因为奥斯曼帝国缺乏训练有素的人员和必要的资金。结果，西帕希的工作没有被新的职业阶层接替，而是落到了腐败盛行的现有官员、神职人员（包括穆斯林和济米）和包税人手中——所有这些人考虑的都是自己的利益，而不是一个不付给他们薪酬的国家的利益。尽管奥斯曼帝国的军队是由奴隶组成的，但作为职业士兵的马斯雷与西方人的军队一样，都是雇佣军。由于西方军队中的士兵是自由人，他们与国家和统治者之间仅仅是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虽然他们也会惹麻烦，但是奥斯曼帝国的苏丹拥有他们的士兵，即使在不需要他们的时候也必须养活他们。除了是一种财政负担，马斯雷与国家的这种密切联系还使奥斯曼政府在不需要马斯雷的时候无法“把他们送回家”，结果使马斯雷变成了国家事务中长期存在的武装力量。当西方国家的统治者逐渐掌握军权的时候，奥斯曼帝国的军人却逐渐成为国家的主人。到18世纪末，那些声称拥有禁卫军——这个几近封闭的等级团体——特权的人数增加到40万，但实际服兵役的人数还不足2万。当政府为了稳固政权，试图通过将首都的军队调遣到各行省以摆脱他们的时候，结果只是把问题扔给了法律和制度完全崩溃的行省。其结果是，经济问题进一步恶化，济米对国家的忠诚度大为降低。最后，奥斯曼帝国与西方国家在一些基本概念上存在重大差异。奥斯曼帝国存在的理由及其行政组织不仅是牢固确定的，而且其内涵几乎是不可改变的，即奥斯曼家族的帝国存在的唯一目的是通过传播伊斯兰教以彻底实现神的意志。关于什么是对的和错的，穆斯林与济米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而在西方，人们有一定的思考、试验、发展新哲学的自由，甚至可以对基督教进行新的解释。当西方正在不断变化，以适应一个不断扩张的世界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要求，并成为世界中心的时候，奥斯曼帝国的世界却是一片僵死的状态。在西方，现代国家已现雏形，并对最底层的人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而奥斯曼帝国却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当西方的中心用普遍有效的法律取代属人法时，奥斯曼帝国依然是个人的集合体，每个人的地位、权利和义务完全取决于其宗教信仰和职业。而穆斯林与职业奥斯曼人及其他真正的信徒之间存在着重要差异，穆斯林是一个为了保护 特权而紧密团结在一起的封闭集团，其他人很难进入。对奥斯曼政府来说，它没有足够的能力来处理这个问题。而米勒特体系中的济米，因为法律和秩序的崩溃而变得对国家的存亡越来越不感兴趣，取而代之的先是日益增长的宗教不宽容，继而是从伊斯坦布尔输送到各省的各种不法分子的掠夺。结果，西方现代民族国家的缓慢发展不仅没有发生在苏丹的王国，而且其原先模糊存在着的凝聚力也土崩瓦解。如果要总结奥斯曼帝国突然衰落的各种原因，那么首先应从16世纪的最后三十来年说起。我认为有关“神圣的、受到保护的、繁荣的、排他的奥斯曼家族的领地”的国家概念，是与所有因素最为相关的。在塞利姆一世和苏莱曼一世征服之前，对国家的这个描述是帝国力量的最大来源。但是，当帝国不断扩大，统治者需要处理的国家事务繁复到连最有能力的人也无法控制时，国家的概念就变成了帝国最大的弱点。任何理论上不能接受但在现实中却可能发生的变化，都会涉及原本没有权力和影响力的人的权力及影响力的增长，因此这些人可能会不断受到挑战。再加上继承模式的转变，这种情况造成了政府的不稳定，并使腐败成为可能。国家的神圣使命从未被放弃，但它阻止了人口的融合，甚至在容忍度下降、法律和秩序崩溃后产生了离心倾向。16世纪中叶后，有关奥斯曼国家的旧的基本概念需要进行革命性的修订。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保守主义势力很快用之前的成功为旧有的理论进行了辩护，而且，由于缺乏一个对其他制度有足够了解以至于能想出不同解决办法的重要群体，改革遂变得深不可测。结果，奥斯曼帝国在16世纪中叶开始变得僵化，并一直持续到19世纪。围绕着16世纪中叶奥斯曼帝国出现僵化时到底发生了什么，值得讨论。这可能是不可避免的也可能是发展中的不幸巧合。一个国家以自己的方式面对突然出现的经济财政危机却无力解决，是不可避免的吗，或仅仅是因为这个国家非常不走运，恰好没有一个有能力的人去解决这个重要的问题？不管怎样，这场危机加剧了日益严重的腐败、政府的低效以及那些非“职业奥斯曼人”的离心倾向。最后，“长期战争”的时机选择必须被视为奥斯曼帝国的命运走向快速衰落的一个主要因素。“长期战争”增加了马斯雷的影响力，摧毁了欧洲的西帕希阶层，使潜在的富庶的匈牙利土地变成了大片荒地；战争所带来的巨额开支还加深了经济危机，彻底改变了欧洲“核心”行省的局势，直到那时，这些行省还是奥斯曼帝国国力最坚实的基础。一旦这些核心地区不再是帝国经济和人口的支柱，帝国就加速衰落了，即使是科普鲁卢家族也不能永久扭转这一趋势。东南欧发生的变化对奥斯曼帝国的未来至关重要，显而易见，这些变化对那些致力于这块大陆历史研究的人来说亦是重要的。奥斯曼帝国和东南欧的命运从来没有像17世纪和18世纪那样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本文选编自《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东南欧（1354-1804）》，注释从略，题目为编者所拟，特别推荐阅读。该文由出版机构提供，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内容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任何商业运营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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