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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穆|帝王與士人

錢穆 勿食我黍 2021-12-24

钱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字宾四,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晚号素书老人、七房桥人,斋号素书堂、素书楼。江苏无锡人,吴越太祖武肃王钱镠之后。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中央研究院院士,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中国学术界尊之为“一代宗师”,更有学者谓其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国学宗师,与吕思勉、陈垣、陈寅恪并称为“史学四大家”。


编者按:本文为钱宾四先生对弟子余英时先生的《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见“阅读原文”)一文的反驳,余先生后来又作了一篇长文(本日第二篇推送文章“‘君尊臣卑’下的君权与相权——《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余论”)委婉回应,三篇文章构成了一段精彩的师生论辩的学林故事,若能连续阅读,体会其中论证逻辑和历史洞见,定能有不少收获。



中國文化有一特徵,即自西周開國,周公制禮作樂,列國諸侯貴族階級,無不受詩書理想之教育。迄於東周,左氏傳所載春秋時代君卿大夫遺聞逸事,嘉言懿行,隨在可證。孔子始在社會講學,百家繼起,戰國諸君,尊賢養士,其風益熾。秦漢一統,封建改爲郡縣,乃有「士人政府」之成立。受教育之士,未必全上政治舞臺,多數隱淪在下;從政受職,亦有高卑;但政府禮賢下士之風,則相承不輟。雖帝王宰相,其對卑職下僚,乃至遁退在野者,亦多崇敬,史不絕書。直迄清代之末,古今一貫,其風猶存。近代國人,則多斥自秦以來兩千年政治傳統爲「帝王專制」,然即以此一政風,加入思考,可知君尊臣卑,乃政治制度所宜然;而士貴王賤,亦中國文化傳統中一特殊觀念、特殊風氣,有非晚近國人高呼「民主政治」者之所能想像。下文偶舉數例,恕不能詳。嚐鼎一臠,亦庶略知其味。         


漢高祖以一泗水亭長,略如當前偏縣小鄕一警察派出所所長。其人本未受良好教育,遇人戴儒冠,則取而溺之。其無禮如此,亦乃表現其一種反抗心理。及其得天下,嘗過魯,乃以太牢祠孔子墓,則其心中己受尊儒感染可知。晚年暱戚夫人,欲易太子。呂后用張良策,卑辭厚禮,爲其子惠帝邀致商山四皓,年皆八十餘。一夕,四皓從太子見高祖,鬚眉皓白,衣冠甚偉。高祖怪問之,四皓答。高祖驚謂: 「吾求公等數歲,公等避逃我,今何自從吾兄游?」四皓對:「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太子仁孝,恭敬愛士,故臣等來耳。」事畢,高祖召戚夫人,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遂爲戚夫人楚歌,曰:「鴻鵠高飛,一举千里。羽翮巳就,横絶四海。横絶四海,當可奈何?雖有矰繳,尚安所施?」漢高祖畢生在戎馬中,躍登開國皇帝之大位。晚年誅戮功臣,韓信、彭越雖擁廣土強兵,曾不厝懷慮間;乃於此隱遯山林四老人,獨躊躇崇重,爽然自失,內心充滿了一種無可奈何的壓迫感, 縱以兒女私情,亦不得不翻然改圖。此種心理,實大値後代國人之玩味。     
   


漢文帝召見賈誼,誼年二十餘,文帝大賞異之,欲不次超遷。絳、灌諸功臣言:「雒陽少年初學,專欲擅權。」文帝不得已,出以爲長沙王太傅。歲餘徵見,宣室對語,至夜半,問及鬼神事,文帝不覺自移其座席近賈誼。語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遇之,今不及也。」又拜爲所愛少子梁懷王太傅。梁王出獵,墜馬死,賈誼亦愧怍而卒,年僅三十三。文帝孫武帝,又召賈誼孫二人任用之,位至郡守。其一賈嘉,最好學,昭帝時列爲九卿。此見文王之不獲任用賈誼,乃爲異世所同情。故武、昭皆著意擢用賣生之後人,而史官又備載其事以傳,又何「帝王專制」之足云!       



東漢光武帝,以王莽時一太學生,起兵光復漢室。一時太學同學如鄧禹等,攀龍附鳳,位登宰輔。嚴光獨變名姓,隱身不見。光武心念舊遊,圖其形貌遍國求之,得於會稽釣澤中,安車徵至。光武親幸其館。又引入宮內,論談舊故,相對累日。因問:「朕何如昔時?」光對:「陛下差增於昔。」夜留共臥。欲官之,不屈。歸耕富春山。此一故事,千古流傳。西漢商山四皓,已老年,尙屈赴太子之召,嚴光與光武同學,光武有天下,嚴光尙年壯,慕爲巢父,而光武終物色得之。同榻留宿,情同手足,乃竟放歸。光武在帝位十七年,復加特召,光竞不至。八十卒於家。光武傷惜之,詔下郡縣賜錢穀。中國自秦代亡,而上古封建貴族之王室遂以消失。兩漢之興,皆以平民爲天子;而光武猶能不忘其早年士人修養之情意與風範。明、章繼承,家風家教,益明益顯,較之西漢惠、文二帝猶有過之,而無不及。則「帝王專制」之制度又何由而來?       


郭泰亦一太學生,獲見河南尹李膺。膺時名高海內,士被容接,名爲「登龍門」。乃忘其名位,而與泰友善。泰後歸鄕里,衣冠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輛。泰惟與膺同舟共濟,眾賓視之, 以爲神仙。自郭泰事,稽之上古,下考後代,中國政府之帝王卿相,以及社會中之士人,其身分階級,可分可合,若即若離。故曰:「作之君,作之師。」又曰:「天、地、君、親、師。」則在全國人心中,「君」、「師」並尊,而士人之爲師,抑猶有高出於爲君之上者,如孔子之爲 「至聖先師」是已。即如漢文與賈誼之宣室夜話,如光武與嚴光之宮內共臥,如李膺與郭泰之同舟濟河,彼等當時之心情意態,豈不從政者忘其尊嚴,而在不自覺中,一如同爲一士人?故中國傳統政治,其中央、地方之政府,盡由士人組成,當名爲「士人政府」。士人則代表民眾,帝王世襲,則利便於廣土眾民一大國之一統。而爲帝王者,亦必深受士人之教育。其中所涵蘊之精義,則有難於詳申者。一誦史乘,事證俱在,亦可不煩詳申矣。      
 


下及三國,天下已亂,但從政階層與士人階層之融和會合,沆瀣一氣,則更深更甚。曹操爲漢相,劉備奔逃流離,窮而歸之,操表以爲左將軍,禮之愈重,出則同輿,坐則同席。一日,操從容謂備曰: 「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備方食,失匕箸。於時正雷震,備因謂操曰:「聖人云:「迅雷風烈必變」,良有以也。一震之威,乃至於此!」兩人皆一世梟雄,此番對話,固是充滿了不同尋常之心情與機變。但其相與之間,亦皆不失一種書生本色。今人讀史,其自身已遠離了中國傳統所醞釀之士人風情,則對此故事,亦將難以體會其當時之眞味。及備去荆州,聞諸葛亮名,三顧於草廬。時亮年二十餘,躬耕於野,固是絕無所表現,而備以漢朝左將軍之尊,並爲舉世群雄所重視,而不惜三度枉駕,乃始得見。兩人從此情好日密。備自稱得遇諸葛,如魚之得水。及備永安病篤,召曉,屬以後事。謂曰: 「若嗣子可辅,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又爲詔勅後主曰:「吾亡,汝兄弟父事丞相,令卿與丞相共事而已。」此等處,豈當以政治體制看?以君臣身分地位看?惟若以中國傳統讀書人間之相往還視之,則尋常可解。       


兩晉以下,門第鼎盛,士人階層與政治階層間更形混一。抑且士階層之氣勢地位,尤見爲凌跨在政治階層之上。元帝東渡,登尊號,百官陪列。命王導升御牀共坐,導固辭,至於三四,元帝引之彌苦。導曰:「若太陽下同萬物,蒼生何由仰照?」帝乃止。若謂秦漢以來,中國政治已走上了「帝王專制」一途,則何以到此又忽然冒出門第來, 有此「王與馬,共天下」之形象。大抵南朝諸帝,其朝位固猶踞百官之上,其君臣間之尊卑倒置,則率可以此爲例。       



下及唐代,復覩統一盛運,唐太宗尤爲中國歷史上一傑出英明之帝王。高祖武德四年,宼亂稍平。太宗爲天策上將軍,留意儒學,於宮城西作文學館,收聘賢才,杜如晦、房玄齢等十八人,並以本官爲學士。分三番,遞宿閣下,給以珍膳。每以暇日,訪政事,討論墳籍,榷略前載,無常禮。命閻立本圖像,使褚亮爲之贊,題名字爵里,號「十八學士」。在選中者,天下慕向,謂之「登瀛洲」。此在當時,一方面固是一政治集圑,亦可稱爲一革命集圑,而在同時則顯然是一士人集圑。治中國史,討論中國文化傳統及政治體制者,於此從政階層與士人階層之融和無間之一特別形象,誠不可不深加注意。及玄宗開元時,亦仍於宮中含章亭別有十八學士,繪其圖像,皇帝御製贊。嘉話流傳,迄今猶有知者。顧何以於中國古人重視社會群士勝於朝廷百官之此一番遺意,乃漫不加省?言政治則必曰「專制」,言社會則必曰「封建」。惟求以西方名詞,強自誣蔑中國歷史,必求證成中國兩千年來之傳統政治爲無一是處而後快,斯誠不知其用心之何在矣!       


宋以下,門第衰絕,群士皆以白衣進,而士之在政府,其氣勢地位乃益進。姑舉神宗一朝之情勢爲例。神宗亦宋代有志大有爲之一好皇帝。惟其當朝有新舊黨之爭。此爲士階層之爭,而爲帝王者亦無奈之何。王安石在英宗朝,已名重天下,士大夫恨不識其面,朝廷常欲授以美官。神宗爲潁王時,韓維爲之講論經義,神宗稱善。韓維曰:「非維之説,乃維友王安石之説也。」神宗即位,乃召安石。初入對,神宗問:「方今治當何先?」安石曰:「陛下當以堯舜為法。」神宗曰:「卿可謂責難於君矣。朕自視眇然,恐無以副卿意,可悉意輔朕。」安石遂大用。觀其一時君臣對話,固皆不失傳統書生氣味。研究一民族之文化,於此等千古相傳神情之常然處,不當不更加以深切之體會。  
     


司馬光與王安石同負盛名,神宗即位,首擢爲翰林學士。光力辭,曰:「臣不能為四六。」神宗曰:「如漢制詔可也。」光曰:「本朝故事不可。」神宗強之,竟不獲辭。在當時神宗意,亦惟知重士尊賢。王安石、司馬光同是當時一名士,在神宗心中,同占重要地位。神宗之重視此兩人,亦由當時群士之公論,神宗固別無私意存其間。此下新舊之爭,則更非神宗所預知。司馬光既不贊同王安石之新政,而神宗則一面信任安石,一面亦仍欲重用光。光曰:「陛下徒祭以祿位,不取其言,是以大官私非其人。」於是神宗終不能不許光之退,然仍不願其離去,乃許其設局繼續編修資治通鑑。司馬光不願居汴京,欲遷居洛陽,神宗仍許其以局自隨。光居洛十五年而書成。劉恕、劉攽、范祖禹,皆許隨局編修。二劉皆有官位,許以原官隨光。獨祖禹僅登進士甲科,未仕,乃寧願犧牲仕途,亦隨光在洛十五年。及通鑑書成,光乃薦祖禹爲秘書省正字。祖禹之得仕,乃違反於當時之政治體制。其時安石尙當國,尤愛重祖禹,乃祖禹竟不往謁。凡此等事,皆當時政治階層中事,但必當從士人階層中之傳統風氣中去求瞭解。若專以政治言,則此等事皆與規章法制無合。惟有深曉於中國文化傳統中士階層之風氣習尙,則上自帝王宰相,下至卑官隱逸,同此一矩矱,同期於趨赴,無足深怪。故劉安世嘗言:「金陵亦非常人,其質樸儉素,終身好學,不以官爵為意,與溫公同。但學有邪正,各欲行其所學,而諸人辄溢恶,謂其為盧杞、李林甫、王莽。故人主不信。」則當時之黨爭,明係士階層中一學術思想問題。故劉安世謂其邪正有別,而宋神宗則雙方兼重。 司馬光在當時,儼然以政府之政敵自居,而神宗始終優禮不稍衰,此又豈「帝王專制」之謂?故凡有志研討有宋一代之政治情勢者,與其求之帝王之身,實不如求之當時之群士,更易直捷明瞭其一切癥結之所在。今日國人,於中國社會四民之首之一士傅統,既漫不經心,則無怪其論中國 文化之一切無當情實,則謂中國乃一「專制政治」與「封建社會」,其又何怪?    
   


王安石在神宗初年,爲經筵講官,又爭坐講之制。其意謂,論職位則君尊而臣卑,但講官所講者「道」,帝王亦當尊師重道。於是安石坐而講,神宗立而聽。神宗對安石之益加尊信,此一事宜非無影響。此亦帝王之尊士,自有其歷史傳統,不得謂乃以助長其專制。安石後,程頤以布衣爲講官,亦爭坐講。正言厲色,又時有諫諍。時文彥博爲太師平章重事,侍立,終日不懈。上雖諭以少休,不去。或問頤:「君之嚴,視潞公之恭,孰為得失?」頤曰:「潞公四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職輔導,亦不敢不自重。」同時司馬光、蘇軾輩,則皆疑頤之所爲。今試以現代人目光評論,又豈得以王安石、程頤爲正, 而文彥博、司馬光、蘇軾之遽爲不正乎?評論一件事,宜可有正反兩面之意見。即如文彥博、司馬光、蘇軾諸人,彼等豈亦贊許帝王之專制?歷史事件,又豈得不精心細究,而輕以意氣加以評判?       


在中國歷史上,開國之君與其同時之士最疎隔者,在前爲漢高祖,在後爲明太祖;而明太祖尤甚。但歷代開國,士儒之盛,唐初以外,亦首推明初。明太祖對士人,亦多方羅致,無所不用其極。洪武十五年,國學成,行釋菜禮,令諸儒議之。議者曰:「孔子雖聖人,臣也,禮宜一奠再拜。」太祖曰:「聖如孔子,豈可以職位論?昔周太祖如孔子廟,將拜。左右曰:「陪臣,不宜拜。」周太祖曰:「百世帝王之師,敢不拜乎?」遂再拜。朕深嘉其不惑於左右之言。今朕敬禮先師之禮,宜特加尊崇。」儒臣乃定其儀。       


嘗竊謂西方政教分離,上帝事由耶穌管,凱撒事由凱撒管。「神聖羅馬帝國」,乃中古時期教會中一幻想。故在西方政治自成一集團,不如在中國,政治集團即同時爲一士人集圑。中國歷史有孔子,非宗教主,而爲歷代帝王所共尊。中國傳統政治歷代取士標準,亦必奉孔子儒術爲主。「政統」之上尙有一「道統」。帝王雖尊,不能無道無師,無聖無天,亦不能自外於士,以成其爲一君。明汪仲魯朱文公年譜序所以謂:「師道之立,乃君道之所由立。」 但明太祖既得天下,乃私欲尊「君道」於「師道」之上,而遂罷廢宰相制。淸初,黃宗羲《明夷待訪錄》倍加訶斥,以明太祖之廢宰相爲大不道。       


近代國人,必斥秦以下歷代政治爲「帝王專制」,則孔子亦不得辭其咎。故民初新文化運動,盛倡民主,「非孔」亦題中應有之義,故有「打倒孔家店」新口號。惟論語、春秋,其書俱在,是否提倡「帝王專制」?二十五史及三通、九通諸書亦俱在,是否其一切制度及其故事皆爲「帝王專制」?義理、考據,兩皆明備。若必以「帝王專制」作定讞,則此諸書,惟有棄置不讀。本篇所舉,乃屬隨手拈例,無當於九牛一毛,亦僅姑妄言之。非必欲回護中國傳統政治,然亦足資必欲鄙斥中國傳統政治者作一參考。  



本文原刊载于《联合报》,后收入《晚学盲言》。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特别推荐购买此书仔细研读。选编不易,转载请遵守基本规则,务必注明原始来源“勿食我黍”公号。不守此规矩的公众号,请勿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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