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若虹，浙江温州人，牛津大学人类学硕士、哈佛大学内亚和中国关系史博士，现任哈佛燕京学社副社长，曾任教于韦尔斯利学院和波士顿大学。著有《在牛津和哈佛求学》，译有《苦行孤旅——约瑟夫·F·洛克传》，并在《读书》《文汇学人》《二十一世纪》《中国藏学》《西北民族研究》和《藏学学刊》等刊物上发表多篇论文和随笔。
如要描画二十世纪前期中西学者间的学术碰撞和交流，我们可以找出十至十五位学者来介绍。这些学者历来都非独善其身而闭门造车，从他们的学思历程中，我们不仅能了解那时的中国学界，更会知晓汉学领域中外学者密切交往和合作的一段重要的学术史。过去几年里，从研读原始资料开始，我陆陆续续写了十几篇随笔，讲述这些学者交往的逸闻和趣事，捕捉他们学术之旅的转弯处和交接点。这本集子并非专门书写这些学者的学术研究，而意在叙述他们学旅途中生动的际遇和穿插在汉学学术史中的个人经历，梳理他们的学研脉络，以勾勒二十世纪兴起的汉学在中国、欧美学界的路径。每一篇都缘起于我的求学经历、研读兴趣和工作所在的便利，面对广大的读者而写。因此，我尽量避开晦涩的学术用语和枯燥的证述，以学者的个人经历为主线，努力展现前辈人文学者对学问的孜孜求索和待人的诚挚温馨。
《从中亚古道到新大陆：哈佛汉学史话》
李若虹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24年7月
1993年初，我从牛津来到波士顿，积雪满地，开始了在哈佛大学三十年的学旅生活。到文理研究生院报到的第一天，我就去了康桥神学街二号的哈佛燕京图书馆，门前的两尊石狮子就是地标。此后进出无数次，毕业后也就留在同一幢楼里，任职于哈佛燕京学社。短期求学而后落地生根，我再也没离开。初来乍到的第一站不仅成为我长驻之处，而且让我看到了善本古籍，遇到国际汉学界秀的学者和老师，并得以探寻前辈学者在此求学立足、成就学问的足迹。从中我也深深体会到对一个学术团体而言，学者、图书馆和出版缺一不可，三者的配合与协作，引出了学术史上的趣事和成就。哈佛燕京学社创办时，正值“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地之简牍”“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唐人所书卷轴”和“中国境内之古外族遗文”等发现为欧洲的汉学提供大量的研究资料，因此学社早年支持的人文学深受欧洲汉学传统的影响，重语文学和文献的训诂考据，重汉地与边疆的交流和融合，曾资助过不少有关边疆学、考古学及语文学的研究，为中亚研究出过不少力，因此这里讲述的每一位学者及其故事多多少少都与此相关。从史学史的角度来看，这些汉学家和中国学学者与哈佛燕京学社的关联，他们与那时的中国学界和中亚地区的缘分，既道出了学社创办早年对北美汉学的深远影响，又穿插着中亚学和中国学术史的研究方向，还引出了二十世纪前期人文学界的开放和交流带来的“东西学者何处不相逢”的际遇和学术史的轶事。我追溯和探寻的是这些学者的足迹和话音，以及他们的足迹的交接处和话音的融合点，同时回应着我自己求学的兴趣和读写倾心所在。对学术史的叙述就是追寻被时空打散的片段，从而尽量接起原先的纽带。这十几篇文章写作的时间并不长，但前后却有相当长的酝酿过程。按写作时间先后来看，写孔飞力教授的是最初的一篇，缘起于近四十年前复旦大学哲学系季桂保系友的鼓励和《文汇学人》李纯一编辑的帮助。由此似乎开启了一道闸门，先辈学人的故事和提携我多年的老师们的言传身教，不断浮现。同时又承蒙三联书店《读书》杂志的饶淑荣编辑和曾诚编辑的悉心关照和合作，接着又陆续完成了好几篇。每一篇落笔前先是回想着自己历年来的所学所感，接着进档案馆和图书馆翻阅原始材料，再就是怯生生写出，成文之际，既有学识疏薄的不安，但也怀着发表的期待。对洛克和斯坦因的兴趣，实出近水楼台—哈佛燕京学社藏有他们的资料。先完成的是《苦行孤旅：约瑟夫·F·洛克传》的汉译。洛克从一位深入中国西南部边疆的植物学家，转身成为一位研究纳西语言和东巴文化的学者，何尝离得开哈佛大学和哈佛燕京学社？早年他被哈佛大学阿诺德树种园派往甘青和西南地区搜集珍稀树种，后来得到哈佛燕京学社的资助，得以长驻丽江从事纳西的文史研究，离不开当年叶理绥社长出于欧洲汉学传统的影响，对中国边疆的情有独钟。此外，起意叙述洛克和埃德加·斯诺的相遇，源于《洛克传》的翻译。何处不相逢，这纯属学术和学者交接的缘分和天意。我在哈佛燕京学社工作不久得知学社藏有斯坦因的资料，非常惊喜，于是写斯坦因的想法念兹在兹，但是真正去研读和动笔写作是在2018年的冬天。通过研读哈佛大学霍顿图书馆馆藏的斯坦因—凯勒档案以及哈佛大学艺术博物馆馆藏的萨克斯档案，我对斯坦因第四次探险的来龙去脉有了清晰的了解。而阅读斯坦因传记，又不能不被斯坦因和马继业的友谊所感动，身世和时代把这两位旅人连接在一起。他俩客居边城喀什的缘分和游走中亚、穿梭于不同文化之间的人生，百年后该引起多少人的共鸣！文集中篇幅较长的几篇都与汉学、边疆学有关。我多年来一直很想写写柯立夫的书生生涯。早在1993年初，每周走进蒂娜（Elizabeth Endicott-West）老师的课堂，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她手持一两张卡片，娓娓道出中国及其边疆和蒙古帝国、清帝国数百年错综复杂的历史。当然，蒂娜的课上不能不谈拉铁摩尔及其《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虽然蒂娜在普林斯顿攻读博士学位时在牟复礼门下，但柯立夫是她研究蒙古达鲁花赤的导师。蒂娜曾说，柯教授对自己的《蒙古秘史》译文精益求精，以至于译本的下卷尚未出版。我还了解到，柯教授远住新罕布什尔州，和他相伴的有农场里的牛羊，还有自家的图书馆。可是写柯立夫教授的想法转而被我抛置脑后。到了2014年，葛兆光老师和戴燕老师夫妇来哈佛燕京学社访学，我们有过多次愉快的交流。那一年春季来哈佛访学的还有北大的邓小南老师和东京的李廷江老师。学社学年末的龙虾宴上，葛老师还跟我们分享读哈佛燕京图书馆馆藏的杨联陞日记的感受。葛老师说杨联陞的日记精彩、写实，留下了汉学学术史的许多珍贵记录。“里边有很多有关哈佛燕京学社的记录，有趣极了，值得好好研读。”葛老师的一番话我听得在意，就一直搁在心头。写孔飞力教授一文在《文汇学人》发表后，我愈发强烈地想走访柯立夫的图书馆，写写柯立夫先生了。柯立夫没给学校和东亚系留下档案资料，但他和杨联陞在同一时期任教于东亚系，想来很可能会有不少交接，于是我自然而然又想到了葛老师提到过的杨联陞日记。图书馆同事王系早已帮着从库房调出了两箱杨联陞日记，我在善本部的阅览室坐下，翻阅不到一个小时，正如我料想的，杨联陞笔下“柯立夫”“柯”或是“Cleaves”频频出现。连着两个月，见缝插针，我浏览了杨联陞留下的四十多册日记。虽然杨联陞主攻中国经济史，但对中国文史乃至蒙古文史和金元史都有着很深的兴趣和学养，甚至曾让柯立夫教他学蒙古文。这两位学者几十年亦师亦友的交往和切磋正是“文明新旧能相益，心理东西本自同”最好的印证。文集中有几篇短文写的是中国学者重返国际学术界之后，通过哈佛燕京学社，和哈佛的教授们交流的经历和感受。这些经历虽大不同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至五十年代时中西学者的相遇和交流，却也展示了改革开放后中国学术界难得的生动一面。于八十年代初在哈佛燕京学社资助下取得哈佛博士学位的赵一凡老师，让我有幸结识了他的导师丹尼尔·艾伦教授。细阅艾伦教授的档案，我惊喜地发现：除了他和钱锺书的书缘之外，在八十年代初哈佛燕京学社恢复和中国高校的合作后，艾伦教授曾经为学社选拔、物色了好几位比较文学和英美文学领域内拔尖的年轻学者来哈佛求学、研究。2022年春，我痛失陈庆英老师。怀念陈老师的一篇收入了这一集子，并加入刊于《读书》的另两篇。陈老师年轻时从德令哈到北京，成为藏学领域卓有成就的学者；塔巴克希先生从德黑兰的伊万出狱后来到哥伦比亚大学任教，而布拉特尔书店收藏不少有关中亚的旧书……所有这些都走过一段从中亚古道到新大陆的旅程。旅途中的艰辛和磨难，自不待言，最让我铭记于心的是这些学者途中一些动人的细节。斯坦因第二次探险途中，双脚被严重冻伤，庆幸的是他得以及时就医，不仅保住了双脚，而且不影响往后的长途行走和远征。长驻喀什的马继业夫妇在中亚和苏格兰之间往返多次，千里迢迢，但不管怎样，他们都会带上孩子同行。胡适来康桥同哈佛的学友们叙旧、谈天，常常一聊到夜深，留宿赵元任或杨联陞家中，索性就和杨联陞挤一个床铺。杨联陞和柯立夫是相交几十年的学友，每逢圣诞，杨联陞会给柯立夫送上饺子和好茶，而到了中国新年，柯立夫会给杨联陞的儿子汤姆送上压岁钱，年年不误。夏季，杨联陞会应邀到柯家，或在尼德姆镇，或在新英格兰北边的农场，临走时柯立夫总让杨联陞捎上几株芍药或杜鹃之类的花，在院里栽上。而艾伦教授1980年走访中国多家高校后写的报告中一段对钱锺书的一段描述最为生动：“钱［锺书］英俊，小个子，看上去不觉他年已古稀…… 谈话中，他从一个话题跳到另一话题，而且语速快（让我想起以赛亚·柏林），快得我都跟不上他的思路……他现在谢绝了所有的应酬和邀请，只和他优雅又有的太太静居北京一处文化要人集中的街区，据说他还一直为贫困家庭的学生提供资助。钱锺书机灵又和蔼，可以说他是迄今我在中国，甚至可以说在任何其他地方遇到的一位最出色的人物。”而说起孔飞力老师，我又怎会忘记这样一幕—当年我在他每周两小时的办公时间去见他，好不容易等到前面的同学出来，进去忙不迭要讨教，可他先塞给我两块巧克力，笑着认认真真地说：“你拿上，吃了这脑子才能转。”二十世纪前期，中亚对汉学研究至关重要，而汉学开始从欧洲传往北美时，哈佛燕京学社对哈佛乃至美国的汉学和中国学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学社与许多中亚学者和汉学家有着深厚的学术渊源。这是我写这些随笔的契机，也构成了这本文集的中心线索。二战以后新兴的中国学取代了欧洲的传统汉学，这可谓时代对学术的要求，势在必行。今天，学界试图以跨学科的时域走出全球史的新路，摆脱区域研究的窠臼。虽则不易，但哈佛燕京学社仍将坚守学术传统，继续发挥久远的学术影响。这些文章得以结集出版，我要特别感谢哈佛燕京学社和哈佛燕京图书馆的同仁们，还有哈佛大学档案馆和霍顿图书馆的馆员们，他们的敬业给我的研究和写作带来了莫大的便利，他们提供的原始资料成全了这本书。能够成书也离不开无私的编辑，离不开始终给予鼓励的亲友和一批善意和忠实的读者。感谢华东师范大学唐小兵的热心帮助，向我推荐了上海文艺出版社肖海鸥编辑。海鸥的敬业和高标准让我时时感到作者对编辑怀有的谦卑与敬意。如果没有海鸥的支持和耐心等待，这些文章仍会散落四处。葛兆光老师一心向学，专注、敬业，一直是我读书和写作的楷模。他爽快应允为拙文结集作序，给了我莫大的信心和鼓励。对葛老师的谢忱，深怀在心，在此难以言表。在此，我要特别向中国社会科学院高山杉老师和北京外国语大学王丁老师表示由衷的感谢。他们细心阅读校样，指出文中多处错误，耐心予以指正。两位老师精益求精做学问的态度提醒我往后阅读史料时不得有丝毫马虎。笔者才疏学浅，文集中难免还有讹误，在此恳请读者谅解和指正，不过书中的所有错误均由作者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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