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外在名分走向自我天地：士大夫逐渐疏离政治，政治人格发生转向
作者｜王保顶 历史学博士，长期从事编辑出版工作，策划多项重大图书出版项目，多次获得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等国家大奖。专著《前四史解读》入选“中国好书”月榜；在《民族研究》《中国史研究》《孔孟月刊》等海内外学术刊物发表学术论文二十余篇。
士大夫在同宦官、外戚坚决斗争的同时,政治人格也逐渐转向, 酷烈的斗争构成转向的前提。转向,指意识向度上的变化,非指政治人格模式上的变化。士大夫强烈的王朝意识换来的却是残酷镇压的回报, 两次党禁尤其是第二次党禁 , 死者百余人,受牵连而死、徙、废、禁者达六七百人, 忠而见疑、忠而被弃对士人心理构成巨大的伤害，士大夫逐渐疏离政治，政治人格发生转向: 由外在名分走向自我天地，清议由评人论政转向人伦品鉴和形而上学的清谈。朱熹通过荀氏一门政治取向的变化形象地说明了转向的过程:“荀淑正言于梁氏用事之日, 而其子爽濡迹于董卓, 孙彧称臣于曹操, 盖则大方正之气折于凶虐, 而至于渐图所以容身。”
《士仕之间：汉代士人与政治》
王保顶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24年7月
政治人格的转向与政治的腐败、党人的斗争及被镇压同步进行 。政治愈腐败, 党人斗争愈坚决, 宦官、外戚的镇压愈残酷, 转向也愈明显。士人痛心疾首地说:
权移外戚之家 , 宠被近习之竖，亲其党类，用其私人 , 内充京师 , 外布列郡 , 颠倒贤愚 , 贸易选举，疲弩守境，贪残牧民，扰乱百姓，愤怒四夷，招致乖叛，乱离斯瘼……水旱为灾, 此皆戚宦之臣所致然也。反以策让三公,至于死免, 乃足为叫呼苍天、号咣泣血者也。
转向是在号咷泣血的悲怆气氛中进行的, 以下几起典型事例可以反映出来:
其一,桓帝建和元年(147年)李固、杜乔被梁冀下狱致死,曝尸道旁,李固学生郭亮、杜乔属吏杨匡与南阳董班临尸痛哭,守吏欲试法,郭亮慷慨陈词:“义之所动,岂知性命?何为以死相惧邪!”郭、董“二人由此显名,三公并辟,班遂隐身,莫知所归”。士之仕犹农夫之耕,这种观念在东汉士大夫中尤为强烈,董班的退隐是出于对政治的极度失望。宦官、外戚对士大夫政治信仰的打击确是震撼性的,如李固入狱之初,门生王调贯械上书,证固之枉,河内赵秉等数十人亦诣阙为固诉枉,李固终被太后赦免,“及出狱,京师市里皆称万岁。冀闻之大惊,畏固名德终为己害,乃更据奏前事,遂诛之,时年五十四”。李固获赦让士大夫重见一丝重振朝纲的曙光,但桓帝没有顺从大势,梁冀依凭皇权诛杀李固,士大夫刚刚被激活的政治热情陡然降到冰点,可见士大夫心灵震撼之巨。
其二,朝政昏聩,党人领袖为众望所归,成为士大夫的精神寄托,第一次党锢祸后,李膺、范滂等免归乡里,得到士大夫的热烈欢迎,“膺免归乡里,居阳城山中,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污秽朝廷”。“滂后事释南归,始发京师,汝南、南阳士大夫迎之者车数千辆。”但同样令士大夫痛心疾首的是,李、范等在第二次党锢之祸的全国性残杀中亦未幸免,士大夫失去精神寄托,失去精神家园,品格上发生转向就自然而然了。
其三,范滂事例颇具典型性和代表性。与李膺、陈蕃等著名党人相同，范滂“少厉清节”,“滂登车揽辔,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及至州境,守令自知臧污,望风解印绶去”。他性格方正，“滂在职,严整疾恶,其有行违孝悌、不轨仁义者,皆扫迹斥逐,不与共朝”。桓帝建宁二年(169年),宦官大肆拘捕党人,为了不连及督邮,他自投狱,县令郭揖挂官欲与他一同逃亡,范滂不肯,说:“滂死则塞祸,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离乎?”随即与母诀别,其母也深明大义,说:“汝今得与李、杜(李膺、杜密)齐名,死亦何恨! 既有令名,复求寿考,可兼得乎?”遂从容送别范滂说：“吾欲使汝为恶,则恶不可为;使汝为善,则我不为恶。” 有“令名”者当享“寿考”,“令名”体现社会价值,“寿考”体现社会判断,范滂母言令名与寿考不可兼得,准则与判断发生背离,这是王朝政治的悲剧,表明统治基础的毁坏。
如果说李膺、陈蕃身上体现的是捍卫王朝的彻底斗争精神,那么范滂身上则更多地体现出尽节王朝后的失意与迷惘。范滂以铮铮之言斥责王甫等蠹政误国后“慷慨仰天曰:‘古之循善,自求多福;今之循善,身陷大戮。身死之日，愿埋滂于首阳山侧,上不负皇天,下不愧夷、齐”。范滂之言与范母所说异曲同工,“循善”招致“大戮”,价值与判断发生背离,乾坤倒转,价值体系被颠倒了,只有责问苍天、从往古贤人志士处寻求精神的慰藉,强烈的现世情怀逐渐淡漠、退化了。
士大夫外在名分意识淡化,逐渐走入以自身为中心的主观世界,评价人物的依据由德行政绩转为言谈行为,人伦品鉴作为专门之学勃然而兴,其特点以言谈举止、洒扫进退作为品鉴人物的标准与内容,即“清虚”化。郭泰是这种转向过程中的关键性人物,陈寅恪先生认为人伦品鉴之学自郭泰始,至为确当。《后汉书》卷六八《郭泰传》记述了他品鉴人物的十个事例,可以看出品鉴对象上不计贵贱贤愚,内容上劝学行善,追求人格的完善,而对外在名分不甚在意。《世说新语·德行》所载事例反映了这个特点:“郭林宗至汝南,造袁奉高,车不停轨,鸾不辍轭;诣黄叔度,乃弥日信宿。人问其故,林宗曰:‘叔度汪汪如万顷之波,澄之不清,扰之不浊,其器深广,难测量也。’”
与东汉前期士大夫中对学术、德行的风谣式品题相较,郭泰的转向一目了然:疏离残酷的政治斗争,以求得全身远祸,诚如范晔所说:“林宗虽善人伦,而不为危言核(骇)论,故宦官擅政而不能伤也。及党事起,知名之士多被其害,唯林宗及汝南袁宏得免焉。”但郭泰毕竟还是转向过程中人,仍割舍不了士大夫的政治情怀,除却不下对王朝政治的殷殷眷恋,恬淡的背后是激愤,史载:“建宁元年,太傅陈蕃、大将军窦武为阉人所害,林宗哭之于野,恸。既而叹曰:‘人之云亡,邦国殄瘁。’‘瞻乌爰止,不知谁之屋’耳。” 可见他报效无门的激愤心情。当世士大夫都与他相类,灵犀相通,如徐穉(字孺子)颇受陈蕃赏识,专为他置一榻,穉来则下。但徐穉的政治热情远不及陈蕃,也不及郭泰,他对郭泰说:“大树将倾,非一绳所维,何为栖栖,不遑宁处?”
郭泰的典型意义就在于处在转向的过程之中,既偏离了汝、颍士大夫那样的政治人格类型,又与魏晋名士有别,他的人伦品鉴仍以正统的价值体系作为参照系,注重人物的“异操”,目的在于以异操获取声誉,吸引统治者的关注目光,因而还具有政治色彩,如汤用彤所说:“《后汉书》袁奉高不修异操而致名当世,则知当世修异操以要声誉者多也。”魏晋的人物品藻更多带有超功利的色彩,超越现世价值体系,反映了经过精神煎熬与激荡之后寻求闲适方外之境的愿望,如:“桓公(温)少与殷侯齐名,常有竞心。桓问殷:‘卿何如我?’殷云:‘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殷浩的目光局限于自我天地,不暇外顾,类似事例《世说新语》记载甚多,此不赘述。
从人的发展来说,政治人格的转向意味着挣脱正统的束缚,发现自我,具有进步的意义。罗宗强先生指出:“从重道德到重才性容止,反映着从经学束缚到自我意识的转化。逐步走向重视人、重视人的自然情性,重视人格独立,逐步导向对于人的哲理思考,探寻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逐步转向玄学命题。”但在当世,这种转向却饱含着士大夫的血和泪。曾参说“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确乎成了士人的座右铭。士人有着自身的文化传统,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因此士人与政治的关系就不能单纯地表现为利害关系,有超越功利的一面。
如同陈蕃、范滂在党人中的意义一样,郭泰同样是一时风会的象征,“(郭泰)尝于陈、梁间行遇雨,巾一角垫,时人乃故折巾一角,以为‘林宗巾’”。林宗巾被意象化了,其在士人中的流行,说明了郭泰人格的普遍性,转向已成为一种趋势。
把郭泰视为政治人格转向的标志性人物,是基于他在当时的政治影响及系统的人伦品鉴理论。转向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也是一个加速度的过程。下面从郭泰前后两个政论家王符和仲长统身上探究转向程度上的差异。郭泰生于顺帝永建三年(128年),卒于灵帝建宁二年(169年),其时外戚、宦官专权正烈,卒年正是第二次党锢之祸的发生之年;王符生于章帝元和二年(85年),卒于桓帝延熹五年(162年),其时东汉政权由前期较为清明向后期浑浊转变;仲长统生于灵帝元和三年(180年),卒于献帝延康元年(220年),其时汉室衰颓,卒年即汉亡之年。因此,王符、郭泰、仲长统代表了转向的全过程。
王符,少好学,承光武、明、章之化,有志操。“自和、安以后,世务游宦,当途者更相荐引,而符独耿介不同于俗,以此遂不得升进。”和、安以后,外戚、宦官当政,垄断选举,遍栽朋党,耿介之士不得仕进,王符遂以“潜夫”自称,隐居著书三十余篇,“以讥当时失得,不欲章(彰)显其名,故号曰《潜夫论》。其指讦时短,讨谪物情,足以观当时风政”。学以居位曰士,士人以仕为天职,正是凭借这种品质获得政治角色的重新定位。王符自称“潜夫”,正是顿挫心态的袒露,预示着士大夫与王朝政治间开始萌生隔膜、疏离的倾向。但王符毕竟处在转向的初期,“潜夫”之称反衬出他心系朝政的强烈观念,这一观念在《潜夫论》中鲜明地体现出来。
《贵忠篇》中王符论述了“忠”的含义,他的忠有两个理论层次:其一,君主对皇天之忠;其二,人臣对君主之忠。两者相互联系,且前者是后者的前提条件,只有君主对天忠,人臣才对君主忠,而“天”最终落到“民”上,《爱日篇》以日喻民,强调爱惜民力的重要性。他说:
夫帝王之所尊敬者天也,皇天之所爱育者人也。今人臣受君之重位,牧天之所爱,焉可以不安而利之,养而济之哉? 是以君子任职则思利人,达上则思进贤,故居上而下不怨,在前而后不恨也……故明主不敢以私授,忠臣不敢以私受。
王符所言“任职则思利人,达上则思进贤”的君子,即士大夫,要任用这样的贤人,斥退戚、宦佞人,他说:“国以贤兴,以谄衰;君以忠安,以佞危。此古今之常论,而时所共知也。然衰国危君继踵不绝者,岂时无忠信正直之士哉,诚苦其道不得行耳。”宦官、外戚排斥士人,“其贡士者,不复依其质干,准其才行,但虚造声誉,妄生羽毛”。针对这现实,王符发出不平之鸣,更多的是无奈。矛盾激化之后,士大夫与王朝的离心倾向日趋明显。
与王符的“潜夫”心态相仿,同时代的马融也取全生保身之策。安帝永初二年(108年)大将军邓骘辟召马融,以为舍人,马融坚辞不应命,“谓其友人曰:古人有言,左手据天下之图,右手刎其喉,愚夫不为,所以然者,生贵于天下也。今以曲俗咫尺之羞,灭无赀之躯,殆非老、庄所谓也”。马融,经学大师,而贵生信老、庄,可视为魏晋老庄之学的滥觞。
政治人格的转向在党锢之祸后的仲长统身上鲜明地反映出来,其名士风范呼之欲出。《后汉书》卷四九《仲长统传》载:
统性倜傥,敢直言,不矜小节,默语无常,时人或谓之狂生。每州郡命召,辄称疾不就。常以为凡游帝王者,欲以立身扬名耳,而名不常存,人生易灭,优游偃仰,可以自娱。欲卜居清旷,以乐其志,论之曰:“使居有良田广宅,背山临流,沟渠环匝,竹木周布,场圃筑前,果园树后。舟车足以代步涉之艰,使令足以息四体之役。养亲有兼珍之膳,妻孥无苦身之劳。良朋萃止,则陈酒肴以娱之;嘉时吉日,则亨(烹)羔豚以奉之。踌躇畦宛,游戏平林,濯清水,追凉风,钓游鲤,弋高鸿。讽于舞雩之下,咏归高堂之上。安神闺房,思老氏之玄虚;呼吸精和,求至人之仿佛。与达者数子,论道讲书,俯仰二仪,错综人物。弹《南风》之雅操,发清商之妙曲;消(逍)遥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间;不受当时之责,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则可以陵霄汉、出宇宙之外矣,岂羡夫入帝王之门哉!
仲长统所发议论即著名的《乐志论》。此外还有诗二首,录之如下:
飞鸟遗迹,蝉蜕亡壳。腾蛇弃鳞,神龙丧角。至人能变,达士拔俗。乘云无辔,聘风无足。垂露成帏,张霄成幄。沆瀣当餐,九阳代烛。恒星艳珠,朝露润玉。六合之内,恣心所欲。人事可遗,何为局促?
大道虽夷,见几者寡。任意无非,适物无可。古来绕绕,委屈如琐。百虑何为,至要在我。寄愁天上,埋忧地下,叛散五经,灭弃风雅。百家杂碎,请用从火。抗志山栖,游心海左。元气为舟,微风为舵。敖(遨)游太清,纵意容冶。
仲长统的《乐志论》,为魏晋名士阮籍、嵇康等所追慕,余英时说:“细读嗣宗(阮籍)之《大人先生传》及叔夜(嵇康)《与山巨源书》,则俨然仲长统之《乐志论》。”在经济史及建筑史上,中古是庄园别墅蓬勃发展的时代,称仲长统为庄园别墅的最早设计者恐不为过,他所描绘的山居图景由南朝宋永嘉(治今浙江温州)太守谢灵运变为现实,谢氏作《山居赋》,自言追怀仲长统:“仲子长(长统)云:欲使居有良田广宅,在高山流水之畔,沟池自环,竹木周布,场圃在前,果园在后。”仲长统心驰神往的闲适生活由竹林七贤及兰亭修禊的王羲之等名士实现了;他的叛散五经、灭弃风雅也开嵇、阮越名教而任自然及毁周、孔而薄汤、武之先河。
如果说仲长统的名士风范表现在理论上,孔融、祢衡等则是体现在实践层面。孔融为孔子之后,却叛逆祖先,言谈举止不合礼仪节度,“不遵朝仪,秃巾微行,唐突宫掖。又前与白衣祢衡跌荡放言,云:‘父之于子,当有何亲? 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 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这种大逆不道之言是对汉廷十分重视的“孝”的直接否定,光武、明、章以人伦之孝比附君臣名分,人伦之孝既然被否定了,君臣名分便无所依存。孔融为政颇具名士风度,“建安元年(196年),为袁谭所攻,自春至夏,战士所余裁数百人,流矢雨集,戈矛内接。融隐几读书,谈笑自若” 。与孔融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还有开封令阮简:“阮简为开封令,有劫贼,外白甚急,简方围棋长啸曰:‘局上有劫甚急。’”琴、棋及麈尾为魏晋名士须臾不可离之物,孔融、阮简已有后世名士的风度。
王符的“潜夫”、郭泰的“清虚”、仲长统的“乐志”,反映了东汉后期士大夫政治人格转向的递进轨迹。政治腐败不断加剧,士人的政治地位不断恶化,与政治间的隔膜不断加深,疏离的程度不断加大,最终演变为以自我为中心的名士。后世奉仲长统为名士先驱,元代吴师道《礼部诗话》:“仲长统诗尤为奇作,其曰叛散六经、灭弃风雅者,得罪于名教甚矣,盖已开魏晋旷达之习、玄虚之风。”明代杨慎《丹铅杂录》卷二五:“世谓清谈起于魏晋,非也,汉季盖已有之。仲长统述志诗云‘寄愁天上,埋忧地下,叛散五经,灭绝风雅’。郑泉临卒,谓同类曰:‘必葬我陶家之侧,庶十载之后,化而成土,幸见取为酒壶,实获吾心矣。’之二子者,盖刘伶、阮籍之先驱也。”
从转向的彻底性而言，把仲长统视为名士先驱有其合理性，他是士大夫转为名士的标志人物。但阶层的整体转向,至曹魏齐王正始(240—248年)时结束,名士阶层正式形成:“以此为界,形成了汉代经学文化与魏晋玄学清流文化的分水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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