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時 | 我在哈佛大學的求學生活

在一九五〇年代的香港，我們全家生活在窘迫中，我根本沒有動過出國讀書的念頭。一九五五年我竟然到美國哈佛大學去進修，真是意外中的意外，關於這件事，賓四師曾有過一段簡述，他說：

哈佛燕京社先於四十三年〔編注：民國紀年），來函邀請新亞派一年輕教師，在三十五歲以下者，哈佛訪問。詢之港大，並無此事，乃知在港惟新亞一校獲此邀請。以新亞教師無年輕合格者，姑以年長者一人亦曾留學美國者，商其同意應之。哈佛以不符條件，拒不納。翌年又來函邀，遂以新亞第一屆畢業留為研究生余英時以助教名義，派送前往。一年期滿又獲延長一年。又改請加入哈佛研究院攻讀博士學位。畢業後，留校任教。是為新亞研究所派赴國外留學之第一人。（《師友雜憶》，全集本，頁三二〇~三二一）

錢先生所述大體正確，但細節仍不免有出入，讓我藉此機會用我自己的記憶作一補充。

我清楚地記得，一九五五年一月底，伍鎮雄先生奉賓四師之命，到研究所來找我。他在耶魯大學讀過書，也在新亞任教，但這時又兼任學校的英文秘書。他帶來了哈佛燕京學社致新亞的全部文件，讓我細讀，然後決定是否願意被提名，到哈佛大學進修一年。原來哈燕社從一九五四年開始，建立了一個新的制度，叫做“訪問學人計畫”。根據這一構想，哈燕社每年聘中、日、韓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中的學人到哈佛訪問一學年。他們有聽課和研究的自由而無考試的義務，一年之後仍可申請延長一年。但訪問學人在年齡上則有較明確的限制，即三十歲以上，四十歲以下。可知此一計畫的主要目的在於提升中年學人教學與研究的水平。當時哈燕社每年計畫招收十一、二位訪問學人，多數來自日本，一兩位來自南韓，香港和台灣則各有一人。台灣最初只有台灣大學一處受到邀請，後來才增加了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和師範大學兩處。當然，提名並不一定被接受。

但伍先生進一歩告訴我：學校鑒於上一年的推薦因年齡不合而未成功，今年的情形並無改變，仍是年長者過之，年少者不及，因此決定同時提名唐君毅師和我兩人，以待哈燕社的抉擇。迓一年，君毅師四十六歲，我則二十五歲，恰恰是他過之，我不及，因此我雖然最後同意一試，並且為提名試寫一篇很長的進修計畫，但我對於去哈佛的事卻未抱一絲一毫的期待我有兩重很堅強的理由：第一、“訪問學人”在哈燕社的文件中是指學術研究方面已取得相當成就的人，所以至少當在三十歲以上而我當時則是大學畢業不久而剛剛開始接受研究訓練的年輕學生。第二、唐君毅師已是卓然有成的哲學家，而我連一篇具有原創性的專题論文也沒有發表過，如何能與他相提並論？所以我只感到被提名是一種榮譽和鼓勵，沒有再作進一歩的設想。

但萬萬想不到的是：兩個月後我竟收到哈燕社社長葉理綏的正式公函，邀請我在秋季到哈佛訪問。信中還特別註明，為了使我熟悉哈佛情況並增進英文說與寫的能力，我可以提前兩個月，在七月初便先到學校。這封信當然使我喜出望外，但當時仍不免困惑，不理解我為什麼能夠入選？直到我去哈佛住了幾個月之後，才知道哈燕社的“訪問學人計畫”是把重心放在年輕學人的方面，主旨是在使他們學與思的潛力得到充分發揮的機會。所以我的年齡不足和學尚未成反而是這次入選的主耍原因。同時我也相信，哈燕社上一年已拒絕了新亞的提名，這次又提名二人待選，出於對新亞特殊處境的同情與支援，他們才破例接受了我。

上引賓四師回憶中提到一九五四年推薦了“年長者一人”而未及其姓名，這裡也許應該補充一下。這位老人便是陳伯莊先生。陳先生是和胡適、趙元任等同年（一九一一）官費留美的，他的專業是化學工程，但回國後轉而在經濟、交通各方面發展。抗戰勝利後他出任京滬鐵路局長，一九四九年初他避難南下，定居香港。但從這時起，他的興趣轉向杜威哲學和社會科學。他一方面在新亞兼一門社會學的課程，另一方面則創辦了一本很有分量的《現代學術季刊》，以研究和翻譯西方最新的人文與社會思潮為主。當時他已集中精神研讀帕森斯新著《社會系統》一書。我和他常常在一起討論，而《現代學術季刊》也為我開了不少眼界。他因為編《季刊》的關係，很希望到美國訪問，以便和各大學有關教授商討譯介新思潮之事。這是他同意新亞提名的主要原因，但因與哈燕社計畫不合，乂兼年事過高，以致未能實現。關於這一經過，胡適在一九五四年六月一日給楊聯陞師的信中有所透露，原信說：

新亞書院推薦的一位，我聽說是陳伯莊先生。他是同元任先生同我在一九一〇年考取出洋的，他在國內做過許多大事業，是一位很可敬的官吏。近年來他專心研究Dewey派的思想，讀了無數的哲學書，所以想出來找些人直接討論討論。他的年齡與元任同歲，我怕他不能合格。（見《胡適全集》第二十五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二〇〇三年，頁五五八。有關陳先生的生平與思想，可讀他的文集《卅年存稿》，有胡適的序。香港，東南印務出版社，一九五九年）

楊先生與「訪問學人計畫」有關，胡先生特別和他討論陳伯莊案，似有為他說項的用意。陳先生訪美之願到一九五九~一九六〇年才實現，因為福特基金會決定支持他編譯新思潮叢書的計畫。一九六〇年初我和他在哈佛暢聚了一兩個月，我並且同意為他的叢書編譯一部有關歷史哲學的論集。可惜他冋香港不久竟去世了。他是在香港時期對我發生過正面影響的一位前輩，所以補記於此。

從月尾開始，我積極辦理去美國的法律手續，想不到碰到了極大的阻力，幾乎不能成行。原來當時在台的國民政府和美國國務院之間存在著一個協定，即香港和澳門的中國人去美國，必須用中華民國的護照。依照這一協定，我不能不通過台灣的教育部和外交部中請出國護照。但台灣派在香港的地下公安人員不經過任何調查，也不曾找我詢問，便已秘密呈報台北政府，說我是反國民黨的「第三勢力」，到美國後必將發出對台灣不利的政治言論。這樣一來，我的申請便被擱置在一旁，無論是教育部或外交部都不敢答覆，有如石沉大海。賓四師後來瞭解到這一情況，還特別寫了一封懇切的公函給台北行政院，但因安檢一關不能通過，也沒有發生絲毫作用。申請案一直拖了六個月之久，我不但不可能在七月去美，而且到了九月中旬哈佛開學之後，我也未能得到台北任何回音。我不可能取得護照已是確定無疑的了。

可笑的是，我在香港幾年雖在所謂“第三勢力”刊物上寫過不少文章，卻從來沒有一個字涉及KMT。我的作品主要是從歷史角度倡導敏祝滋油的價值，上面已經說過了，不必再談。

我的困局當時在香港傳布得很廣，最後連亞洲協會駐港代表艾維也知道。艾維很尊重賓四師，一九五二年亞洲協會出資試建新亞研究所便出自他的決定。因此他通過賓四師，傳話要我去和他當面一談。在瞭解了全部情況之後，他自動地寫了一封信給美國駐港總領事莊萊德（長期在台北任美國駐華大使），指出我到哈佛訪問是一個青年學人一生難得一遇的進修機會，不應因技術性問題而喪失。於是莊萊德在覆信中提出了另一個給我入境的合法方式：我在香港找一位律師，當面宣誓自己是“一個無阈籍之人”，再由律師寫成正式文件，簽名其上，以代替護照，米國領事館便可合法地在這一文件上簽證。

這一“無國籍”的身分給了我很大很多的困難。我每年都必須到移民局去申請延長，當時持有這一特殊身分的人似乎不多，移民局官員每次必詳細追問，並一再警告我不能離境，一離境簽證便失效了。這一情況直到十幾年後取得永久居民的身分才告終結

一、初訪哈佛

我第一年在哈佛的正式身分是「哈燕社訪問學人」，所以本節題作「初訪哈佛」。

由於上述護照問題的延誤，我遲至十月三日才離開香港，哈佛則已經開學了。艾維先生為了照顧我，特別安排舊金山亞洲協會總部派人接機，並請我在舊金山多留一天，認識一下美國西岸的情況。所以我入境之後，協會工作人員〔漢名許樂柏）先生已等在外面，手持名牌，待我前去相認。當天晚餐後他送我到旅館休息，第二天下午又開車帶我去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說是為了讓我先看看西岸著名大學的校園，可以和東部的哈佛作一比較。我在加大參觀了東方圖書館，恰好館長是房兆楹先生。他是燕京大學的早期校友，和我的父親同受業於洪業（煨蓮先生，所以對我很親切，並找出一些善本書讓我過目（我記得其中包括貫華堂本《水滸傳》）。十月五日下午許樂柏又親自送我到機場，直飛波士頓。我對於許樂柏真是感激萬分，可惜以後再也沒有機會重見。一九六四年他任美國國家科學院太平洋科學會副主任，在台灣主持中美科學合作事務，最後則進入國務院，主管與中國有關事務。

哈佛燕京學社的接待

許樂柏前一天已打電話通知哈佛燕京學社，我的班機號碼和到達時間。他轉告我說：哈燕社將有人接機，讓我放心。但開車來接我的竟是哈燕社副社長裴爾澤。他是人類學教授，以研究日本工業化以後的社會變遷，聞名於時，六〇年代正式接任哈燕社社長。原來哈燕社成員都是研究中國、日本的教授們兼任的，除了一位管收發文件的祕書外，並無其他專業職員。裴教授在車上給我詳細指示，怎樣在生活上安頓下來？怎樣在哈佛選聽課程？怎樣利用不同的圖書館？但他一再強調：我擁有完全的自由，無論是研究還是聽課，全都自作主張，不用取得哈燕社的同意。最後他又問我認不認識「Professor Lien-sheng Yang」？這是我第一次聽到楊聯陞先生的姓名，我只能實話實說。他的反應似乎相當詫異，但他並沒有說話，我是從表情上看出來的。當時楊先生在西方漢學界，特別在美國，幾乎無人不知。我的孤陋寡聞大概超出了他的想像。

約在十月中旬的一個傍晚，哈燕社召開了一次「訪問學人」集會，除了五四、五五兩屆學人外（二十人左右），所有參加過審查的各科教授也都出席了。葉理綏社長致詞，說明計畫的性質等等。在答問時，他講了一個極有趣的真實故事。有一位申請人不知道「Yenching」是中文「燕京」的譯名，以為是動詞「Yench」的現在進行式，但又在字典上査不到這個字，因此他追問：到Harvard來「Yenching」究竟是做什麼事？這個故事引起哄堂大笑，我至今仍記憶猶新。

會後聚餐，共有五、六桌，我的座位左右是兩位教授：一邊是柯利夫先生，蒙古文和元史專家；他在北京（當時是“北平”）住過多年，說一口流利的北京方言。另一邊則是Morton White先生，剛剛接任哲學系主任。柯氏那時天天和洪業先生討論元史、蒙古史問題，知道洪先生是我的「太老師」之後，我們之間便不再存在任何隔閡而進入了暢所欲言的境地。話題很快便轉到陳垣先生身上。我當然推重援庵老人的學問，但柯先生讀過了〈陳垣給胡適的一封公開信〉，十分憤怒，說他有學無德，是一個「投機分子」。我也實在找不出理由來為他辯護。

我和懷特教授的交談對我後來在哈佛的治學方向也發生了意想不到的影響。我最初請教他哈佛哲學系的基本傾向，然後又問及最近哲學系有沒有中國研究生？在答覆後一問題時他告訴我二戰之後，有一位中國學生到哈佛來研究數理邏輯，取得了驚人的成就，目前雖還是哈佛哲學系助教授，但在此一領域屮已居於領先的地位。他指的是王浩，我在香港時已從殷海光的文章中得知其人了。不過當時他去了英國，我要等到很多年後才和他見面。最後我又問他教些什麼課程？他說除了分析哲學、美國思想外，近來正準備開一門新課，專講歷史哲學的問題。不過他補充一句，他不是要採用一套哲學玄思，強加在歷史整體之上，如黑格爾、馬克思、斯賓格勒，或當代的湯恩比之所為。相反地，他是要運用最新發展的分析哲學，特別是語言哲學，來檢討歷史知識的性質和功用。我多年來都在和馬克思的唯物史觀打交道，最近又為湯恩比的文明理論所吸引。因此一聽到懷特的話，不禁喜出望外，當即表示向他受教的誠意。此事後面還有機會涉及，姑止於此。

也是在這次大集會上，我第一次認識了來自台灣的兩位訪問學人——董同龢先生和邢慕寰先生。

董先生是一九五四年由台灣大學推薦而來的，一九五五年是他的第二年，也是最後一年。他曾戲稱自己是「二年級」，說我和邢慕寰是「一年級」。他是清華大學的高材生，以中國語言學，特別是音韻學為專業，走的是趙元任、李方桂兩大師的研究路線。他參加哈燕社訪問計畫時稍稍超過了四十歲，但已取得第一流的學術成就。他在中研院史語所語言組（組主任是趙元任）潛修了十幾年，所著《上古音韻表》早已成為經典之作。他還寫了一部深入淺出的《中國語咅史》，真正達到了雅俗共賞的地步。他為人爽朗而謙和，對我這個「一年級」的小師弟頗多照顧。當年我們住在同一條街上，，時相過從。一九六二年夏季，他受聘為印第安納大學教授，來美接洽移民事，並順道重訪哈佛。我很高興有機會和他重晤，特別請他午餐，長談了兩、三小時。但萬萬沒有料到，他回台灣後檢査身體，竟發現肺癌已到晚期，不久便去世了。

「一見如故」的邢慕寰

其次再說我和邢慕寰先生（以下通稱“慕寰”）從相識到深交的經過。慕寰當時是台大商學院的經濟學教授，他在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七兩年曾由國家資源委員會保送來美進修，這是第二次來美。哈佛燕京社宴會後第二天，我們約好共進晚餐，彼此多一些瞭解。我們同屆，又同具中國背景，卻分別來自台灣和香港，所以交流和溝通是很有必要的。沒有想到，接談之下，彼此極感投契，幾乎可以說是「一見如故」。這是我生平極少有的經驗之一。現在回想起來，這是由許多特有的因素造成的，並非偶然。

第一、他是湖北黃梅人，與安徽潛山相去不遠，語音也相近，我小時在鄉間最愛聽的黃梅戲便是從他那裡傳過來的。我們之間多少有一種同鄉感。

第二、他的專業雖然是西方傳來的經濟學，但十六歲以前受的卻是私塾教育，認真學過古文、詩詞、書法，而且一生愛好詩詞，創作極多，足以傳世。（他死後，友人為他編了一部《邢慕寰院士詩詞選集》，二〇〇〇年由台北中國國際商業銀行文教基金會作為一種非賣品發行）我還清楚地記得，那天他在飯桌上寫一首七絕給我看，描述他第一次坐飛機的印象。我本來只記得最後一句，現在才在《選集》（頁一一）中査到了全詩，題作〈飛印途中〉，詩云：「淮南鷄犬無消息，但覺天階步步平。百萬峯巒爭入眼，回頭箇箇白雲生。」此中「天階」、「白雲」兩句確道出了初上天者的特有感受。這是他一九四五年赴美進修時寫的，十年之後尚可隨手拈來示人，可見是他極為得意之作。我在十六歲以前讀的也是私塾，最初寫詩也是私塾老師教的，可知我們的教育背景也大致相同。（見〈我走過的路〉，收在陳致《余英時訪談錄》，北京：中華書局，二〇一二年，頁一~二）

第三、慕寰研究經濟學，最初傾向於繼華經濟。伹他不取酥蓮的抱立磚正，而接受英國費邊社的模式。一九四五至四六，他在芝加哥大學經濟系作了一年的研究生，那是美國自由經濟學派的大本營。他深受海耶克的影響，終於領悟到在政治干預下的任何繼華經濟必然會導向「駑益之路」。一九四六年他有〈芝加哥就學〉七絕一首專記此悟：

昔曰傾心服費邊，只緣時論太畸偏。一年默化門墙外，始悟楊朱洞躅先。（《選集》頁一四）

詩中借「楊朱為我」〔即個人自由）表達歸宗於自由經濟之意。他的自由主義從經濟領域延伸到政治領域。我們在談話中曾涉及《自由中國》半月刊在台灣的作用，他雖不寫時論，但他的同情顯然是在《自由中國》一邊。我最初曾有過一個疑慮：萬一他是一位封閉型的國民黨人或基本上認同於國民⋯⋯⋯⋯，則我將何以與之相處？但這餐飯吃下來，我的疑慮已煙消雲散了。

第四、作為一位專業學人，慕寰具有很多令人肅然起敬的美德。限於篇幅，這裡只提三點：首先是他對真理的追求。他畢生研究經濟，特重理論，不斷深入，精益求精，完全體現了西方所謂「為知識而知識」的精神。其次，他並不僅僅為個人的成就而努力。眼見經濟學在台灣的落後狀態，他不惜花費極大的功夫培養下一代的人才。因此在中研院經濟研究所，「他決定親自訓練，奠定初級研究人員的經濟理論基礎及分析經濟資料所用的工具。」（見于宗先為《詩詞選集》所寫〈序一〉，頁七）一九六三年宋史名家劉子健先生適在台北，曾偶然旁聽過慕寰的課。他後來告訴我：慕寰指導學員讀書，一字一句都不放過，必使他們透澈理解而後已。劉先生說，他簡直佩服得五體投地。慕寰在此又繼承了「誨人不倦」和「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的儒家傳統。最後，慕寰對於台灣的經濟發展也有直接和間接的貢獻。前者包括編製國民所得及參與賦稅改革等等，後者則主要通過政策建言的方式；二者都收到了相當的實效。可見他仍然擁抱中國「士」的「學以致」的基本價值。但他緊守經濟學家的專業立場，並不因為求「用」之故而踏進權與利的世界：他終生和仕途與商界無緣。對於他這些美德，我雖自知望塵莫及，然而確是「心嚮往之」的！

從上面的陳述，可見我們的價值系統大體相近，言談中處處融合無間，是非常自然的。如果還要加上一個因素，那便是我們的性情相投，即西方人所謂chemistry相合。所以我不認為我們的「一見如故」出於偶然。

第一學年我們分居兩處，但常常在劍橋一家中國館子吃飯。一九五六年春季我們便決定第二學年合住一處，可以自己做簡單的中阈飯。慕寰說，他以前在美國曾有過自炊自食的經驗。因此六月底我們的租約滿期以後，在哈佛街找到了一所小公寓，開始了我們的同寓生活。此街離校園歩行不過十幾分鐘，相當方便。但我於烹飪一道，完全外行，所以除了同去市場買食料以外，我們的分工如下：烹調重任由他獨力承當，清洗食具和整頓廚房、飯廳則全部由我負責。一年下來，這一分工證明是成功的。不過我必須補充一句，慕寰的烹飪功夫相當高明，不但日常菜餚隨手即成，必要時還能精製一二美味，接待賓客。我記得最清楚的便有兩次：一九五六年款待他的友人周鴻經先生〔曾任中央大學校長和中央研究院總幹事），一九五七年春季接待我的老師唐君毅先生。這兩位貴賓都從頭到尾稱賞不已。

暑假三個月是我生平讀書最愉快也最有效的一段時期，至今記憶猶新。只要天氣晴朗，我們每天晚餐後必到查理斯河畔散歩一小時左右，回來各歸己室，繼續讀日間未畢之書，直到午夜。慕寰不斷探究經濟理論，我則趕讀一些西方、歷史和思想的名著。這是因為我下學年開始將做研究生，而自覺對西方文史哲之學所知淺薄，必須在開學前補充一些基礎知識。「文武之道，一張一弛」，我們當然不是一天到晚都埋首書中，稍有倦意便到廚房去喝茶聊天，彼此的家世背景、生活經歷等都是在閒談中自自然然流露出來的。同時在正經書外，我們也各有消閒的讀物。慕寰手頭有-冊美國作家史東的《梵谷傳》是關於荷蘭畫家梵谷的人生特寫，出之以小說方式，當時剛改編為電影，平裝本暢行。慕寰極賞其書，一面讀一面對我津津樂道（後來我也讀了）。我則一向喜歡偵探小說，一厚冊《福爾摩斯全集》便是在這個暑假中讀完的。

總之，這一暑假我們的生活完全自由白在，心境又非常平和，所以特別能感受到讀書的樂趣。

九月開課以後，我們都大忙特忙了起來。我因為選修了三門西方史學、哲學的課程，再加上費正清關於清史的「專題研究」，讀書和撰述的負擔都很重。關於這一方面的情況，留待下文再詳。這裡只說我所見到的慕寰的研究取向。慕寰的主要興趣在經濟理論，並且常常跟我説，他有一套理論構想，只有在美國這樣人才濟濟的研究環境中才容易發展出來。所以他在哈佛訪問的最後一年必須抓緊時機，加倍努力。我不知道他選修了幾門課，但他在閱談中透露，這一學年他主要是跟兩位教授做研究：一位是哈佛的里昂狄夫，另一位是麻省理工學院(讀)的桑繆森，不過性質不同。桑氏是數理經濟學的開創大師，慕寰每週去聽課兩次，主要是為了吸收新知。他參加里昂狄夫關於「美國經濟結構」的專題研究才和他自己的理論研究密切聯繫了起來。他並不是旁聽此課，而是正式參加，既做口頭報告，也寫專題論文。里昂狄夫原籍俄國，最早在德國作研究。一九二八年他受中華民國鐵道部之聘，在南京做了一年的顧問，所以對中國學者很親切。慕寰和他過往極感愉快，研究也非常起勁。我記得他在做口頭報吿前，草擬了一張很複雜的表格，但因時間關係，最後還是我幫他將定稿謄抄在一張極大的硬紙上面。里昂狄夫對他的論文顯然很欣賞，稍後將論文綱要發表在他主編的專刊上。

我們共寓的一年充滿著美好的回憶，中間沒有發生過任何一點不快或誤會。我相信這是很不容易的事。一九五七年六月他回台灣，第二次相逢則在整整十年之後。但我們的緣分既深且遠，欲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慕寰寫詩贈我，先後多次。但我最珍愛的是他一九七五年贈我的五古一百字，用秀雅書法寫出。當時我全家從香港返美，所以慕寰賦詩贈別，把我們一家人個個都寫進去了。我回美後先後遷居三次，但無論在何處，這首詩都掛在客廳的牆上。現在我把它抄在下面，以誌不忘：

世間何寂寞，知交君一人。披瀝見肝膽，契合若石金。久別縈夢寐，重晤感衷忱。康橋楓晚醉，裴山雪夜晴。旋有東林約，復聚南海濱。命隨蓬梗轉，分與芝蘭親。鴻案清芬溢，鳳丫秀色新。侵曉聽風雨，忘憂論古今。秣崗幽且嫻，秣川澹而溫。浩然欲歸去，長空涼月明。

英時兄與予相交二十年，離多會少，近二年竟重聚香江，輙過從長談。淑平嫂待予，亦如至友。今又遠別，書此留念。慕寰乙卯

「訪問」一年的工作回顧

最後，我要回顧一下這一年作為「訪問學人」，我做了些什麼事。由於上述遲到的緣故，我一直到十月底才覓得住處，在劍橋的生活勉強算是安頓了下來。冈此整個上學期，我僅僅旁聽了幾個課，都是從半途開始的；除了聽課能力稍有進步外，談不上有什麼心得。一個更重要的原因使我不能全心全意追求新知，是我必須完成一篇新亞研究所的專題論文。

一九五五年春夏之交，我開始撰寫〈兩漢之際政治變遷的社會背景〉論文，即是對研究所的工作報告。但當時僅成半篇，行前來不及終卷。錢先生囑我到美後續成，以便刊入《新亞學報》第二期。該期已決定於一九五六年二月截稿，錢先生希望我的論文可以及時刊出，作為新亞研究所的一種成績，也算對哈燕社支援研究所的一種回報。所以我在生活安定後，便利用哈佛的豐富藏書，重寫此文。全稿於一九五六年一月底完成，共五萬餘言，改題為〈東漢政權之建立與士族大姓之關係〉。但這篇文稿竟導致我初次向楊師蓮生（聯陞）問學的機緣，並由此而開始接觸了日本和西方的漢學，則是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的事。

向楊聯陞先生問學

在兩三個月的重寫過程中，平時來往較多的朋友們都已知道我的研究題旨。其中劉子健先生和張鏡湖先生曾先後對我說：楊先生早年在清華時已發表過一篇和我的題旨相近的名文，因此叮嚀我必須向他請教。劉對楊先生一向敬佩，時時請益。張是氣象學家，其時在哈佛從事博士後研究：他和楊先生同嗜圍棋與麻將脾，交往很密，又由於他是張曉峰（其昀）先生的公子，對於楊先生的史學成就也有親切的聞見。他們既如此說，我已決定在完稿後請楊先生閱評。前面已說過，我在來美前從無機會得聞楊先生的大名。大約在上述哈燕社宴會後不久，我和董同龢先生和慕寰共同晚餐，餐後董先生提議我們同去拜訪楊先生。他們是清華同學，相知頗深，所以不必事先約會，也不必打電話詢問。這是我第一次和蓮生師會面（十月中哈燕社會宴，他大概有它事未來）。我們在楊家飯廳中暢談了兩三小時，歷史、語言、文學、社會科學等無不涉及，楊先生不但議論風生而且處處流露出知識範圍之廣闊和識見之深厚。我還記得在談到當今詩詞作家時，他特別推崇蕭公權先生，並檢出蕭的手稿相示。他說，清華教授中以詩詞的創作才能而言，前有王國維，後有蕭公權，他譽之為「王蕭繼美」。當晚回到住處，我立即寫信給錢先生，報告會後情況並表示對楊先生的欽佩之意。我問錢先生，是不是認識他？錢先生回信說：「楊君治經濟史有年，弟能常與接觸，定可有益。」（此信《素書樓餘瀋，書札》未收，原件當仍在素書樓中）以此丙緣，我更迫不及待地希望他能審核我的文稿。

文成後的第二天下午，楊先生便約我在他的辦公室相會。他先借出載有他的〈朿漢的豪族〉的《清華學報》，並笑著對我說：「讓我們先讀彼此的文章。」他讀得極快，並隨手改正了我的漏字和誤字以及行文欠妥之處，但最後告訴我，我的論文重點和他不同，其中並無多少重複之處，可以另行發表。我多日來的惶恐心情至此才定了下來。接著他又介紹了兩部近著，供我參考：一是瑞典學者畢漢思的《漢代的中興》（一九五二年）和日本名家宇都宮清吉的《漢代社會經濟史研究》〔一九五五年）。我當即攜歸細讀，於是才認識到他阈學人研究中國學問已達到了何等程度，我前此因無知而對國外漢學所抱的些許偏見，至此已一掃而光。但楊先生一貫的批評精神也對我發生了影響。他認為畢漢思書中一個重要觀點，即王莽政權亡於黃河改道，立論太偏，且無強證，與我的論文主旨也有衝突，因此特別要我加以討論。我的論文「後記」以〈畢漢思「王莽亡於黃河改道說」質疑〉為題，即因他的指示而來。但當時不便明言，以免為他招怨。自此以後，我一方面不斷注意歐、美漢學家的論著，另一方面則對其中某些新奇可異之說絕不肯輕易放過。楊先生對於西方漢學的態度在蕭公權先生下面一段記述中表達得最清楚：

照我看來，不曾經由放眼看書，認清全面事實而建立起來的「假說」，只是沒有客觀基礎的偏見或錯覺。……近年來有若干歐美的「學者」因急於「成一家言」'不免走上這一條險路。楊聯陞教授在一九六〇年參加中美學術合作會議時曾含蓄地指出這個傾向。他說美國「史學家」的長處是富於想像力。如不加以適當的控制，他們可能會「誤認天上的浮雲為天際的樹林」。(見蕭公權《問學諫往錄》，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一九七二年，頁六四）

楊先生後來對我說，「天上浮雲」的引言借自傅斯年先生；傅用此語則是譏刺拉提摩爾關於中國邊疆史的信口開河。蕭先生晚年在美國執教，對於「有些研究中國歷史的美國學者」深同此感。所以他也引王陽明的名言與楊先生的話相印證，其言曰：

今學者於道，如管中窥天，少有所見即自足自是，傲然居之不疑。（同上，頁二二三。按：頁二二西譯楊語為「把天際浮雲溪認為地平線上的叢樹」似更精確。）

楊、蕭二公說的雖是五十年前的話，但今天並未過時，甚至更為適用。因為今天來自中國、台灣、香港或東南亞的華人子弟，由於古典語文的訓練遠非昔比，已越來越不能判斷這一類「學者」、「一家之言」的是非得失。他們不但不能以批評的眼光閱讀，而日.往往一擁而上，為之推波助瀾。我之所以鄭重引楊、蕭二公的話，只是希望或許能發生一點警惕作用，即使完全無效，至少也盡了一己的良知。〔關於楊先生的系統介紹，可看我的〈中國文化的海外媒介〉一文，收在《猶記風吹水上鱗》，台北：三民書局，一九九一年〕

旁聽三門課

我訪問的上學期主要用在這篇論文上面，下學期〔二月至六月）我才能全心全意地聽課並閱讀指定的教材。這學期一共旁聽了三門課程，即帕森斯的「社會系統」(屬社會關係學系）、布林頓的「歐洲近代思想史」和基爾莫的「文藝復興與宗教改革」。讓我稍稍解釋一下選聽此三門課程的背景。

帕森斯的「社會系統」

前面已提到，我在香港期間已通過陳伯莊先生和他的《現代學術季刊》，對帕森斯及其《社會系統》一書稍有認識，到哈佛以後更發現帕氏和他的新理論在美國社會科學界如日中天，其影響力之大遠遠超過社會領域之外。我既來哈佛，恰巧他正在講授這門課，則聽他親口講述，以明究竟，自然成為一個無法壓抑的欲望。帕氏講述的内容不斷在修正和發展之中，與寫成的文本互相照應、互相補足，但並不重複，也很少鑿枘。在課堂上，他並不只講理論，而是引不同社會生活方式所呈現的「事實」與「理論」互相「證實」。(「Verfication」或「verify」是他常用的字）他也分析了屮國社會系統，參考書則包括了費孝通的《鄉土中國》，我才知道費後來在《觀察叢書》中刊布的〈鄉土中國〉和〈鄉土重建〉，最初是用英文寫成的。

我在聽課過程中，終於掌握到帕森斯理論的思想來源。一方面，我閱覽了不少當時學人對他的評介文字，另一方面，我很費勁地讀了他在一九三七年出版的成名專著——《社會行動的結構》。在這一部八百頁的鉅著中，他把他自己所全力推動的「行動的理論」追溯到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歐洲一群社會科學家的身上，其中最重要的有英阈馬歇爾、義大利的柏勒托、法國的涂爾幹和德國的韋伯。但帕森斯對韋伯尤其推重，他可以說是韋伯在美國的繼承者和發揚者。無論如何，韋伯學術之所以能傳入美國而成為一派顯學，帕氏的功績無人可及。最顯著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便是帕氏在一九三〇年譯成英文而流傳天下。

就我聽此課的效果而言，我對於他所建構的現代社會的理論，興趣逐漸轉淡，但是通過講論而接觸到韋伯有關歷史社會的多方面觀察卻越來越感到引人入勝，特別是韋伯對於傳統社會和現代社會的比較和分析。關於這一方面，以後還有機會涉及，姑止於此。

關於帕森斯及其理論，這裡還要補充一筆。一九五〇年代中葉是他的鼎盛時期，但進入六〇年代以後，由於美國社會發生了劇烈的變動，他的理論已開始受到質疑與批評。特別是因反越戰而馬克思派的激進思潮湧現以後，他以美國經驗為背景而建構起來的所謂「現代型社會式」，在新一代社會學家和青年學生眼中已成為「落後」甚至「反動」的代表。據近來偶然讀到有關論評，似乎帕氏瑰論在他死後獲得了相當程度的積極評價，但五〇年代的光輝則已一去不復返了。新理論、新觀點的興起和衰落在美國人文社會科學界幾乎每隔五、七年便有一批，不足為奇但以我的親身體驗而言，帕森斯是我遇到的最早一例，所以印象最深。

我和帕森斯並無個人問的交往，但有一趣事可以記下來，以博讀者一笑一九七三年秋季，我從哈佛請假回到新亞，負責行政事務，以落實當年回母校服務兩年的承諾不記得是一九七三年秋季或七四年春季，帕森斯到円本講學，順道來香港一遊，新亞社會學系同仁當時金耀基兄在內）請他來做一次講演。他聽說新亞校長是哈佛的告假教授，表示願意一見此事突如其來，我是在十分詫異的情形下接待他的。我們的短暫交談當然很愉快。我很好奇地問他：是不是香港社會學界特別請他來香港的？他說不是，而是他自己在曰本臨時請旅行社代他安排訪港的，到了以後才通知了一兩位相識的同行我又補問一句：你下飛機後有熟人迎接嗎？他笑著說，只有兩家服裝店代表歡迎我，要為我特製西服。我聽了也不禁大笑。

布林頓的「歐洲近代思想史」

我選布林頓的歐洲近代思想史，主要是因為讀了他在一九五〇年出版的-部名書：《觀念與人》請擅，此書深入淺出，雅俗共賞，是那個時期一部暢銷書。在這部書中，他特別提出社會上層有系統的「正式思想」，如西方的「哲學」或中國的「經學」、「子學」'與流行在社會下層的「民間思想」的區別和關係。他指出，向來思想史研究偏重在「正式思想」的範圍之內，「民間思想」則未受到同樣的重視，也許因為後者寓於一般人的生活方式之中，有時甚至和人的行動難以截然分開。但他強調：思想史家(按：他用的是「intellectual historian」)的全面任務是把從抽象哲學概念到人的具體行動集合起來，使之構成一「可以理解的整體」。因此就工作的性質而言，他在一端是處理玄思的哲學史家，而在另一端則是一個社會史家，要從人的日常生活中探索其思想的輪廓。但他的特殊任務則是將這兩端連結起來如果借用王陽明的名詞，可以說這是一種「知行合一」的思想史。我對布氏的觀察很感興趣，因為中國傳統時代已有人注意到上層「正式思想」和下層「民間思想」是互通的。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是明末清初劉獻廷《廣陽雜記》（卷二）中的說法。

余觀世之小人，未有不好唱歌看戲者，此性天中之「詩」與「樂」也；未有不看小說聽說書者，此性天中之「書」與「春秋」也；未有不信占卜祀鬼神者，此性天中「易」與「春秋」也。聖人六經之教，原本人情。

這明明是說：六經起源於「世之小人」日常生活中的某些活動，並非聖人憑空創獲的。劉氏在此實已把布林頓所謂「兩端」連成一體。不但劉氏如此，後來章學誠斷言「道」必求之於「人倫日用」'以及「學於眾人，斯為聖人」（見《文史通義。原道三篇》），則更做了進一層的發揮。甚至戴震也強調：在人的世界中，「人倫日用，凡生生所有事……是謂道。」〔見戴震〈緒言〉〕由此可知上層「正式思想」和下層「民間思想」必須打通這一構想，在中國學術傳統中早已建立起來了。這是我選聽布林頓思想史一課的主要動機。

布林頓是歷史系的資深名教授，以研究十九世紀歐洲思想為世所重，著作甚多，他在一九三三年出版的《十九世紀英國政治思想》已成經典之作。他在全校也是最受尊重的學者之一，所以被選為哈佛「院士會」，第二任主席，從五〇年代一直做到一九六六年返休。「院士會」是哈佛最高的學術團體，這是人盡皆知的。

因此之故，布氏歐洲思想史一課的號召力很大，學生極為擁擠。但是我聽他的課很感不易，因為一方面我的背景不足，而另一方面他講課並非綱舉目張，條理分明。相反的，他漫不經意地隨口而出，又隨時從一個論題跳到另一個論題。我當時以為他年事已高，精力不夠所致，但後來讀到他三〇年代學生的回憶錄，才知道他一向如此，他的講課以極其隨便著稱。但他確是言之有物，學生一路聽下來，各有所得。不過我之所得主要在他評介當時各種不同的研究取徑及其優點和缺點的所在。我之所以獲讀拉夫覺埃的名著《存有的鉅鏈》，並進一步對「觀念史」的研究方法有所認識，便得自布林頓的講課。後來寫博士論文時，我才體會到當時旁聽布氏的講論對我研究中國思想史無形中發生了不少啟示作用。

基爾莫的「文藝復興與宗教改革」

最後讓我說明為什麼旁聽基爾莫的「文藝復興與宗教改革」。我到哈佛以前，從來不知道有基爾莫其人。我聽此課主要是實踐我最初向哈燕社提出的訪問計畫。我在計畫中說，有機會到哈佛訪問一年或兩年，我希望能多讀一些西方文藝復興時代的歷史著述，使我可以認識歐洲是怎樣從中古演變成近代的。我相信，這一方面的歷史知識將大有助於我將來研究中國文化如何從傳統轉移到現代的整體歷程。到哈佛以後，我查出基爾莫是這一領域的專家，恰巧他這一年又開了講演課程，其對象是二、四年級大學本科生和一、二年級研究生，所以我決定一探究竟。

但是此外還有一偶然因素，也促成我旁聽此課。我所聽其他各課都只有我一個中國人，而文藝復興一課卻有另一位中國學生正式選修，而且必須參加考試以取得學分。這位中國學生便是王德昭先生，一九二〇年代未畢業於北京大學。到台灣以後，他在師範學院（後改為「大學」）教西洋史，已取得教授的職位。一九五五年他考取了公費留美，獲得兩年獎學金，到哈佛來攻讀歷史碩士學位。由於他專攻歐洲史，又是學長，我感到機會難得，可以隨時向他求教，他也很高興，有我為伴，互相溝通。我清楚記得他說，據他查考的結果，基爾莫和他不但同年，而且也同寫過一本關於文藝復興的專著，又同在大學擔任文藝復興史教授，頗使他起「吾道不孤」之感。

我和王先生的緣分尚不止此。一九七三一九七五年，我從哈佛告假回到新亞書院，他恰好已從台北轉到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歷史系任高級講師，不過不再教西洋史，而改授中國近代史，因此我們在香港中人又有過兩年同事的機緣。他在中大時期寫成了《清代科舉制度研究》（一九八二年香港中大出版社），是一部很詳實的專著。可惜他去世較早，專著出版他已不及見了。

關於基爾莫，卜面將作介紹，這裡暫且從略。

二、攻讀博士學位

前面已說過，新亞推薦我來哈佛，是為了參加哈佛燕京社訪問學人的計畫，為期不超過兩年，所以我最初根本不曾有過攻讀學位的念頭。然而一年之後，即從一九五六年秋季起，我竟從訪問計畫轉為正式研究生，攻讀中國古代史博士學位；這一突如其來的變化是怎樣發生的呢？讓我對此先作一交代。

大約在一九五〇年，美國成立了一個半官方半民間的組織，名之曰China流網知識人援助會，其功能在通過種種方式幫助從DL逃出的知識界人士重獲安定的生活，包括移民至其他國家在內。我父親很早便向援助會登記，申請移居美國，但因久無回應，已將這件事淡忘了。然而事有湊巧，我到美國不久，父親竟收到援助會通知，申請已獲通過；唯的條件是必須得到在美親友或機構的書面保證，在生活困難時願意提供經濟支援。由於這一非常意外的變化，父親首先想到的是：我不要在一、兩年之內回香港，剛好和全家來美錯開了，因為他很需要我的助力。所以他寫快信給我，讓我向哈佛探詢，是否可以轉入博士研究計畫，以延長留美期限，他並且告訴我：他已取得賓四師的首肯。

當時我一方面為父親高興，另一方面卻又感到難以向哈佛燕京學社啟齒。一載考慮之後，我決定先向楊聯陞教授請示，看看他對這件事的態度。出乎意料之外，楊先生對我讀博士學位相當熱心。他告訴我：最初在訪問學人的審查會一下，大家對我唯一遲疑的地方是年齡太輕一訪問學人一般都在三十至四十之間，我當時才二十五歲。因此他鼓勵我向哈燕社社長葉理綏直接提出轉換研究計畫的請求。不但如此，他還教我怎樣陳辭，以獲得葉氏的同情。我依照他的指示，果然很快便得了哈燕社的同意。事實上，主要關鍵是楊先生有意收我為他的博士生，否則絕不可能如此順利。不過我當時對於哈佛大學研究院的運作程序茫無所知，直到多年後我在哈佛任教才理解到這一點。

從訪問學人一變而成博上研究生，這是我個人生命史上一個最大的轉捩點。很顯然地，如果我訪問兩年後即回新亞，則此下教學和研究必將走上另一條道路。當時錢先生由於尊重我全家重聚的情感，慨然允許我改修學位，但是他內心則仍然盼望我先返新亞。他在一九五六年二月二十二日給我的信上說得非常坦率：

弟儻能早返，得失之間，亦殊難計量。國內治文史者，日乏其人，必俟有後起英秀，任此重負。學位僅屬虛名，弟若早歸，幸穆尚未衰頹，相與講究切磋，積數年之講貫，甚望弟能建樹宏模，不負平昔之所期。在美固可益研新知，然舊籍邃深，亦甚須潛心，時過而學，則事倍功半。至於他年重謀出國，機緣決不乏，故弟之繼續在國外深造，或先歸益治舊籍，再過數年，重再遠遊，此事得失，各居其半。儘可安心乘運，不必多所計慮也。(《素書樓餘瀋》，全集本，頁四〇三~四〇四)

錢先生在這封信中明白表示：他願意在精力未衰之前，將畢生治學心得傳授給我。這是他以前從未說過的話，當時讀後我内心甚為激動。親承錢先生的衣缽可以說是人生最難得的際遇，豈能和在美讀學位相提並論？必須指出：這不僅關繋著治學途徑的抉擇，而且更涉及我們師生之間的感情。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二十一口，錢先生給我父親的一封信上，特別對這一點作了十分動人的描述。他說：

只望明年遠遊歸來，學校事能乘此擺開，多得清開，有英時等數人時時過從，談論學術，放情山水，弟當自買一車由內人駕駛，家中時時備一兩味家常菜，邀英時等三數人聚餐會遊，弟之理想專在此處。……若使英時能在弟身旁親眼看其一日千里之脫轡絕驰，弟之心情蓋無愉快過於此者。〔同上，頁二〇六~二〇七〕

這是錢先生一九六〇年一月到耶魯大學訪問前所寫的信，所以有「明年遠遊」的話。三年前他要我「早歸」，「相與講究切磋」，這一想法此時竟以純感性的語言表達了出來。可惜由於全家來美的關係，我終於不得不改讀學位，並且畢業後也不得不先在美國執教，直到一九七三年我才告假回到新亞，履行了當年承諾的義務，但那時錢先生卻已定居在台北了。無論如何，失去向晚年的錢先生從事系統問學的機緣，這是我生平最大一憾事。

現在讓我對讀學位的曲折過程作一簡要追憶。

一九五六年秋季我正式成為哈佛歷史學系的博士研究生。根據那時系中規定，博士生必須選修四門專科：一門主修科和三門副修科。我的主科是追隨楊先生研究中國古史（集中在漢、唐之間），這是早已決定了的。副科三門之屮，我首先選了中國近代史，由費正清和史華慈兩人合授。就我當時聞見所及，西方學者研究這一領域大體以西方檔案和記載為主要史料，如費正清的名著《中國沿海的貿易與外交》便是一個最明顯的例子。這一取徑恰好可以糾正中國學者的研究偏向。我覺得不應放過這一「他山之石，可以攻錯」的大好機會。另外兩門副科我在原則上已決定選取歐洲史方面。這不僅是我的興趣所在，而且也考慮到將來回到新亞的教學要求，不過當時心中除了「文藝復興」一科之外，另一科則在猶豫之中。好在選科的確定為時尚早，我仍可從容思考。

我第一學年選修的課程充分反映了我當時的心態。

賽門的「羅馬史」

首先我選修了一門羅馬史。這是因為基爾莫本年休假，文藝復興到宗教改革這一段歷史沒有任何課程可選。哈佛本來也沒有羅馬史的專任教授，恰巧英國牛津大學的賽門來哈佛任訪問教授一年，開了這門課。我當時對西方史學界所知有限，根本未聞其名，但在歷史系的選課聚會上，費正清教授特別向我推薦，說他是當代羅馬史大家，機會難得。我考慮到羅馬適可與漢代中國互相對照，以凸顯東兩大統一帝國之異同所在，當下便接受了費正清的提議。後來我讀他的名著《羅馬革命》及其他論文，再加上聽了一學期的講授，對他的淵博和深思都有了比較親切的認識，誠不愧為一代史學大師。三十多年後，我在普林斯頓大學和布朗教授偶有交流的機會。我有一次問他在牛津時曾否從學於賽門？他很興奮地說：他聽過賽氏講課，得到了很大的啟發，雖然他的專業導師另有其人。（按：其人即Arnaldo Momigliano,1908-1987）也是同領域的大師。布朗是當今最受尊重的羅馬史家，開闢了所謂「古代晚期」的研究園地。他獲得的學術榮譽無數，包括二〇〇八年的「克魯格獎」。後來我寫《漢代貿易與擴張》，涉及中國與羅馬的交通，頗得力於賽氏此課，但這是意外的幸運，非始料所及。

懷特的「歷史哲學」

其次，我選了哲學系懷特教授的歷史哲學，前面已提到，在上一年十月哈佛燕京學社的宴會上，我已開始對他的歷史哲學感到極大的興趣，現在既取得研究生的身分，便決定正式選修此課「史學的性質與功能」。

事實上，這是懷特經過多年醞釀而開出的新課，選課的學生（包括高年級大學生和研究生）多來自歷史系，哲學系學生反而是少數。從上世紀五十年初開始，懷特和英國哲學家〔俄裔）以賽亞·柏林志同道合，一直在計畫合寫一部關於歷史哲學的書；這一點在兩人通信中表現得十分清楚。我們必須記住，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是英、美分析哲學（包括語言哲學）的壯盛時代，從分析與語言角度討論史學的性質問題也乘勢興起，柏林和懷特都是這一新潮的先驅者。一九五三年柏林關於「歷史必然性」的著名演講（後來以專書問世），即曾轟傳一時。懷特在這一領域的觀點與伯林大體相近，他也受到後者的啟發，所以合作寫書的動機很強。懷特在哈佛開這門新課便是為了完成這一願望。但稍後他發現：和柏林之間還存著一些基本分歧，不易調和，終於獨立出版了《歷史知識的基礎》那本富有原創性的專著。讀者欲知其詳，可以參看懷特的自傳——《一個哲學家的故事》。

由於懷特自覺是在開闢一個新的人文園地，他在講堂上時時流露出一種推動新潮流的激情。這激情對不少聽講者發生了感染的力量，好像也在參預其事，我便是其中之一人。這大概相當於中國學術思想史上所謂的「預流」。其影響所及，使我感到有必要對中西史學之間的異同作較深入的考察，以彰顯中國歷史與文化的特色所在。因此在懷特課上，我提出以章學誠與柯靈烏史學思想的比較，作為期中論文的題旨。恰一九五三年倪德衛完成了他在哈佛大學的博士論文——《章學誠的文史思想》。關於倪氏在哈佛研究章學誠及其與分析哲學的交涉，參看我為他的《章學誠的生平與思想》中譯本所寫的〈序〉，收在我的《會友集》上冊（台北：三民書局，二〇一〇年，頁一六八~一七六），懷特知有此英文論文可資參考，所以接受了我的提議。我在一九五七年四月所寫〈章實齋與柯靈烏的歷史思想〉，便是由這篇期中論文擴大與修訂而成（現收在《論戴震與章學誠》一書中）。

懷特此課對我此後的學術取向影響相當大；七〇年代初我以章學誠與戴震為中心而展開的清代學術史研究，便是從這裡開端的。不僅此也，即以個人關係而言，我和懷特教授也頗為有緣。我一九八七年移講普林斯頓大學，發現他已在一九七〇年從哈佛轉來普林斯頓高等研究所，因此我有機會多次和他聚餐和談論。我們聚談常有普大漢學友人如裴德生、艾爾曼等參加，甚為歡暢。記得懷特有一次笑著對我們說：他完全不懂中文，卻想不到由於我聽過他的課，竟結交了許多漢學家朋友，而且對於中阈文化和思想也越來越感興趣了。懷特先生生於一九一七年四月二十九日，卒於二一六年五月二十七円，以中阈算法，他足足活了一百年在現代美國哲學史上，他的成就無論就哲學的分析或實驗主義的推陳出新而言，都具有高度的突破性他之所以實過於名，誠如羅特所感慨的，是由於受到哲學界的忽視。這是有欠公平的。

佛烈德里治的「古代政治思想史」

我選的第三門課是西方古代政治思想史，由政治學系名家佛烈德里治講授。佛氏原籍德國，對政治哲學和制度各方面都有深入的研究，著作多不勝舉。當時他對極###權%%體#制和民主#憲$$$政之間的差異，分辨得最為到家，影響極大。我之所以選此課，主要是因為我在香港時期已開始探討民主與極#權的分野，並寫了一些相關的文字。但那時我深感對西方政治思想史缺乏系統性的認識，因為沒有受過嚴格訓練，而新亞書院也未設政治學系。當時我遇到困難時，除了請先父指點之外，別無可以請教的人，現在竟有佛氏這樣的大名家，可以供我選擇，自然不肯放過天賜良機。佛氏此課包括講授、討論班、讀原始經典、寫期中論文等等，正合乎我培養基本功的需要。佛氏在每週一次的討論班中不但要求學生將他的講詞和經典文本結合起來討論，而且鼓勵外國學生將西方的政治觀念和他們自己本土的思想試作比較。（班上有印度、日本、中國、中東等地的留學生。）我便曾被他指定對中國儒家、道家略作介紹。此課對我當然是一種很有益的訓練，但我也同時感到自己的背景知識遠遠不足。我既不通希臘文和拉丁文，又在西方古史和經典常識等方面和美國研究生相差很多。所以從頭到尾，我都處於巨大壓力之下。不過我在此課中也得到一個有趣的經驗，至今不忘。佛氏要求學生寫一篇期中論文，以代替期中考試，但說明這只是擇一題旨陳述己見的報告，並非研究性論文，因此不必詳引經典文本並加腳註。我當時正在讀柏拉圖的《共和國》，發生了一個疑問：這一關於政治社會秩序的理想究竟是柏拉圖獨自創造出來的呢？還是前有所承，早已潛存在希臘傳統之中呢？我查了幾種有關《共和國》的流行論著，但都找不到清楚的解答。在思考過程中，我忽生一念，何不用中國考證學中探源溯流的方法在希臘相關經典文本中試加追尋一番呢？因此在《共和國》以外，我又遍檢了柏拉圖的《政治家》和《法律》以及亞里斯多德的《政治學》和《倫理學》；並且參考了修昔底德的史著《伯羅奔尼撒人和雅典人的戰爭》。最後我寫成了一篇五、六頁的短文，報告探索所得，發現《共和國》的構想確有源頭可尋。由於佛氏交代學生不必註釋，我在文中僅引述經典文本，未詳列篇章與頁數。想不到一星期之後我忽然接到他的一封親筆短信，要我將論文中所引經典文本註明篇章，供他參考。這實在出我意外，但我也很高興他居然肯定我的考證有可取之處，對於他這樣的專家尚不無參考價值。事隔六十年，我的記憶仍大致清楚，可見當時感受之深，可惜他的手書和我的原稿已在一再搬遷中遺失無踪了。

費正清的「專題研究課」

上述三門課和我的學位計畫完全不相干。我的選擇大致基於兩重考慮：第一是當時決定讀完學位便回新亞任教，因此覺得應該把握住現有的機會，對西方歷史與文化的背景取得直接的認識，多多益善；第二是所選課程和我在香港幾年來研讀與寫作的領域比較接近，因此興趣相當濃厚。但是這三門課都是我在一九五六年秋季同時攻讀的。上面已提及，我的原有根基甚為薄弱，其中任何一門都讓我感到吃力，何況同時修二門？同時我又拘泥於歷史系所頒發的修課指南，說博上生每學期可選二門演講課，另加一門「專題研究課二寫出一篇具有原創性的論文。研討課我當然不敢涉及西方文史的領域，所以選了費正清教授有關中國近代史的研究。此課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是研究生約六至七人）共同研讀《籌辦夷務始末》屮若干特選的篇章，並儘量參考相關的西方文獻。但這一部分僅限於最初三至四星期，作為全課的預備階段；研究生則在此期間選定論文題目，開始進行個別的研究。第二部分接著第一階段而來，由研究生每週輪流報告研究所得，然後再經教授和其他同班者提出質詢和討論。這是我第一次進入沔方的「中國研究」的行列，因此特別在此記下一筆。（按：當時美國學術界一般以「漢學Sinology」指有關「近代以前中國pre-mordern China」的學問；自十九世紀中期以「則通稱「中國研究」）

我在這門課上的研究論文是通過晚清經世思想的脈絡對馮桂芬〔一八〇九一八七四、的《校邠廬抗議》和《顯志堂稿》作了較深入的分析和觀察。當時此課的助教是劉廣京(一九二一?二〇〇六）先生，精治中國近代史和美國經濟史，最為費氏所倚重。他和費氏互相商討之後，對論文的內涵一致認可。但費氏在文未卻另寫了一句評語，使我頗為窘迫。他的原文是：「Your pronunciations are all wrong！」（你的漢字羅馬拼音完全錯了。）原來當時西方對於漢字譯音一律採用Wade-Giles系統，而我則根本不知道其存在，以致文中漢名我都根據自己的讀音〈不正確也不統一隨意拼出，終成一大笑話。後來得到劉廣京先生的指點我才開始從漢英大辭典中學習拼音系統。我於「中國研究」或「漢學」是一個十足的門外漢，由此可見。

從上面的記述，第一學期可以說是我最為緊張的一段時間。這主要是由於我將歷史系的指南做了百分之白的字面理解，而沒有事先多向有經驗的學長請教，甚至也沒問問指導教授。事實上，研究生第一學年不修「研討課」是很平常的事，而三門講演課中也可以用不需考試的「閱讀課」取代其一；如此始可得從容不迫的樂趣。

「日文專修」

但是我的博士計畫在第二學年（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做了一次基本調整，其中最主要的變動是用日文專修代替了一門歐洲史。所以最後定案是中國古代史、中國近代史、文藝復興與宗教改革和日本語文。這一計畫同時獲得歷史系和遠東語文系的接受；以下兩三年我的研讀和寫作便集中在這一範圍之內。

我之所以有此變動，主要是受了楊先生的影響。第一年下學期我選修了他的「中國制度史」一課；這是他教學和研究重點所在，所以他的第一部論文集便是《中國制度史研究集》。他講授此課，用自編《中國史綱領》為教本，其中不但包括了分門別類的題旨，而且在每一門類中都列舉了最重要、最基本的原始史料和現代論著。原始史料是我素所熟悉的，但現代論著卻是我的空白點，前面回憶向楊先生請教關於東漢士族一文時，已經提到。現在正式修課，我才有系統而且較全面地吸收西方和日本的漢學成績。楊先生在《綱領》中當然無法多舉漢學論著，但在講論時則擇其佳者加以評介，並特別重視最新的創獲。一學期下來，我發現日本關於中國史各方面的研究不僅深入而且數量之多遠出想像之外。我感到日文閱讀或許是我的專業所必不可少的一個條件。為此我曾特意請示楊先生，他完全同意我的想法。他說：我最好少修一門歐洲史，代之以日文，因為遠東語文系的日文是一門所謂「高強度課」，由系主任賴世和（一九六一~一九六六任美國駐日大使）親授，每星期五堂，非全力以赴不可。我改學日文的事便這樣決定了下來。當年〈一九五七）嚴耕望先生恰好是哈燕社的訪問學人，他遍檢漢和圖書館藏書之後，發現其中有無數日文書刊是研究唐史所必須參閱的。他聽我說遠東系設有日文課程，便毫不遲疑地和我一齊選讀了賴世和的課，不過他不需考試，比我輕鬆多了。

大約在一九五八年秋季，我作為博士研究生所選修的課程，包括「講演課」和「研討課」，已滿足了學校的要求。緊接著而來的便是和三門專科的導師分別商討，怎樣準備博士口試，這是整個博士計畫的最大關门。這一準備基本上是通過「閱讀課」方式與導師定時溝通，每週或每兩週聚會一次。研究生從聚會中逐漸建力：起自己的問題重心和閱讀範圍。

我的三位導師是楊先生、費正清和基爾莫。不巧的是楊先生——我的主修科導師——適在一九五八年尾發生了嚴重的精神焦慮症，需要相當長時間的治療和休養，所以「閱讀課」只能從兩門副修科開始。中國近代史一科進行得很順利，可以不談，但文藝復興與宗教改革是我基礎最薄弱的一科，這裡應該略作記述。

追隨基爾莫讀「文藝復興」

讓我先從導師基爾莫說起。他是美國中年一輩中最傑出的歐洲早期近代史家之一。一九五二年他應哈佛近代史權威蘭格之邀，為著名的《近代歐洲的興起》叢書系列寫了一部《人文主義的世界》，其實便是文藝復興最重要階段的歷史。他之所以如此受到重視，是因為他早已發表了不少專題論文，對文藝復興人文主義的研究開拓了新視野。前面提到，我在第一年訪問哈佛時，已和王德昭先生聽過他的講演課。但是我當時只是旁聽，並未讀畢指定參考書，所得不過是一個大概而已。等我第二年轉為博士生以後，他先是休假，接著又擔任了歷史系系主任之職（一九五七~一九六二），沒有再開過上述的講演課了。但我在第三學年也修過一門文藝復興史的講演課，主講人是訪問教授紀柏特。紀氏原籍義大利，四十年代移民美國，當時在賓州布林冒學院任教。但他不僅是最有貢獻的文藝復興專家之一，而且也被公認為具有通識的史學大家。〖所以一九六二年他被聘為普林斯頓高等研究所的常任歷史教授。〕我聽到歷史系研究生對他的介紹後，便決定選修此課。紀氏的講論和指定讀物確實引起了我的深厚興趣，因此一九五九年應《新亞書院學術年刊》之約，我寫了〈文藝復興與人文思潮〉一篇長文，其中便引用了紀氏的一些學報論文。（此文後稍加訂正，收入《歷史與思想》中。〕這是我修紀氏一課所留下的一點紀念。我到普林斯頓之後，他早已在一九七五年退休，且年過八旬，我沒有機緣和他重晤，不過我還是讀到了他的一部晚年著作，頗為得益。

從以上的記述可知，在一九五九年春季選文藝復興與宗教改革一科的「閱讀課」之前，我和基爾莫之間從來沒有過個人交往。我聽過他的課，也讀過他的《人文主義的世界》，對他當然不陌生，但他對我則一無所知。他接受我為研究生（即允許我參加他的「閱讀課」），主要是因為我巳修過紀柏特的課，且僅僅作為副修科之一。所以他雖明知我的背景知識有限，仍從寬處理。但那時他的系務甚忙，研究生又有八、九人之多，因此每二週聚會二小時左右，討論各人「閱讀」中出現的問題。他本人不作長篇大論，往往只就討論中的難題，稍加評斷。我仍然沒有多少機會和他直接溝通。一學期中我和他單獨談話不超過兩次，每次不過二十分鐘，主要是報告我的「閲讀」情況，並聽取他的指示。所以在我預備博士门試的期間，對於基爾莫這一科最沒有把握。但是在準備過程中，我確實得到了學問上的進益，雖然與考試並無直接關係。至今我還記得兩件事：第第一、一九五八年心理學家艾理克遜出版了一部關於馬丁路德青年時代的專著，從心理分析角度研究他的「生命史」，對於宗教改革的起源提出了極為新穎的觀察。我便是在「閱讀」班從其他研究生的討論中得知此書及其在史學上的原創性，對我後來研究中國學術思想史很有啟發作用。第二、基爾莫研究基督教人文主義者伊拉斯莫斯極為深入，是公認的權威學人。他有一篇名文，探討伊氏如何通過「博學」化。）以重建基督教的「信仰」，我讀後大為激動，因為這和清代學者有關「訓詁」與「義理」的論辯如出一轍，為我打開了中、西思想史互相比觀的大門。

總之，對於文藝復興與宗教改革這門副修科，我當年確實很認真地學習過，而且也受益不少，但我在博士口試中卻表現得不盡人意。我平時最用心準備的領域，基爾莫完全沒有觸及，而他提出的有些具體問題我只能說個大概，無法盡其底蘊。口試雖然通過了，我卻不免有一點失落感。

博士論文

最後，讓我簡單交代一下我的博士論文——《東漢生死觀》。一九五九年我為錢先生祝壽而撰寫的〈漢晉之際士之新自覺與新思潮〉，文長十萬言。與以前論東漢士族一文不同，我收集並參考了無數相關的現代論著，包括中、日、英、法各國作者在內。初稿寫成後，我曾請楊先生審閲一遍，有所指正。他大體上很贊成我的論旨，並同意我將來以此文為基礎撰寫博士論文。（按：楊先生在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八日的《日記》中也有「此文一郎分又作文」的記载。所謂「論文」即指博士論文而言，）但後來正式構思論文時，我的想法改變了。首先是我覺得用英文重新建構已刊的中文專論，缺少新鮮感和思想上的刺激；我寧願多費些功夫，另起爐灶。其次，一九五六年以來，我因受到布林頓等人討論「正式思想」與「民間思想」的影響，很想從這一角度作一次新嘗試。所謂「正式思想」是指文化精英（如古希臘哲學家和中國先秦諸子）發展出來的系統性學術或理論；所謂「民間思想」則指一般人民在日常生活中表現出來的種種意識。研究「民間思想」的最大困難在於史料缺乏而且散在各處。恰好一九六〇年王明的《太平經合校》出版了，其中包涵不少束漢晚期的民間思想。（斷代問題已有專家多人考證了出來）。而且在這一段時期，大陸和日本學者也發表了不少有關《太平經》的研究論文。因此我想以《太平經》為線索，結合其他相關資料，建構出東漢「民間思想」的輪廓，再進而探究它和當時「正式思想」的交涉。我的原始構想是選出一些文化精英和-般人民都關注的共同觀念，然後在傳世經典和民間記載兩大類的文獻中詳加捜尋，以期發現其間的互動與異同。「生」與「死」顯然便屬於這一類的共同觀念。我最初提出「生」與「死」只是作為第一章的論題，接下去還有別的共同觀念，可以繼續分章析論。我把這一新構想向楊先生陳述之後，他承認這不失為一個推陳出新的設計，但要我先將第一章寫出來，作為一種嘗試，如果不成功則別作計較。不料這「生」與「死」的一對觀念竟複雜萬分，牽涉方面之廣完全出於意想之外。寫到一半左右，楊先生檢閱了初稿，叫我即以第一章擴大為論文整體，不必再延伸至其他觀念。這樣一來，《東漢生死觀》便正式成為我的博士論文了。我作此說明是為了澄清一個誤解，認為我的論文是關於《太平經》的研究。

我的論文導師是楊先生，但此外還有兩位審讀人，即費正清和史華慈教授，楊先生對論文的內內外外都很清楚，自不在話下。費、史兩位教授通讀一遍，也無異辭。一九六二年一月初，他們三人開審查會之後，費正清以博上委員會主席的身分宣稱論文不需作任何重大修改，於是我的學位計畫便完成了。

但是這裡我還要特別一提史華慈先生對論文的關切。他在論文通過以後，給我寫了雨頁的評語，指出其中的確有可商榷的地方，也有可稱賞的地方。可商榷的主要是我將中國概念轉化為西方名詞時，涵義往往不甚妥貼，易起誤解，如中文的「出世」與「入世」和西方的「otherworldly」與「worldly」之類。這些可商之處後來我在重寫為學報論文的過程中都一一改正了。他稱賞的是文中關於「形」與「神」、「魂」與「魄」等觀念的深入討論，顯示出中國在佛教未傳入之前早巳有身體和靈魂二分的思想。他說我的論據已「斷然證明李約瑟〔的看法〕是錯誤的。」史先生關於中國近現代史的著作甚多，但他真正的興趣與貢獻卻在中國思想史，晚年所著《古代中國的思想世界》可證。所以他對我的論文閱讀一遍，便能很快抓住其得失所在。（有趣的是：李約瑟在討論我一九六四年發表的Life and Immortality in the Mind of HanChina一文時卻堅持他的舊說，認為中國本土思想中只有「此世」（this world）而無「彼世」（otherworld），當然也不可能有靈魂與身體的二分。見Joseph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in China, Vol.5, book2, p.98, noteC, 1974。關於這一問題，後來我又寫了〈魂兮歸來！〉一文，詳論佛教傳來以前中國人關於死後世界的認識及其變遷。見 O Soul Come Back! – A Study in the Changing Conceptions of the soul and After life in Pre. Buddhist China。以上兩篇文章現已收在Ying-shih Yu,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6,vol.1。

編註：本文摘錄自《印刻文學生活誌》（第十五卷第二期，第36-59頁），文章全文收錄於余英時先生新著《余英時回憶錄》中，該書於2018年11月由台灣允晨文化出版社出版，此文摘做了極為有限的刪減。

不八卦，不传谣，发有启发的文章

长按二维码关注！

长按二维码赞赏、鼓励！